唯物史观 当今时代和人类前途
--一九四五年战后新时代的深刻阐明唯物史观
摘要：本文从总结20世纪晚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实践需要出发，说明了唯物史观发展范式转换的必然和主要内涵。根据历史的演变，运用新唯物史观，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特别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特点，全面揭示了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演变的原因和过程。进而重新概括了当今的时代主题，重新厘清了社会主义及其成熟的发展道路，点明了世界的前途和中国的出路：重新唤醒和组织劳工阶级，发展成熟社会主义，适时革除资本主义。
关键词：唯物史观 当今时代 社会资本主义 人类前途 成熟社会主义
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决定认识；而任何实践又都是在认识或意识的支配下进行的，认识的正确与否也攸关实践的成败。二十世纪上半期，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激化，在马列主义的正确指导下，经过人民革命和斗争，诞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二十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八九十年代以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一些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或离社会主义渐行渐远，资本主义全球化再次高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实践的曲折发展，必然蕴含着人们认识上的失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就自身而言，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带来了劳工阶级革命意识的淡化和缺乏对社会主义的成熟认识；就对外关系或国际关系而言，就因为我们陷入了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套圈；从深层次上看，则与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唯物史观发展和认识上的缺失存在必然联系。为了更深刻的认识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文拟从唯物史观的发展讲起，主要论及三个问题：唯物史观发展的范式转换，当今时代的演变和主题，世界的前途和中国的出路。
（一）唯物史观发展的范式转换
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6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创立唯物史观，至今已有160多年。自李大钊于1919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唯物史观在我国的发展已近90年。在这一个多世纪里，唯物史观的发展适应不同的历史条件，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形态。归结起来，有两大历史形态：一种是由列宁开创，以斯大林修改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依据的传统的东方形态。唯物史观的传统的东方形态的基本特点是重在社会客体之间矛盾发展的历史必然，基本分析范式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发展的“五形态”论。它强调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历史作用，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唯物史观就属于其传统的东方形态。另一种是自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开始，包括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形成的唯物史观的西方形态。唯物史观的西方形态的基本特点是重在历史主体的发展方面。它以实践模式、人学模式、生态学模式等解读和发展唯物史观。它强调物化、异化、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社会批判，走议会式和平革命的道路等①。
唯物史观诞生以来，面临着各种挑战。如资产阶级的“三次浪潮”理论等社会趋同论的挑战，现代社会劳工阶级转型分化，知识经济兴起和阶级斗争淡化的挑战，而最大的挑战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和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后期的发展与蜕化，并不能否定传统的东方形态的唯物史观，因为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正是在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传统的东方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的；但也说明，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传统的东方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又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获得新的大发展。当然，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变化，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再次高涨和世界格局的新变化，西方形态的唯物史观也必须有新的大发展。
传统的东方形态的唯物史观必须有新的大发展，这是实践和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以真理标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为标志，开始了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通过实践论和历史主客体关系、历史决定论和选择论、社会规津和人的活动、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发展的“三形态”与“五形态”、“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生 产力标准和社会进行尺度及历史价值论、人学等等问题的争鸣，开拓了唯物史观发展的新天地。由此，对传统的唯物史观的内容和体系的缺陷进行了广泛地揭示。但时至今日，我国并没有形成比较成型的、具有广泛解释力和指导力的新形态的唯物史观，甚至还出现了偏离唯物史观立场的倾向。2001年蒋大椿发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一文②，并引起较大的争论，2008年王和发表《再论历史规津》一文③，并提出了几个有待唯物史观解答的重大问题，以及我国现行哲学教本中关于唯物史观的阐述，既没有超越旧的范式，又没很好地整合新旧内容。这些就是我国唯物史观还没有获得重大发展的明证。那么，怎样才能发展唯物史观呢？我国著名学者张一兵曾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这就是说，我们还得从唯物史观的创始人那里开始。
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回到唯物史观创始人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上。在对社会历史运行特点的认识上，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第一个文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⑥”。马克思还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⑦”。恩格斯也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的交错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⑧”。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在谈到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的唯物史观时指出：“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即历史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及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⑨”。融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至少可以归结出三个方面的结论：首先，“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就告诉了我们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和立场。其次，这些论述又告诉我们：社会历史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概括起来就是社会客体与社会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客体制约和主体能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客体发展决定主体需要，主体需要推动客体发展。社会历史发展，离不开主体作用，更离不开主体需要。再次，这些文字还告诉我们，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或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实际上就是对人们的实践活动（社会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抽象概括，是对社会客体自身矛盾运动规律的揭示，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所在。
在对社会历史发展形态的认识上，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开始，马克思就提出了根据社会发展的生产关系的不同划分为几个社会形态或发展阶段的思想。如在1849年的《雇佣劳动和资本》一书中他指出：“因此，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生产关系，即社会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独特阶段⑩”。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⑾”。这样，加上共产主义， 逐渐演变成社会发展“五形态”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还从另一方面把人类社会历史分为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指人直接依赖于人的形态，那里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人依赖于他人。它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第二种形态是指物的依赖基础上人的独立性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商品经济发达，劳动者被自由雇佣，不再依附于人，但人依附于物（商品）。第三种形态是指个人全面发展阶段，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基础是所有人的生产能力作为共同的社会财富⑿。马克思的《资本论》也阐述了这种社会形态区分。马克思还有其他社会形态划分方法，但基本的就是这里的“三形态”和“五形态”区分，即从生产力——经济联系形式或交换形式——人的解放和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的经济地位关系——分配关系两大方面去区分社会形态的演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而生产方式（经济发展）又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因而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判定社会形态的方法就必须兼得，也就是说原来的社会单重形态论必须发展为社会双重形态论。
上述唯物史观创始人的一系列论断，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和文献反复引用并作为主要论说根据的。概括唯物史观创始人的这些基本思想，反观传统的东方形态的唯物史观（包括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唯物史观），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东方形态的唯物史观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即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和力量）是非常片面的。因为这种概括仅仅是马克思有关社会客体自身矛盾运动规律的概括；而仅仅根据社会客体的发展，离开主体能动作用和主体需要是不可能科学地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也不符合唯物史观创始人的原意。同样，它的社会单重形态论（即前后相继的“五形态”论）也难以科学地解释社会历史发展，并体现唯物史观创始人的原意。社会基本矛盾论和社会“五形态”论，是奠定传统的东方形态的唯物史观范式的基础和关键。可见，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传统的东方形态的唯物史观必然要进行范式的转换。我国哲学唯物史观发展，已进入到其范式转换的临界点，但又没有越过临界点。
根据唯物史观创始人的基本思想，总结唯物史观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经验，结合当今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东方形态的唯物史观（以我国为例）的发展，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获得突破：
（1）重新概括社会基本矛盾，重建唯物史观的社会运行理论和基本分析框架。新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客体发展——主体需要”，它的内涵是：客体及其之间的矛盾发展决定着主体需要和社会发展的可能，主体需要又引导客体和主体的发展，并根据发展的需要和可能，通过主体作用和主体之间的矛盾去实现和推动客体的发展，进而整个社会的发展。当客体发展不能满足主体需要，就会经过主体之间的斗争和作用，去改变客体的发展，从而推进社会的发展和转换。这个基本分析框架的集中体现，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重新概括，那就是：生产方式发展与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发展与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才是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客体表现，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它的主体表现是阶级需要之间的矛盾，阶层需要之间的矛盾。
（2）创新和确立“社会二重性理论”，重建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和分析框架。前面的论述已说明了社会单重形态论必须发展为社会双重形态论。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所区分的社会形态各自发展的线索究境怎样？社会双重形态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双重形态发展中所处阶段和状况如何？对这些问题科学解答的缺失正是导致一些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蜕变的主要思想根源。关于前两个问题早有讨论，对后两个问题至今并未获得科学地解答。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根据马克思社会形态划分理论，从生产关系方面给予科学地解答。这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比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界定而说明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的《雇佣劳动和资本》和《资本论》等书的思想可知，所谓资本主义，最基本的表述就是资本私有制——雇佣劳动——按资分配和剥削剩余价值的关系。其中，“资本私有制——雇佣劳动”是相互规定并连为一体的，是原因，按资分配和剥削剩余价值是结果。由此，结合马克思的公有制即“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按劳分配等思想可以得出：所谓社会主义，最基本的表述就是公有制——民主劳动（或自主联合劳动）——按劳分配和共享剩余的关系。社会主义最根本特点就是“公有制——民主劳动”关系。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社会双重形态的统一。但如何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它是与社会发展“三形态”中的第三形态相统一的。而现实的建立于落后的历史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还不可能超越社会发展“三形态”中的第二形态发展，不可能超越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市场经济阶段。从理论上讲，将来即使由发达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也不可能立即实现全社会的公有生产资料与劳动者自由自愿的完全的直接结合和全社会的直接的民主劳动，不可能立即消除局部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因而也就不可能立即消除市场（商品）经济。由此，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与社会发展“三形态”中第二形态的相互结合、相互改造，从而创造出真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就是社会主义走向成熟过程中必然遇到的巨大难题。根据以上的社会形态理论和实践，笔者概括和提升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思想，创立了“社会二重性理论”。该理论又称“社会双重形态论，”其简单表述就是：社会历史发展是社会类形态发展（“三形态”发展）和社会质形态发展（总的“五形态”发展）二重过程的有机统一，社会类形态发展通过社会质形态发展而实现，社会质形态发展不能脱离相应地社会类形态发展。笔者的另一篇文章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这样以来，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分析框架就是：社会类形态（“三形态”）——社会质形态（“五形态”）。
（3）完善大社会——全球化观念，健全唯物史观社会运行条件理论。也就是说，应进一步明确，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主要是靠自己，但同时又离不开或受制于超越民族国家的“大社会——全球化”，“大社会——全球化”是与此相联的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尤其是，在当代应根据“社会二重性原理，”认识到全球化也具有二重性：全球化的社会类形态性——全人类性和全球化的社会质形态性——资本主导或劳动主导的异质性；认识到全球化的前途——由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转向劳动主导的全球化的必然性。因为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带来的是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剥削，是人的奴役和社会不公；劳动主导的全球化带来的是民主劳动、按劳分配和共享剩余，是人的解放和社会公平。
（4）摆脱机械决定论思想，重建唯物史观社会进步尺度理论。在此问题上，我们虽有讨论但并未形成统一而成熟的认识。那种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偏重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偏重经济发展；客体决定主体，就偏重客体发展，这些都是典型的机械决定论思想，是有害的，是导致“生产力最高尺度论”或“生产力主要标准论”产生的思想根源。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不同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但又是相互相成的，因而人们不能顾此失彼；社会发展又是客体制约和主体能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人们又能在客体制约决定的前提下争取社会的更大发展和进步。对于社会进步尺度问题，马克思在谈到人与动物的区别，恩格斯在谈到两种生产时，都提到了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由此，我们必须抛弃机械决定论思想，重建唯物史观社会进步尺度理论，也就是要建立健全“社会进步的客体对象尺度和主体价值尺度兼顾论”。客体发展，可分为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科学、文化等多方面，又可以归结为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各种实业的发展和以生产关系为基础并包括政治关系、道德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或制度的发展两大系列。因而，客体对象尺度是多种多样的。主体价值尺度，就是指主体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主体需要发展和主体作用发挥。主体的价值观念等主观上的东西是不可能成为社会进步尺度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三个层次。所谓发展需要，实质上就是指人的作用发挥和人的解放。人的需要又可分为物质健康需要、政治交往需要、文化思想需要；还可分为个人需要和群体需要等。主体价值尺度，不仅指向人的生存需要的满足，更指向人的作用的充分展现和人的解放；不仅指向个人的解放幸福，更指向全人类的解放幸福。社会进步的客体对象尺度内部，主体价值尺度内部，客体对象尺度与主体价值尺度之间都存在矛盾，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统一于一体，因而都要兼顾。同时，由于社会发展中各因素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其中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仅仅是由存在多种生产关系与之对应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因而判定社会进步的基本尺度有两个：第一个基本尺度是生产力尺度，第二个基本尺度是生产关系尺度。若要说出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或主要尺度，那就是生产方式尺度。
（5）重新唤醒和组织劳工阶级，重走革命道路或推动社会转向成熟社会主义发展。在这个方面，传统的东方形态的唯物史观关于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等理论仍具有普遍意义。
综上所述，传统的东方形态的唯物史观发展范式转换的主要内涵就是：由“客体发展为主”的分析框架转向全面的“客体与主体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由“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观念转向“劳动主导的全球化”观念，由“社会单重形态论”转向“社会双重形态论”，由“生产力最高尺度论”转向“客体对象尺度和主体价值尺度兼顾论”等等，从而使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运行、过程、形态和进步等方面的认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由此，唯物史观的科学解释力和指导能力就会更强。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随着唯物史观发展的范式转换，唯物史观原有的一系列范畴的解释就必须进一步完善规范，还必须创建一些新范畴。如对社会存在的解释，它应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人类实践（包括生活实践）。社会客体是指人活动的对象性事物，它包括社会存在，又包括意识的外化或物化。生产力的外延，应包括资源利用和环境状况，包括进入物质生产和生活领域的服务业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含义也应当扩大。在范畴运用方面，最紧要的就是如何对战后资本主义和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体给予科学地分类和界定。1845年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而社会关系中最本质的关系是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所以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并结合政治关系和思想表现对社会主体进行分类和界定仍是其主要的方法。
（二）当今时代的演变和主题
社会发展是社会类形态发展和社会质形态发展二重过程的统一。社会类形态发展通过社会质形态发展而实现，社会质形态发展又受制于社会类形态发展，因而社会发展的主导过程就是社会质形态发展过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开始了当今时代。当今时代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私有制——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的制度和意识。所谓社会主义就是以“公有制——民主劳动”关系为基础的制度和意识。
资本主义兴起于十四十五世纪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伴随着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经过二百多年，在旧社会母体获得了广泛的发展。经过1640年英国革命，开辟了资本主义时代。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资本主义胜利及其世界体系形成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也明显地暴露出来。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前途。伴随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到十九世纪未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也开始激化。面对十九世纪未二十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列宁开创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及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理论，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于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大工业）和资本主义获得一定发展而矛盾异常尖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经过革命斗争，突破了资本主义，诞生了社会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矛盾（及其与社会主义矛盾）二次激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又诞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
根据时代演变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当今时代以“二战”和苏联末位领导人上台为两个界标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即1917—1945年，主要问题是帝国主义列强争霸及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为帝国主义矛盾加剧和初生社会主义胜利阶段。第二阶段，即1945—1985年，主要问题是苏美争霸，两极格局，两种社会对立，“三个世界”形成，冷战与和平发展相结合，是为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社会主义阵营扩大，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旧殖民体系崩溃阶段。第三阶段，即1985年-21世纪。1985年苏联末位领导人上台，推行所谓“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两极格局和两种社会对立开始解体，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即社会主义曲折发展和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高涨阶段。由此，历史的发展，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轮回，还是显示出光明的前途，这就取决于人类主体的智慧，取决于人类对当代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的把握及其解决。
要科学地把握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仅要明确当代世界发展的来龙去脉和历史线索，而且还要对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认识。根据发展范式转换后的唯物史观，我们先来看看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来面目及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类形态和社会质形态的二重统一。抽去其社会质形态属性，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的一般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类形态发展的重要表现。所谓现代化，最基本的涵义就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及其高级化，社会化大生产（大工业）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明是现代化的典型表现。所谓全球化，就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全球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互联化、依存化、整体化。现代化是全球化的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纵向深入；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条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横向拓展。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是经济现代化的第一次高潮，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是经济现代化的第二次高潮。经济全球化，以区域性世界市场出现为起点，以生产发展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经过两次产业革命，形成了工业国与农业原料国之间的国际分工，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实现了经济全球化。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及随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全球化分裂为两种条件下的全球化，即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社会质形态的发展，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谓资本主义，就是资本私有制—雇佣劳动—按资分配和剥削剩余价值的关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及其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比，使劳动者和社会主体获得了较大程度的自由自主。如资本的自由求利，雇佣劳动下的自由，民主政治下的某些公民权利和自由（人权）的获得等等。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能够大大促进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这就是资本主义进步的原因所在。但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社会主体又不可能获得真正地解放。如劳动者的受雇佣地位，民主实质上为资产阶级把持，对广大雇佣劳动者而言，民主只是形式化的，他们不可能真正地参与和主导国家社会管理。因而，资本主义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要求之间必然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具有历史的暂时性。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马克思曾指出“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今天看来，这只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要全面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必须丰富和发展对社会基本矛盾（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笔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与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发展与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它的客体根据或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私有制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它的主体表现是：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阶级（需要）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内部先进阶层与落后阶层（需要）之间的矛盾。同时，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资本主义国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是资本主义体 系的重要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变化都攸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
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此中外学者作了大量的阐述，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这里以发展范式转换后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根据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实际状况，结合陆象淦的《面目虽变本质依旧—谈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⒁一文的观点和其他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全面地概括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客体的发展，（1）从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各业的发展上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80年代后期以信息、生物、新材料等技术为标志的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都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传统工业地位下降，新兴工业地位上升，服务业迅速而广泛地发展，产业重心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生产的知识化、间接化、分散化、网络化、虚拟化、甚至空心化趋势明显。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进一步完善，科教文化也获得了大发展。如公民普选权的实现，高等教育的平民化和普及化等等。从而使人类进入信息化和知识化时代。（2）从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或制度上看，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从“守夜人式政府”转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和调节，建立国有资本，实行了社会福利保障，出现了股权分散化、法人股份资本、职工持股、劳资协议、职工参与管理等等。这样，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等与战前相比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和重大的改良。（3）从对外关系和全球化上看，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由战前的争霸以致战争关系转向以和平合作竞争为主的关系，其矛盾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趋向经济均衡化和政治盟主化。随着旧殖民体系的崩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转向主要利用经济和科技优势进行和平渗透，必要时则运用非和平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新的殖民剥削和奴役，并转嫁矛盾和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典型地体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中心—边缘（或外围）”格局。与此国际关系调整的同时，跨国公司获得了迅速而广泛的发展，国际分工也由战前的“产业（部门）间分工”转向“产业（部门）内分工”、“产品内分工”，出现产业产品专业化、零部件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因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产业资本（包括金融资本）全球化新阶段，并出现全球经济区域化和一体化组织，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有序化和规范化。80年代中后期，苏东剧变，资本主义复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转向市场经济发展轨道和信息网络技术革命等，又促使资本主义全球化获得广泛而深入的发展。其全球化的格局和矛盾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主体的发展，是随着社会客体的发展而发展的。（1）从主体构成变化上看，一方面，伴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体的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农业劳动人数不断减少，在主要发达国家仅占百分之五六，传统产业工人人数大幅下降，在多数发达国家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三十，服务业人员大幅增加。劳工队伍白领化、多层次化趋势明显。管理人员和知识分子队伍越来越大，走向前台。另一方面，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良，如产权形式及其实现方式途径的变化，主体的社会地位关系也出现了新变化，出现了新型的资本家和新型的雇佣劳动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阶级分析方法，即以生产关系为主的方法，结合韦伯等中外学者的新探索，笔者认为，社会阶级或阶层划分的标准是：所有制形式（并扩展为资产、知识、权力、声望等各种社会资源占有占用状况）——劳动性质——收入获得和使用——思想政治表现等社会关系。其中所有制形式（公有制或私有制）——劳动性质（雇佣劳动或自主民主劳动）关系是根本标准。同时，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根据社会劳动既分工又协作的关系，也必然得出，那些凭借社会资源占用或借劳动而获取相对高收入或超高收入者当属于剥削者。由此可知，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那些获得相对高收入或超高收入的经营管理者及科技知识分子，应归属入马克思所说的“职能资本家”范畴，称之为知识管理资本家。“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就是对其存在的一种肯定。由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构成也就出现了重要变化，突出的表现为由资产资本家和知识管理资本家构成。雇佣劳动阶级（或“总体工人阶级”）构成上也出现服务化、自领化、多层化等重大变化。资产阶级和雇佣劳动阶级这两大基本阶级的边界也模糊起来了。但却并不存在所谓“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概念是一个非科学概念。因为战后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私有制——雇佣劳动——剥削剩余价值”的本质关系并未改变。（2）从主体需要变化上看，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其他各业的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等改良，对欠发达国家的掠夺，以及雇佣劳动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体的需要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了所谓“大众消费”社会。大多数雇佣劳动者的生存需要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享受需要也有一定的发展，需要的内容也获得了丰富。当然，雇佣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解放需要并未出现根本的转变。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通过改良即客体主体各关系的重大调整，缓和了社会矛盾，有利于主体作用的进一步发挥，推动了社会客体和主体需要的较大发展，与战前资本主义相比总体上进步了，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是战后资本主义进步的内在原因。战后发达资本主义之所以获得新生，还在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强大和劳工阶级斗争给资本主义发展的启示和压力，还在于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奴役和矛盾危机的转嫁。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资本主义阶段。对战后发达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划分及特点的揭示，中外学者众说纷纷，至今仍未取得成熟的认识。对此，笔者认为，根据社会二重性理论，既可以从社会类形态方面去进行划分，如发达资本主义和欠发达资本主义的区分；又可以从社会质形态方面去进行划分。后一种划分方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笔者根据资本形态的变化及其相应地剩余价值分配形式的变化，认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形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是：资本国家化（如国家干预和调节、国有资本、社会福利、个别国家共同体），资本人力化（知识管理资本涌现），股权（证券）资本大众化，产业资本（包括金融资本）全球化等。这些都是战后资本形态新的重大变化，都是资本社会化的新形式，都体现着资本社会化的极大程度，而且是从多方面体现着资本社会化。如此，用“社会资本主义”界定战后发达资本主义也就是一种比较全面的概括。所谓社会资本主义，就是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是知识管理化的资本主义，是证券大众化的资本主义，是产业发展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归结起来，就是在垄断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资本高度社会化的资本主义。我国著名学者高放等人早已提出了“社会资本主义”的论断。笔者认同其论断，但彼此在其界定依据和所处时间阶段划分及特点揭示等方面又有所不同。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面目换新，但本质依旧。其剥削和奴役的本性未变，仍然是一种对抗性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与社会化生产力之间的根本矛盾不可能根除，雇佣劳动阶级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不可能得到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发展与雇佣劳动阶级需要（特别是其解放需要）之间的基本矛盾不可能消失，雇佣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等矛盾的形式和特点虽然会出现变化，但矛盾本身却仍然存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些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全球化的推行，特别是一些大国重新回到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演变并将继续演变出一系列新的矛盾，形成更为错综复杂的矛盾格局。实际上，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战后资本主义迟早会走向灭亡。伴随着资本主义及其矛盾的发展它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全球性问题。当今最突出的全球性问题就人的物化和奴役问题，是生态环境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庞大军备问题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消耗了大量的资源，排出了大量的污染物，许多发达国家企业打着建立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等旗号，把耗能高污染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酿成了今天严重的生态问题。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环境污染直接影响人的生命健康，生态环境问题危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贫富分化问题也相当严重。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十七的二十四个工业发达国家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九，而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八十三的发展中国家仅占世界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一。在最发达的美国，其底层的百分之四十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仅占美国总财富的百分之零点二。再者，目前世界上的军备早已可以毁灭全人类几次。这些问题主要是由资本的剥削和奴役本性导致的，而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又不可能获得根本解决。总之，资本主义是制造社会不公，灾乱动荡 ，矛盾危机的根源，是使大多数人从而全人类得不到解放幸福的根源，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才能获得全人类的新生。眼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最新证明。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除了处于“中心”地位的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处于“外围”地位，人口和领土远远多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她们通过“南北斗争”先后摆脱殖民统治，成为主权国家。独立前，经济结构单一，贫穷落后，社会内部发展极不平衡，有些国家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状态。独立后，她们重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力发展工业，实行“进口替代”或“面向出口”战略，进行土地革命和绿色革命，强调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积极参与“南南合作”，大多数国家出现了二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但发展也极不平衡，除少数中东等石油输出国和新兴工业国家与地区（如拉美的巴西、墨西哥和东亚“四小龙 ”），大多数国家仍属于落后国，甚至还有二三十个最不发达国家。其资源、市场和产业发展不同程度地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嫁矛盾和危机的场所。债务问题、粮食问题、人口增长过快、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严重。因强行或照搬西方民主等，少数国家政局不稳，动乱不断。广大劳工阶级既受国内统治阶级的奴役，又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处境困难。所以，也有少数国家敢于与西方资本主义斗争，甚至宣布走新的道路或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二十世纪上半期自身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是一系列国家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觉选择的结果。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一是革命前这些国家虽然出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出现了成熟的革命阶级，具备革命成功的基本条件。但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征还比较突出。二是对社会主义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关键的是：对公有制——民主劳动（或自主联合劳动）关系的认识比较肤浅，不能突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发展的“三形态”与“五形态”之间关系的有关论断。正是受此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早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只能建成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早期社会主义社会里，其社会客体发展，（1）从生产力和其他社会实业发展上看，俄国帝国主义本来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但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到1937年其工业产值就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从20世纪50至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一度达15个，人口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陆地面积占四分之一，工业产值近五分之二，国民收入占世界总额的三分之一⒂。科学技术和科技队伍也有很大发展，原子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等。从而，形成了一个与资本主义抗衡的世界。（2）从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或制度体制上看，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经济关系，工人阶级（通过马列主义政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政社合一”、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等建立，完全改造了旧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3）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及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上看，苏联支援了中国和东欧的革命建设，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初级联合，坚持了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其社会主体发展上，基本消灭了剥削阶级，形成了新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个基本阶级，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广大人民获得初步解放。正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体制和主体关系，带来了高度的社会组织调度，全民族的步调一致，集中力量办大事等优势，从而使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事物及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也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社会主义社会总体上是一种非对抗性社会，但它仍然存在矛盾，如不完善的公有制生产关系与社会化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等。社会发展是社会客体制约和主体能动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解决应着眼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指向主体作用的发挥和主体需要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中，离开了民主劳动的公有制并不是完全的公有制，对劳动者的直接意义是若有若无，不利于持久地调动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的积极性。所谓计划经济，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指的真正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行政统制经济，再加上“政社合一”、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使社会企事业单位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也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需要，容易造成供需脱节，也容易造成官僚主义等。社会主义传统模式，虽然能带来社会发展宏观上的优势，但却不利于社会主体的充分自主和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不能长久保持和创新社会微观活力，并随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它只适合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的发展需要。当这些国家的生存需要初步解决之后，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就必须及时转型。正因为如此，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了改革。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早在1950年代初就开始了，当时进行较大改革的只有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代中后期、60年代中后期、70年代末到80年代先后出现了三次改革浪潮。总体上看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1988年，为社会主义改革探索阶段。典型表现是：1950年代初开始的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并走上了工人自治的市场经济道路，1968年匈牙利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经济调节）和市场作用相结合的新经济体制，1980年代大多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突破旧体制的改革。第二阶段是从1988年的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改革开始，为改革转向阶段。其中，苏联的改革发端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及其修正主义观点，但并没有突破旧模式。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了突破旧模式的改革。但1986年下半年以来的所谓“改革和新思维”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思想混乱，各种社会政治组织出现，社会动荡和民族分裂主义滋生。苏联迅速走上了改革转向阶段。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决议，以及随后苏联对东欧国家改革的干预，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转向的一个关键环节。苏联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推行及其在东欧国家的扩散，经过1988年波兰和匈牙利等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的再造势，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强大的和平演变攻势，如西方的所谓经济援助，扶持反对派等，以1989年1月和2月波兰团结工会上台及其在“圆桌会议”上的夺权，6月议会大选，团结工会获得执政为分水领，苏东国家的共产党等相继丧失执政地位，标志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自思想政治领域开始资本主义复辟高潮的兴起。
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和蜕化的同时，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探索也在进行，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停留在原来模式之中。中国改革始于1978年，越南改革始于1986年，两国改革相似点较多，重点大都在经济领域。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主要历史线索是：1978年安微凤阳农业大包干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出。1979年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建立。1982年起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普遍推广和“撒社建乡”。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开始了重点转向城市的全面改革，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了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推广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1987年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提出了对外经济（出口和利用外资）战略和外贸体制改革。随后形成了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颁布，职工和职工代表大会在企业中主体地位及制度的确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召开，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出现了贯彻《企业法》及其配套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热潮。同时也兴起了私有和外资经济发展浪潮。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体系，国家宏观调控，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和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和对外开放的决策。《公司法》颁布，资本主导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确定。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国有经济改革“抓大放小”（实践中主要是小企业私有化），“规范破产”，“减员增效”，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重点的对外开放等政策。随后又开始大幅度削减关税税率。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公有经济及其主体地位和实现形式，一定前提下国有经济减少，非公有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混合经济，按要素分配等论断或政策。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颁布，“国退民进”（实质上是私有化）大潮出现。经营者年薪制和股权期权制等肯定和扩大试点。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建立政府（中央和省地市政府）代表，内设国资委（局）专司，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提出发展“公”“私”经济“两个毫不动摇”。《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虚化”（失去处置权等）法定化。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提出了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等。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推广，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失去了收益权（收取承包费等地租权）。2004年资本市场发展“国九条”颁布，国有银行开始股份制改革和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提出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加快发展农村规模经营等政策。
通观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演变历程，改革开放30年从社会质形态发展上可分为两大阶段：1978-1991年的14年是第一大阶段，即社会主义改革探索阶段。1992-2008年的16年是第二大阶段，即改革开放多向并存阶段，主要表现是：理论方向和实践方向不一致，改革公有经济路线和发展私有经济路线并存。30年里，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司法、文教、卫生等各方面改革，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社会实业的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大提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私有（含外资）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中国经济发展明显地受到外资所左右，大多数劳动者生活在雇佣劳动（被奴役）关系之中，腐败丛生，社会分化迅速和贫富差距悬殊，假冒伪劣和黄赌毒盗泛滥等众多而突出的旧社会现象。据权威机构统计，2006年全国企业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公、私经济比重为48%和52%，在GDP中为37%和63%，其就业人员为32%和68%。可见，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类形态的大发展和社会质形态的大倒退这一人类历史的奇特现象。
综上所述，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经过改良，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新阶段，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但因其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内在矛盾所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和危机，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占人类大多数的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争取和平发展，甚至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她们所面临的主要任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证实的历史结论。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包括迫使资本主义进行改良。但因历史条件的局限，早期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又是很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形式，它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面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出现了历史的复辟。由此可见，当代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当今时代的主题，从表层上看，是和平与发展。但和平发展主要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左右，其成果主要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享受，只有发展成熟社会主义，才能克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和危机。所以，从深层的根本上看，当今时代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成熟。社会主义早成熟，资本主义就早灭亡。
（三）世界的前途和中国的出路
当今时代的根本问题就是涉及到世界前途的问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成熟的问题是当今时代的根本问题，那么重新唤醒和组织劳工阶级，发展成熟社会主义，适时革除资本主义，就是当今时代的光明前途，也就是马克思所指的“两个必然”。其中，首要的就是认识和发展成熟社会主义，只有知道什么是成熟社会主义，才能明确前进的目标。应当兴起社会主义大讨论。
在今天，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成熟社会主义，根据发展了的唯物史观的社会二重性原理，首先必须明确社会主义的科学含义。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有两层含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层含义，是指从社会质形态发展上讲由资本主义而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或基本制度；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二层含义，是指从社会质形态和社会类形态相统一的社会整体上而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形态或具体特证。一般来说，前者是相对稳定的，后者是发展变化的。例如，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战后社会资本主义等不同阶段，但无论哪 个阶段，其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制度并没有发生改变；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上半期部分国家的灭亡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和后来的进步。由此，我们也不能因为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等蜕变而否定社会主义的新生及其优越性和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可见，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两层含义的区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实践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至今已近一年世纪。同时，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而来的，它必然克服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又必须充分吸取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性成果，并超越资本主义。这是我们今天认识社会主义的两个历史前提和出发点。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越深刻，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就越深刻，这正是马克思所采用的科学方法。
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认识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或基本制度，最重要的就是认识这个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意识形态和对外国际关系这四大社会关系。从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看，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大国为主及其各国联合的国家间关系。这些关系中，除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党政与工农大众关系上的某些脱节和扭曲倾向，国家间关系的某些不合理外，基本上反映了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四大社会关系和基本制度。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思潮渊远流长，丰富多彩，但对社会主义重要社会关系和基本制度的界定比较全面和成型的主要有两种：一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见，如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书中提出的公有制、计划经济、自由人联合体、按劳分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官僚体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等。二是20世纪70年代的欧州共产主义的观点，如建立公有制经济占优越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或执政，改变由少数职业革命家为核心而建立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群众性政党，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为指南，坚持对外自主和中立政策，反对以某一国为中心而发号施令的国家间关系⒃。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发展，传统的计划经济（这并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指的计划经济）必须退出历史舞台；脱离马克思主义指导，在资本主义还占优势的历史条件下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这导致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蜕变；而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实质即自主联合劳动体）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官僚体系）等重要思想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由此，总结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如管理阶层官僚化和变质）的经验教训，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和科学预见，社会主义的四大社会关系或基本制度就是：（1）公有制——民主劳动——按劳分配和共享剩余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2）总体工人阶级和其他中下劳工阶层为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和执政——革除垄断管理阶层等官僚体系的政治关系或政治制度；（3）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4）劳动主导、自主平等、共同发展和解放、劳工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对外国际关系和全球化。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公有——民主劳动”。据此，反观传统的社会主义，其不成熟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成熟社会主义，就是逐步健全社会的主义制度与现代社会类形态发展过程的相互结合相互改造而来的新型统一，是社会类形态发展和社会质形态发展二重过程有机统一的必然结果。苏联东欧和中国越南等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探索阶段都不约而同地走上商品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对外开放的发展道路，更早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等出现，这都不是历史的偶然。欧州共产主义思想中提出的议会民主的道路，也不是无稽之谈。由此，对现代社会类形态发展过程可简洁地概括为：社会代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科学文明及其全球化。由此，逐步健全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科学文明及其全球化有机统一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走向成熟的过程。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广大劳工阶级特别是中下劳工阶层，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和思想上都能够获得解放，从而真正地解放生产力和社会主体，更大地推动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新社会。
社会主义走向成熟，在原有马克思主义哪里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它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探索过程。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以说是最早的尝识，而真正从实践上开始走向成熟社会主义探索的第一个是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从1950年代起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就开始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了社会所有制——工人自治的市场经济，建立了党政相对分开，代表团制和存在某种分权制约的近似代议制的民主政治，建立了对外开放的经济体系等。但因其同时存在的三大缺陷：（1）它的公有制所采取的“社会所有制”近似一种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并逐渐为地方政府所控制，它缺失公有产权为依托的宏观计划调节等优势；（2）它弱化了党和国家对经济社会的管理和统一职能，又没有真正达到革除管理阶层（包括企业管理技术阶层）的官僚化倾向；（3）它实行了特殊的民族自治政策（近似于一票否决制），使民族自治地方权力过大。因而，它并没有建立起统一、发达、优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熟、优越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其对外开放也出现了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严重的逆差，外债等问题。1968年开始的匈牙利改革，建立了“计划管理（经济调节）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经济体制，但计划管理仍起主要作用，还没有走向新型市场调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70年代未开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使大多数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道路。后来，改革重点转向政治思想领域，传统的党政不分、“政社合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干部的委任制、终身制、高干保卫制等，经过一系列重要改革，如实行党政分开，改组党中央和政府机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取消干部特权，扩大人民参政议政权利，在苏联1988和1989年，还否定了“议行合一”或民主集中制的政体组织原则，建立了“一切权力归苏联埃”的政治体制。但随着1986年下半年的公开性、多元化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新思维在苏东国家的推行及其向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转变，原有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的弊端不仅没有克服，而且导致各种反社会主义势力形成和得势及官僚集团的分裂，结果是资本主义复辟。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更具特色。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至今独一无二的一次打破和革除垄断管理阶层，制约官权，改造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确立工农大众民主权利和主人翁地位，从而反修防修的思想政治上的继续革命运动。“文革”前和开始时，作为中共的主席毛泽东曾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⒄。“文革”中，开创了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农民中的先进分子进入党政（高级）领导层，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大鸣大放等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制度，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路线。“文革”时期，经济、科技、国防、外交等既有明显地发展，又确保了党、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改变。由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全脱离当时中国社会实际，它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应当基本肯定。它是一次有组织的运动，并不是什么内乱。当然，“文革”时期也存在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没有把大民主和群众运动与新型民主化、法治化结合起来，并被林彪等反革命集团所利用，有损于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和社会的更快发展，因而又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重点在经济领域。在前14年的改革时期，也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道路。但从1992年起，在官僚垄断集团的急功近利，表里不一的统治下，以逐渐而迅速的方式，转向了公有经济改革变色而去扶持和发展私有制市场经济及其全球化的道路。政治上，随着“文革”的结束，“靠边站”的干部逐渐得势，新的垄断统治阶层形成，也开始了传统的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改革。如共产党和党政关系、人大、政协、政府、武装力量、司法等各方面的重要改革。干部制度的选举制、任期制、年龄限制等民主制度，特别是基层直接民主的实行，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国家观念的增强。由此，传统的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有了很大的改良，正在走向现代社会。但党政不分，主要表现是党的行政化领导，“议行合一”或“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权力机制等带来的原有政治体制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特征基本未变，垄断管理阶层（主要是中高层干部终身的官职业，严重违纪违法的除外）并没有真正打破。于是，随着改革的“双轨制”，泛市场化，私有（和外资）经济上升为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腐败泛滥，党员成为资本家，资本家入党参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趋向非常明显。演变在官僚集团大致一体化中实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上一条修正主义道路，中国的现实发展被毛泽东完全预见。
由此可见，一系列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探索离开了社会主义，追根究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成熟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探索成熟社会主义，必须深刻地总结传统社会主义发展及其改革的经验教训，又必须勇敢地站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积极的人类性成果的高度，并超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资本与劳动相分离及其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私有的、利已的、虚胀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资产阶级少数人所享有的、对广大劳动人民而言主要是形式化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都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一般社会运行形式及其制度，如独立、自主、平等、开放的现代（公司制）法人企业制度，统一、完整、开放的市场体系，间接、有力的国家调节，统一、完整的经济法律体系和法治机制等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制度；公民权利、分权制约、代议民主、司法独立（含司法审查）、政党和党政相对分开、普选制等民主法治的一般制度。这些，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它有利于社会主体的自由自主，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客体发展，进而整个社会的发展。由此，根据成熟社会主义的界定，历史已为成熟社会主义社会（客体）发展的正确道路提供清晰的轮廓。那就是：
在走向真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全民所有制（不再称国有经济），在公有制的实现方式上实行“两个分离制约”：（1）公有产权分离制约，即实行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或经营权）分离制约，完善公有产权的初始形态和法人形态；（2）公有产权主体及其民主劳动权的分离制约，即实行全体公有者通过产权主导和企业所在的部分公有者联合主导分离制约。从而，建立起由公有者选免、对公有者负责、让公有者受益、社会化（而不是官僚化）的、公有产权代理完整托管和产权调节的、新计划体制，并与国家调节相结合，以实现公有制和民主劳动与市场经济的宏观结合。这是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缺失的。同时，建立全新的公有产权主导与企业劳动者联合主导相结合的现代“股份民主劳动公司”的公有制法人企业，以实现公有制和民主劳动与市场经济的微观结合。这种架构，既克服了资本私有制与现代化大生产之间的根本矛盾，又实行民主劳动，解放了劳动者，真正解放了生产力，并为按劳分配和共享剩余奠定前提。而由公有制和民主劳动必然引出的按劳分配和共享剩余，又剥夺了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本性，剥夺了财产和产权的资本属性，并在物质利益上惠及劳动者，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又找到了通向共同富裕的内在途径。公有产权融合，也就是民主劳动融合，亦即公有经济的壮大。由此，一个公有制和民主劳动“两个分离制约”和双层结合的、有计划的、国家调节的、新型市场经济能更大地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发展。
在走向真实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中，应当建立一个新型的以总体工人阶级和其他中下劳工阶层为主导的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与执政为国体的，“权力分离制约”：亦即人民主权三环节（或三层次）：大众民主、代表或代表团、议会分离制约；人民主权与其领导和行政权、司法权分离制约，并与“党政间接结合”相统一的政治法治体制。同时，实行干部任职间断制、公开选举制、任期制、中薪制相结合的干部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是以广大劳工阶级或阶层为主的人民民主和人民主权，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力分离制约”揭示的是从属性的权力关系，“党政间接结合”只是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转换形式，这两大制度应当是社会主义政法体制的组织原则。在人民主权的三环节中，大众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基础。必须通过立法，使大众切实享有各种分散式和群众运动式的公民民主权利，包括现行宪法规定以外的新的公民倡议、公民罢免和公民表决权、罢工权等，从而完善社会主义大民主。代表或代表团的状况是人民民主的关键。其关键就在于：必须保证广大工农平民的先进分子或代言人当选的占代表或代表团成员（如我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七成（绝大多数）份额。因为广大工农平民是人民的基本部分，他们的利益和话语等权利又最难凸现。代表或代表团成员即议员，经自由选举产生，对选民或选举单位负责，汇集民情，汇报工作，接受监督和罢免。议员享有广泛的权利，维护人民的利益，不得反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议会则是人民主权和国家主权的常设机构，它可采取一院或两院制（如我国的人大和政协）。议会享有立法、选免、大政商审、监督等广泛权力。议会对人民负责，受大民主制约。议会的常务机构必须在一届任期内进行部分改造。在人民主权与其领导和行政权、司法权之间，即议会与政府、司法机关之间，政府和司法机关一般由议会组成，政府首长和司法官也可由普选产生，都对议会和人民负责，汇报工作，接受监督。政府实行首长负责制，政府的重要政策不为议会通过，可变通处理、辞职或提请公决，但政府的公决失败则必须重组。司法机构有司法审查权，并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和比较稳定的系统（可适当借鉴西方的经验），司法机关的工作和人事不为议会认可，需要进行部分改组或提请公决，由公决结果决定是否改组。这样的政体，政府和司法机关，既统一于议会，又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而统一于人民。“党政间接结合”，就是转换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主要是：（1）党与政权机关的性质、职能和组织活动方式要分开分明，党权不是直接的国家公权；（2）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政权机制运作和党员出任的政权机关成员和重要领导等途径而实现。在“党政间接结合”条件下，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并可具体化为：提出大政方针和立法建议，提出、协商和同意政权机关重要人事案，保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出掌行政（军政）和国家元首权，包括政府的重要政策和重要干部的试行试用权，紧急或非常状态处置权。随着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变化及相应地领导权的部分变化，必须改革党的组织和制度，以适应国家民主化、法治化。在干部制度中，所谓干部任职间断制，就是指干部连任在岗（不论何岗）领导职务最长不超过八年，离开在岗职务，必须到新的基层从事平民工作至少四年，才有资格继续参选在岗干部职务。只有实行干部任职间断制、公开选举制、任期制、中薪制等多种制度的结合，才可能打破和革除管理阶层的垄断官僚化，并有效防止腐败，真正使“干部成为人民的公仆”。
在发展社会主义对外关系和全球化中，首先应当明确全球化的本质，当代全球化的格局和发展趋势。所谓全球化，就是全球人类的互联化、依存化、整体化，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社会类形态发展和社会质形态发展的二重统一。当代全球化：主流是由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地区）主导的全球化，即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发展前途是让位于社会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即劳动主导的全球化；总特证是同类异质。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和全球化战略就应当是：正确处理“对立一共处”，“自主一依赖”，“中心一处围”等关系，既立足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提高自主的产业发展能力和综合国力，有利于国际劳工阶级和各民族解放的基点上；又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资源配置和国际事务，赶超发达国家，联合发展中国家，有限走入旧全球化，争创一个劳动主导、平等联合、全人类解放幸福的新全球化，从而推动全球社会类形态发展的进步和质形态发展的上升。例如：我们既要大力引进外资，又要坚持外资参与或建立的企业必须是有劳动者联合主导的民主劳动企业。
社会主义走向成熟，必须正确回答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必须正确处理社会客体发展和社会主体发展两条战线上的矛盾。根据新发展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是社会客体制约和主体能动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与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发展与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其客体表现或根据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其主体表现是：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劳动人民与旧社会势力之间的阶级矛盾。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行和发展机制是：以主体需要为中心，一方面，有效处理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不断地调动社会主体积极性；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有效解决社会客体之间的矛盾，并且使这两大方面相互促进，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由此，从自身内部而言，传统社会主义改革和走向成熟，既与我们能否正确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客体之间的矛盾，找到社会主义社会客体发展的正确道路有关；更与我们能否根据社会主义社会主体的发展变化，解决好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斗争有关。因而，我们又必须深刻地认识和总结传统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中社会主体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
正确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斗争，是搞好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和保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体进行阶级划分的基本方法，即以经济关系（生产关系）为基础兼及政治关系和思想表现的方法，在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势力基本消灭以前是不可能被超越的。据此，对早期和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主体的划分，我国学界的共识是：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毛泽东在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即关于人民内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和敌我（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学说的基本思想，符合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光辉篇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笔者在前面提出了对社会主体进行阶级阶层分析的基本方法，即以所有制形式（并扩展为各种社会资源占有占用）——劳动性质——收入获得和使用——思想政治表现为依据的方法。其中，所有制形式（公有制或私有制）——劳动性质（雇佣劳动还是自主或民主劳动）关系是阶级划分的根本标准，阶级关系的实质是剥削和奴役关系，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由此，在早期和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公有经济（包括农村集体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主要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等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基本消灭，与此相应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也就演变为阶层（习惯上仍可称为阶级）。于是，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存在四五个基本阶层：工人阶层、农民阶层、个体经营者阶层（它也可分割到前两个阶层）、国家和经济社会管理者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同时，还没有完全消灭和新生的旧社会势力仍然存在。由此，若把毛泽东创立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思想进一步完善为：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和劳动人民与旧社会势力之间的阶级矛盾，就更能准确地定位社会主义社会主体状况及其矛盾和阶级斗争，也更具有概括性。例如：随着我国收回港澳主权后，港澳同胞大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内地劳动人民与港澳的资本家和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应当属于劳动人民与旧社会势力之间的矛盾。由此，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工农矛盾、干群矛盾（即管理阶层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干知矛盾、干部阶层内部之间的矛盾。其中，管理阶层的状况和作为是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这些国家，由于传统体制（权力过分集中和国家所有制）的局限，民主传统缺乏和民主化建设、干部制度建设的滞后，管理阶层逐渐脱离工农大众，日益官僚化，甚至演变成官僚社会主义，就成为一种可能。毛泽东对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管理阶层的深刻认识已为学界所揭示。毛泽东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只是个表面现象，依然存在谁占有的问题，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解决不好，对生产资料有支配权的干部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占有生产资料及其附产品，所以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存在新生资本家的可能。虽然他们一般不以一个完整的阶级出现，但也存在构成一个群体，甚至一个阶级的可能。因而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已完全被现今社会主义改革蜕化的实践所证实。由此可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虽然犯有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但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光辉创举。
社会主义走向成熟，必须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和劳动人民与旧社会势力之间的阶级矛盾，并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重点，创新解决矛盾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在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矛盾上，必须着眼于劳动人民从而广大人民的需要，不断地解放人民群众，促进经济社会更快发展。在处理劳动人民与旧社会势力之间的阶级矛盾时，既要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又要防止阶级斗争熄灭论，以确保社会主义性质不变，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要科学地判断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转化和界限；又要明确，防止管理阶层的垄断官僚特权化，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旧社会势力，不可能没有革命运动和群众运动，只有把它们上升到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的高度，并与无产阶级专政相结合，才能获得成功。总结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领导阶层强调人民集体需要即国家建设和综合国力的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而没有足够重视人民群众个人需要的发展；因重视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斗争而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特别是因传统体制的局限等而没有阻止管理阶层的官僚化，从而损伤了社会主义形象，并留下后患，这些是我们应当记起的重要教训。总结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之所以会出现社会主义蜕变，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放弃或忽视了阶级斗争，这是我们应当记起的最大教训。考察苏东社会主义改革蜕变历程，可以发现一个带规律性现象：在共产党和领导集团内部，坚持社会主义的左派在改革斗争中让步或失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右派主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丧失，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兴起，部分群众跟进，受西方资产阶级支持或扶持的反对派、分裂派夺权，然后是推行私有化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过程失去了对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有力的阶级斗争和专政。1992年起的中国改革开放，也开始执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并主动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相关联，在阶级斗争上的作为跟苏东巨变时期都不如，甚至是对人民的专政。二者相比，他们是开始于政治领域的夺权，我们是开始于经济领域的平稳演变。由此可见，当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执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劳工大众要求得幸福解放，只有寻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组织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
综上所述，本文立足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总结了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和蜕变的经验教训，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成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成熟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等等，从而使我们找到了前进的路线图。
革除资本主义是人类获得光明前途的前提和基础。随着苏东剧变和中国走上修正主义（实质上的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大国和阵营不复存在。当代国际社会演变为以资本为主的全球化多层极化格局，当代国际社会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与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从客体方面看，主要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二者统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新阶段，即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知识管理化的资本主义，证券大众化的资本主义，产业发展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发达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大都通过产业竞争等和平方式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剥削和控制发展中国家，通过国家调节分配、资本人力化、证券大众化等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模糊阶级界限。因而，总体上看，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还没有成熟。当前革命道路，将主要是“外围开花”式的道路，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的成功等就是其例。因而，当前国际共运的重点是：在新的生存和生活条件下，重新唤醒和组织劳工阶级，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斗争和革命，为解决当代国际社会主要矛盾而努力。由此，传统东方式的革命道路和西方左派唤醒和组织劳工阶级的思想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然，如果众多发展中国家等共同斗争，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严重危机等情况下，爆发“经济空心化革命”也是有可能的。
发展成熟社会主义、革除资本主义，是通过一系列国家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实现的。其中一些大国的革命和成熟社会主义建设对人类走上光明前途将具有奠基意义。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是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还是积极地贡献人类的光明前途呢？
在当代中国，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建立了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大大鼓舞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斗争。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开始走向成熟社会主义。但从1992年起领导阶层开始执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至今3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带来了社会实业和综合国力的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大提高，但一个官僚买办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逐渐成型，与此相应地，新的社会阶级阶层逐步定型。根据笔者前述阶级实质和阶级阶层划分标准，考察现实社会主体状况，当代中国已初步形成两大阶级和三大阶层：（1）一个正在走向自为的资产阶级，包括私营企业主及其高收入知识管理者，外资代理及其高收入知识管理者，公有单位和国家社会管理者中的腐败者和高收入者，大力支持和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人大政协党群人土及其知识分子，其他暴富和寄生者。（2）偏“资”的“资”、“社”双向分化的国家社会统治者及政策服务的知识分子等阶层。（3）一个正在走向共同化的“总体工人阶级”，包括二三产业的一般劳动者，基本脱离农村生活的农民工，学生，土兵，劳工大众立场的知识分子等。（4）农民阶层。（5）个体工商服务者阶层。由此，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修正主义路线与人民大众需要之间的矛盾，当代中国的光明出路就是：转变改革开放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新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人民大众的需要为中心，一方面，大力促进经济社会实业发展，健全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和建立一个真实而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对外开放和全球化的社会，支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革命斗争；另一方面，正确区分和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和劳动人民与旧社会势力之间的阶级矛盾，重点是通过阶级斗争，端正改革开放路线，实现新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大陆内部正在走向自为的资产阶级，化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确保社会主义性质的回归，同时处理好劳动人民内部矛盾，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为此，必须充分发挥真正的共产党及其党员和劳工大众立场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大力唤醒和组织工农大众，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推动改革开放路线的转换。
注释：
（1）参见吴连连等著《现代西方哲学与社会思潮述评》，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5-154页。
（2）蒋大椿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3）王和的《再论历史规律》，载《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47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1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14）陆象淦：《面目虽变 本质依旧》，载《人民日报》， 2000年8月29日 。
（15）李植楠主编：《宏观世界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47页。
（16）肖秀荣、巴发中主编：《社会主义教育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74页。
（17）逢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22页。
二OO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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