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

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　　

                  刘少奇领导安源罢工　　

                       妇女界响起钟声　　

    长沙周南女校的学生，原来有“南化会”的组织，但历年没有好多活动。五四运动后开始成立了自治会，自治会的主要干部是人称“周南三杰”的魏壁、周汝祥、劳自荣。她们三人和她们的女老师陶毅都加入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有女会员是从她们四人开始的。当时女学生不敢讲社交，不敢多和男子见面，风气是十分闭塞的。所以在她们入会时，毛泽东提议全体会员齐集周南开一次大会，欢迎她们入会，并照全体相以留纪念。在她们领导下的周南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国货维持会，创办了平民半日学校，开展了学术研究和体育锻练的活动。特别是创办了一种名叫《女界钟》的周刊。　　

    这时，长沙先后发生过两起女子自杀的事情。一个是赵五贞，因反抗父母包办的婚姻，在出嫁的时候，以剃刀自杀于花轿中；一个是袁舜英，就是周南的学生，因受在校教课的爱人李某的轻视、冷淡，羞愤投水自杀。《女界钟》为这两个惨剧号召妇女界大家起来讨论。后来在《女界钟》发表的文章多半指出赵、袁两人之死，是死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下面；是死于妇女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经济不能自立，完全依靠男人生活的习惯下面。毛泽东也为《女界钟》写了几篇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　　

    1919年11月14日，长沙一个在南阳街开眼镜作坊的赵某的女儿赵五贞，不愿意嫁给在柑子园开古董店的吴凤林。向父母力争，没有得到同意；请延长婚期，又没有得到许可，因而产生自杀念头。出嫁之日，私藏剃头刀上轿，在抬赴吴家的途中，用剃头刀割断喉咙，自杀于轿中。　　

    这件事轰动了长沙全城。在报上发布这事的第二天，毛泽东写了一篇《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在11月16日的长沙《大公报》上登出。毛泽东在文章中说：“赵女士的自杀，是环境逼着她求死的。赵女士的环境是：一、中国社会，二、长沙南阳街赵宅一家人，三、她所不愿意的夫家柑子园吴宅一家人。这三种环境是三面铁网，赵女士在三角形的铁网当中，无论如何求生，没有生法，于是赵女士死了！”在文章的结尾，毛泽东又郑重提出：“昨天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这一个殉自由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她呼一声冤枉。”　　

    继这篇文章之后，毛泽东从11月18日至28日十天之中，又写了《赵女士的人格问题》、《社会的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恋爱问题少年与老年人》、《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论文和杂感共11篇之多。这些文章集中攻击了吃人的旧礼教，攻击了封建的社会制度。“社会里既有可使赵女士死的缘故，这社会便是一种危险的东西。它可以使赵女士死，它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它可以使‘女’死又可以使男‘死。我们现在未死的人还有这么多，我们就不能不预防这危险的东西遇着机会随时给我们以致命伤。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　　

    毛泽东对于赵女士自杀给予无限的同情，讴歌她的“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精神，但仍是反对自杀的。他说：“吾人应主张与社会奋斗，......反抗旧社会，与其自杀死，宁奋斗被杀而亡。如目的达不到，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真天下至刚至勇，而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　　

    到1921年，长沙有几个男学校开放了女禁，如第一师范、岳云中学都招收了为数不多的女学生，第一师范还吸收了周南女校转学的学生，岳云中学吸收了福湘女学开除的学生，杨开慧和王佩琼等几个女生因剪发等事被学校辞退，岳云中学把她们作通读学生。这两个学校可说是在长沙开男女同学先声的学校。　　

    1919年1月15日，湘雅医学院学生举办的《新湖南》创刊号出版了。他们虽然提出了改革社会的口号，却又在征稿启事中要求来稿言论不涉及政治。他们想脱离政治来改造社会，显然是一种糊涂思想。　　

    不久，学院放了暑假，没有几个人能继续替《新湖南》写稿。这时，《湘江评论》已被禁止发行，湘雅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征得毛泽东同意，从第七期由他主编。毛泽东决心把这个刊物办好，在第七期上写了篇宣言，说：“本报第七以后的宗旨：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期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第七期的主要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评新中国杂志》、《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内容和形式都与第六期以前回然不同。大家觉得《湘江评论》复活了！　　

    张敬尧（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兼省长）对于反对他的报刊是不许存在的，所以毛泽东主编的《新湖南》还不到四期，就被迫停刊了。　　

                   湖南人愤怒驱逐张敬尧　　

    皖系军阀是在1917年至1918年间，直皖联军与湘桂联军作战，南败北胜，打败了谭浩明、谭延凯后，进入湖南，当了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张敬尧在两年多的统治中，烧杀抢掠，搜刮民财，捕捉壮丁，摧残教育，箝剿舆论，无所不为，湖南各阶层人民恨之入骨。　　

    张敬尧带来的“北军”，所到之处，必抢人抢船，或借口“清乡”，放肆劫掠猪牛鸡鸭，一衣一物，都不得免；轮奸妇女，敲诈银钱，稍不如意，就纵火焚屋。因而群众一听说“北军”来了，无不竞相“跑反”：农民辍耕，商人停市，就是雷雨之夜，也走避山中。兵劫而后，土匪蜂起。如此反复劫掠，往往数十里无人烟。　　

    张敬尧本人和他的三个弟弟（敬舜、敬禹、敬汤），专横残暴，荒谣之至。如张敬尧做生日时，长沙城戒严六天；他曾强迫一女校长为妾，拟以湖田贿买她的家庭，使得舆论大哗；又公开提倡迷信，常常带领大批卫队到玉泉山烧香。“四帅”张敬汤，横行霸道，招权纳贿，尤为人民所深恶痛绝。当时的民谣说：“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1919年7月7日学联大举焚烧日货之后，张敬尧将各校学生代表和一些教职员找到教育会训话。当时是暑天，四个卫士为他打扇。张敬尧粗鲁地说：“你们不准游行，不准开会，不准检查商店；你们要好好读书、教书；否则，本帅就要办人！”　　

    毛泽东看到张敬尧的罪恶与日俱增，人民的痛苦到了不可再容忍的程度。于是在《湘江评论》被查封之后，就开始进行驱逐张敬尧的秘密活动。他领导被封后复组湖南学生联合会，借检查日货，以坚持反日爱国运动，并与张敬尧对抗。同时派彭璜等人到上海作反张宣传，联络省外的驱张力量。　　

    1919年12月2日，湖南国货维持会学生将早几天在火车站起获的同仁裕等名家所购布匹等日货，举行示威游行后，准备将起获的日货全部焚毁。　　

    这天天气晴朗。修业学校的中小学生和教师，刚吃过饭就急忙整队出发，去参加示威游行。冬天的太阳照在年轻人绯红的脸上，照出他们内心的愤怒和兴奋。修业学校的队伍跟着大队，走过东长街青石桥、八角亭、坡子街、西长街，向教育会坪前进。大队的前面由乐队引导，一些身强力壮的纠察队员抬着要焚烧的日货走在乐队后面。男女学生约五千人又走在纠察队后面。大队的两边，学生用手挽着用日货布匹联成的长布条，正象出丧时送葬人执绋一样。队伍走过洋货店门口时，“抵制日货！”“打倒奸商！”的口号。叫得特别响亮。　　

    下午一时，游行示威队伍已经齐集在教育会坪。一大堆日货摆放在坪中内，学生和旁观的达万人，围绕着日货站成多层的圈圈，等侯着日货的焚烧。　　

    正当学生负责人和各校学生代表站在特设台上讲演焚烧日货的意义时，张敬尧的参谋长张敬汤穿着长袍、骑着马，带领一营兵、一连大刀队，冲进坪中，指挥他的兵从内外两面将学生紧紧围住。他自己往台上一站，就破口大骂：“放火，抢东西，就是土匪；男学生是男土匪，女学生是女土匪，对土匪还要讲道理么？打啦，办啦，就是道理！”讲到这里，他叫大刀队压着在台上的代表跪下，并打他们的耳光。他又在台上顿足大呼：“坪中的学生都回去，不许停留！”几百名士兵立刻用枪上的刺刀朝着学生的胸膛，逼着他们离开会场。学生们带着愤怒的心情回到学校大家觉得今天受了极大的侮辱，难堪到了极点，但不知怎么办才好。　　

    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了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骨干分子开会，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外的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　　

    毛泽东在会上说：“湖南各阶层人民对张敬尧的愤怒到了极点，广大青年学生和教育界已到忍无可忍的程度；张敬尧的臭名不仅传遍湖南，也已传闻天下；同时皖直两系军阀正互相水火，张敬尧与驻在衡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矛盾在增长中，驻在常德的冯玉祥对张不表好感。在军阀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张敬尧极为孤立、脆弱，驱逐张敬尧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毛泽东扫视了一下全场，见大家都在静静地听他讲，他接着又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将群众首先是全体学生教员的力量动员起来，与张敬尧坚决斗争。第一步是举行总罢课，将罢课与驱张运动联系起来，争取社会上广大的同情。只有罢课之后，大家才好集中精力做驱张的工作。”　　

    毛泽东的讲话鼓起了大家的勇气，这次一定要把张敬尧赶走。　　

    于是，学联的干部紧张地四出活动酝酿在两三天内总罢课。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张敬尧一面派密探往各学校侦察动静，一面派出官员恫吓各校当局，严令制止。　　

    这时各校当局对总罢课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服从张敬尧的命令，声称为了避免牺牲学生学业，就劝学生维持上课；一是赞成驱张，同情学生罢课。针对此种情况毛泽东联络“健学会”中的人，共同说服那些动摇观望的校长和较顽固的教职员。　　

    罢课前的最后一次各校代表会议上，还有一部分学生代表犹豫，只主张请愿，不主张罢课。有一位女代表斥责这些人没有爱国心。毛泽东起来支持这位女学生的发言，他说：“反对张敬尧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平时大家都赞成爱国，赞成改造社会，现在就到了实际行动的时候了。”这天的大会，对举行总罢课具有决定的意义。　　

    从12月6日起，先由一师、商专、修业、周南等学校首先发动，各校陆续罢课了。不到一星期，长沙各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及一部分小学都一致罢课。　　

    湖南省学联代表中等以上学校的一万三千学生发布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驱张宣言。　　

    毛泽东接着又召集新民学会和学联主要干部并约集部分教育界人士开会，商定驱张办法：　　

    一、组织驱张代表团，每校派学生代表二人参加，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上海、广州等地作请愿活动。一方面扩大和宣传；一方面利用张、吴（佩孚）的矛盾，军事上压迫张敬尧。　　

    二、各校教职员代表分别参加和率领代表团。　　

    三、一部分人留在长沙，继续组织学生和团结省内外人士作驱张活动，并负责与外出代表团联络。　　

    分赴外地的驱张代表团，于1920年1月间分途出发。　　

    张敬尧派人捉拿毛泽东，毛泽东在湖南站不住脚了，便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北京。　　

    何叔衡、夏曦被派去衡阳。赴京代表团到达汉口时，毛泽东草拟了驱张宣言，历数张敬尧种种罪行，向汉口、北京、上海各地报纸发布。并且在武昌鲇鱼套车站，将张宗昌为张敬尧运去的二十多包鸦片拍成了照片，在报上揭发出来，使张敬尧的名声更臭。代表团在北京后，向北洋军阀的“内阁总理”请愿，为的是对段祺瑞皖系军阀的罪恶，作一种公开的控诉和揭露。　　

    张敬尧在长沙如热锅上的蚂蚁，明令查办何叔衡等教育界代表团，开除各校学生代表，并三令五申严禁活动。学联领导各校学生采取了各种巧妙的活动办法。　　

    吴佩孚是直系军阀的大将，1918年攻入湖南时，他的“战功”最高，但被冷清清派驻在衡阳监视谭延凯（谭当时一直保留湘南和湘西二十多县的地盘），而没有取得湖南督军并省长的位置，对张敬尧早就心怀不满，恶感日增。代表团几次向吴佩孚请求派兵驱张，吴也表示同情。何叔衡、夏曦等趁此机会，在衡阳将全体中学生组织起来，以第三师范为基础（夏明翰、蒋先云等是三师学生中的骨干分子）成立湘南学生联合会，开展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并办了《湘潮》周刊，以驱张为主要内容，大推进了衡阳和湘南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　　

    1920年初，直系军阀冯国璋、曹锟和皖系军阀段祺瑞、徐树铮利害冲突日烈，驻湖南的直系军阀急欲撤兵北上统一力量，以压服皖军。5月下旬，吴佩孚率所部由衡阳顺湘江而下，5月27日过长沙直去武汉。吴佩孚由衡阳退兵时，早与谭延凯、赵恒惕默契：吴退兵一步，湘军进一步。张敬尧所部皖军数量虽多，但腐败不堪，无丝毫战斗力。在湘军随吴佩孚后进逼下，张部不战而溃。　　

    6月11日，张敬尧仓皇自长沙逃走，26日张部全部退出湖南。驱张运动即胜利结束。　　

              参加中共“一大”  在湖南建党　　

    1920年5月，上海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小组于9月成立。毛泽东接到上海和北京的通告后，随即在长沙成立了同样的组织。毛泽东和何叔衡等同志极其慎重地进行这项庄严的工作。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通知，召开党的成立大会，即与何叔衡前去上海。　　

    一个夜晚，黑云蔽天，像要下雨。谢觉哉忽然听说毛泽东与何叔衡立即要动身赴上海，谢觉哉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们又拒绝别人送上轮船。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大会闭幕后，毛泽东被派回湖南，任湘区党的书记，毛泽东在长沙发展党的组织，并根据各地工作的基础，建立党的地方组织。毛泽东一方面在原有的革命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慎重地个别地吸收最先进的分子入党；同时广泛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到1921年冬至1922年，就已在衡阳、安源、岳州、常德等地发展了党员，有的地方建立了党的小组。　　

    1921年秋，毛泽东到安源了解情况，准备开辟安源的工作。　　

    1922年5月2日，毛泽东去到衡阳，在第三师范筹备的“五四”纪念会上作了重要批示又召开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毛泽东在三师的青年学生中发现了最先进的分子如夏明翰、蒋先云、黄静源等同志，他们出校后，即成为党的得力干部。　　

    1921年冬，党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租了一所房子，作为毛泽东的住所和省委的机关。省委的会议都是在房子里召开的。　　

    毛泽东在湖南最早发展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工人成分的党员中不但有许多优秀的党的领导者，而且有许多出色的群众领袖人物，如何叔衡、郭亮、夏曦、蒋先云、夏明翰、姜梦周、陈佑魁、黄静源、陈昌、张昆弟、罗学瓒、柳直荀、杨福涛、张汉藩、刘东轩、谢怀德等同志，这些中华民族的精华，中国革命的英雄都已先后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牺牲了。他们为党、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不朽的光彩，树立了永久的楷模。　　

                  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每个星期日都到杨怀中老师家里来学习，并在他家吃午饭，下午才回去。杨怀中又叫毛泽东约几个进步同学一起来。于是毛泽东又去找了邓中夏等六位进步同学。　　

    杨怀中先生又叫自己的女儿杨开慧也参加毛泽东他们一块学习。毛泽东学习很勤奋，从1913年1918年，每周都到杨老师家来，从不缺席。这样，毛泽东就和杨开慧认识了。在学习中他们互相帮助，毛泽东的笔记本常常给杨开慧看，杨开慧的笔记本也常常给毛泽东看。　　

    1918年杨怀中到北京大学当教授，1919年毛泽东也来到北京，住在杨怀中家里。毛泽东和杨开慧从相识到相爱，他们常常漫步在北海在林荫道上，他们在畅谈革命的理想，也在向往着他们将来的幸福。　　

    1920年杨怀中在北京逝世。杨先生死后无钱安葬，因他生前把全部积蓄都拿出来接济进步青年了。还是靠亲戚朋友的资助，才把杨老师安葬了。　　

    1920年，杨开慧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时，缺少资金，杨开慧知道安葬父亲后，还剩下一点钱在家里，于是动员母亲把那笔钱拿出来，交给毛泽东，作为文化书社的资金。杨开慧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使毛泽东很感动。　　

    1921年初，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长沙清水塘结婚了。他们只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只有几位最好的朋友参加，吃了一顿简单的婚宴。　　

                      创办自修大学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就更加重视理论学习了。1921年8月间，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创办了自修大学。　　

    船山学社是民国初年湖南一部分文人学士为讲王船山的学术思想而成立的。在19141915年间，船山学社曾每周讲演船山学说，并攻击袁世凯帝制阴谋，颇受一般人欢迎。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也去听过讲演。主持社务者大都是一些老学先生，政府每月有四百元的津贴。何叔衡是该社社员，与当时主持社务的一位思想开明的老先生有朋友关系。这位社长也与赵恒惕有一点矛盾。取得社方的同意，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地址和每月四百元的经费，来创办自修大学，作为共产党的一个公开活动的场所。何叔衡后来担任过船山学社的社长。　　

    1921年8月16日长沙报纸刊出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说：“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点，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式，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现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民，学术因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为‘湖南自修大学’。因而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提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等责任。学生不收学费，寄宿者只收膳费。”　　

    毛泽东自己和他的许多战友、部分党和团的干部，最初都是自修大学的学生。夏明翰、陈佑魁（1928年牺牲，时任衡阳特委书记）等同志自学校出来后，即参加了自修大学，住在船山学社。自修大学内附设了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收集了当时国内可能收集到的进步书刊和报纸，以备大家阅读。　　

    夏明翰是与他的封建大地主、大官僚家庭闹翻了出来的，他住在自修大学时穷得生活都难于维持。他于1928年在武汉牺牲，他监刑前作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为了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学说和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早就想在湖南创办一个公开的期刊。这时就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了《新时代》月刊。《新时代》创刊号于1923年4月15日出版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　　

    自修大学招生的水平较高，不能适应一般知识青年，更不能适应青年工人的要求。因此在1922年9月，自修大学即正式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为共产党训练革命青年干部。何叔衡、李维汉、夏曦、姜梦周、罗学瓒、夏明翰等同志都担任过补习班的教员。　　

    这时，湖南学联也设在自修大学内，的负责人也由自修大学的人担任，如夏曦即是1922、1923年湖南学联的负责人。　　

    赵恒惕于1923年4月下令通缉毛泽东后，就处心积虑要封闭自修大学。11月赵恒惕下了一个“手谕”：“自学学校，着即取消。”并口头上向教育界人士表示：“自修大学所倡学说不正，有关治安。”　　

对赵恒惕的反动措施，共产党早已有所准备。在自修大学和附设补习班、初中部被查封后，湖南省委所筹办的一所正规中学湘江学校就于1923年11月24日正式开课了。原在自修大学的二百多名学生大部分来到这个学校。　　

  毛泽东去安源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为了公开统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毛泽东被任命为书记部湘南分部的书记。从1922-1923年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有了极大的发展，全省一共建立了二十多个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达四五万人。　　

    1922年11月1日，成立了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任工团联合会的首任总干事。　　

    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进入底潮，只有湖南这个地方的工人运动仍在继续发展。五卅运动后，赵恒惕进一步地残酷镇压工人运动，但全省参加工会的工人仍增至十一万人。到1927年初，湖南全省有组织的工人达四十万人。　　

    毛泽东为接近工人，是下过一番苦工夫的。他常赤着草鞋戴草帽，穿粗布短裤褂，以便和工人接近。为了了解粤汉铁路工人的情况，他在长沙北站的茶馆中，和一些铁路工人、搬运工人一连许多天一起喝茶，谈心，终于交到了工人朋友。　　

    毛泽东能够同工人打成一片，也由于他真正做到了语言的大众化。他说过：“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文那就办不好。”　　

    要将工人组织起来，从何着手呢？　　

    1921年北京和上海的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都是首先在工人区办夜校。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也有办工人夜校的经验。因此在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毛泽东派出许多党员、团员干部，在安源、粤汉铁路、水口山和长沙的产业工人中，在泥木、缝纫、理发、人力车等行业中，创办了许多工人夜校。　　

    这种以工人夜校的方式，在当时确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最好的和最有效的方式。湖南党组织的许多知识分子，在毛泽东领导下，有计划地一批一批地被派遣到各地工人群众中去办夜校，从而领导工人运动。　　

    刘少奇于1922年回到湖南后，被派到安源区，主持该地工会工作达两年多。其他如李立三、毛泽民、黄静源等同志到安源，蒋先云、毛泽覃等同志到水口山，郭亮等同志到粤汉铁路，夏明翰、罗学瓒等同志到人力车等行业。这就一方面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湖南的工人运动；同时使得党的重要干部一开始就深入下层，迅速地改造和提高自己。　　

    从1922年至1923年初，湖南各地工人的大小罢工斗争，在十数次以上，这些斗争全部取得了胜利，无一失败。　　

    安源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　　

    早在1920年11月，毛泽东就第一次到安源考察，注意到安源矿工这一大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1921秋，毛泽东又来到安源，深入又赃又黑的煤井和又矮又破的工人宿舍，启发他们团结起来，打倒吃人的剥削者。　　

    1921年12月，毛泽东和黄爱、庞人铨等人来到安源。　　

    安源煤矿属江西萍乡县，1898年(光绪24年)由清政府大员张之洞、盛宣怀以“官督商办”名义，向德国借款，用新法开采，每天可出煤二千多吨，供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作燃料之用。同时修筑株萍铁路，以利外运。1907年，三处企业合组为汉冶萍公司。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以大批借款方式，夺取了公司的全部实权。　　

    当时安源煤矿约有一万二千多工人，株萍铁路有四千五百工人。　　

    煤矿设备很差，矿井内根本谈不上安全设备，常常有冒顶、倒塌、穿水、起火的严重事故发生。“早晨有人下井去，不知晚上出不出”。工人被压坏、烧死是很平常的事。死一个工人只给十六块钱的“安葬费”。　　

    毛泽东身穿旧兰布学生装，背着一把雨伞。他一到安源，就和工人一起，爬进阴湿狭窄的井下坑道，亲切地和工人交谈，关心他们的生活，关怀他们的疾苦。工人们向毛泽东诉说了自己的苦难之后，毛泽东问：“为什么生活这样苦？”有的工人说是“命苦”。毛泽东说：“工人受苦不是命里注定的，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压迫剥削的结果。”接着毛泽东又说：“要站起来，要想个办法。”工人们问：“有什么办法？”毛泽东说：“办法是有的，就靠你们自己。大家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力量大，和资本家作斗争，谋求自己的解放。”毛泽东还打了一个比方说：“路上有一颗小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把脚一踢，就踢开了。如果是块大石头阻住了他，不费劲，他搬得动吗？我们工人集多了，顶不得一块大石头吗？”　　

    生动的比方，启发了工人，使得工人们就像从矿井底下爬出来，头一次见到阳光一样，心里亮了。毛泽东从早上八点钟下井，一直和工人谈到下午两点才出来。以后又到洗煤台、修理处、翻砂房、工人宿舍及工人家里，到处调查访问，到处和工人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　　

    毛泽东在安源住了一个星期。他要离开安源时，许多工人都舍不得他走。毛泽东对工人们说：“我走后会有人来的！”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便立即派刚从法国回来的李立三（当时名李隆郅）到安源开辟工作。后来陆续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许多同志到安源工作。　　

    毛泽东派李立三去时，对他说：“我们现在作工人运动，必须争取合法，必须站稳脚根。要利用平民教育运动进行活动，取得合法地位。”　　

    李立三来到安源后，先办工人子弟学校，从而很快地与子弟的家长们建立了感情。两个月后，正式开办工人夜校，自己当老师。　　

    夜校进一步开展后，毛泽东陆续从长沙派送干部到安源。教师们慎重地、个别地在工人中发展了一批团员，然后从团员中再接收最优秀的分子入党。最初入党的有朱少连、朱锦堂等同志。　　

                       创办工人俱乐部　　

    1921年10月，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罢工五天，获得胜利。这对安源路矿工人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工人们的政治觉悟日渐提高了。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了。由李立三任主任，朱少连任副主任。成立时有三百工人参加，到罢工前，会员已达七千多人。这时，毛泽东又派了蒋先云同志来安源参加工会的领导工作。　　

安源工人俱乐部　　

　　　　　　    5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来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听取了前一阶段的工作汇报。会上，当毛泽东听到安源工人在“五一”这天高呼口号，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时，不时地点头，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工人们发动起来了！但当他听说喊的口号中有”中国共产党万岁“时，他严肃地告诫大家，我们党暂时还不能公开。对敌斗争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　　

    路矿两局几个月来拖欠了工人几成工资未发，这是全体工人最不满的事情。　　

    1922年7月，汉阳铁厂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罢工五天，得到胜利。工人们闻知后，更是议论纷纷。　　

    9月8日，安源的形势已极为紧张。在这个重要时刻，毛泽东又来到安源。他和安源党支部的同志一起研究了当前的情况。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安源工人罢工的时机已成熟，目前最主要的是急速发展俱乐部会员，同时作罢工的各种具体准备。　　

    毛泽东说：“在对敌斗争中，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有勇无谋，必然站不住脚。”毛泽东又指出：安源工人罢工的时机已成熟，必须立即举行罢工，使敌人屈服。要进行斗争，必须首先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联合一切支持工人的人。共产党员要站在斗争最前面，处处为群众利益着想......　　

    9月11日，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少奇也受毛泽东的委派抵达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和组织这次罢工。　　

    就在罢工的前一天，安源的党组织又接到毛泽东的来信。信中说明“哀兵必胜”的道理，指出一定要以最动人的口号，使全体工人作义无反顾的斗争，同时还必须争取社会上最广泛的同情。因此，提出了“先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罢工口号。　　

    毛泽东在来信中又说：“请你们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价值！我们对于你们表示无限同情，决设法为你们声援！”　　

    这时，矿局采取了进一步威胁办法，说要调军队，俱乐部必须立即解散。党支部决定给以反攻，提出三个条件，限路矿当局三天内答复，否则工人将举行罢工。三个条件是：一、路矿两局呈请行政官厅保护工人俱乐部；二、每月发给俱乐部补助费二百元；三、积欠工人的工资一星期内全部发给。两局看见工人态度强硬，形势很紧张，不得已退让一下，承认第一第二两项，第三项借口眼下财政困难，不能办到。　　

    粤汉路武长段这时再度爆发罢工。9月10日，北军驻岳州部队枪杀罢工工人，伤七十多人，死六人。消息传来，如火上加油，安源全体工人激动起来了。加入俱乐部的工人超过一万人了。　　

               刘少奇的求学历程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一个耕读世家。他在叔伯兄弟中最小，排行第九，爱称“九满”，八岁被送进私塾读书，到12岁时粗知四书五经。1913年7月，刘少奇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宁乡县城最好的学校——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又称玉潭小学。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辛亥革命成功的果实转瞬被袁世凯篡夺，他还公然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一时间，举国上下为之震怒，掀起了讨袁浪潮。刘少奇所在的学校的师生们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了，他们纷纷奋起罢课游行，响应长沙等地群众抑制日货运动。当听到中国向日本交涉《二十一条》遭到彻底失败的消息时，刘少奇和另外一位同学当即刺破自己的手指，含着热泪在白纸上写下了“誓雪国耻、勿忘国耻”的血书，并组织了一场轰动全县的游行活动。玉潭学校的爱国反帝云去整整持续了一年。刘少奇在参加革命运动时并没有放弃学习，毕业时他以全优的成绩名列前茅，获得了学校的嘉奖。　　

袁世凯倒台后中华民族又陷入军阀混战的苦难之中。刘少奇决定走二哥飞武之路，前往长沙陆军讲武堂报考。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然而学校却因找不到校舍而迟迟开不了学。直到第二年3月好不容易开学了，没上多久课，护法战争爆发，学校毁于炮火。　　

刘少奇想去北京读大学，听说报考大学要有中学毕业证书，他只好暂留长沙，于1919年初插入长沙市私立育才中学毕业班就读，准备拿到文凭再去北京报考大学。可是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了，刘少奇等不及拿到毕业证书，便立即启程北上，在北京他一连报考了几个学校均被录取，但终因学费昂贵而放弃在北京上大学的念头。　　

刘少奇想赴法勤工俭学，经打听，留法需要的费用比入大学还多，经费解决不了，正当一筹莫展之际，刘少奇听说要求留法的知识青年可以先入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一年法文和技艺，然后赴法，学费和伙食费都比较便宜。1919年初，刘少奇来到了保定。　　

1920年，刘少奇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返回北京准备去法国。令他失望的是，赴法学费仍需自理，而且还涨了价。刘少奇决意回长沙筹措经费，可是刚到长沙，却传来了法国开始阻止中国学生入境，已赴法的数百名学生被强行遣送回国。刘少奇苦心准备了好几年的留学计划又落空了。　　

1921年早春，刘少奇与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等人沿水路从上海到海参崴，后又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行程，于6月到达莫斯科。至此，刘少奇留学报国之志终于实现了。　　

刘少奇等人成了莫斯科东方大学的首批学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刘少奇得知这个消息后无比兴奋，他早已下定决心要加入共产党。当年冬，刘少奇在莫斯科实现了这一愿望，并且担任了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负责人。1922年春，由于中国共产党急需开展革命活动的骨干力量，刘少奇被通知提前回国工作，投入到伟大的工运事业中。刘少奇来到了安源。　　

                      安源大罢工　　

1922年9月12日举行了紧急的党支部会议。刘少奇任罢工总指挥。　　

    9月13日，工人俱乐部发出了罢工的命令。第二天无人上班，火车房内机车熄灭。但为了保护整个矿区的安全和防止坏分子趁机捣乱，电机厂、抽水机、打风机三处没有停止工作。　　

    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正式举行大罢工。全矿区张贴了最醒目的标语：“先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工人们都看到了安源路矿全体工人的罢工宣言和十七条要求。宣言的全文如下：　　

    各界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失人格呵！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　　

    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说话的地方呵！　　

    我们要命，我们要吃饭；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地罢工，作为达到要求的最后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下面另附）。　　

我们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工作，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工作，做人家的　　

　　　　　　    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　　

    十七项条件主要是要求保证工人的政治权利，改良待遇和增加工资。　　

    罢工后，路矿两局恐慌得很，急急忙忙请赣西镇守使方本仁从萍乡调军队来。15日起全矿区戒严，到处是枪、炮、马刀，其势汹汹。但慑于工人威势，不敢镇压。共产党便动员工人向士兵展开宣传，使许多士兵对工人抱着同情的态度。　　

    路矿两局见工人的团结和斗争力量强大，又恐停工过久损失太大，便在罢工的第三天，请地方商会派人出面调停。于是三方的代表：罢工团代表、商会代表、和路矿两局代表开会谈判。罢工团代表是刘少奇和蒋先云。     1922年刘少奇在安源　　

    罢工坚持到第五天，两局终于只好在9月18日上午全部承认了工人的要求，三方代表当场签了字。　　

罢工胜利后，正式成立并改组了工会的组织工人俱乐部。选举李立三为总主任，朱锦堂为窿内主任，朱少连为路局主任；刘少奇为特派员。　　

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后,工人们出于对刘少奇的爱戴,提出每月给他200块银洋的薪金,但刘少奇却只要了15块生活费。当时工人们不理解,误以为他是嫌少了,私下又复议:矿局的矿长每月工资是420块银洋,我们俱乐部的原总主任为工人办了这么多好事,给300块还不应该吗?于是又给增加了100块。刘少奇仍然婉言拒绝了。刘少奇说:共产党人不是为了金钱,而是要让天下受苦的人得到解放；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生活不能高于人民,不能贪求享乐。　　

    俱乐部举办的消费合作社，最受工人群众的欢迎。合作社的股本后来扩充到一万三千元，几乎没一个工人不入股。合作社的经理是毛泽民同志。　　

    罢工胜利后的这年冬天，毛泽东第三次到安源巡视工作，亲自找工人谈话，了解他们罢工后思想的变化，并参加百代会议，在会上作了全国工人运动情况及今后要加强团结的报告。毛泽东批示安源党组织，应趁罢工胜利后，发展一批党员，将罢工斗争中最优秀的工人吸收到党里来。　　

    1922年12月，安源路矿当局拒不执行在十二月加发半月工资的协约，工人异常愤怒，开始局部罢工进行反抗。经罢工总指挥刘少奇与当局交涉，加发工人半月工资发下来了，同时抽出了一部分钱来修建俱乐部大楼。　　

           毛 泽 东 当 “红 娘”　　

                    为 刘 少 奇 拉 线　　

    何宝珍是湖南省道县人，1902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1年10月，她就认识了毛泽东。那时毛泽东参加完中共“一大”回到湖南，与夏明翰一道来衡阳，以“女三师”为重点，开展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在衡阳“女三师”读书的何宝珍多次听过毛泽东的讲话。　　

    1922年6月，何宝珍揭发了“女三师”顽固守旧的校长欧阳骏治校无方和贪污腐化的丑行，组织学生举行罢课斗争。欧阳骏恼羞成怒，将何宝珍开除。　　

    何宝珍被学校开除后，她既无家可归、无亲可投，又身无分文。衡阳党组织负责人张秋人见此情景，便将她送到长沙，住在清水塘毛泽东的家里。那时，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不久，担任着中共湘南支部书记及中国劳动组合部湖南分部主任。　　

    在毛泽东家里，何宝珍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湘江评论》、《工人周刊》等进步刊物。不久，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杨开慧一道，帮助毛泽东整理文件、油印刊物。在接触中，何宝珍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兄长，无话不说。她在言谈中，也流露出了对刘少奇的好感和称赞。为此毛泽东特意派她到刘少奇的家乡宁乡县作社会调查。何宝珍常常根据调查来的材料，写成文章，交给毛泽东修改，然后在报纸上发表。　　

    刘少奇原名刘渭璜，生于1898年。1913年至1916年在湖南宁乡县玉潭小学就读。其间他不但学业日益长进，爱国情操也在熏陶中得到了升华，毕业时学业成绩再次名列第一。当同学们纷纷向他祝贺时，他站起来郑重地告诉学友：“我不再叫刘渭璜了，要改名卫黄，要做捍卫炎黄子孙幸福的有志青年。”他的豪情壮志受到大家一致的赞许。这是他的第一次改名。　　

    小学毕业后，刘卫黄先后考取了长邵中学、长沙一中，后进入长沙望麓园宁乡驻省中学读书。二年级时，他目睹军阀害据、内乱频频的现状，认为只有用武力才能扭转局面，遂弃文从武，又考入湖南省讲武堂。可惜1918年夏由皖系军阀组阁的湖南省督军解散了讲武堂，使他未能完成军事学业。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他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志青年不甘雌伏，定要雄飞”。一天，年仅二十岁的刘卫黄，对在长沙读书的玉潭老同学张子珩说：“我要改名少奇，我感到从小就应该立奇志，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要为国家民族的振兴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之后，他参加“五四”运动，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留学莫斯科，加入共产党。于是“少奇”这个名字就与后来的中国工人运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1922年9月，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派，与李隆郅（李立三）去安源领导罢工斗争。这一天，毛泽东把何宝珍叫到跟前，问道：“你对刘少奇同志的印象怎样？”　　

    何宝珍略带羞涩地回答：“蛮好的。”　　

    “愿意与他共事吗？”　　

    何宝珍乐意地点点头。　　

    毛泽东微微笑了笑，说：“组织上决定派你与刘少奇同志一道前往安源，协助他的工作，你的公开身份是路矿工人子弟学校教师。”　　

    共同的革命事业，使何宝珍与刘少奇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心心相印。第二年春天，他们在安源结婚。何宝珍把喜期告诉了远在长沙的毛泽东，毛泽东因故未能成行，但在信中祝贺她与刘少奇婚姻美满。后来，毛泽东在上海见到刘少奇与何宝珍，还乐呵呵地笑着说：“你们要补我一杯喜酒哟！”　　

    何宝珍与刘少奇结成伉俪以后，先后在上海、长沙、广州、武汉、沈阳、哈尔滨等地奔波。1934年10月，只身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何宝珍，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英勇牺牲。　　

                       为 毛 泽 建 搭 桥　　

    毛泽建又名毛达湘，是毛泽东的堂妹。她小时候就失去了爹娘，是毛泽东的父母从小把她抱过来一口饭一口汤抚养大的。迫于生计，毛泽建不到四岁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是毛泽东把她接出来，带到长沙读书，后来又送她到衡阳“女三师”就读。　　

    毛泽建是湘南学联的干事，在掀起“驱刘”学潮的斗争中，她认识了“男三师”的学生陈芬。陈芬出生在耒阳县一个农民家庭，比毛泽建大两岁，也是湘南学联的干事。在互相接触中，陈芬发现毛泽建胆大心细，组织能力极强；毛泽建也认为陈芬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才华横溢的青年，两人心中都漾起一层爱慕的涟漪，只是双方谁也没有捅穿罢了。　　

    1924年4月8日，毛泽东途经衡阳赴广州农讲所，风尘仆仆来到“女三师”。毛泽建见大哥来了，高兴得跳起来，忙从毛泽东背上取下雨伞，拉着他的手引进自己的房里。毛泽东喝着热茶，一眼看到对面墙上贴着条幅，上写着：“踏平人间坎坷路，巾帼英豪赛须眉。”落款是：“书赠毛达湘学友。陈芬。”　　

    毛泽东指着条幅问毛泽建：“菊妹子，这是谁写给你的？”　　

    立刻，毛泽建两颊漾起红晕，不好意思地说：“是男三师一位耒阳籍同学赠的。”　　

    “这人的书法不错嘛！”　　

    “嘿！他不但字写得好，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哩！”毛泽建滔滔不绝地介绍道。细心的毛泽东听妹妹把陈芬说得很神，立即明白了八九分，笑着说：“菊妹子，看来你对他蛮崇拜哟！”　　

    “男子汉就得像他那样。现在我见到一些书呆子，迂腐得很，整天一副老学究的样子，能有什么用？”　　

    “这么说，你看上他罗！”毛泽东有意逗了一句。毛泽建一听，脸上倏地燃起了红霞。　　

    “菊妹子，你还没向他表示吗？”毛泽东关切地问道。毛泽建缓缓地摇摇头。毛泽东哈哈地笑起来：“我知道，是要大哥为你当红娘哟！”　　

    5月1日，毛泽东在张秋人、蒋啸青的陪同下来到湘南学联会议厅，为纪念“五一”作《关于马克思生平及艰苦斗争简史》的演说，陈芬和毛泽建等一大批进步学生都参加了。　　

    散会以后，毛泽东找到陈芬，说：“我找你谈谈。”说完，两人沿着江畔一边走一边交谈开来。　　

    “小陈，你今年多大啦？”　　

    “22岁。”　　

    “看你年龄也不小了，得找个理想的伴侣才好。”　　

    “润之兄，像我这么个人，谁家妹子看得上。”陈芬漠然一笑。　　

    “我告诉你，有一个妹子看上了你！”毛泽东认真地说。　　

    “谁？”陈芬心弦一动，忙问。　　

    “你看我妹妹达湘怎么样？”　　

    “她？”陈芬一听，惊喜若狂，透过毛泽东期待的目光，心里涌起一股热浪，呐呐地说：“达湘博学多才，小弟怎能与她般配。”　　

    “我看你们志趣相投，我是特意来转告她的意思，牵牵红线搭搭桥，今后尚需你们加深了解，希望你们将来能结成伴侣。”　　

    1925年冬，陈芬毕业后，奉湘南特委党组织的指示，回老家耒阳从事革命活动。毛泽建和他同往，他们旅行结婚，在耒河的轻舟上度过了幸福而甜蜜的时光。　　

    不幸的是，1929年8月，毛泽建与陈芬同时被捕遇难，双双为革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毛泽民办工人消费合作社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毛泽东召集安源同志到长沙开会。毛泽东具体分析了当前敌我形势，指出应采取稳重步骤，不要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盘马弯弓”之势，作好罢工的充分准备，最后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采取罢工手段。毛泽东说：“只有这样才最为有利，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安源的同志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在大工业区，唯独安源工会硕果仅存，“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　　

    1923年早春，毛泽东又派毛泽民到安源，创办工人消费合作社，出任经理。这时二十七八岁的毛泽民，宽脸堂，厚嘴唇，一双大眼炯炯有神。他用浓重而又宏亮的湖南乡音对工人们说：“我们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今天正式开业了！”　　

    工人们争先恐后地挤进了合作社要看个究竟。一看，什么都有：米、油、盐、布......吃的用的都有，而且价格比外面商人那里便宜得多，有的甚至便宜三分之一。　　

    毛泽民一心扑在工作上。为了能把商品价格降得更低一些，他自己或派人去武汉、长沙等地成批进货。如此一来，价格一下跌了很多，工人们怎能不乐呢？　　

    毛泽东在安源办起了“中国第一个消费合作社”，而且越办越大，还开设了好几个分社，他除担任总经理外，还参加安源路矿党的工作。　　

    合作社的建立和扩大，不仅推动了安源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且还为党的活动筹集了一大笔资金。　　

    毛泽民从小善理财的本事，在此已显示出经济专家的派头了。　　

                    毛泽覃的铜锣声　　

　　　　　　    到了1922年11月毛泽覃已满17岁。毛泽东看着弟弟茁壮成长，找心眼里感到高兴。　　

    一天，在水口山铅锌矿搞工人运动的蒋先云来到毛泽东处，毛泽东便把泽覃托付给他，希望三弟去风口浪尖上闯一闯。　　

    毛泽覃闯劲十足，说闯就闯。　　

    12月5日，震惊中外的水口大罢工爆发了，轰鸣的机器停了下来，矿井也空无一人。一队队工人纠察队在各处巡逻。平时作威作福的工头们都龟缩起来了。　　

    资本家断了财路，恨得直咬牙，一边调兵遣将，一边又发出请贴，邀请罢工负责人蒋先云到局衙里谈判。　　

    有人说：“这是一个圈套，一去准没命。”有人说：“不去显得我们胆怯，况且的确需要同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谈判和斗争。”　　

    毛泽覃说：“还是应该去，据理力争，壮大我们的声望。但在外面我们把3000工人组织好，做代表们的后盾。”毛泽覃说着就从墙上拿下一面铜锣，说：“如果资本家要害咱们工人代表，我就猛敲铜锣，纠察队立即往里冲，坏蛋们不乖乖就范才怪呢！”　　

    第二天，工人代表蒋先云等人昂首走进了局衙门，没谈几句，资本家就粗暴地逼他们要工人复工，遭到严词拒绝后，资本家招来了埋伏好的几十个打手，准备下毒手。　　

    这时，早已躲在暗处的毛泽覃见状立即从背后摘下铜锣，一阵惊天动地的铜锣声敲响了！　　

    接着，就有数不清的工人举着各式工具迅速地拥进去，把局衙门围得水泄不通。震天动地的抗议声响彻云霄。　　

    资本家顿时吓得瘫痪了，乖乖地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罢工取得了胜利。　　

                  安源工人参加秋收起义　　

    1924年5月，毛泽东第又一次来到安源，在俱乐部的讲演厅给干部和部分工人做了报告。在这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慨坚定了工人们斗争到底的信心。他勉励工人说：“反动派正在全国端起刺刀，迫害工人运动。我们不少的群众领袖被杀害，不少的工会被封闭。这只是个斗争问题，吓不倒我们工人阶级。他迫害得越厉害，我们工人反抗得越坚强。他今天在这里掏出枪，我们明天就在那里展开斗争。团结就是工人阶级的武器，无产阶级的解放，要靠无产阶级自己努力。”　　

    1925年9月，安源煤矿总经理盛恩颐（盛宣怀的儿子）勾结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派来一团兵，武斗解散了工人俱乐部，枪杀俱乐部主任黄静源同志，打死打伤工人十多人，开除工人五千多人，最后并将煤矿停工。许多工人党员和积极分子都到广东去了，单是参加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就有三十多人，有的参加了黄埔军校和政治讲习班。北伐军到来时，成百成千的工人参加了北伐军。　　

    1927年“马日事变”后，许克祥又在安源、萍乡制造了“六五惨案”，残杀共产党员、工人和农民上千人，安源工人在朱少连等同志领导下，与反动派进行了直接的武装斗争。　　

    1927年毛泽东在汉口参加“八七”会议后，就冒着生命危险，星夜赶回长沙，领导秋收起义。8月16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改组了湖南省委。8月18日，毛泽东来到安源的张家湾，召开新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了秋收起义等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要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会后，毛泽东立即在安源工人和平江、浏阳、醴陵一带农民自卫军中进行了工作，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亲自担任了前敌委员会书记。　　

    秋收起义举起了武装斗争的革命大旗。安源工人最积极地参加了武装革命斗争。由工人纠察队六百多人，党所掌握的矿警队二百多人和临时用梭标、大刀武装起来的工人共三千多人（包括一部分萍乡农民自卫军），级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成为秋收起义的基本力量。　　

    1927年9月10日(中秋节)，安源工人在激动人心的“暴动！打倒国民党政府！”“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协助农民夺取土地！”的口号声中投入战斗。他们一鼓作气，连克醴陵、株洲、浏阳，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后来因为陷入优势敌人的包围，起义部队被打散，参加秋收起义的安源工人在战斗中表现得极为勇敢。大部分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一部分突围去寻找毛泽东的队伍，上了井冈山；一部分散入湘东南的广大农村，成为一批革命的火种。　　

    1929年初，国民党派重兵到安源镇压，朱少连等一百多人都牺牲了。　　

    1930年7月29日，毛泽东率领红军再次来到安源。在群众大会上，毛泽东勉励大家说：“你们要不受苦，就要跟共产党走，和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只要继续彻底闹革命，再过二十年到就可以建立劳动人民的新世界！”　　

    毛泽东在安源住了七天，他脚穿草鞋、布袜，同红军战士一样背着米袋子。每天访贫问苦，对安源工人生活关怀倍至。红军拨出了一批经费，给每个工人发了五角钱的生活补助费，给每个烈士家属发了五十元的抚恤费。毛泽东亲自挨家挨户慰问了烈士家属，在慰问烈士家属时还亲切地叮嘱说：“革命一定会胜利。有三个钱，要把两个钱用在儿女身上，一定要把烈士的儿女抚养在。”　　

    那次有一千多工人参加了红军。　　

    从秋收起义到1930年，安源先后有五千多人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军中一支重要的骨干力量。红军中有一支工兵连就是由安源工人组成的。　　

                            参阅资料　　

        参见《人物春秋》1996.2  《毛泽东当红娘》　　

原载《山西工人日报》                               (1996.12.16)　　

        参见《文摘旬刊》2000.1.7 《毛泽东乐当“红娘”二三事》　　

        原载《党史天地》1999.11 梁贤之/文                  (2000.01.13)　　

        参见周世钊：《湘江的怒吼》        (1971.1.1笔记 2001.12.14、15)　　

        参见《北岳风》1997年第11期《毛泽东三兄弟之谜》    (2004.02.03)　　

　　　　参见《文摘旬刊》2006.7.28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生典故”》　　

　　　　原载《党史纵横》2006.7 王树人/文                   (2006.08.07)　　

摘录《文摘旬刊》2008.10.10《刘少奇的求学历程》　　

原载《团结报》2008.9.23 洪梅/文                    (200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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