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文革大致轮廓
作为文革标志的群众大民主运动：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奕的七个回合
：老田
作为文革标志的是：群众性大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始终是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的系列政治博奕过程。根据双方力量消长和运动进程的起落，文革十年期间，群众性大民主运动及其引发的政治博奕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七个段落分明的时间段，每一个时间段称为一个回合。
有人认为文革只延续了两到三年时间，这是以文革期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持续时间作为依据的，舍弃了由此引发的后续政治博奕过程；笔者以为由大规模群众运动引发的后续政治博奕过程，不仅仍然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模式，而且只有把后面的政治博奕回合纳入考察视野，才更有利于全面地分析文革所隐含的社会矛盾，更好地揭示由社会矛盾所规定的政治博奕内涵。
本文主要以笔者前几年所作的口述史资料为基础，参照相关文献，以武汉文革进程为背景进行分析提炼，而以其他地区的运动进程作为参照而写成，目的是为文革期间的群众性大民主运动刻画一个粗略的轮廓。
1、 文革的第一回合：运动方向之争
文革运动的对象究竟是“向上”指向“当权派”，还是向下指向“黑五类”“牛鬼蛇神”，这一个问题并不是“不言自明”的，由于“矛头向上”不符合强势群体的利益，这一“正确”的运动方向就受到权力精英竭尽全力的歪曲，而把正确的运动方向教给人民，则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文革的第一回合是就运动的对象和方向问题，作出的社会舆论动员过程，这大体上属于文革的文斗阶段。
刘少奇代表当权派的政治意愿，于一九六六年年六月十日前后（根据王任重的笔记），在一个会议上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40万右派”，王任重据此计算要在武汉高校学生中间抓5％的右派。这一指示被各地当权派积极执行，他们按照自身的利益和意愿去改变文革的打击方向，工作组就是领导运动向下“横扫”的，这被毛泽东后来归纳为“五十天白色恐怖”。在“五十天白色恐怖”期间，受打击的“少数派”（老造反派）成为文革十年群众运动的中坚力量，造反派和历代的革命者一样，多数也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个抓右派过程的锋芒所向，造就了文革第一批坚定的造反派。
一九六六年北大的六一八事件，刘少奇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和批示，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一事件不仅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同时还被策略性地按照事件的消极方面被描述为“流氓事件”。这一叙述模式：对当权派则按积极方面叙述，对造反派按照消极方面定性；这个双重标准已经为现在的主流文革叙述所继承，并内在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隐喻：没有当权派领导的群众运动只能陷入混乱和无序。文革结束后的大审判中间，也是沿袭这一逻辑的，武汉市公安局七处的处长曾经告诉被审查的造反派头头：武汉的造反派头头是比较纯的，我们的审查先是从历史开始，看你们的出身有没有问题，再就是审查政治问题，接着审查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在说造反派造当权派的“反”是“右派翻天”和反革命，这在文革期间乃至文革后，一直都是当权派和保守派作为压制造反派的主要叙述模式。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二十一日的中央军委文件和公安部连续发布文件，严厉禁止当权派调动军队和公安警力去压制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为此，当权派不得不在国家机器的威力之外去寻求新的力量，各地当权派都以空前的热情和努力去“运动群众”或者建设“左派队伍”，多数派（早期保守派）由此而产生。
多数派的主要政治功能是“转移运动的大方向”，转移运动方向的两个主要步骤：先是转移运动方向和矛头，力图把文革变成第二个反右运动，工作组时期的工作主要是在群众中间搞“左、中、右”排队；根据武汉水利学院工作组和党委的理解和布置，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九五七年加上一九五八年的形势”（按：就是把文革当作“反右大跃进”来搞）。在撤销工作组之后，是当权派主导中学生进行“破四旧”和抄家等方式，通过整“黑五类”和牛鬼蛇神。早期保守派的典型代表是北京的“血统论红卫兵”（老红卫兵，或称老兵），他们提出“血统论”，目的是把文革的对象与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革命对象相混淆，这实质上是把自身的利益和诉求，与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和马克思的阶级分化认识相捆绑。造反派则在陶铸等中央文革领导人的支持下，针锋相对提出“怀疑一切”和反血统论主张。
文化革命还被反复解释为狭义而具体的“破四旧”，这种形式化的理解反复出现，目标始终服务于扭转文革运动的方向，这是官僚精英群体的阶级本能和强势地位的体现。在“十六条”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之后，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还在湖北省常委会上说“炮打司令部是炮打牛鬼蛇神，不是炮打湖北省委。”一个很高明的策略是：“触及一下那些老寄生虫，再保他们过关。”
多数派的强大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时期普通民众处于“政治无意识”的表现，也是党政系统干部动员能力和经验优势的体现。由于当权派的组织能力方面的优势，使得造反派处于少数派地位，普遍受到压制。作为当权派组织优势的体现，青岛、长沙、西安等地还出现“调动工农反学生”的事件。
当时中央一级政府调节当权派和造反派力量对比的主要手段是：一方面加强对少数派的舆论支持力度，直到一九六六年十月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达到最高潮；同时还不断以中央文件形式，反复重申不许各地当权派“调动工农整学生”，以消减当权派的组织优势。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造反派群众被动员起来的“三板斧”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学生建立政治组织、发起了全国大串联；前两者是强行落实宪法中间规定的“言论和结社自由”，由毛泽东亲自出面来重申宪法权利显然有助于降低群众造反的预期风险；最后一条使得全国的造反派力量连成一片，相互支持，越过了各地当权派在本地的组织优势，当权派的组织优势往往无法越过他所管辖的地域起作用。
特别是北京红卫兵南下各地“点火”，是扭转文革方向的关键招数；许多南下点火的学生都是周恩来委派并亲自送行的，因此胆气尤壮，北京学生南下武汉之后敢于宣称“湖北省委是个大黑帮”，这远远超出本地少数派的胆略。湖北省委反驳说“湖北省委是个大红帮”，“矫枉”看来常常需要“过正”，不管湖北省委到底是“黑帮”还是“红帮”，南下学生已经成功地把“斗争大方向”从“黑五类”“牛鬼蛇神”身上，恰当地转移到当权派身上来了。正是因为南下“点火”学生所起到的扭转运动方向的独特作用，在一个短时间成为各地当权派对付的重点，武汉的当权派通过保守派发起“驱赶南下一小撮”运动，湖北省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在大会上亲自“代表湖北3200万人民”控诉南下学生赵桂林，说要把赵桂林送去劳改，他本人打算不当省长而是要拿着鞭子亲自去当劳改队长；南京市委紧急调动“郊区四清工作团”回市区，从集结点党校跑步去市委大院，冒充南京市民与南下学生进行辩论。
在舆论动员处于劣势，特别是扭转运动方向无望之后，保守派组织开始选择进行“武斗”的政治博奕方式，在文革的第一个回合中间，清华大学的八二四事件和北京“西城纠察队”等率先表现出来的武斗趋向，是一九六七年年中大武斗压制造反派的预演，本质上体现了当权派处于舆论竞争下风时的坚定政治竞争意志和策略选择：文的不行就来武的。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发布之后，造反派才公开建立自己的组织，以要求平反和交出“黑材料”为斗争目标和手段，以争取政治舆论同情。这是文革对垒双方交手的第一回合。时间段是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开始，到批判资反路线为止，中间“撤销工作组”事件是这一时期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分界点，这一过程延续五个月左右。
2、 文革第二回合：当权派罢工和大民主运动升级到夺权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中央对文革运动的对象和目标，进行了十分清晰的表述，转移运动方向就更为困难了。在当权派组织起来的多数派学生中间，许多人读到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之后，转而退出多数派组织参加了造反派。
由于四清运动在工厂和农村也造成了干群之间的对立，在文革群众运动的大形势下，上海和武汉等地的工人也起而造反组织了自己的组织，各地当权派都拒绝承认。出于降低造反风险的需要，也出于预计能够得到中央支持的信心，各地工人的斗争方式都是选择去北京寻求支持的斗争模式。张春桥受派去上海安亭，在现场张春桥超越授权承认了工人组织的合法性，毛泽东最后支持了他。1966年12月9日发布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取消了十六条之间对工人运动的限制，追认工人组织起来参加造反运动的权力；15日又发布了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参与文革的群众范围，从学生扩大到工人农民中间，造反派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发起批判资反路线之后，舆论对于当权派采取批判态度，而对于造反派则采取支持态度，随着早期保守派（多数派）组织的瓦解，当权派在造反派的攻势面前失去了遮蔽，这给当权派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空前的政治压力。为避免事态向不利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目的是为了对高级干部做政治思想工作，说服各级党政系统的当权派不要对群众运动采取对抗态度，避免对抗升级，这一会议持续了二十天。毛泽东在会上说：“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这既是一种政治承诺，也是一种缓和对抗的策略：确认当权派的政治利益，防止他们选择把对抗升级。
当权派在无法调用国家机器力量之后，又面临着失去自己苦心组织起来的多数派的“屏障”，同时“组织工农反学生”的模式，也屡屡受到中央文件的严厉批评，继续选择这样的手法，显然面临着日益升高的政治风险，随着运动进程的深入，当权派日益丧失各种力量凭借和操作手段。
从批判资反路线到一月夺权时期，是当权派最为虚弱的时期，一些省份的主要负责人，在文革初期追随刘邓的“反右派”指令，大力执行了在群众中间“横扫”的政策，由此留下了与少数派的政治对立；而刘邓在政治上的边缘化，使得他们很难再继续分担下属官员的政治责任；一些省委书记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恐慌，云南的阎红彦和山西的卫恒，都是在这个“当权派在政治上最为虚弱”的时期选择自杀的。自杀固然是他们在政治上感到没有出路的绝望表现，同时也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当权派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其政治竞争意志已经高达抛弃生命的程度，这个政治竞争意志，在二月的怀仁堂争论中间已经由阎红彦卫恒的消极逃避模式转为谭震林式的积极攻势了。
一个方面是心理恐慌，一个方面是“以退为进”以罢工相要挟，湖北的张体学开完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回来就以机关干部为力量，布置“三道防线”，用“小官”去阻挡造反派的“冲击”，以保护“大官”，实际上领导了官僚队伍的总罢工。上海保守派工人组织赤卫队，更是毫无策略地公开提出要造成“三停”（停水停电停交通）进行要挟。
在当权派罢工之前，文革的目标仅仅局限于官僚精英群体对群众的态度，文革后期毛泽东也反复重申机关改革的关键是联系群众，让学生起来造反的目的，是为了强行打破官僚精英群体对于思想和工作方法改进的冷漠，逼迫他们面对群众，这个时期的文革目标基本上局限在管理体系内部的工作作风改进这一有限目标上。文革的最初设计是以学生造反运动，逼迫当权派改变此前的漠不关心态度，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之下跟随中央的调整部署，这个“以学生造反运动促进当权派反省”的文革规划，毛泽东曾经预测为“六个月”时间完成。
在官僚队伍选择罢工之后，文革就脱离了毛泽东的事先设计，不再局限于管理系统的改进了，而是必须面对管理系统的瘫痪，需要在官僚队伍罢工之后进行接管管理职能并再造管理队伍，这是“因当权派罢工而追加”的新任务。
当权派罢工之后，毛泽东面临选择：要么屈从当权派的意志，把文革变成第二个反右派运动；要么就得自己在支持革命造反的同时，自己着手恢复秩序，建立起党政系统当权派之外的第二套组织系统。
文革已经由支持群众造反的“单一目标”转变为“双元目标”，而且维持社会基本生产和生活秩序，则成为支持造反目标之前的更优先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的转折受到承受“成本极限”的现实考量。当权派的强大在于：他们能够以消极怠工的方式，使得造反成本上升到毛泽东认为无法承担的地步，由此迫使文革在目标选择上的“拐点”出现。
与罢工的诉求相对应，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前夕，张体学还指派省委秘书长张华去造反派总部所在的“红楼”，与造反派接洽“交权”事宜，武汉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杨道远说到这里特地强调说：不是我们要夺权是他们要交权。
朱永嘉认为批判资反路线是文革的最顶点，而一月夺权则是文革的“拐点”。上海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召开群众大会批判上海市委，等了几天中央毫无表示；而一月八日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布通告号召反击“资反路线新反扑”，要挫败保守派提出的“停电停水停交通”，中央迅速表态支持。
文革由单一目标，变成“双元目标”之后，不仅脱离了运动早期的预设目标，也超越了造反派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整合所能达到的水平，由此埋下了引发“动乱”的伏笔。
在恢复社会秩序上，造反派作为有组织的力量，被要求为恢复秩序作出贡献；解放军是党政系统之外的唯一有组织力量，也必须参与恢复秩序；结合前党政系统的部分官员，组成各种“火线指挥部”或者“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这三种势力的结合，都是为应付党政系统干部罢工而可能出现“三停”，为此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文革后来组建的“革命委员会”政权形式，就是把“应付干部罢工”而产生的各种“指挥部”系统化、长期化的结果。
当权派“以退为进”进行罢工，毛泽东拒绝后退并支持夺权，这是文革的第二回合。时间段是从一九六六年十月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底“军委八条”下达为止。只有文革的第二个回合，勉强算是毛泽东和造反派有表面上“攻势”，其他几个回合“文革的依靠力量”都是处于守势和被动跟进“反文革力量”。
3、 文革第三回合：二月逆流
造反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对参与者本身素质的要求也低，只要有相应的“不平”感受，都可以进行表述，所谓“不平则鸣”。而文革目标调整到应对干部罢工局势，升级到双元目标之后，群众运动的严重不足，就体现出来了。
由于造反派群众实际上缺乏革命时代的“哀兵奋起”的两大条件：造反者的造反风险成本为零以及此时必然的个人奋斗无效转而追求集体奋斗的强烈意愿，没有这两个条件，造反派就难以完成低成本、高强度的政治整合。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客观局限，体现为文革期间反复出现的分裂，这是政治整合失败的典型表现，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政治竞争态势带来的相互攻诘，革委会成立前后各派造反派基于对革委会态度不同出现了“好派”和“屁派”的对立，都是这个政治整合失败的集中体现。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弱点，总是被当权派所把握和利用，并在相当程度上迫使毛泽东选择权宜措施和后退。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因政治竞争而分裂，使得本身的力量被相互抵消和下降。明确昭示了造反派缺乏独立掌握政治局势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能力，在党政干部罢工之后，军队出来参与恢复秩序就是必然的选择了。
解放军支左的选择，是毛泽东拒绝从文革后退到反右之后，为了避免真的带来天下大乱以降低造反成本而不得已选择的结果，军队支左之后，由于造反成本的局限，毛泽东再也没有“可打的底牌”了，先前毛泽东有主导权的文革运动进入了“毫无底牌只有被动跟进”的状态。不仅毛泽东自己深知这一点，就是江青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任何幻想，她本人在一九六七年春天曾经亲口对重庆的黄廉说过：一涉及到军队，事情就不好办了，你们要把握好自己。
由于军队要作为恢复秩序的主要力量出山，同时使得当权派有了新的力量靠山。一九六七年一月底的“军委八条”，第一条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当权派借此去规避了一九六六八月中央军委文件的限制，开始走出最虚弱的时期，调用军队的力量去压制造反派，这一时期最典型（或者最恶劣）的例子是青海二二三事件，赵永夫指使军队开枪打死造反派近两百人，打伤数百人；四川一夜之间抓了十多万人。各地都是军队出马搞“二月镇反”，抓捕造反派。
所谓的“二月逆流”（或者“二月镇反”）和“三月黑风”，并非在怀仁堂里几个高官拌拌嘴那么单纯，陈伯达称为“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后文革时期的叙述，一般倾向是掩盖当权派的优势和他们采取的各种决定性攻势措施，特别是二月逆流期间调用军队力量进攻造反派，主流文革叙述就把毛泽东和造反派行为叙述为完全主动的、没有任何针对性的纯粹攻势行为。
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之间的分裂，体现了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严重局限，造反派原来被资反路线所激发的竞争意志还有所消退；而当权派拒不接受造反派的冲击和失去权位的安排，因此提高了其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在有形力量优势之外，当权派还取得了相对造反派的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方面的优势。当权派开始在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方面，都出现了领先。
造反派的劣势是造反派本身所无法逆转的。在二月逆流时期，“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声被造反派唱彻神州大地。造反派和最高领袖之间的相互现实需要、由此激发的感情联系，在当权派的攻势面前得到强化，但这一联系在文革期间，始终未能理性化或者制度化。文革后期当权派为了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实施把“毛泽东思想仪式化”的个人崇拜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造反派的“感情”接轨的：从感情出发的造反派无法有效反对抬高毛泽东个人的各种仪式化安排，哪怕是荒谬的忠字舞。
一九六七年中央三二七处理安徽问题的七条，人民日报四二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最具决定性的是四月六日的“军委十条”，这三者共同堵塞了当权派调用国家机器的“政策缺口”。军委十条不仅禁止当权派继续利用军队压制造反派，还硬性要求把抓捕的造反派头头释放出去。从当权派利用军队力量去压制造反派，到取消他们调用军队压制造反派的权力，这是文革的第三回合。时间段上起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下迄一九六七年四月初的军委十条下达。
4、 文革第四回合：武斗和撤退
“军委十条”重新堵塞了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保护自己的政策缺口，但是无法终结当权派捍卫自身利益和地位的意志，当权派现在又得在国家机器之外去寻求新的力量以压制造反派了。在一月夺权时期，许多地方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如南京“好派”和“屁派”的分裂，重庆“八一五”和“造反军”的对立，武汉出现“香花派”和“毒草派”的对立，这些对立和分裂都是造反派内部基于政治竞争的需要而现成的。出于政治竞争的策略需要，部分造反派搞统一战线以强化自身的竞争力量，依靠军队干部和解放军这个力量符号，通过支持“二月镇反”对政治竞争对手的压制，成为“新保守派”。许多当权派就此找到了新的群众组织力量，为自己所用。
一时未能找到现成的群众组织力量，就得重新去创造一个群众组织力量出来以实现当权派的意志。最典型的体现在武汉市，由人武部下文组织以基干民兵组织“红武兵”为核心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开始新一轮的压制造反派运动。百万雄师一成立，就根本不搞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一套，他们在武汉东湖宾馆开会，布置了很多“扫平计划”，先是计划要“扫平”汉阳，在汉口则一条大街一条大街地逐步“扫平”，对于造反派相对集中的厂矿企业和宣传据点，则通过武斗拔除。
造反派在二月逆流之后，往往获得各地市民的广泛同情。各地当权派在抓捕造反派之后进行的舆论动员过程，工作粗糙完全没有说服力，例如武汉军区在三一七抓捕“钢工总”总部和二级单位头头近五百人之后，在舆论宣传上把武汉“钢工总”宣传为国民党的还乡团，这完全站不住脚。造反派则借机进行反向舆论动员，占据了舆论上的优势，武汉军区完全在舆论上陷入被动之后，百万雄师就开始了有组织的武力进攻；从一九六七年六一三围攻武汉汽车配件厂开始，中间的大型武斗事件有六一七――六一九“六渡桥武斗”（围攻造反派设置在民众乐园的宣传据点），六二三围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六二四围攻汉阳轧钢厂和汉口刘少奇纪念馆（造反派“工造总司”总部），直到中央六二六通令下来之后，武斗才告一段落，百万雄师也按照中央通令释放被抓的造反派学生。武汉百万雄师进行最后一次武斗，是在七二四围攻武汉体育学院，许多老教授跳下荷塘躲避百万雄师的打杀，起来后满身都是蚂蟥。
武斗的最高境界也许发生在河南，一九八四年郑州某基建工地挖出一份“出土文物”（一份前保守派参与武斗核心决策人物的会议记录，被此人埋在地下），保守派“十大总部”进行武斗的谋划和目标全部暴露，文革时河南省军区支持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计划通过武斗在短时间内把造反派彻底打垮，以便在建立“三结合革委会”时实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结合，让中央找不到真正的造反派组织，这大概是全国文革期间最具雄心和“明确政治远见”的武斗计划。
文革进入一九六七年中期之后，当权派早已走出一月夺权前的虚弱态势，相对于造反派的舆论动员优势，在组织上形成了广泛的动员，把自身的优势转换成为实在的力量优势特别是武力，这一武力优势已经不是中央政策和舆论所能够调处的了。
1967年年中，文革主要体现为武斗，这是造反派的劣势和当权派优势所在，是强势群体按照自身优势所选择的政治博奕模式。武汉的造反派中间，曾经辩论过“文攻武攻”、“文攻武卫”和“文攻武守”三个口号，最激进的策略是“文攻武攻”，最保守的是“文攻武守”，“文攻武卫”是中间派主张。但是现实的选择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都打不过军队扶持的百万雄师，多数造反派选择逃离武汉，许多人避居到上海北京等地。
造反派方面的舆论优势，所赢得的市民广泛同情，都无法挽回和抵消力量对比方面的劣势，这是毛泽东开始准备“战略撤退”的客观力量对比。据说毛泽东七月中旬去武汉之前说过“到武汉保陈再道去”这样的话。毫无疑问，陈再道对武汉武斗期间死伤数百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保”字，乃是力量对比不足下的策略体现。
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指挥文革转入实质性的退却，七二○之后中央在短时间内迅速对全国的群众组织性质进行表态，造反派自从文革起始就受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政治威胁，中央的表态承认造反派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使得造反派在精神得到很大的解脱，造反派获得了一个胜利的感觉。在后来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中间，一些造反派头头还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参与新生的革委会政权。这是文革的第四个回合，时间从一九六七年四月上旬开始，中间经过成立革委会，到一九六八年年中“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为止。
5、 文革第五回合：清队和反复旧
1968年开始还有“三反一粉碎”和“反多中心”的小波折，但是没有形成群众组织和当权派的博奕过程。
从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造反派就又成为打击的对象，文革初期当权派威胁将要进行的“秋后算帐”工作开始了，而且清算造反派的主要凭借力量，仍然是文革初期“调动工农反对学生”的翻版，让那些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的群体来搞政治，利用人们心目中“当官还能整吗？”这样的顽固印象，去执行清算造反派的过程。
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清华是为了解决清华大学的武斗问题，然而被引用到全国其内涵就完全变了。文革初期挑动工农反对学生造反，实际上是利用那些完全不懂政治的人去干预政治运动，充分利用民众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无意识”，现在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在全国普及，依然体现的是当权派动员能力方面的优势。
原来的造反派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起来造反的，依据是毛泽东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去把握运动方向的，这也是造反派的一个唯一的优势：具有舆论上的支持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代表身份。毛泽东思想按照造反派的理解去掌握的方式，必然要为当权派所领导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所反对，这些人现在具有事实上的优越政治地位，但是他们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却并不怎么样，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和把握方式，现在要按照现实的政治地位重新界定，按照“文化水平低”的群体竞争需要，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便利方式需要重新确立，结果是仪式化的“三忠于”“四无限”和“忠字舞”等代替了原来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研究。
毛泽东把芒果转送给工宣队，却被大肆发挥为一种政治象征：各地都组织规模浩大的游行活动去“迎接”芒果模型，当权派把一个偶然的事件强行赋予政治内涵，并以此去逐步割断造反派和毛泽东的政治联系。这本身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个人崇拜”，而是十分精明的政治竞争手法，是当权派政治经验的结晶，体现的是“打着B52的旗号去打击B52的力量”的精明。竞争现在变成争夺“毛泽东旗帜”，而造反派却完全疏于应对。
“忠字舞”的发明也许具有偶然性，但是推广和普及到那个程度，就不是偶然性能够解释的了，这只能是强势群体在背后推动的结果。工宣队和军宣队本身，也许只是为了获得与自身优越政治地位相称的文化地位，所以热衷于仪式化毛泽东符号，而当权派则乐意看到造反派的文化地位被剥夺。
这对于造反派而言，被割断与毛泽东的政治联系和夺走毛泽东旗帜，是一个最严重的“权力”被剥夺过程。因为当权派实际上掌握着党政军人财物，造反派本来就不掌握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唯一的凭借是“毛泽东思想正确代表”的文化权力，勉强算是有一个文化上的优越地位，这使得他们免于当反革命和右派的政治风险，也是他们降低自身造反成本的政治凭借。在“忠字舞”兴起之后，造反派这个文化地位也丧失了，就只剩下被“秋后算帐”的份了，在这样一个悠关造反派生死存亡的“毛泽东旗帜争夺战”中间一败涂地。从1968年末开始，各级各类的“五不准学习班”，开始把大批造反派作为专案审查对象，这些学习班还往往被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当权派一方面把毛泽东思想仪式化，以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同时还发起所谓的“捅马蜂窝”运动，以夺取造反派在基层革委会中间所获得的政治地位。造反派最拿手的还是群众运动方式去显示自身的意志和力量，一九六九年九大前后，武汉等地的造反派发起有一定声势的“反复旧”运动，以表示对当权派的不满。这是文革的第五个回合。
6、 文革的第六回合：从清理五一六到批林批孔
一九六九年九大之后，武汉“反复旧”运动受到中央关注，周恩来通知武汉参加省市结合常委以上的群众代表去北京，在京西宾馆住了一个多月，希望通过隔离造反派头头和群众的方式，使反复旧运动偃旗息鼓，结果未能奏效。期间，周恩来五次接见了武汉造反派代表，参与处理武汉问题的还有康生、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和谢富治等，最后形成“五二七指示”。除了周恩来之外，其他参与者构成整个儿的“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利于造反派的政治调整过程，没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参加。
“五二七指示”硬派是造反派“把工代会置于革委会之上”，完全不考虑当权派打击造反派的各种措施，一味指责造反派的错误，本质上是取消了造反派运用“四大”的权力。 “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却无法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言。九大政治报告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为题目，而从“五二七指示”所隐含的处置方向看，当权派的一切作为都免于追究，实现“团结”的唯一的调整方式是压制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抗。
为了继续压制造反派，一九六九年中央下达“九二七指示”指斥武汉的“北决扬”是历史反革命操纵的组织，并部署了对“北决扬”所代表的老造反派不满情绪进行打击，这是承接五二七指示的调整方向的。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上旬，各个单位的当权派指定人选参加“北京学习班”，造反派组织的骨干和头头10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空军学院。政治策略选择是隔离造反派的领导骨干与基层群众。陈伯达四次去“湖北班”讲话，把学习班的方向从“消除派性”扭转到“清查五一六”，陈伯达不仅亲自作动员工作，还在会上公然说“湖北武汉是五一六的根据地、仓库和保险柜，保险柜的钥匙就掌握在杨道远手里。”
在造反派骨干集中在北京的半年时间里，武汉的当权派进行了广泛的舆论动员和组织安排，大量的保守派被补充进各级革委会了。当权派进行舆论动员的效果是很好的，造反派头头在北京学习班的时候，当权派和保守派制造舆论说这些人已经被押到河南兰考去劳改去了，武汉国棉一厂的保守派甚至造舆论说本厂的王某是暗通苏联的特务；清队时期报章上则把负有血债的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部长汤忠云（逃跑时被公安干警击毙）被当作英雄来宣传，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执行公务时击毙汤忠云的干警王，更被判六年有期徒刑，在判决后释放时他已经实际蹲了九年大牢。一造反派头头在参加六九年周恩来接见的时候报怨说“好像做保守派还光荣些似的”，周恩来反问“那怎么看待七二○事件？”
按照武汉造反派在反复旧时期的说法，清队的结果是“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当权派反夺权是通过三部曲完成的，先是通过制造个人崇拜的“忠字舞”等形式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割断造反派与毛泽东的政治联系；接着是在舆论上把造反派妖魔化；决定性的步骤是通过“捅马蜂窝”把造反派拉下马和扩大革委会代表数量方式把保守派大量扶上台。造反派头头从北京学习班回来之后就发现，革委会大变样了。
湖北省革委会在1970年召开两次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两次“积代会”的基调，都是“调动工农反学生”这一政治智慧的翻版，一个来自天门的“学毛著积极分子”金琼珥在大会上按照当权派的布置，控诉造反派打人说“一脚踢穿三层裤子”，这个事情许多造反派至今记忆犹新。
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当权派借这个运动在全国揪出了1000多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其中湖北省的造反派被当权派和保守派合伙揪出了60余万五一六反革命份子。江苏省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更是成就卓著，有一个顺口溜说“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
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具体是由掌权的军队干部主持，前党政干部参加，保守派成员作为“动力”，清查对象是造反派成员，这是一次系统而全面的、对文革初期造反行为进行系统“秋后算帐”的政治过程。从当时的政治走势看，清查运动锁定造反派作为对象，部分包含着“清除不安定因素保证社会稳定”的考虑，沿袭周恩来在九大前后处理“反复旧运动”期间的考虑；更多的是军队干部追求管理成本最小化（所谓“造反派不听话”）和向造反派夺权的考虑，起根本作用的决定因素则是当权派和保守派有着彻底清算造反派的坚定政治意志：通过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方式以在政治上“消灭”他们。
庐山会议上的争论被毛泽东定性为“路线斗争”，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的程序问题，在被毛泽东否定之后大家又都一致同意不设，因此这样的分歧根本谈不上什么路线分歧。但是，更为重要的争论是会议上军队干部和党政干部对张春桥的不满大爆发，与此逻辑上一致的是文革积极分子在各地被系统清算的事实，这在根本上标志着对文革的根本政治分歧，而且这一清算运动的最初舆论动员就是从毛泽东思想仪式化开始的，所以，路线斗争体现在设立国家主席争论之外的两个问题上：把毛泽东高举到神坛之上（会议中间的所谓“称天才”）和同时系统表述对造反派的不满。许多研究者在资料选择上，过分重视了会议上对一个具体议程的不同态度，似乎这就是全部的主题所在，同时却过分忽视了不那么明显的、却是与文革大势密切相关的“根本政治分歧”。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请出“军队支左”之后，在政治上已经无牌可打了（至少缺乏“明牌”而只剩下“暗牌”了），到了庐山会议争论之时，毛泽东实际上是在无牌可打的状态下，搞“违章出牌”，针对当权派和保守派系统清算文革力量的政治现实，“借机”进行了一场单枪匹马的反击。如果回忆一下一九六七年中期，毛泽东在力量对比不利的现实面前，不得不选择战略撤退，那么，对于系统清算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的形势，毛泽东面临的对手和力量显然更为强大，这个运动卷入了比一九六七年更多的群体和力量包括更多的当权派和保守派，这更是毛泽东所无法进行“公开”调整和进行政治处理的，为此毛泽东不得不“剑走偏锋”出怪招，庐山会议之后，那些在整造反派问题上跳得最高的军队干部，如黄吴叶李邱诸人被迫检讨。在林彪事件之后，一些整造反派最积极的军队干部，基本上是被硬性指为“林彪集团死党”而拿下去了，或者作为“活党”“上了贼船的人”在政治上被矮化，就湖北省而言，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丰被指为“林彪死党”关进秦城监狱，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被称为“活党”“上了贼船的人”，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被称为“活党”，相反，前党政干部张体学等人却被轻轻放过了，据称在庐山会议上，首先发言表达对张春桥不满的是张体学，刘丰是跟在张体学之后才发言的。对政治竞争作一个功能分析，结论是很清楚的，那些在整文革积极分子方面最积极的军队干部，被毛泽东以个人的至高权威加以清算了，河南整造反派最积极的军队干部王新在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之后陆续挨整，但是他怎么都不服气，他说“我在庐山会议上一句话没有说，就只吃了几片哈密瓜。”
在造反派中间找坏人的运动，在一九七一年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仅仅在武汉钢铁公司这样一个小范围里，把那些历史上有些小问题的人（例如在三年困难时期做过小生意的人），一次就枪毙了13人；在1972年的“批极左”运动中，湖北省和武汉军区把造反派头头集中在湖北省二招办学习班，并准备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进行“杀关管”，其中十八人，根据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批示预备“在必要的时候处以极刑”，对造反派的清算不再仅仅满足于象此前那样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份子了，已经着眼于进行“肉体上的消灭”了。曾思玉在林彪事件之后，被指为“林彪集团活党”“上了贼船的人”，一九七三年底十大军区对调时去济南军区了事。
针对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在上面非常不满地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说：现在是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革委会成立之后，各级当权派的注意力，确实是过分集中在如何联合起来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上了。当权派自己不拿国事当回事，把国家经济和政治搞得一团糟，还要借批“极左”去继续追究那些已经被他们打成反革命、长期住在“五不准学习班”里的造反派。说生产没有搞好是造反派的责任，不仅是文革期间作为当权派整治造反派的主要借口，也是今天主流文革叙述的一大支撑点，万里一九七五年出掌铁道部，就是拿“火车准点不准点”为由头来整治造反派的，一个徐州的张姓造反派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万里嫌少，结果在一天之内被加刑三次，最后被万里本人亲自加到二十年。
1973年毛泽东要求实现“权归政、兵归营”，由此支左干部离开地方，支左期间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的矛盾也非常突出，瓦解了原来当权派共同对付造反派的政治联盟，造反派所面对的政治压力骤然减轻。同时，由于军队干部在支左时期，也大量得罪了党政系统的当权派，他们之间在文革前期曾经有过的高度一致，不再存在了，党政干部与军队干部之间甚至有了非常深刻的裂痕，一九七三年支左干部离开武汉的时候，王克文主持武汉工作，他对军队干部的态度是：全部离开一个也不挽留。而原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回到部队之后，被安排担任武空第五副司令员自称是“负责农场和喂猪的”，军队干部内部的相互不满和裂痕也是显而易见的。文革前期当权派的紧密联盟，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一九七三年各地成立新的工会，武汉新成立的工会不承认1967年造反派大联合时期的“工代会”的合法性。十大之后的武汉造反派，利用王洪文在修改党章报告上的反潮流字句做文章，说是要发扬革命的反潮流精神，他们的政治诉求非常简单和明确：“要四大不要五不准”“还我革命工代会”。
一九七三年，经过许多次打击和磨砺，造反派政治上已经相对成熟了，再也没有了什么“钢派”“新派”的争执，甚至还曾经预备和百万雄师联合进行批林批孔。区别主要在于反抗的激烈程度不同，反抗手段的不一样。这个时期武汉有三个相互区别的流派在分别活动：一拨人是“街头派”或者称为“社会流派”，他们的活动方式主要是出大字报、在街头集会演讲，诉诸群众和社会同情，谢妙福等人组织了数百人去北京上访，还曾经到京西宾馆门口静坐示威；第二拨称为“议会派”，他们参与省市委主持的“首义路招待所座谈会”，面对面地向省市委提出要求：放出以前被关在监狱里的同志，承认大联合组织的合法性，为受冤枉的同志平反昭雪，推倒一切侮蔑和不实之词，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对待文革的新生力量等；还有一些就是在三结合中担任省市委常委以上的职务的，被称为“投降派”或者“受招安派”，他们在体制内部有些发言的机会，他们有些人反对在街头活动，主张利用已经取得席位，在体制内部进行合法斗争。这三个派别虽然有区别，彼此也有一些小的摩擦，但是大体上是相互配合并梯次展开，对当权派则形成共同的政治压力。造反派这个时候对政权有了新的认识，武汉的胡厚民提出“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
在“批林批孔”时期，许多造反派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不满足于把矛头仅仅对准林彪，要求“批礼治”这种最久远的“驯服工具论”思想。在选择突破口上，各地造反派选择了一个民众普遍关心的反腐败题目――批判“走后门”，由于造反派本身长期受当权派打击和压制，在这一个方面显得“非常干净”而对立面却“十分肮脏”，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选择。湖北省委许多干部，在造反派的舆论攻势之下，贴大字报或者在大字报后签名，说要把自己的儿子姑娘从后门进去的大学和军队里退出来。而且当权派不仅本身处于分裂状态，而且再也难以组织百万雄师了，处于相对虚弱的时期。武钢党委还发布造反公告。湖北省委“认真”准备给造反派补台，主要是准备把造反派塞进边缘权力部门如团省委和省总工会。
这样一个非常有利的舆论形势，是毛泽东自己出来终结的，毛泽东亲自出面说文革八年了，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他还反对单纯批判“经验主义”，反对“三箭齐发”，还说前门进来也有坏人，后门进来也有好人，造反派认为这是原则问题，怎么成了好坏人的问题呢？毛主席失去了当年的气魄。对造反派的“补台”和“平反”工作，随之也就不了了之；对武汉反抗最激烈的“街头派”的镇压，是武汉市委书记王和省委书记赵商议后去北京请示邓，邓在北京给他们30个抓人指标，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其中的武齐华在狱中被活活打死。这一次的形势确实已经与1967年不同了，当权派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难以凝聚共同的意志了，作为当权派意志难以凝聚的必然表现，湖北省委的主要领导还曾经和造反派合作去搞批林批孔运动；而且造反派也已经不是1967年的造反派了，内部那么容易被渗透和瓦解，内部的分化和对立情绪已经微不足道了，合作与共同奋斗已经成为主流了。这一次是毛泽东自己出来说：算了，算了。第六回合是接着第五个回合之间对造反派清算的升级而来，但是最后是偃旗息鼓而去。时间是从九大之后开始，到一九七五年初为止，中间，林彪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
7、 文革第七回合：整顿和批邓
邓小平复出之后，毛泽东让他全面主持工作，邓小平用这样一个机会去强化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他试图通过“把造反派整下去”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干部群体的意志和利益，他与上海马天水的私人谈话（要马以后到北京只找他）、与贾启允、赵紫阳私下谈话，使用了诸如“如果人家说你复辟，那就对了”“不要怕当还乡团”等等语言，要他们下去发起“批判造反派”运动，通过整造反派来满足干部群体的政治需要，以建立起他们的政治代表性。同时，竭力扩张官僚队伍的人数，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武汉市从一九七三年军队支左干部离开之后，到一九七五年不到两年时间，干部数量就迅速膨胀到超过了文革前。
在政治代表性问题上，毛泽东始终认定“股份”只能是来自人民，而刘少奇、邓小平则始终认定“股份”来自干部，斯大林也有与刘邓接近的观点――“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是共产党内一个根本性的认识分歧。毛泽东的“人民决定论”观点，看来只能在长的历史阶段和最终阶段得到检验；而刘邓的“精英决定论”观点，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倒是符合现实政治中间的力量对比。《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体现的也是“官员决定论”观点，一些造反派人士认为这个纪要是典型的“复辟派纲领”。
邓小平在公开的场合则发动“整顿软懒散的班子”运动，说造反派没有经验要下去农村锻炼，把造反派赶走，以新干部没有经验为借口，要各地当权派把参加三结合的造反派头头下放到农村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以积累经验；四人帮则在报纸上批判经验主义。许多人说邓小平对文革的系统纠偏，超过了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邓小平过于希望建立起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以牺牲中国的政治平衡为代价（按照当时的话说“是搞分裂”），使得干部队伍的消极面急剧放大，在全面整造反派的过程中间，干部队伍失去了起码的监督和平衡力量。
一九七五年纪登奎到河南驻马店水灾地区慰问，警告河南的造反派头头不要怕右了，说是现在“要向右向右再向右”，这体现官僚精英群体中间的一般倾向。这个时期，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反正肯定是活不长了，这在干部队伍中间形成了一股新的理性选择：为了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格局中间站稳，争相与毛泽东本人的立场和意愿保持距离。在“评水浒、批宋江”的影射史学界说中间，人们看到有些人就算是参加或者支持造反，其毕生努力的目标也是象宋江那样“要博个封妻荫子”的，贫苦出身的阮氏三兄弟就没有这样的诉求，端视这些人的现实地位和预期利益而决定，“影射史学”也是能提高人们识别能力的。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在中国政治格局竞争中间的“个人筹码”太重，无论在党内政治格局还是在文革群众大民主运动中间都是如此，而且这样一个的超强地位始终无法被替代。毛泽东退出支持者位置，往往带来政治格局的严重失衡；文革前他撤回对党内弱势群体刘少奇等的支持，结果党内政治竞争的平衡局面就不存在了，党内强势群体找弱势群体的岔子把他们整下去，结果引发文革中间最大的冤案，后来把这笔帐算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头上，完全不符合事实，这些冤案的发生只与毛泽东撤回支持的事实“客观上相关”。现在毛泽东眼看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各路诸侯无不纷纷“死整造反派”以捍卫官僚精英群体的共同阶级利益，为自己在将来的政治格局中间谋个好出身，而大量“开后门”何尝不是照顾官僚精英群体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呢？毛泽东筹码的分量之重，广为人们所知，不过很多人不愿意应用到分析具体问题中间来而已，文革前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金保，安慰她的一个晚辈子侄说：“只要毛泽东在，你们起来造反不要紧，是吃不了大亏的。”这位青年反过来担心：“如果毛主席不在了呢？”张老老实实回答说：“那就不好说了。”
一九七六年的清明前后，在周总理去世的问题上，各地的保守派和造反派有一些观点交锋，武汉、郑州、南京都有所表现，最集中地体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广场事件的内涵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文革期间特别是上山下乡运动，阻断了城市青年人在原有社会体制中间所具有的上升阶梯，这是不满的一个主要方面，在这部分人中间，邓小平也许能够代表一个阶梯型的正常社会，可以寄托他们上升的愿望和理想，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述；二是文革期间当权派及其子弟所积累起来的严重不满，突出地爆发出来，只有在这一部分人中间才明确涉及到对邓小平和四人帮在政治上决然不同的取舍态度，这群人中间许多人就是文革初期“联动”的成员，这一部分人是纯粹的政治表述；第三个方面是多数人的状态，周总理的清正廉明形象受到许多人的自发拥戴，作为一个原本意义上的悼念活动参加者，称不上什么特定的政治或者经济诉求。毛泽东批准的政治局会议界定的“反革命事件”定性，实际上是针对第二部分人的政治意志表述的；文革被否定后的表述，把三种大有区别的情况“一锅煮”了，说所有去广场的人都是“拥邓”“反四人帮”的，这明显有美化新领导的意味。
天安门事件之后，各地都有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群众运动风潮，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就迅速结束了，这是群众性大民主运动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勉强算是第七个回合。
粉碎四人帮之后，造反派头头们被指为四人帮帮派体系骨干份子，进入监狱，文革的群众运动及其引致的“造反派－当权派”矛盾对抗和政治博奕过程至此结束。而文化和思想上彻底消灭造反派的“文化战役”，从全面否定文革开始至今仍然在继续当中，这集中体现在三本官方文革史和各种主流精英们建立的文革叙述中间。这一次只有胜利者在文化上实施的清算，而缺乏造反派的反驳，因此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政治博奕回合。
二○○六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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