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打鼓新场风波：确立了毛泽东的权威性

    1935年3月10日发生的打鼓新场风波，是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期间的一次重要事件，也是当年自遵义会议以来红军领导层在军事路线原则问题上的一次重大分歧。但是，迄今为止，凡是涉及长征，尤其是涉及四渡赤水的著述和作品几乎都有意无意地把这一事件作为偶尔现象看待，并没有作过深入透彻的研究，而且都认为这仅仅是“一次小小的风波”。
    
    周恩来的回忆则有所不同。在《周恩来自述》中，他认为：打鼓新场风波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一表述很特别，既然是关键性的，就不可能是小问题。由于周恩来的这一回忆是他在197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只能如此概括，而且也可以明显感到其强调的是后者。那么，周恩来所强调的关键性究竟是指什么呢。他说：“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争论。”这确实很特别，一个“又”字表明遵义会议后红军领导层的思想并不统一。
    
    打鼓新场风波，源起红军一渡赤水准备北渡长江以建立川西根据地受阻之际。当时红军领导层对建立根据地的地点出现了分歧：是坚持遵义会议的决议，继续设法北渡长江以建立川西根据地，还是恢复黎平会议的决议，也就是毛泽东的建议，到黔北建立根据地。
    
    中革军委的分歧之大，从林彪的电文中可见一斑。当时，他正率部在长江南岸寻机渡江，对中革军委屡屡变化的计划大为不满，以致发电责问中革军委：“你们的基本企图究竟是什么？”仅仅为了说服林彪向扎西靠拢，中革军委在六天里就给林彪连发了八封电报。
    
    扎西会议是红军在放弃北渡长江计划后的一次重新确定战略目标的会议，中革军委基本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暂时不渡长江而返回黔北建立根据地。
    
    解决了建立根据地的地点后，如何建立根据地又成了争论的焦点。毛泽东一贯主张打运动战，避免消耗战，尤其是攻坚战。但中革军委中不少人仍然贪图打便宜仗，只要能打胜就打。当时，红军每次军事决策必须由20余人组成的政治局开会讨论，而毛泽东一直是少数派。
    
    当时红军要在黔北建立根据地面临着两股主要敌军。一股是王家烈的黔军，另一股是中央军的薛岳兵团。政治局开会决定先打黔军，采用的方法自然是攻坚战。先是攻桐梓城，再攻点金山和附近诸多山头，然后再攻占娄山关。接着又攻克遵义的新城和老城，最后又攻击老鸦山和红花岗。仗是打胜了，但也使红军主力的元气大伤。当时，彭德怀怀着沉重的心情向中央打了一份陈述三军团伤亡惨重的报告：“三军团在娄山关、遵义城和老鸦山诸战斗中，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只有大量补充才能维持4个团的编制。”还说：“两位团长负伤，六位营长伤亡，十团参谋长钟伟剑和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希望军委能够即刻派一位军团参谋长和其他指挥人员，以便继续战斗。”
    
    面对这种打了胜仗却难以为继的局面，当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是这样评价的：“那时建立根据地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打了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也不解决问题，吴（奇伟）纵队还有两个师，周（浑元）纵队又来了；而就红军本身来说，有很大的削弱，到贵州后才扩军，但新扩的部队也不容易巩固。真正打起来，还是靠红军的老骨头，把老骨头消耗了就划不来。”
    
    连续的几天激烈战斗，黔军死守待援，那为何薛岳兵团没有及时增援呢？这里有一个大秘密。原来红军开始进攻后，薛岳即给就近的吴奇伟纵队发电命令他火速增援。没想到此电给红军截收，并冒充吴奇伟纵队出具了“收据”。等敌人发觉上当，红军已经赢得了时间。
    
    仗刚打完，周浑元纵队近4个师就赶来据守了鲁班场，这就直接影响了建立黔北根据地这一战略计划的实现。
    
    1935年3月5日，政治局决定打击周浑元纵队，由朱德、毛泽东分别担任前敌司令部司令、政委具体指挥战斗。但就在大战将临之际，红军领导层又起争论。3月10日，林彪发急电给军委，提出消灭驻守打鼓新场一个师的滇军可以捞个便宜。对这一建议，毛泽东坚决反对，但朱德认为可取。前敌司令部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建议立即召集军委会议，认真研究这一节外生枝的问题，于是张闻天召开了20余人参加的会议。由于大家一致主张进攻打鼓新场，最后经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还是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焦虑万分，眼看已经伤亡重大的红军又要展开攻坚战，就算胜利了对红军来说也是雪上加霜，因为红军紧接着还要打更大的硬仗，这怎么得了。毛泽东认为这仗没法指挥，就说：“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凯丰说：“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张闻天则说：“不干就不干吧。”“好，我不干！”毛泽东说完就气乎乎地走了。接下去的会议决定进攻打鼓新场，撤销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由彭德怀暂时代理前敌总指挥。但毛泽东为了顾全大局，还是连夜设法说服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缓发作战命令，于3月11日开会重新决定集中全力打击周浑元纵队以实现战略目标。随后，毛泽东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即“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这就是打鼓新场风波。

   周恩来回忆说，在那场风波中，“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么”。这一回忆起码包含了四层含义：一是毛泽东在政治局里绝对是少数派。二是又一个意味深长的“又”字表明遵义会议后红军的作战样式还是以攻坚战为主，都是先定下具体目标，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攻坚战以实现目标，而且均伤亡重大。三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啃硬的”。 敌人虽然仅一个师，但红军必须进行攻坚战而不是毛泽东极力主张的运动战。四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消耗战。毛泽东着重考虑的是战略上而不是战术上的得失。那种消耗红军宝贵实力的单纯军事观点完全不符合红军眼前的和长远的利益，事实上毛泽东的担心在随即发生的鲁班场攻坚战中就立刻得到了应验，使得红军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功败垂成。
    
    顺便说一下，打鼓新场风波平息后并没有即刻成立三人团。理由是：作为绝对少数派的毛泽东一夜之间刚被撤职又被选为最高领导之一，这不合常理；当年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20余人中有许多人日后在回忆录中详细提到了打鼓新场风波，却只字未提成立三人团，如果打鼓新场风波与三人团成立确是一气呵成，参与者就不可能同时忘记；毛泽东如果是在3月12日就掌握了军事指挥权，他又怎么可能立刻作出决定，发动3月15日更为严重的鲁班场攻坚战。由此可见，不少史书把3月12日作为三人团成立的日期，实在有些勉强。
    
    70年前的那场打鼓新场风波，是当时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在红军领导层的影响和延续。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在当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
    
    打鼓新场风波虽然未能立刻统一红军领导层的认识，但随后鲁班场之战的失利，正是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因此，打鼓新场风波实质上是为毛泽东成为三人团成员真正掌握红军军事指挥权作了必要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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