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 章
否极泰来 旧时代尘埃落地
今非昔比 新中国光焰冲天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
最我们亲爱的家乡。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我们勤劳，我们勇敢。
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
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
才得到今天的解放。
我们爱和平，我们爱家乡。
谁敢侵犯我们就叫它死亡。
东方太阳，正在升起，
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
……
——王莘：《歌唱祖国》
朝鲜战争中的几位重要人物在半个世纪中相继故去。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战争爆发前6年去世。
在完成雅尔塔交易后不到两个月的1945年4月12日，这位连任三届的合众国总统死于美国佐治亚洲温泉，终年63岁。
他没有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战后分赃计划的实现。
苏联大元帅约·维·斯大林于死于朝鲜战争期间。
他于1953年3月5日在莫斯科逝世，终年74岁。
他比罗斯福幸运，他看到了雅尔塔那场交易的结果——这个结果与他和罗斯福的交易清单大相径庭。
战后的新中国出乎意料地崛起，冲破了雅尔塔的既定格局。
这是一个出乎斯大林原来预料的结果。
虽然他与中国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上是盟友——就象与南斯拉夫铁托们一样，但在相当程度上传承了帝俄传统的他也明白：他也再不可能以对蒋介石的那种傲慢来对待中国人了。
这一点，他从那个爱吃辣椒的毛泽东身上已经有所领教。
虽然美国军队在亚洲的朝鲜半岛被牵制有利于苏联的全球战略利益，使他远离战火就能削弱美国这个头号对手，从而确保他在欧洲的战略利益，但在战火中崛起的新中国已绝非当年那个仰人鼻息之邦这一点，又未必是他原来期望的结果。
你能说他走的时候没有一丝惆怅之情？
两位始作俑者——也就是设局者，都没有看见战争的结局。
参与设局者哈里·杜鲁门看见了结局，带着一腔悲凉之气。
他把美国带入了一场不该进入的战争，而且连收拾残局的机会都没有挣到，所有的过错都是自己的，所有的功劳都是别人的。
他死于1972年，时年88岁。
中途入局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比较幸运，捡了一个很难捡的烂摊子，所有的过错都是别人的，所有的功劳都是自己的。
他死于1969年，时年79岁。
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约翰·杜勒斯以后仍然不断地惹事生非，给美利坚合众国摆摊子，摆完摊子后撒手就走，不管身后收摊子的主儿是多么地辛苦，多么地麻烦。
他死于1959年，时年71岁。
金日成是朝鲜战争几方领袖人物中最年经的一位。
也是最后去世的一位。
他卒于1994年7月8日，享年82岁。
著有回忆录《与世纪同行》。
身后是一个在忧患中奋争的国家。
美国人最终还是没有容下李承晚这个不识时务的老头子。
1960年，他被美国人策划的一场政变推翻。
美国人不想要他的命，还让他在美国居留。
1965年，他死于夏威夷，时年90岁。
未入局的蒋介石捡了个天大的便宜。
要没这场战争，常胜将军粟裕的战船早就开进了基隆港，红旗也早就插上了阿里山，按蒋先生那脾气，是绝不会去给共产党当阶下囚的，剩下的路，要么是一枪了结自己——估计蒋先生没这勇气，要么是远走他乡当寓公——估计蒋先生会走这条道。
哪还有蒋公子经国后来那番让台湾经济起飞的功业哟！
不过早也好迟也好，都是中国人自己家的事儿。
大家还是再在一个锅里搅勺子的好！
1975年，蒋介石死于台北，享年88岁。
仓促间被卷入这场战争的毛泽东是个大赢家。
他的军队中途入局，战线在鸭绿江边；战罢议和，战线在三八线上。他让邻邦已成死局的国家顷刻得救，让对手已成定局的胜利瞬间移位。一战扬威，震慑对手数十年；百年雪耻，稳定邦国半世纪。
真正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所以说，即使朝鲜战争是个平局，抗美援朝战争也是个胜局。
其实最最了不起的，是他冲破了雅尔塔强权政治家们设计的战后政治格局，打碎了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种种枷锁和羁绊，使病弱古国几乎在一夜之间，以一个真正团结统一的完整国家形象，挺立于世界的东方。
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响彻五洲三大洋！
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也就是他军事生涯的起点秋收暴动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2岁。
留下波澜壮阔的一生，任人评说！
朝鲜战争双方的战场统帅也都不在人世了。
中国军队战场主帅彭德怀后来命运多舛。
回国后，彭德怀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这位刚直不阿功勋卓著的元帅犯颜上书，直陈“大跃进”之贻害种种，被罢官削职，坐了冷板凳。后来，又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逢遭劫难，身陷冤狱，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含冤去世，享年76岁。
十多年前，笔者读完他冤狱中写就《彭德怀自述》后，感慨万端，怆然涕下，曾赋就《六州歌头》一首以为凭吊：
一篇读罢，悲愤气填膺。
魂兮去，遗文在，恸山河，撼人心。
刚烈一生贯，起平江，上井冈。
举长征，奋铁骑，荡倭平。
关陕擎天，半壁江山定，万众欢欣。
提雄师百万，踏破绿江冰，痛击强梁，凯歌兴。
话当年事，忧民疾，沥肝胆，谏直言，竟获罪！
怼天日，谁鉴临，此冤情？
囹圄书衷曲，身已陷，意犹坚。
非耶是？重与论，天有情。
春色又临华夏，雄鸡啼、歌舞升平。
含千秋遗痛，犹唤故将军，泪雨如倾！
壮哉，一代民族英雄，生为民族，死为民族！
悲乎，一代中华英杰，生于忧患，死于忧患！
这种悲剧，千万千万不要重演！
在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曾三易主帅。
“联合国军”第一任主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下岗后一直牢骚不断，写过回忆录，做过买卖，再也没有掀起过什么大浪头。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拉塞尔·韦格尔先生曾在《美国陆军史》中很冷峻很客观地道出了个中缘由：
……虽然国会就此进行了长时间的听证，麦克阿瑟的形象还是在人们心目中很快消退了，淡漠了。公众高兴欢迎一位表达了他们对于有限战争感到失望的战斗英雄，但要公众接受麦克阿瑟不惜冒全面战争的风险去挽救挫折的做法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1964年，麦克阿瑟死于华盛顿，时年85岁。
“联合国军”第二任主帅马修·李奇微上将在双方战场统帅中享年最高，他于1993年去世，时年98岁。
在“联合国军”几位主帅中，他是最有作为的一位。
朝鲜战争后，他曾就任美陆军参谋长，1955年退役。
“联合国军”第三任主帅马克·克拉克上将很不幸运。
他在战场上没有什么作为，几乎是出手一次，败北一次，最后还得扮演一个“不值得羡慕的”签字画押的角色。
战争一结束，这位陆军上将即退出了现役。
著有回忆录《从多瑙河到鸭绿江》。
1984年，时年88岁的克拉克去世。
让我们再一次站在历史经纬线上来考察一下抗美援朝战争吧！
1840年，英国人只动用了15 000余名陆、海军官兵和48艘战舰，就陷定海、取吴淞，直趋南京，将满清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最后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为代价，才让人家住了手。
1894年，小鬼子上了岸，甭提了。
1900年，那就更是不能提了。
数万八国联军打上门来，奸淫虏掠无恶不作，最后老佛爷仍然签订了一张赔银子让土地的卖身契——《辛丑条约》，才算暂时了了账。
1905年，日俄两国为争夺远东的控制权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大打出手，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中国的土地，竟然成了别国军队建立功勋的战场。
再后来改了朝换了代，反而一代不如一代。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作为战胜国的北洋政府竟然要去签那个丧权辱国的21条。
1931年九一八，不到两万的鬼子关东军，竟然就能从少帅20多万东北军手中轻取东三省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跟共产党誓不两立不共戴天杀气腾腾的蒋先生却一点脾气也没有，还发出“绝对不抵抗”的命令，眼巴巴地看着日本鬼子弄出个不明不白的“满洲国”来。
后来有人以蒋介石尚未完成抗战准备而为其开脱。
可毛泽东们又完成了出国作战与头号强国交手的准备吗？
扯淡！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先生总算爷们儿了一把，抗战啦。
八一三还主动在上海向日军出击，先后开动了70万国军精锐在淞沪战场跟鬼子们打得山摇地动。国军弟兄们也挺给中国人长脸，打得很是英勇很是顽强很有些中国爷们儿气。
那就好好打呗！
不！
却一边打一边三心二意地盼着英美来当和事佬，开出的价码连那个傀儡“满洲国”都不敢让挪窝，只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还用这种心态去制约战场指挥官，以致于最后一败再败，让20多万日本鬼子撵着70万国军的脚后跟进了南京，弄出个国人至今一提起就伤心落泪的“南京大屠杀”来。
你再看看毛泽东们的“谈的只管谈，打的只管打！”
好歹惨胜了吧？好歹成“四强”了吧？却还是割蒙古，弃疏球，不争香港，不管唐鲁乌梁海。
连派点驻日占领军这样天大的好事儿都不敢慨然应承。
皇上爷也好，蒋总统也好，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
再看1950年。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还有国军残余部队和大量土匪，整个一个废墟一片满目疮痍的家底，毛泽东们就敢和头号强国纠集的16国联军较劲，而且还让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败绩，最后不得不在有利于新中国的情况下结束战争。
站在这个历史横断面上的中国人民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比较。
曾几何时，数万侵略军就可以在中国横行无忌，而今呢？为数上百万的16国联军却在邻邦的土地就被遏制。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欺凌的亿万同胞，能不焕发出空前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来吗？能不在切切实实地享受“站起来”的感觉时，由衷地喊出“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吗？
自此以后，中国，再没有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历史了。
自此以后，中国，再没有外敌深入国土肆虐横行的历史了。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特·赫尔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中，从对手的角度一语道出了抗美援朝战争对于新中国的意义：
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声音虽然来自对手，却极为悦耳。
海外华人也脸上有光。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回忆说，朝鲜战争前他在欧洲旅行，人们常对华人持歧视态度，可是新中国出兵朝鲜并连获胜利后，西欧海关人员一见华人都肃然起敬。
李光耀先生从此开始认真学习自己祖先的语言。
在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伪满战犯和国民党军战犯们，也大都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后，才转变了态度，诚心诚意接受改造的。
流落海外的前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先生，也是在新中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经过痛苦的反身自省，从自已的失败中看到了为自己所热爱的祖国的新生和崛起，从而毅然否定了旧我，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和他昔日的对手们握手言欢。
还有那听到了伍修权将军在联大发言后归来的大批海外学子。
一个当时在中国经历过那个年月的外国人说：
“中国人在朝鲜战争中认识了自己。”
自抗美援朝战争后，新中国军队多次与外国军队交手。
美国军队、印度军队、苏联军队、越南军队。
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通过战争手段从新中国军队手中获取哪怕是一分一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
从此，中国人民有了一个已保持了50年的外部安全环境。
如今，我们都在这个安全环境中休养生息。
换句话说，我们都在享受这个安全环境。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环境是怎么得来的？
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人民焕发出空前的爱国热情。
这种空前的爱国热情又鼓舞人民倾尽全力支援了这场战争。
成千上万的土改翻身农民披红挂彩，斗志昂扬地奔赴朝鲜。
当时人口只有2 000余万人的渐江省，先后竟有100余万人报名参加志愿军——那当然能如愿的只能是少数人，没有选上只能发牢骚说“参军比选秀才挑女婿还难”；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仅1951年一年内即有24 000余名各族爱国青年走进了出国出作战的志愿军队伍；内蒙古自治区扎贲特旗一个行政村60多个蒙族青年牵着自己的马弹着马头琴来到征兵工作站……
“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那首激励着万千太行儿女的战歌，在新中国第一次对外战争中，又激励着百万中华优秀儿女慷慨高歌奔向异国他乡的浴血战场，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还有老太太带着全部子女走进征兵站……
经历过抓壮丁那个年代的人们一定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除了参军，祖国人民还组织了大量的支前队伍参战。
整个战争期间，东北地区农民参加过担架队、运输队、民工队等战地勤务工作的就有60多万人；全国铁路系统有80%以上的员工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中华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和红十字会共组织了6 000余名医务人员赴朝服务……
他们跨过了鸭绿江，是没有志愿军名义的“志愿军”。
青年知识分子们也积极参军参干。
年届古稀的民族资本家吴蕴初的独生女儿吴志运决心参加军干校，曾在封建买办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下来的吴蕴初老人复信予以热情赞许：
“吾垂暮之年，只有你一个女儿，自不愿与你分离。但是你为祖国为人民愿意献身祖国，并预备流尽最后一滴血，这行动和精神是伟大的，吾岂能以舐犊之爱忘却了保家卫国之义。”
战争期间，报名参加军干校的知识青年达到58万多人。
最让人动情的是这个贫弱国家人民的捐款运动。
战争进行到关键时期的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发出了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的号召：
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在一切方面都能完全压倒敌人，困难的只是我们的飞机大炮等武器还不够多。为了使我们英勇善战的志愿军，能够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必须迅速以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供给前线。我们建议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开展爱国的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运动，用新增加的收入的一部或全部，购置飞机、大炮等武器，捐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来加强他们的威力，巩固我们的国防。
为各界人民认捐的方便，抗美援朝总会对各项武器的折价作了具体规定：
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
一辆坦克折合人民币20万元；
一门大炮折合人民币9万元。
这个运动立刻得到了全国人民热烈拥护。
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们，通过增加产量，义务加班承包本厂施工工程，拣废钢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一架；甘肃玉门油矿的职工在8天内用增产所得捐献“石油工人号”战斗机一架……
还有常香玉和她的“香玉剧社”，这些在旧社会受尽欺凌被人瞧不起的“戏子”，从新中国的诞生中重新找到了做人的尊严。她们从1951年8月起半年内，在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6个省为30多万观众巡回义演170多场，自己省吃俭用，用义演的收入捐献了“香玉剧社号”战斗机一架。
笔者从不喜爱地方戏剧，连自己家乡的川剧都不爱看。
然而因为在少年时听老师讲过“香玉剧社号”飞机的故事后，竟爱屋及乌，喜爱上了这个河南地方戏，至今仍保留着这个让许多朋友奇怪的嗜好。
笔者从戎时穿的是蓝军裤，因而对常香玉老人有着特殊的情感。
并且保持着永远的尊敬。
当然，笔者家乡的老一辈人也没让笔者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感觉没脸——简阳县的棉农们发起了“一斤棉捐献运动”，两个月内就完成了两架“棉农号”战斗机的缴款。
个人捐款也很踊跃。
新疆乌鲁木齐103岁的维吾尔族老人吾古尼沙汗，坚持拾麦穗、纺线卖钱捐献武器，被誉为“志愿军的老妈妈”；重庆市63岁的劳动妇女彭淑贞，临终前将其一生洗衣所得的积蓄3个金戒指、5枚银元和一间房屋，全部捐献了出来；湖南湘潭县一位76岁的勤杂工谭楚云每月只有8元的收入，从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号召之日起，就做了一个竹筒，上面钻一个小孔，每天工余挑三、五担水，把卖水的钱装进去，竹筒上写着“抗美援朝捐献·谭楚云记”的字样。
“我是毛主席的家乡人，不能给毛主席丢脸！”
老人这样说。
孩子们也捐。
辽宁彰武县一个小学的1 200余名小学生，利用放学后和假期中的闲暇时间，拣粮食、打柴禾、打柳条子，积累了1 200多元，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
……
截至1952年5月底，仅一年时间，全国人民共捐献人民币5.565亿元，相当于当时3 710架战斗机的价款。
也就是说，可以全部装备一支新中国当时的空军。
现在的人们可能要说这有什么了不起？1998年长江洪灾期间，中央电视台一个赈灾晚会下来就能募来同等数目的捐款。
可想过没有，那年头中国人的腰包有如今这么鼓吗？
再者说啦，那年头的钞票有现在这么“毛”吗？
那一张一张都是人民的血，人民的汗。
也是人民的意志！
中国人民还陆续派出慰问团到前线慰问自己的子弟兵。
1951年1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决定组织中国人民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在朝鲜前线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1951年4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慰问团由总团长廖承志、副总团长陈沂、田汉率领，由8个分团575名各界代表和文艺工组成，直接把全国人民捐献的1 093面锦旗、420余万元慰问金、2 000余箱慰问品及15 000多封充满深情的慰问信，送到子弟兵的手中。
为给前线的战士们演出，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副大队长、天津市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坤，队员、天律市著名琴师程树棠遭遇敌机轰炸，光荣殉职。
慰问团回到祖国，分别奔赴全国2 050个县进行汇报演讲，把前线将士们的故事广为传扬，激励着后方人民更加努力地恢复生产，支援前线。
第二届慰问团由刘景范为总团长，陈沂、李明灏、胡厥文、周钦岳为副总团长，规模比第一届大了一倍，有9个分团1 097人，代表性也更为广泛，还包括了宗教界、海外华侨及少数民族代表。
他们到达朝鲜时，上甘岭战役正在激烈进行。
慰问团第二分团来到五圣山前线，他们一定要到前沿去看自己的子弟兵是怎么打仗的，而秦基伟军长出于安全考虑把他们拦住了。
双方争执不下。
最后达成协议，让两位代表——工业劳动模范牛汝森和作家陆柱国在前沿观察所用望远镜看前边打仗。
两人一看就落泪了。
边看边哭，最后索性嚎啕起来。
陆柱国说我不走了，我要留在这里，把上甘岭的英雄们写成小说，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为什么在打仗，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打仗，是怎样打赢的这些仗。
这位青年作家走遍了参战的每一个连队，噙着眼泪听取了那些战争的胜利者和幸存者们诉说的每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在熬过许多个不眠之夜后捧出了一叠叠浸着泪水的稿纸。
那就是撼世之作《上甘岭》。
这部作品被新中国电影工搬上了银幕。
至今，“一条大河波浪宽”还在神州大地到处传唱。
另一位作家巴金用前线的素材写下了另一个动人故事《团圆》。
这就是电影《英雄儿女》的故事蓝本。这部影片当年在香港打破了所有好莱坞大片的票房，创造了当时香港电影票房历史之最。
影片的技术水平当然赶不上好莱坞大片，艺术水平也有可评可议之处，但她却是中国人自己的故事，中国人自己的感情，中国人自己的业绩，中国人自己的骄傲。
身处殖民地状态的香港人也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
血浓于水，全世界炎黄子孙，爱国情结是共同的。
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一手“攘外”，一手“安内”。
在对外战争取得胜利的同时，国内的中国军队也完成了历时4年的大规模剿匪斗争，歼灭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和政治匪特268万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建立“游击根据地”、同共产党进行长期对抗和伺机反攻大陆的企图，消除了颠覆破坏新生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巨大威胁，保卫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彻底消除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安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剿匪作战的同时，人民解放军还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军在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对大陆的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多次窜扰，巩固了一百多年来形同虚设的边防。
在新中国百万优秀儿女在国门外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国内人民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清除了农村封建势力，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时，全国除新疆、西藏和台湾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
这一切，都为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生产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前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在西北军区部队配合下，取得了昌都战役的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友好协商，排除了帝国主义势力和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重重干扰，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并于1951年12月20日，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伟大壮举。
中国，从此开始真正成为一个各民族团结统一的国家。
在一个疮痍满目的土地上，出现了百年未有的崭新气象。
想想那个敌寇已深入国土还说“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
有什么感觉？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还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
这个恢复，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完成的。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对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建设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虽然战争耗费了62亿元人民币的战费，但并未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这固然是人民群众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所带来的巨大的生产动力所致，但出兵及时，初战获胜，将敌军从鸭绿江边逐回到三八线附近，避免了在漫长的中朝边境长期设防而可能付出的更大代价，使原订的南满工业搬迁计划得已取消，东北地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又成为了建设的重点，起到了担纲的作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由于中国军队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苏联也改变了过去援华态度不甚积极的态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企业，从而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和22个空军师的的装备，其中大部分是有偿的，除飞机外，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过时货，价值为人民币30亿元，按当时比价，折合成为美元为13亿。
这些装备，大都是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末期到达并装备部队的，那时战场的大格局已经底定。但这批装备在中朝军队战略防御阶段的作战中仍然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对于中朝军队最后夺得战场主动权，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拥有核力量的苏联对于美国核威慑所形成的制衡，也是中朝军队赢得战场主动权的有力后盾。朝鲜战争最终得以局部化有限化，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1955年，苏军从旅大、丹东撤退时，又有偿移交了记账款10亿人民币的装备。
整个50年代，中国欠下苏联贷款59亿人民币。
截至1965年止，中国全部还清这笔款项。
还是那句话，站得直有本事的人最好交朋友。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毛泽东很有底气地对世界说：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毛泽东要是刚一建国不去打仗而搞改革开放多好！”
“当时就和美国人和和气气谈判多好。”
……
如今许多深受改革开放之益的中国人如是评说。
他们忘记了，搞改革开放也好，搞经济建设也好，都需要具备一个很重要的大前提——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安全环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外部安全环境，连休养生息过安生日子都不能保障，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改革开放。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没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毅然决定出兵投入并赢得的这场国际局部战争，就绝不会有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这场改革开放盘活中国的的丰功伟绩。
改革开放不是空中楼阁，它要有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
刚一建国就能和人家和和气气地谈当然好，可这是一厢情愿单相思能想来的么，人家整个国策就是敌视你歧视你封锁你压迫你，你拿什么底牌去跟人家谈？坦率地说，低三下四地去求着人家谈未必就谈不出个结果来，可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毛泽东说得很形象：“让中国人把腰弓起来当座桥，让美国人踩着到苏联，让苏联人踩着到美国。”
中国人，愿意去扮演这等角色么？
可以想见，如果当初毛泽东们忍气吞声让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诺言压到鸭绿江边来，把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中国人头上，就算是人家真是菩萨心肠不蹬鼻子上脸杀将进来再踩你一脚，那后来的新中国，还有那个份量吗？以后跟美国人谈也好，跟英国人谈也好，还会是那样一种理直气壮胸有成竹不卑不亢落落大方的谈法么？
那时候，人家那言来语去就算客气到了家，你也没底气！
笔者在互联网上遨游时，常看见海外民运分子谩骂共产党。
谩骂的内容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共产党胡作非为惨无人道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光一个“大跃进”饿死的人数就是中国历代饿死人的总和真是混帐透顶该被推翻，云云。
是不是“历代饿死人的总和”姑且不论，以百米冲刺速度跑马拉松的“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恶果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死于饥荒这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是我们民族本来可以避免的一场灾难。勿庸置疑与讳言，这是新中国生命之树上一道痛苦和耻辱的年轮。
更让人深感痛苦的是，酿成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恰恰是刚刚以生命和鲜血栽植、浇灌和培育了新中国这棵幼树的人们——他们企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全国人民带入共产主义理想世界的美好愿望同样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历史对效果的重视远胜于对动机的关注，这是铁律。
的确让人痛心疾首，值得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者实在多多。
不过，如果不带有色眼镜的话，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从旧中国这棵枯树上生长起来的新中国的另外一组年轮，这组年轮上镌刻着这样一个鲜明的历史参照系。
1835年，据满清政府统计，中国人口突破4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时，中国人口为5.4亿。
1974年，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统计，中国人口突破9亿。
也就是说，在1835年～1949年长达114年间，中国人口净增长仅为1.4亿，而在1949年～1974年26年间——中间还包括那个成千上万人死于饥饿的“大跃进”，中国人口净增长达3.6亿之多，人均寿命也大大提高。
应该指出的是，建国以来这种人口的急剧膨胀恰恰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一个重大失误，造成的巨大恶果以致于后来不得不靠强行推行弊端甚多隐忧已现的“独生子女”政策来补救。
然而这种增长同时也说明了另外一个事实。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人民基本上是生活在一个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环境中，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和平均寿命大大提高，新中国以不足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也是长期困扰这个国家的一个世纪难题。而人民能够得已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新中国有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强有力的国家安全体系，以及在这个体系保障下的安全环境。
更不要说还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一个强有力的弹跳板，试问，如果没有这个物质基础，你拿什么本钱去和人家谈改革谈开放？
而在1949年以前的114年间——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09年间，中国大部分时间处在列强入侵，群雄割据的混乱状态，人民在天灾、人祸和战火的蹂躏之中挣扎，田园荒芜、白骨遍野，每年死于战乱和饥荒者即达数百万之巨——这已经在驳斥“历年总和”说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那时候的中国人，盼的就是一个安全环境。
而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曾经一盘散沙的国度，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没有这个安全环境，那死于战乱饥荒的，该有多少人？
这个安全环境，满清政府没有挣来，北洋政府没有挣来，国民政府也没有挣来。
而共产党领导这个曾是一盘散沙的国家，挣来了！
在这一点上，任何一个有骨气有真正政治信仰的共产党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对任何一个谩骂、污蔑而不是真心诚意地为中国人民总结经验教训、寻求治国之道的发难者拍案而起：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也没有改革开放！
也极有可能没有你这个胡说八道的混帐东西！”
第一代新中国领导人，为新中国挣来了一个安全环境！
第二代新中国领导人，为新中国挣来了一个发展环境！
这一代共产党人，当为新中国挣什么？
朝鲜战争中，崛起了一个新的国家。
朝鲜战争后，出现了一个新的时代。
——现代局部战争的时代。
“朝鲜战争使我们懂得，今后一切战争必定是有限战争。”
马修·李奇微上将在回忆录《朝鲜战争》中如是断言。
的确如此，朝鲜战争打出了一个新的战争形式。这种战争形式，美国人称之为“有限战争”，中国人称之为“现代局部战争”，至今仍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主要的冲突形式。
这种战争形式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战争目的之有限性。
在这种战争形式中，军事行动为之服务的政治目标已不再是彻底消灭敌人军队摧毁敌国的国家机器，也不是完全降服对手使之对已俯首称臣。
而是在尽可能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求得战争的“冻结”。
战略家毛泽东有句名言：
“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弱国能够打败强国。”
这句话产生的背景，就是朝鲜战争打出来的现代局部战争。
小国、弱国能够打败大国、强国，并不是说小国、弱国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综合实力之前，就有能力彻底消灭大国、强国的军队，摧毁大国、强国的国家机器。
这即或不是没有可能，至少也是可能性极小。
这里所谓的“打败”，是指小国、弱国的人民只要能够有勇气把握自己的命运，通过主动积极的顽强斗争，让企图欺凌、征服自己的大国、强国在付出力所不能及的代价并正视了再打下去的那种得不偿失的后果后，知难而退，罢手休战。
这是小国、弱国打败大国、强国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军事思想，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的思想武器。
朝鲜战争以后，世界上爆发过多次局部战争。
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以法国知难而退，罢手休战，撤出越南，划定北纬十七度线南北分治而告结束。
踩着法国人的脚后跟，美国再次介入越南内战。
这是杜勒斯那个遏制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导向。
这次，美国汲取了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军地面部队始终不再越过北纬十七度线以免触怒中国——即或是在中国处于十年动乱之时，而只保持对越南北部的空中轰炸，在越南南部对越共游击队进行围剿。
其参战兵力最高时也达到过50多万。
然而，这一次，美国却陷入了一场非正规战争的泥潭。
与朝鲜战争刀对刀枪对枪的堂堂之阵不同，亚热带丛林中的游击队员们东一鎯头、西一棒子的游击战术让美国大兵们饱受惊吓与磨难，那些在西点所有操典中都找不到的战法更是让五角大楼的将军们伤透了脑筋。
要命的是这还不是最让人伤脑筋的问题。
最让人伤脑筋的是即使离开了丛林仍然不得安生。
美国兵上街看电影，座椅下面会有炸弹爆炸；
美国兵上街买菜，菜篮子里会有炸弹爆炸；
美国兵喝加啡，咖啡馆会飞上天；
美国兵嫖妓解决性饥渴，照样吃炸弹或匕首。
躲进大使馆也不行，游击队不受外交规则约束，照炸不误。
在这个充满了敌意的国土上，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孩子，都可能成为美国大兵的催命鬼。
“几十万训练有素的军队，竟然对付不了几万穿黑长裤的游击队员。”
美国人如是哀叹。
即或是头号强国，这样下去也耗不起呀！
14年后，当美国人最后知难而退罢手撤军时，已有数万美国青年送了命，数十万美国青年伤残回家。就是完完整整回了家的美国青年，10年之内，也有10多万人陆续死于毒品、精神分裂或其它莫名其妙的怪毛病。
花的银子更是海了去啦！
光开支战费即达2 000多亿美元，是朝鲜战争的10倍。
在阿富汗，苏联人也重蹈了美国在越南的覆辙。
这下算是长了见识开了窍。
美利坚合众国的有识之士们，开始琢磨起局部战争的路数来。
象美国这样的头号强国，要实现对于越南这样一类弱小国家的军事占领，应该说，不是一件太让五角大楼的将军们为难的事情。
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实现占领之后。
实现军事占领，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而只是意味着一场新的战争的开始。美国大兵们会在充满敌意而又有严密组织的敌国居民中饱受越南战争那样的煎熬，会在不明不白之中死于各种不明不白的非正规战争的战斗手段。
而得到的利益却微乎其微。
这种战争，中国人叫人民战争，或曰民族解放战争。
所以，实现军事占领，与实现征服统治，是两个概念。
要是面对的是中国这类连军事占领都勉为其难的国家呢？
讲效益讲效率的美国人开始考虑起“战争价值”问题来。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局部战争也很有典型意义。
从战役战术上来说，以色列军队从来都是胜利者，除了1973年十月中东战争前期让埃及人占了些便宜外，几乎是无役不胜，无战不取，作战效益更称得上是世界之最，而且每一次都要亮出些让世人瞠目结舌的绝活儿来。
阿拉伯世界的军队面对面地与以军交手基本上不是对手。
然而在战略态势上，以色列人何曾真正松过心有过安稳日子？
数百万人口的弹丸之国，必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处于战争准备状态，随时准备和从任何一个方向扑来的阿拉伯世界的军队打个头破血流你死我活。国民们出外旅行还得随时提防阿拉伯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行动，占领区内的巴勒斯坦人没完没了地闹腾也让国家全无安宁祥和之状。
而且真要一打起来仗来，那以色列人的作战效益就算能达到极致，战损比能达到1：10或者更高，划不来吃不消的也还是人口基数远小于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
长此以往，犹太人何来安居乐业之时？何来真正的家园？
以色列国将何国？
所以以色列人的选择是：
“以土地换和平”。
这也是一种知难而退。
这一切局部战争的理念，全部产生于50年前那场朝鲜战争。
那会儿，美国人以“世界领袖”自居，总想把自己那个“自由世界”的秩序强加于别国，结果在中国大陆、朝鲜和越南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而苏联呢，也是一厢情愿地向他国输出革命，幻想通过发动“世界革命”将别国强行纳入自己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最后也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
朝鲜战争就是东西方这两种强权思维大碰撞撞出的恶果。
而新中国军队为了国家安全和国际主义义务毅然出兵，保家卫国，拒外来威胁于国门之外，遏侵略凶焰于初临之时，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后又不向被援国索取任何回报和利益，在帮助被援国进行战后经济恢复建设后全部撤军返回祖国，则是开天辟地头一遭的真正泱泱大国之举，也是对损人利已的雅尔塔思维的一次成功的武器批判。
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新中国军队每一次对外有限度地使用武力，都只限于制止他国对我国领土或对我们邻邦的侵略，而不再象国内战争那样，追求以彻底消灭对手为目标的全面胜利，作战的直接目标也总是以在有利态势下求得和平。
所以新中国在每一次对外战争中，都立于不败之地。
新中国的人民军队，在建国以来历次保卫祖国的战争中，为当代局部战争，总结出了这样一条历史经验：
“打是为了和，打得好才能和，打不好不能和，打过了头影响和。”
恰如其分地掌握这个分寸，是谓“战争指导艺术”。
事实证明，战略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这种艺术的大师。
然而，时隔50年了，我们是否还应作另一个层面的思考。
战争胜利的结局可谓千差万别，但基本形式只有两种。一种是不被对手屈服的胜利，一种是完全屈服对手的胜利。我们在用“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弱国能够打败强国”的思想武器和历史事实激励我们人民斗志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小国弱国打败大国强国的胜利——包括我们所取得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还属于那种“不为敌人所屈服”的胜利，客观地说，这还是一种并不完备的胜利。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产生过众多兵家大师，有着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来说，难道就永远满足于这种实际上并不完备的胜利吗？我们除了“绝不被敌人所屈服”外，为什么就不能去追求去创造“压倒一切敌人”从而完全屈服对手的胜利呢？我们目前的国防战略是防御性的国防战略，这种防御性的国防战略的基点还是在我们的国土或我们近邻的土地上迎击来犯的敌人。然而不久前发生的印尼当局迫害我华侨和北约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惨痛事实却告诉我们，未来的以我为敌的局部战争，很可能并不在我们的国土甚至我们的近邻的国土上发生，经历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充分汲取了教训的的对手们也不会随便就重蹈覆辙，轻易踏上我们的本土甚至我们近邻的国土，而将以对我们在海外的设施和人员为打击目标来实施侵略和威慑，以获取他们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面对这种类型的局部战争，我们在下一个世纪的国防战略仅仅满足于“国土防御”就足够了吗？我们将何以面对这样一种以高科技手段实施的、非直接接触性的侵略和威胁呢？
满载历史荣誉的人民解放军，面临着新形势的挑战。
中央军委对这支军队提出的新的目标是：
——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现代局部战争。
他们能打赢吗？
千千万万个中国军人在思索，在行动，在回答。
1998年11月20日第一稿。
1999年月11月20日改定于成都。
上一章 全书完
参考书目
国内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徐焰著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
《从雅尔塔到板门店》华庆昭著
《朝鲜战争决策内幕》齐德学著
《近代中国海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编
《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谭旌樵主编
《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空军》林虎主编
《抗美援朝战争中彭德怀大事记》张希编
《空战在朝鲜》王玉彬 王苏红著
《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洪学智著
《为了和平》杨得志著
《秦基伟回忆录》秦基伟著
《李德生回忆录》李德生著
《杨成武回忆录》杨成武著
《雪地上将宋时轮》奚原著
《在志愿军总部》杜平著
《在最高统帅部当参谋》雷英夫著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杨迪著
《三十八军在朝鲜》江拥辉著
《朝鲜战场1000天——三十九军在朝鲜》吴信泉著
《驰骋汉江南北——四十二军在朝鲜》郭宝恒等著
《揭开战争序幕的先锋——四十军在朝鲜》李英等著
《错觉——第一八０师朝鲜受挫记》徐一朋著
《直弧——朝鲜战争高层决斗录》徐一朋著
《上甘岭大战》李明天等著
《鏖兵上甘岭》林有声主编
《金门之战》徐焰著
《北国狂飚》徐焰著
《美军败于我手》张永枚著
《板门店谈判》柴成文 赵勇田著
此外，还参考了《军事历史》、《军事史林》若干论文，1950年～1954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社《志愿军一日》征文若干文章，《百年潮》杂志青石同志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文章，以及各有关部队军史资料，恕不一一列出。
国外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幕》[美]约瑟夫·格登著
《韩战决策》[美]拉瑟福德·波茨著
《朝鲜战争》[美]马修·李奇微著
《朝鲜战争》[日]陆战史研究会编
《漫长的战斗》[美]约翰·托兰著
《从多瑙河到鸭绿江》[美]马克·克拉克著
《韩国战争史》[韩]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美]沃尔特·赫姆斯等著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美]劳伯特·富特雷耳等
《空中威力——朝鲜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美]詹姆斯·史蒂华等著
《美国陆军史》[美] 拉塞尔·韦格尔
《美国军事史》[美]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特金合著
《苏联朝鲜战争档案摘编》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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