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鲁迅先生的“北平五讲”
木将
一九三二年的冬天，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曾经到北京(当时叫北平)作过五次讲演，那就是有名的“北平五讲”。我曾有幸听过他的讲演，也看见了讲演所引起的轩然大波。
所谓“北平五讲”，是与“上海三嘘”并提的。
“北平五讲”，是先生于七天内在北平五个大学的讲演。据现在的记载是：在北京大学讲《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在辅仁大学讲《今春的两种感想》(以上均为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女子文理学院讲《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二十四日)，在师范大学讲《再论“第三种人”》(二十七日)，和在中国大学讲《文艺与武力》(二十八日)。这五篇讲演，前两篇经先生修改收集在《集外集拾遗》里，其余则全遗失了。据先生说：“听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想来，许是当时听讲者将笔记整理印出的，现在也找不到了。北平五讲之后，上海方面就盛传先生有《上海三嘘》之作。所谓“嘘”，就是轻蔑、鄙视地以口作声的驱逐，如“嘘狗”。据先生说：“那时是在一个饭店里，大家闲谈，谈到有几个人的文章，我确曾说：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实际“三嘘”并没有作，“走散了就算完结了。”(见《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但这传说的“三嘘”已经使一些旧世界的“沉滓”们惶恐万状了。“文坛小贩”、自首变节分子杨邨人，就曾诚惶诚恐，请求先生不要“嘘”他。至于实实在在的“五讲”对当时社会的震动，就可想而知了。
提起“北平五讲”，我就想起了那个纷扰、混乱、苦恼的年代。
头一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了，北平就站在了国防的最前线。这年春天，南方的上海日本侵略者又发动了“一•二八”战役，全国陷入了紧张与悲愤里。北平的反动思想界、文化界，同全国反动的思想界、文化界一样，是乌七八糟，一片混乱。有人打着“新史学”的招牌，扬言经过确凿的考证，证明岳飞是“军阀”，秦桧是“能臣”，金兵南下完全是赳赳武夫的岳飞不明大局引起来的，而且把这种“见解”写在教科书内，到处宣讲。有人又说根据新的史料，证明“五四”时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打是“冤枉”了的，他们三人都是“尽忠谋国”的。文化界还成立了“东方文化协会”，专门组织“专家”、“学者”为日本帝国主义写稿，只做五百字的中国古书提要，就可以得三十元钱的酬劳；还专门组织青年利用寒暑假到日本旅行参观，旅费完全由日本人出，足吃、足玩一个月，回来时每人还送一套西装。这些人都大谈日本文明，日本尊重文化，日本富强，宣扬民族自卑感和“中日亲善”。各大学的课堂上，出现了日本的特务学生。街头上出现了日本浪人。市场上到处都是日本货。还有专门为毒化人民而设的烟、酒、赌、娼窟的“大旅社”、“大同社”。日本的宪兵可以在市内逮捕任何人，而政府的文告却写着“侈言抗日者，杀！”。
现代评论派的“学者”和“作家”，这时也大肆叫嚷着：
“发现一个字的古义，如同发现一颗恒星。”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他们也谈文学，但谈古不谈今，“为艺术而艺术”。
在这里，我想起杨沫同志在《青春之歌》里所创造的余永泽这个形象来了。一点也不错，有些人为了吃饭、职业和向上爬，都拜倒在“我的老师”、“我的朋友”胡适的脚下。
知识的渴望，人生的理想，生活的憧憬和国家的前途，……萦回在青年们的脑际，成为青年们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我们就在这种气氛中生活着。有的在“新史学”里钻了一通，有的游泳在“国故”里看不见彼岸，有的沉浸在“东西哲学”中，有的在研究康德、杜威和白壁德。钻着钻着，感觉到不是味儿了，大家怀疑起来了：我们究竟是在干什么呀？！
就在这纷扰、混乱、苦恼之中，我们记起了先生。先生的出走厦门，先生的转战广州，先生的战斗在上海，更增加了我们对先生的信任。“该回来看看你抛别已久的学生们了！该看看你工作过战斗过的北平了！”我们都在心头默念着先生。……
而先生，就在我们默念中来到北平了！
应该感激党的安排。先生的来到北平，先生的几次讲演，都是在党的有计划的组织之下，在先进的人们的期望和保卫中进行的。使我们感激的是，在我们困顿中，先生伸出了同情的援助之手；他每次的讲演都那么及时，针对时弊，绕过了反动派阻拦和破坏的暗礁，闪耀着无产阶级崇高的智慧和艺术的光彩。五次讲演合起来，真可说是一部辉煌不朽的政论。
遗憾的是，这五篇讲演辞，现在只剩下两篇了。但，即使只这两篇，也充分体现了“五讲”的锋芒，显现了属于“我们的”的骄傲。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是第一次讲演。在这个讲演里，先生概括地从本质上揭露了反动的文化界、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学术研究”、“整理国故”和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派的骗人的勾当。他明确地告诉青年，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有供他们自己利用的反动文学，即“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那些忠顺的臣子和奴仆，总是要为主人效力的，倘若无“忙”可“帮”，他们就要“帮闲”。无论“帮忙文学”或“帮闲文学”，它们的实质都是“官僚文学”。这就使我们认识到那些反动的“学者”们原来向我们推荐的是这种货色，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是上了他们的当了！
但是，根据先生的意思，问题不在于过去历史上有这种“官僚文学”，重要的是这种流毒当时还大量存在，并极为猖獗，“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来”，例如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者便是。先生指出，提出这样主张的人是毫无反抗性的，“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而其实质，是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经先生揭穿了这些“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者们的卑鄙下贱的肺腑，使我们明白了：先生所讲的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于青年们的道路问题。
必须承认，象胡适们所散布的“整理国故”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谰言，象余永泽这一类型的人所走的可耻道路，当时对青年们来说，是有其欺骗性与麻醉性的，这是我们进步道路上的一个重大的障碍。听了先生的讲演，我们很多人都如梦初醒，回到现实的土地上来了。我们过去是一直在欺骗和蒙蔽中生活。先生的讲演，使我们清醒过来，帮助我们重新考虑应走的道路！
走什么道路？因势利导，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先生又作了第二次讲演。
《今春的两种感想》是讲的青年应该走怎样的道路。但他不直接提出这个问题，他从侧面迂回着讲，讲两种感想；这两种感想你听懂了，那么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你自己就可以作出答案来了。这两种感想是：第一，他说青年们做事太不认真，凡事说说算了，而不认真去做。因为不认真去做，所以要吃亏。于是他举出抗日问题作为例子，说他们成立了许多“抗日团体”而“并不一定抗日”，成立了“学生军”，也只把操衣“放在家中”，并不操练，然而一旦被日军查出，却是“必定要送命”的。这是一层意思。更进一层，他指出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另外那些人身上。但他不这样说，他只是说他们也太不认真。我们知道，青年人太不认真，是认识不清，另外那些人太不认真，这就是欺骗了。用先生的话说：“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文学上所见的常有新主义，以前有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学也者，闹得很热闹，可是自从日本兵一来，马上就不见了。我想大概是变成为艺术而艺术了吧。中国的政客，也是今天谈财政明日谈照相，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了。”把这两层意思合起来，另外那些人不可靠，可是青年人自己又太不认真，那么该怎么办呢？这里先生没有直说。但是我们都在心下明白，那就是：一，要坚持在国防最前线，坚持抗战；二，要“韧性”地同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包括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下去。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自己的道路了。第二种感想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得太大。”这是指示青年们要注意现实，要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但先生又不直接说，先生只讲我们有两种缺点，就是：“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关于这，先生有许多阐发。我们从这些阐发中又看见了自己：我们有些人只对自己身边琐事有兴趣，再不就谈什么巴黎伦敦，月界天边，宇宙哲学以至于灵魂有无等等，而对于社会问题，却不注意。这就是我们的致命弱点。怎么办呢？先生没有直说，但每个人都可由此作出结论，那就是：注意社会问题，参加现实社会的斗争！而这，同上一篇讲演，就接了榫了。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揭破了当时北平学术界的诳骗，指出他们的主张是麻痹青年，压制青年，要青年脱离现实社会和斗争，好让日本帝国主义来宰割。《今春的两种感想》则进一步指出青年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中外反动派坚韧地斗争下去，这就是先生常说的要把它们“一口咬住”，同它们“韧性”地周旋下去。
这就是我们对两篇讲演的理解。
其他三篇讲演，也都是这样地一步一步由浅入深，同时又是艺术地为青年们作出了诚挚的、中肯的指引。
我们从这些讲演里认识了敌人，认识了北平反动学术界的真面目，认识了我们应该怎样读书，怎样作人，也重新认识了自己。走什么道路，已经提到了日程之上，每个人开始为这个问题思索了。我们看见了祖国大地的沦亡，我们感觉到自己是辗转在这危城而不自知。我们悲恸，我们愤激，我们流出了激动的热泪。好像有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召唤我们：“青年人，起来！起来！”
七天，仅仅是七天，北平青年的心，有如烈火一般燃烧起来了！
在辅仁大学的讲演，我是听过的。那是一个寒冷的下午，大约三点钟以后了，一个同学悄悄告诉我，要我去听一个讲演，我没问讲演人是谁，便同他一起去了。我们匆匆向辅仁大学走去。路上，不时碰见和我们一样的三三五五的青年人。到辅仁大学的大礼堂时，那里已经坐满了人。屋子里没有生火，很冷，只听见有人咳嗽，但没有人说话。静极了。，这样的气氛使我感到温暖。一下子好象全屋子里的人都亲近起来了。这是反动派长期施行
政治高压的结果。当我知道讲演的是先生，并且当先生出现在讲演台上的时候，大家都激动起来了。但人们都了解北平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时候，大家又为先生的安全耽心起来。先生的活动，当时的反动政府是不许可的，因而这个激动不是欢呼，也不是掌声雷动，而是把全身心都集中在眼上和耳朵上，注视着先生，听着先生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先生穿着一件灰朴朴的长袍，和在相片上所见到的一样，短发直直地立着，留着胡子，脸是苍白和瘦削的，没有笑，坚定地站在那里，两眼平和地看着大家。他不是叱咤风云、锋芒毕露地口若悬河，而是声调平缓地在讲话，象年老的长辈为孩子们讲沧海桑田的生活故事。然而就是这些讲演，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看见先生铁铸似地站在北中国的夜空下，站在人民大众的反抗风暴中，愈久弥新。
讲演只一个钟头便结束。当我们离开辅仁大学大礼堂时，我看见一群群一簇簇的青年人都来了。他们都是听说先生来讲演，临时冲出学校赶来的。
“鲁迅先生讲完了吗？”
“鲁迅先生到哪里去了？”
他们急促地问着，深为没听到先生的讲演而悔恨着。从这天起，北平的青年都知道先生来到了，他们毅然冲破了反动当局的封锁，追随在先生的周围，谈论着先生的讲演，而先生也就成天忙碌地生活在群众之中了。
这以后，先生的每次讲演，会场都被青年人围得密密层层，风雨不透，反动军警也被青年学生们赶跑了。尤其在师范大学讲演的一次，更为出色。这个讲演原打算在风雨操场举行的，但因为人来得太多，临时改在大操场。不久，大操场又容纳不下了，靠近大操场的教室大楼、巷道、宿舍、院子，以至校门，都站满了人。后来，连整个师范大学所在地的和平门外、南新华街，都拥满了青年人，使交通都断绝了。同学们都要听先生讲话，但听不见。听不见，看看先生也好。但又看不见。先生讲过后，大家你推我挤，有的要看看先生，有的拿着纪念册请先生题字留念：
“先生，先生！”
“先生，先生！”
一片青年人的海洋！一片人声的波涛！
北平城里的反动政府和它的文化界，呈现出一片惶恐和紧张。记得有一次，同学们在北大三院集会。胡适忽然来了，他和往常一样，威风凛然地说：“不要胡闹！”但不约而同，一个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口号发出来了：“打倒胡适！”他只得夹起尾巴逃走了。
这以后，由于党的积极领导，由于先生的启示，广大青年学生从欺骗与蒙蔽中惊醒起来，向着进步和革命的方向转变。在“一二•九”运动中，很多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和先生的教导分不开的。
我们常怀着无限感激之情，思念鲁迅先生的“北平五讲”，感激他在那样恐怖的气氛中，亲临危城，为我们解决思想上的困惑，启示我们应走的道路。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于西南师范学院
(原载《四川文学》一九六一年十月号)
原载《鲁迅回忆录》第一集，1978年1月第一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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