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有感
王子善
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通过党史的学习有所了解，但是有很多比较具体的情况，了解并不深刻。最近单位组织到贵州旅游，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听了讲解员生动的讲解，观影像，看了一些资料，深受启发,加深了对这次会议重要深远意义的理解。有几点感想。
遵义会议开始了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涨的背景下成立的，共产国际对党的路线方针提出过许多意见，对党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在党的领导人中，不少人都是莫斯科学习以后回国掌握党的领导权的。他们对中国的国情、社情、中国的实际缺乏深入的了解，脱离中国实际，教条主义的执行共产国际的意见，对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
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的原则，深入研究了中国的实际,提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1931年冬，党中央从上海进入苏区以后，博古是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洛浦、王稼祥、凯丰等都是莫斯科回来的。博古对执行国际的路线是很坚决的。
在中央进入苏区以后，共产国际派李德为军事顾问，对军队的领导组成由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军事领导和战争指挥。一切成了唯李德的意见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具体指挥都是按李德的意见，由博古决定的。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证明了“三人团”指挥的错误，也证明了李德在指挥上的错误。使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
在遵义会议上，广大指战员自然就提出了前四次反“围剿”为什么能取得胜利，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惨遭失败。要求总结经验教训，这成为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围绕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博古作了总报告，周恩来作了军事报告。对两个报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对“三人团”的指挥提出尖锐的批评。毛泽东指出：“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接着说：“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呢？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胜利呢？”他对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情况逐一进行了分析。“第一次反围剿敌军10万，红军4万，是2.5：1；第二次是敌军20万，红军4万，是5：1；第三次是敌军30万，红军3万，是10：1；第四次敌军50万，红军5万，是10：1；第五次敌军50万，红军5万，仍是10：1，而我们为什么失败的这么惨，连个地盘都没有了，来个大搬家。”并指出李德在指挥上的错误。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怎么办呢?大家认为博古已不适合再担任党的领导。“三人团”已不能在领导红军，红军的行动不能再听李德的指挥，必须改变党和军队的领导。
由谁来担任中央领导，周恩来建议由毛泽东担任。经过征求意见，毛泽东建议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为好。因为当时主要领导成员多为从莫斯科回来的，这样有利于团结。
军事上根据洛甫的提议成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由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改组“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毛泽东表示给周恩来当顾问。这样毛泽东重新成为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军事上的领导人。
领导核心和红军指挥权的改变，撤销了李德的权力。再加当时中央已失去了和第三国际的联系。从此一切行动都由中国人自己根据马列主义原则结合中国实际来决定，结束了听命于外国人的历史，这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对第三国际、对苏共采取了独立自主的方针，不惟命是从。此后在抗战中、解放战争中、在处理和国民党的关系上都是根据中国的实际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对我国进行了无私的援助，我们学习苏联经验，尊重苏联专家。后来在学习中出现了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从1956年，毛主席开始纠正学习苏联中的教条主义，强调学习外国经验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定要紧密结合中国实际。
在国际交往中强调要独立自主，要维护主权，不迷信外国。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迁就。在赫鲁晓夫时期，为了反对他控制中国的图谋，不惜断绝往来，以至一战。
从关于军事路线的两次争论看党内路线斗争的重要性
湘江战役红军遭到惨重的损失，红军主力只剩下三万多人，过了湘江以后，走向何方？哪里是前进的方向？军委确定的目标是向湘西二、六军团活动的地方，已经下达向北侦察的命令。
毛泽东对敌人的情况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从敌人大大小小的报纸上，看到敌人正在红一方面军和二、六军团之间筑起一道道铁壁，设下数不清的陷阱。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张着一张大网等待着红一方面军。如果我们仍坚持向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的方向前进，正好中了敌人的奸计，跌入敌人的陷阱，一失足就会千古恨，一着棋不慎将全盘皆输，十多年所开创的事业将毁于一旦。毛泽东一再考虑，决不能去湘西。
毛泽东根据侦察到的敌情，敌人报纸上报道的情况，认为贵州较之川、湘、桂、滇省，防御力量差，兵力单薄，提出：坚决不能北上会合二、六军团，目前刻不容缓的战略方针是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这样红军才有一条生路。何去何从？是生是灭？千钧重量系于一发之际，这是关系到数万红军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问题，必须改变红军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根据对敌我情况的分析认为：敌人已严密封锁我军同二、六军团会师的去路，敌人的兵力是20多万，以我军三万疲惫困厄之师，去对付以逸待劳的劲旅，简直是以卵击石，不会有好结果的。根据这种分析，和王稼祥、洛甫等交谈，得到王、洛的支持。并对干部进行说服工作。
周恩来是党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内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核心领导“三人团”成员。关于红军前进方向问题，开始他也主张向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但是，他听到了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的反对意见后，在通道的县溪镇召开的会议上，在关系红军前途命运进军方向问题上，他不顾李德、博古的反对，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决定改变向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决定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有着重大的意义。没有这个决定，也就不会有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二进遵义，打了胜战，战士士气高涨。这时收到了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的电报，建议在打鼓新场，三重堰向敌进攻。对这个建议军委委员们都表示赞同，周恩来也表示同意。毛泽东提出应认真研究，还是不打为好。为此，周恩来主持召开会议，军委委员，各军团领导人都参加了。会上大家都主张打这一战。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他认为“除黔军之外，滇军主力也正向该地运动，我们如冒进，势必与滇军主力对垒。”“我们为什么要攻那个堡垒呢？攻坚往往费力不讨好。我们应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乘隙歼敌，避实击虚，这才是上策。”毛泽东为一方，其他多数人为一方，争论激烈，都不退让。有人主张进行表决，按多数人意见办，一表决，二十多人赞成，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
毛泽东认为，没有充分掌握敌情，如果和黔、滇两军交战，这对红军的命运，是极大的威胁，这是关系到红军命运的问题，不应考虑个人问题，关系问题，不能妥协，因此提出：“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指挥了。”也要阻止打这一有极大危险的战役。但他说服不了多数。
就在毛泽东、周恩来正在为难之时，周恩来收到一局送来的情报，说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新场前进，滇军鲁旅由黔西也向新场前进，滇军安旅、龚旅跟进。二局也来电称：红军如欲进攻新场，周敌与川敌有向野战军侧背夹击之势。周恩来看了电报，给毛泽东看，并说：“你考虑的对，野战军不能进攻打鼓新场。”事实说服了大家，红军避免了一次关乎前途命运的危机。
从此以后红军在贵州、云南、四川边境和敌人周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进入四川，把尾追堵截的20万敌军远远甩在后面，红军终于绝处逢生，胜利走上北上和红四方面军会合，胜利到达陕北。
历史告诉我们在有关红军生死存亡，有关革命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妥协。有些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把党内的斗争都诬蔑为是个人权力之争，是个人恩怨之争，以上两次斗争就是对他们的最好回答。毛泽东的两次坚持，周恩来改变态度支持毛泽东的意见都是正确的，都是为革命前途和大局着想的，没有个人私利。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同样存在着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的原则之争，是非之争。如：是否出兵朝鲜问题上;在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问题上;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阶级，阶级斗争，要不要继续革命问题上都是关系到中国发展前途和道路的原则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的斗争都是大是大非原则之争。决不是什么个人权力，恩怨之争。
遵义会议前后奠定了毛、周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和长期亲密合作的基础
1931年冬周恩来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就在他到中央苏区的前夕，在瑞金召开的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撤销了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周恩来一到瑞金就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从此，开始和毛泽东共事。
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是博古，博古对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王明路线是坚决的。周恩来组织纪律性很强，他对中央的指示是坚决执行的，他对苏区的实际情况又缺乏了解。因此，在一些问题上和毛泽东发生过分歧。在土地革命政策问题上，根据中央政策规定是：“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中立中农，联合贫农，以雇农为基础。”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过左的政策，表示反对有过分歧。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城召开的宁都会议上，讨论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问题，会议提出继续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要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的首先胜利。出席会议的人员都同意中央的进攻路线，唯独毛泽东不同意，主张“诱敌深入”的战略，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最后提出周恩来负责战争领导，要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回后方做政府工作。
周恩来认为前方战事离不开毛泽东，坚持要毛泽东在前方指挥，至少也留在前方助理，他自己在前方配合毛泽东及监督行动总方针的责任。人们不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到后方“疗养”，战争需要时再到前方，10月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通知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带着妻子贺子珍到后方养病时，握着周恩来的手说：“恩来，前方有事，通知一声，我就来。”周恩来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决定，不计个人得失，掷地有声的话。周恩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在部队拟定的作战命令，训令上常常用毛笔签上“有便送毛泽东一阅”几个字，说明他对毛泽东的尊重和信赖。
在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毛泽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得到洛甫，王稼祥的支持。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处于关键的时刻，在自己的革命生涯处于关键的时刻，选择了倒向毛泽东一边，支持毛泽东，请毛泽东出马。在关键时刻周恩来作出了关键的抉择。
又经过湘江战役后，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前进方向的争论，和战场上的胜利。毛泽东的领导、指挥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周恩来的组织才能也充分发挥出来。毛、周从相识到相知，两人相得益彰。从此奠定了两人长达42年的合作共事。在长期共事过程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在原则问题上是一致的，是相互支持的。这对中国民主革命，社会民主革命和社会建设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任何人否定不了的，这是历史事实。
毛、周逝世以来，有一些人怀着各自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毛泽东进行诬蔑、诋毁、诽谤。说毛泽东不相信周恩来 ，造出不少谣言，这些谣言根本不值一驳，在四届人大的人事按排，这样重大问题上毛泽东明确支持周恩来的意见，这就是最好的说明。也有人诬蔑、诋毁周恩来，把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都说成是违心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文革”中好多重大问题都是周恩来亲自研究，亲自决定的，作为周恩来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可能离开人民群众的利益，离开革命的原则违心处理重大原则问题吗？
毛、周在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将永远载入史册，永远光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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