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夜的社会矛盾形成的历史分析
矛盾是推动事物运动的动力，社会矛盾是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任何事物的运动，任何社会事件的发生，归根到底是由各种不同的特殊矛盾推动的。关于这一观点，任何人只要稍微静下心来，观察一下社会上发生的各种现象，分析一下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无不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隐含其中的特殊矛盾导致的，而所谓解决问题，就是揭示出矛盾，也只有正确地揭示了矛盾，才能进一步对症下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一切社会都具有的基本矛盾，而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又有具体的特殊的矛盾决定社会的特性。人类社会自从分化出阶级，阶级矛盾就表现为一切阶级社会的突出矛盾。
这里不妨来从中国的历史发展观察一下阶级矛盾的发展变化情况。
在原始氏族部落社会，随着生产能力的缓慢发展，为了拓展更大的生存空间，不同的氏族部落之间就会发生冲突战争。在最初的战争中，战败的一方会被屠杀消灭，后来，战胜的一方不再屠杀战败的一方，而是把战败的一方的人口转化为奴隶。显然，这样做的结果保存了人口，也就同时保存了生产力，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中国社会由此进入奴隶社会阶段，在这个阶段，氏族部落的成员还是一般延续着氏族部落会议的民主方式，当然，奴隶们是没份的，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矛盾逐渐上升为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关于这一点，象人们常说的古希腊时期的那种民主体制其实也就是这么回事。
到了奴隶社会末期，随着铜器的使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一些家族部族的势力开始做大，他们对传统的部落联盟盟主的不满逐渐上升，更加上不断的奴隶起义，为了达到他们推翻传统盟主的目的，他们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而决定争取利用奴隶的力量，在新的战争中，传统的奴隶社会开始分崩离析。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开始形成，这就是周朝的分封制。全国的土地重新划分为一块一块的，分封给家族成员和有功之臣，形成一个一个的诸侯，即封建贵族。而在划分土地范围之内的一切人口就是诸侯的子民，按欧洲的说法，就是农奴。封建贵族与农奴的矛盾成为该社会阶段的主要矛盾。
到了周朝末期，中国进入到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期，铁器已经发明开始使用，而束缚铁器生产力的就是传统的诸侯分封制，诸侯的土地是世袭的，不能任意买卖。很显然，在各国的竞争中，谁能利用好释放出铁器的生产力，那么该国的国力就会突飞猛进，成为最终的竞争胜利者。各个国家都在想办法试图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增强国力，但最后的胜出者是谁呢？就是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的秦国。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废除了土地的世袭制，而改为鼓励土地可以自由开荒、开垦和买卖。由此秦国的生产力被解放，国库日益充盈，终于成长为新的霸主，并统一了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也成为重要的投资对象，无论是为官的，还是做生意赚了钱的，一般都选择购置土地作为财富保值增殖的手段。地主占有了土地，没有土地的人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这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而作为王朝政治统治机构的各级官吏阶级自然与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主要联系，狼狈为奸，成为农民阶级的共同敌人。
秦朝所创立的体制一晃就是两千余年直到清朝，直至近代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苦难更加深重，社会的矛盾更加深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力都压在人民的头上。随着资产阶级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封建政府，但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并未改变，帝国主义的压力也为解除。经过军阀混战之后，蒋介石国民党集团更是坐上了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的位置，中国人民开始深受三座大山的压力。这就是当时之中国所有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无力领导中国的解放独立事业，革命的使命历史地交到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手中。在辩证法高手毛泽东的领导下，联合农民阶级，深刻地分析社会的种种矛盾，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分清主次，结合社会状况的不断变化，而调整革命策略，经过一番艰苦的斗争后，终于逐个将三座大山倾覆，率领人民创立了新中国。
人民创立的江山自然应该由人民享受革命胜利的果实，所以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基本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这个时期面临的一个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加快生产力的发展。而什么是生产力呢？又应该如何发展生产力呢？这是任何一位对新中国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们必须作出思考的问题。生产力的表现，简而言之就是人力和机器。人力大家都懂，而机器是什么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机器来自重工业，没有重工业也就没有机器，当然也就没有自主的轻工业了。当然，如果自己没有重工业，也可以从外国购买机器，只不过这样一来，这个国家也就永远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的对象了，自己也觉无成长壮大的可能。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蒋介石在二三十年代创造的所谓“黄金十年”就懂得了，当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当面临日军的战机、军舰、坦克、大炮的进攻时，蒋介石所创造的黄金十年却既不能生产出一架战机，又不能生产出一门大炮，这个时候，无能的蒋介石自然在日军面前象一个龟儿子一样，而所谓的繁花似锦的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在日机的轰炸下，瞬间也就化为乌有，成为一片废墟。
所以，中国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就必须加快发展重工业，加快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个观点是大家的共识，这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新的问题就是，怎样实现工业化呢？一种观点就是通过自由市场竞争，模仿英美那样，逐渐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过程来实现工业化；一种观点就是借鉴苏联的经验，利用计划经济，集中人力物力资源，借鉴参考世界上已经成熟的重工业体系的构成，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地打造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实现工业化，这样所消耗的时间将是最短的，也是最有效的。历史已然证明，坚持第二种意见的毛泽东是正确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两弹一星，中国今日的状况将何等艰难呀。
除了上面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矛盾外，还有一个矛盾大家并不太清楚和注意。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具体表现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会财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但这里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矛盾现象。也就是说，社会财富是全民所有，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但如何管理、使用、支配全民财富却还有一个路径问题，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实现人民对社会财富的管理、使用和支配呢？
刚刚经历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从剥削阶级统治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个时候还不可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不可能建立起基本的公有观念，还不可能建立起对社会财富的管理支配监督的自觉性。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财富的使用权实际上基本是由共产党组织来代为行使的。
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矛盾，是通过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组织内部可能出现两种分化，尤其表现在领导干部方面。一部分人自觉地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代表人民行使管理权力，相当于扮演的是管家的角色，主人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任务就是为人民群众打理好全民的社会资产；另有一部分人则丧失了自觉性，想当然地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转为自己的特权，蔑视人民的主体地位，忘记了自己的管家身份和职责，不自觉地把管家上升为主人了，从而在头脑里解除了共产主义意识武装，开始任凭自己的个人兴趣来随意支配本属于人民的社会资产。这后一部分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显然，他们与劳动者阶级的矛盾是可能上升为敌我矛盾的。走资走资，就是正在走，还没有成为资产阶级，当然，如果任由他们这样一直走下去的话，最后就会走成资产阶级，苏联的崩溃解体复辟就是最好的答案。换一种说法，如果是走资派控制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话，这样的国家即使还叫做社会主义，但却更像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毕竟走资派还在走嘛，还需要时间才能走成资本家嘛。对于这个问题，将来西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时候也有可能要遇到，当然程度可能会有所不同，毕竟这些国家的民主意识已经经过多年的发展，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对于象中国和苏联这样从相对落后的社会状态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情况会要复杂一些，毕竟民主的训练实在太不充分了。这是一个应该重点注意的问题。
明白了这一矛盾，人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才会清晰起来。那就是，一是加强对代表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培育增强他们的自觉意识，认清自己的职责；二是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民主训练，增强他们参政议政的自觉性，增强主人翁的意识；三是不断改革各种规章制度，不断把人民的主体地位体现出来，把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贯彻落实，如毛泽东时代“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非常伟大的创造；四是不断加强法制道德教育，树立法治理念，不断地克服和压制住官僚主义思想的产生发展，将不利因素尽可能地消灭在萌芽状态。经过不断地努力，将所有权和使用权有机地统一起来，避免发展到对抗性的程度。
明白了以上道理，这个时候人们再来观察一下文革前的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中的一些现象，问题就会更清楚了。在大跃进中，一些领导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作风，正是一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的表现。在社教运动中，有些领导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的广大普通的干部群众和人民群众，这不正是官僚主义这种精英意识在作怪吗？对这类领导而言，以人民为历史主体地位的平民意识却是没有的。
文革作为一场涉及广泛的人民群众社会运动，其起因绝非简单的个人恩怨可以解释的。而以所谓的个人恩怨来解读文革的人，其实正是精英意识作怪的一种表现而已。对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来说，文革正是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表现的时期，是平民意识张扬的时期，也正是对人民群众的公有观念和民主意识进行广泛而深刻训练培养的时期。如果没有深刻的社会矛盾为基础，何以解释人民群众参与文革的广泛性和积极性呢？可以说，文革终归是社会矛盾的充分运动的结果。按照唯物史观，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历史进程，或者起推动作用，或者起阻碍运动。真正的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民心向背是决定历史运动轨迹的重要原因。
同样的道理，只有坚持辩证法的分析方法，才能与时俱进地认识不断发展的社会的矛盾表现，而不断地又快又好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解放事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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