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文明”和“进步”
韩德强
2001年11月15日
人类是不断进步的，而进步的结果则是一个文明社会。从我们接受教育起，全部的学习经历似乎都在告诉我们这一点。从结绳记事到高等数学，从金木水火土到分子、原子结构，从香灰治病到分解DNA基因组，从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到迷宫般的化学实验室，从粗拙的涂鸦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从劳动号子到交响乐，这一切不都是进步吗？举目四望，高楼大厦灯火辉煌，高速公路车流如风，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观光电梯青云直上；侧耳倾听，书声朗朗，琴声悠扬，爆竹焰火声噼啪作响；这一切不都是人类文明的景观吗？
突然有一天，两架用数学公式计算飞行轨迹的波音飞机撞上了两栋钢铁构件建造的摩天大楼，连同其中的无数生命，转眼间化为废墟和尘埃。这时我们才想起，这个世界不仅有法式面包，维也纳音乐，意大利皮鞋，好莱坞电影，还有足以毁灭世界多次的核武器，航空母舰、B-52轰炸机，F16战斗机，以及细菌战、化学战武器，还有不可逆地破坏着地球生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还有不可再生资源的日益耗竭，更有13亿人连清洁的饮水都无法得到。于是，一个问题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现代社会真是文明社会吗？
一、美国为什么退出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
2001年9月3日，美国和以色列悍然退出于南非德班召开的第三届联合国反种族主义大会。原因是，大会将犹太复国主义和赔偿奴隶贸易问题列入议题，触动了美国社会两条最敏感的神经。
美国以现代文明的掌门人自居。的确，仅就美国国内而言，其富裕、民主、平等——从而文明的程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然而，美国的富裕建立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巨大消耗上，建立在对第三世界各国劳动产品的掠夺性交换上。前者与美国对以色列的长期一贯的扶植密切相关，后者与奴隶贸易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平均每户拥有1.9辆小汽车，上班、购物、走亲访友全都是靠小车。高速公路网遍布全国各地，而且绝大多数不收费。加油站、汽车旅馆、郊区购物中心随处可见。由于汽车的普及，可供建房的土地资源丰富，地价便宜，因此房价也低，普通工薪阶层都可拥有独立的两层住宅。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消费，特别是石油。美国人均每年消费石油3吨，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人消耗着世界石油资源的1/4多，其中将近一半靠从中东地区进口。目前世界年均消耗石油35亿吨左右，而世界石油商业可开采储量仅为1400亿吨，在当前消耗水平下可用40年。目前还没有任何能源可以替代石油。煤还可以开采数百年，但煤是一种高污染能源。核裂变能存在安全问题，解决安全问题使核电的成本远高于火电，且作为核裂变原料的钚和铀的储量也很有限。核聚变能虽然可称无限，但核聚变温度高达几百万度，没有任何材料可以经得起如此高温，故核聚变不可控，无法在地球上成为可使用能源。剩下的是可再生能源，如水能、风能、潮汐能、生物能、太阳能等，这些能源或是数量有限，或是收集成本高，或两者兼有，无法满足狂风暴雨般的能源消费。因此，一旦石油供应出现严重短缺，则所有的车辆、道路、加油站、摩天大楼、大房子都可能成为废墟，美国的生活方式将难以维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本土的石油商业储量已经不到20年，而中东地区石油还有90年之多。因此确保中东的石油供应是二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
正如美国公司做生意一样，美国政府为确保中东石油的廉价供应也是使用胡萝卜和大棒两手。对愿意听美国话的阿拉伯政府，给予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使其巩固对内统治，并能称霸海湾地区——这是胡萝卜。对不愿意听美国话的，则进行军事威胁：远程轰炸机，航空母舰群，亲美各国的美军基地，更重要的则是以色列——这是大棒。以色列实际上是美国驻扎在中东地区一支庞大的特种部队，这支特种部队海陆空齐备，随时可以打击中东地区任何一个国家，而且所需经费不多，还死心塌地。可以说，以色列是美国的亲生儿子。1947年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以巴分治方案，占人口不到1/3的犹太人分得57%的土地，而人口超过2/3的阿拉伯人却只占34%。分治方案通过第二天，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力量即在耶路撒冷等地大规模袭击阿拉伯人，阿拉伯国家联盟则对以色列宣布圣战。眼看以色列军队奄奄一息，美国通过联合国要求停火。停火期间大量的美国军火和志愿兵进入以色列，帮助以色列建立了空军和海军。4个星期后再次开战，以色列与阿拉伯联军打成平手。美国再次勒令巴勒斯坦停火。接着，更为大量的美式武器弹药进入以色列，使以色列军队从数量到装备都远远超过阿拉伯人。三个月以后，以色列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将阿拉伯军队击败。这一战争模式后来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充分展示了美以的父子关系。以色列佩雷斯总理在1984年访问华盛顿坦白地承认这一关系：“美国之所以愿意援助以色列，是为了美国的本身利益；美国愿意支持以色列克服其经济困难，是为了在这一地区保留一支力量。美国每年为北约组织花费巨额的军事费用，而且还向西欧派驻了军队，这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和西方的利益……而美国为以色列的花费要少得多，以色列还不要求美国派军队去以色列，但以色列却保障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同美国站在一起对付苏联。”[1]除军事援肋外，以色列的经济生存也离不开美国。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到1985年，美国各项援助超过300亿美元，还不包括美国犹太人社团的大批赠款。其中，从1952年到1983年，美向以色列的经援为78.89亿，其中赠款57.63亿。[2]
由此不难认识到，以色列是美国对中东进行美式殖民主义统治的两大支柱之一。美式殖民主义比英法殖民主义要隐蔽一些。英法殖民主义直接派军队、派总督，容易引起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而美式殖民主义则扶植亲美政权，策动政变，培养亲美知识分子，或者寻找像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样的死心塌地的代理炮灰。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殖民主义，都是为宗主国的利益服务，都能够使宗主国内部社会矛盾得以缓和，使宗主国有能力养活一批“罗马公民”，从而使其社会显得文明、民主和平等。
但是，这种胡萝卜和大棒政策显然无视阿拉伯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尊严。巴勒斯坦人被杀戮，被驱逐，约旦、叙利亚、埃及、黎巴嫩、伊拉克遭到以色列的“闪电”式进攻，阿拉伯各国的反抗被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军队打败，仇恨的怒火也就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不断燃烧、蔓延。在阿拉伯人看来，美国到处炫耀武力，恃强凌弱，是不折不扣的野蛮帝国，是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吃人猛兽。说服、谈判、恳求、哀告，一切对人适用的办法对美国都不适用，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消灭或至少打疼这头怪兽，迫使它回到谈判桌上来，教它懂得尊重生命、尊重他人。
美国并不是不了解普通阿拉伯人的仇美情绪，也不是不知道退出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所展示的对阿拉伯人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无视或蔑视，但要保卫美国生活方式就只能无视阿拉伯人的生命。因此，当“9·11”事件发生后，布什的条件反射就是宣称要开展一场保卫美国生活方式的战争，并把目标对准阿拉伯人。但是，物极必反。由于埃及、沙特、约旦等亲美政权表态支持美国打击阿富汗，这些国家的反美情绪正日益强烈。事实上，阿拉伯舆论已经广泛认为，阿拉法特是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叛徒。不妨注意一下，被美国通缉的本·拉登正是亲美国家沙特的不同政见者，而沙特有可能是下一个发生反美政变的阿拉伯国家。也就是说，用国家恐怖主义力量打击恐怖主义，只能使美国陷入更大的恐怖主义的包围。
毕竟人心是不可欺的。
二、文明还是野蛮？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199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西方社会中少数大胆批评美国发动的“反恐怖战争”知识分子之一。他在德国《明镜》杂志公开认为，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毫无文明可言。他更进一步告诫媒体和知识界：“同样的愚蠢的是，把批评美国攻击阿富汗，说成是反美。实际上这是捍卫美国的自由，而自由从言论开始。”与此对照，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却和美国的官方舆论保持了高度一致，认为“‘9·11’事件并不是文明冲突，而是对所有文明赖以生存的生命底线的野蛮攻击。”
我想，“9·11”事件当然不是什么文明的冲突，而是又一场争夺石油的冲突。实际上，二战以后中东地区的所有战争都可以看作是石油战争。然而，“9·11”也并不是什么对所有文明赖以生存的生命底线的野蛮攻击。真正的问题在于，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都并没有什么生命底线，相反，倒是建立在对生命的蔑视和对财富权力的崇拜之上，而现代工业文明则为祸尤烈。
想想代表古埃及文明的金字塔吧。人们说，金字塔的建造使埃及的测量、几何、建筑、绘画以及组织管理艺术取得了重大成就，是古埃及人智慧和勤劳的结晶，是埃及文明程度的象征。其实金字塔不过是一座座豪华的、夸张的坟墓，一座座由无数奴隶的生命、鲜血、汗水去满足法老无知狂妄的权力梦想的杰作。赞美金字塔就是无视生命，尽管那是几千年以前的奴隶的生命。想想代表商朝晚期文明的司母戊鼎吧。那是商王为祭祀母亲而制作的，至少数百名手工业奴隶制作模子，冶炼青铜，反复试验，一不小心就被拉出去斩首，兢兢业业数年乃成。与此同时，耕作于井田的百姓居无茅屋，食无余粮，供养王室和王室里的手工业工人。如此奢糜的作风传至纣王，终于在牧野之战中，军队“前徒倒戈”而亡。不错，没有王室聚敛财富、无视生命，就没有青铜文明的高度发展，就没有生产技术的提高，但这不恰恰说明文明是喝着人血长大的吗？这样的故事可以无穷无尽地讲下去。走进故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甚至任意一家古董店，我们都能注意到，没有一级一级压制和摧残生命的权力金字塔，就没有一级一级剥削来的剩余财富，就没有绘画、雕刻、书法、音乐、烹调、医疗的进步，也没有瓷器烧制技术、丝绸染织技术、钟表制作技术、建筑技术、家俱制作技术的进步，或者至少进步速度要慢得多。
现代工业文明不但建立在前人积累的经验、知识、技术基础上，更需要大规模的资本原始积累。于是我们看到，哥伦布登上新大陆之时，是欧洲原始积累开始之日，也是美洲大陆原住民的末日到来之始。“1495-1503年新大陆的群岛上消失了300多万人”，“只不过一个世纪稍多一点儿的时间，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人口就减少了90%（从2500万下降到150万），秘鲁则减少了95%。”[3]
岂止美洲，非洲、亚洲都在资本原始积累的铁蹄之下。从1501年第一批非洲人被掠运到美洲起，文明的欧洲人用“文明”的火枪将多达4800万年轻力壮的非洲人从他们的家园掠走，其中3600万人葬身大西洋鱼腹，1200万人成为美洲各矿山、种植园的一次性使用的奴隶[4]。“在1650年到1850年间，欧洲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比从18.3增长到22.7，即增长了24%，而同期的非洲人口却从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8.3%下降到8.1%”[5]。英属东印度公司镇压印度人民的反抗，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血债累累，难以历数。
这就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罪恶起源，它毫无顾忌地践踏生命。毫不奇怪，当1992年美国精英文化纪念哥伦布登上新大陆500周年时，街上出现了印第安人的游行队伍。他们称哥伦布是杀人犯、刽子手，要求哥伦布的后代们偿还血债。这次联合国反种族主义的大会无非是要对工业文明的享受者讨个说法，希望那些以文明社会自居的国度能够多少做些象征性的赔偿，以示祖债孙还，可以廉价地买一个文明称号。不料，美国不稀罕联合国颁发的文明称号，拂袖而去。美国还是有见识：如果认了罪，赔多了赔不起，赔少了别人还不满意，不如干脆不认罪——我是流氓我怕谁？
工业文明的持续仍然需要践踏生命。徜徉在沃尔玛特的货架旁，拿起一双中国制造的皮鞋，标价7.8美元。我就在想，这双鞋的采购价不可能超过3.9美元，约合32元（人民币）。其中原材料、设备折旧又是其中的一半，即16元左右，其它是付给进出口商、货船、海关、保险的费用，以及税收、利润。留给工人的工资很可能不到1元。这1元钱可能刚够工人吃饭、住宿。孩子在家饿得哇哇直哭，只好让他哭；母亲病重在床，只好慢慢等死。如果这位工人以生命的名义要求老板增加工资呢？老板会说，我听不懂，我只知道你的市场价就值这么多，你不干有人干。十九世纪经济学家萨伊清楚地表述过这个市场经济的“工资铁律”：“当……需求落后于可以得到工作的人数时，他们的收入下降到这个[工人] 阶级维持他们家庭成员生活所必需的费用之下。大部分背有孩子和疾病负担的家庭毁灭了；从那时起，劳动力供给下降，而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其价格就上升。”[6]
当然，原始积累、利润原则并非是工业文明的唯一生存形态，而是市场经济的唯一生存形态。上面所分析的更适合于市场经济下的工业文明。但是，似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市场经济与工业文明是连体婴儿，那么我在此也就将错就错了。事实上，以往社会主义国家要工业文明，不要市场经济，也曾取得过一定的成功。苏联是最典型的，坦克、飞机、大炮、汽车、火车、冰箱、电视，他们靠计划经济取得了工业文明的一切标志。不过，应该指出，苏联的计划经济也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也存在对“核能、卫星、汽车、舰艇”的崇拜，从而使人的生命服从于不一定必要的工业建设。
事实上，无论是生存于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工业文明自有其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大规模消耗不可再生的能源和原材料，大规模产生污染，从而使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面临日益迫近的威胁。
如果说现代工业文明不仅是喝着人血长大、靠人血滋养，而且正在吸干地球资源，破坏地球脆弱的生态平衡，可能将人类乃至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推向绝境，那么我们不由得要问：这是文明吗？抑或竟是野蛮？
事实上，对于现代社会是文明还是野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在美洲被杀戮的印第安人眼中，在被掳掠到北美的非洲人眼中，在背着沉重矿石爬行于坑道的煤矿工人眼中，在被以色列人驱杀的巴勒斯坦人眼中，在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和无数次国与国战争中死难的人眼中，在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眼中，在作了原子弹试验品的广岛、长崎人眼中，在至今仍高达十亿计的食不裹腹者眼中，工业文明乃是史无前例的工业野蛮。相反，在和平时期的多数城市人看来，虽然生活也有不如人意之处，还是享受着工业文明带来的一切便利。即使是城市中下层，虽然没有专机、专车，但自行车总比走路强；虽然可能没有全球通手机，但公用电话还是到处可打；虽然没有锦衣玉食，但基本的饱暖还是没有问题。这些人既不回顾，又不前瞻，还不愿意往下看，自我感觉就良好得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他们所处的是一个文明社会，而且愿意相信明天会更好。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分裂，连文明还是野蛮都达不成共识。在下层看来，工业文明、农业文明、欧洲文明、亚洲文明等等用词，是上层社会把自身的判断和感觉强加于全体人的一种语言游戏，是少数人挟持多数人的一种意识形态专政。在这种游戏下，一切剥削、压迫、杀戮、战争都成了文明社会的必要代价。“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立即宣布这是对文明的袭击，然后就师出有名，从文明的航空母舰上发射巡航导弹，对阿富汗进行狂轰滥炸。其实，如果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个野蛮世界，是一个文明其表、野蛮其本的世界，那么“9·11”事件恰恰是对其野蛮本质的袭击，要求的恰恰是正义、公平，从而文明。
三、什么是文明？
当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时，士大夫的反应是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夷”者，蛮也。枪炮无非是器具，与文明无关。关乎文明者，人间伦常是也。富贵而不淫，贫贱而不移，居陋室而不改其乐，破衣烂衫而心忧天下，这是人，是文明。反之，虽十八般武艺俱全，却为虎作伥，鱼肉乡里，这是禽兽，是野蛮。换成西方学术语言，大炮、坦克、飞机，这是工具理性的产物，体现的是工具文明；而认识人自身，认识社会，从而与人为善，这是价值理性的产物，体现的是价值文明。
不错，与弱者相比，强者往往结构更复杂、齿爪更锋利、肌肉更发达、信息系统灵敏、外观更灿烂，譬如老虎、狮子之与绵羊、麋鹿，但我们从来不认为动物社会是文明社会。同样，美国无非是地球上的老虎。老虎由许多细胞、器官和系统组成，美国也一样。工厂、农村是美国社会的消化系统，吃进原材料、能源、土地、太阳能，经过消化吸收成为养份，供养全身细胞，金融是美国的心脏系统，通过心脏的博动，血液（美元）传变全身，五角大楼是美国的尖牙利爪的指挥中心，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是供其随时发动进攻的触角，新闻传媒既是美国的植物神经系统，又是内分泌系统，它对内负责协调动员全身细胞，对外又负责发出威胁或进攻的吼叫，而白宫、国会、五角大楼是美国的动物神经系统中心，决定如何捕获食物。和老虎一样，美国的外观是灿烂的，甚至是美丽的、迷人的。华盛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系某教授是个中国通，他曾经把美国二字拆成“美丽的帝国”。但美丽其表，而帝国其本。
不幸的是，随着甲午海战的失败，文明和野蛮的区别逐渐模糊乃至颠倒起来，似乎谁有力量谁就是文明，强者开始把文明的桂冠带到自己头上，而弱者也渐渐地认同。《天演论》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搬入中国，随后社会达尔文主义跟进泛滥，弱肉强食被当作社会规律，文明一词也就彻底成了强者的纹章。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普及运动。所谓“落后就要挨打”，无意识中就传递出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息。虽然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弱者必须向强者学习以自强，但是如果再往前走一步，变自强为称霸于世界，那就是服膺社会达尔文主义了。
文明和野蛮的颠倒意味着本质和现象的颠倒，这对于日常生活产生了无孔不入的深远影响。各种各样的新奇物品源源不断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来到日常生活中，计算机、传真机、打印机、手机、互联网，超大别墅，私家花园，法国香水，巨无霸汉堡，64版的报纸，调频电台，IT电视，每一种商品似乎都传递着时代进步的信息，传递着人们的需要和向往。然而另一方面是垃圾包围城市，沙尘暴闯进每一条窗缝，紫外线灼痛皮肤，每一条河流都成为城市的下水道，每一座山都被挖得泥石流滚滚。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都成了赤裸裸的利用和被利用关系，真诚、友谊、信任、同情、正义、公平这些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变得如同太空中的氧气一样稀缺，每一次交易、每一次交往都成为角逐的战场，都产生获胜的强者和受伤的弱者，都积累着贫富差距，积累着洋洋得意和自命不凡，也积累着自怨自艾和仇恨怒火。人们越来越沉迷于现象，为现象所左右，忘了自己是谁，要到哪里去。人生不再有意义感，而是一堆商品，一场消费商品的比赛。情人节、母亲节、圣诞节、感恩节、中秋节，还有什么千禧一刻，世界之最，都成为商人发财的机会，而消费者所享受的则是由电视、报纸、商家和习俗共同编织的幻觉。换言之，就在人类生活的非必需品日益花样翻新、琳琅满目时，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却在不断减少，人类的良心正在不断萎缩、退化。丢了西瓜、拣了芝麻，还自以为得计，这是科学昌明时代的群体愚昧。
其所以如此，还因为人们对自身的了解远不如对天体或者蚂蚁的了解。如果说人们对自然界和各种人造物的了解已经十分深入，以至可以生产并操纵如此丰富多样的机器的话，那么对人自身及社会的了解则还停留在神巫时代。宗教依然垄断着人的认识，缺乏宗教信仰者往往被广告和商业文化所操纵。后者诉诸人的感性，其力量之强使宗教日益徒具虚名。社会科学并不能提供一种统一的世界观，其主要功能还是为这个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服务，而不是直面人心的困惑。其实，人的需要是多层次、多方位的，既可以无限伸展，又可以极大地压缩。不仅如此，不同层次的需要还相互矛盾。就每一个具体需要而言，它既可能是你的需要，又可能不是你的需要，这取决不同需要的相互关系。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吃饱了睡，睡醒了吃。人的最深层需要可能是认识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为此，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然而在现代工业社会，由于命运总是被操纵在别人手里，忽而赶上潮流成为弄潮儿，忽而又遭到袭击成为枪下鬼。命运无常，于是人们干脆就放弃了这个根本需要，转而奉行及时行乐哲学，或随大流——逃避自由。
文明和野蛮的颠倒还得到亚当·斯密所奠基的西方经济学的系统论证。斯密秉承霍布斯、曼德威尔的传统称，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每个人最大限度地追逐个人利益，就会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所谓上帝的“看不见的手”。事实上，由于资源有限，人与人的物质利益总是矛盾的，一方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另一方的利益最小化。具体到每一次交易，由于交易双方所掌握的商品信息不对称，交易双方供求力量不平衡，价格总是对强者有利。无数次交易的积累便是社会的两极分化，社会周期性地陷入危机和动荡，因此并非是社会利益最大化。同时，一个人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实际上是人人不关心他人利益的社会，也是不尊重和关心他人命运的社会，更是不关心人类长远、整体利益的社会。这将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把这样一个动物世界称作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文明世界，正是斯密逻辑所导出的必然结论。
遗憾的是，斯密逻辑所蕴含的新老自由主义正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得以推进的意识形态内核。由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不断拆除保护弱者的设施，各国社会越来越成为弱肉强食的野蛮社会。得益于这项政策的，是各国的工商巨头，是知识精英，是官僚政客。美国大公司总裁与普通工人的工资差距从1980年的40倍上升到1999年的475倍。1999年，三位世界首富的财产抵得上48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泰国、印尼等国经济崩溃，失业率和自杀率都急剧上升，政局动荡，而另一方面却造就了若干亿万富翁。
综上所述，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虽然还有大量的文明因素存在，但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弱肉强食规则，各国政商学各界领导集团都是强者利益的代表，因此并不是文明社会。由于美国打着文明的旗号干着恃强凌弱的勾当，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人类社会正在变得更加野蛮。
开端蕴含结果。崇尚工具理性的西方的胜利，就是野蛮的胜利，就是文明的末日。
四、技术进步等于历史进步吗？
所谓进步，是指一个过程向好的方向发展。好或者不好，这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则必须由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两部分组成。当我们说音响技术进步时，价值主体可以是任何一个人，而价值客体则是从留声机到高保真音响的变化过程。以此类推，无论是种植、放牧还是收割、挤奶，还是点火、建房，我们看到技术的确不断在积累、在提高，从而在进步。
然而当我们说历史是进步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作为价值客体的是无数人千百年来的互动，作为价值主体也是这无数互动着的或互动过的人。然而，互动既可以是互利互惠、互帮互助，也可以是剥削压迫、征战杀伐，一部分人的生存和享受以另一部分人的死亡和痛苦为代价。如果让生存、享受者来评价，历史是好的、进步的；如果让死亡、痛苦者来评价，历史是坏的、倒退的。那么，究竟历史是否进步该由谁说了算呢？中国乃至世界的一般做法是“胜者为王败者寇”。现实的历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们都服膺这一原则，为胜者的王冠增添钻石和荣耀。而按照民主原则，则应该由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存在着的、甚至未来将要存在的——所有人共同投票来决定。也就是说，葬身在金字塔、长城工地的农民，罗马行省的奴隶和被罗马镇压的犹太人、波斯人、埃及人，日本、印度的不可接触者，死在哥伦布火枪下的印第安人，葬身于大西洋和美国南方种植园里的黑人，在美洲黄金到达欧洲引起物价上涨中受害的普通欧洲人，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阵亡者，二战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的死亡者，被以色列美制飞机炸死的巴勒斯坦人，每天死于车祸、泥石流、地震、洪水、严寒和酷暑者，今日第三世界贫民窟和血汗工厂里的苦力，在失业的折磨下屈服于雇主压力者，出卖肉体、鲜血和器官换取现金者，现在和未来死于环境污染和资源争夺战的，都应该参加投票。
无论这场大投票的结果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强者将不再能将弱者当作牺牲品供上进步的祭坛，强者制造的所谓历史进步观将不再能强加于全社会，强者的鲜艳皮毛、锋利爪牙、发达的信号系统将不再是进步的标志，而可能成为其吃人的记录。由此反观，流行的进步观实际上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思想暴政，是对多数人表达权利的无视。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是动物中的强者。站在人的立场上，没有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就没有人的最终产生，因此我们把生物演化过程叫进化——也蕴含着对这个过程的肯定。如果历史不是进步的，难道生物不是进化的吗？
我想，这里的关键是价值主体的确定。人，由于有智慧、有感情、有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和使自身行为一致化的能力，才有可能是价值主体。动物则只是价值客体，其价值只能通过它对人的有用性而得到体现。也就是说，人和动物之间仍然适用弱肉强食原则，而人与人之间则必须适用平等、尊重的原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平等，相互理解和帮助，这是确立人类社会高于动物世界的基本分界线。在这一原则下，生物是进化的，而历史则还不是进步的，因为人类还在动物与人之间徘徊。当然，由于人类活动离不开自然界，离不开生物界，虽然人类可以对自然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应该懂得物极必反。为了更好地使自然界为人类服务，人类应该有节制地利用自然，应该保护生态环境。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
承认人类历史并不是进步的，并不是要放弃对进步的追求，恰恰相反，是要实现历史的真正进步。事实上，历史进步说一方面使弱肉强食的现实被遮蔽，另一方面则使善良的人们缺乏危机感和责任感，放弃对社会的关怀，而专心于追求自身利益，并将技术的进步混同于社会的进步。在环境和资源危机日益紧迫，在人间仇恨日益聚集的新世纪里，如果社会中上层继续躺在“人类进步”论的怀抱里享乐，那么到来的恐怕就只能是全人类的毁灭。在“9·11”事件中，五千多名贸易和金融精英命丧黄泉，国际舆论一片唏吁。然而，这些精英们如果懂得他们的百万年薪是建立在第三世界人民的普遍贫穷之上，如果能克制自己的据全世界财富为己有的野心，也许就不会遭此大难。从这个意义上，历史进步论害人不浅哪！
结束语
“9·11”事件后，一些知识分子以文明和生命的名义谴责恐怖主义，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些年来利润成为至高无上的原则，而生命则似乎仅仅等同于劳动力、人力资源，和机器、土地一样被放到了利润的天平上衡量。但突然又有人强调生命至上，令人无限欣慰。然而，同样是些人似乎又推崇以利润为中心的放任自由市场，无视利润原则对生命的践踏，令人忧心难释。忽视日常暴力，却批判积聚起来的暴力，这是自相矛盾的。能够统一两者的理由是利益，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剥夺着弱者的强者，必然反对弱者团结起来对强者施暴。然而，如果利益是躲在原则背后的原则，文明便无地自容。
知识分子应该是有理由成为文明的启蒙者和守卫者的。如果知识分子热衷于将知识套现，那么恐怕比傍大款的小姐更令人齿冷。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我相信，中国和西方都仍然会有一些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事金钱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实现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希望。
[1] 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第3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7月。
[2] 同上，第398-399页。
[3] [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第7页，吴艾美等译，东方出版社，1986年。
[4] [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第96页，迟越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
[5] 同上，第109页。
[6] 《政治经济学教程，1828--1829》，让·巴蒂斯特·萨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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