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
（2009年2月15日在毛泽东旗帜网站
“毛泽东思想大讲堂”的讲话）
李 成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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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编者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思想中熠熠生辉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成瑞同志这个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毛主席进行调查研究的光辉范例和有关论述，并谈了他自己从青年时期起跟毛主席学习和实践调查研究的情况和体会。这篇文章虽然长一些，但内容丰富翔实，语言朴素生动，并且颇有新意；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加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都会有所俾益。希望大家认真地读一读，想一想，并欢迎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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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旗帜网站的同志要我在“毛泽东思想大讲堂”作一次讲演，给我出的题目是《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这个题目很重要，也很大。我想分五个部分来谈：一、毛主席调查研究的光辉范例；二、毛主席论调查研究的重大意义；三、毛主席论调查研究的基本态度和方式方法；四、我跟毛主席学习并实践调查研究的若干情况和体会；五、几点建议。
一、毛主席调查研究的光辉范例
毛主席从事调查研究，早在他的学生时代已初见端倪。当时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这个学校具有“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该校规定的“教养学生要点”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理，察社会之情况。在他曾寄读的岳麓书院讲堂正门上，悬挂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横匾。这些都给青年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崇尚清朝顾炎武等人朴素唯物主义的“实学”（与程朱的唯心主义“理学”相对立）和王夫之的“行先知后”学说。当时的中国处在列强侵略、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状态，更加强了毛泽东了解和改造社会的愿望。他常对同学们说，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社会的实际情况。
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当教师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湖南俗话，称“游学”为“打秋风”。指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糊口，形同乞丐。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回到一师，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了纪念这次旅行，他和萧子升还换上游学时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个县，游历了半个多月。⑴ 这些经历与他后来养成调查研究作风有着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投身革命后，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更加自觉地就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下面集中地介绍其中最著名的、留下比较完整材料的调查研究范例：一是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于1927年在湖南进行的农民运动调查；二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于1930年和1933年在革命根据地（“苏区”）进行的基层调查。
（一）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
农民运动的兴起和政治路线的严重分歧
1925年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南方一些地方的农民运动开始兴起。1926年10月，毛泽东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他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拟定《目前农运计划》，并于11月15日得到中央局批准。这个《计划》提出，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件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四省大力开展起来。因为这四省是北伐战争准备首先推进的地区，发展这里的农民革命，就从根本上瓦解了军阀统治的社会基础。然后由这些重点地区向西南、东南、华中等地区逐步扩展，带动全局。这个计划使全党的农运工作有了一条具体的行动路线。
在中共中央农委的领导下，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毕业于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民、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学员回湖南后，成为农运骨干。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二百零三人，农民协会会员从四十万人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人，湖南全省的农民群众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的经济斗争，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农协和工会的代表，群众团体实际上已参与政权的工作。
像急风暴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成了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
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坐不住了。“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是“扰乱了北伐后方”。一些中间派分子也开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防止被人利用。联合阵线内部潜伏的危机越来越表面化了。
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党内来。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的身份在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案说：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事实上，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和他的日益向右，是他所代表的阶级本质决定的，决不是这种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决议推行的实际结果，只是单方面地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在会上，陈独秀还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等。
以十二月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对陈独秀右倾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了。陈独秀本来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已开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当然，他这时的考虑并不成熟，对陈独秀的观点一时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几个月后他曾解释说：我后来的观点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⑵
深入的调查和有力的答案
面对着这样严重的分歧，如何作出决断？毛泽东反复考虑，应该下去调查研究，把事实切实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恰好在这时，他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他很快从汉口到了长沙。
接着，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下乡考察农民运动。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开始，毛泽东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革命的沸腾生活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
在韶山，他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滚。闻讯赶来的宁乡县高露乡的农会干部告诉他，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因为他们取消平粜米，还把领头争取平粜的鞋匠关进县监狱，取消了“民生主义”。在银田寺，人们告诉他原团防局长汤峻岩等自民国二年以来就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最先被杀的竟是两个无辜的乞丐。
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在乡下的小劣绅怕打入另册，却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会。
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他，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也有坏消息：当他到衡山县城时，得知县监狱里竟关着一些乡农协委员长和委员。
在醴陵县，农民告诉他，有个诨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易萃轩，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来又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儿子送到何键的部队里去。毛泽东还在醴陵见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罗在这里担任中共的县委书记，大力支持农民运动。
在许多地方，他还看到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给他们戴高帽子游乡，甚至枪毙罪大恶极之徒；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佃；还推翻了过去维护封建统治的都团机构，人们谈论都总、团总，都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
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些新鲜活泼的生动事情，使毛泽东大大打开了眼界，为之兴奋不已；而社会上出现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也使他忧虑不已。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更清楚了。
二月五日，他回到长沙后，立刻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紧接着，中共湖南区委和省农协，在实践中纠正了右倾偏向，从而为几个月后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十六日，致信中共中央，在简要报告考察行程后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完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报告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纠正了几个主要错误：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所谓‘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毛泽东还在《报告》中提出了十点意见。他是多么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这些来自革命实践的呼声啊！然而，这封信对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并没有发生作用。于是，他决心写一篇详细而扎实的报告，向全党、全社会发出响亮的呼号。
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快写成了，有两万多字。“报告”列举了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一是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二是政治上打击地主；三是经济上打击地主；四是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五是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六是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七是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八是普及政治宣传；九是农民诸禁（禁牌、禁赌、禁鸦片等）；十是清匪；十一是废苛捐；十二是文化运动；十三是合作运动；十四是修道路、修塘坝。报告指出：所有这些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说农民革命“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三月五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文的部分章节。十二日，《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四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澎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澎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不容易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
我国革命的长期实践证明，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阐明的解放农民、依靠农民、充分发挥农民革命积极性的光辉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到，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的地位。1927年夏季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地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⑶
（二）1930年和1933年在革命根据地的调查研究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中，农民革命斗争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发展。封建土地制度被消灭，农民群众得了土地，掌握了政权和武装，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围剿”，使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这时，过去那种右倾思想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在工作中又出现了某些“左”的倾向，如有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把富裕中农当作富农，这样就不能团结大多数。如何形成一套正确的完整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还有如何正确的解决工商业问题，都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由于战争的紧张环境，当时的调查研究只能在战争的某些间隙中进行。
1930：如何正确地进行土地改革和对待工商业问题
一九三0年五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环境比较安定。毛泽东利用这个少有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他以前还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调查的目的性很明确。毛泽东说：这正是“我对中国的富农问题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参加调查会的有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十一人。寻乌这个县，正介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明白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这个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订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他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但他还有不满足的地方，觉得：“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
毛泽东在这次调查中指出，适应正在变化的客观环境，调查工作不能只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干部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在这年十月又做过兴国调查。这次调查的特点是：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而没有这种调查，就不能有农村的基础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他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第三，调查了土地税征收情况，“苏维埃”的情况，包括区政府、乡政府、村政府的情况。第四，调查了农村军事化的情况，包括赤卫队、童子军、纠察队、军事预备队、区特务营和红军独立团的情况。⑷
1933：如何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正确划分农村阶级问题
在深入土地改革和发展根据地经济的同时，如何加强工农政权的建设摆上了重要的议程。毛泽东认为，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是在乡这一级。那末，他们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就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下旬，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这两个点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来推动全局工作。他召开由各方面人物参加的调查会，走访贫苦农民家庭和红军家属，同农民一起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了解乡苏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随后，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两篇调查报告，把它们作为“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给第二次全苏大会。
在长冈乡调查报告中，他写道：“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了”，“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在这次调查中，还调查了合作社运动，包括村社、区社、县社的情况以及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情况。
在才溪乡的调查报告中，毛泽东特别重视乡政权下面最基层的村政权建设，指出：“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些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这样，就使苏维埃的基层政权能够形成一个周密的、同民众密切联系的网络，最大限度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更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在这次调查中，还调查了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耕牛合作社、物价和文化教育的情况。
由于革命根据地长期处于“围剿”与反“围剿”的拉锯作战中，各地土地革命工作发展不平衡；也由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伤害中农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在某些地区造成了不良后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在1933年发动了查田运动，要求正确地划分阶级和贯彻党的阶级政策。对划分阶级，他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强调了两个区分：一个是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另一个是也要区分富农和地主。他说：“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他更着重地指出：“联合中农是土地改革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他，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提出“富裕中农”这个问题，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创见，说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阶级状况的认识更加细致和切实了。
在查田运动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有些是以往的文件中缺乏具体规定或规定得不明晰，有些是工作人员对已有规定的解释不正确或在执行上发生错误。王观澜回忆道：“起初只从表面生活来看，从政治势力来看。随着斗争的深入，才开始从剥削关系、剥削数量来分析。”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十月间，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在多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通过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同时予以公布。临时中央政府的文件中还要求：“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这以后，实际工作发生了很大转变。胜利县原来划定的地主、富农有两千一百十六家，十月间根据两个文件进行复查后，有一千三百多家改为中农和贫农。会昌县乌径区，由富农改划为中农的有三十五家，改划为贫农的有四家，由地主改划为富农的有十八家。于都县段屋区地主、富农改划为中农和贫农的有四十家。这样打击面就缩小了，拥护的人就多了，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地主、富农则下降到百分之五左右。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从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地提出了如何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成分的标准。它具有原则上的明晰性和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这个文件，不仅对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在后来的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又经中共中央重新印发，成为当时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导文件。⑸
新中国建立之后，毛主席继续发扬调查研究的作风。当然，由于种种条件的变化，他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亲自到基层直接向群众作调查了。但他经常召集了解情况的各个部门和地方负责人听取汇报。例如，1956年4月他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就是他在几个月中先后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问题，加以分析和综合而写成的。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他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新情况、新问题而写出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经常外出考察，在途中请地方党委的负责人到他乘坐的专列上谈话，了解情况。这也是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这些，就不多说了。
毛主席1941年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还着重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做了许多调查。”⑹ 马克思青年时代在进行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时，就对摩塞尔河等地区农民生活状况进行过调查研究；后来还亲自组织和指导第一国际各国支部的调查统计工作，直到他的暮年，又写出了著名的《工人调查表》，包括100条调查提问。⑺ 这个“调查表”写得如此符合实际，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只要略加修改，就可以实际应用。恩格斯在青年时代“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时间都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他把调查的结果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⑻ 被列宁称为“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所有这些，同样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有关的详细情况，我打算以后另写专文加以介绍。
二、毛主席论调查研究的重大意义
（一）调查研究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决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一个基本方法。
毛主席早在1930年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调查工作》。后来这篇文章散佚了。上世纪60年代又发现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公开发表。文章劈头就提出一个命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他倡导要到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愚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毛泽东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⑼
毛泽东思想的突出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这个命题出自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他在革命斗争中的实际经验，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这个成语作了新的解释和阐发。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 ，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⑽
（二）调查研究是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途径。
毛主席1939年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⑾
毛主席1939年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末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⑿毛主席肯定知识分子可以率先接受和传播革命理论，因而具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同时又指出他们的局限性和缺点。这种局限性和缺点，只有在同革命的主力军——工农群众实际结合中才能克服。
那么，青年知识分子怎样同工农群众结合呢？这就要到工农群众中，参加群众的斗争。而参加斗争的第一步就是调查研究。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不了解群众的情况，不了解工农群众的苦难和要求，怎能参加群众的斗争呢？怎样发动和组织群众呢？就是在参加群众斗争的过程中，也要继续调查研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不断了解斗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同群众一起前进。
从前面谈到的一些情况来看，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研究，在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而成长为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过程中，是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的。在这次调查之前，他与陈独秀右倾路线的分歧越来越大。但就毛泽东来说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我素以为领导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自己的意见”；二是“一时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右倾观点。在这次调查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一是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坚持了正确的意见，敢于批评“领导同志”的错误；二是拿出了自己的“充足的理由”去反对右倾观点。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他后来的观点“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这就是说，这是他同工农结合、向农民群众学习的结果。
（三）调查研究是一切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十分重要的手段。
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非常艰苦复杂的，在斗争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甚至是严重的路线错误。那么，怎样去发现和纠正这些缺点和错误呢？这就离不开调查研究。前面讲到的，毛主席在1927年在湖南进行调查研究而写出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反对和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的最有力的武器。他在1930、1933年在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多次调查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文件，对于纠正当时存在的某些“左”的错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又比如，建国后在大跃进中，出现了“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毛主席经过调查研究及时发觉，在1959年召开了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加以纠正。1961年，为了一步端正党的路线，克服经济困难，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各个部门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农业60条”、“工业70条”、“商业40条”、“手工业35条”等一系列具体政策，对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推动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三、毛主席论调查研究的基本态度和方式方法
毛泽东在1931年为红军总政治部起草的《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提出两个口号：一是“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是“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⒀ 怎样才能做到“正确的”调查呢？这须要有正确的态度、方式方法和科学的分析。
（一）基本态度：眼睛向下，甘当群众的小学生。
毛泽东1941年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⒁
毛主席还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⒂ 我每读到这一段话，都非常感动。连伟大导师毛主席都“痛感”对国内外情况“一知半解”，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自满的吗？连伟大领袖毛主席都要当群众的“小学生”，我们在群众面前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吗？这样的基本态度是进行调查研究的前提。
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是为了解决问题。每个时期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形势提出的问题不同，调查研究的目的和重点也随之有所不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客观形势提出的主要问题，是“该不该”开展深入的农民运动，农民运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围绕这个重点进行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客观形势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正确地进行土地改革和对待工商业问题，如何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划分阶级问题。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也是围绕这些重点问题进行的。当然，调查重点问题要同调查全面情况相结合，因为重点问题本身是从全面情况中产生的。
（二）开调查会：一个简易而可靠的方法。
毛主席在湖南和江西的调查，主要采用的开调查会的方法。他说：“开调查会，是最简便易行而又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与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⒃
怎样使对方说真话？毛主席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说：“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他还举例说：“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 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象自家人一样。”⒄
（三）调查研究的多种方法。
典型调查可以与大面积观察相结合，但要以典型调查作为基本的方法。怎样找调查的典型？毛泽东说：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⒅
直接调查与使用间接资料相结合。大量使用间接材料是必要的，但对这些材料的客观性要认真加以分析。而直接调查对于提高这种分析能力以及检验间接材料的真实性是至关重要的。
毛主席通过警卫和服务人员探家进行调查，陈云提倡同各界人士结交能讲真心话的朋友，也都收到了好的效果。
（四）胸中有“数”，要有基本的统计调查。
毛主席1949年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⒆
早在1931年秋，毛泽东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就曾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出《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通知》中说：“我们规定了人口和土地的两种调查表格。这两种表格主要地是要统计各阶级土地和人口比例，更具体地以铁的事实来解答我们现在的许多问题。”《通知》中还提出了“如何才能使调查所得的材料真实正确”的三条注意事项，要求工作人员认真做到，否则“必致把阶级成分弄错了，失去了统计的正确价值。”⒇
（五）掌握和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调查研究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材料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和特点（矛盾的主要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搜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部分。
调查资料的研究，要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对同一现象，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湖南农民运动，从地主阶级立场来看，就是“糟得很”；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立场来看，就是“好得很”。
强调调查研究的工人阶级立场，是否影响统计的客观性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阶级社会中，作为实践和认识主体的人，不管自觉与否，总是处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之中。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事物所采取的政治立场，从而作出有利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反应。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就决定了工人阶级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工人阶级解放斗争与人类解放斗争的一致性。只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才敢于直面客观现实，揭露资产阶级为了狭隘的阶级利益而掩盖的事实真相；只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才能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恩格斯说过：“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21) 在世界上存在阶级的条件下，所谓超阶级的“客观立场”是根本不存在的。
四、我跟毛主席学习进行调查研究的若干情况和体会
（一）在革命战争时期进行过的若干典型调查。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工作。1941年，延安出版了毛主席的《农村调查》一书，书中有毛主席写的重要“序言”和“跋”。我们对这本书认真地进行了学习。1942年毛主席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强调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和许多同志一样，以毛主席的农村调查为榜样到基层进行调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先后在十几个村庄进行过比较详细的典型调查，可惜大部分材料散佚了。现在保存下来的比较完整的只有四个典型村庄的调查报告，时间在1944——1947年。当时我22—27岁，年龄和今天在座的许多青年同志差不多。
1、日寇碉堡下的报告（一）——一个初步形成的隐蔽的游击根据地（河北省曲阳县罗庄村）
2、日寇碉堡下的报告（二）——一个巩固的隐蔽的游击根据地（河北省曲阳县东邸村）
3、一个新解放村庄的社会经济情况与群众的翻身斗争（山西省阳高县西靳家洼村）
4、关于完成土地改革后农业税征收办法应当如何修订的调查报告（河北省定县吴家庄）
上述的调查报告中，前两篇调查都是日寇建立炮楼（碉堡），驻有日伪军和特务的村庄。在这样的村庄，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建立了“抗日两面政权”，白天以合法面目与敌特相周旋，晚上发动群众支援八路军、贯彻抗日政府各项政策，成为敌人“鼻子尖下”的隐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这可以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观。它是在敌人具有相对的军事优势、我们具有绝对的政治优势（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阶级阶层一致团结抗日）的特殊情况下出现的一种特殊斗争形式。这种斗争形式不同于一般的党的“地下工作”。“地下工作”只与特定的上级党组织相联系，对敌人、对群众完全是秘密的；而“抗日两面政权”，对敌人是秘密的，对广大群众则是公开的。所以，如果有人向敌伪告密，有关的干部和群众就有随时被捕牺牲的危险。所以当时人们常说这些村庄的群众特别是干部是“脑袋掖在腰里干革命”。我当时是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应当到最危险、斗争最残酷的地方去，所以多次到这样的地区做调查研究和实际工作。有一次，我到“炮楼村”去做调查，在安排住处时，村支书（当时党组织不公开，支书多用工会主任等名义）问我：“你是胆大呢，还是胆小呢？”我笑着说：“如果胆小，我就不来这里了。”于是他把我安排在离敌人炮楼很近的一户农民家里，炮楼上敌人的大声吆喝有时也能听见。支书说：“这里可能最安全。不过也要说明，我们这里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在调查中，我把其中最机密的材料集中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如遇紧急情况就把它吃下去。我们住在这里，首先必须同房东和有关群众搞好关系，因为必须依靠他们严密地掩护才不致被敌人发觉。好在我们住的房间里有地道口。如果敌人来搜捕，可以下地道隐藏转移。
我在这两个村庄调查的重点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巩固抗日两面政权，加强对敌斗争的（以反勒索、反派夫和加强民兵、围困敌堡为重点）；一是如何贯彻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和合理负担政策。前者是民族斗争；后者是阶级斗争，即处理好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之间的关系，既要使广大劳动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并树立起他们的政治优势，作为抗日的依靠和中坚力量，又要团结地主、富农，共同抗日。上述两个重点问题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我在这两个村，各“蹲”了半个月，写成较为详细的调查报告，供边区领导机关决策参考。这两次调查都是在1944年进行的。到2005年，即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对调查报告的原稿作了一些文字加工，每篇约两万字，先后在《中共党史资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编）2005年第一、二期全文发表。
上述的第三篇调查报告，是关于一个新解放区村庄的情况和群众翻身斗争的过程。1945年夏，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遵照毛主席“扩大解放区”的指示，挺进外长城，收复了山西省东北部被日伪长期统治的大片地区。当时，我被派往新解放的阳高县西靳家洼村（在山西省大同市东60公里）从事调查研究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这个调查报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记述该村政治经济情况，主要是日寇和伪政权长期残酷压榨造成的阶级两极分化和群众生活困苦的情况；第二部分记述群众翻身斗争和民主政权的建立的曲折过程。当时翻身斗争的矛头集中在汉奸恶霸地主（“大灰鬼”）身上。在这里，经受多年残酷压迫的群众中蕴藏的巨大革命积极性，一经放手发动，就很快迸发出来。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建立起以一个羊倌（雇工）为村长的民主政权。在斗争中，显示出群众高度的智慧和创造性。村里的农民歌手还编了一个《打倒灰鬼王尚清》的小调（借用当地流行的《调兵》曲调填上新词），来鼓舞群众斗志。这个小调很快在村中传唱开来，并引起附近村庄群众的瞩目。靳家洼的老乡到别村去，站岗查路条的人要他们唱一唱《打倒灰鬼王尚清》才肯放行。这次的调查报告曾于1945年9月在《晋察冀日报》发表。当时正值日寇投降之后，此文引起新解放区许多干部的注意。在过了六十年之后，这个调查报告在《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3期重新全文发表。
上述的第四篇调查报告，是1947年在华北老解放区一个村庄，围绕土地改革完成后如何改进农业税征收办法进行的一次调查。土地改革前，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和收入有较大差别，所以农业税实行的是累进税制。土地改革后，土地基本上平分了，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时期，解放战争进入了高潮，军需开支大大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税征收办法应当如何修订？我当时作为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农业税科长，奉命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省定县吴家庄进行调查和征求群众意见。办法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好土改后中农与贫农之间以及原来的地主、富农之间的关系。经过群众提出几种方案，按各阶级、阶层典型户试算列榜公布，大家反复评议，最后总结出绝大多数群众满意的新方案，即将累进税制改为有免征点的比例税制的方案。这次调查的结果，得到了边区财经办事处领导同志的肯定。随后又在边区的12个专区分别进行了类似的调查，结论大体相同。边区政府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农业税征收办法，于1945年5月在全边区开始施行。全国解放后，这次调查的回忆录，曾于1961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印的《红旗飘飘》第四集发表（题目为《农村调查的一段回忆》）；1962年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的《星火燎原》第九集转载（加正题《生产长一寸》）。
（二）在新中国建立后，坚持“做什么，学什么，调研什么，写什么”。我的实际学历是高中一年级，后来在敌后根据地上过华北联合大学第一期，只有三个月，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在我的一生中，主要是按上述原则围绕工作任务从四个方面来学：向马、恩、列、斯、毛学，向群众学，向实践学，向一切有长处的人学。头一个方面是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武装头脑，掌握思想武器；后三个方面可以说是广义的调查研究。这样，逐步成长为一个能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革命干部，并被一些高校聘为兼职教授。现在我已87岁，面对当前的许多新问题，深感所知太少，仍在努力学习，努力调研（以搜集和分析间接材料为主）。活到老，学到老，调研到老。
调查研究的成果，要写成调查报告。这个写作过程，也是使资料条理化、使认识深化和提高的过程。多年来，我把积累的调查报告和工作经验，加以整理提炼，编写成书。从革命战争时期到现在，围绕自己曾经做过的农业税工作、经济工作、统计工作、人口普查和人口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共出版了20本书（其中9本是与人合写的），约500多万字。对这些书，这里不必一一介绍。现在只谈不久前出版的《大变化——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及其复杂性分析》（中国展望出版社2007年出版）。近20多年我国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但国家统计部门调查公布的有关资料很少。我就利用工商管理局、全国工商联和一些科研单位提供的调查或登记资料，结合统计部门某些有关资料，加以分析、调整和综合，进行深入研究。2007年5月，北京大学赵光武教授邀我去讲有关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课程，我就从20万字的资料中抽出5万字，作为讲稿。事后交有关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大变化》。书中用事实和数字说明了近20年在GDP大幅度增长的同时，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如下重大变化：
1，私有制经济已经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2，收入分配已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
3，社会结构呈现“金字塔”型，新资产阶级迅速兴起，工农大众弱势化；
4，国民经济发展中过高的环境资源代价，使GDP的增长大打折扣，并影响人民生活质量；
5，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并面临日趋附庸化的严重危险。
这本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写成的小册子，说明了事实的真相，发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三）我的几点体会。
第一，调查研究——是革命和建设者的基本功。70多年来，我做过宣传工作、农业税工作、经济工作、统计工作，一般都能取得一些成绩，虽有缺点，但没有犯过大的错误。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拿农业税征收政策来说，从抗日时期以来，大体经历了减租减息前、减租减息后、老区土改后、新区土改后和集体化这五个阶段。在第一、二个阶段，我参与了制定征收办法的调查研究，第二、三阶段，我主持了有关的调查研究和在此基础上起草征收办法的工作。实践证明，这些征收办法是基本符合客观实际的。又比如，1983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是我国第一次运用电子计算机、普查项目较为详细的现代化人口普查，缺乏现成经验。我率团到国外考察回来，就一头扎进无锡县进行试点，我和同来的各省统计局长一起都当普查员，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登记，亲身经历每一个细节，历时一个多月，最后根据实践经验拟订了14项保证普查各个环节质量的工作细则；再经各省试点修订后，在全国普遍实施。有人把这套办法称为“群众路线+现代计算技术”的有中国特点的普查办法。普查结果，得到了国内外各方的肯定和好评。
第二，调查研究——是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由之路。我在调查研究中，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有时还同劳动，跟他们成了知心朋友，乐工农之乐，忧工农之忧。这就使我从马列主义著作里学到的大道理，在自己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巩固了我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永远不忘工农。现在，我成了高级干部，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工农大众，心中常有不安。特别是看到产生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有些群众生活困苦的现象，觉得对不起牺牲的战友，“夜梦亡友愧心寒”。我十分警惕：自己在意识形态上不要变成“工人贵族”！马克思早就指出，工人贵族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毛主席也说过，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始终与工农结合，“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组织，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今天，革命导师的这些警语都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有些曾经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竟然大肆宣扬“民主社会主义”之类的修正主义，肆意否定我国的革命历史，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完全站在工农群众的对立面。为了捍卫工农群众的利益，捍卫社会主义祖国，我将与他们斗争到底。
第三，调查研究——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传家宝，是辨别是非真伪的锐利精神武器。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毛主席通过他的著作和行动，不仅把捕到的“鱼”给我们吃，而且教给我们“捕鱼”的方法。他倡导的调查研究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实际结合、解决实际问题必不可少的重要方法，也是识破各种假象的照妖镜。现在，有人口头上说坚持社会主义，走共同富裕之路，我们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他们实际上是把公有制为主体变成了私有制为主体，使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差距还要大。这就能够识破他们的真面目。调查研究是对伪装的马克思主义、伪装的社会主义作斗争的有力武器。
五、几点建议
我对诸位同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同志，提出如下几条建议和希望，请予考虑。
（一）尽量多读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这是一个革命者的立身之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基础，也是从事调查研究和一切工作的指针。
（二）在职的同志，要结合实际工作的需要多做调查研究。在校的同学，要利用假期、“三下乡”和一切可能的机会，到工农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在这个“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中学习。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同工农交朋友，并向接触到的各种人学习、请教。
有些同学利用假期调查本省煤矿中调查工人劳动和生活的情况；还有些同学用当临时工的方式到“可口可乐”公司调查工人，特别是“派遣工”的劳动和生活情况，得到许多实际的珍贵资料，为工人说了话。这些做法值得赞扬，值得学习。
最近，我收到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肖衍庆同志在“首届青年‘聚焦工农’征文评选活动座谈会”上的一篇讲话，其中有一段关于青年知识分子到工厂、农村调查与工农相结合的话，很生动，很实在。他说：“不要低估青年走这条道路的愿望。在座谈会上，我不仅听到首都大学里的学子自己利用寒暑假到工厂、农村去调查的动人事迹，还听到一位从上海一所大学毕业后当了几年的白领，接触了马列毛的著作后决心到工农中去，只身到工厂当工人、农村当农民的切身体会。这些社会实践，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应该说，工农群众的苦难生活使当代知识青年认识了社会的真实图景。只要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大量媒体上修正主义的欺骗宣传都会在他们脑子里得到矫正；他们初步学习的马列毛主义就会在群众中得到检验，并且运用这些马列毛主义去帮助工农群众解开思想上的疑问，从而革命的觉悟得到提高。这样，工农群众在他们眼中的形象就会大大改变。他们心中有了工农，又有活的马列毛主义，他们就是毛主席当年殷切希望的那种顶天（马列主义）立地（工农群众）的革命者了。”
（三）关心人民和国家的大事和问题，有计划有目的有重点地阅读和积累有关的资料，并争取到基层调查研究，抓时间加以综合、分析，写成文章，贡献社会，提高自己。当前需要调查研究的问题很多，这里可以举出以下几条，供作参考：
——当前我国经济困难的原因和出路：当前的困难除了受世界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影响外，从本国的情况看，GDP的支出结构中内需比重，特别是最后消费的比重为何过低？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为何过高？贫富差距为何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其深层次原因是否在于私有制经济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上出了问题？同时在对外开放应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立足点的方针上出了问题？要解除当前的困难，如果仅仅从二次分配（主要是财政分配，约占GDP的20%）上采取若干措施，实行减税和增支（补贴、社保等），而不落实基本经济制度，调整所有制结构，从而调整初次分配结构（约占GDP的80%），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消费偏低、对外依存性过高的问题，使国民经济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农村调查：如何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包括返乡农民工）就业，提高农民收入？这是扩大内需的重点。可以调查现存的三种模式：一种是坚持和完善集体经济（如华西村、南街村、韩村河等）；另一种是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包括专业合作社、以土地入股的股份合作社等合作组织（浙江、山东等省都在发展）；第三种是依靠“公司加农户”和养殖大户，把农户的土地“流转”给他们，依靠他们去发展经济。对三者的性质和作用加以比较，找出应走的道路。
——私营企业调查：如何落实《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维护劳动者权益，搞好劳资关系，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素质？近年来企业利润与工资的比例（剩余价值率）如何？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情况如何？怎样使“派遣工”得到与一般工人同等的权益？
——国有企业调查：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优越性、充分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来壮大国有经济？是否落实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高管人员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的变化和现状如何？毛主席大力倡导并得到西方某些企业管理家称赞的“鞍钢宪法”（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技术人员、工人相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能否和如何恢复？
——房地产企业调查：成本、利润和售价如何？据媒体报导：有些人调查中国房地产企业利润率为30%，也有些人调查其利润率为26.4%，而大多数国家房地产企业的利润在5%左右。为什么中国房地产企业利润率特别高？其中是否有行贿部分？如何杜绝行贿，降低成本和房价，使大多数人能买得起房？
——人民生活调查：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等。
（四）调研——实践——认识（总结）——再调研——再实践——再认识（再总结），反复进行，不断提高，不断前进。
以上所讲，是我个人的理解和体会。有不全面的、不恰当之处，希望大家提出意见，共同探讨。谢谢！
注：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⑴第21、22页，⑵第119—122页，⑶第122—127页，⑷第219—223页，⑸第311—318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⑽第801—802页，⑾第554页，⑿第636页，⒁第789页，⒂第791页，⒃第790页，⒆第1443页。
《毛泽东文选（一）》，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⒀、⒇第266、267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⑹第21页，⑼第1—3页，⒄、⒅第2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⑺第19卷，第250—258页，⑻第2卷，第27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21)第4卷，第258页。
（2009年2月15日讲，4月5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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