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毛泽东
栾保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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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视野》编者按：本刊转载的这两篇文章，选自中国展望出版社1996年出版、栾保俊同志所著的《我心中的毛泽东》一书。虽然已是“旧文”，但读来依然清新爽目，触及人们的心灵。特别使人感动的是，在“文革”中被错误地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受了很大的冤枉，吃了不少的苦头，然而，他不计前嫌，自觉地跳出一己的恩怨得失的小圈子，依然以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员的宽广胸怀，高瞻远瞩，客观地看待革命中的迂回曲折，正确地评价、执着地热爱和歌颂人民的革命领袖、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依然执着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依然对共产主义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不懈追求。他的这种革命精神和思想品格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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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110周年诞辰。自年初起，全国就开始了各种纪念活动。我这个跟随他老人家革命数十年的老兵，饮水思源，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愿，把多年来写的一些有关毛主席的文章，集中起来编辑了一本《我心中的毛泽东》书稿。因为人所共知的原因，正式的出版社不愿出版此书，只得自费印刷出版。印出后，内部赠送给一些同志传阅，居然收到了不少好评。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的日子，我的好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编委会主任余飘同志来信，说他看到在那本书出版以后，我又写了一些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建议我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增订，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以示纪念。这个建议，非常符合我的心愿，就慨然应允，重新翻检了此书，并把散见于各个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收集起来，调整了结构，编成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的结构，仍然是四个单元，即“往事钩沉”、“雄才大略”、“辞海风波”、“历史作证”。“雄才大略”这个单元是这次调整后新加的，主要是把近期写的文章集中编入。应该说明的是，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决不仅仅表现在这几个方面，因为要编书，只能写了什么就收集什么，现写不仅来不及，也不真实。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后只要我还能写，就一定会继续写下去。如果有朝一日这本书还能再版，在这个方面一定会更加充实。
调整时我把原书的第三单元“‘文革’中的我——《狂热的冷却——与中国第一姑娘共事的日子》”这篇文章变成了“附录”。这一变动，是觉得这篇文章与其它的文章的基调不太一致，作为正文不很合适。但因为这篇文章很重要，它讲述了我在“文革”中的经历，而且这个经历与毛主席有关系，是他的夫人江青和女儿肖力（即李湘）把我打成“阴谋小集团成员”和“现行反革命”的，为此我被罢官和劳动改造6年，险些家破人亡。一个像我这样受过毛主席亲人迫害的人，仍然长期歌颂毛泽东，为维护毛泽东的事业和威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和上海的一些攻击、否定毛主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进行了多年不懈的斗争，有的同志曾经很不理解地问我：江青和肖力那样对待你，为什么还这么忠于毛主席，崇敬毛主席？
最近看到余飘同志写的一篇文章——《受过委屈的同志为什么仍然崇敬毛泽东？》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讲了五个方面的“原因”：他们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正确的态度评价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和失误；他们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地分析毛泽东的失误；他们都深刻地了解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他们善于一分为二地看待事物；他们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见《向往——课题组参考资料》2005年12月号）
这五个方面讲得非常好，我举双手赞成。但我没有这么高的水平，不敢掠美，今后我要向这些方面努力提高。不过，我也有我的具体情况，过去多少年来支持我战斗不息的力量，是曾经被一些人看不起、并被批判过的所谓的“朴素的阶级感情”。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而且是孤儿（我生下来3个月父亲摔死，6个月母亲也因过分悲痛而故），只上过5年小学，就辍学谋生，种过地，晒过盐，学过徒，受过剥削，遭过嘲笑（小时候，人们说我是“闭扭子”一一胶东土话，就是在人前不敢说话，往人后面躲的那种孩子）。像我这样一个人，如果不是参加革命，我能干什么？能有什么结局，是很难说的。但是，自从参加了革命，我像个被有些人称之为“大写的‘人’”了！挺起了腰杆儿，说话理直气壮了！而且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仅提高了工作能力，还提高了文化水平，能写“大块文章”、甚至可以出书了！如今老了，住上了大楼，吃穿不愁……，这一切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的，我感恩于党和毛主席。如果有人说毛主席有错误，或者说是有严重错误的伟大领袖，我是能够接受的，在我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毛主席的错误。但当有人攻击、污蔑共产党和毛主席，把共产党和毛主席说得一无是处，说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只有灾难而没有干一点好事的时候，我就有发自内心的反感．不顾一切地冒着风险起来战斗。这就是多年来我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进行斗争的动力。
我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看穿了反毛大合唱中的有些人的嘴脸。不信请查一查那些曾经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后来“反水”的所谓“医生”、“秘书”们，以及曾经受到重用而后来“倒戈”的人们的历史，十有八九都是从有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阵营中来。他们在革命的高潮中，或投机而来，或被裹挟而下，加入了革命队伍。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有一定的文化和能力，在革命一帆风顺、充满希望、他们有利可图或者是热情尚未褪尽的时候，他们可以做出一些工作成绩来。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人如果能够接受党的教育，重视思想改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他们可以成为很好的革命者。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很好地接受党的教育，不能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就必须是身子加入革命队伍，而脑袋并没有加入革命队伍，思想上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实际上是一个投机分子，一旦有风吹草动，一旦革命陷入低潮，遇到什么挫折，就会痛哭流涕，悲观失望，从革命阵营投入敌对阵营，干出反党反人民的勾当。这种人，因为他们曾经在革命阵营中混过，有一层“红色”的伪装，格外有欺骗性，是最危险的人物。战争年月，革命者曾经有过这样的教训：“叛徒比敌人还坏”，这是经验的总结。新时期以来，那些“反水”、“倒戈”分子的丑行，再一次证明了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们所谓的“揭发材料”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所起的坏作用却是很大的！
所以，我认为人的立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叛徒的立场上，不可能理解毛泽东为解放人民统一中国和防修反修所做的一切。余飘同志文中所提及的那些同志，所以能在受了委屈、甚至迫害的情况下，仍能正确地对待毛泽东，就是因为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的。个人在革命的进程中受一点挫折或委屈，比起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大局，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受了一点委屈就耿耿于怀，不共戴天，戴着有色眼镜来对待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一切，这本身就可以证明他离真正的革命者相去甚远。旧社会有一句俗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是自己的“母亲”很丑，家里很穷，也不能胳膊轴往外拐，更不能往母亲的伤口上撒盐！
因为要增订重印，说了以上的这些闲话，无非是让读者了解我这样调整栏目和选稿的用意。至于这本书中的错误一定是不少的，希望读者多多批评！
谨以此书纪念毛主席逝世 30周年。
2006年春于上海
伟大领袖不容玷污
2001年9月 9 H，是毛泽东逝世25周年纪念日，对这位伟人的忌辰，全国传媒好像没有什么纪念文章，冷冷清清，使人有一些凄凉的感觉。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达半个多世纪，他的功绩是世界革命人民永记不忘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然而，所有的敌对阶级、所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都视他为眼中钉，极尽其诽谤与攻击之能事！新时期以来，自由化分子散布了大量的谣言，捕风捉影，恶意攻击，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否定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直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时间，真是乌云压城。而且，这种疯狂持续时间之长，令人匪夷所思，好像中国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对像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可以任意侮辱。更使人无法理解的是，直到1999年新版《辞海》出版的时候，出版者摘掉了毛泽东的“马列帽”和“伟大”的头衔时，有的人还为这本书大唱赞歌！
在当今中国，对待毛泽东的态度是一块试金石。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必然反对毛泽东；一切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必然拥护毛泽东。不错，毛泽东犯过错误。但是，任何伟人，不可能没有一点错误。而且，任何伟人，只能完成他所能完成的历史赋予的任务，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他就是伟大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当时所处的条件下，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他们就是伟大的，尽管他们没有实践共产主义，马克思仍然是千年伟人，仍然是伟大的思想家。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论”并实践了社会主义，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践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领导人，他的实践虽然是初创，但他创造并积累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完成了他所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他也是伟大的！斯大林一生犯了不少错误。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和胆识，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保卫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较短的时间里，使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可以与世界最强大的美国比肩，大长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因此他也是伟大的。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中华民族百余年来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为之奋斗的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这是铁的事实。仅此一端，他就是伟大的，是无法否定的，也是否定不了的。虽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探索者的错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307页）社会主义怎么建设？苏联开创了先河，但是并不理想。毛泽东虽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然而要开创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他一生都在探索。历史是一个长链，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上都有代表人物，歪曲或者否定了这些人物，就不能正确理解历史，也就不成其为历史。
任何伟大的人物，都受他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局限。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经济建设毕竟不是战争，有其更加广泛和复杂的内容，要从战争转到经济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有一个学习准备和实践的过程，也要有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以毛泽东的聪明智慧和雄才大略，只要保持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谦虚谨慎，完全可以完成伟大的历史转变，再次成其伟业，再创辉煌！即使在建设时期毛泽东有错误，他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
由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革命指导意义仍然光芒四射，伟人虽逝，思想永存，令敌人心颤；也由于毛泽东确有错误，使人有把柄可抓，在他逝世以后，那些当年被他批判、处分和被冤枉而心中不满的人，以及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当然也包括敌对势力和阶级异己分子，形成了一个“反对派”，掀起了反毛大合唱，而且随时间的推移，这种大合唱一浪高于一浪，达到了高潮。还由于共产党的有些领导人在新的条件下转了向。他们有的压根儿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为了迎合“新”潮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原则，支持一些所谓的“更新”了的观念，以表示“思想解放”，实际上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由于这种大合唱来势凶猛，铺大盖地，持续的时间很长，蒙蔽了不少不谙世事、不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青年，意识形态领域十分混乱。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几十次地强调“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有的领导人不仅不支持，反而唱反调，提出两个不提，即：不提“精神污染”，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大地鼓励了自由化分子，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迅速泛滥，一发而不可收。
1978年5月，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这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原本是希望通过这种讨论，实事求是，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使党的工作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胜利前进。但是，运动的进程却表明，它被利用了。运动一开始，人们就持两种态度：有人拥护，有人反对。反对的人，主要是认为这个讨论是针对毛主席的，是砍旗。这种人是少数。而拥护的人是多数，而且拥护者大多数掌握着舆论工具，在老三界，即理论界、新闻界和文艺界，占压倒多数，并有中央领导同志支持。所以，这场运动一开始就注定反对者的失败。上海的代表人物是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车文仪。他对这场运动持消极态度，而且影响了当时的市委领导没有及时表态。车文仪因而受到了压级调职的处理，从上海市委常委的位置，调至湖南省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这个讨论中，开始我是积极拥护者，并著文批评过车文仪，认为是否拥护这个讨论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标志，并在市委常委（扩大）的学习会议上作了发言，因而受到一些人的欣赏，他们把我与他们视为同类。
然而，在经过历史沉淀若干年以后，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不得不承认当时我有正确的一面，也有偏激的一面；对车文仪同志批评有余，而理解不足。现在看来，拥护这场讨论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想经过讨论，使我们党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路线，既肯定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也纠正他的错误，使我们党的工作能做得更好。而另一种人，他们也说拥护真理标准的讨论，而且调门很高。但是，他们打着讨论真理标准的旗帜，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他们以讨论为契机，把矛头指向毛泽东，罗织罪名，造谣诽谤。一时间报刊、杂志、广播和各种书籍以及文摘刊物，大量发表和转载污蔑和攻击性的文章，铺天盖地，大有淹没毛泽东之势！他们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反“左”。而他们所反的“左”，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反“左”和“思想解放”口号的掩护下，把凡与毛泽东有联系的事情，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说成“左”：反右是“左”，“大跃进”是“左”，“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不用说更是“左”，连“三反”、“五反”、“肃反”、“农业合作化”、思想改造都是“左”。一段时间里，凡反毛的书籍出版都非常迅速，而且出版社乐意出版，甚么《中国左祸》、《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还有甚么冤案集，甚么内幕集，等等，出版之快，出版数量之多，都是破天荒，令人吃惊！这还不够，还要大量翻译国外污蔑毛泽东的书，最突出的是毛泽东的所谓私人医生（据接近毛泽东的知情人说，毛泽东没有“私人医生”，中南海的医生，是为中央领导集体服务的）李志绥“写”的（其实是美籍英人安黎友捉刀）《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极尽造谣歪曲之能事，内容之肮脏，令人不堪入目；其荒唐，令人无法想象。然而，就是这种书，不仅出得快，而且出得多（据说是盗版）；不仅书摊上大量出售，据说书店里也有卖。这样一来，使毛泽东的威信大受贬损，许多青年人不知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更不知毛泽东道德之高尚，却只知道“毛泽东花来兮”！这种局面，实在令人痛心！据一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人说：“毛泽东的居室没有锁，也从来不上锁，门外就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这个值班室是全天候的，24小时都有人，一切活动都有记录，只要毛泽东没睡觉，每隔一会，就要由警卫、护士、服务员进去送文件、热毛巾、茶水、药品，毛泽东无论做甚么，外边都有人知道。”试问，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是如何能有像李志绥所捏造的那样行为？又如何让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这样污辱一个10亿人民的领袖意欲何为？！
我这个人，智商、觉悟和理论水平都很低，过去对于毛泽东主席，和许多人一样，并没有比别人更深刻的认识。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认为是伟人：没有毛主席，我这种庸人不会有今天。有一点感恩思想。但是也有另一面的思想，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很有意见。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在《解放军报》工作，被江青和李讷打成“阴谋小集团成员”、“现行反革命”，罢官劳改6年，受尽折磨，几乎家破人亡（这一段历史，在本书的“附录”里有专文记叙，题名《狂热的冷却》，这里不多讲）。因此一度和其他同志一样，对“文革”深为反感。可见过去我对毛泽东并没有比一般人更突出更深厚的个人感情。但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和理论却对我有深远的影响。
我这个人生性憨直，办事、说话和写文章不会拐弯抹角，直来直去，我的政论杂文集就叫《直言录》。这种性情是先天的，也是后天的。先天的，恐怕是遗传。后天的，是长期在革命阵营中所受培养教育和影响的结果。毛泽东就非常豪爽，他讨厌虚情假意和巧言令色。我参加革命以后，所有的领导在教育我的时候，都把爽直作为优良品质来强调和提倡。我所敬爱的老领导如彭德怀、陈毅、许世友等，都直爽豪迈。这对我是有影响的，所以看不惯不公正的事情，好打不平。对毛泽东，本来我也有意见。但是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说他品质不好，说他为了争权夺利而陷害他人，因为他有“仇父情结”就如何如何，说他搞的一切活动都是“仇父情绪的再现”，甚至说毛泽东的语言都是“迷雾”。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他们到底想干甚么？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先后牺牲了6个亲人，他自己多次死里逃生。在战争中表现了大智大勇！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是全国最高领导人，他可以享受很高的物质待遇，可是，他仍然艰苦朴素，仍然以吃一碗红烧肉为很高的享受。他逝世后整理他的遗物，除了大量的书籍以外，仅有几件破旧衣物和一堆乱毛线。他自己生活这样艰苦朴素，却经常拿出稿费救济亲属、朋友和下级。他的子女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九大”时人们提议李讷为中央委员，被他审查名单时勾掉。1969年7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给毛泽东写报告：“委办事组讨论同意。关于（解放军报）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我们建议仍以肖力同志（即李湘）为好，”毛泽东于7月21日批曰：“肖力已下放，不应任此任。”所以，他的子女没有一个出人头地的，至今还都过着普通百姓的生活。最近有人访问了毛泽东的爱女李湘。她现在正患着严重的肾衰竭和多种疾病，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衰老得非常快。她的儿子，现29岁，在一家公司打工，每月工资只有 400多元钱。因为贫穷，到 2001年10月还没有找到媳妇。生活如此拮据，李讷竟然把同情者捐助的钱悉数转赠给了老区人民和希望工程。从这一点上，使我们看到了毛主席后代品格的高尚。这就是毛泽东和他的家人。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人却要往他身上泼脏水！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界限，超过了这个界限，就变成了谬误。说毛泽东是有错误、甚至有严重错误的伟大人物，一般人还能接受。然而说他搞阴谋诡计，耍政治手腕，是“暴君”、“独裁”，对人民对中华民族只有罪过和错误，只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而没有任何贡献，这就过了头，就走向了反面。人民心里有杆秤，少数人要全盘否定毛泽东不过是蜀犬吠日。很多人与我一样，本来对毛主席的功过没有多想，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有人一贬损，一否定，而且这种贬损和否定的“事实”是凭空捏造的，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和注意，人们就得想一想：毛主席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吗？他们的脑子里就“过电影”：旧中国是甚么样，新中国又是甚么样，中国革命是怎么走过来的，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起了甚么作用？等等，都涌上了心头。经过这样的思考，人们看清了问题的实质，看清了反对者的狼子野心：原来他们并不是真的关心中国的命运，他们之中，有的人是在出怨气，有的人则是以歪曲事实来证明他的“一贯正确”。当然更不乏借攻击侮蔑毛泽东来歪曲共产党的历史。古今中外，有一条经验：要亡其国（党）必先乱其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垮台，就是从歪曲其历史开始的。他们把斯大林说成是“暴君”、“刽子手”、“杀人魔王”！把列宁说成是“专制”。这样一来，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说得一团漆黑。这样的国家，当然没有存在的理由。因此，在“八•一九”政变时，叶利钦登高一呼，万众相随，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顷刻垮台，甚至竟然没有人起而保卫这个政权，造成了20世纪一个人类最大的悲剧！
反毛泽东者，是懂得这一套的，而且运用得很娴熟。他们挖空心思，千方百计搜集材料，加以歪曲，公之于众，广为传播，蒙骗了大量年轻人和不知情者，造成了思想的极大混乱和社会的不安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多次动乱，以及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皆源于此。这次政治风波，险些断送了千万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人民共和国！
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起而斗争。这不仅是保卫毛泽东的斗争，也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全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紧密团结，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反驳反毛派的攻击和谬论。在这场斗争中，《中流》、《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高校理论战线》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物起了先锋作用。他们顶着压力，冒着风险发表左派的文章，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压制了反毛派的气焰。马克思主义者盛赞这几个刊物是他们的喉舌，发出了他们的心声，表达了他们的意志。他们说：中国如果没有这几个刊物，能把人憋死！但是，另一方面，海内外的反毛派，对这几个刊物恨得咬牙切齿，溢之为“极左”刊物，经常造谣说这几个刊物被封了，幸灾乐祸之心溢于言表。在这场斗争中，国外的爱国华人，也积极地参加了进来。当李志缓的所谓“回忆录”出台以后，以美籍华人花俊雄为首的一大批爱国华人集体发表声明，谴责这种鬼蜮伎俩！他们的行为，令人感动。
在这场斗争中，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我人微言轻，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由于我是在上海工作，上海这个地方从来在政治上非常敏感，常有“秋风未动蝉先觉”的感觉。所以，在反毛这个问题上，上海也有几个急先锋，是他们促使我起而斗争的。一个是自封为“自由化老祖宗”的王若望，1937年参加共产党，到过延安，可谓是老革命。但是，他的言行证明，他从来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别是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以后，他的反动面貌暴露无遗。他对毛泽东的仇恨可以用“不共戴天”来形容，他的讲话，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刺”毛泽东一下。比如他给群众讲写作问题，写作经验谈得不多，却大谈他怎么被划成右派，并攻击毛泽东：“百家争鸣只有两家，不是姓毛，就是姓资，我不姓毛，我是非毛派。自作孽不可活。搞出极左思潮，连他自己也保不住，大水冲了龙王庙。经过‘文化大革命’人家更加不相信了，党的话不灵。现在这副卖相，都是老人家做的好事。”
这种讲话，从方式到内容都令人恶心：油腔滑调，刻薄恶毒，说明他内心的深处充满了仇恨！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上海却十分吃香，只要他讲话总是有人捧场，不断地发出热烈的掌声，他的文章，报纸、刊物竞相发表。而且有人保护，批评不得，一有批评，就会群起而攻之。甚至我们党的一个最高领导人，竟然封他为“党的近卫军战士”。更有甚者，在他闹得太不像样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建议劝他退党，竟然在很长的时间里上海作协还保留着他的党籍。奇怪么？否！王若望是时代产物，只有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这种人才敢这样放肆！也有人敢于当他的保护伞。
对这样一个人我非常反感，从1979年。我就开始批评他。王若望名为“党员作家”，但他并不尊重和执行党的文艺方针，特别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般嘲弄，他说：“对于那本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以实践检验一番，我们的创作思想还得不到解放，手脚还放不开，不要把它当作神化的圣经。”王若望在否定毛泽东的正确方针的同时，提出了他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无为而治”，1979年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文艺的“无为而治”》的文章，他说：只要“在上者”“无为”了，“文艺工就能放开手干出一番成绩来”，否则“文艺没有希望”。
我是搞新闻工作的，对文艺是个门外汉，隔行如隔山。但是，当王若望肆无忌惮地攻击毛泽东而无人制止的时候，我也只好“仓促出击”，对他的“无为而治”的“理论”加以批驳。我先后写了《“无为而治”还是加强党的领导》、《抽象肯定与具体否定》、《“无为而治”与党的思想路线背道而驰》等文章，指出：实践证明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原则和精神是正确的，尽管某些具体问题因为条件的变化而过时，但是总体上仍然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指南，它对解放区和新中国的文艺繁荣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而“无为而治”，则是否定和不要党的领导。如果按照王若望的药方办，社会主义文艺不仅不能发展，还会走上邪路。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足够的准确语言表达领导意图，无须弄一个含义不清的“无为而治”硬要人们接受。我指出“无为而治”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下的必然产物，是应运而生，王若望只不过是个代表人物，说出了一些人早就想说的话。这些话已经过去20多年了，时间已经证明，离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文艺是一种甚么状况。这些年，《废都》可以反复出版，多达数十万册；《丰乳肥臀》可以得“大家奖”，奖金金额高达10万元；《白鹿原》可以得“茅盾奖”。这些书的共同特点是低级下流，有的还歪曲历史，遭到正义的人的谴责。有些比这些书还下流的，从头到尾写性，不堪入目。一本肮脏透顶的《上海宝贝》，也可以受到广泛的推崇而销量极大，十几岁的中学生争相传阅，有的因此而荒废学业，沉浸于追求女性之中。看了以上这些书，有的青年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一个名叫张德江的18岁青年，看了《废都》以后，无法控制情欲，要强奸他12岁的表妹，遭到反抗，把他的表妹活活掐死。这种情况，使一些有良心的人深为忧虑，认为是文艺的堕落！
王若望就像西班牙的公牛一样，一见红布就不顾一切的一头撞去，只要是毛泽东说的话，只要能编出一点歪理来，他都要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个口号，多少年来鼓舞着广大指战员和人民，战胜重重困难，取得了伟大胜利，创造了人间奇迹。这个口号，是鼓励人们用大无畏精神去从事工作和战斗，并不是要人们懵懵懂懂地去盲干。然而，到了王若望的笔下，就变成了“不尊重客观规律，不珍惜人民生命”；再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为了鼓励人们要为别人着想，为国家为集体着想，并没有否定个人利益。可是到了王若望笔下，就变成了“把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绝对对立起来，用他人利益来否定自我利益”。这是王若望肮脏灵魂的暴露。
对王若望这种诬蔑和攻击，我都一一作了批驳。王若望很不理解地说：“我和亦木（我当时用的笔名）素昧平生，他为甚么老盯着我？”我听了此话说：“这就证明我与王若望没有个人恩怨，完全是原则之争。”当年王若望在上海的时候，保护他的人上自高层领导，下至一般干部，阵线非常广大，他们给我戴上一顶帽子：栾保俊是“棍子”（他们说当时中国有三条棍子：一条“钢棍子”——黄钢，一条“金棍子”——刘金，一条“木棍子”——亦木）。这种污蔑，居然可以得到某些领导的认可，在讨论干部的会议上竟然说栾保俊是“棍子”。所以，假若王若望还活着，还在上海，我与他的是非，至今也无法判定。然而，王若望逃到美国，投到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到台湾摇尾乞怜，自己否定了自己。据香港《东方日报》报道：2001年12月 19日，王若望因患癌症不治而命丧他乡。根据基督教的传统，人死了要宽恕他的一切罪孽。宽恕是可以宽恕的。但是非要分清。王若望一生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晚年则积极参加推翻共产党的活动，这个事实不能否定。但是奇怪的是，在王若望生病期间，居然有人“传话表示”：只要他“不再撰写批评中共的文章便允许他返回故地”治病（见《东方日报》2001年12月 19、20日报道）。看了这个报道，如果是真的，我有些糊涂了：为甚么要向这样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示好？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么？难道王若望是应该团结的人？是为了调动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么？王若望有甚么积极因素可以调动？大概就是有一点：怕王若望骂。请看毛泽东是怎样对待别人骂的。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到达赖的问题，他说：“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甚么坏处呢？没有甚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35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请看，他老人家是多大的气魄，多么高屋建瓴！可是，我们今天有些人，就是怕人家骂，心里虚得很。虽然这样向人家示好，谁知人家不领情，王若望说：“不能因病丧失原则，使晚节不保。”这真叫人“大跌眼镜”！热脸贴了冷屁股，难道不脸红么？连王若望这种人还讲个“晚节”，我们有些人却不讲晚节。王若望临死又给某些人上了一课！
在上海还有一个反毛急先锋，就是华东师大的李劼。此人被他们的同类捧为“青年评论家”。这个人的无知和狂妄，比王若望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那个“用头走路”的年月，这个人竟然成了名人，被捧上了天，他在师大讲演，座无虚席，能博得阵阵掌声。据说，有的学生被他迷得像发疯一样，以能和他握握手为荣。就是这么个人，竟然要以“科学态度”来“研究”毛泽东。他在安徽《百家》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把毛泽东说得一钱不值。有代表性的文章是一篇题名《毛泽东现象》的奇文。李劼宣称：“中国人学习毛选的情景是足够壮观的了，但真正理解毛泽东的又有几人？……主要的障碍与其说在于中国人的智商，不如说在于毛泽东本人有意设置的语言迷雾。”他认为毛泽东的语言，“是一种意向性语言”、“不求概念的清晰句子结构的合乎逻辑”，只“注重发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心领神会”。这就是说毛泽东的话是没有准头的，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不仅如此，李劼还“发现”毛泽东所以要领导中国革命，是由于他有一个“仇父情结”，这个情节的形成，是因为他少年在家里的时候，他父亲打过他的屁股，因此他仇恨父亲，他搞的一切活动，都是因“复仇情绪”而发动起来的。
这种胡说八道，可以说是骇人听闻的。但是，有关领导竟然置若罔闻，无人批评，任其放毒。我又发起反击，写了一篇《这是什么“科学”态度？》的文章（见本书239页），对李劼进行了反驳。但是，这篇文章写出来以后，当时的有关领导却百般刁难，开始是不准发表，我说：“此文不能发表，我要上告中央”。经过抗争，他们只允许在发行量较少的《文学报》上发表，而且不准超过一个版（原稿约13000字超过一个版）。后来是当时的市委书记吴邦国同志得知此事，调《文学报》去看，认为文章很好，指示《解放日报》以最快的速度全文转载。之后，《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看了此文以后，专门打电话给《解放日报》，说：“文章写得很好，告诉，多写这样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最先是给《解放日报》的，当时的理论部主任说：“这种大批判文章我们不用。”当《解放日报》从《文学报》上转载后，有人间：“为甚么给我们的文章不用，再从别的报上转载？这有甚么奥秘？”其实没有甚么奥秘，只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保卫毛泽东是何等困难！
以上这些斗争，我都是“临时抱佛脚”，仓促上阵。随着斗争的深入，反毛文章增多，斗争日趋激烈，深感自己水平不够，需要学习，而且不能被动应付，必须全面研究毛泽东，才能提高水平，更深刻地认识毛泽东，写出更好的文章，更有力地反击反毛派。我再次研读《毛泽东选集》，并留意搜集有关材料，在我微薄的养老金中拿出一笔钱来，购买了一批有关书籍，其中包括《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伟人毛泽东丛书》（24卷）、《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读书笔记》、《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说不尽的毛泽东》、《毛泽东传》（四种）、《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毛泽东读书笔记》、《毛泽东圈注史传诗文集成》和一些了解毛泽东的人写的书。当然有些骂毛泽东的书，我也买了一些。为了了解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的来龙去脉，我花大价钱买了一部《二十四史》。真正的伟人，他的著作和言行，越是深入研讨越是觉得他伟大，在研读《毛选》四卷中，深感一个能称得上伟大的领袖人物，必须在关键时刻起关键作用，毛泽东正是这样的人物。比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敌强我弱，人们在思考红旗还能不能打下去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并身体力行，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危机中指出了方向，挽救了革命。在长征中，红军被敌人四面包围，由于排斥了毛泽东的指挥，错误军事指导思想占了统治地位，使红军受到很大损失。长征从江西于都出发时有8万多人，到湘江会战以后，只剩下3万多人。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以后，才使红军走出了困境，挽救了红军。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提出持久战和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等方针，发动和领导了人民战争，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领导解放区人民艰苦奋斗，消灭了美国武装的国民党反动派800万军队；解放了全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和指挥艺术发挥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令人五体投地。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中，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神机妙算。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等电报中，我们看到，对敌我兵力，敌我态势，毛泽东了若指掌，对战役部署，哪里“围而不打”，哪里“隔而不围”，哪里甚么时候围、甚么时候打，哪里怎样部署以后敌人会如何动作，等等，说得清清楚楚，一环扣一环，似乎敌人完全听他指挥，把敌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令人拍案叫绝！怪不得一位前国民党将领读后说：早读到这本书，我们早就不打了！这样的军事统帅历史上少有，就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法国统帅拿破仑，俄国统帅苏沃洛夫、库图佐夫，也无法与之相比！就是以最苛刻的标准来要求毛泽东，他与任何杰出领袖人物的功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岂容玷污！
（《环球视野》摘自《我心中的毛泽东》中国展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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