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社会主义论》项观奇
红 岩
项观奇，1943年生于济南，祖籍安徽庐江。父亲是邮电局职工，母亲解放后参加工作，是济南保温瓶厂工人。项观奇是上海复旦大学1966年的应届毕业生，因文革开始推迟分配，留校参加运动。后分配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文革时期，项观奇是山东省造反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和思想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
1988年，项观奇应邀由学校派遣赴德做学术访问。1990年，到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作客座教授；同年，项观奇应邀留德国海德堡大学任教。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为方便两地往返起见，项观奇于2002年入德国国籍，2004年，项观奇加入了德国共产党。现任德国莱茵学院院长和中国华德学院院长，从事中德文化交流工作。
1966年9月20日，项观奇和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们一起在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在天安门城楼下仰望着向百万红卫兵小将挥动军帽致意的毛泽东主席，项观奇流下来热泪，也就是从那一刻，他决定了自己一辈子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跟着毛泽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奉献毕生的精力。
被分配至山东大学后项观奇介入了山东文革，曾参与领导要求为山东省的群众组织“山工联”平反的活动，起草致山东省和济南军区领导的公开信。
1970年，受上海复旦大学胡守钧反革命集团株连，项观奇被视为上海复旦伸向山东的黑手，隔离在山东大学“文史楼”。1971年开展清查516运动时，项观奇又被打成516分子。1973年，他起草大字报并参予领导了山东的“反复辟运动”。1974年初，作为山东大学和山东省一派群众组织代表，项观奇参加了中共中央组织的解决山东问题在京“汇报会“。会议组长是李先念、副組長是纪登奎，中央联络员是袁木、王维澄等。江华、江渭青、叶飞、廖志高等等待分配工作的老同志作为学习人员，參加会议， 在一起半年時间，深得教益。经过半年学习，他和山东群众组织的代表返回济南，对于项观奇的所谓“问题”组织上亦作出了平反結论。
1975年2月，项观奇受山东大学组织派遣，去一单位宣讲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其宣讲录音经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听过后，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反大毒草”。责令山大党委组织批判。由于山东大学党委对此事想不通，批判不力。山东省委便派时任中央委员的工人张延成带领省委工作组进校组织批判。工作组将录音整理成铅印稿下发，发动对他的批判，但群众均表示同情。项观奇因在批判大会上发言时坚持自己的观点，反驳省委和工作组的批判，问题升级为敌我矛盾，再次失去人身自由。
1975年4月，毛主席从姚文元呈送的一份报告中，知道了各地发生的这类事情，亲自作出批示，其中有：“全国各地情況不同，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時间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等等。毛主席的批示保护了项观奇，这也是项观奇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毛主席作出批示后不久，在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传达了主席这一指示。參加会议的白如冰听了传达后，立即打电话回山东，要“赶快解放项观奇”。但因当时山东大学保他的三位书记均被停职检查，新回來的原山大老领导，要算造反派的账，将气出在他这个文革初还未到山大的人身上，故意把解放项观奇的事拖了下来。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即文革最后的斗争时，项观奇帮助山东两大造反派团结起来，也算是山東團結起來的兩大派推舉的一個頭。他亲笔书写了山东省最后一张大字报，《致山東省委書記白如冰同志的公開信》，一起促白如冰转弯子。当时山东省的几份有影响的大字报皆出自项观奇之手。
1976年9月9日主席去世，抓捕“四人帮”以后，因项观奇对山大的一位老师说：“华国锋抓四人帮，没有好下场，因为就左右两派，他想牺牲左派，换取右派支持，这是不可能的。”又遭到继续清查。在济南机车工厂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他被拉去陪斗，因拒不低头差点被几个带着“阶级感情” 蹿上主席台上的老工人殴打一顿。自1970年始，项观奇三次失去人身自由，前前后后被整十几年。
虽然项观奇多次提出入党要求，但因其命途多舛，和文革前后所谓 “层出不穷的问题”，申请入党的夙愿竟一直未能实现。
项观奇同志在青年时代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全部著作，对马列毛的重要著述作过深入的研究，从而形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四十多年来，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尤其坚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项观奇同志虽然远离祖国，但他一再表示，我首先关心的是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毛派战士，一直关注劳动人民的疾苦，十分重视基层群众的想法。他经常把自己写的东西拿给普通的劳动群众看，真诚地征求和倾听他们的意见。一旦得到他们的支持，项观奇总是高兴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立足点没有错；观点没有错。
项观奇认为：“我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宣传捍卫马列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我自知自己渺小，但我知道谁伟大。”
毛主席逝世以后，项观奇并没有停止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脚步。他勇敢面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失误和不足，理性、深刻地剖析那段繁纷复杂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提炼出为今人提供借鉴的经验教训。他认真研究新形势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理论，努力总结二十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一直在朝着共产主义理想前进的道路上探索。
出国以后，在没有了思想羁绊的环境中，项观奇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成败得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认真地总结。根据自己对世界共运失败的历史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入考察书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他以外籍华人学者和中共友党党员的身份优势，屡屡致信中共高层，表述自己对这30多年来中共执行的的思想政治路线的认识、看法和意见，无所顾忌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主张和建议。
“思想和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基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基于自己在国内外两个世界生活工作的独特阅历和社会实践，项观奇同志文章中经常闪现出簇新的思想火花和独到的见解以及精当的分析。阅读他的文章，我们分能看到一个在黑暗坑道中奋举火炬艰难前行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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