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辩证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行为——兼答某“匿名网友”
太空无知
（这篇文章我在2009年03月21日首次发表于我在新浪的博客，我这里略作修改，并增加一篇附录。我在新浪博客的地址是：http://blog.sina.com.cn/cbjcwd，本文在新浪博客的地址是：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8d309d0100d93y.html）
在我的《关于<中国统计年鉴>中1959年~1961人口统计数据的几点分析》的博文后面，有“匿名网友”贴出了一连串的关于文革期间破四旧行为的资料，我这里就不重复了，他的帖子我没有删除，还在原处放着，只要没有网管等其他人删掉，有兴趣的读者们就可去看看。
有人建议我把这些贴子删掉，因为它不能求证，但我觉得不妥，我本人是尊重言论自由的，自以为有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所谓谬论流传害人，只是因为真理没有尽快出现而已。我这里删掉几条评论容易，但它所代表的片面认识就失去了在我这里得到进步的机会。如果掩盖人认识中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了吗？不能！那些被掩盖的问题只要不解决终究还会存在着，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在言论探讨及试验中解决，就会在实践中暴露出来，贻害实践！就会使言论观念的分歧演变成行为的分歧及冲突，从而会导致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导致强力及武装的冲突。所以，言论自由、正确的讨论规则，对于一个合理的社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同胞们，除非在某些紧急的战争状态下，不要轻易封杀言路及言论自由，要维护好正确而合理的讨论规则及秩序，这对咱们的认识及实践的进步、对咱们社会的进步——非常重要！
其实，文革的发生也和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很类似！中国在旧、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有无数的人为之奉献及牺牲，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政权以后，就会有无数的人要求平等、民主及社会公正的权利！其中有左倾的言论及行为，其中有官僚主义等错误思想及行为，其中也有一些较为正确的言论及行为，其中也有一些幼稚无知的盲目思想及行为，其中也有右倾的言论及行为，包括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蠢蠢欲动。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学生，自幼目睹着革命的火焰燃烧，受着血雨腥风的熏陶，就觉得无数革命先烈建立的新社会是不能容得任何特权及压制言论的行为的，当然，他们可能也有一些再建父母辈伟业等想法。于是，新社会对特权及贪污等行为管制得——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是近乎于苛刻的；但即便如此，学生们仍不满足，仍然要批评不少社会现象，批评他们所看到的官僚主义行为，于是，有不少地方就出现了学生游行、工人罢工的事情！当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尚未信服新政府等人的反抗行为。1966年北大学生的闹事，震动了中南海及毛泽东！但该怎样应对这些事情呢？当时，有些人主张压服，实在不行就用强力，估计有些人可能还在心里说了：不行就用机关枪和坦克！但毛泽东经过多日的慎重思考以后，却决定采用疏导的方法！其中就包括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联”的方法！允许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这一条，还被写进了宪法，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我觉得：毛泽东以其自身多年的认识及实践经验，深信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发展，相信广大人民群众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是能够优化出自己的领袖，并最终战胜各种错误的，并相信人民大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深厚的社会性力量。
我觉得将来国家首脑的候选人，一定要扪心自问：“如果社会出现群众运动，自己是否有能力不依靠武力，而说服广大群众？”
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的第1419页的一段记述，可对此有所佐证：“十六日（——1966年6月16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第二天下午，他乘汽车来到韶山的滴水洞住下。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他整整关了十一天。他每天都要看许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资料，沉思应该怎样对待这场他在事前‘也没有料到的’来势如此迅猛的‘造反’浪潮，怎样迎接新的更大风暴的到来。二十六日，他在滴水洞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接见结束时，他对大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这段话揭示出了当时中国“造反”势头的基础决非毛泽东挑动所能形成，这种势头的迅猛爆发毛泽东事先也没有完全料到。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04页：“去年九、十月份，我（指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这两段记述，说明这样迅猛的社会发展趋势，必然是来自于一个较长期的积累的，而现在的好多史学家们对这种社会发展大势之前的积累过程注意和研究不足。我建议研究文革的人们，多研究一些文革前期的社会整体发展状况，不要只停留在几个领导人的细节上面，领导人的思考是需要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及整体情况上面的，尤其是卓越的领导人。如果人们不研究社会的具体尤其是整体的发展状况，就会误解社会发展对领导人的心理、情绪、思考及决策等的影响，更会看不清社会发展的方向。研究社会整体和具体的对立统一，这是正确的历史及社会发展观的要求。“迅雷烈风，莫不蠢然”（《阴符经》），中国先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哪有无原因的结果，哪有一个人能随意搅动天下这种事，秦始皇再能、他也不能让秦朝搅出一台电视机来。
人民大众才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及总体性的力量，领袖人物只能是对基础性力量的领导因素，领袖人物能够对社会的发展起到多大的作用，完全看他们对社会基础性力量的掌握情况；脱离人民大众、脱离社会的基础性力量，领袖人物也就只能起一个普通人的作用，甚至还不如。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23页：“毛泽东说：‘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这是毛泽东为制止全国武斗现象，与北京学生造反派头目谈话中的几句，如此坐下来苦口婆心地开导学生们，这样的执政者前无古人！这说明了毛泽东是想通过疏导而不是想通过一味地堵和压服的办法，来释放全国的不满、造反与大民主的情绪，为其后中国的稳定消除隐患。
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毛泽东采用了疏导的方法，毛泽东才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才被学生们称之为：是“真革命”，而不是“假革命”！也才在学生们中间具有领袖的威信！请问，天下有这样独裁的领袖吗？
朋友们，你们觉得毛泽东这样做，从总体上看：是对，还是不对呢？
我综合感觉：至今中国的稳定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赖于人民大众对毛泽东的敬佩及尊重！——不信者可做公正的社会调查，看看结果如何。而那些想推倒毛泽东的人，应该掂量一下什么样的分量才能稳定住中国，中国如果真的陷入混乱会对谁有好处？
但，学生们毕竟是年轻、幼稚，他们的想法、认识具有很多不成熟的表现。但再幼稚的年轻人，你也得让他们在自己的摸索中逐步成熟起来，谁也不能代替他们生活及认识！强行的压服，往往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尤其对那些刚刚从血雨腥风的革命风暴中走出来的孩子们！反过来说，如果孩子们要真的被强权所压服了，而不是被说服，那民族及国家面临的将是奴性的未来，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
正像《执迷不悔》那首歌中所唱的那样：
“这一次我执著面对/任性地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
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
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
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就让我执迷不悔
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
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
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
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於我的伤悲
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
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是的，如果你的父母——自以为是——始终帮你认识及决策，你能不反感吗？你父母要这样做，你能很快成熟起来吗？换句话说，父母也往往并非正确！年轻人能够且必须通过实际的锻炼成熟起来！温室里的花朵，承受不了未来所赋予的重任！
但青年学生们及一些所谓的革命派们，他们在认识及实践上总难免会有一些过激行为，更何况其中还有一些反革命分子的蓄意阴谋挑拨和破坏，可对造反派一些过激行为轻易用强力校正，往往并不能使他们心服口服！尤其是当这些过激行为具有一定的历史发展性的时候。人及社会的认识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人，不能因为后来的认识，就否认原有认识及行为形成的客观历史性。如果“匿名网友”们，能静心回忆一下你和你父母关系的发展过程，我想你们就应该能理解大部分我所说的这些话，就应该能理解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决策中的一些主要的原因的相当方面了。
别说是年轻人，就是那些成熟的革命者，包括毛泽东本人，都难免会有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毛泽东曾对梁漱溟当众发了一番怒气（我推测，那是因为梁漱溟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什么痛处呢？就是毛泽东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及整体发展，而让农民当时的劳动成果多转向国家其它重要发展方面，却没有太多余量来较多地改善农民当时的生活，这一点，作为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心里是很不忍的，但为了农民及民族的大局，他又不能不这么做。所以，当时，梁漱溟一说到共产党不关心农民，并且步步紧逼，这就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毛泽东也可能是没休息好吧，一时又难以说清，就有些怒气。但也只是限于言论而已，并没有处罚梁漱溟，梁漱溟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工资也没减。）都是人，做领袖不容易！能做到毛泽东那样的领袖就更不容易了！请扪心自问一下，在毛泽东所处的年代，还有谁能比毛泽东做得更好？还有谁能比毛泽东更得民心、更受人拥戴？
而为了防止年轻人的冲动对社会的破坏，为了社会的稳定、为了防止反革命的颠覆、为了防止他国的乘虚而入等，毛泽东也做了一定的部署，包括对一些重要文物的保护！这你可见于一些文献资料。也正是这些部署，才让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在1968年10月左右，基本上平息了这场文化革命中的过激及混乱行为！——也正是这场运动为毛泽东赢得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更真心的支持和爱戴！让中国大多数人民看到了：他们战争年代的领袖在得到政权之后，仍然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仍然是爱着他们的！只要人民需要审查，那么不论他的官有多大，功劳有多大，和毛泽东有多亲密，都得接受人民的审查！——这就是毛泽东！但文革之初，也由于准备不足，毛泽东也不得不顺从于大多数人民所采取的审查官员的方式。不过，当时很多官员并不会和群众——尤其是年轻学生打交道，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已有了相当的隔阂！不过，陈毅就处理得比较好，几句亲切的“同学们”，再加上几句风趣幽默的话，就拉进了与学生们的距离，如广为流传的陈毅那句话：“请同学们打开毛主席语录二百七十一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等。实际上，官员们对群众审查的态度，尤其是面对面的时候，群众是很在意的！估计很多事情都是激化在态度上。毛泽东相信人民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最终能够认清事实的！
而那种认为毛泽东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才发动“文革”的看法是可笑的，因为，以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只需要准备一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就可以了，不需要用这样大的动静。
所有事物的进步发展，包括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尤其是质的进步是无法一蹴而就的，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也同样需要进步的过程。谁都不可能在一开始进行讨论及实践社会管理的时候都对，民主也是这样。人民群众起初参与社会管理的做法不可能都是对的，也不可能会没有偏激，但要给他们机会，要给他们自我教育和进步的机会；不能因为人民大众起初在政治上的一些幼稚，就看不起乃至于打击人民大众参政的意志及权利，那样最终会贻害自身的。当然，这种当家作主的民主机会，最终需要人民大众自己的争取，人民大众管理社会的能力也需要人民大众及整个社会成员——在不断深入地认识及实践中——进步。人民和领袖之间应该是能处理好并能够相互促进的对立统一的矛盾。
确实文革中的过激行为，尤其是武斗行为，伤害了一些人，制造了一些悲剧！于是，就有些短视的人，不分析或有意掩盖其中的原因，却有意放大文革中的这些过激行为鼓动人们，尤其是鼓动那些曾被冲击的人，来全面反对文革中的一切，这样就包括了反对文革时所表现出来的民主方向，这样就把很多有利于群众监督当权者的行为，仅仅因为它曾出现于文革之中，就把它一并反掉了，甚至连提都不许提。你一旦提起，则都不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出面，那些曾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人，那些被对文革中过激行为的过分宣传所吓倒的人，不管他们现在是不是深受官僚主义及贪官污吏的压制，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渴望着民主与自由，都会激动地反对文革中的一切，会把文革中一些打砸抢等偏激行为贴在你的面前，而把文革中有利于自己根本利益的推崇民主审查、监督等积极的一面忽略了，而把自己的根本利益拱手送给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而实际上那一小撮不依靠人民大众力量的人，近来只能去依靠现在仍还貌似强大的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力量，但这个力量最终会随着民族矛盾的升级而无法依靠，最终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瓦解而无法依靠。而只要人类还要存在，人类的进步就无法阻止，人民大众的不断觉醒也就无法阻止，在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的不断对立统一的反复摆动中，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都要无限趋近于有利全体社会成员的进步发展、从而也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管理的道路。
我综合觉得，但还需要更进一步地证明：毛泽东是不相信单靠领袖的作用就能够维护住人民政权的，他寄希望与人民大众的觉悟及能力，这是毛泽东形成文革思想并支持、领导文革的主观原因。除去文革中的缺点、不足及所受到的破坏结果，文革在维护无产阶级及人民民主政权等方面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文革通过一定的偏激和跃进的方式，迅速在全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普及了人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普及了人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及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思想的感性认识，等，并且这种影响波及到了全世界，这是后来反真民主的人对文革深恶痛绝的真正主观原因。反真民主的人痛恨毛泽东，就是因为毛泽东是人民解放的伟大旗帜，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旗帜；反真民主的人痛恨文革，就是因为文革在社会上广泛地普及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因为文革在社会上广泛地普及了无产阶级专政及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思想，这些，都严重地阻止了人民民主专政退回到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认可性、公开性及合法性，使那些反真民主的人始终都不具有合法性，都得在暗中操作、见不得阳光。在文革之后，那些想彻底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即使和国外看似强大的帝国主义者勾结得再紧密，他们也来不及了，也没有办法了，因为文革已经发生了，看似强大的帝国主义者现在也需要打着民主的招牌，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即使那些反对真正民主的人动用各种阴谋诡计来抹黑文革，把文革中可能是他们自己有意制造的过分行为放大来威吓人民、来掩盖文革中的进步意义，但他们所作的这一切都已经晚了，因为文革毕竟已经发生过了，文革所起的作用已经起到了，现在所有的歪曲行为，都无法动摇亲身经历过文革的社会大众的记忆及感觉，并且这记忆还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既使通过金钱及英语考试等方法暗中剥夺相当一部分工农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即使通过一些选拔人才的考试来强行灌输某些理论等，也渐渐只能徒增广大社会成员的反感，也仍然无法阻止人们的口口相传。我说的这些有什么证明吗？我觉得东欧原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及其反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佐证，不过这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还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可以分析。我现在先把这个综合感觉放在这里，以后再补充证明。
现在全世界的“右摆”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极限了，再次“趋中”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人类社会发展的摆动着进步的规律是谁也逃不掉的。我现在综合感觉，毛泽东确实超越后人很多，确实英明。
看问题要看本质、主体和大局，这样也才能看清并把握好细节。在历次人类的进步活动中，都有人为这些进步过程而受伤并牺牲，这在战争时期有，在和平时期也有。就拿中国革命来讲，有多少革命者会在革命中受到伤害及牺牲呢？甚至有些革命者是被自己的同志所误杀，但他们能不分原由地把这笔账算到领导革命的人身上吗？但有些人就是会因为个人恩怨而看不清大局，就是会因一些个人恩怨而接受敌人（尤其是那些隐藏在自己领导中的敌人）的挑拨，从而，做出出卖自己根本利益的事情，而自己还不明白！战争时期的这些事，和平时期的斗争中也会发生。
当然，也还有一些人会因为眼前短视的利益而看不清大局，也还有一些人是因为认识能力的局限而看不清大局，等。有些人的认识局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或现在的阶级局限所导致的，这就需要他们早日拥有超越阶级局限的能力了。
看问题不能太绝对了，看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常识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一切，也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所以，对于文革，也必须得辩证地看待，既要反对文革中以强力、武力解决人民内部思想矛盾的行为，也要拥护文革中所体现出的群众审查、监督政府等社会权力机构的大方向；而抛弃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都是不对的，都是对人民、对整个社会的进步不利的，从而也是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最终都是不利的。
人们不要为眼前的小便宜遮住眼睛，也不要为一些个人恩怨遮住眼睛，社会的长远利益是有利于整个社会成员的，——只要你不阻碍这个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的过程，你就会享受到这个过程所带来的利益！从而，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社会进步就能够实现。只是在一部分人因某种原因武力或严重阻碍这个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进步的过程的时候，那么，这个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进步的过程，才会因对这部分人的打击，而变为有利于大多数社会成员进步的过程。
有人说，人民群众懂什么？人民群众监督政府那不最终会扰乱政府的工作？我说：既然政府主要是为人民群众工作的，那么，对于人民群众的情况及需要，政府是不是要了解呢？政府工作的好坏是不是需要人民群众来评价呢？如果政府想真心为人民群众服务，那么，政府就是要真心接受人民群众及全社会的审查、监督。人民群众审查、监督政府，就一定会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吗？非也！文革时期因人民群众起来审查、监督政府而产生混乱的原因，有人仔细分析过吗？能因噎废食吗？文革时期的混乱产生是有它一定的历史发展原因的，这个原因和当时的人民群众审查、监督政府的具体情况是有历史联系的，但这个原因并不和所有时代、所有情况下的人民群众审查、监督政府有必然联系。我在《原因与结果》一书中就构思了一个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社会进步的“社会意见处理系统”，这是一个以法律等为基础的、相对独立于政府机构的、社会性的计算机网络信息处理系统，它可以把社会意见（包括社会机构的意见）与社会机构对此的处理情况——很方便地显示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面前，从而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审查、监督社会的进步发展情况。我相信大多数人是热爱和平的！
当今的时代，民主是大潮流，是历史发展的趋势，逆潮流而动，后果是严重的！中国要富强进步，必须要想法迈过这个坎儿！否则，美国的资本“民主”攻势，将很难抵挡，而在世界人民没有真正的民主实力的情况下，美国大资本家所维持的民主假面具，在没有敌手的情况下，就会被他自己所撕毁，黑人当美国总统的梦想也就无法再实现了，资本帝国主义将在全世界卷土重来！全世界的人都将深受其害，包括那些大资本家们也将为激烈的阶级矛盾及民族矛盾搞得惶惶不可终日、生不如死！人类在获得教训之后，仍然得在民主及全人类相对平等政治权利的进步道路上行走！人们啊，何必偏要付出那个代价才明白呢？
而只有全世界的人民真正拥有民主的实力，帝国主义者们才能逐步地把假面具变成真面孔，奥巴马这样的非洲裔总统也才真正能成为一个为民主服务的总统。
我这里再来简单分析一下文革中武斗发生的原因：
1、正像所有的事情都有人破坏一样，曾有过某政府为了反对某反对派组织的游行，而唆使一些人混入游行队伍进行打砸抢活动的例子；但我不知道文革中是否有人想故意把群众辩论升级为武斗，从而把文革搞乱，让人民痛恨它；在那种情况下，只要有少数人有意激怒对方，或率先动手打人，那么，就会形成武斗。而且，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参见本文附录）的第七条中明确指出：“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第六条指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可是在后来的运动中仍然很快出现了“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行为，并出现了武斗的行为，这其中的原因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2、综合当时的一些资料可以看出，毛泽东坚持不压服造反者，是想通过群众和社会管理者之间的辩论，及群众之间的大辩论，来把很多群众关心的事情搞明白、处理好，毛泽东只是支持双方及各方的辩论。但毛泽东对中央工作组处理造反者的反对，毛泽东支持学生们敢于反抗传统，造成了包括学生在内的大多数人以为毛泽东袒护学生，从而对学生在与代表传统的势力的辩论中，传统势力的代表们往往不敢吭声、工作组的人也就不敢管。但传统派可能不知道：毛泽东虽然感觉学生们代表了一种新生的和无伪装的人性的力量，但毛泽东同样也支持传统派的辩论，只是不支持传统派以权力及强权压服学生，毛泽东也明白只有在传统派的磨砺之下，造反派——也就是新的改革派——才能逐步成熟起来；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就都形成了这种误解，并在这种误解的情况下，在这种工作组及传统派一味地退让下，误解和退让的状态被迅速地复制及传导开来，这也促使了学生及造反派们日渐骄横及盛气凌人，从小打、到大打、到分派打，恶劣的打人、伤人、打死人的事件就出现了，造反派胡作非为的事情也出现了；事实上，起初毛泽东可能是以为造反派在与传统派的论战中会是弱者，故而多鼓励、扶持学生及造反派们一些，但后来一部分造反派的盛气凌人导致了传统派被压迫于弱势，而不是被说服于弱势，这使文革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达到它的在与传统论战中教育双方并获得双方进步的目的，如此，又逐步导致了造反派内部的纷争及武斗等混乱的出现。那时的好多人可能都以为“革命”就是要武斗，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于是，文化革命也是要武斗；却不知，既然叫文化革命，就是要进行文化的革命、文化的普及与升华，而不是武装革命！一些派性冲突一时也难以再局限于和平辩论的范围，但最后毛泽东还是通过不断地做工作在1968年10月左右把社会的混乱平息了，社会良好的秩序重新恢复。故而，在1968~1976年之间，人们一般都认为文革的起止时间是1966~1968年共三年的时间，1969至1976年的毛泽东时期，仍然是公认的安定、清明的社会，很少有什么超过几百元钱的贪污腐败现象发生。但后来把文革的发生时间确定为十年，就很容易让人把1966~1968年的武斗及混乱扩展为1966~1976年的十年，这对后人总结经验及学术研究是相当不利的。
3、是不是毛泽东也有稍微放纵、释放一下——那些孩子们受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影响的虎性，让那些孩子在文革中付出一些代价，从而更好地认识人性，学会尊重人性，从而在今后的社会责任中能够更成熟一些呢？要不然将来这些孩子，尤其是那些虎将们的孩子，在进入军队等社会各个重要机构的时候，如果要不懂得珍惜社会安定、尊重人性，就会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更大吧？而毛泽东一般情况下可能也很难阻止那些虎将的孩子们进入军队，并获得高级职位。现在更可以看清了，好多跟随毛泽东出生入死的虎将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并不是很深刻、很深入的，好多人原本是起自于草莽，只是一步步地被毛泽东管束着成为新中国的功臣的，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他们后来的认识也很难深入，这样，一旦毛泽东去世，他们中的好多人将会重新陷入人生的迷茫！这时，他们会不会在受到某种委屈或误解时对他们并不敬佩的领袖的采取武装冲动，这都很难说，那就更别提他们的后代了！当时民族及国家发展的很多情况毛泽东都需要考虑到，我不知道“匿名网友”们是否以为当时的国家真的就可以只考虑经济建设了？
4、毛泽东也考虑了把文革作为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运动，也考虑了把文革作为人民群众和右派及反革命分子之间的文化斗争的演练，应该也考虑了让人民群众自己在运动中认识民主与权利之间的平衡程度问题，也考虑了把这次运动作为对修正主义当权时的一次人民群众夺权的演习，……
等等，以上分析及认识还是初步的，更多的认识及分析还有待于深入，但一定不要带有偏见，一定不要有某种谋取不当利益的念头，等。
所幸文革时社会武斗等混乱现象，并不是像有些人所夸张的那样严重。派性斗争还是多局限于年轻人和某些当权者，还是多集中于文化领域，一般的群众还是大多都没有参与派性武斗的。下面是《中国问题报告：第五次高峰——当代中国的犯罪问题》[注i]中所统计的一些数据：
第4页：“第一次犯罪高峰时在建国初期，峰顶为1950年，当年立案53.1万起。这次犯罪高峰正值两种社会制度更替、消灭旧社会、巩固新政权的剧烈动荡时期，具有旧政权向新政权转变的特点。”
第7页：“共和国的第二次犯罪高峰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峰顶为1961年，当年立案42.1万起，这次高峰主要是天灾人祸引起的。”
第11页：“共和国的第三次犯罪高峰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罪高潮在1973年[注ii]达到峰顶，当年立案53.5万起。”
第13页：“共和国的第四次犯罪高峰从1978年开始（立案53万起），1981年达到峰顶，当年立案89万起，”
第14页：
“第五次犯罪高峰，持续时间之长，案件上升幅度之大，犯罪类型、手段之繁多，危害之严重，都是前几次犯罪高峰所不可比拟的。1985年的发案率竟是1979年以前的四倍。1986年立案数是54万起，到了1991年陡然上升到236万起。
“进入九十年代，犯罪向洪峰一样逐年上涨，九十年代中期发案率上升到八十年代前半期的八倍，而且居高不下，如确立峰顶的话，笔者认为应该是1995年至1996年第一季度。”
现在血淋淋的刑事犯罪、经济犯罪、环保犯罪等损害人民大众利益的事件，在我们的身边仍呈越演越烈的趋势，社会中潜藏的危机已显露得越来越清晰，为什么有些热衷于宣扬并批判文革中犯罪行为的人们，反而对此常常沉默并设法掩盖呢？这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好吧，咱们再来谈谈文物的事吧。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会有说不尽的历史和典故！我1989年在河南巩县城郊闲逛的时候，路边拉车的人累了坐着休息的残断的石像就是文物，而且像是宋代墓葬旁矗立的石像；这样的石像在当地很多，有些还在麦田里能露出半截。
某种文化的衰败，必然会带来相应文物的残败，在无人看管的地方，一个牧羊的孩子就可能用砖头打碎一个他看起来无用的文物！因为，人的空间能容纳下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你看，“南朝四百八十寺”，现在还剩下多少？你不能把某些文物的被破坏及残败，都归结为是有政治目的的。
尽管，你举的例子未必都是真实的，不过，文革中破坏的东西可能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但不会有你所想象的那样严重、那样的不得了！而且，也未必都是有政治目的的；但是，文革中建立起来的新东西你看到了吗？比如：文革中建立起来的青年人的思考及反抗精神你看到了吗？比如：文革中无产阶级文化的社会性普及你看到了吗？比如：文革中建立起来的理论面向实际、联系实际的学风？其实，有些人打着各种旗号，而反对的正是文革中所出现的这些新东西，当然，还有一些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民主。这些人的认识是错误的，并且这种错误认识最终也会不利于他们自己，这在我后面的文章中逐步还会有更进一步的说明。
所谓“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指出：“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参见本文附录）
虽然革命会有所偏激，但许多事情都是不破不立的，哪有革命没有付出和牺牲的。那些只把眼光局限于事物发展所付出和所牺牲的方面，而看不到事物发展的大方向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就是没有前途的短视者。现在的改革之初对人民就没有伤害吗？取消公费医疗，导致多少人无钱看病而死？取消公费教育代之以所谓的“义务教育”和“希望工程”时，又导致多少人上不起学？放纵那种认为知青上山下乡为祖国建设奉献青春是受骗行为的舆论蔓延，又使多少返城的知青因破罐破摔、报复社会而走上刑事犯罪的不归路？等等，这些你应该知道吧？而对于处在翻天覆地变化中的中国，你又看到新中国建立的新东西了吗？国家就这么大的地方，不破坏一些旧的东西，怎么请进新的东西呢？一些旧的文化必须得暂时退出，新的文化才能走进来，包括一些旧城墙、旧牌楼、旧庙宇、旧的启蒙读物等等——肯定是要拆除和破坏一些的，文物也只能适当地保存，而事实上，有价值的东西还是被适当地保存了的。例如：孔子也是要反一反的，毛泽东当然知道孔子伟大的地方，但如果当时不是毛泽东领导着反孔子，后来还会有谁有权威来反对孔子？其实，反对孔子不是目的，目的是反对封建统治者借着孔子之名而树立起来的封建文化。如果不是毛泽东，中国说不定至今还要在封建文化的压力下、在孔圣人的权威下仰承其鼻息，从一些人目前对封建文化吹捧的态势，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继“五四”之后——再次组织反对封建文化有多么必要了，而台湾的现状还是不足以说明大陆作为主体性文化状态的复杂的。对于孔子，我前面还有《我看孔子、儒家文化、封建文化及传统文化》一文。矫枉必然要过正一下，但得在弹性限度之内，否则，就真的矫枉过正了！你看，曾经传下来的孔子的书，现在少了哪一种？过去的人们曾深受“四旧”的苦，这你可能还不理解，否则，破四旧又会有什么群众基础呢？文革时的破四旧有些偏激，和毛泽东去世后一股非毛化思潮的兴起而偏激一样，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当然，如果毛泽东没有寿命及精力的限制，那么，在80年代中后期，中国将充分利用高度社会化的经济及科技等发展优势，依据原有的发展势头，可能会导致中国的生产及科技能力（如计算机、航天、生物等方面）居于世界首位，但也在同时，高度社会化的束缚社会成员个性、束缚社会经济自由性、束缚科技创新的个性化等方面，开始变成社会发展的比较重要的阻碍方面，那时，也就是在80年代后期，毛泽东可能就会开始更重视社会化对人性及社会发展的束缚的一面，从而就像他顺势领导文化革命那样，再顺势领导一场全国性的搞活经济形式的革命，实现经济的灵活化、小单位化、乃至于个人化，这个过程中就会有非前期社会建设形式的不少东西，这可称之为对前一段时期的毛化的非毛化，但这个非前期毛化的非毛化过程就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相对平稳地展开了，但其中的经济结构对意识形态的冲击也会有很多苦辣辛酸的，这样地不断反复及一定的震荡，从而会逐步实现社会的社会化与个人化的完美统一。当然，现实化和理想化之间总是有矛盾的，假设的也毕竟不是实际。
激烈的革命、激烈的矫枉，必然会迎来一股激烈的反弹；而由于社会的历史发展状态，由于毛泽东周围的人与毛泽东的认识及实践能力相差较大，由于毛泽东生命时间所限等原因，毛泽东在领导上采取一些过正矫枉的方法也是经过他思考及取舍的，我觉得他的很多权衡还是有道理的，而社会也正是在这种反复摆动中、辩证中前进的；一定的偏激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过分，过分就会得到相应的惩罚，过分就会受到真值的矫正。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曾多次指示要对文化古迹进行保护，这可见于他的多封指导战场的电报，例如：在解放北京过程中，对北京文物的保护就占有很重要的考虑。
在建国之初，全国就曾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广建博物馆、图书馆，还有普及到大队、生产队的文化站，那时的农村人经常能看到免费的露天电影，并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如果谁不相信可以随便问那时的农民。而博物馆的数目由“1957年的72座，到1958年底已建有360座，1959年达到了480座”[注iii]。
所以说，在文革以前，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在毛泽东的重视下已经很有规模了，很多文物都已经被国家各种渠道保护起来了，比如你想找什么民国时有的读物而在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找不到呢？即使后来的造反派有一些过激行为，损害重要文物的事件可能也并不会有多少，如果有，那也不是毛泽东所指示的，而是造反派们的幼稚，即使没有文革，好多文物也是会被幼稚所损毁的。别说造反派了，那时尽管政府作了好多保护文物的工作，但说实在的，全国仍然还有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什么是文物，不知道文物会有什么价值，这就是当时社会对文物的一般认识水平，而也正是这种社会的一般认识水平——在决定社会对文物所采取的行为的一般水平。而也正是当时社会的一般认识水平等社会整体发展状态，决定了文革的发生、过程和结果。
比如你说：“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可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检索引擎中，输入“正题名”的关键词“女书”——就能搜索到15部有关“女书”的学术专著（不包括期刊文章及学位研究论文等）。我借阅了《中国女书集成——一种奇特的女性资料总汇》（赵丽明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中国女书合集》（赵丽明 编著，中华书局2005年1月版）、《女书的历史与现状——解析女书的新视点》（[日]远藤织枝 黄雪贞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三本，都没有发现其中有文革期间“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这样的记载。
中国女书研究的权威之一赵丽明教授，在她的《中国女书集成》这部书中，有一篇《女书的发现研究简介》，记载了学术界发现“女书”的过程：
“一九五四年，周硕沂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经常下乡辅导农村文化活动。一次，他在上江圩歌坛村找到创作女书水平较高的胡慈珠，于是虚心求教。胡慈珠热情地帮助周硕沂很快学会了一批女字，还收集了一些女书资料，从中整理出三四百个单字。胡慈珠满怀热情地创作出了《女书之歌》请周硕沂修改。这首女书歌后来被收入了《江永县解放十周年志》，这是载入史册的第一篇女书作品。一九五七年胡慈珠又创作了《解放歌》要找周硕沂修改，但由于当时的政治运动，周无法与之见面。当一九七九年周恢复工作后去找胡慈珠时，老人已去世两年多了。
“五十年代，周硕沂曾将收集到的女书资料上报湖南博物馆，其中有《梁祝姻缘》等。并写信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汇报。当时文字学家周有光见过上报材料，并回信鼓励指导周硕沂继续进行这项有意义的工作。”
——这时女书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只是在后来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负责人知道以后，才逐步在国家学术界及国际学术界引起重视。
《女书的发现研究简介》中还写道：“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中南民族学院政治系青年教师宫哲兵在湖南进行社会调查时，根据一些线索找到周硕沂。周向宫详细地介绍了情况，并商定两人合作，重新调查。他们找到能写女书的高银仙、能唱女书的唐宝珍，将《梁山伯与祝英台》抄录并录了音，并由周硕沂译成汉字。另外还收集了一些资料。宫哲兵回校向一些专家汇报请教后写了一篇调查报告，由吴泽霖教授到北京开会时介绍给中国民族文字研究会的史金波、张公瑾等负责同志。”
——从这几段话中可见，女书资料的最早收集、破译是得益于当时的文化普及、文物等政策的，否则，教男子认女书这样的事情是不会那么“热情地”发生的，更不会有《解放歌》的诞生（有资料显示《解放歌》被至今保存着），而且，多方资料显示（如前述的《女书的历史与现状——解析女书的新视点》一书的第38~39页：“女书的流传特色是手写传唱，亲友单独教学。因仅在妇女中流行，没有能传之久远的碑刻，也未能使用广泛传播的印刷。女书作品的所有者去世时，往往梵烧书稿，人去书亡。这样不仅女书的传播受到局限，女书的保存也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危机。”），过去女书不仅不教男人，更由于女书多记载了主人的秘密，而在主人去世后，一般作为殉葬品焚化或掩埋，只有很少的作为纪念品珍藏保留，因此，男人很难看到并收集女书，也没有几个人觉得女书能登得了大雅之堂。而你所说的“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中的“许多”两字又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呢？如果是无意为之，那可是太不慎重了；如果是有意为之，又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后来，周硕沂以政府文化官员的身份学得女书，并收集到可以存放在湖南博物馆的女书资料等，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当地妇女们对新时代政策的认同，及在新、旧社会对比中所产生的对新社会的信任和感激，这也体现出了毛泽东及共产党在50年代时期的一般性社会政策及文物保护政策是非常成功的。而如果要没有毛泽东当时的文物等政策及当时的政府人员的关注，女书可能真的就会在新文明的冲击下自生自灭，不为学术界所知晓了，这不正是证明了毛泽东对保护文物“功不可没”的一个例子吗？后来的政治运动也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对女书资料的进一步研究，但当时政治方向是大事，其它的事情只好放一放了，不过，这和当时女书并没有被学术界所认识，和当时社会对女书价值的认知情况，及了解女书的官方文化人士只有周硕沂等几个人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女书的发现研究简介》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话：“由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女书被批判成妖书、妖字，加上女孩子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老人去世等原因，女书的使用和传授都销声匿迹，到了后继无人、濒临失传的状态。”
——实际上这句话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夸张的，如果“女书的使用和传授都销声匿迹”，赵教授又是从哪里访问到那几位“女书自然传人”的呢？而赵丽明教授在《中国女书合集》中汇集了“22万女书字，資料僅限於傳世佚名經典本，以及截止到二十世紀末，迄今可见到的最後一代自然傳人的全部作品，为原生态自然文本、经典文本，均为精通女书高手所书。”（这段文字见于赵丽明教授的《〈女书用字比较〉的学术价值》一文，网上可以检索到，并且，该文收入了前述的《女书的历史与现状——解析女书的新视点》一书。）。如果有女书被批判成妖书、妖字的事情，那么，这也和人们当时对古文化的批判态度有关系，和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有很大的关系，而这种认识水平的提高是需要文化的普及及一定社会进步的积累的。而女孩子有了学习社会更为广泛的文明的机会，一般就会使她们忽略传统所曾经及仍然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认识的进步——包括政府及学术界认识的进步——就会逐步处理好传统文化及新文明之间的关系。
人及社会的发展总是要有一个逐步进步的过程的，不可能一步就达到理想的状态。要尽量客观公正地看待人及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世界总有损耗能量与获得新能量的不断循环发展的一面，人及社会的进步也总是要有一定的过程的，这其中难免会有一定付出，只能但愿这种付出不至于无法承受！
你所举的那些破坏文物的例子，又有多少是你所能确切证明的呢？可为什么你就能相信呢？你为什么不分析一下不同的声音呢？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肖贵洞的《毛泽东与文物博物馆》[注iv]一文中说：“1949年5月6日，毛泽东电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机关‘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也正是毛泽东的电令，使蒋氏住宅、祠堂、坟墓被保留下来，‘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受损破坏。1996年国务院公布蒋氏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蒋氏故居还在不停地接待游人。
可你说：“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你能确证这件事吗？你能确证这件事是毛泽东所指使的吗？但反过来说，就算是有这件事发生，你真的就不能理解当时大学生们的心情吗？就算是有这件事发生，而且，你又找不到毛泽东指使的确切证据，由于此前毛泽东已发出过保护的电文，那么，按照普通的法律常识，也只能说是红卫兵们违反了毛泽东的指示，这个逻辑没问题吧？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保护“蒋氏生母的墓”只能说是基于人道及政治上的原因，如果说“蒋氏生母的墓”算是文物，这不太合适吧？
你所列的那些事情中，有一件事能确证是毛泽东所指示的吗？毛泽东无法管太多具体的事情！社会的进步总是要一个发展过程！要有较高的角度和历史的态度等去看待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国近百年来在文化发展上的跨度还是很大的！不要说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群众，尤其是学生，不是必须要服从命令的军队，如果不是时势所造，谁也没有能力去发动那样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古人云：历史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要把功劳都自己占着，缺点和错误都是别人的！要学会分辨是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责任！功劳不是一个人的，责任也不能都推给一个人！我说得对吗？
而对于文革期间红卫兵抄没的文物，肖贵洞研究员的文章还应该是有权威性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扫四旧，红卫兵查抄了所谓封资修的一些物资，其中包括字画、书籍、青铜器、珠宝、砚石等不少有价值的文物。这些文物，除少数被毁之外，绝大部分封存在条件较差的库房内，一直到1971年也没有人敢动。全国的形势，基本如此。
“1971年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转发统战军管组对在京部分统战对象被查抄财产的处理意见》，其中重点是落实政策，归还被查抄的文物。毛泽东看到此文件后，马上批示‘照办’。中共中央1971年正式颁发，北京与全国开始落实清退被查抄的物资。”
在那样一个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负担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重担，面对着众多的权衡与取舍，还没有忽略对文物工作的具体指示，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觉得“毛泽东对保护文物功不可没”吗？
你不能只看到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不能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整体；要辩证地看问题，要看到问题的主流和大局。存在的事实，往往都不是单一的，你不要过于片面，尤其是要注意在复杂的发展过程中，要能分清什么是更重要的，要分清什么是主体、什么是枝节等，这很重要。
社会在发展，你不能只看到一部分人的痛苦，就说这社会糟透了！也不能只看到一部分人的幸福，就说这社会好极了！你要尽量全面地、辩证地、哲学地看待社会的发展。
注解：
[i]该书为曹凤 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ii]这个年代可能有误，因为“文革”中，造反派之间武斗行为最多的时间是1967年下半年和1968年初，在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以后，造反派之间武斗的情况基本终止。
[iii]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肖贵洞的《毛泽东与文物博物馆》一文第二节（该文收编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版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iv]该文收编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版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附录（我怕在互联网上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内容不准确，下面所附录的“决定”，是我去国家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从1966年8月9日的《人民日报》（电子版）上找到并复制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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