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决策：新中国的开国外交壮举
靳文 来源：《环球视野》网摘
新中国成立迄今已有60年整。60年的新中国的外交历程或可以12字以蔽之，曰“波澜壮阔、叱咤风云、可歌可泣。60年来，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新中国外交也在不断演变，先后经历 了革命化外交时期、调整外交时期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务实外交时期，演变中既有继承，也有发展。
回顾新中国外交的60年，可谓是重大事件不胜枚举，然而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制定的“三大决策”，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决策”，非同小可。正是凭借这“三大决策”形成了建国伊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政策，新中国才得以成功地巩固了来之不易的独立，在危机重重的国际冷战中站稳脚跟，并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开端。
“三大决策”的由来
“三大决策”的酝酿其实由来颇久。
早在1947年3月，毛泽东主席即为有关的外事工作人员读及今后外交上应“另起炉灶”的设想。他曾说，中国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砌起自己的炉灶。等我们进城后，将不承认蒋介石反动统治和它的对外关系。
嗣后，毛主席又在诸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重要文告中宣示，要“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得一切外债”等。毛主席更在被誉为“纲领性文件”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就是要“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
1948年9月和1949年1月初，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会议也讨论了“三大决策”问题。会上，毛主席说，“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在谈到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毛主席说，“现在他们没有合法地位，不必忙于要帝国主义国家承认。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将来要通商，可考虑，但也不忙。”周恩来副主席也发言说，外交政策以不承认为好，对帝国主义国家要观察，根据需要将来再说。总的观念是，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该有这样的气魄。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表明新中国将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所有外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指示》强调：“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恰在此时，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相互派团进行互访。先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奉斯大林之命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米此行的使命是了解新中国在成立后的内外政策。会谈中，毛主席明确地向米高扬表示，中共将“把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置于中心位置”。毛主席还十分形象地对米高扬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说，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房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再请客人进来。毛主席此处所言的需“清理”的“脏东西”，主要是指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接着，毛主席决定由刘少奇同志率中共代表团于1949年6月下旬访苏，同斯大林等苏共中央领导人商谈国际形势、苏向新中国贷款和派遣专家、中苏间的交通和贸易等问题，双方最后签订了贷款协定。
此时，“三大决策”实际在中共内部已获确定，但在正式水到渠成前，尚有两件大事要做：一是澄清某些党外人士的模糊认识，一是召开两次历史性会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予以正式确认。
在澄清党外模糊认识方面，有两事值得一提。其一是一个有意思的政治插曲。此时已弃暗投明的张治中先生向中共提出了在美苏间保持中立的主张。有鉴于此，毛主席特地约请了张治中。毛主席对张明确地说，当今之世，非白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其二是数月后，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主席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文中详细阐明了“一边倒”的理念。毛主席写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但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三大决策”的最后拍板定案和正式对外宣示是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在总结发言中宣称，“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同时，他又重申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说“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是为新中国的诞生做最后的准备。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决策正式法律化。《共同纲领》庄严宣布：“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定，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或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防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在雷厉风行中贯彻“三大决策”
“三大决策”，意义重大。它实为意在解决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和急需解决的三大外交难题。“另起炉灶”是为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与世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为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势力，彻底摧毁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各类控制。“一边倒”则是为奉行“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战略，同苏联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结为盟友。
“三大决策”，互为表里，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中苏签订友好新约是中国实施“一边倒”的重要标志，然而它实际上是“另起炉灶”的结果。而中国的“一边倒”决策又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显然主要是针对帝国主义国家，但也适用于所有外国（包括苏联）同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关系。
“三大决策”问世后，中国共产党在贯彻上雷厉风行，在其革命精神指导下所完成的几件大事都是惊天动地。
先说“另起炉灶”。
建国伊始，新中国外交的要务之一自然是同世界各国重建外交关系。但建立也不能说建就建，中共中央订立的方针是建交需遵循“另起炉灶”的精神。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叫做：中国人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砌起自己的炉灶，不承认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一切对外关系。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将此公告正式函告世界各国政府。
对新中国的成立，世界各国反应不一，有欢呼、有承认、有保留、也有反对，其中尤以如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阴毒反应最引起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警惕。据称，在我建国前夕，中共中央成功接获了一份来自美国的绝密报告，内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是如何在新中国的政权中“造成一个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同时，1949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滞留于解放后的南京，试图同中共接触。但他在同黄华的接触中，虽表示愿与新中国建立新关系，但强调美国“承认”新中国和“条件”是新的中国政府应保证西方国家享有所有旧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不仅如此，美国政府的决策者还分别向一些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发送照会，要求他们同美国结成共同战线，“切勿采取导致承认中共政权的任何行动”。此类事更使毛主席坚信：“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进行干涉”是一个客观规律，“从内部去实施破坏”则是美帝当时对新中国所能采取的主要的干涉手段和形式。
由于客观情况千差万别，新中国在建交问题上果断地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对此专门指示说，遗留在中国的外国使领馆，除社会主义国家外，我们一概不承认其外交地位。此后建交工作，要通过谈判进行，他们必须表明与台湾断绝一切“外交”关系，我们才予承认。
本着此项政策，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对社会主义国家，只是通过来往照会，迅速实现了相互建交。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迅速互派大使的国家。1949年10月2日，即新中国宣告成立后的次日，苏方即致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宣布苏联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互派大使。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随即相继宣布与新中国建交并互派大使。在短短的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11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不需要经过谈判进程的情况下，空前迅速地完成了建交和互派大使的程序。
对一些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我们的做法有别，但也只是一般地要求通过谈判来实现建交，程序也比较简单。个别情况如印尼，因它成立于新中国诞生之后，未曾同国民党反动政府建过交，我们也采取了，不经过谈判即行建交的做法。
加至于关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则必须“通过谈判”，概莫能外。谈判是为了满足我国的两个条件：断绝与台湾的 一切“外交”关系；接受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的原则。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急于求成，甚至还有意选择“等一等再说”，必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新中国在建交问题上还有一个新创举，即同外国“半建交”或称“建立半外交关系”。这具体表现在双方同意互派代办而非大使。最初中国与英国和荷兰的关系即属此类“半外交关系”。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与我建交的国家共有22个。
顺便说一句，“另起炉灶”其实不只是限于同外国建交。毛主席说，“外交队伍要另起炉灶”。
再说“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此项决策与中国的近代史密切有关。旧中国的历史是一部长期备受帝国主义控制和蹂躏的历史。自19世纪中叶起，帝国主义国凭借各种侵略手段，迫使中国订立了不少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华的特权无数。他们在中国享有内河航行权、海关管理权、司法权、自有经营权、甚至驻军权，中国已是主权丧尽，实际已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正因如此，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将新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定为：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势力，彻底摧毁他们对中国的各类控制，完整无缺地恢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
早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就已开始一一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建国后这一步骤更呈加速之势。自1950年1月始，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果断地采取了如下措施：先后收回了美、法、荷、英等在中国的兵营；宣布由中国政府管制对外贸易，实行进出口许可证；规定外轮一般不准驶入中国内河，经中国政府特批而驶入的外轮须是挂中国国旗并在指定的码头停泊；鉴于美国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和英国对中国采取不友好的行动，发布了“关于管制、清查美国财产和冻结美国公私存款的命令”，并征用一些英商在中国的财产；同时，还有步骤和有区别地处理了外国人在中国兴办或津贴的各种文教卫生机构，实现了中国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巩固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
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特权，也是经历了一番斗争的。比如，在征用北京的美国兵营时，美国人就横加阻挠。美国国务院竟大肆宣扬北京市军管会的决定“违反了1901年给予美国的、并在1943年中美条约中加以重申的、久已存在的权利”。对此，新华社于1950年1月18日专门发表评论驳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中已明白宣布，要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一切不平等条约，不管它们是“久已存在”的也好，是“1943年重申过”的也好，北京市军管会有义务执行《共同纲领》，但决定无义务执行这些不平等条约。评论并严正指出：中国人民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保卫自己祖国的主权的立场上，是从不考虑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意志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制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特权，必须废除。新华社的这篇评论典型地表达了新中国在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方面的坚强决心。
最后是“一边倒”决策。
应该说，“一边倒”决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外交上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它导致中国在一个时期全新外交布局的形成。
所谓“一边倒”是指新中国态度鲜明地“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页。此事早在建国前夕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中苏两党即已开始酝酿，但最后的瓜熟蒂落却是在建国伊始毛泽东主席访苏之时。
对“一边倒”，邓小平同志在建国前夕有个独到的解说。他说，帝国主义对我实施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而“打破封锁之道”即是“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一边倒”。“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
实现“一边倒”，核心问题之一是中苏间需废除旧约签订新约，以重新确立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崭新中苏关系的法律基础。国民党反动政府原先已于1945年同苏联缔结了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此约定《雅尔塔协定》的产物，它对中国来说是丧权辱国，在多个方面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废除此约即是新中国实施“一边倒”的前提和必循之途。早在刘少奇同志访苏时，就曾当面直告斯大林，中国人民对苏军驻扎旅顺、苏联拆迁中国东北的厂矿设备、以及外蒙古独立等问题颇多不满。嗣后，毛主席于1949年12月16日（即建国后尚不足三月）即应邀赴苏联访问，与苏方商谈废除中苏间的旧约、缔结新约、以及其它重大问题，以实现中国在外交战略上的“一边倒”。
毛主席此次访苏其实并非一帆风顺，期间曾有过戏剧性的波折，12月16日毛主席抵达莫斯科时，苏联党和政府的欢迎是盛大而热烈的，毛主席在12月23日或24日同斯大林会谈，但苏方突然变卦，毛主席被冷落了10余天。估计其因是：斯大林从一开始即明确否定中苏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再加上陪同毛主席赴苏的苏联驻华总顾问科瓦廖夫片面地根据高岗提供的对我党中央进行污蔑和挑拨离间的材料，向斯大林作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引起了苏方的误解和不满。苏方态度的变化激怒了毛主席，他因此闭门不出，只是读书阅报了若干天。毛主席生气地对苏方接待人员说，我来苏联并非来祝寿，我还有重要的双边关系问题要与苏方商量。斯大林得知后，很快就同毛主席会谈，并把科瓦廖夫的那份报告给了毛主席，从而增进了相互的了解。苏方态度的转变时在1950年1月2日晚，莫洛托夫在与我会谈中首次明确表示苏方同意签订中苏新约。于是，毛主席便于14日至16日访问了列宁格勒。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一行也随即于1月20日飞抵莫斯科，同苏方展开谈判。周总理在谈判时坚持原则，展现出“相当顽强的立场”，以至使苏方代表感到很惊讶。2月14日，在斯大林和毛主席的亲自参与下，周总理兼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在莫斯科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苏联驻华建设50个企业协定等。为了庆祝毛主席访苏获得圆满成功，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同志在莫斯科的最豪华的酒店举行隆重晚宴，从不出席克里姆林宫以外的任何盛宴的斯大林却首次破例出席，这轰动了整个宴会大厅，也为毛主席的此次访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一边倒”的决策功不可没，它使新中国得以站稳脚跟，打破西方的封锁，并发展了自己的经济。中苏关系在缔结新约后曾密切友好过若干年。尽管后来我外交政策因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改变修正主义路线而做了重大调整，“一边倒”决策的历史意义依然不可低估。
“三大决策”和新中国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
说起“三大决策”，就不能不提及1952年4月下旬在外交部召开的新中国的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对这“三大决策”做了最具权威的阐述。
周总理先是简要阐述新中国的总的外交政策。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坚持这一政策，相信以和平竞赛的方法来胜过帝国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为防备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遭到失败。
周总理接着着重阐明新中国外交的“三大决策”。他说，关于“另起炉灶”，1949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做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历史上，有在革命胜利后把旧的外交关系继承下来的，如辛亥革命后，当时的政府希望很快得到外国承认而承袭了旧的关系。我们不这样做。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关于“一边倒”，周总理说，在1949年党的建立28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方针，宣布了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我国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如果没有这一明确的宣布，帝国主义者就会胡思乱想地望着我们，如司徒雷登在南京时还想钻空子。“一边倒”方针给这种胡思乱想的人泼了一头冷水。
在说到“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时，周总理说，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是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除上述的“三大决策”外，周总理还谈了“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和“团结世界人民”等外交方针。完整系统地阐明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政策，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三大决策”产生于“革命与战争”年代和“冷战时期”，而今国际形势已剧变至“和平与发展”年代和“后之冷战时期”，这导致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不断相应地进行调整，今昔自然不能相比。然而，历史不应遗忘。“三大决策”毕竟是新中国的一笔重要外交遗产，后人岂能无视。
说“三大决策”是新中国的一笔重要外交遗产，并非指我们应旧例照搬，而是主要指它所包含和体现的精神颇值我们学习和继承。这个“精神”，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的革命性，二是它的斗争性，三是它的无畏无惧性。尽管当前中国外交已调整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务实外交，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互利双赢，坚持以人为本，然而在外交实践中勿忘这“三性”应该并非是多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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