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对“粮食问题”的基本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确保了农民有了土地；又通过合作化，使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对“粮食问题”的基本认识可归结如下：
1.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毛泽东一直把“粮食问题”看作是解决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重要前提条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指出，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同时，也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我们必须进行经济建设工作。在经济建设当中，农业生产又是第一位的，因为它解决的是最重要的粮食问题。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强调粮食问题的重要性，提请各地各级政府和党内领导干部重视这一问题。例如，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因为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提请注意的六件事，件件与农业有关，与粮食生产有关。1959年7月5日，毛泽东在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调整意见》的报告上写了一大段批语，题目就是“粮食问题”。毛泽东认为，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只有解决好了粮食问题，我们才能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巩固人民政权和防止反革命复辟。
2.粮食节约问题。毛泽东提倡在全国六亿人口中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浪费是个很大的缺点，必须像洗脸一样，每天都应当批判这一缺点错误。粮食的节约要从收割、保管、吃用(收、管、吃)三方面着手，一定要抓得很紧很紧，一定要抓得及时。收割时，要丰产丰收，颗粒还家。必须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从吃的方面讲，要按人定量，结合农时，忙时多吃，闲时少吃。为节约粮食，可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和芋头之类。对粮食的代用品生产，毛泽东也十分关注。1960年10月27日，胡乔木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推广小球藻的生产，以弥补粮食因灾生产的不足。毛泽东看后批示：“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研究、推广。”
3.粮食也是生产力。1948年，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中写道：“人们为着要生活，就要生产生活资料，例如粮食、衣服、房屋、燃料、器具等。”这里，毛泽东将粮食看作人们生活必需的生活资料。而到了1950年6月4日，在《关于修改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给刘少奇的信》中，毛泽东除继续强调粮食是生活资料，是农民利用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外，同时指出粮食也是生产资料，这就肯定了粮食也是生产力。“我们将从地主手里没收的粮食亦和其他被没收的东西列在一起称为生产资料也是可以的，因为这种粮食具有资金的性质。”在毛泽东看来，所谓生产力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劳动者，二是生产资料(或生产手段)。毛泽东提出粮食也是生产力，主要是为了澄清当时某些同志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上的错误认识，便于划分阶级成分。现在看来，粮食也是生产力的论断指出了粮食的二重性，为我们很好地理解生产力概念提供了新的思路。
4.毛泽东重视粮食问题的原因。第一，吃饭穿衣是人们的基本需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毛泽东早年即认识到“食”是人类各种欲望当中最根本者之一，在延安时期，他就用通俗的语言指出，吃饭穿衣是我们十分需要的，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不但我们需要，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也是要吃饭穿衣的”。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这一思想是毛泽东重视粮食问题的重要原因。第二，源于我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自然灾害多，加上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和掠夺，广大中国人民无法得到其生存和健康所需耍的食品，而这些情况无法在建国后的短时期内得到根本改变。第三，关心群众的需要。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租国民党，必须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和生活问题，因为只有解决好了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的工作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战争年代是如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是如此。
二、毛泽东解决“粮食问题”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它并为它服务的。这是毛泽东解决“粮食问题”的基本原则。当时，农业增产的办法主要是三种：开荒，修水利和合作化。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和农业生产现状的判断是：“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小农经济的现实决定了毛泽东在解决“粮食问题”时必须不同于其他国家，而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
1.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可耕土地不足，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农田受到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等灾害影响，加之经营方法落后，中国农民的生活贫困。他们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走社会主义大道，就是走合作化道路。毛泽东相信，广大农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相信党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认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通过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就能实现农业的机械化，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毛泽东的根据很明确，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我们也可以用苏联的办法解决。“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实现了机械化，才能彻底解决粮食问题，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2.兴修水利，基本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毛泽东强调要有水利规划，多搞小型水利，除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水旱灾荒外，保障遇旱有水，遇涝排水。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危害严重的河流。小型水利，主要指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其他水土保持工作，主要由合作社负责。毛泽东提出，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以1958年为例，由于之前在全国范围兴修水利，当年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多亿斤。
3.行绿化，基本消灭荒地荒山。毛泽东主张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按照规格种树，实行绿化。1955年，中共山西阳高县委书记王进写了题为《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的文章，介绍了本县两位农民的事迹。这两位农民通过挖坑、开渠、培埂、堵沟、植树等方法，治水、用水，不仅改变了大泉山面貌，也使自己的生活逐步富裕起来。毛泽东很高兴地看完这篇文章，并将原题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号召每个县委书记向王进学习，用心寻找当地群众中绿化的先进经验，认真总结并使之推广。
4.“八字宪法”。所谓“八字宪法”，是指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农作物增产的八项措施，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长期以来在中国农村，肥料和深耕是增加粮食产量的重要办法。那深耕以多长时间间隔、多深为宜呢?1958年，毛泽东在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九七二)》(初稿)所作的批语和修改中提出，所有耕地可以每三年轮流深翻一次，一般1到3尺，有的地方也可以达到4到7尺。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猪的饲料容易解决，某些青草、某些树叶，番薯藤叶和番薯都可以当饲料，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因此，毛泽东鼓励除合作社公养外，每个农家都养猪，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农作物要合理密植，但上级机关如下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农作物的密植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毛泽东认为，“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对工具改良，1958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迅速在农村展开农具改良运动的指示后，全国各地的工具改良运动热烈地开展起来。毛泽东不仅详细了解了运动进展情况，并指示各级党委要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制定规划，具体领导，做到哪种农具先改、哪种后改，什么时候完成，都心中有数。后来，毛泽东更明确地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而对于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毛泽东提议每省每地每县都设立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或有这方面经验的人，一方面收集全国各地比较先进的农具，通过比较加以改进，另一方面试制新农具，成功之后加以推广。这样，保证农业的机械化“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
三、毛泽东探索“粮食问题”的基本特色
***谈到建国后的情形时说：“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建国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为力保国家的粮食安全、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作了不懈努力，形成了下面几个特色。
1.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解决粮食问题。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革命加生产就能解决吃饭问题，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里的革命就是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建国后，毛泽东则强调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解决粮食问题。“‘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而对于生产建设，毛泽东认为，这不仅是农民的事，军队也应该参加。早在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就明确强调，和平时期军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前提下，应该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这是一项光荣而巨大的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快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种种困难，加快国家的经济建设。军队之所以要参加生产建设，这是因为，第一，由于国内外反动派发动的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的灾害，经济破坏严重；第二，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国家要进行各种建设工作，但是国家收入不足，开支浩大。因此，人民解放军必须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才能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克服这些困难。毛泽东认为，人民解放军的这项任务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战争结束后，人民解放军除了担负保卫国防、肃清土匪、巩固治安、军事训练等任务外，已有空余时间参加生产建设。再说，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政治觉悟高，生产技能好，在战争年代担负过生产任务，有生产经验和劳动传统。人民军队参加生产活动，不仅战胜了困难，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改善了军队的生活，还能够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但是，军队参加的生产项目须在一定范围内，以农业、畜牧业、渔业、手工业等为主，严格禁止从事商业活动。为了使军队正确执行生产任务，毛泽东还具体作了五条规定。
2.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即对粮食进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具体说来，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严格管制私商以及调整内部关系。统购统销要处理的是粮食问题上的四种关系，这就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仅仅看作是解决粮食问题的一项应急措施，更重要地把它看作是改造中国农业不可缺少的环节，以此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这一重大举措，被称作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第二大战役”，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障了国家经济建设，对几亿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安定起了重大作用。
3.统筹兼顾，综合发展。毛泽东认为，无论解决粮食问题、灾荒问题，还是其他各项问题，都必须统筹兼顾，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条件，同各方面协商，作适当安排。粮食问题也是农业问题，而农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国民经济其他行业和部门，农、林、牧三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可见，毛泽东已注意到了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综合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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