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八一九”
姜汉超
每个国家的历史都似一列飞驰的火车，承载着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有人被载入史册也有人被时代遗忘。18年前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尝试着改变“列车”行进的轨迹，挽救即将分崩离析的联盟。然而历史并没有为他们停留，它依旧沿着那条既定轨道飞速前行，直至坠入无底深渊。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表声明，鉴于戈尔巴乔夫的健康状况，自即日起由他代行总统职务，同时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权力，并在全国部分地区实施为期半年的紧急状态，委员会由苏联总理、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等8位政府高官组成。身为副总统的亚纳耶夫曾受戈氏提携之恩，还被戈尔巴乔夫称作 “我最信赖的朋友”。那么他为何要“背弃”自己的“恩人” ？又为何会有如此多党政官员以前途作赌注，与亚纳耶夫并肩作战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如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告苏联人民书》中所说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走入了死胡同，而整个联盟正面临着致命的危险。1985年戈氏上任伊始，便提出要对苏联的经济、政治进行改革。在经济领域，他试图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以取代计划经济。戈氏将自己的全部构想编写成《新思维》一书，并且宣称该书的意义在于实现了领袖与平民的“直接对话”。然而实际的改革却事与愿违，戈尔巴乔夫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弊病估计不足，又忽视了经济变革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他的“新思维”给国家带来的是GDP的大幅下跌，通货膨胀率的迅速飙升以及商品零售价格的普遍增长。著名作家亚历山大•泽诺维耶夫这样评价“戈氏新政”：所有企图避免的，都加倍出现了，物价越来越高，商店外的队伍越排越长。戈尔巴乔夫推行的错误政策不可避免地殃及到了普通民众，一些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而政府的外债偿还能力也大不如前。
与此同时,政治领域的改革则进一步加快了苏联分裂的进程。戈尔巴乔夫曾多次发表言论否定苏共的领导地位，抨击无产阶级专政，提出执政党不应干涉国家事务，企图把具有丰富执政经验的苏共演变为纯粹的选举工具。戈氏一面丑化社会主义，一面强制推行所谓的“民主化”、“开放性”政策。他将共产主义污蔑为“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同时又极力吹捧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多党执政的理念。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政治决策的失误，才使得叶利钦等反对派人士进入政府高层，从而为联盟解体埋下了伏笔。
“戈氏新政”的失败促使各加盟共和国集体发难，戈尔巴乔夫对日益壮大的地方势力无计可施。1991年5月，苏联总统与十五个加盟国首脑达成协议，预定在8月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条约明文规定，“缔约的各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各加盟国有权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领事和贸易关系”，“共和国法律在本国境内至高无上”，“土地、矿藏、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均为各共和国所有”。
面对这份旨在瓦解联盟的协议，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苏共高层的有识之士毅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八一九事件”，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们决定为祖国的命运做最后一搏。他们一度在军方的支持下掌控了首都局势,然而资本主义阵营不会给这个即将倒下的对手任何起死回生的机会，西方国家元首纷纷发表态度强硬的讲话，粗暴地干涉苏联内政。国内的反对派则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阻挠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系列行动，他们借助少数流血事件大肆煽动民众的不满情绪，而部分军队也相继倒戈撤离莫斯科，最终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亚纳耶夫等人的努力宣告失败。在此次事件中，苏联内政部长普戈尤其值得一提，这位54岁的拉脱维亚人用自杀的方式进行了最后的斗争，捍卫了自身的信仰。不久参与事件的主要人员分别遭到起诉或逮捕，在官方给他们罗织的诸多罪名里，有一条是“叛国罪”。
“八一九事件”后，俄联邦总统叶利钦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禁止其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并且冻结了苏共的全部党产。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命令苏共自行解散。12月23日，戈氏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标题为“一个亡国者”。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宫飘扬了整整74年的苏联国旗徐徐落下，一个时代就此终结。
历史有时越久远越清晰，现在我们回头再看，应该背负叛国罪名的究竟是在大厦将顷之际力挽狂澜的亚纳耶夫们，还是在“八一九事件”后弹冠相庆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苏联解体后，叶氏主政下的俄罗斯因无法自食其力而不得不仰仗于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他所采取的“休克疗法”导致国民经济进一步衰退，与之相呼应的是犯罪率的大幅攀升，货币贬值和人均寿命的下降。就连叶氏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普京也沉痛地表示，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如今叶利钦已经作古，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依然活着，他们正在建设这个新的国家，虽然他们不曾改变历史，但是历史会永远铭记那属于他们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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