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胡宗南从未到伦敦见我
注：熊向晖是我们最敬仰的英雄人物之一。他在国民党精锐军队、英国、秘密接待基辛格、美国和墨西哥的传奇一生，展示了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优秀党员坚持永恒信念，在情报战线出神入化的形象。2005年9月10日，熊向晖在北京医院辞世。在他逝世四周年前夕，谨发表笔者与熊向晖对谈录，以及熊生前未发表的一篇文章，相信读者会对中共“潜伏”先驱们有更深的认识。
2005年春夏之交，笔者到北京医院高干住院区探视熊前辈。他所住房间近似于普通的三星级酒店房间，有一个四川籍的男护工帮他推轮椅和负责其他照料，护工的妻子则在熊家做家庭工。那天熊需外出了，熊向晖这个女儿是新华社资深记者，一手好文笔。与多年前见熊伯伯比，他变胖了，肤色稍白了。中共情报机构内高层熟人间喜欢私下称“XX子”，例如罗青长（骡子）、马次晴（马子）、毛诚（毛子），熊向晖肤色稍黑，就被嬉称“黑子”。
问：隐蔽战线内外多年来盛传，您在60年代初到伦敦中国驻英使馆任临时代办，您的“老长官”胡宗南还到伦敦要见你?
熊答：时间就不对嘛！我是在胡宗南在台去世后才去英国工作的。
问：你的回忆录“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1991年首版）发表后广受欢迎。台湾的《传记文学》也令全文刊登。台湾很多人都知道您的名字，并有相当正面评价，说您太神奇了。
熊答：部里头（中央调查部、国家安全部）也有人议论说我们这种单位的人发表这些东西不妥。我当时是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约，书是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实际上，我只写到1949年11月为止。建国以后的工作完全没有提及，不存在泄密或其他什么问题，十几年前，西安电影制片厂要以我的书为脚本拍电影，我没有同意。
问：是否台湾一些人过去这些年有来看望您？
熊答：《传记文学》社每个月都把月刊寄到我家里。也有一些退休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到北京看我，包括一些脱党跑去台湾的人，这些人以前都认识。他们那边八七年就开放人过来了，探亲访友。
问：这会不会影响您？
熊答：他们（台湾访客）能对我怎么样？机关这边都了解情况。
问：您现在的待遇还好吧？知道你一会还要去做一些轻微的身体锻炼。
熊答：机关现在有三个正部级也住这里，或每周来看看医生。凌云（首位国家安全部长）一个，罗青长（最后一任中央调查部长）一个，还有我。但他俩待遇有一点比我好，即他们每年可外出走走一次，公家全部报销。我外出则没此待遇，我去年去了山东一次，我在那里出生的。今年底准备去上海，坐火车去，以前上海部的一个同志安排接待。
问：调查部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1955年到1985年那30年有辉煌业绩和优秀人才，总理说，调查部争取了一个总统（李宗仁），公安部改造了一个皇帝（溥仪）。这么必不可缺的部门怎么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听说被公安部为主的人合并了过去变成国家安全部了？
熊答：我离休之前已去了中信（党委书记），荣毅仁那时是中信的董事长。
熊向晖（未公开发表的文章）:
李克农同志与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
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对这次会议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所作的巨大贡献，已经载入史册。从会前到会后，李克农同志协助周总理做了大量工作。现据当时的笔记和记忆所及，写出几件使我深受教育的事，作为对克农同志九十诞辰的纪念。
一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苏、美、法、英四国外长在柏林达成协议：由苏、美、法、英何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关国家的代表，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起在日内瓦开会，分别讨论朝鲜问题好印度支那问题。
根据四国外长的协议，二月二十六日苏联政府邀请中国政府派出全权代表届时赴会。中央立即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以外长身份率团参加。二月二十八日总理批示：关于代表团人选，“告李（克农）副部长先行讨论，三月二日上午提出名单”；关于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请李副部长决定”；关于会议对策、编印资料、业务分工等，“请李提出方案”。经常事必躬亲的周总理，作了这样的批示，足见他对克农同志的信赖和依恃。
三月二日上午，克农同志函报周总理，建议由周总理任首席代表，由张闻天、王稼祥及外交部一位副部长任代表，由王炳南任秘书长。克农同志在报告中提出：“我请求不参加。因：（1）情报部门三个部今年计划刚通过，需贯彻实施。······（2）我无国际知识，又不懂外文。（3）身体不健康。”
周总理接受了克农同志的建议，但不同意他“不参加”的“请求”，把克农同志列为代表之一，于三月二日晚经中央书记处确定。书记处原则通过了周恩来参照李克农的建议提出日内瓦会议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克农同志抓总。
周总理传达了中央讨论的精神，主要是：（一）对这次会议持积极态度，力争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达成一些协议，促进国际形势的缓和。（二）借参加会议的机会，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发展同外国的经济贸易和交通往来，打破美帝对我们的封锁禁运，相机改进同英国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关系。（三）为了适应上述要求，并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外事干部，代表团可以多派一些人，包括经贸干部和记者，但不需要的人不去。周总理重申，工作人员和记者人选由克农同志全权决定。
二
从三月三日起，克农同志全力投入会议的准备工作。他同国内三十九个单位联系，选派工作人员一百三十二人，记者团二十九人。除我驻瑞士使馆全力以赴外，还请我驻苏联等六个国家使馆抽调人员，人数最多时达一百八十二人。克农同志为了让周总理集中精力考虑大事，根据授权，亲自审定随行人员。只是对随行的公安系统人员，克农同志请罗瑞卿部长直接上报周总理。罗瑞卿部长按“警卫”、“侦保”、“（食品）化验”、“司机”、“厨师”、“医生”等向总理提出了具体名单。其中，警卫人员包括总理的警卫秘书、卫士，也包括克农同志的警卫员李连水。医生是黄树则和周尚珏（总理的保健医生）。
关于医护人员，克农同志本来让傅连暲同志向他本人提出人选。但傅直接报告了周总理，建议配备医生、护士各二人，“医生除黄树则外，另派史书翰。因史随李克农同志在朝鲜将近两年，工作认真小心，对克农身体甚为熟悉。”这一报告和罗瑞卿的报告是同一天送给总理的，总理先接到罗瑞卿的报告并批示：“送克农同志审议，我意侦保、化验可以不要”。后总理接到傅连暲的报告又批示：“同意医生去黄树则、史书翰二同志，护士绝对不要。送李克农同志办。”克农同志为了保证总理的健康和安全，运用总理授予他的人事决定权，确定侦保、化验人员照去，而把史书翰换成总理的保健医生周尚珏。克农同志曾在名单中删去他的警卫员，后经有关同志力劝方休。但由于总理坚持，偌大的代表团未带一名护士。
黄树则受命后，于四月五日分别函报杨尚昆、傅连暲同志，内称：“李克农同志多年来患肺气肿症，并时常发生气喘及左胸心前区疼痛。他前晚感冒发烧，在热度较高时均有明显的心前区疼痛。”并称，克农同志在长途飞行中可能猝发心脏病，而他没有在飞机上抢救的经验。因此建议派苏联大夫一人陪同。对此，克农同志坚决不同意。他说：“死不了，让李连水去，就够照顾我的了。”
三
按照总理的意图，李克农同志抱病领导我代表团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体现了他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周到细致、雷厉风行的一贯作风。这里仅举一例：
（一）对会议所要讨论的及代表团可能涉及的政治性问题，设想各种情况，分别拟出详细的预案，报送总理审定。总理还委托克农同志先期秘密来京的朝鲜外务相南日协商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意见。此外，克农同志领导有关同志就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拟出二十九篇发言稿。这些发言稿在会议期间虽然没有完全用上，但为总理临时现场发挥提供了依据。
（二）克农同志组织外交部、对外联络部、军委联络部、外贸部等十个单位编写有关资料，如：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中国的基本情况和内外政策等，共十二大本，一千七百多万字。这些资料对我代表团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些资料提供给苏联、朝鲜、越南代表团，他们认为很有帮助。
（三）从三月三日开始到三月中旬，只十几天时间，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绝大部分已集中到北京，分别编组，进行培训。没人都按照各自的分工，熟悉情况，学习方针政策。克农同志指定专人向全体人员介绍外交礼仪，介绍瑞士情况，包括有关法令和风俗习惯等。克农同志还亲自作了应该注意的问题及保卫保密的报告。在克农同志领导下，培训工作十分严格，译员、机要员、打字员、速记员等都进行了测试，还请一些老同志分别介绍经验。没出过国的司机也事先学习了有关常识。克农同志还注意吸收外交部顾问、专家们的有益意见。如原国民党外交起义人员刘泽荣等提出的关于全权代表证书的格式及代表团应设对外发言人等。克农同志还组织代表团发言人黄华、随行记者及当时常住北京的外国友好记者贝却敌等，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模拟演习。
（四）克农同志指示我驻瑞士使馆为总理及外表团主要成员预租一座别墅，为一般人员预租旅馆，并安装了日内瓦至国内的电传打字机，保证通讯联络迅速、安全、节约。会议期间，从国内运往日内瓦的物资达十五吨。克农同志还亲自审定了工作制度、保密制度、会计制度、驻地生活制度等。
这些准备工作是从三月三日到四月十九日这一短时间内完成的。
四
周总理及代表团主要成员于四月二十日离开北京，夜宿新西伯利亚，次日下午到达莫斯科。总理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又进行了商谈，四月二十四日下午抵达日内瓦。我们随即广为散发事前印就的周恩来的中文和英文的书面简历。这一简历则是由克农同志主持草拟后，未经总理迳报中央审定的，内容长达五页半，第一段是：
“周恩来，生于一八九八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克农同志认为：宣传周恩来就是宣传新中国。据我所知，此前尚未用过“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这表明了当时毛主席、党中央对周恩来的评价，也反映了克农同志对周总理的敬重和浓厚的阶级感情。
四月二十六日日内瓦会议开始，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会议从四月二十六日到六月十五日，全体会议十五次，限制性会议一次。印度支那问题会议从五月八日开始到七月二十一日，全体会议八次，限制性会议二十四次。每次会议平均四个小时。克农同志除参加这些会议外，还要和有关代表团进行会外接触（宴请、商谈等）。这已经够累的了，但他自比“毛驴子”，仍要多“驮”一些。当时印度没有能够参加日内瓦会议，尼赫鲁派他的亲信梅农到日内瓦活动，梅农常到我代表团来，一坐就是几小时。为了不干扰周总理和其他代表，克农同志往往自己出面与之周旋。
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十二日，与会各国首席代表休会，周总理先后访问印度、缅甸，并与胡志明会谈。张闻天、王稼祥也离开日内瓦。在此期间，总理委托克农同志主持代表团的工作，并协助越南代表与法国代表商谈印度支那问题。
代表团秘书长兼支部书记王炳南除日常工作外，还要参加中美会谈，忙不过来。克农同志主动多做工作。如：
（一）当时有许多国家（主要是法国）的人民团体拜访中国代表团，先后来访的各国人民团体有五百零五个，共三千八百多人，克农同志组织有关同志接待他们，并对联合国秘书处派出的工作人员做工作。这些都产生很好的影响。
（二）会议期间，“环境保卫”主要靠瑞士，内部警卫主要靠自己。克农同志提出：专业人员与一般人员相结合。代表团每个工作人员都要作总理的保卫工作。总理和代表团主要成员所住的别墅，保密困难，为防窃听。克农同志指人利用别墅的马厩搞了一个内部会议室，这是人们料想不到的。
（三）克农同志经常检查代表团的党的工作，了解工作人员的思想、情绪，分别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建议，适当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还注意工作人员的文娱生活，曾放映过卓别林主演的几部“寓教于乐”的电影。
（四）克农同志贯彻执行周总理“勤俭办外交”的指示。代表团的预算为旧人民币三百二十七亿元，实际支出二百二十九亿元（旧人民币一万元折合新人民币一元）。
五
会议期间，重大问题都由总理亲自拟电向中央报告请示，一般的公开情况则由随行记者发回新闻，但克农同志认为不够，他用自己的名义编写《每日简报》，电告外交部并抄送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深受好评。其内容，主要是各代表团及外国舆论对周总理和我代表团的反应，对外接触中了解到的重要情况，以及具有史料价值的珍闻。这里只举一例：
四月三十日，莫洛托夫宴请周总理和英国外相艾登，这是中英两国外长第一次直接接触。克农同志向译员了解情况后，与五月一日电发了第三号《每日简报》。要点是：
艾登：联合王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意承认联合王国。
总理：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意承认联合王国，而是联合王国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艾登：不知周恩来先生是否愿意指定一人，由我们的杜威廉先生和他联系。
总理：我们的西欧司司长宦乡就在这里，他过去常和杜威廉先生接触。
艾登：那好极了，我是特意把杜威廉从北京调来的，看来我们是想到一块去了。
艾登（指着桌子上的水果）：什么水果都有，就是没有菠萝。
莫洛托夫：但是中国有，中国是极其富有的国家，艾登先生应该到中国去一次。
总理：欢迎艾登先生到中国访问。
艾登：我非常愿意。我想告诉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和我同伍的一个军官叫哈蒙，他在战争中牺牲了。上星期他的弟弟给我一封信，要我信任周恩来先生的每一句话。他说他熟悉周恩来先生。
莫洛托夫：美国行事特别冲动，应该应该施加影响，你们有共同语言。
艾登：一个剧作家曾说，英国和美国除语言共同外，别无共同之处。
这样的《每日简报》十分生动，说明很多问题，引起高度重视。
六
李克农同志从他的办公室和军联部（调查部前身）调派五个干部去日内瓦。他指定钟永骥为总理别墅办公室副主任，林风参加越南组，丁升烈参加朝鲜组，王平为《大公报》记者，让我作为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
到日内瓦后，总理指示成立新闻办公室，要我担任主任。主要任务是：（一）协助发言人组织新闻发布会，（二）接待来访记者。总理规定，除新闻发布会外，外国记者同中国代表团接触，一律通过新闻办公室。总理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作了五条原则指示：（一）来者不拒，区别对待；（二）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三）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四）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五）接待中，要有问有答，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我找到克农同志，要求只做具体工作，另请别人当主任。克农同志说：“还没有上阵，你就打退堂鼓?”我说，我水平低，没有经验。克农同志说：“你好像是谦虚，实际是怕，怕那些资产阶级记者。堂堂的中国共产党员，还怕他们？不许推三阻四。”克农同志教导我说：总理的五条指示，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用宣传换情报”，讲出去的是宣传，套过来的就是情报。宣传不象宣传，做情报不象谈情报。他还对“来者不拒，区别对待”作了阐发，要我着重接待有情报可挖的政治、外交记者、专栏作家以及具有中央委员身份的法共《人道报》、意共《团结报》、英共《工人日报》的记者。一般“报屁股”记者则由新闻办公室其他同志接待。他指示我，和记者交谈不要人翻译。他说，好比两人谈恋爱，中间插一个人，那就谈不好了。
克农同志的这些话，对我启发很大。但我还要求他再教我一些，克农同志“火”了，他说，你问我，我问谁？你又不是笨蛋，你有不是不知道我们情报工作的基本做法，你长着脑袋，自己动动脑筋嘛！
在同记者接触中了解的情况，我都及时书面报告克农同志，由他核转总理，有些还电告国内。若有几天不送材料，他就催询。有时他认为所送材料价值不大，就发脾气，说：“不要拿这种破烂货充数。”这虽然有点“强迫命令”的味道，但也有好处，逼着你想办法。在接触中发现，一些资产阶级记者也不满美帝的侵略、战争政策，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和我们相近，可以由此逐步深交、深谈，逃去情报。后来我又向克农同志建议，老师介绍中国的情况和内外政策，记者已不敢兴趣，总要给人家一点东西。克农同志接受了这一建议，在发言人举行新闻发布会之前，让我先将一些有关情况透露给能提供重要情况的记者。总理在别墅会见卓别林夫妇时的照片，克农同志在新华社发表之前，交给我送几位深交的记者。这仍然是“宣传换情报”，而且效果很好。
代表团回国后，克农同志告诉刘少文同志，让军联部通报处李壮、陈峰对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通过外国记者获得的情报材料做了评价。评价称：“所反映的情况，大都时间性很强，紧密地结合了当时的外交斗争。材料来源可靠而且重要······。这些材料不仅对于当时我们在日内瓦了解敌人的政策、意图有直接作用，而且有的对今后研究敌人的对外政策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这是克农同志亲自领导、督促下取得的成果，证明克农同志经常强调的“广泛交友、重点深交”、“政治基础为主”、“公开产生秘密”等原则是行之有效的。
七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总理常在晚上召开代表团各单位主管参加的汇报会，在一次汇报会上，雷任民报告说，英国工商界邀我派贸易代表团访英。对此，总经理指示，可以同意，但现在保密。待中国批准中英两国交换代办后即行宣布，使我贸易代表团作为开路先锋，打头炮。
隔了一天，英国《工人日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报道中国贸易代表团将访英。总理看到后非常生气，指定克农同志在两天内查清是谁泄露的。克农同志找到我。我说，我没有对任何人讲。我知道《工人日报》派来的记者的住处，派人去问，就可以弄清楚。克农同志报告了总理。总理不同意。总理说，新闻记者都要保护自己的新闻来源，这件事自己查不清楚去问人家，在兄弟党记者面前丢中国人的脸。
总理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却使我被认为是唯一可能的泄密者。因为：（一）新闻办公室只我一人参加汇报会；（二）《工人日报》记者由我直接联系；（三）我被授权可以单独接触记者，不需翻译。于是克农同志又找我说，你工作忙，接触人多，有时难免说漏了嘴，自己忘了，现在再仔细想想，承认了，吸取教训。如果隐瞒，就变成另外性质的问题。我有口难辨，又召集新闻办公室四位工作人员开会。我说，我确实没有讲，你们谁讲了，我承担责任。四位人员都说不知此事，周湘浦还借机批评我，并说我提出向《工人日报》记者进行了解是耍花招，明知他是不会说的。我说，千错万错，是中国代表团出的错，有错总要有人承担，于是我向克农表示承担这一泄密事件的责任。克农同志报告总理，总理批评了我，并通报全团吸取教训。此后一段时期，我同外人接触就要翻译在场。
中英交换待办事经中央批准，我贸易代表团已洽办赴英签证。贝却敌来找我，他说，中国贸易代表团即将访英，是件大事。我说，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英国《工人日报》早登了，不知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贝说，是他提供的。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周湘浦告诉他的。
我让翻译李肇基作了详细记录，直接给克农同志。克农同志看后问，周湘浦是什么人？我说，是外交部新闻司的科长。克农同志马上把新闻司司长龚澎找来看那个记录。龚澎说，老熊没有讲，为什么承担责任？克农同志说；“都怀疑他，连我都怀疑他，他不承认责任行吗？谁叫他是情报干部！情报干部就是受气不说，有苦不叫，功则归人，过则归己。”克农同志让钟永骥拿一瓶老茅台酒和一包拼盘给我，他说：“回旅馆去，喝，喝完了睡觉。”我感动的流泪。总理知道后，要克农同志通报全团澄清。总理并指示：周湘浦品质很坏，不能再留在外交战线。
一九六一年中央决定我接替宦乡任驻英代办。我曾去看克农同志。他说：“好啊，英国这个码头很重要。”我提及周湘浦在驻英代办处当二秘。克农同志说：“总理早有指示，怎么还没有执行？我现在不好向外交部提意见，你应该提，把周湘浦调回来，清除出外交部。”一九六二年我赴英就任前，向新调来的主管人事的同志讲了，但未受重视。一九六三年周湘浦夫妇携两个孩子从英国叛逃到苏联。
八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日内瓦会议结束，七月二十三日周总理应邀先后访问东德、波兰，经莫斯科访问蒙古。总理委托克农同志续留日内瓦几天，作好代表团的结束工作。克农同志曾向留下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报告，实际上是对日内瓦会议的很好总结。要点如下：
（一）克农同志说：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亚洲最迫切的两个问题，总的是关于亚洲问题的回忆。新中国作为五强之一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成为这次会议的重大特点。
（二）关于斗争方法和策略，他说：（1）我们开始在公开会议上先讲大道理，从大的政治原则问题讲起，宣布我们的立场和方针，使得我们在政治上处于压倒敌人的优势，这是战斗前的炮兵攻击。（2）进入具体讨论后，走向短兵相接，就要进一步了解敌人的意图，摸敌人的底，不断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使讨论具体化，使会议有所发展。在讨论中，必须坚持应该坚持的东西，但对某些问题，也要做些必要的让步。（3）要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抓住敌人的弱点。（4）始终抓住和平协商的旗帜，善于寻求共同点。（5）我们会前对有关问题作了充分准备，会议过程中根据情况必要的修改。某些问题最高纲领不能实现时，就适当提出最低纲领。不应过早暴露自己的意图，也不能过迟地提出办法，失掉时机。（6）在谈判中要坚定，但不要顽固；要灵活，但不上当；要主动，但不能急躁。外交工作要有坚持性和耐性，不能图爽快，图爽快往往会吃亏，但也要随机应变。（7）要应用各种形式相互配合，善于运用大会、小会、会外接触等等办法。
（三）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收获，克农同志说：由于美国的阻挠，在朝鲜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由于总理利用法、英、美矛盾，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但是，会议的收获，不能用协议的多少来衡量，日内瓦会议远超过会议达成协议的范围。通过这次会议，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打击了美帝的战争侵略政策，确立了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为五大国之一的不可动摇的地位，扩大了新中国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上的国际影响，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给新中国开辟了在国际事务中更为广大的活动阵地，在今后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同时，也使我国和一些国家的关系得到改进。
取得收获的原因，是由于党中央和周总理的正确领导，同志们的努力，也由于我们有强大的后盾，有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
（四）克农同志最后说：今后应大力开展对外活动，尽到中国对世界事务应尽的责任。我们已登上了国际舞台，就不能下台，相反，应该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作用。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且是直接为了保卫我们的经济建设。
九
克农同志离开日内瓦到莫斯科后，身体累垮了，治疗几天后病情有所缓和。总理到莫斯科时看了他。经研究决定：克农同志由我和钟永骥、林风、李连水及其他几位同志陪同，坐苏联班机到伊尔库次克，休息两天，再乘国际列车经满洲里回北京。
克农同志一行到伊尔库次克后，苏方只有机场旅行社的一个职员来接，领到机场的旅馆住。我们要打电话给我驻苏使馆，该职员不让打，还不许我们越过离机场旅馆五米远的栏杆。我们问，这是为什么？回答说，这是上级的指示。八月的天气甚热。机场常有飞机起落，嘈杂不堪，难以入睡，伙食是死马肉、红菜汤，不能下咽。克农同志就这样受了两天罪。上了火车，也使一般的车厢。伙食很差。到了边境车站，火车换轨，要等六小时，苏方旅行社职员又把我们领到火车站的旅馆，仍不让打电话。随行的俄文翻译李越然直接向苏方边境站站长做了工作，在车站给我外交部驻满洲里办事处打了电话，曾处长立即乘汽车来接，克农同志在我办事处洗了澡，吃了饭，才缓过气来。在回北京的途中，我们几个随行人员议论，克农同志是我外交部副部长，是我情报部门总负责人，中苏双方还在进行“合作”，而苏方竟如此对待克农同志，我们非常气愤。克农同志却严肃地对我们说：“不许讲，你们讲就是反苏。”
一九七一年，我曾向总理讲起这一段往事，总理说：克农同志没有讲过。总理认为，当时克农同志不让讲，是由于避免因此向苏方交涉，影响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宁可把此事当做对他个人的无礼而隐忍。总理说，克农同志总是处处照顾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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