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市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根本原因
1929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给地少人多、资源贫乏的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为了摆脱国内经济危机的困境，缓和并转移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军国主义特点的日本帝国主义，只有一途，那就是发动战争。对此，松室孝良并不忌讳，在其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帝国货物之向华走私，为帝国对华之断然手段，其用意在促进华北特殊政治体系之成立，而隶属于帝国独立之下，届时政、经、军诸般问题，均可依帝国之意志而实践的解决。”
为获得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地域并与已经控制的朝鲜半岛连成一气，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出重兵将中国的东三省迅速占领，使得日本国内原已十分窘境的市场与原料问题“得稍缓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日本经济的进一步膨胀，仅仅占领中国的东三省是远远不够的。由此一来，按照1927年“田中奏折”所规划的侵略步骤，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的下一个侵略目标，就是中国的蒙古。
松室孝良在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与认真分析之后，将日本帝国对中国的下一个侵略目标，锁定在“易于进攻的中国华北”。其主要理由有下列三点:首先，作为消费市场的主体--人口，华北所拥有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陕西、河南七省的人口总数约一亿，“为满洲三倍，消费能力当然在三倍以上”。商品之进出，又有便利的天津、青岛两港可资利用。其次，作为日本国内生产所必须的原料，华北七省拥有丰富的煤、铁、小麦、棉花、大豆、石油等，且储量甚丰。松室孝良得出结论:煤的储量仅次于美国，占全世界的第二位，其中仅山西省的储量，就占全中国的一半以上，为中国东北最大煤炭基地--抚顺煤矿的120倍;铁的储量，全华北约在2亿吨以上;小麦的年产量，仅山西、山东、河北、察哈尔4省，即多达11000万担。此外，华北的棉花，年产约330万担;大豆年产约5000万担。因此，占领华北并使之长期置于日本帝国的统治之下，对日本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则原料产量当能增加3倍，民众之消费能力，亦自能大为增强”。第三，对于华北的民众和官吏，松室孝良认为:华北民众大多属于“奸猾而薄弱，易于利诱与威胁”之类;“民众间缺乏团体组织与训练，完全为散沙状态。惟少部分反满抗日实力，仍是再接再厉的与我持斗，虽迭经宣抚、讨伐、军事政治工作，仍为帝国心腹之患”。对于活跃在华北的爱国学生和抗日志士，他们“虽有相当组织与坚决的意志，然大部分为客籍分子，殊难深入华北之当地民间，一旦华北变起，势必大部瓦解，不足为患”。
妥协退让:助长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全面侵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为“心腹大患”，全力“围剿”达10年之久;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政策，却视而不见，一味妥协退让。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级官吏的对日政策和心态，大大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全面侵略的野心。
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级官吏以及中国社会的这种情形，不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便利，更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壮了胆，打了气。松室孝良最后竟得意忘形地写道:“彼等自私的心理，实予帝国以非常的便利，竟可不战而胜，一言可获。”
全面侵华的最大障碍: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抗战意志是坚定的。早在红军长征途中的1935年8月1日，中共就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到达陕北后，红军积极整训，组成抗日先锋军，并于1936年初东渡黄河，以实际行动准备直接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与国民党政府截然不同的鲜明态度和政策，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一开始就感到:要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其最大的障碍和心病。
松室孝良在其情报的《共产党与共产军》一节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共产军之主力，现虽返还陕北，然有袭入察绥向满洲联苏抗日之危虞。此帝国不可忽视者也。” “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澈民心，以中国无大的资本阶级，仅有小的农工阶级，即被煽动。竟由江西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转战数万里，倍历艰辛，物质上感受非常压迫，精神反极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系污蔑红军东渡黄河之举--注），获得相当之物质，实力又行加强。彼等善能利用时势，抓着华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将来实力，不容忽视。”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鉴于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无能，“于彻底抗日之共同目标下，于抗日图存、收复失地号召下，纷纷加入共党，甘为共军之前锋，潜伏于华北，积极活动。并与在满红军，取得联络。”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巨大力量。这支力量的形成、发展与充实，实“为帝国之大敌”。不仅如此，松室孝良还忧心忡忡地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确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还有可能引起日本本土及占领地朝鲜、满洲等地的不安和恐慌。因为“帝国工商发达，早成劳资对立状态，一旦原料不足或市场狭小，发生缩减生活或生产过剩，定有失业之恐慌，极易受共党之煽惑。此外，小农阶级、兵工分子之向上，满鲜民族之穷困，均为共党可乘之机会。”
日本侵华的具体方法:以浪人活动为先锋，以威胁利诱为手段
在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可能性及其应该注意的问题之后，松室孝良在秘密报告中向关东军建议，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法，应以浪人活动为先锋，以威胁利诱为手段。一、日本浪人有日本帝国及其军队作后盾，他们既“敢作敢为”，又对日本帝国效忠。“帝国之威望，皇军之威力，已深印入中国官民之脑海，故我帝国军民之在华北活动者，殊少遭到辱害之情形。大部浪人之不法活动，中国官民殊少干涉，更少向帝国官署抗议。因此，浪人之活动非常有力，愈益显示中国官府之苟安与无能，增加民众对官府之怨恨与失望。”二、“正当日人，洞悉中日间之纠纷，顾虑其生命财产，不愿对华进出以冒危险，或进出亦限于都市，不敢作不正当之事业”。而日本浪人“无家室之累，有敢干精神”，可以“充分的利用汉奸，通力合作”。“此种浪人，既受帝国之庇护，当然对帝国誓忠，故能迭有所命，虽死不辞。帝国即放纵其行动，中国亦无取缔之勇气”。三、假如个别日本浪人在中国活动不力，或因活动出格而引起外交纠纷，日本政府也可以藉口“莽民”，将其监送回国。这样，既无碍于日本帝国的威望，中国政府对之也是无可奈何，不了了之。在采取何种方式实施对中国的侵略上，松室孝良也作了缜密的分析与计划。他主张“鞭策华北，使其官民对帝国怀普遍的恐惧心”，同时“以走私贿诱手段，作当地官吏性格之试金石”。在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法上，松室孝良强调：日本帝国“惟有抚情顺势，积极采用走私办法，作有力、普遍、切实之威胁”，才能达到“输入帝国大批商品，救济生产过剩之恐慌”的目的。也只有达到这个目的，才能既“侵袭英、美列国之市场而代替之，促成全华北物价之下落”。
日本侵华基本方针:“以华治华”
松室孝良认为:虽然国民党政府在人民群众的要求下，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对比较强硬的对日措施，但这只是装点门面而已，并无多大的实际效果。例如国民党当局针对日本浪人疯狂走私活动所采取的缉私措施，松室孝良视为“一人撒米万人拾”的拙举，感到“可怜亦复可笑”。
与此同时，松室孝良也告诫日本政府和军队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倘若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能够采取断然的强硬措施，日本帝国再猖獗、凶狠，“亦惟有听其自主耳”。因为在中国政府的后面，有四万万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如果中国人民的力量发动、团结起来，这不是一个小小的日本帝国所能征服的。中国政府及官吏间普遍存在的畏日心理，有利于日本帝国对中国的全面侵略;而中国广大民众间潜伏着的巨大反日情绪和力量，又大大制约、阻碍着日本帝国的对华侵略。有鉴于此，松室孝良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华北所采取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尽量避免日本人直接出面进行统治，而宜采取“以华治华”的方针政策。情报写道:“帝国对华工作，此后应采取华人治华主义，其方式一为满洲国，绝不用军力占据，自找烦恼。因此，惟有利用土著实力派，造成若干自治独立之政权。第一阶段，必须确保华北及西北，其意:（一）华北各地民众，无组织多奸猾性，抗日力量较小，且为帝国解决原料与市场之地区。蒋介石对华北向持放任态度，事实等于放弃，帝国根据大陆政策，当不以此为满足。（二）西北（指绥蒙言）多为原野，蒙古官民易受皇军之怀柔与统治。（三）华北西北据满洲国之外围，可作相当之缓冲，在军事上有重要之意义:（1）使中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对日观念，纷纷映演，则收复失地之企望，逐渐消沉。（2）断绝中苏之联络，切断共同抗日之战线。（3）断绝非常时任何实力之侵向东北。（四）华北西北确保后，则华东、华中、华南可逐步完全威胁而服之，逐渐使中国政府消灭，而各个独立小政权，则均受制于帝国。”反之，如果采用战争的方式以图华北，建立日本帝国的直接统治，将会给日本帝国增加相当的困难和诸多害处，最终，帝国在中国要获得最终胜利，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松室孝良给关东军的这份秘密情报，对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形及政府和民众的心理，作了全面详细的调查分析，提出了详尽的侵华对策建议。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七七事变”激起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并最终赢得抗战的胜利，却是松室孝良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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