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南京国民政府垮台的时侯，真可以说是众叛亲离。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集体反叛――宁肯留下来接受共产党的“解放”，也坚决不再跟着国民党走。这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呢？
从愿望上来说，民族资产阶级当然希望中国的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使政府成为“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但是，如果现实中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有比他们更强大的势力控制了政权，那也不要紧，“只要能保证资产阶级的利润不断增加，资产阶级是很愿意放弃他们在政权方面的要求的”（弗兰茨•梅林），在德国容克贵族的政治代表俾斯麦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之后，德国的资产阶级就甘心于容克贵族的政治统治而“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迅速发展经济生活上”（同上）。
不幸的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连这样的命运都没有得到，他们倒霉的孕育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母体之中，先天发育畸形，后天更是营养不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诞生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在度过了艰难的幼年时期之后，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趁着全国民众一浪高过一浪的抵货运动的助力，终于迎来了所谓“黄金时代”，其余绪一直延续到１９２７年。这一年，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南京政府的成立在经济上是依靠了江浙财阀的支持，江浙财阀是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金融大资本，与民族资本是有所区别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无疑也是南京政府的支持者。这一方面是因为激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已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力，另一方面，借助于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央政府维持国内秩序、保证自己事业发展的渴望使他们对国民党寄予了厚望。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很快便领教了国民党的厉害。国民党要打仗，可是没钱，怎么办呢？只有在资本家这些财神爷们身上打主意。然而，政府的胃口太大了，资本家们觉得自己万万承受不起。不过这不算什么，政府自有让他们把钱吐出来的的办法：
“当说服无效时，就用强迫手段去强取硬索。他（蒋介石）把原来用于对付工会和共产党的那股恐怖风浪转而用来对付资本家。……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是上海富有的商人之一。南京当局要求傅以自己的企业、私人财产以及同总商会的关系来协助承担一千万元的贷款。傅拒绝时，蒋介石就以傅曾为军阀筹款为藉口，亲自下令逮捕他并没收他的财产。”（小科布尔）
其它的办法包括利用黑社会进行绑架勒索，强迫购买政府公债等等，很多资本家都有幸“躬逢其盛”。以至于一个外国观察者下结论说：“上海在近代任何政权下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
１９２８年，北伐结束了。如果事情就像宋子文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上所说：“在战争时期我们或许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去筹款”，那么，在国内的相对和平已经到来的时候，资产阶级也许能安下心来，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事业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国民党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中国，所谓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一些在名义上效忠国民党的军阀所割据的防区的集合体而已”（同上）。国民党一方面要以军事行动“剿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另一方面又陷入规模巨大的军阀混战之中。
就算这一切都是无可奈何、一时半会儿无法解决的事情，国民党政府即使在它能够做到的事情上也看不出丝毫的为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举措和效果。
对于后进的国家来说，关税是保护幼小的民族工业、抵制外货倾销的有力手段。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便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以５％的协定关税成为世界上最低的进口税率。南京政府成立后，总算是开始与列强进行交涉，并于１９３３年最终收回了关税自主权。然而，与民族工商业者要求以保护关税扶持国内民族工业发展的愿望相反，政府在税率的确定上完全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有人对此作过详细的研究，把进口货按其与国货有无竞争分成两大类，结果发现，非竞争性进口品的税准总是高于竞争性进口品的税准。（郑友揆）
从国民党的思想观念来说，“节制资本”是它一贯的政策主张。但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并不是站在国计民生的角度如孙中山那样来考虑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南京政府从来就不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权，它是一个以军事力量、流氓黑社会力量为武力后盾的力图以官僚集团统治一切、攫取一切的政权。表现在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上，就是以官僚资本控制、吞并民族资本。在１９３５年完成了对金融资本的全面控制之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业资本便开始遭受种种打击。
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相当强烈的国家民族观念的，虽然也不免于要和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势力互相勾结一下，要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压榨以保证自己的利润。但是，“实业救国”始终是是他们最响亮的口号，这一点在抗战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抗战时期有６００家民族资本的工厂迁往内地，先是迁往武汉，１９３８年６月武汉形势危急又迁往四川、湖南、广西和陕西等地。１９４４年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在湖南和广西的工厂又紧急迁到贵州。工厂设备边走边弃，迁到贵阳的只剩下７００多吨，大部分都已经无力再复工了。可以说为了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日本投降之后，这些内迁的民族资产阶级一面狼狈不堪、痛心疾首，如李烛尘所称：“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回。”一面又满怀期望在政府的帮助下东山再起，特别是利用政府接收的敌伪产业。迁川工厂联合会致电政府要求优先承购敌伪工厂以弥补战时损失。棉纺织业更因为长期以来主要竞争对手日本的垮台而欢欣鼓舞，要求政府准许将所接收的日伪纱厂交民营工厂代为经营。不料宋子文先是答应，后又食言，竟称：“政府决无此种义务，必须以此项纱厂售给现有财力之少数人民，助其发财。”最后，这些巨大的产业都进了官僚资本的口袋里。１９４５年成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了１１２个日伪企业，垄断了半数以上的上海纱锭，成为民营纱厂切齿痛恨的对像。
１９４８年８月，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强迫兑换金元券，蒋经国亲自坐镇上海，疯狂的搜刮民财，富有的工商业者当然难逃罗网。荣氏家族的荣鸿元遭逮捕后被勒索了５０万美元方才释放，出狱后他心灰意冷，远走巴西。据外国人的报道，上海有３０００名资本家被监禁，只有乖乖的拿钱才能放人。这最后一次的打击彻底摧毁了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信任。
“只要国家还像个国家，政府还像个政府，中国的民族工业就有希望。”《子夜》中的吴荪甫曾经这样希望过，然而等待他的是却是破产！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无一例外的软弱不堪，无一例外的渴望政权的保护和扶持，又无一例外的得不到这种保护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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