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诊整理
娼妓，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在我国已有了二千余年的历史，远溯汉唐，近至明清，到民国时期发展到空前规模。据有关学者推算，新中国建立之前分布在全国的妓院约有近万家，上海有800多家，天津有500多家。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尔（S.D.Gambie)曾对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的比率作了调查，结果是伦敦1：906、柏林1：528、巴黎1：481、芝加哥1：473、名古屋1：314、东京1：277、北平1：259、上海1：137。这就是说，在伦敦平均906人中有一名妓女，而上海则是平均137人中就有一名妓女，比例之高居世界八大都市之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允许烟赌娼公开营业，以达到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目的，卖淫业急剧膨胀，据汪伪上海市警察局1942年《年报》记述，这一年上海有妓院3900余家，妓女3.9万人。
娼妓业是私有制产生后滋生发展起来的怪胎，它是罪恶的渊薮。《天津志略》中描述旧中国的娼妓业，说道：“津门妓馆甚多。。。。。。腰囊充盈者每视为温柔之乡，挥金如土，毫无吝啬，以有数之金钱，塞无底之深渊，其不倾家荡产者，未之有也。况妓人阅人既多，莫不染花柳恶疾，传至游客之身，毒焰因之更炽。”
妓院林立，流娼遍地，致使旧中国性病流行蔓延，据解放初期的统计，患性病的人口在一千万人以上。北京市在1950年春，对收容中的1303名妓女进行性病检查，检查结果表明患性病的有1259名，占96.6％，性病的蔓延，极大地危害着民族的肌体，引发出种种社会问题。如天津谦德庄一带的妓院，主要依附宝成、北洋、裕元、裕大四大纱厂而存在，工人患性病者不断增多，致使工厂减产，有的车间甚至不能正常开工。
妓院还是藏污纳垢、滋生犯罪的场所。军阀、匪盗、毒犯、流氓、骗子把妓院当成安乐窝，在里面挥霍不义之财、吸毒贩毒、聚众赌博、打假斗殴。解放后，一些作恶多端的土匪、特务、恶霸、反革命分子等经常混迹于妓院中逃避人民的惩处，把妓院当成避风港。如国民党军统特务韩凤才，在长辛店行抢作案后潜逃到北京，就隐藏在石头胡同的一家妓院里被抓获。妓院还是人贩子的推销处，人口贩子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拐骗、收买穷人家妇女或小女孩，高价卖给妓院。如武汉的蝴蝶党，就是一个专门以拐卖妇女为业的流氓组织，组织的成员都是些心狠手辣的地痞流氓恶棍，凡是被他们拐骗的妇女，都是先奸污后卖给妓院为娼。
娼妓活动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扰乱社会治安。上海禁娼史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解放初期，上海市长陈毅有次在延安东路公共舞台看戏，警卫战士穿着便服在市长坐的汽车附近警戒，突然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上前拉他的衣袖，脸上勉强堆着笑容，向他伸出两个指头，轻声说：“困一夜，两块钱，阿要？”警卫战士猛然挣脱，大声斥责：“你干什么？”把姑娘吓得直往漆黑的弄堂跑去。陈毅市长得悉后，对警卫战士说：“今天她吓跑了，明天她照样又到街上拉客，可悲啊！”
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传记里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进北平后，毛泽东先住在双清别墅，并不是没有进过北平城。有天晚上，他带了秘书，乘一辆吉普车，进了北平城。在一个胡同口，车子被一群吵吵嚷嚷的人阻断了去路，原来是妓院的老鸨在揍一个逃出来的小妓女。老鸨带着一帮打手对着小妓女就是一通拳打脚踢。毛泽东看到了这一幕，愤怒地将拳头砸在车子的靠背上，让秘书赶快去阻止。秘书拨开人群喝道：“不准你们毒打她！”“你是哪路神仙？关你什么屁事？她是我的丫头，我打她你管得着吗？”秘书不吃她的一套，挥手抓住老鸨的手说：“我就要管，我们决不允许自己的兄弟姐妹遭受这样的折磨。你必须马上送她上医院看病。”
毛泽东暗访北平看到了这最揪心的一幕，很是气愤。此后不久，彭真来见毛泽东，也谈到妓院的事。当时，彭真出任北平市委书记，有一天深夜，他率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南城一带的妓院了解情况，一个15岁小妓女痛哭流涕，讲诉了自己是怎么被拐卖到妓院，被老板盘剥后，一天的所得就是4个窝窝头。彭真气愤地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能坐视不管吗？”毛泽东本来就为此事气愤，彭真来后，更是义愤填膺，急电罗瑞卿，罗瑞卿急急赶到后，毛泽东坚决地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毛泽东的愿望能够达到吗？娼妓制度是人类社会最残酷、最野蛮的一种制度，是旧社会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的作恶工具。然而它依附于剥削制度存在，本身就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在旧中国的反动统治制度下，禁娼始终是一句空话，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提出妇女解放问题，就提出了废娼问题，然而，旧中国历届政府均允许开设妓院，只禁私娼，不禁公娼，反动政权把向妓院征收“花捐”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而且旧中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社会风气堕落，更多的妇女为了生存，被迫沦为妓女。即使从国际上看，1929年2月，日内瓦“国际联盟妇孺青年保障参议会”发表的各国娼妓制度的报告中称：即使在那些完全以法律废止娼妓制度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等20多个国家，及用法律“节制娼妓制度”的法国、意大利等19个国家里。卖淫既然是“用性活动换取金钱或值钱物品的行为”，那么在不择手段获取金钱为最高追求目标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禁娼”只不过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形式罢了，娼妓业世纪上处于一种得到资产阶级政府默认的状态。在西方世界里，各种淫秽色情“活动”和“服务”比比皆是，卖淫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西方一社会学家在分析了西方世界的娼妓现状后，不得不哀叹：“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卖淫似乎是不可能根除的。”
然而，这个结论和旧中国绵延了二千年的娼妓制度一起，被新中国的人民政权推翻了。
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对娼妓制度采取的是坚决禁娼的方针，绝不容许在新社会里继续存在。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条件不同，因此大体上采取了两种方式进行禁娼运动：一是以上海天津等为代表的，在相对较长的时间里（到50年代中期），逐步取缔妓院，肃清娼妓；二是以北京西安等为代表的，在短时间内摸清妓院的有关情况，集中力量，统一时间，一举将妓院予以封闭。
北京封闭妓院纪实中记载：在解放军入城后，为维护社会治安，先是对妓院实行管制，并做出了一些规定。例如，各妓院必须备有留宿住客登记簿，详细记载住客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并于每日22时前将登记簿送达当地派出所备核；凡有身着便衣持枪游娼者，须迅速秘密报告，等等。还规定，妓院不得做非法生意；不得虐待妓女；不得诱迫良家妇女为娼；不许阻拦妓女从良等等。此外，公安局对妓院进行登记。登记项目包括妓院名号、老板的姓名及住址、妓院人数和妓女来源等。为了阻止嫖客逛妓院，公安局还曾经采用过盖章的办法。凡是到妓院的嫖客，一经查出，先进行教育，而后在嫖客所携带的证件上盖上“嫖客查讫”的印章。如遇未带证件者，甚至把这章盖在他的衣服上。结果，逛妓院人数急剧减少，导致很多妓院或关张，或转行，或全班人马搬迁它地。
如何改造、清理妓院，解放军1949年5月进驻北平后，市政府就曾经开会研究。市长叶剑英曾指示，先要把妓院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先是由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单位联合对妓院进行调查，了解妓女的情况。他们采取个别谈话与集体谈话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这项工作。对于妓女们来说，她们太陌生于开会了。所以，调查时以个别谈话为主。此时，妓女们的心情十分复杂，既有恐惧，又有好奇、间伴疑惑和不屑。于是工作组向她们再三申明，向她们作调查的目的，没有别的，只是要关心她们，要帮助她们，是为了使她们脱离火坑。对于工作组来讲，召集妓女开会并不太困难，最难的是深入到妓院，找妓女个别谈话。因为，这些青楼女子往往慑于老板的威吓，不敢向工作组说话，更不敢轻易地讲出心里话来。于是，工作组或把老板支开，或把妓女叫到别的地方加以开导。要她们不要怕，要相信政府会给她们作主的。听了工作组的肺腑之言后，妓女们这才纷纷向工作组哭诉自己的悲惨身世和苦难遭遇。一个叫兰英的山西姑娘说，她的父亲病亡后，她与母亲到了北平，意在投靠嫁居京城的姐姐。而守寡的姐姐因生活所迫，已经进入妓院从妓。出于维持因姐姐遭遇而生病的母亲和自己的生计，她也被迫当了妓女。不久，母亲与姐姐的相继辞世后，她因欠了老板的债，只得继续留在妓女的行列，忍受病体和嫖客的折磨。
工作组经过逐一调查，不但基本弄清了全市200多家妓院的情况，而且基本掌握了妓女们的情况。然后，公安局和民政局把调查结果上报中共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
有关妓女的情况既已掌握，改造妓女的问题也就提上了日程。 1949年8月9日 ，北平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会上，有两位代表提出了改造妓女的提案。提案建议，设立妓女习艺所，收容妓女，并施之以教育，授以劳动技能，把她们改造、培养成为靠劳动生存的人。代表们经过热烈的讨论后，通过了这两个提案。 9月19日 ，《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出台。《办法(草案)》说：“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理之。对妓女采取统一集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和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所谓“跟妈”，即妓院里雇来侍候并监视妓女的妇女。所谓“伙计”，即负责接待嫖客和充当老板的打手于一身者。《办法(草案)》一经颁发，各方面人士立即投入工作。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企业局、妇联、人民法院特别共同组建了“处理妓女委员会”。 10月15日 ，这些单位又共同组成了“封闭妓院总指挥部”。指挥部总指挥由公安部部长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担任，市民政局局长董汝勤、妇联筹委会副主任杨蕴玉、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武创辰等担任副总指挥。
中共北京市委领导十分重视封闭妓院的工作。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刘仁不仅登门总指挥部，鼓励大家充满信心地工作，而且带领杨蕴玉等人到前门外的“八大胡同”，专门调查妓院，深入了解妓院及妓女的情况。
诚然，人们越来越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是，在行动上，对封闭妓院一事，不少人还处于观望阶段，还在怀疑之中。尤其是在妓院老板看来，妓院毕竟已存在上千年，封建王朝禁而不止，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曾颁布法令，大张旗鼓地“禁娼”，结果不了了之。共产党么？也未必能成功。然而，1949年11月21日 的一道电令，使震惊历史的行动成为现实。
11月21日 下午。中山公园中山堂。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在召开。5时许，大会执行主席、市妇联筹委会主任张晓梅宣读了一项决议案。决议案说：“查妓院乃旧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侮辱妇女人格的兽性的野蛮制度的残余，传染梅毒、淋病，危害国民健康极大。而妓院老板、领家和高利贷者乃极端野蛮狠毒之封建余孽。兹特根据全市人民之意志，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宣读声尚在空中回荡，如雷的掌声就已经响起。代表们一致通过这一决议案。5时30分，聂荣臻市长在麦克风前宣布：立即执行这项决议。通过电话，这一决定迅速传到早已待命的市公安总局办公室。指挥部办公室接过电话，立即发布了第一号命令。命令说：“为统一行动，决定今天下午6时以分指挥部为单位，用召集开会方式，集中老板、领家；8时开始集中妓女；对茶房、跟妈当晚集中管制。”执行任务的27个行动小组共2400多名干部和民警立即悄无声息地分赴预定岗位。
“出发！”一声令下，干部战士随同早已待令在天安门前的37辆卡车，风风火火地奔向妓院集中的地区。
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八大胡同，是有名的红灯区，而且以一二等妓院居多。所谓八大胡同，指的是王广福斜街、陕西巷、皮条营、韩家潭、胭脂胡同、石头胡同、百顺胡同、纱帽胡同。与繁华的商业街恰恰相反，这里白天冷落清静，而一到夜晚，便灯红酒绿，热闹异常。因此，这里理所当然地成了封闭妓院的重点地区。一声令下，口戴雪白大口罩的战士早已荷枪实弹，把各胡同口和妓院门口封锁得严严实实。行动组人员出现在妓院里的时候，妓女、跟妈、茶房和管制们顿时乱作一团。狂呼乱叫者，有之；赤身裸体地跑出来胡闹者，有之；赖在床上不起来者，也有之。直到行动组下了威严的命令，并告知谁也跑不出去时，她们这才逐渐地安静下来。后来，这些妓女被送进了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妓院的老板和领家们，则在大规模行动前就被集中到一起，由公安总局警法科关押起来了。这一晚，共集中了424名老板和领家。经过审查，跟妈、茶房等大多取得获释。行动组监督账房清点完妓院财产，并登记造册后，一纸“北京市人民政府十一月封”的封条贴在了每个房间的门窗上。这场特殊的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5时才基本结束。就这样，全市封闭所有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6人。绵延上千年的毒瘤终于一夜之间就被割除了。
相对北京来说，上海的情况则要复杂一些。上海是全世界娼妓最多的城市之一，从清朝“驰海禁”以来，上海就是河运和海运的重要港口和商埠。鸦片战争以后，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相继在上海设立租界，随着上海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发展，人口骤增，“十里洋场”为冒险家淘金者提供的淫业随之急剧膨胀。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上海租界后，允许烟赌娼公开营业，更是变本加厉。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接收大员、达官贵人、富豪巨商、流氓大亨、美国水兵纷纷从外国和内地涌入上海，寻欢作乐，又进一步刺激了淫乐业发展，妓院、妓女比过去有增无减，成了旧上海娼妓史上的全盛时期，1946年据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调查，全市估计有妓女4万人。1947年国民党市政府向市参议会提交的一份议案中称“上海以卖笑为生者统计不下10万人，间接赖生者而数倍之。1948年1月出版的《上海市大观》一书对上海的淫乐业作了一翻描述：“沪滨风月，天下艳称，青楼妙姬，韶颜稚齿，烟视而媚行者，不计其数”。上海解放前夕，随着解放军进军的炮声，那些经常涉足妓院寻花问柳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流氓恶霸和有复杂政治背景的妓院主吓得纷纷逃往香港、台湾，一批妓院自行关闭，妓院有了显著减少，上海解放的当月，1949年5月向警察局登记的妓院由同年1月800多家减少到525家，登记妓女由4000多人减少为2227人。
中共华东局在研究制定上海解放后的接管改造工作时，陈毅就指出：“妓女是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受苦人，新中国决不允许卖淫现象继续存在，我们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解放妓女。但刚进上海，恐怕还不能马上解决妓女问题，只好让她们再吃几天苦，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上海解放以后，百废待兴，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恢复生产，上海依附于娼业糊口为生的人数众多，包括许多人力车夫和许多沿门挨户到妓院中提篮叫卖的小贩，国家一时无法安置这些人就业，如果不经过一个相对较长时间的准备而封闭妓院，势必影响到这些人的穿衣吃饭，并危及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同时社会上流传的谣言很多，残余反革命分子造谣说“共产党经费困难，要卖妓女，年轻漂亮的1500元，最丑的也要卖300元”，有的恶毒造谣“解放军打台湾，要把妓女绑起来放在前线去踩地雷，为解放军开路”等等，弄得娼妓人心惶惶，情绪对立。
针对这些情况，1949年6月，市公安局责令全市妓院进行登记，审核发证，并规定；（一）凡狎客涉足妓院必须登记姓名、职业、住址，每天送公安机关备查；（2）不得容留公务人员和身份不明者；（3）患有性病的妓女不得接客；（4）不准妓女到马路上沿街拉客。8月16日市公安局颁布《管理妓女、妓院暂行规则》，宣告废除妓院主与妓女之间的一切契约，如妓女申请脱离，院主应无条件允许其自由。由于上述管理措施，一些妓院不敢接待规定不得容留的狎客，一些狎客也因怕留下姓名、地址被公安机关通知其工作单位，不敢涉足妓院。随着狎客减少，营业清淡，一批妓院自行停业，妓院妓女逐渐减少。
上海解放初期，不登记的私娼比妓院妓女要多得多，陈毅市长碰到的就是流窜于大街小巷卖淫为生的私娼。针对这种情况，公安机关先从重点打击幕后操纵、胁迫私娼卖淫的私娼主和台基主（提供卖淫场所的人）着手，对私娼主要采取驱赶和警告的办法。同时，民政局还在泰兴路601号设立了妇女生产教养所，收容一批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私娼。至1950年底，全市共查处私娼主、台基主627人次，处理私娼和狎客7667人次，收容私娼400多名。全市的私娼人数有了明显减少。
经过两年半的积极准备，全市的妓院已所剩无几，私娼也减少了，宣布禁娼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1951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关于本市处置娼妓计划》，决定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11月13日，市公安局召集72家残存妓院院主训话，宣布妓院为非法，收回执照，命令立即停止营业。停业后必须为妓女治愈性病，帮助妓女转业，保证妓女不转为私娟。但妓院主回去后，对有关为妓女治病、转业等三条责令不向妓女传达，引起妓女对政府的不满。11月22日，市公安局又召集180余名妓院妓女开会，重申政府取缔妓院和娼妓的决心和办法，说明政府已责令妓院主在取缔妓院后负责为她们治疗，帮助解决生活出路，从而消除了妓女的顾虑。
11月23日 ，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取缔妓院、收容妓女的决议。并建议人民政府对上海现存的娼妓亦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取缔。 11月25日 晚上9时，市中心区9个公安分局统一行动，首先在各游乐场、马路上收容320名私娼。当晚11时，公安干警分别进入对抗政府法令、继续营业的妓院，对妓院内的财物一一清点造册，贴上封条，并将妓院主、老鸨、龟奴集中送往第一劳动教养所。在这次统一行动中，封闭了全市72家残存妓院，收容181名公娼，334名妓院主、老鸨、龟奴，经过审讯结案，分别移送法院和送劳动改造。收容的妓女（公娼、私娼）全部送往新建的通州路418号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经过这次封闭妓院、取缔娼妓的行动，张灯挂牌的妓院从此不复存在，沿街拉客的暗娼也显著减少。封闭妓院，收容妓女的行动，在全市立即引起了各界人士强烈反响，广大群众热烈拥护人民政府的决定，许多群众自发书写了“拥护人民政府取缔娼妓”、“庆祝姐妹们翻身，欢迎姐妹们站起来”等口号标语，贴满妓院周围。当一批批妓女取了个人财物去教养所时，里弄群众聚集弄口，振臂高呼口号，满腔热情地欢送她们，有的妓女激动得热泪盈眶。
封闭妓院后，收容妓女的工作暂停。1952年夏，暗娼活动又有所反复，嵩山、老闸等区（今都属黄浦区）的各游乐场所，如大世界、先施乐园、大新游乐场等，成为暗娼活动的集中地。暗娼的狎客中以工人为多，也有少数机关干部和现役军人。同年9月14日，市民政局会同市公安局以嵩山、老闸等区为重点，突击收容暗娼653人。
1953年夏，暗娼又由隐蔽转为公开活动。同年9月9日，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批复市民政局《为变更收容处理暗娼办法的请示报告》，由公安、民政两家和市救济分会联合行动，以嵩山、老闸等5区为重点，突击收容暗娼554人。这次收容，在处理方针上，采取收容改造少数，教育警告多数，应用政府管制与群众监督教育相结合的办法，重点收容在公共场所公开拉客、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及屡教不改的暗娼。对一般初犯失足者和情节轻微的暗娼，由公安局拘留教育一、二天并留下违警记录后，交里弄群众监督，外省来沪者一律遣送回乡，交当地群众监督。1953～1958年初，妇女教养所共收容改造妓女7000多名。此后的20年间，社会上的暗娼活动基本消失。
至此，在上海彻底消灭了存在几百年的野蛮、残酷的娼妓制度。由全世界娼妓数量最多的大都市，转变为消灭了娼妓的新上海，人们公认这是改造“十里洋场”
的一项伟大成就，史无前例的创举。
在新中国禁娼史中，令人震撼的却不仅仅是这些高效果决的封闭妓院，取缔娼妓行动，可以说，最让人感动的，是人民政府对旧中国娼妓的教育改造。新中国对娼妓的教育改造史，完全称得上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值得后人大书特书。
旧社会沦落为娼的大多数都是贫困家庭出生，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过着非人的生活。她们被迫频繁接客，身体遭受严重摧残，稍有不从，即受妓院老板和嫖客的百般虐待。她们普遍患有各种性病以及贫血和败血症，得不到治疗。她们大多系受人贩子、歹徒拐骗贩卖沦入烟花；有的因天灾人祸、生活无着，坠入娼门；但也有少数爱慕虚荣，自甘堕落的。在经济上，娼妓受严重盘剥，在人身上，丧尽自由，常遭打骂惩罚，甚至任意买卖，受尽人间凌辱和压迫。但同时，由于娼妓长期浸淫于人间最无耻肮脏的场所，身上也带有很多恶习。1951年11月，上海集中取缔妓院收容的501名妓女和暗娼，送到教养所后，由于是突击收容，许多妓女思想没有准备，对政府的改造政策不了解，又都是被扭曲了灵魂的文盲、半文盲，对谁也不敢相信，思想十分混乱，她们采取各种办法，抵制教育改造。有的恶言秽语，大哭大闹；有的对教养所工作人员手抓嘴咬，拳打脚踢；有的不吃不睡，用沉默对抗；少数人不知羞耻地赤身裸体耍无赖；个别的甚至以死威胁。面对这些被旧制度折磨得磨灭良知理性的人，教养所工作人员牢记党的教导，以阶级仇、姐妹情，满腔热情地对待她们，耐心的大会讲，个别谈，反复讲解党的政策，摸清她们种种疑虑，做稳定思想情绪工作。当了解到有的牵肠挂肚，担心家中年幼儿女无人照顾时，教养所很快将134名幼儿接来与她们见面；有的提出要取回放在亲友处的财物和亲属来所探望，对这些合理要求，都一一帮助解决，使她们思想情绪逐渐稳定。接着，教养所遵照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改造和安置工作相结合”的方针，有计划地进行了教育改造工作。
－－－－进行以吐苦水，挖苦根为中心的阶级教育。
为了启发引导和提高她们的阶级觉悟，组织她们观看反映妓女悲惨生活的电影
《姐姐妹妹站起来》，市公安局派人到教养所向她们宣布已被政府逮捕的妓院主、老鸨、龟奴的名单和罪行，并把6名罪恶严重的妓院主押到教养所召开控诉大会，引导她们吐苦水，挖苦根。阶级教育擦亮了她们的眼镜，她们开始认清了新旧社会两重天，感到自己也是“人”，要过人的生活，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有个浙江姑娘十几岁被人贩子骗到上海卖进妓院为娼，每天要接十几个嫖客，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患上性病。过去她把这悲惨人生归结为“命苦”。经过阶级教育她苏醒了，明白这一切是旧社会人吃人的政治制度造成的，她双膝下跪在公安人员面前，要求惩办妓院主，字字血，声声泪，控诉妓院主对她的压迫和摧残。以后她完全变了样，治好了性病，努力学习文化，掌握了织袜技术，安置出所以后，被评为“六好”职工，结了婚，生了儿子，逢人便说是毛主席，是共产党救了她，给了她一切。
－－－－医治性病
教养所第一批收容的妓女中，经检查，其中88.3％的人患有程度不同的性病，当时医治性病的特效药盘尼西林，国内还不能生产，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家又对我实行封锁禁运，全靠第三国进口，非常珍贵，而且需求量很大，仅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就有7500名妓女。上海药库里仅有的盘尼西林原定送往朝鲜战场供志愿军伤员使用，陈毅市长了解后，立即批示：“先给教养所，志愿军战士另想办法”陈毅说：““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在医务人员悉心治疗下，治愈了所有学员的性病。医治性病，是促使她们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开始不少人不相信政府会拿出钱来给她们治病，传播谣言说怪话的大有人在，还不配合医生治疗。如有个叫华爱英的学员，开始医生给她抽血化验，她在学员中散步谣言，说”共产党抽我们的血是送到朝鲜战场给当兵的用的”。后来查出她已是晚期梅毒，在过去只有等死一路，结果教养所为她治愈了疾病，她声泪俱下的说：“我一直以为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好的，工作人员教育我，我听不进去，反而听信谣言，我对不起人民政府，对不起工作人员”。
－－－－学习文化，开展文娱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封闭妓院，收容妓女的根本目的，并非仅仅是给她们治疗肉体上的病，也并不是仅仅为了使她们弃娼为良，而是还要在转变她们的恶习基础上，教给她们自谋生路的劳动技能，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服务于新中国。旧社会，这些妓女本来多是穷苦家庭出生，没有机会学习文化，教养所里的学员80％都是文盲、半文盲，教养所要求文盲3个月读完一本识字课本，经考试摘除文盲帽子才算改造合格。还组织新生妇女何尝队，演出队等，自编自演文艺节目。
－－－－参加劳动，学习生产技艺。
由于许多妓女长期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初被集中到教养院时，她们都害怕劳动，有的还流露出劳动累死人，受不了的思想。针对这些情况，工作人员教育学员树立劳动观点，给学员们讲《劳动英雄赵梅英》等革命故事，逐步组织学员自己管理日常生活，如打扫院子和厕所，烧茶炉等，教养所设有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弹药用棉花等工场，根据各人爱好和体质，组织每个人参加劳动，掌握生产技艺。通过劳动，学员们也慢慢树立起劳动观点，增强了重新作人的信心，为以后安置就业创造了条件。
－－－－安置就业。
一般经过两年左右的教育改造，达到1，治愈性病，控制传染；2，提高思想认识，出院后不再重操旧业；3，有自食其力的劳动能力等3个条件，方能安置出院。从第一批进教养所的501人开始至1958年教养所撤销，先后教育改造安置了7513人。1955年，新疆建设兵团真诚地对教养所学员们说：新疆急需一支建设大军，姐妹们只要讲清自己的过去，符合上海人民政府安置就业的四条标准，本人自愿，都可以报名。首长还告诉她们，新疆目前还比较艰苦，要有吃苦的精神准备。听了新疆首长的报告，学员们写了1000多份决心书，920个姐妹被批准参加了解放军，她们唱着《南泥湾》来到新疆建设兵团，仅仅5年后，这支西进新疆的特殊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有了近百名党团员。她们的人生也大都有了正果，成为母亲。领唱《南泥湾》的那位姑娘，原是金陵秦淮歌女。被小开糟蹋后又遭抛弃，她身心俱伤流落上海。上海滩岂是一个卖唱歌女的存身之处？只有下水一条路。日久，她的身边围了一群名呼“干爹”、“阿哥”的嫖客，可怜她又从一名歌女沦落为娼。进劳动教养所后，她的歌唱才能被发现，先让她担任歌唱教员，又由她领头组织了一支“新生妇女合唱队”。她一路唱着“南泥湾”到新疆后，成为一名享誉天山南北的文工团员，活跃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艺战线，深情地歌唱新生活，歌唱拓垦荒原的将士。她在天山脚下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伴侣，有了幸福的归宿。
在闪着银光的博格达峰下农场，有大片的棉田和麦田，有驰名中外的瓜果之王——“金皇后”甜瓜，这是天山雪水和塞外骄阳对日日面朝黄土背负青天者的怜悯，“金皇后”给辛苦劳作的农场人带来日渐丰厚的收入。
“金皇后”这个瓜名，总让曾经的学员，后来的兵团战士金月华联想起一段往事，想起“舞皇后”红遍上海滩和香港的当年。“香港的报纸，一大张一大张登我的照片哟。”金月华忆说这些时，全然是过来人的神情。人生的经历，无论荣耀还是磨难，都不会忘怀。金月华人生的多半时光是在雪山下的农场里。忽然有一天，农场收到已经退休的金月华寄自上海青浦县的1200元人民币。她在一封短短的信中写道：“这是我给孩子们的一点心意……”农场的战友和老姐妹都知道，曾经沧桑的金月华不富有，她的月退休工资只有40多元。今天的40多元是个什么概念啊！
上海解放以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铲除了娼妓制度，并将7000多名娼妓改造成为劳动者，不仅全市人民自豪，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瞩目。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成了各国来宾了解上海社会改造的一个窗口，其中，1956年，他们接待了美、英、法、西德、日本、印度、苏联、捷克等31个国家的101位来访者。其中有官员、警察、工人、农民、作家、教师、工会工、社会学家、记者等等，有的是藏起在上海居住过的“上海通”，有的是慕名来学习改造娼妓经验，有的是半信半疑来了解真实情况。还有少数人开始是队社会主义制度持挑衅态度来的，但在事实面前只好败兴而归。他们参观工场、医务室、病房、宿舍、开学员座谈会，找学员个别谈话。参观完后，普遍认为新中国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成就。有的说取缔娼妓，改造妓女在很多国家叫了多少年，始终没有做到的事，想不到中国这么短时间却做到了，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法中友协代表团团长塞里需埃说：法国妓女问题很严重，几十年没有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城市就关闭了妓院，但由于没有替她们找到出路，这些妓女仍在马路旁做暗娼。他认为中国改造妓女的做法，不仅对法国，对整个欧洲都有借鉴作用。临别时，他热情题词：“我们衷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们，希望法国也能建立这种教养所”。日本教职员工代表团成员香川正一参观后说：“我在中国参观了好多地方，要称这次感受最深切，在这里使我深深感到新社会的优越和共产党的伟大”。日本新闻广播界访华代表团团长说：你们这样的做法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目前在日本还做不到，但我们可以去宣传，可以告诉全世界，中国已经这样做了。日本一位国会议员说：回国后正赶上第二十二届国会，今天的参观，是我带回国的最好的礼物，我可以在会上用活生生的材料告诉议员们，娼妓是可以消灭的，妓女是可以改造的。有个美国记者在教养所足足停留了4个小时，把“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铲除旧社会侮辱女性的制度，树立新时代重新做人的精神”等标语一一抄下，还问一个正在摇纱头的年轻漂亮学员诸玉英：“你真聪明，可那摇鞋底线换来的钱并不归你所有，你这样积极，是想早点出去吧？”诸玉英回答他：“我是想早点出去，因为我已经有了对象，出去可以他结婚。但摇鞋底线倒不是为了早点出去，我原来有肺病，政府为我治病花了很多钱，我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报答政府，这是我的一番心意！”这位美国记者心悦诚服，他说：我原来以为，宣传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从诸身上，我感到你们做到了“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有个美国代表团成员，解放前曾在上海居住生活过，参观完后，感叹地说：娼妓在美国一直是个社会问题，今天美国的娼妓情况相当于解放前的上海，希望将来的美国相当于你们今天的上海。
禁毒禁娼，涤荡旧社会污泥浊水，写下了新中国建立后辉煌的历史诗篇，在全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民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把房子打扫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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