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用“软弱性”来解释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历史命运。确实，民族资产阶级的实力是相当弱小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它只在轻工业和商业中找到了容身之地，没有任何重工业；在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是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在它可以施展拳脚的有限的领域中，民族资本也多是规模狭小、设备和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据1949年的统计，在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中，消费资料占81.5%，生产资料占18.5%；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雇佣工人在50人以上的只占工厂总数的3.8%，雇工500人以上的只占0.1%，雇工10人以下的占69.7%。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从出生那天起，就受到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的双重挤压。就帝国主义资本来说，到1936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财产共达89.8亿元，垄断了中国发电量的76%，煤产量的70%，铁产量的95%。棉布产量的64%，卷烟产量的58%。就官僚资本来说，到解放前夕，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约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部工业、交通、金融、贸易等近代企业资本的五分之四，垄断了全国发电量的67%，钢铁产量的90%，石油和有色金属产量的100%，还占有全国纺锭的38%，布机的60%。
俗话说：人穷志短。民族资产阶级为了生存，只好抱住帝国主义和官僚这两个粗腿不放。它在技术、设备、原材料、贸易方面要依赖帝国主义资本。解放前，上海私营纱厂的设备中，外国制造的纱锭占96%，布机占72%；抗日战争前，上海的私营面粉厂所需小麦的三分之一到一半来自美国，毛纺厂所需羊毛的82%来自进口。为了对付工人的反抗，它又要依靠官僚所掌握的国家政权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它怎能不低三下四、仰人鼻息呢？
然而，按照美国学者迈斯纳的说法，当时国内各主要阶级都是软弱无力的。城市工人阶级在1913年只有不到60万人，1927年发展到200万人，到解放前夕也只有约400万人，他们大多数来自农村而不是城市手工业者，过去曾把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一特点当作优点，认为他们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实现，其实毋宁说倒是妨碍了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尽快形成。地主阶级继续固守其寄生、腐朽的剥削方式，很少有人转向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方式或者投资近代工商业，他们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毫无生气的阶级。迈斯纳的结论是：与其说是社会阶级的利益决定了政治和政策，不如说是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占有者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社会各阶级的命运。
迈斯纳的结论是不正确的，政治军事力量如果没有阶级基础和统治基础是绝对不可能长久存在的。1927年，国民党取得了政权，它的阶级基础就是地主阶级和以官僚资产阶级为主的大资产阶级。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它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为阶级基础。落后国家要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大助力，这是由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所证明的。国家政权或是由资产阶级自己掌握，或是由愿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适宜条件的其他阶级掌握。在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是把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政党，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都在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权下取得了各自的收益，只有民族资产阶级，像一个孤魂野鬼似的，成了爹不管娘不问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儿。相比起来，虽然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要好一些，对他们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把他们拉到革命阵营共同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共产党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绝不会在革命胜利之后放手让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一个当然的选择就是组织自己的政治力量，开展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事实上，民族资产阶级也曾经为此作出过很大努力。
1927年和1928年，利用南京政府急需资产阶级金钱支持的时机，资产阶级向国民党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要求。1927年12月，全国各省商会联合会召开会议，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并且声明“万一不执行此政纲，则是国民政府自负于民众，为自卫计为自决计，自不能不筹相当应付之办法”。1928年全国经济会议结束后，上海资本家又组织代表团到南京，威胁政府说，除非政府接受和贯彻全国经济会议的建议，否则政府再也不会从上海得到任何贷款了。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上海闸北的商人还组织了闸北商团，并且在政府要求该商团解散时拒不服从。1928年10月，上海总商会还向政府提出要派全国商会联合会的5名代表出席立法院会议，为商人的利益说话。
其后，由汪精卫控制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中下层军政人员为主体的改组派运动一度形成了气候。1932年以后，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更加活跃，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各派和团体纷纷建立，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国家社会党、青年党等频繁开展政治活动。抗战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又进行了以“第三条道路”为纲领的政治斗争。当然，民族资产阶级所有这一切政治方面的努力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不外乎两个：
第一，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坚定的独自掌握政权的意志，它总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小，总是幻想着帝国主义势力和官僚资本势力能够“拉兄弟一把”。著名的银行家陈光甫把宁肯把银行资金投放到美国也不愿意贷给国内的民族工商业，他甚至提出邀请美国人来主持中国的财政。抗战胜利后，相当一部分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说话的知识分子幻想在美国的帮助下实现他们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梦想。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民党政府1946年与美国政府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就是明证。至于官僚资本，它在抗战胜利后通过接收日伪资产得到了空前规模的膨胀，在“商民无力经营”、“国营争取世界市场”的借口下，控制原料、垄断市场，把民族资本排挤得无立足之地。同时，高额的工商税负、摊派勒索，恶性通货膨胀对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官僚资本垄断工业的所谓正当性还得到了一批曾经鼓吹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认可，全体主义经济学等理论甚嚣尘上，蒋廷黼、丁文江等人还直接参加南京政府，为国民党的反私人资本主义政策背书。
第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明明是损害自己利益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却将他们错认为是朋友，是可以指望的靠山。当它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开始向着自己真正的敌人斗争的时候，它又幻想着单凭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战而胜之，而不是去寻求同其他被压迫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盟。当它被迫着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联盟的时候，它又不愿意放弃自己对这两个最底层阶级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对这两个阶级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和让步，因而它总是得不到这两个阶级的拥护，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不能把自己的特殊的生存条件令人信服的表述为社会各阶级的普遍的生存条件。既然它不能领导别人，就只有让别人来领导，在这种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奢望别人一切以它的利益为方向，而只能将自己的利益从属于领导阶级的利益，沿着领导阶级所指出的方向走，这虽然是让民族资产阶级颇为伤心难过的事情，但却是它现实的、唯一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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