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后重新评价的一个重要人物项英，他对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遭遇皖南事变而全军覆没，负有众所周知的领导责任。然而，耀邦同志看了当时新四军军部与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之后，为项英同志平了反，认为他是执行中央指示的，因为军部启程北移的时间和路线是根据中央指示确定的，并得到了中央的同意。现在，皖南新四军失败的主要责任更被某些人归咎于毛了。
实际上，关于皖南新四军北移问题，中央对项英屡有指示和批评，但他一直消极抵制，按兵不动。情急之下，毛发了电报申斥项英，要他早日决断、早作北移打算。项英在中央痛批之下，才不得不安排北移。在此之前，中央根据与国民党关系的变化，关于军部北移的时间安排，对项也有过多次指示，其中固然有向国民党讨价还价，争取最佳条件的缓兵之计，但大政方针早已明示项英，让他们自己下决心、想办法实现北移，向敌后发展，不要寄希望于中央与国民党的交涉。
从事变前一个多月的1940年11月下旬开始，毛数次明确要求项英在事变发生前夕的12月底（这是蒋方规定的时限）北移完毕；项英没有行动，才招来毛的严厉批评。这期间，中央在与蒋交涉中要求展限一个月，以1941年1月底或2月中为限，这是跟蒋讨价还价的说法。毛在1940年12月25日把中央与蒋交涉的策略通报了项英，即“复电（指中央复蒋方电报）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告诉他中央对蒋表态要拖，要为新四军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有人据此说毛要项英拖到1月底再北移，完全是曲解毛的意思。毛既没有要项英再拖，也没有改变过要项英在12月底前北移完毕的要求，否则就不会有毛在一天之后发出的申斥电了。有人在曲解了毛的通报之后，说毛对项英的指示是朝令夕改，出尔反尔。
新四军北移的战略方针是中央在皖南事变前一年就已经明示了的，其后又三令五申。项英早就可以自主决定北移的具体安排，包括时间的选择，就算中央当时提出过讨价还价的缓兵之计（其实已明说是中央的交涉策略），他也没有必要拘泥于此；因为只要完成了北移，中央的战略部署就算是实现了，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事实上，中央只是从原则和大的方向上对军部北移作了指示，从未指定过北移的具体时间和路线，为的就是给新四军领导人足够的自主权和临机处置权，以便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和敌情变化决定部队的行止。
项英在报经中央批准的北移方案中，对绕道先向苏南转移的具体路线，并未加说明；中央从项英在茂林被围后的报告中，才得知他们的方位和行军路线。事变之后中央军委参谋部分析指出北移路线选择茂林是一条绝路，这虽然是马后炮，而如果中央事先知道具体的路线，这个马后炮也就不好放了。叶挺后来在狱中也认为项英的重大失误“是对中共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闻，竟然完全按国民党顽军设计的陷阱走，最后铸成大错”。
网上有人说，1940年12月23日中央给新四军指示了具体的北移路线，但在网上却查不到这个电文，只有对其内容的叙述：一种叙述是关于新四军北移的整体部署，没有提到具体路线（这个部署见于24日毛的电报）；而另一种叙述的文字则几乎与28日军部的转移决定如出一辙，不知从何而来，是否把28日看成了23日，又以为军部转移的决定是按照中央的要求作出的，就把军部的决定当成了中央的指示。
网上还有人说，毛在事变前故意不把军部报告的北移路线通知蒋介石，欲借国民党之手除掉项英的部队，更是无稽之谈。项英行前向中央报告说选择这个走向是要出乎国民党方面的意料，显然是有鉴于国共两党的实际关系，防人之心不可无。既然如此，中央怎么能向蒋通报呢？况且中央也未被告知军部北移的具体路线。这条路线是叶军长原先与国民党有关将领沟通过的，但后来又被国方所反对；因而国方是知道这个可能的走向并有所戒备的，这也是新四军进入茂林后遭到袭击的原因（现在有资料显示北移行程可能是新四军军部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报告国方的）。
项英同志的责任不仅在于北移时间和路线的选择上，更在于到达茂林、遭遇到准备围歼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之后：在包围圈尚未收拢的情况下，先是拒绝了叶挺提出的及时改变行动路线的建议，坐失突围良机；后又在长时间里犹豫不决，最终武断否决了叶挺强攻星潭的主张，使新四军放弃了理想的突破口，贻误了最关键的战机；在敌人开始紧缩包围圈的危急关头，项英更是竟然放弃领导责任，带着袁国平、周子昆，背着军部私自脱离部队，这种“可耻的怯懦动摇”（中央斥责语）对军心的影响程度可想而知。
项英离队后，部队改由叶挺指挥。而叶挺没有指挥山地作战和游击战的经验，盲目地打攻坚战和阵地战，导致了新四军的极大伤亡；项英离队一天后又归队随军行动，叶挺在突围后期没有及时采纳他提出的分散突围建议，分散突围太晚，最终铸成惨败。项错在前，叶错在后。如果项英不脱岗的话，由擅长游击战的他来指挥部队分散突围，新四军倒有可能减少损失，避免全遭围歼。
网上有人说，事变发生后项英屡次电请中央与国民党交涉，中央置之不理；直到情势危急时，中央才出面交涉。事实上军部在茂林突围的转战过程中曾与中央失去了联络，1月11日经过中原局才接通电讯。有人说这是毛故意让电台静默，因为中原局收得到电报，毛也应该收得到。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且不说中原局所在的苏北盐城，比陕北延安离皖南近得多；更要考虑到在山高林密的茂林地区，处于行军作战过程中的军部，通讯条件绝不可能与常设固定电台相比。
情况不明之时，当然无法跟国民党交涉。何况在军部北移前，中央已经得到过他们遇国方袭击时，有决心和能力坚决打过去的报告；在茂林遇到包围后，中央也及时给了他们“乘顽军布署未就，突过其包围线”的指示。既然这条行军线路是国方所反对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交涉又有什么用呢？既然新四军事先也是有打的信心和准备的，现在打起来了，胜利冲过去就应该问题不大，谁能说本来就是以作战姿态行进的新四军就一定会败于国方之手呢？既然谁胜谁负还不知道，怎么去跟国民党交涉呢？如果先大喊冤枉，大叫亏了，结果却象黄桥之战一样，反而占了便宜，这不显得共产党太虚伪了吗？
狭路相逢勇者胜，项英不懂得这一点，所以他放弃了打下星潭、突破重围的最佳机会。国民党是只相信武力的，你打过去了，他没有什么话可说；打不过去，你说什么也没用。事实上，在中央跟苦战中的新四军接上电讯后，周恩来受命进行的交涉就毫无结果，因为蒋介石也是看双方打的结果来决定他的态度的。国方得手了，蒋才敢于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的番号。这是他根据国方战果对皖南事变给出的说法，不然他怎么解释新四军军部的消灭呢？无论周恩来如何交涉他也没有改口，共产党只好不理睬他，自行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如果新四军胜利突出来了，他的说法就不一样了，甚至可能什么也不说。
抗战中国共两党之间的较量结果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模式的：国民党吃亏了，他是不好意思大叫的，因为他往往不在理，叫起来有损形象，只好下次再找机会报复；占了便宜，倒是要装作气乎乎的样子大喊大叫的，以显示他是在理的，不得已而为之，不是恃强凌弱、以大欺小。共产党方面则相反，占了便宜是不声张的，闷声发“大财”，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必得理不饶人？象皖南事变这样吃了亏，当然是要大叫的，要让天下人知道国民党的不义，这样一来，找机会扳回损失也是天公地道的，毛的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双方都没占便宜，也没吃亏，叫与不叫，全看需要。
毛对于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重大损失有没有责任呢？一般以胡乔木的回忆录为代表，认为毛在事变前对国共两党关系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对两党在军事上发生冲突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以致过度地把拖延皖南新四军北移时间作为跟国民党讨价还价的筹码。这种观点认为，毛对于时局的态度误导了项英，使其有理由延迟北移行动，而且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准备不足。这种观点的依据是毛当时说：“国民党反共必然继续，进攻华中不会停止，但大规模内战与国共分裂目前是不会的”；“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指剿共）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这个分析在毛给各地的电报和指示中，屡有所见，在重庆的周恩来也有同样看法。
毛当时对形势的分析是不是错了呢？从皖南事变前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来看，毛的分析是准确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抗战形势之下，国民党确实没有也不敢采取大规模的剿共行动，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甚至亲口公开保证“今后将绝无剿共的军事行为发生”。而皖南事变这个大规模剿共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这一点杨奎松先生的文章已经分析得很详细了，两党军队大打出手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这是当时国共两党领导人都没有料到也不希望发生的。
蒋固然准备对不遵命的新四军进行围剿，但围剿不过是迫使新四军执行他的命令的手段，如果皖南新四军按照他指定的路线北移，他是不敢大举围攻的；但通过国民党防区时，打是很可能要打一下的，要教训一下不听话的新四军，这么好的机会他不打，他手下仇恨新四军的将领可是要打的；而打到什么程度，这就不好控制了。正因为国共两党军队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两党间没有起码的军事信任，新四军才不愿意按照蒋指定的线路北移。而如果新四军北移时军事指挥得当，抗命成功，避开了陷阱或者突破了包围，那就不会成为重大事变，蒋也不敢再打下去，这是抗日形势的需要。事实上，日本人当时就利用了国民党调兵围攻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机会，对河南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豫南战役。
毛对国共两党关系形势的判断也不是盲目乐观的，他始终要求项英防备国民党的进攻，在北移中做好战斗准备，做到有备无患。在共产党有实力、有准备的情况下，国民党在双方冲突中也不会占到什么便宜。所以，毛对国共关系的乐观，一是基于抗战的形势，二是基于自身的力量，这是有现实依据的，而不是诗意的浪漫（毛在抗战中还真没有写诗的闲情逸致，找不到这时期的诗作）。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吃大亏，主要是自身的原因，一是作战准备徒有虚名，二是军事指挥连连失误，这就给了国方军队组织围攻的难得机会，使皖南新四军成了送到国方将领嘴边的美餐。从根本原因来看，正如叶挺所说，问题在于项英“对中共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闻”；用政治术语来说，也就是对于王明在抗战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缺乏足够的认识。
有人认为，毛对于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失败，还负有一个责任，这就是没有调处好叶、项矛盾，这个矛盾最终影响到了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军事指挥。这个问题确实是毛没有解决的，尽管毛作了极大的努力来解决叶、项之间的工作矛盾，对项英不尊重叶军长的职权作过严厉批评，并明确强调了叶军长拥有的职权。但是，项英以“党指挥枪”为名，在实际工作中仍是独自专权，排斥叶军长。毛鞭长莫及，也无可奈何。有人说毛应该早些撤掉项英，问题是项英在新四军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是历史地形成的，不能说撤就撤的。还有人说这是一个领导体制问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其实也不尽然，红军早期也有一些非党高级军官，特别是一些起义过来的非党军官，党通过派政治委员的方式，团结和改造了这批非党军官，并没有产生军政主官之间的重大矛盾，红五军团这支国民党军队的起义部队，就是这样被成功地改造为红军的主力部队的。
叶、项矛盾实际上是共产党军队中军政主官关系的一种非正常形式，这与军政主官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例如，林彪就是历来跟政治委员搞不来的，所以给他选派政治委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徐向前却是非常尊重政治委员的军事主官，所以他跟陈昌浩这个很霸道的政治委员也能合作共事。而项英历来就是一个工作中很霸道的人，陈毅在南方的红军游击战争中跟他分任军政主官，那时项英也是独断专行的，陈毅同样奈何他不得。所以，叶、项矛盾与项英的个性有极大的关系，即使换个党员军长，多半也是很难与他合作的；而叶军长是不能换的，这是国共两党唯一能够共同接受的新四军军长。毛在皖南事变前已经准备换下项英，这显然需要有一个过程。中央在新四军北移部署中已经明确指示，项英转移到苏南后，不随军渡江北上，而是到延安参加拟议中的中共七大。
毛没有来得及换下项英，皖南事变就发生了；而新四军北移完成之前，毛很难有机会换下项英。只有在新四军军部渡江北上之后，因为军部要跟华中指挥部合并，东南局要和中原局合并，在机构调整重组过程中，中央才有合适的机会换下项英。在这个人事问题上，毛也算是比较宽容和厚道的了，对于不听话的项英，并不是简单地一撤了之（项英也算是党的元老了，虽然贡献不大，错误不少，怎么也得尊重他吧！）。毛等待了很长时间，他仍不醒悟，即使这样毛也准备给他台阶下。相比较之下，新四军军部对于不听话的最大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红军长征后仍然发展起了一支3000人的最大的红军游击队），却是未经中央同意就简单地一毙了之，以致毛去世前一年在病榻上还记得高司令的这个冤案，下令为他平反。
有些人说，把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惨败的责任归咎于项英，是毛为了推卸自己的领导责任，树立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如果毛是那种功归己、过归人的领导，打了胜仗，功劳都往自己身上挂，打了败仗，责任都往别人身上推，他手下的将士，对他还会口服心服吗？蒋委员长败仗打得太多，无论怎样诿过于人，他手下的将领对这个老头子可就不那么信服呢！项英对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失败负有主要责任，这是历史的结论。翻这个案是没有历史根据的，那只是耀邦同志为代表的一些人单方面的意见。现在一些人把皖南事变说成是毛借刀杀人，消灭异己，那更是别有用心的无稽之谈，实在不值一驳。如今的这种“污毛化”论调，实际上是80年代“非毛化”的继续和深化。“非毛化”的效果在30年后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污毛化”的努力更是徒劳的，它反而使人们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真实的毛，同时也发现了80年代“非毛化”的偏颇和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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