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第六次经济危机

　　战后美国第六次经济危机
　　武汉大学经济系北美经济研究室
　　商务印书馆 1978年第一版 北京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危机的到来
　　　　一、1972-1973年出现“高涨”的因素
　　　　二、“高涨”的结束和危机的爆发
　　　　三、驳“石油危机”引起经济危机的谬论
　　第二章 危机的进程
　　　　一、危机期间美国经济的萎缩和恶化
　　　　二、经济危机与财政金融危机的交织及其相互加重的影响
　　　　三、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同时并发
　　第三章 美国政府的对策与若断若续的经济回升
　　　　一、战后凯恩斯主义“反危机”措施的破产
　　　　二、这次危机爆发后政府的对策
　　　　三、经济“回升”中表现的虚弱性
　　第四章 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
　　　　一、经济危机使劳动人民进一步贫困化
　　　　二、公司利润的增长和兼并浪潮的兴起
　　　　三、经济危机加深了社会危机
　　　　四、美国工人运动新高涨
　　第五章 国外矛盾的加剧
　　　　一、美帝同第三世界国家矛盾更加激化
　　　　二、美帝同第二世界国家矛盾的加剧
　　　　三、美苏争霸斗争的复杂化和尖锐化
　　结束语
　　

　　战后初期，正当美帝国主义凭借其战时膨胀起来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横行肆虐、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于 1947年12月指出：“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增强起来的经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种市场的进一步缩小，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①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的无比正确性不仅为战后初期的历史所证实，而且得到战后迄今三十多年历史的充分证明。毛主席的这一科学论断是我们研究战后美国经济危机问题的强大理论武器。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生产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是“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时缩小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结果。归根结底，其深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生产成果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内在的基本矛盾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地周期地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1825年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史，就是周期爆发的经济危机史。每个周期大体上经历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危机的爆发标志着前一周期的结束和新周期的开始。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周期性的恶性循环之中。但是，每一次危机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具体历史条件，而每次危机的进程及其后果也都各有差异。
　　①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版，第1258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0年，美国先后在1948—949、1953—1954、1957—1958、1960—1961、1969—1970年发生过五次经济危机。在国内外矛盾空前激化的条件下，1973—1975年美国又爆发了战后的第六次经济危机。
　　进入七十年代，美帝更加腐朽没落，国内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经济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通货膨胀的加剧，美国无产阶级贫困化进一步加深，国内市场愈益相对缩小，使得美国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更加激化。
　　七十年代，“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有了新的发展，世界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美国的国外市场问题显得更加尖锐。第三世界的兴起，成为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斗争已从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政治领域扩大到争取经济独立、改造旧的国际经济关系的经济领域。他们向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猛烈冲击。特别是1973年中东战争后，阿拉伯人民拿起“石油武器”，狠狠打击了美帝及其追随者。第三世界国家听任帝国主义者宰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帝国主义垄断国际经济的局面即将结束，今后向第三世界转嫁经济危机将越来越困难。西欧、日本等第二世界国家越来越不甘受美帝的奴役和控制。近年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扩大，加强了西欧联合起来抗衡苏美两霸的阵势；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日本、西德等国的经济实力有了相当的增长，它们在同美国争夺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上展开的争斗更加激烈。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崩溃以后，美国、西欧、日本的货币浮动不定，加剧了西欧、日本同美国之间的货币战。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缓和”的烟幕下正在进行着空前激烈的争夺，它们的争夺贯穿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遍及世界各个角落，闹得全世界很不安宁，同时也加剧了美苏的政治经济困境。
　　由于上述国际国内条件，使得这次经济危机成为战后以来美国最深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它对美国经济的打击也最为沉重。这次危机持续的时间之长、工业生产下降幅度之大，失业人数之多，都是三十年代危机以来所仅见的，在战后是创记录的。而危机过后，回升的异常缓慢也更加说明了这次危机的严重。这次美国经济危机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同战后以来空前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相交织；第二，美国的经济危机同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大体上同时发生，具有同期性，是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因此，一方面，在周期性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夹击下，美国垄断资本统治集团顾此失彼、进退维谷；另一方面，美国与西欧、日本同时陷入危机，国外市场进一步缩小，转嫁危机更加困难。这样就使这次美国经济危机变得无比复杂和深化。
　　今天，我们研究战后美国第六次经济危机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列宁指出：“危机揭露了社会生产受私有制支配的全部荒谬现象”。①研究经济危机，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历史规律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美帝腐朽没落的本质，增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胜信心。同时，因为“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②美国经济危机必然导致世界各种矛盾的激化，促使战争因素和革命因素的增长。因此，密切注视和深入研究美国经济危机问题，对于我们掌握国际形势的发展，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争取形势向更有利于革命人民的方向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①列宁：《危机的教训》，《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4页。
　　②1882年1月25日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58页。

　　战后美国第六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同以往历次危机一样，绝不是什么偶然因素引起的，而是战后美国第五次经济危机过后，在周期性“高涨”阶段生产与市场之间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为了理解这次危机的原因，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危机前“高涨”的形成过程。
　　一、1972-1973年出现“高涨”的因素
　　1969年11月—1970年11月，美国经历了战后第五次经济危机。危机过后，经济回升乏力，工业生产上下起伏，使萧条阶段延续约有九个月之久，其后经过四个月的复苏，于1972年1月，工业生产总指数才开始超过第五次经济危机之前的水平，美国经济进入了周期性的“高涨”阶段。这次周期性的经济“高涨 ”，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
　　（一）固定资本投资的急剧增加。经过战后美国第五次经济危机的破坏，美国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与市场的矛盾暂时地、强制地得到解决，商品库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散，资本主义生产与相对低下的消费水平暂时得到适应，新的订货在增加，物价在继续不断地上涨，利润在急剧增加，在这样一种有利的市场条件下，资本主义企业，特别是垄断资本企业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对付日趋激烈的竞争，都拚命更新机器设备，改进生产技术，这是固定资本投资急剧增加的内在原因。直接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使垄断资本增加固定资本投资，减少纳税就是其中一项。1971年6月，美国政府公布了新的“加速折旧法”，把企业的机器设备折旧的时间一下子缩短了20％，这样增加了每年的设备折旧费，使企业账面上利润减少了，从而逃避企业应纳税额。据估计，仅此一项，即可使垄断资本一年少纳税款24亿美元。同年8月，美国政府宣布实行所谓“新经济政策”，恢复了1969年曾一度暂停实施的投资减税优惠办法，规定对新设备投资一年内减税10％，三年内继续减税7％。此外，美国统治集团还采取了降低利率等金融方面的措施，为垄断资本增加固定资本投资创造有利条件。美国商业银行放款的平均优惠利率最高的时候（1969年下半年）曾达8.5％，此后不断下降，到1972年第一季度最低的时候只有4.89％，计下降了42.5％。这对于松动银根，为垄断资本通过金融市场发行公司债券和得到贷款都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因而使他们可以筹措到更多资金来进行固定资本投资。上述内外两方面原因，促使美国的固定资本投资在1972—1973 年间得到了急剧增长。据统计，1972年美国的固定资本投资为1,168亿美元（按1972年价格计算，下同），比1971年增加了8.0％，1973年增加到1,313亿美元，比1972年增加了12.4％，其增长幅度之大，在战后仅次于侵越战争开始扩大的1965年。1973年美国的工商业新厂房及设备支出，由1972年的884亿美元，增加到997亿美元，计增加了113亿美元，这是战后的空前纪录。
　　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和扩大，引起了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新的需求，使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订货增加，产品销路扩大，生产增长，并进而推动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生产上升。所以，固定资本投资的急剧增长，为1972-1973年美国经济的周期性高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二）垄断资本大肆扩大消费信贷和不动产抵押贷款。所谓消费信贷和不动产抵押贷款，都是垄断资本为了推销“过剩”商品、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债务奴役和高利盘剥、攫取高额利润的一种重要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垄断资本为了扩大商品销路，维持市场的虚假繁荣，总是乞灵于扩大消费信贷和不动产抵押贷款，特别是在1969—1970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垄断资本更是千方百计对消费者布下越来越大的信贷罗网。除了大量的，也是最常用的分期付款和不动产抵押贷款以外，近几年来，又有上万家银行、百货公司和大商店发行了数以亿计的五花八门的“信贷卡”和“空自记账单”，持有这种卡片或记账单，就可以到指定的商店去赊购各种商品，也可以赊住旅馆，赊租汽车，赊打长途电话和电报，赊雇修理工，甚至可以赊雇律师，或者把它拿到银行去借钱交学费、缴税款等等。但无论是分期付款（包括信贷卡），还是不动产抵押贷款，都是一种使劳动人民预支未来购买力、“寅吃卯粮”的办法，也是一种变相的高利贷。因为债务人除了必须按规定的期限偿还债务以外，还得按照规定的利率偿付利息。在一般情况下，银行利率的高低，对于消费者信贷和不动产抵押贷款的增长速度有直接的密切的联系。为了刺激经济，从1969年战后美国第五次经济危机发生以后，美国联邦储备局即不断降低银行利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1971年一年内曾经六次调整贴现率，由年初的5.25％降到年底的 4.50％。1972年全年始终维持在4.5％的低水平。在银行利率降低的刺激下，消费信贷和不动产抵押贷款历年增加如下：
　　1969—1973年间消费信贷和抵押贷款的增长额（亿美元）

　　消费信贷和不动产抵押贷款的猛烈增加，人为地增加了消费需求，制造了虚假的购买力，在短时期内为垄断资本的“过剩”商品找到了销路，同时，这种虚假繁荣，也对美国垄断资本扩大固定资本投资起着促进作用。
　　（三）美国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维持巨额军费，大搞赤字财政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财政赤字也越来越大。据统计，五十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有六个年度出现财政赤字，合计275亿美元，六十年代有八个年度出一现财政赤字，合计605亿美元。赤字财政已成为美国经济必须经常服用的一剂“烈性药”，战后前几次经济危机开始年份或一年份，联邦政府财政都出现盈余，危机爆发后的萧条、复苏年份都出现巨额赤字。实行赤字财政是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反危机”的一项重要措施。1969—1970年经济危机以后，美国政府也毫无例外地扩大财政支出，大搞赤字财政政策。1971年度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为2,114亿美元，财政赤字达230亿美元，1972年度和1973年度的财政支出分别达2,319亿和 2,465亿美元，财政赤字分别达到232亿和143亿美元，三个年度的财政赤字竟相当于六十年代的赤字总额，比五十年代的赤字总额增加了一倍多。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军费支出是其中最大的项目之一。1971年度美国的直接军费支出虽比侵越战争最高峰时的1968年度有所下降，但仍达777亿美元，1972年度和1973年度分别达774亿和751亿美元。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对美国经济起了人为的刺激作用，特别是美国政府保持高额的军费支出，更是直接刺激了军事工业部门生产的上升。
　　（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西欧、日本和加拿大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于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先后发生危机后，于1972—1973年间，先后进入了周期性的经济高涨，而这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向是美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这些国家的经济“高涨”，使它们有可能更多地吸收美国出口商品；再加上美元于1971年12月和1973年2月两次正式贬值，也增强了美国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因此，美国的出口贸易额在这期间有了显著的增长。据统计，1971年美国的出口贸易总额为435.5亿美元，1972年为491.9亿美元。1973年猛增至708.2亿美元。 1971年美国的出口贸易额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1％，1973年增加到5.4％。美国的对外贸易由1971年和1972年的逆差变为1973年的顺差。
　　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1972年1月—1973年11月，美国经济出现了周期性的“高涨”。1973年11月，美国的工业生产总指数比1972年1月增加了17.0％。
　　“高涨”是危机的先导。在“高涨”发展过程中，形成危机的条件也逐步成熟了。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规律。这次“高涨”也不例外。
　　二、“高涨”的结束和危机的爆发
　　从1972年1月开始的“高涨”阶段到1973年11月结束了，历时仅23个月。这是战后美国历次经济危机后“高涨”时间较短的一次（仅比1957— 1958年危机后的“高涨”阶段稍长一些）。1973年12月，工业生产指数开始下降，揭开了战后美国第六次经济危机的首页。为了进一步了解这次危机前“ 高涨”之所以如此短促，危机之所以必然到来，我们可从高涨因素的消失和危机的酝酿成熟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高涨”因素逐渐消失，并走向反面；首先，固定资本投资（按1972年价格计）的增长速度，从1973年第二季度起开始降低，第三季度的增长率仅达1.4％，而第四季度又几乎与第三季度相等。固定资本投资的停滞，使经济增长失去重要的推动力量，同时，也表明生产能力见过一年多来的大量扩充后，过剩现象已日益严重起来。据1976年 11月联邦储备局发表的新修订的活计数字，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或称设备利用率）到1973年7月达到88％的高峰后开始下降，12月达87.4％，相当于1973年初的水平。①其次，消费信贷和不动产抵押贷款是扩大市场需求的一种“寅吃卯粮”的措施。在劳动人民贫困加深的状况下，这两种贷款不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同时，进入1973年后，金融市场利率的上涨，对这两种贷款的扩大，也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所以，消费者分期付款债务净增长额，从第二季度起开始降低，到第四季度比第一季度下降几乎三分之一，抵押债务的增长额，从第一季度起开始降低，到第四季度比第一季度下降30％。②这两种贷款的增长速度降低，意味着刺激消费需求的兴奋剂的功效已趋于削弱。再次，美国政府长期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的结果，造成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就必然加剧美国经济中的各种矛盾，特别是生产同市场的矛盾。最后，随着西欧、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于1972—1973年间相继进入周期性经济“高涨”阶段后，世界市场上对许多原料的需求急剧增长，于是原料价格不断上涨并出现若干原料供不应求的局面。美国也是一个对国外原料依赖性较大的国家，所以这种局势的发展又反过来为美国国内生产的增长带来了不利的条件。总的说来，支持美国这次“高涨”的各因素都缺乏坚实的基础，其中如信贷扩张和财政赤字，更只是造成一时“繁荣”似象的兴奋剂。所以，仅仅从这些因素的虚弱性来看，已足以说明这次“高涨”必然是短命的。
　　①[美]《联邦储备公报》，1976年11月号，第903页。
　　②[美]《商情摘要》1976年7月号，第107页，9月号，第106页。
　　另一方两，危机爆发的条件也逐渐酝酿成熟：市场增长赶不上生产增长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因而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历次周期中支持“高涨” 的各因素不过起暂时缓和或掩盖这个矛盾的作用。当这些因素逐渐消失并走向反面时，生产与市场的矛盾本身就充分暴露出来，并日趋尖锐化，终于导致危机的爆发。所以，生产与市场的矛盾激化的过程也就是危机条件酝酿成熟的过程。1972-1973年的情况就是如此，主要可从美国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加深中看出来。
　　在这期间，美国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加深首先表现为实际工资的下降。随着物价的加速上涨，美国政府从1971年8月起至1974年4月止，在所谓 “新经济政策”的第一阶段至第四阶段中，曾实行不同形式的管制工资和物价的办法，除了两次下令对工资和物价实行短期冻结外，所实行的管制办法，有时称作“ 严格管制”，有时称作“自愿限制”，最后又称作“强制性管制”。这些办法名义上对工资和物价都实行管制，实际上却允许资本家在成本上涨的借口下继续提高商品售价，而工人要求调整工资则受到种种压制。因此，工人的实际工资，从1972年末起不断下降。到1973年10月，美国非农业的私人企业工人的平均“可开支”（即扣除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后的数额）的周工资（按赡养三个家属的工人计），按1967年价格计算，比1972年10月下降了3.21美元，即 3.4％。实际工资的下降大大缩小了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因而相对地缩小了市场上的消费需求。
　　①美国商务部：《工商业统计》，1975年版，第85页。
　　其次，大量工人的失业是这期间美国无产阶级贫困化加深的又一表现。战后，美国失业问题一直严重。近年来由于自动控制、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美国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更加严重。所以，在经济“高涨”阶段，虽然固定资本投资急剧增加，但就业却并没有相应增加，在整个“高涨”阶段仍然存在着大批失业工人。据美国官方统计，1972年，美国全失业工人人数平均为484万，1973年为431万。1972年1月至1973年、11月，整个“高涨”，阶段平均每月全失业人数达458万，比战后历次“高涨”阶段的失业人数都高。大规模失业工人的存在，无疑是使美国国内市场的扩大赶不上生产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劳动人民贫困加剧的同时，生产仍在盲目增长。1972年全年，美国工业生产比1971年约增加9.2％，到1973 年11月达到最高点时，又比1972年12月约增加4.6％。由于国内市场容量的扩大赶不上生产盲目增长的速度，销售停滞和下降的现象已在1973年上半年开始出现。按1972年价格计算，零售商销售额于1973年2月达到高峰后，就在较低水平上徘徊；①制造业对消费品和原料的订货额于1973年5月达到高峰后也开始下降；②制造业和商业的销售额则于1973年11月到达高峰后也开始有较大的下降；③私人企业对增添厂房和设备的合同和订货额也于1973年 11月到达高峰后开始下降。④可见作为生产盲目扩大的结果，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销售不振，到1973年末已充分显示出来了。
　　①[美]《商情摘要》，1976年10月号，第110页。
　　②[美]《商情摘要》，1976年11月号，第98页。
　　③[美]《商情摘要》，1976年10月号，第110页。
　　④[美]《商情摘要》，1976年11月号，第98页。
　　销售不振是生产过剩的表现，在建筑、汽车和钢铁三大部门中，到了1973年，已可以看到明显的生产过剩现象。在建筑部门，私人住房建筑在1972年1月达到高峰后，几乎已有一年的徘徊，从1973年2月起就开始有较大的下降，到2月已比同年1月几乎减少三分之一。①造成住房建筑业急剧缩减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地价上涨、造价高昂以及抵押资金来源因利率上涨而缩小等，但1971—1972年间盲目盖建住房所造成的房屋过剩情况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除了私人住房建筑外，工商业建筑的合同签订里（以建筑面积计）于1973年7月到达最高点，8月也开始下降。②汽车工业的生产过剩情况也发展得较早，在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中用于购买汽车的支出，从1973年第二季度起己开始下降，到第四季度下降将近四分之一。汽车产量（以制造厂家的销售量计）在 1973年上半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73年7—9月急剧下降，10月、11月有较大的回升，但12月又大幅度下降。③钢铁部门的粗钢产量于1973年 5月到达高峰后也开始下降。④可见，由于生产过剩，几个主要工业部门在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前已开始了减产的行动。
　　①[美]《商情摘要》1976年7月号，第107页。
　　②[美]《商情摘要》，1976年10月号，第106页。
　　③美国商务部：《工商业统计》，1975年版，第183页。
　　④同上书第152页。
　　此外，美国政府从1973年初起实行的信贷紧缩政策，对生产与市场的矛盾激化起了加速和加剧的作用。由于美国通货膨胀加速发展，物价上涨速度从1972 年第四季度起急剧增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不利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同时还会激起美国劳动人民更大的不满，动摇垄断资本的统治。所以，美国联邦储备局不得不从放松信贷转而采取提高利率的措施以收缩信贷。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1973年1月15日起，开始逐步提高贴现率，在半年内从4.5％提高到 6.5％，下半年更提高到创纪录的7％和7.5％。①在联邦储备银行贴现率提高的影响下，商业银行对大客户放款的优惠利率，从1973年第一季度的 6.11％提高到第二季度的7.03％，第三季度的9.13％，第四季度更高达9.81％。利率的上涨使信用膨胀的速度大为放慢，金融市场处于紧张状态，银行机构和工商企业向金融市场借入资金越来越感到困难。所以，工商业贷款的季度增长率，从1973年第三季度的4.6％下降到第四季度的1.4％。信贷筹措的困难，对各个经济部门都产生严重的收缩压力。
　　以上两方面的分析表明，早在1972年末和1973年初，美国经济中已开始出现经济危机的征兆；到1973年第三、四季度，某些经济指标已发生停滞或下降现象，而到1973年末，一场新的经济危机风暴的到来已成为不容否认的事实了；同时，还表明，这次危机发生的根源依然在于生产同市场矛盾的激化，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因此，在性质上依然是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不过，也必须看到，1972-1973年间美国通货膨胀的加剧，在促使“高涨”因素较快地消失、生产与市场鸿沟加速扩大的过程中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①[美]《联邦储备公报》，1975年12月号，第A6页。
　　三、驳“石油危机”引起经济危机的谬论
　　正当美国的一场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酝酿成熟、即将爆发的时刻，第四次中东战争于1973年10月6爆发了。战争爆发后，中东产油国家团结起来，拿起石油武器，保卫自己的经济权益，狠狠打击美苏霸权主义及其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它们采取直接打击美帝国主义的行动，主要有下列两项：
　　（1）石油提价：1973年10月16和12月23波斯湾六个石油生产国—科威特、伊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先后两次决定将石油市价和标价提高，其中标价从每桶3.01美元提高到11.56美元。其他产油国如委内瑞拉、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印尼等，在这期间也修订了原油标价，其中有些国家比波斯湾六国的标价定得还高一些。
　　（2）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1973年10月18至21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巴林和阿曼八国，先后宣布停止对美国输出石油。到了1974年3月18日，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埃及、卡塔尔、科威特等六国决定取消禁运，阿尔及利亚决定在6月1日以前临时性地取消禁运。
　　由此产生的美国市场上石油价格上涨和历时五个多月的石油禁运，无疑地加剧了美国原已存在的“能源危机”。美国垄断资本统治集团，除了对阿拉伯国家放出准备军事入侵的空气来恫吓和讹诈外，还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肆散布“石油危机引起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引起经济危机”的谬论，妄图把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归咎于阿拉伯产油国运用石油武器反侵略斗争的正义行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御用经济学家也别有用心地把石油涨价说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对于这种荒谬论调，我们必须予以驳斥。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总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周期地爆发的，它的产生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作为其表现的生产与市场之间矛盾的激化。每次周期性经济危机，按其性质来说，都是生产过剩危机，而不是什么物资短缺或者物价上涨所造成的危机。美国的这次经济危机也是如此。正如上节指出的，早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美国市场上已出现销售疲弱、订货不旺的现象，而重要生产部门，如建筑业、汽车制造业等，由于销路呆滞而减产的情况更为显著。所以，把国外石油提价和禁运说成是造成这次经济危机的原因，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与事实是不相符的。
　　至于说到石油提价和禁运引起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问题，这也不过是美国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用来嫁祸于人的谎言。谁都知道，美国的通货膨胀由来已久。据统计，美国消费物价在五十年代每年平均约上涨2％，六十年代每年约上涨2.3％，进入七十年代后，物价上涨加速，1971年比1970年上涨4.3％。早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一年，即1972年第四季度，美国物价涨势已变得更为猛烈，批发物价在1972年第四季度平均上涨0.9％，1973年第一季度平均每月上涨1.8％；消费物价在同期平均每月分别上涨0.3％和0.7％。①可见，在那时美国通货膨胀已发展得很严重，这与1973年末的石油提价又有什么联系呢？
　　①[美]《商情摘要》，1977年3月号，第97、99页。
　　再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后的情况来说，石油产品价格的猛烈上涨对美国的物价水平在一段时间内发生了一些影响。但石油涨价并不是连续性的，因之，它不可能成为导致通货膨胀继续发展的一个因素。这可从美国批发物价指数的增长情况中看出来：
　　1973—1974年批发物价指数（以1967年为基期）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工商业统计》，1975年版，第45—47页。
　　以上数字表明：1973年第四季度和1974年第一季度石油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但1974年第二季度起涨势已经缓和，第三季度的上涨率已降低至批发物价总指数和工业品批发价格总指数上涨率之下。可见石油涨价只在1973年至1974年的两个季度内起了较大的作用，但当时其他与石油无关的物价也在迅速上涨，所以，批发物价总指数和工业品批发价格总指数的加速上升，还反映其他物价的上涨动态，而石油产品的涨价在其中不过具有一部分影响而已。1974年第二季度以后，中东石油禁运已解除，第三世界产油国的石油标价也并没有继续提高，美国批发物价指数中石油产品的价格上涨率因之大为降低，而物价总指数的增长却大为加速。可见，这时期美国通货膨胀仍在继续发展，而决定这种发展趋势的，并不是石油的涨价。至于通货膨胀本身，也不是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来了。
　　当然，国外石油提价和石油禁运在一定程度上确是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经济。据美国官方发表的材料，石油在美国当时所需的能源中约占50％，其中国内生产的石油占33％，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占6％，来自其他国家的石油占11％，故1973年10月间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后，据美国估计，当时国内的石油供应量大约短缺17％。①所以，美国政府于1973年11月间宣布一些节省石油的“紧急措施”，包括某些石油产品的配给、限制消费等办法。这对于使用石油作为燃料或原料的工业部门的生产以及与汽车业有关的服务行业都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另外，石油产品的涨价还提高工业部门的生产成本。据美国官方统计，在制造业中燃料费用约占生产成本的2％到3％，而石油在燃料中所占的比重约为45％。②所以，石油涨价对制造业部门生产成本的影响，大约在0.9％—1.35％之间。成本增加不仅促使价格上涨，而且在许多场合下还会导致减产。
　　①这个数字可能估计过高一些。
　　②[美]《联邦储备公报》，1974年9月号，第616页。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到，在1973年第四季度至1974年第一季度，石油涨价和石油禁运对美国物价的上涨和生产的缩减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总的说来是有限的，对当时经济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仅仅起了加速的作用。正如上节指出的，到1973年末，美国经济危机爆发的条件已十分成熟了，而这些条件的成熟基本上发生在石油涨价和石油禁运之前。所以，尽管中东国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所采取的石油提价以及对美国的石油禁运，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打击，并对当时在美国开始发展的经济危机起了一定的加速和加重作用，但并不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把中东国家的石油提价和石油禁运说成是引起经济危机的原因，完全是帝国主义及其辩护士捏造的谎话。
　　还必须指出，第三世界石油生产国提高的石油标价与国际市场上以及各国国内的石油实际售价是有区别的。标价只是“税收参考价格”，是产油国政府用来作为向开采石油的石油公司征收税款的计算依据。石油的实际售价，是由石油公司或产油国政府机构根据市场情况决定的。中东战争后，各石油垄断组织利用产油国提高标价、实行禁运和减产的时机，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强对供应量的控制，哄抬石油售价。所以，这时期石油产品售价的急剧上涨，除了由于第三世界产油国提高标价外，其中有一部分是石油垄断组织浑水摸鱼有意抬高的结果。以美国最大的石油垄断企业埃克森石油公司来说，1973年这家公司的石油销售量只比1972年增加8％，而利润却增加60％。由于美国各石油垄断组织在美国国内哄抬石油价格，1974年初，美国石油公司在美国出售石油所得的利润平均已增加到油价的三分之一，其中一些质量较高的石油，利润更高达油价的五分之三。1974年国五家最大的石油公司的利润比1973年都有增加，最多的一家增加33％，有三家增加20％多，最少的一家增加15％。可见在那时期，美国国内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并非完全由于第三世界产油国的标价提高，美国石油垄断巨头乘机捞一把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在那次美国国内石油涨价中，美国石油垄断组织进一步加强了对美国劳动人民的剥削，获得了更多的利润。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贫富鸿沟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因而在这意义上，加剧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加深了经济危机。但这绝不是说，美国这次经济危机是由“石油危机”引起的，更不能说是由中东产油国运用石油武器所造成的。

　　战后美国第六次经济危机以1973年12月工业生产开始下降作为起点，到1975年3月工业生产下降到最低点为止，共历时十六个月。这十六个月的时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973年12月至1974年9月，是工业生产下降比较缓慢、有时处于徘徊状态的时期；后一阶段从1974年10月到1975年3月是美国经济全面急剧恶化的时期。
　　在前一阶段，经济危机发展的势头还不十分猛烈。工业生产指数从1973年12月起连续下降了三个月，下降幅度不大，其后又稍有回升，到1974年10月才急剧下降。但国民生产总值中“物品”生产总值（包括工农业产品）和建筑总值（都按1972年价格计）①从1974年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都连续下降，中间并无回升或徘徊的现象。所以，总的说来，在这一段时间内美国生产已处于危机性的连续下降状态中。
　　从1974年10月起，美国经济危机进入猛烈发展的阶段，工业生产指数从1974年10月起逐月急剧下降，到1975年3月达到最低点，比1973年11月下降了15.1％，②超过了战后美国历次经济危机期间的工业生产下降幅度。国民生产总值中“物品”生产总值和建筑总值在这三个季度也加速下降，到1975年第一季度这两项总值合计比1973年第四季度下降了13.4％。①
　　①这两项总值合计即等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服务部门后的物质生产总值，在1973年第四季度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6.8％，而在危机最低点的1975年第一季度为52.6％[美]《现代商业概览》，1976年7月号，第25页。
　　②[美]《联邦储备公报》，1976年6月号，第479页。
　　在美国经济危机史上，也有危机期间工业生产在初期缓慢下降，出现徘徊反复的现象，例如，1957—1958年经济危机历时十四个月，其前半期工业生产指数有六个月的徘徊，其中三个月也略微回升一些，不过没有像这次那样超过危机前最高点罢了。②
　　①[美]《现代商业概览》1976年7月号，第75页。
　　②据美国联邦储备局1976年6月以前公布的工业生产指数，在这次危机期间，从1974年2月至6月连续回升，但仍比1973年11月的最高点低一些，7月起又逐渐下降。但1976年6月，联邦储备局公布新修订的工业生产指数，则回升到1974年6月超过了1973年11月的指数，7月起又轻微下降，但连续三个月都稍高于1973年11月，到1974年10月才下降至1973年11月之下。因之，美国报刊目前多数把这次危机开始时间改从1974年 7月算起，我们认为这样算法，把1973年12月至1974年6月排除在危机阶段之外，是不符合美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所以本书仍以1973年12月作为这次危机开始的月份。

　　美国这次经济危机，无论就其延续时间、生产下降幅度、或对整个经济打击的范围和程度来说，都是战后最严重的一次。
　　（一）工业生产下降：首先，从月度数字看，依据美国联邦储备局1975年新修订的工业生产指数，按产品完成程度分组的工业产品的生产下降情况如下：
　　工业生产指数的下降情况（1967年＝100）

　　工业生产总指数从，1973年12月起下降，三个月后又略微回升，从197年6月至9月都稍高于1973年11月水平，我们在这里未把这个特别情况计入，仍以 1973年11月为最高点，其理由见上页。
　　资料来源：〔美〕《联邦储备公报》，1976年6月号，第479页。
　　再从年度数字看，工业部门的生产指数下降如下：
　　工业部门的年度生产指数下降的比较（1967年＝100）

　　资料来源：（美）《基本经济统计手册》，1977年1月号，第79页。
　　在战后美国历次经济危机中，工业生产的年度总指数一般只下降一年，1960—1961年危机中年度指数甚至不下降，仅增长率大为削减，而这次危机中工业生产的年度指数却连续下降了两年，①其中1975年的下降幅度又是战后历年来下降最大的一年。公用事业的年度生产指数在战后过去几次危机中都没有下降过，而1974年也下降了。可见这次危机对工业生产打击程度之深和打击面之广在战后都是空前的。
　　美国工业中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是两个很重要的部门，对整个国民经济具有巨大的影响。在这次经济危机期间，这两个部门的减产幅度比整个工业生产下降的情况更为严重。以美国汽车工业而言，它通常耗用美国钢产量的十分之一，全国六分之一的人直接或间接地与汽车工业有联系。早在1973年6月，汽车产量就明显地下降，10月和11月稍有回升，12月起又猛烈缩减，到1975年1、2月达最低点，比1973年10月的最高点下降竟达55％。1975年的全年产量比1973年减少29％。钢铁生产在军备生产和开发能源所需的设备投资的支持下，在1973年末和1974年上半年还能维持较高水平，但从1974年下半年起开始明显地下降，到1975年7月达最低点，比1973年5月的最高点缩减三分之一以上，1975年全年产量比1973年下降22.5％。
　　①1969年办法战后美国第五次经济危机后，1970年和1971年的工业生产指数都低于1969年，其中1970年比1969年下降3％，但1971年却已回升，超过了1970年，只是没有恢复到1969年的水平，故那次危机期间，实际上也只有一年下降。
　　按照美国官方现行统计方法，建筑业不包括在工业生产的范围类。在这次危机期间，美国建筑业生产下降的情况比工业部门更为严重。私人住房建筑开工数早于 1972年10月到达最高点，其后逐步下降，1973年全年比1972年已下降13.2％，而1974年又比1973年下降竟达34.6％，到1974年 12月达到最低点时，比1972年10月下降几乎达65％，接近三十年代大危机期间的下降幅度。1975年全年比1974年下降了13.3 ％。当时福特政府也承认：“房屋建筑的萧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长和最严重的一次。”
　　（二）失业激增：危机爆发后，资本家首先向工人开刀，关厂减产，大量解雇工人，并缩短开工的时间，把更多的工人推入失业和半失业的困境。所以，从1973年11月起，失业人数和失业率逐步增加，1974 年9月失业人数突破500万，10月，失业率高达6％。1975年1月起失业人数更扶摇直上，到5月达825万的高峰，①比危机前增加一倍多，失业率也达 8.9％高峰，无论在人数上或失业率上都创194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还是官方大大缩小了的统计数字。据1975年4月21日《纽约时报》的估计，实际失业人数比官方公布的数字多一倍。
　　在危机期间，不仅失业人数急剧增加，而且失业者的平均失业时间也大大延长。1973年10月，失业者的平均失业时间为10.3周，1975年6月增至15.3周，到12月又增至17周。②
　　①1975年美国《每月劳工评论》发表的1975年5月失业数字为854万，但后来这个数字改为825万，见《每月劳工评论》，1976年3月号，第68页；失业率也相应减低一些。
　　②[美]《每月劳工评论》，1974年4月号，1976年1月号。
　　除了上述的全失业工人外，还有大量的半失业工人。在官方的统计中有由于“经济原因”而做“部分工”（每周做工不满34小时）的“部分就业工人”，这些“ 部分就业工人”就是半失业工人。1973年这类半失业工人人数全年平均为252万，1975年增至375万，增加了48.8％。
　　在工业部门中，失业工人增加最多的部门是建筑业、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1975年5月，全国建筑工人失业率高达20.9％，制造业达11.9％，都突破战后纪录。 1975年1月，处在最底层的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中的16-19岁的青年工人的失业率高达41.％以上，①有些地区黑人和西班牙人青年的失业率已接近 60％。
　　总之，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资本家总是首先把危机造成的损失尽可能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这样，失业工人就成为危机的最先、最直接的受害者，而失业工人的激增又成为经济危机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①[美]《每月劳工评论》1975年3月号，1976年1月号。
　　②[美]《现代商业概览》1976年7月号，第25页；《商情摘要》1974年9月号，第109页。
　　（三）消费开支缩减、商品销售额下降：前面已提到高涨末期中商品销售困难和库存激增是生产过剩发展的表现，它成为经济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次危机爆发后由于失业激增、劳动人民收入下降，在官方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个人消费开支（按1972年价格计），从1973年第四季度起开始下降，到1974年第四季度达最低点时，比1973年第三季度下降了2.9％，1974年全年比1973年全年也下降了1.1％，这是战后1947以来年度数字的第一次下降。 ②劳动人民收入下降，消费开支缩减，迸一步增加了商品销售的困难。1974年零售商销售额（按1972年价格计）比1973年下降4.9％，几乎倒退到 1972年水平。工商业销售额（按1972年价格计）从1974年第一季度起连续下降五个季度，其后回升很慢，故1974年和1975年全年数字连续下降两年，这也是战后前五次危机期间没有出现过的现象。①
　　工商业的库存，在经济危机爆发前后，通常经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在危机爆发前夕和爆发后初期的急剧增加，后一阶段是在危机深入发展后，随着生产的持续下降和工商业进货的急剧减少，商品库存开始逐步消散，为危机阶段过渡到萧条和复苏提供前提。这次危机爆发后，工商业库存（按1972年价格计）于1973年第四季度急剧增长后，1974年一至四季度继续膨胀，但每季增长已显著下降；到 1975年第一季度开始了逐步减少的趋势，这是存货消散的表现。②
　　这次危机期间，由于销售困难，积压显得最为突出的是汽车和私人住房。 1974年美国本国制造的汽车销售量下降了23％；1975年，尽管美国汽车制造商实行种种削价推销的办法，但头五个月的销售量仍比1974年同期减少 20％。到1975年4月，全国小汽车的存货相当于两个半月多的销售量，其中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存货相当于三个多月销售量，货车的存货达到五个月的销售量。③1975年头四个月私人住房建筑开工数比1974年同期减少约40％，尽管大量减产，卖不出去的住房仍不断增加，到1975年5月底，找不到买主或住户而空着的新建私人房屋达64万套，约相当于八个月的产量。①
　　①[美]《商情摘要》，1976年10月号，第110页。
　　②[美]《商情摘要》，1976年9月号，第72页。
　　③[香港]《经济报导》，1975年25期，第7页。
　　（四）股票价格大跌、企业纷纷倒闭、个人破产案件激增：股票市场一向被看作资本主义经济情况的“晴雨表”。股票行情下跌往往是经济危机来临的先兆。这次股票价格的跌风是从1973年1月中旬开始的，到1974年10月初，几乎是直线下泻。道.琼斯公司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在1973年1月达 1,026.82的高峰，随着1974年下半年的猛烈跌落，到12月6日仅达577.6,下降了45 ％，下降幅度和下降持续时间都创战后新纪录。标准.普尔公司的500种工业、公用事业、铁路股票的价格指数（1941-1943年＝100），也由 1973年1月的118.42猛跌到1974年9月的68.12，下降了43％。后来，由于政府采取放松银根的措施，市场利率下降，股票价格才稍见回升，但到1975年3月，道.琼斯公司30种工业股票的价格仍只达1973年1月价格的74.5％。
　　股票价格狂跌不仅幅度之大，而且范围之广也是罕见的。不仅中小企业的股票价格猛烈下跌，许多大垄断企业股票的信用也大为动摇。卷入跌风中的，不仅是陷入严重不景气的汽车业和建筑业的股票，而且还有石油、化学、电子、公用事业、服务业以及金融业的股票。以1974年11月6的股票价格与同年年初的最高点相比，通用汽车公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45％，埃克森石油公司股票价格下跌39％，国际电话及电报公司股票下跌48％，万国商用机器公司（IBM）股票下跌30％，杜邦化学公司股票下跌49％，美洲银行股票下跌30％。据统计，仅纽约股票交易所经营的股票票面价值，1973年下跌了1,700亿美元，1974年的头九个月又下跌2,500亿美元。从 1973年1月到1974年10月不足两年的时间内，股票所有者就损失了6,000亿美元的股票票值。美国所有股票市场的股票成交总额，1973年为 1,779亿美元，比1972年减少23％；1974年前七个月成交总额仅达739亿美元，比1973年同期又减少28％。
　　①[香港]《经济导报》，1975年第25期，第8页。
　　马克思在分析危机期间股票跌价与企业的关系时指出：“股票的价格也下降，部分是由于股票有权要求的收入减少了了，部分是由于它们代表的往往是那种带有欺诈性质的企业。在危机时期，这种虚拟的货币资本大大减少，从而它的所有者凭它在市场上获得货币的力量也大大减少。这些有价证券在行情表上的货币名称的减少，虽然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无关，但是和它们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关系极大”。①可见股票跌价固然无损于企业的厂房、设备等现实资本，但股票所有者的支付却因此大为削弱了。这就大大地增加了许多资本家和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助长了信贷市场上的紧张局面，从而又削弱了很多企业渡过危机的能力。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9页。
　　由于销售困难、营业不振、商品积压、收入锐减，而借贷又发生困难，于是许多力量薄弱的企业便纷纷破产倒闭。所以，企业倒闭的激增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结果，在这次危机期间，从1973年12月至1975年3月的十六个月中，破产倒闭的企业达13,786家，其中制造业和矿业2,181家，批发和零售商7,210家。1974年全年的破产家数为9,915，比1973年增加6％，1975年全年又增至11,432，比1974年增加15％。企业倒闭率即平均每一万家企业中所占倒闭家数，1975年为36.4, 1974年和1975年分别增至38.4和42.6。到1975年1至5月，企业破产达到高潮，4月份破产的企业有1,202家，平均每一万家有52家破产①。不少规模较大的银行也加入倒闭的行列，例如列在美国第二十位的纽约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圣地亚哥的美国国民银行、纽约长岛安全国民银行、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银行信托公司、休斯顿的富兰克林银行、芝加哥的州清算银行、阿肯色的蔡得斯特银行等。银行倒闭现象的严重在战后美国历次危机中也是罕见的。迟至 1976年6月，即美国经济被认为已进入所谓复苏的时候，还有三家银行因无力偿付而被其他银行集团接管。②
　　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开设的企业，处境更为困难。在汽车城底特律，黑人开设的供应汽车零件的小店铺，为数众多，但都生意清淡，处于停业状态，据1975年2月间美国报刊报道：当时“驱车经过黑人店居住区大街，就会看到很多商店橱窗内是空的”。③洛杉矶矶黑人企业家协会的150家成员中，90％以上濒于破产。
　　①[美]《基本经济统计手册》，1975年12月号。第150页，1977年1月号，第150页。
　　②[美]《档案材料》，1976年，第495页。
　　③[美]《呼声》，1975年2月号。
　　个人破产案件激增也是这次危机期间的突出现象。过去，个人破产案件发生最多的是在1967年，达208,000件。据估计，在1974—1975年度个人破产案件约在230,000—245,0000件之间，大大地超过1967年纪录。许多借债上大学的大学生，因无力还债而根据法律宣告破产。据美国政府估计，由政府担保的学生贷款将有24.3％收不回来。危机使个人破产案件激增，社会上对个人破产已司空见惯，对破产者也不像旧时那样加以蔑视了。①
　　（五）生产能力过剩现象加剧、固定资本投资萎缩：生产的猛烈缩减加剧了美国工业中早已存在的开工不足、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下的现象。制造业和原料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即设备利用率）分别从1973年7月和8月的最高点88％和93.1.％下降至1975年3月的69.6％和69.7％，前者的下降幅度为 20.9％，后者则达25.1％。②这表明在这次危机期间，生产能力利用率的下降幅度较大于生产缩减的程度。这是因为在危机期间新厂房和设备投资项目陆续不断地完工交付使用，使生产能力继续盲目扩大，从而造成在危机中生产能力过剩加剧的程度超过生产缩减的程度。到1976年第四季度，制造业和原料工业的产量、生产设备能力和生产能力利用率与1973年第四季度比较如下：（见下页）
　　由此可见，到1976年第四季度，美国工业产量经过危机和萧条后的复苏阶段，已经勉强接近危机前的水平，但生产能力利用率仍然低得多。这就是说，通过经济危机，美国工业中生产设备能力的过剩现象更为加剧了。
　　①[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5年4月7日。
　　②[美]《联邦储备公报》，1976年11月号，第904－905页。
　　危机前后工业生产、生产设备能力和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比较

　　*生产设备能力是按1967年产量的％计算的，故表中生产能力利用率就是生产设备能力除以当年产量得出的。
　　资料来源：[美]《联邦储备公报》，1976年11月号，第903—905页。
　　还必须指出，在这次危机期间新厂房和设备投资也表现显著的下降。据美国商务部编制的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其中非住房的固定资本投资，①按1972年价格计算，于1974年第一季度到达最高点后，连续下降六个季度，下降幅度达17.5％，就下降持续的时间和下降幅度来说，都超过战后过去五次经济危机期间的纪录。这也是一个反映战后美国经济空前恶化的重要标志。不仅如此，由于生产能力过剩情况在危机期间更为加重，危机过后固定资本投资额的恢复和增长也十分缓慢，从1975年第四季度开始回升起至1976年第三季度，虽然经历了一年的时间，仅恢复到1974年第一季度的88％，大大地落后于工业生产回升所达到的水平，而这次工业生产的回升，总的说来，也是极其缓慢的。所以，固定资本投资恢复和增长的缓慢已拖长了复苏的时间，看来今后它还将成为新的周期性高涨不稳定和不能维持多久的一个重要因素。
　　①通常用来反映美国工商业固定资本投资的指标是美国商务部编制的“工商业新厂房和设备开支”，但这个指标是用现行价格计算的，我们未找到折合固定价格的数字，故这里改用按固定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中的“非住宅的固定资本投资”数字。

　　二 经济危机与财政金融危机的交织及其相互加重的影响

　　战后美国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日益加剧的结果，不仅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日益频繁地爆发，而且还形成了多种危机的交织现象，除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外，最为突出的是财政金融危机，其主要表现是通货膨胀的逐步加剧。这次周期性经济危机是在财政金融危机加剧中发生的。这两种危机交织在一起，使美国经济陷入更加难以摆脱的困境。
　　战后美国财政金融危机是逐步形成和加重起来的，是战后美国经济中的一个长期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病症。它首先是从财政危机的形成开始的。从战后初期起，由于美帝国主义大肆扩军备战，实行高度的经济军事化，并先后发动了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又采取一些“反危机”的财政措施，因而政府财政预算，连年入不敷出，赤字累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美国政府不断地增发公债，增发货币，使社会上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经常超过生产增长的速度，因而造成日益加重的通货膨胀。同时，美国垄断资本为了刺激消费，推销过剩产品，推行形形色色的扩大消费信贷办法，如“分期付款”、“抵押贷款”“信用卡”等，也起了助长通货膨胀的作用。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国内物价不断上涨，美元购买力逐步下降，结果，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日益削弱，“美元危机”频繁爆发，经过 1971年和1973年两次正式贬值后，美元对外汇率继续下跌，至今仍然不稳。这也是美国货币金融危机加深的一个重要标志。反过来看，通货膨胀的发展，物价的不断上涨，又使国家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因而又加剧财政危机。总之，战后美国财政金融危机是在财政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两者密切结合而又相互加重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战后美国周期性经济危机就是在上述财政金融危机逐步加重的条件下发生的，但这并没有改变周期性经济危机本身的性质，只是使经济危机加速发生，发生后又难以恢复。反过来看，经济危机的发生和经济周期各阶段的交替也加剧了财政金融危机，使财政金融危机更加难以制止。这两种危机的相互缪响，在最近两次经济危机、特别是在这次经济危机爆发前后，表现得更为突出。现将这次经济危机爆发前后的时间分为三个阶段略加论述如下：
　　（一）经济危机爆发前的“高涨”阶段：在战前一百多年来的经济危机史上，一般说来，每当周期性“高涨”到达后期时，随着资本家扩大投资、抢购商品（特别是生产资料）等投机活动的白热化，往往出现通货膨胀（主要导源于信贷的过度扩张），物价暴涨的现象。但这种现象通常是短暂的，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即告消失。它是经济危机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奏，按其性质来说，不是我们在上面所说的财政金融危机的表现。在战后年代，特别是是从六十年代末期以来随着美国财政金融危机的逐步加剧，每次周期性“高涨”阶段后期所出现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现象，还与当时财政金融危机所发生的作用结合起来，使物价涨势更为猛烈，通货膨胀的发展更为加剧。在1972—1973年“高涨”阶段后期，这种情况发展得更为严重，因为一方面在这两年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较高，垄断资本集团的投机性扩张活动也大大加强，所形成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压力也就很大，而另一方面，财政金融危机又正在加速发展。①在两者结合下，消费物价的上涨年率从1972年的3.8％上升到1973年的9.1％；工业品批发物价的上涨年率在同期从4％上升到12％。以月度数字计，消费物价的上涨年率从1972年10月份起达到“两位数”（即10％以上），工业品批发物价的上涨率从同年8月份起达到“两位数”，12月份竟达24.9％。②应该说，那时物价的急剧上涨是财政金融危机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加剧与周期性“高涨”对市场的冲击力量合并起来造成的结果。
　　物价的急剧上涨反过来又缩短了“高涨”的进程，促使经济危机迅速到来。正如第一章第二节指出的，这次“商涨”之所以历时仅23个月，与财政金融危机的加剧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后者对“高涨”因素的消失和生产同市场间矛盾的激化都起了一定的加速作用。
　　（二）经济危机期间：一方面，商品滞销、银根紧缩，起了削弱物价上涨、甚至促使物价下降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由于危机期间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状况恶化，促使通货膨胀发展的因素并没有消失，因而财政金融危机继续有所发展。这两种相反作用相互抵消的结果，使危机阶段的物价不像战前历次经济危机期间那样表现为急剧下降，而是表现为上涨速度的放慢，其结果，一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危机阶段的严重程度，但另一方面又削弱了物价对生产和市场所起的调节作用。这样，经济危机阶段发展到末期时，生产过剩和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减轻得不够充分，因而拖长了危机过后的萧条和复苏时间。
　　①1972—1973年度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143亿美元，1973-1974年度减少为34.6亿美元，而联邦政府主办的五个主要信贷机构发放贷款净额，1972年增加到35.8亿美元，1973年激增162.1亿美元。可见1973年政府信贷的增加额大大地超过了财政赤字的减少额。这说明当时财政金融危机进一步发展的根源，仍然在于“扩展性”的政府财政信贷政策。
　　②[美]《基本经济统计手册》，1977年10月号。
　　在这次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的恶化表现得很突出。除了联邦政府财政的恶化将在下面第三节中有所论述外，美国各州和地方财政危机的加剧也成为美国垄断资本统治集团所面临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打击下，由于生产下降，工商业凋敝，财政收入减少而支出却不能相应压缩，于是美国各州和州以下地方政府大多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到1974年底，各州和州以下地方政府积欠的公债净额合计高达2,064亿美元，比1973年底增加169亿美元，到1975年底又增至2,161亿美元。①据美国城市联盟于1975年3月2日发表的67个市政府财政调查报告，由于财政困难，36市政府准备推迟固定资本投资项目，21个市政府解雇人员或冻结雇用人员；43个市政府预计本年入不敷出，28个市政府计划增加税捐，23个市政府打算缩减市内公共服务项目。
　　①[美]《现代商业概览》，1976年8月号，第2页。
　　美国最大城市纽约的财政危机闹得最凶，震动全国。1975年度，纽约市财政赤字达8亿美元，长短期负债额达130—150亿美元；市政府不得不减少开支，计划解雇4,000名职工，关闭43所学校，3所医院，8-10所图书馆，但全年财政赤字估计仍达6.42亿美元。1975年9月和12月，经过纽约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先后提供信用保证和借款，纽约市政府暂时勉强度过了财政难关，但财政危机远没有结束。①
　　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加深，表明美国财政金融危机在这次周期性经济危机期间还在继续发展。
　　（三）回升时期：上面已指出，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在经济危机阶段，生产过剩和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减轻得不够充分，使回升比较困难，从而拖长了萧条和复苏的时间。早在上次经济危机发生时，经济危机也是与当时财政金融危机交织的，不过，其交织情况还不像这次严重。但上次经济危机过去后，从1970年12月到1971年12月出现了13个月的萧条和复苏阶段，比战后前四次危机后的萧条和复苏阶段长得多。这次经济危机爆发后，工业生产下降到1975年3月达最低点，从4月起开始缓慢的回升，到1976年12月才超过危机前的水平，所经历的萧条和复苏阶段达20个月之久，超过了上次危机后的萧条和复苏阶段。从最近两次经济危机后回升时间的延长趋势，可以看到经济危机与财政金融危机的交织所产生的后果还在萧条和复苏中表现出来。
　　①[美]《档案材料》，1975年第3—5页，299、494、702、930页。

　　三、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同时并发

　　美国的这次经济危机，基本上是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同时并发的。因此，这次经济危机具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性质，这就大大增加了美国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①所以，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地爆发时，几乎每次都具有明显的世界规模。从1825年算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共发生过十三次周期性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二次大战后的初期，由于大战对西欧、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造成的影响程度不一，同时又由于战后各国在经济恢复和重建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周期进程很不一致，因而各国经济危机的发生时间也参差不齐。到1957-1958年，才爆发战后第一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恢复了战前一百多年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危机的“同期性”。最近，从1973年底开始的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是战后第二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②。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②1969—1971年间，美国和其他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生经济危机，但在时间上参差较大，严格来说，他们还不形成一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在这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美国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爆发时间与工业生产下降幅度，可对比如下：
　　1973—1975年美国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开始时间与工业生产下降幅度（工业生产指数：1967年＝100）
　　（按开始年月先后排列）

　　*英国、西德、法国在到达最高点前已有下降一段时间的情况，在到达最低点前也有反复，本表以最后的月份为准；关于美国危机开始的时间，论证见第一章第二节和本章引言的附注。
　　资料来源：[美]《商情摘要》，1975年9月号、1976年9月号、1976年11月号。
　　从上表可以看到，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这次经济危机，在发生的时间上表现了明显的同期性，特别是美国同日本、西德和英国发生危机的时间几乎相同，都在1973 年10月至12月。不仅如此，同期性还表现在生产下降和回升的情况上面：
　　第一、在生产下降方面：这次危机爆发后，美国工业生产在1974年上半年约有半年时间的徘徊，到1974年7月起开始连续下降，从10月到1975年3 月下降特别猛烈，其中仅1975年1月份，工业生产指数下降3.4％，折合“复合年率”达34％。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也有类似的情况，1974年下半年都急剧下降，到12月，西德比半年前下降6.8％，日本下降10.5％，意大利下降15.7％。法国工业生产从1974年9月起才开始下降，到12月，在四个月内下降11.8％。①可见美国经济危机的急剧恶化在时间上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大致相同。
　　第二、在回升方面：美国工业生产于1975年3月到达最低点后开始缓慢的回升，回升的时间长达19个月之久，比战后历次经济危机过去后所经历的回升时间长得多。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除日本比美国早一个月停止下降而开始恢复外，都比美国较晚几个月才到达最低点而开始回升，回升的进展也较慢。美国工业生产从1975 年4月起开始回升，一年之后约比最低点提高14.7％，而日本、西德、法国和加拿大的工业生产，于回升一年后，约比回升前最低点仅分别增长 12.4％，9.4％、13.4％和4.5％。英国情况更坏，英国工业生产从1975年第二季度至1976年第二季度停留在低水平上徘徊不前。意大利工业生产从1975年9月以来，比美国恢复得较快，但波动很大。②
　　美国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几乎同时爆发，同时恶化，使得美国垄断资本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上转嫁危机的余地大为缩小。反过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外转嫁危机同样遇到困难，所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期性的加强对各国经济危机起着相互加重的作用，而对危机后的回升又起着拖延的作用。
　　①[美]《商情摘要》，1976年11月号，第52页。
　　②据1976年11月号[美]《商情摘要》所载数字推算。
　　此外，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还使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和国际间原来就很严重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如各国国内的通货膨胀问题、各国之间的收支不平衡问题、各国货币对外汇率的浮动和不稳定问题、国际游资(“欧洲美元”和其他“欧洲货币”等）扰乱国际金融市场问题。这些问题更难于解决又为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发展增添了复杂因素，并使危机过去后经济回升更加困难。这里因限于篇幅对这些问题不能一一论述了。

　　一、战后凯恩斯主义“反危机”措施的破产

　　战后三十多年来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缩短、危机频繁化的历史，就是一部美国统治集团实行凯恩斯主义“反危机”措施失败的历史。这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及其严重情况，又进一步表明凯恩斯主义“反危机”措施的彻底破产及其对美帝国主义经济所造成的无法消除的后果。
　　凯恩斯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垄断资本的辩护士，列宁曾痛斥他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资产者，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 ”①。在三十年代，正当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严重危机和萧条时期，美、英等国的垄断资本统治集团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凯恩斯从唯心主义出发，编造出一套“经济理论”，以他杜撰的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各种“心理因素”为依据，说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和失业激增，是由于社会上对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有效需求” 不足。他鼓吹利用国家的力量来干预经济，扩大社会上的“有效需求”，借以摆脱经济危机，促使资本主义经济从萧条和停滞中恢复过来。他所提出的一套“反危机 ”措施，实质上就是大大地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推行赤字财政、实行通货膨胀为主要手段，来刺激经济，制造虚假“繁荣”，以求治好资本主义的痼疾。
　　①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191页。
　　但是，凯恩斯鼓吹的由资产阶级国家推行赤字财政、实行通货膨胀的“反危机”的结果，必然是劫贫济富，使国民收入进一步作有利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再分配。正如列宁指出的：“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①所以，凯恩斯的这套办法只能是加深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再从另一方面看，凯恩斯鼓吹通过扩大国家垄断资主义来干预经济、调节生产，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状态，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合为一体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并没有改变作为生产无政府状态根源的资本主义制度，它只能加剧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总之，凯恩斯提出的“拯救”资本主义的药方不可能消除经济危机，而只是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加深并更加复杂化。
　　①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1页。
　　战后三十多年来，凯恩斯提出的这套“理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得到广泛的流传。一些美国垄断资本的御用学者如汉森、塞缪尔逊、克莱因、海勒等大肆宣扬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在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形成了一个喧嚣一时的凯恩斯学派。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大多奉行凯恩斯主义信条，多年来采取一系列财政、金融措施，妄图刺激经济增长，制止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发展。这些措施包括：（1）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大量增加军费支出，长期奉行赤字财政政策；（2）实行一套有利于垄断资本的减税、免税、退税办法；（3）发行政府贷款，资助与垄断资本企业利害攸关的事业，并适应垄断资本企业的需要，由政府直接拨款举办一些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4）通过联邦储备系统运用调整利率（贴现率）、卖出或买入国库券等办法操纵货币和信贷市场；（5）利用国家力量，加强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扩大不等价交换，向外转嫁危机。此外，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不断对外扩张的野心，维护其霸权地位，战后还发动了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给美国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带来畸形的战争景气。扩军备战和发动战争固然是由帝国主义帝的侵略本性所决定的，并不单纯以逃脱经济危机为目的，但在实行过程中也起了“反危机”作用。所以，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凯恩斯就曾津津乐道地说什么战争也和其它天灾人祸一样，“可以增加财富”。这样，扩军备战和发动战争也就成了凯恩斯主义者用以“反危机”的一剂灵丹妙药。
　　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发展表明，美国统治集团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措施，对美国经济只能起短暂的刺激作用；从长期看，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其结果不是使帝国主义经济中的各种矛盾有所缓和，而是使这些矛盾发展得更为深刻化、复杂化。因此，实行这些“反危机”措施不仅不能医治经济危机这个资本主义痼疾，而且还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另一个严重病症，即财政金融危机。当1969—1970年战后美国第五次经济危机爆发时，美国统治集团对于这两种危机的夹击，已感到招架不住，处于两头不能兼顾的困境。1969—1970年经济危机过去了，财政金融危机却继续恶化，特别是在1972—1973年周期性“高涨”阶段，通货膨胀有了加速发展。所以，当这次经济危机爆发时，财政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交织所产生的影响更加严重，使美国统治集团更加处于手忙脚乱、无所适从的境地。尽管近年来，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经济更为恶化，凯恩斯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已声名扫地，臭不可闻，但美国垄断资本的谋士们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仍不得不从凯恩斯“经济理论”中捡起“膨胀”和“紧缩”两张老药方，换汤不换药，对美国经济进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有时甚至妄图双管齐下，恨不得把两剂药同时灌入病人口内。然而四年来“治疗”的结果，美国的“停滞—膨胀” 并发症不但没有治好，而且其副作用却使美国经济中的矛盾里加深刻和尖锐。

　　二、这次危机爆发后政府的对策

　　为了进一步说明在经济危机和财政金融危机夹击下，美国政府在对策上顾此失彼的狼狈状况，我们现将这次经济危机爆发后到1973年初的四年多时间分为五个阶段来简略地叙述一下：
　　第一阶段从1973年底到1974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辞职前。在这一阶段，尼克松政府不承认美国经济危机的到来，把通货膨胀的加速发展看作当时国内经济的主要问题，但对抑制通货膨胀，实际上已“无可奈何”，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1973年底，经济危机爆发时，正处于尼克松政府于1973年8月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第四阶段。这个阶段的重点是制止通货膨胀，而以所谓“管制物价和工资”为主要内容。实际上，所谓管制物价是挂羊头，卖狗肉，真正受到干预的是工资的调整。所以，在此期间，物价继续上涨，而实际工资却下降。1974年初，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休伯斯•斯坦曾坦率地说：“我不认为，要是不实行管制办法的话，通货膨胀的状况会有很大的不同。”1974年4月30日“新经济政策”第四阶段所依据的法律期满失效。这时尼克松政府也不准备搞什么新花招了，只有联邦储备委员会，作为美国的主管货币和信贷事务的机构，加紧推行通货紧缩的措施，力图通过紧缩来抑制物价的高速上涨。结果，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从1973年初起步步上升，从1月的5％提高到1974年4月下旬的8％。然而这种片面的通货紧缩政策无助于遏制物价奔腾上涨的浪潮，反而在新的经济危机来临下造成信贷市场上的紧张局面，加剧了整个经济的危机感。到了1974年夏季，尼克松政府面临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又受水门事件的攻击，已处于计穷力尽的地步了。
　　第二阶段是从1974年8月上旬尼克松辞职、福特接任总统开始到11月上旬止，在这一阶段，美国政府继续把制止通货膨胀作为政策重点。8月12日福特向国会作首次演说，承认美国的经济“并不那么好”，并认为“通货膨胀是我们国内的第一号公敌。”①8月24他签署了国会按照他的建议通过的一项法案，成立一个“工资和物价稳定理事会”，其任务是对工资、物价、利润、红利、利率等进行“监视”，但这个机构并不拥有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所以这不过是福特初上台时所作的姿态，表明他对物价问题的重视。接着，美国经济急剧恶化，于是在美国国内展开了一场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在当时哪一个是主要向题的争论。以福特为首的美国政府坚持以制止通货膨胀为主。在1974年9月27—28日举行的一次有八百多人参加的“最高级经济会议”上，福特把美国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杜撰的“停滞一膨胀”（或简称“滞胀”）名称接了过去，并表示要采取紧缩金融与削减财政支出的措施来制止这个“停滞一膨胀 ”并发症。实际上，他仍然想以制止通货膨胀为主。10月26日，福特向国会提出了反通货膨胀的三十一点方案，似没有得到以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的支持。他还发一个所谓“立即制止通货膨胀”的运动，号召大家节约开支、多买低档商品、少买高级货、削减消费等。美国报刊对这个运幼的反应十分冷淡。不久，这个运动便烟消云散了。①国会中民主党议员那时唱着不同的调子，要求采取制止“衰退”（即经济危机）的有力措施，但他们提出的建议也为国会中共和党议员反对，未获通过。
　　①[美]《档案资料》，1974年第707页。
　　①到1975年3月8日，这个运动正式宣告结束。
　　第三阶段从1974年11月中旬起至1976年上半年止，是美国政府从酝酿到实行大规模减税、退税以刺激经济的时期。由于经济危机急剧发展，1974年 11月12日，福特总统的发言人内森不得不公开承认美国“正进入一次衰退中”。12月11日，福特本人也承认美国经济处于“艰难的困境中”，并表示将谋求 “一个能够战胜国内三个恶魔—通货膨胀、衰退和能源困难的平衡不偏的计划。”这样，他从原来否认“衰退”变为承认“衰退”了。1975年2月4日，他在总统经济年度报告中更进一步承认美国“经济是处于严重衰退之中”。1975年3月，正当工业生产下降到危机期最低点时，经过以总统、共和党国会议员同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双方妥协，抛出了一项“1975年减税法”。这个法案削减1975年的个人和公司所得税共147亿美元，又把1974年已缴纳的税款一部分（约 81亿美元）退回给纳税人，两者合计共228亿美元。②很明显，这样巨额的减税和退税势必造成庞大的财政赤字，那么，美国政府又有什么办法来制止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发展呢？
　　福特的回答是，他的减税方案，本来是同削减政府支出，并以一年为期冻结政府一切新的开支计划的建议联结在一起的。他说，如果他的减税、退税与削减支出齐头并进的方案获得实施，1975年度的联邦财政赤字额估计为520亿美元，但如果国会不通过他的削减支出方案，联邦财政赤字额将达720亿美元。③可见当时福特政府的做法：一方面宣扬政府的减税、退税和削减支出齐头并进的方案，另一方面又把制订削减政府支出法案的责任轻轻地推到国会身上。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将在下面再进行分析。
　　①[美]《档案材料》，1975年，第71页。
　　②减税、退税总额为248亿美元，扣除另有增税20亿美元的项目后，净额为228亿美元，见[美]《档案材料》，1975年，第212页。
　　③[美]《档案材料》，1975年，第212页。1976年度预算实际执行结果，财政赤字为656.1亿美元。
　　第四阶段是从1976年下半年到1977年1月福特卸任。这时美国经济处于危机过去后回升乏力的状态中，福特政府的对策是听任经济缓慢回升，并强调要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重点，实际上采取“拖”的办法。美国工业生产于1975年3月下降到最低点，全失业人数和失业率也于同年5月达到最高点后，整个经济于 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缓慢地回升，但到1976年下半年又有停顿之势。在这期间，福特政府除了把“1975年减税法”的有效期一再延长，并签署一些增加公共工程就业项目和扩大公共服务职业的法令外，并没有炮制更多的刺激经济的兴奋剂，而是把减轻物价涨势当作他的政府的“成就”，在当时的总统竞选中加以宣扬，并把制止通货膨胀作为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一个重点，以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特吹嘘的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减少严重失业现象的纲领相对抗。其实，福特手中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制止通货膨胀的具体方案，只是继续做出重视节约政府开支的姿态，并把不再进一步采取膨胀性的财政金融措施作为政府对遏制通货膨胀的“贡献”。这实际上就是用无所作为的办法来应付当时正在重新抬头的“停滞—膨胀”症。《华盛顿邮报》在1977年1月20日的一篇评论中指出：“ 对通货膨胀的高度敏感使得福特政府为恢复繁荣选择一条‘慢就是好’的道路。”其实，所谓“慢就是好”也不过是用来掩盖福特政府不愿于1976年11月总统选举揭晓前在经济政策方面采取新行动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第五阶段，是卡特于977初就任总统后一年来，在“反停滞”与“反膨胀”政策的矛盾中继续采用减税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时期。1976年是美国经济回升断断续续的一年，工业生产于9、10月一度下降，11月略有回升，12月超过危机前的最高点，但1977年1月又下降一些。失业人数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所以，1977年1月20日卡特上台后，便于2月22日向国会建议，对1月间福特卸任前提出的预算概要加以修改，扩大用于激经济增长的项目，如退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税标准额、增加投资减税额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建议1977年度个人所得税中每人平均退税50美元，社会保险津贴每人一次补发50美元。但从这一年3月起，美国工业生产、零售商销售额等都开始表现较快的增长，失业人数也下降了一些，但通货膨胀重新恶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当局不能不耽心大规模退税、减税对物价上涨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所以，到4月14日，卡特宣布放弃他在预算案中提出的，对个人退税50美元和对企业增加投资减税额或削减为社会保险计划缴纳的税款这两项建议。国会大体上按照卡特的建议，于5月16日通过了 “1977年降低和简化税收法”，并于5月23日获得了总统的鉴署。根据这项法律，估计减税的总数，1977年度为26亿美元，1978年度为177.5 亿美元，1979年度为138亿美元，三年度合计达340亿美元。由于减税、免税减少了联邦政府的收入，同时，支出又有增加，1977年度预箕（1976 年10月至1977年9月）执行的结果是财政赤字达450.4.亿美元。①1978年度预算的赤字额，据1977年5月间初步通过的数字，达646.5亿美元。②可见尽管卡特放弃对个人退税50美元等措施，但实际上实行的，仍然是以“反停滞”为主旨的膨胀性的赤字财政政策。
　　①[美]《档案材料》，1977年11 月5日，第835页。
　　②同上，1977年5月28日，第40页。
　　持续的庞大财政赤字使通货膨胀又加速起来。所以，卡特政府，正如福特政府一样，于实行减税、免税的同时，又不能不作出一些“反通货膨胀”的姿态。 1977年4月15日卡特提出向“极其困难和有害的通货膨涨问题”进攻的一套“协调计划”,其目的据说要把物价上涨率每年降低两个百分数，到1979年底，使物价上涨年率降低至4％。卡特强调要压缩财政支出，并表示决心要在1981财政年度实现联邦政府预算收支平衡。但实际上，物价于1977年又出现加速增长的趋势，消费品物价的全年上涨率达6.8％，而1976年则为4.8％。可见卡特政府的所谓“反通货膨胀”的计划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1977年下半年不仅通货膨胀加速，而且经济回升又放慢了步伐。8、9月间工业生产再度出现下降和停滞的状态。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第二季度起也逐季降低。1978年初卡特向国会提出经济报告，也不得不承认：“我国经济恢复的情况并不令人满意。”①所以，他于1月23日向国会提出的1979年度（1978年10月至1979年9月）预算咨文又建议减税250亿美元，为美国经济的增长打气，而预算的赤字额达606亿美元。这样，直到1978年，尽管通货膨胀已重新加速起来，而美国政府对策的重点仍然不得不放在“反停滞”上面。
　　①《人民日报》1978年1月27日，第6版。
　　从以上美国政府对策演变的五个阶段，我们看到下列几点：
　　第一、大规模减税、免税是美国政府对付这次经济危机的一张“王牌”。战后美国政府，在前几次经济危机期间也实行过一些减税办法，例如在1953— 1954年危机期间以及1969—1970年的危机和萧条年份，都曾实施过一些减税办法，但那时的减税办法绝大部分是以中等阶层纳税人和私人企业为对象，其目的着重在促进投资、扶助私人企业，而这次减税、退税法令，除了继续类似上述的办法外，还对一般纳税人给以一定数额的一次退税款，其目的是直接扩大社会购买力，增加社会上消费开支。同时，这次减税、退税的规模比过去几次扩大得多，成为美国统治集团用来刺激经济回升的一项主要措施，过去几次并不象这次那样占主要地位。总之，这次减税、退税之所以数额较大、对象较广，正是因为这次生产过剩较过去严重，美国统治集团不得不采取对国内市场大量“输血”的办法。很明显，这种“输血”办法仍然不出凯恩斯主义“反危机”措施的范围，所以，它的效果和危害性也必然与过去的凯恩斯主义“反危机”措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
　　第二、名为“膨胀”与“紧缩”兼施（或如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最近鼓吹的那样，所谓“松紧搭配”），但实际上无论从目的或从效果来看，这次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是以膨胀为主。在表面上，1975年福特政府实行减税时，是以削减政府开支和冻结政府新开支的建议联结在一起的，同时还期待美国联邦储备局通过“公开市场活动”对货币和信贷市场施加“紧缩”的压力。1977年卡特上台后，如上所述，于实施所谓“降低和简化税收法”的同时，也提出了向通货膨胀进攻的“协调计划”。这种表面上“膨胀”与“紧缩”齐头并进、双管齐下的做法，也许是美国政府在这次危机期间的一种“创造”吧。实际效果又如何呢？这里不妨简略地考察一下：
　　在联邦政府的财政方面，1975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开始爬出危机的深渊走上萧条的阶段时，失业现象十分严重，为了避免使失业问题更加恶化，根本不可能像福特要求的那样，实行大规模削减政府支出。如果勉强实行，岂不是刚好抵消减税、退税所产生的扩大社会购买力的作用吗？事实上，从1975年度至1977年度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总额和赤字额都比1973年度和1974年度，有大幅度增加，具体数字如下：
　　1973—1977年度联邦政府财政支出和赤字额
　　（亿美元）
　　财政年度*        财政支出总额        赤字额
　　1973            2,456.3                143.0
　　1974            2,683.9                34.6
　　1975            3,246.0                436.0
　　1976            3,656.1                656.1
　　1977            4,019.0                450.4
　　1973—1975年的财政年度都是从上年7月至本年6止，1977年财政年度，按照美国立法新规定，是从1976年10月至1977年9月止。1975年7—9月另编“过渡时期”数字，这里未列入。
　　资料来源：[美]《联邦储备公报》，1975年12月；[美]《档案材料》，1977年11月5日，第835页。
　　以上1975年度至1977年度的财政赤字都创战后的新纪录，大大超过侵越战争期间赤字最高年份（1968年度）的251.6亿美元。弥补赤字的办法主要靠发公债。从1974年6月至1977年6月，国债总额从4,862亿美元增至6,852亿美元，①三年内计增加41％。可见自从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联邦政府的财政收支只见“膨胀”，根本没有什么“紧缩”可言。所以，通货膨胀的压力并没有减轻，而是正在继续发展。
　　①[美]《联邦储备公报》，1977 年9月号，第A32页。
　　再从金融方面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了稳定物价，确是十分卖力地试图控制货币供应量。1975年3月，由于实行减税、退税以及增加由于这次危机所造成的财政支出，全国货币供应量突然扩大起来，于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于6月采取一些“公开市场活动”，对货币、信贷市场施加“紧缩”的压力，结果，商业银行对大客户的优惠利率改变了上半年逐步下落的趋势，从7月18日起从7％回升到9月中旬的8％。于是又出现了来自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上的要求放松银根的压力。联邦储备委员会终于从9月下半月起不得不采取比较“温和”的扩展性金融政策，因而市场短期利率又回降了一些，货币供应量则较原计划提高一些。①在这期间，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恩斯两次到参、众议院的预算委员会作证时指出：制止通货膨胀必须限制和削减联邦政府支出以减少财政赤字，单靠联邦储备委员会控制货币供应量是做不到的。②由此可见，要求金融方面的紧缩同财政方面的膨胀搭配起来，齐头并进，是做不到的。
　　①[美]《新闻周刊》，1976年11月22日。
　　②[美]《联邦储备公报》，1975年10月号，第631页。
　　“膨胀”和“紧缩”既然不可能同时迸行，那么，交替采用，行不行？这就是说，能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呢”？交替采用这两种政策，实际上美国政府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即第五次经济危机前后，曾经实行过，其结果不是交替达到目的，而是交替产生副作用，即实行扩展性财政金融政策时加速了通货膨胀的发展，而实行紧缩政策时又加强了经济停滞的趋势。这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前夕和爆发的初期、即1973年至1974年间，美国政府正在继续实施“管制物价和工资 ”的法令并实行金融紧缩政策，但实行的结果，不但没有平抑物价的上涨，反而加速和加剧了经济危机的发展。继1975年大规模减税、退税后，1976年在美国大选前，福特总统又摆出“反通货膨胀”的架势，强调平抑物价上涨的重要性，并把制止通货膨胀作为共和党竞选纲领的一个重点。但实际上，福特政府当时并没有采取重大的制止通货膨胀的措施，物价涨势之所以稍见缓和，主要是由于危机和萧条造成市场萎缩的结果。1977年，卡特政府也侈谈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 1978年1月19日卡特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的国情讲话中，更强调美国“通货膨胀率仍然太高”，“我们必须降低通货膨胀率，不让它上升”，并说要“重新发动对通货膨胀的进攻”。但实际上，卡特政府的做法依然是以膨胀性的减税、退税等措施为主。所以，前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评论卡特政府的政策时说：“1978年有没有什么反通货膨胀政策呢？答案是什么政策也没有。”①可以说，在当前美国经济中重重矛盾的交织下，美国统治集团是找不到、也不可能实行一套行之有效的制止通货膨胀的办法的。几年来，美国政府所实行的政策始终是为美国经济“输血”和“打气”的“反停滞”措施，而由此造成的财政赤字的大幅度增长，以及相应的信贷扩张，又继续成为通货膨胀加剧的源泉。至于“反膨胀”措施，迄今为止，还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或干打雷、不下雨的插曲而已。
　　①[香港]《经济导报》1978年第1—2期，第84页。
　　第三、更换总统、改选国会的花招也解决不了问题。美国这次经济危机爆发后到目前，已经历了两次全国性选举（即1974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和 1976年11月总统和国会选举）和三任总统（尼克松、福特和卡特）的更替。我们知道，不论国会到期改选也好，或是总统任满改选也好，都是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用来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块民主幕布。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大资产阶级政党都是美国垄断资本统治的工具。在经济危机期间，这两党在竞选中围绕着经济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互相攻讦，似乎各有一套办法。垄断资本集团正是利用两党政策在表面上的分歧来欺骗人民，通过选举的把戏，在必要时，把一党作为替罪羊而抛出去，把另一党推上台，用调换班子的手法把混乱的棋局继续走下去。所以，在1974—1977年间，不论总统更替也好，或是国会改选也好，其实质，正如列宁指出的，都是“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利用它们之间的虑张声势的，无内容的决斗来欺骗人民，转移人民对切身利益的注意”。①正因为这样，旧总统卸任，新总统上台，而美国政府对付经济危机的政策却表现了很大的连续性。主张紧缩的，到头来却大搞减税、退税，而主张以“停滞”为主的，一转瞬间也大讲要“反膨胀 ”了。福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于福特卸任时指出，这两届新、旧政府的计划，就其在1977年将产生的影响来看，“并不存在重大的不同之处”。①本来，同是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的，怎能发生重大的不同呢？
　　①列宁：《美国总统选集的结果和意义》,《列宁全集》第18卷，第397页。

　　三、经济“回升”中表现的虚弱性

　　前已述及，美国工业生产指数于1975年3月到达最低点后，4月略有上升。整个经济于1975年第二季度开始出现回升的迹象。这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发展的规律决定的。1975年3月间福特政府提出的大规模减税、退税措施，从第二季度起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比起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中固有因素的作用来，其效果是较为短暂的，而且又是片面的。
　　经济危机本身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如部分生产力的破坏、存货的消散、物价的下跌（在这次经济危机期间表现为物价涨势的降低）等，都给经济回升提供了条件。1933年斯大林在资本主义经济于危机后开始有些恢复和回升时曾指出：“资本主义的内部经济力量在这里也起着作用”。②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情况已有很大的变动，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发展的规律基本上仍然有效。在美国这次经济危机期间，我们也可以从存货和物价两方面看到促使美国经济从危机走向回升的一些“资本主义的内部力量”：
　　①约瑟夫.克拉夫特：《卡特继承的遗产》，《华盛顿邮报》，1977年1月20日。
　　②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7页。
　　（1）存货：在危机期间，由于销售不振，制造业和商业存货的账面值于1974年逐月增加，10月增加额达到666亿美元的高峰，但进入1975年后，1 月仅增加12亿美元，2月起到7月逐月下降，这表明存货正在不断消散。而消散最多的是在5月，计减少了239亿美元。①随着存货的下降，制造业和商业的存货额同销售额的比率即“存销比”（按固定价格计）也从1975年4月起开始下降，从年初的1.89下降至9月的1.74。②
　　（2）物价：前面第二章第二节中已指出，在战前历次经济危机和萧条阶段，由于社会购买力下降、商品滞销、银根紧缩，一般物价表现猛烈的下跌。战后随着美国通货膨胀逐步发展，在1953-1954年危机期间，物价只有轻微的波动，不再大幅度下降；从1957-1958年危机起，物价不仅不下降，还继续上涨；不过，一般说来，物价涨势还是有所减轻。这次经济危机期间及其随后的回升时期（包括萧条和复苏两阶段）的情况也是如此，见下表。
　　1973—1976年物价指数平均每月上涨率（％）
　　

　　资料来源：[美]《商情摘要》，1977年3月号，第89、97页。
　　①[美]《商情摘要》，1977年11月号，第67页。
　　②[美]《商情摘要》，1977年3月号，第67页。
　　由此可见，消费品价格和批发物价涨势的削弱，早在1974年第四季度至1975年第一季度，当经济危机达到最严重的时刻，就已显露出来。这是经济危机本身对物价上涨起着抑制作用的结果。
　　除了存货和物价变动所起的作用外，美国垄断资本还通过大量解雇工人、提高工人劳动强度等办法来加紧剥削工人，并通过压低国际市场上原料价格、抬高工业品和粮食价格、加强不等价交换、倾销剩余农产品、扩大军火输出等办法来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剥削、转嫁经济危机的负担。这些行径使美国工业生产的下降经过一段时间后得以暂时稳定下来，从而为经济回升提供一定的条件。关于这些方面的情况，下面第四、第五两章还要加以叙述。
　　由于以上一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美国工业生产从1975年4月起开始回升，制造业的新订货额（不论耐用品部门或消费品和消费品材料部门）也从这一月起回升。这些情况显示了危机到达最低点后整个经济已有回升的迹象。而这时联邦政府实行大规模减税、免税措施，对回升也起了相当强烈的刺激作用。但这种人为的刺激措施，以及与经济危机交织的通货膨胀的继续发展，反过来又使生产过剩和生产能力过剩在危机阶段不能得到充分的消除，因而使这次回升具有下列的特点：
　　第一，回升时期拖得特别长：工业生产从1975年4月起开始回升，到1976年11月才勉强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并略微超过一点，共历时19个月，比战后过去五次危机后的回升时间都长得多。战后第五次危机（1969-1970年）后回升时间比前四次都长一些，因为那次回升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萧条阶段，但整个回升时间也不过13个月。这次回升时间超过上次时间达46％。
　　第二，这次回升从1976年第二季起到第四季初出现了停滞现象。工业生产从1976年 5月以后月增长率很小，9月、10月两个月连续下降。按当年价格计算和按1972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第二季度起连续三季下降。回升期间所经历的这样显著的停顿现象，也是战后历次危机后的第一次。
　　第三、在这次回升期间失业人数下降很慢。工业生产于1975年3月到达最低点后，官方公布的全失业人数却继续上升，到5月达到825万的最高峰（失业率为8.9％，也是最高点），后来才缓慢下降，到1976年5月下降到691万。随着经济出现停滞的情况，从6月起又连续上升。到11月，尽管工业生产已略超过危机前1 973年11月的水平，但失业人数却达765万，比1973年11月的425万高出80％。①经济回升并没有显著地缓和危机期间十分恶化的失业情况，这是当前美国经济中的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
　　①[美]《每月劳工评论》，1974年12月号，1976年6月号、1977年4月号。
　　第四，在这次回升期间，回升速度较快的是个人消费支出，这与政府的减税、免税等措施有一定的联系。而私人企业的固定资本投资和私人住房投资都增长得很慢。比危机前最高点相差一大段。个人消费支出从1973年第三季，高峰到1974年第四季，最低点下降2.9％，到1976年第四季，已超过1973年第三季度7.7％，而1976年第四季度私人企业的固定资本投资支出还比危机前1974年第一季度的高峰低11.7％，私人住房投资支出还比危机前1973 年第一季度的高峰低21.7％。在危机期间，这两类投资都急剧下降，前者到1975年第三季度的最低点时下降17.5％，后者到1975年第一季的最低点时下降45％。①这两者在危机期间下降的猛烈，说明这次经济危机的深刻性，而在回升期间恢复的迟缓，又说明这次回升的软弱无力。我们在这里再用工业生产指数来对照一下，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次回升的虚弱性。美国工业生产指数中消费品生产指数在这次经济危机期间下降12.8％，到1976年11月已超过危机前最高点4.5％；而企业设备生产指数在危机期间约下降14.3％，到1976年11月比危机前最高点还低4.7％；原材料生产指数在危机阶段下降 20.4％，到1976年11月比危机前最高点还低3.3％。可见，由于固定资本投资恢复迟缓，生产资料生产的回升落后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回升，这就不能不影响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能力。
　　①[美]《现代商业概览》，1976年7月号，第24页；1977年4月号，第9页
　　以上四个特点说明，这次经济危机后的经济回升是十分疲弱的。工业生产总指数于1976年11月恢复到危机前的最高水平。按通常的每个经济周期各阶段的交替顺序来说，这意味着回升告一段落，一次新的“高涨”阶段到来了。然而实际上，从那时起，一年多来美国经济状况还是不妙的。1977年上半年经济有所增长，但下半年又出现下跌和停滞局面。工业生产于1977年1月下降，2月起又上升，到下半年又趋于停滞，8月再度下降，8至11月只上升0.6％。固定资本投资在1977年第1季增长较大，其后增长率又放慢。制造业的设备利用率于1977年有所提高，但到10月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失业情况仍很严重，1977年4月以来失业率保持在6.9—7.1％之间。①1978年初总统经济报告中也承认美国国内还有650万人找不到工作，325万人只能找到部分工作，还有100万人由于长期不能就业而不得不放弃寻找工作的希望。② 1977年美国经济最恶化的领域是对外经济关系。外贸逆差全年达280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外贸逆差最大的一年。外贸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对日本逆差扩大和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性增加。1977年全年美国进口石油共花了450亿美元，而1973年仅为85亿美元。③巨额的外贸逆差导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增加和美元汇价的下落。以1977年12月的汇价同年初相比，美元对日元、西德马克和瑞士法郎分别贬值约20％、11％和18％。股票市场也不振，1977年 11月2日，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比1月3日下跌20％。④
　　①[香港]《经济导报》，1978年第1－2期，第73页。
　　②《人民日报》，1978年1月27日，第六版。
　　③《人民日报》，1978年1月27日，第六版。
　　④[香港]《经济导报》，1978年第1－2期，第74页。
　　在农业方而，随着1976年美国小麦和玉米的丰收，1977年的收成也较好，而世界其他主要的粮食生产国也获得较好的收成，于是在美国又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迹象。到1977年中，小麦储存量已达十四年来的最高水平；小麦售价每蒲式耳已跌至2美元以下，而在1977年2月，每蒲式耳还是2.8美元，1974年初则在5.5美元以上；据美国最大产麦州堪萨斯的309家银行报道，它们的农场主顾中有86％正在赔钱中过日子，有8.7％无力还债，有 36.2％只能以土地作抵押举借新债来偿还到期的旧债。①反映农场收入价格与支付价格对比关系的“平价比率”（1910—1914年＝100），1973 年高达91，1974年为86，1975年和1976年分别为76和71，1977年继续下降，到1977年8—10月间仅为64。②可见农业凋敝的情况正在继续发展。
　　以上一切表明，从1976年11月以来，笼罩着美国经济的，依然是不景气而不是通常的“高涨”。这是这次经济周期表现的又一特点，而这个特点又是与1973—1975年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及其与财政金融危机交织所造成的复杂性有密切联系的。
　　①[美]《档案材料》，1977年8月13日，第612页。
　　②[美]《基本经济统计手册》，1977年10－11月号，第139页。

　　一、经济危机使劳动人民进一步贫困化

　　在这次经济危机期间，如同在过去历次经济危机中一样，美国垄断资本为了维持高额的垄断利润，减轻在危机中所遭受的损失，总是采用解雇工人，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消费品价格，压低工人工资等种种手段，千方百计地把危机带来的沉重负担和造成的巨大损失转嫁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因而，使工人阶级贫困化，不论在相对意义上或是在绝对意义上，都有显著的增长。正如伟大导师列宁所指出：“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赖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的而有时是绝对的恶化”。①
　　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就是指工人阶级“在社会收入中所得份额的减少”，“在财富迅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比较份额愈来愈小”②。美国统治集团为了掩盖工人阶级贫困化的真相，在所编制的经济统计资料中，玩弄种种手法，力图表明全国“工薪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甚至在经济危机期间，似乎没有大的变动。实际上，美官方公布的国民收入统计中的“工薪收入”包含许多虚假成分，其中很大部分不是劳动者的工资，而是公司高级职员和董事经理的薪金。但就是从这些不可靠的、被歪曲了的美国官方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中，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最近四年间，美国的生产工人的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例如，矿业和建筑业生产工人的工资在该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连续下降，从1972年的67.5％、 1973年的66.5％下降到1975年的61.1％。制造业生产工人工资在该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973年的45.3％下降到1975 年的42.3％（见附表）。这三个生产部门是美国除农业外的主要物质生产部门，工人收入在这三个部门的“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充分说明了在这次经济危机的袭击下，美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相对贫困化的加深。
　　①列宁：《修改党纲的材料》，《列宁全集》第24卷，第434页。
　　②列宁：《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列宁全集》第18卷，第430—431页。
　　矿业、建筑业、制造业工人工资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变化（亿美元）

　　资料来源：[美]《现代商业概览》，1976年10月号，第二部分第81页；1976年4月号，第16页；[美]《就业和收入》，1976年1月号，第164—165页。
　　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就是指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愈益恶化。在这次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加深，更是触目惊心。具体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失业工人激增。大量解雇工人是垄断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转嫁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1975年是战后美国遭受经济危机打击最沉重的一年，也是失业最严重的一年。美官方公布的1975年全年的失业率达8.5％，超过了战后历次经济危机期间的失业率，达到194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1975年全年的失业人数平均达780多万，比危机前的1973年的430万增加81.9％，其中失业十五周以上的人数比1973年增加两倍以上。失业人数的激增，失业时间的延长，大大地增加了失业工人的痛苦。
　　还必须指出，美国官方的失业统计明显地被缩小了许多，甚至连资产阶级报刊也指出，这是“蓄意要掩盖真相 ”。因为官方给失业下的定义，没有把寻找工作时间太长，在每月进行调查前四周内已放弃寻找职业的人，和找不到全日工作而做零工或部分时间工作的人计算在内。如果把这样一些人计算在内，实际的失业人数约达1,500万。在如此庞大的失业队伍中，大约只有数百多万人能领到微薄的失业保险津贴，勉强维持生计。许多失业者为了寻找谋生的机会，夜以继日地冒着冬季严寒或者夏季酷暑，在各地职业介绍所外排长队等候。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未来寻找职业，拖儿带女，“像游牧民族一样”，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很多人身无半文，不得不依靠社会救济度日。许多大城市，街上排队领施舍菜汤的人数达到五十年代以来的最高峰。在亚利桑那州的塔克森市，要招一个扫垃圾的工人，结果有一千人提出申请。1975年底，四万人白天黑夜在旧金山湾区的一个公园前而排队，争获二千个工资极低、半天工资的职业。无数失业工人因长期找不到工作，忧虑成疾，有的甚至被迫自杀。许多家庭因丈夫失业出走而破裂。
　　第二，实际工资下降。由于美国垄断资本抬高价格，通货膨胀在这次经济危机期间继续发展，物价飞涨。1974年消费物价指数平均上涨12.2％，创造了战后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食品、住房、燃料、医疗等生活费用上涨幅度更大。1974年，食糖上涨274.5％，食油涨价50％，手纸涨价44％，肥皂涨价3O.1％，婴儿食品涨价 29.3％，电费涨价22.1％。1975年的消费物价比1974年又上涨了7％。
　　由于通货膨胀加速发展，物价飞涨，美国在业工人的货币工资，虽经广大工人的不断斗争，跟在物价后面，有所提高，但货币工资的增加远远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因而工人的实际工资表现了连续下降的趋势。据美国官方发表的数字，全国非农业的私营经济的生产工人每周平均“可开支”工资（按1967年价格计）①，于1972年10月达到97.81美元，以后逐步下降，到1975年4月达最低点87.59美元，共下降了10.4％。②制造业生产工人的每周平均“可开支”工资（按1967年价格计）于1972年12月达到 111.37美元后逐步下降，到1975年2月达最低点98.09美元，共下降了11.9％。③
　　①按四口之家的税率扣除税款后的工资收入。
　　②[美]《就业和收入》，1976年3月号，第126页。
　　③[美]《劳工统计手册》，1974年，第251页；[美]《每月劳工评论》，1976年1月号，第102页。
　　美国垄断资本集团还勾结了一些工会的上层头目，在签订劳资合同时，强加了许多压迫和剥削工人的条款，削减工人的实际工资，借以转嫁经济危机。据美国《幸福》杂志透露，1975年在石油、铁路和零售商店店员等工会与资方签订的合同中，工人的实际工资分别下降了11％、13％和5％。
　　第三，劳动强度增加。垄断资本集团在大批解雇工人的同时，还大搞加时、超速和“合理化”操作制度，增加在业工人的劳动强度，加紧剥削工人。
　　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完全不顾工人的死活。机器的发明、技术的革新、流水作业线的广泛采用和“合理化”操作制度的推行，劳动时间的延长，劳动强度的增加，都是资本家加紧剥削工人，向工人阶级转嫁危机的手段。广大工人像牛马一样被束缚在高速流水作业线上操作，成年累月紧张地反复从事一种单调动作。工人在劳动中紧张得连喝水、抽烟、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甚至因过分紧张而晕倒在地。美国官方一项报告承认，美国的大多数工人“就像被判终身从事单一动作的苦刑囚犯一样”，简直成了机器的奴隶。
　　在危机期间，资本家还采用“减人不减产”，即只裁减工人，而不减生产任务，由较少的工人加班加点来顶做原定的生产任务，借以剥削在职工人。还有的资本家借口营业清淡，以解雇相威胁，强迫工人除了完成原定的工作外，还兼干别的活，例如把一部分装卸工解雇了，而由车间的生产工人兼干装卸活。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在职工人的劳动强度。
　　劳动强度的增加，造成工伤事故层出不穷，工人中患职业病的人越来越多。从1950年到1975年，随着机械采煤的发展，美国的煤产量增加了一倍多，煤矿工人从48万减少到13万多人，越来越多的超额利润源源不断地流进煤矿资本家的腰包里，但广大煤矿工人却不得不为自己的健康和生存而斗争。从1969年到1976年第一季度，美国煤矿工人因爆炸、水淹事故致死的达1,016人，在1975年一年内因工伤残的就达7,000人。据美国官方统计，1974年美国私营企业部门因工伤事故而伤残的和因工致病的达 590万人，即平均每十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工人因工伤残或患职业病。①
　　第四，黑人工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工人更加贫困。现在美国黑人工人有 900多万，其中43％是产业工人，黑人工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工人长期以来深受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他们干的活最脏、最累、最危险、收入最低、政治上备受歧视，在每次经济危机中，黑人总是最早被解雇，最后获雇佣，遭受危机的打击最为严重。据美国官方统计，1975年3月美国白人的失业率为8％，而黑人的失业率则高 14.2％，几乎接近白人失业率的两倍。美国青年的失业率为20.6％，而黑人青年的失业率更高达41.6％。②在一些大城市里，黑人青年的失业率甚至高达60—70％，几乎三个人中有两个人失业。1975年6月9日的《纽约时报》报导说：“在每次衰退中，不管是什么原因，黑人首先付出最大的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代价，许多人永远恢复不过来”，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处在接近于失业的边缘或周期性的失业”之中。
　　①[美]《每月劳工评论》，1976年1月每，第2页。
　　②[美]《前卫》周刊，1975年4月30日。
　　随着失业情况的恶化，在业工人劳动强度的增加，实际工资的下降，工人阶级的生活更加贫困。据美国商务部1976年3月公布的全国处于贫困线（非农业的四口之家年收入5,500美元）以下的人数从1973年的2,340万人增至1975年的2,590万人，计增加250万人或10.7％。处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连最起码的生活也很难维持。据美国报刊发表的材料，在这次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实际有将近4,000万人经常处于饥饿状态之中。在得克萨斯州，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穷人。该州居住的贫困家庭，即使领到救济金和食品券，也仅达联邦政府最近公布的贫困线每年收入5,500美元的40％。全国各地许多穷人因付不起伙食费，只好到杂货店买狗食充饥。据估计，在贫民区的杂货店出售的狗食罐头有三分之一是被人吃了的。有的穷人因付不起房租，只能住在废弃的汽车壳或鸡舍里。在离美国政府繁华的白宫不到两英里的贫民区，人却“像狗一样生活”。
　　经济危机使美国穷苦老人的处境更为悲惨。据统计，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人在美国有2,185万，其中大多数人维持生活的主要来源是靠所谓的“社会保险津贴”。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退休的老工人被迫要拿出他们每月领到的社会保险津贴的80％支付房租，以致每月只剩下很少的钱来购买食品，因而大批退休者被迫靠政府补贴的一餐热汤凑合着过日子，而且有的老人被迫捡垃圾堆里的东西以果腹，冬天无钱取暖，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在冰冷的房间里悄然死去。
　　经济危机使美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求学更为困难。据估计，目前美国史学青年的实际人数已超过340万。由于失业严重，生活贫困，很多劳动人民无钱送自己的子女上学，有些人即使进了学校，由于家庭经济所迫，也不得不中途退学去寻找工作，以便养家糊口，但在经济危机严重的情况下，连失业的成年人都很难找到工作，青少年找职业更是难上加难。
　　经济危机还使美国大城市的“贫困区”更加恶化。在美国各大城市中，都存在日益扩大的贫民窟和贫困区。这里主要是黑人工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工人的栖身之地。如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曾经揭露过的英国曼彻斯特的贫民窟一样，现在美国的贫民窟也是住房肮脏，破旧不堪，拥挤狭窄，阴暗潮湿，空气污染，到处是臭水沟和垃圾堆，简直不适于人住。平时这里的劳动人民在贫困线上挣扎，经济危机期间生活更加恶化。据1976年9月加拿大《多伦多星报》记者访问美国第五大城市底特律的报导，该市市区中心靠右的三个行政区基本上是黑人聚居的地带。在这里黑人失业率高达25％，不满二十岁的黑人青年失业率几乎达50％。住房又肮脏、又破旧，有些房屋好像经历了一场灾祸一样，只留下烧焦的墙壁，打破的窗户。白天市区内的主要马路上行人稀少，冷冷清清，晚上更是一片凄凉。而在底特律的郊外，却另外发展了一个漂亮、舒适、整洁的住宅区，那是白人资产阶级集中居住的地带。①所以，目前存在着两个底特律，一个在市区内，贫穷而肮脏的底特律；一个在市郊外，华丽、富有的底特律，两者同时并存，形成多么尖锐鲜明的对照！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美国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
　　①[加]《多伦多星报》，1976年9月11日。

　　二、公司利润的增长和兼并浪潮的兴起

　　美国工人阶级贫困化的增长是美国垄断资本转嫁危机，加强对工人阶级剥削的结果。所以，在危机期间，我们看到一方面工人阶级状况日益恶化，另一方面垄断资本集团的利润收入继续增长，他们所掌握的财富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美国公司公开发表的利润数字是大大缩小了的。在过去历次经济危机期间，官方统计中公司利润一般都表现下降。最近，美国商务部为了消除严重的通货膨胀对利润计算的影响，使利润指标与其他按固定价格计算的指标可以进行对比，曾对近几年公司利润作了某些调整，①并按1972年价格换算。这样调整和换算的结果表明，1975年的纳税后公司利润比1974年增长17.9％。1976年又比1975年增长23.0％（据1976年第一至第三季度数字估计）。②这是这次危机期间的一个突出的情况。正因为危机期间公司利润仍然在增加,1975年利润中分配给股东的红利总额（按当年价格计）比1974年增长 4.2％，1976年又比1975年增长9.3％。③
　　不仅企业利润继续上升，大企业经理人员的收入也有大幅度的增长。从以下几个例子，可以看到大企业经理人员的“薪金”、“酬劳金”等收入在危机期间成倍增加的穷苦。
　　①这里所说的调整是指消除物价上涨对“存货估价”和“折旧提存”两项的影响。这两项数字是计算公司利润额的必要材料，调整后使历年利润额的可比性得到改进。
　　②[美]《商情摘要》，1976年11月号第68页；1977年2月号，第68页。
　　③[美]《联邦储备公报》，1977年3月号，第A.38页。[美]《现代商业概览》，1977年3月号，第S－2页。
　　大企业经理人员“薪金”、“酬劳金”等年收入（万美元）

　　资料来源：〔美〕《商业周刊》。
　　除了“薪金”和“酬劳金”收入外，大企业经理人员实际上还享有什么“低价选购股票权”、“健康保险待遇”等名目的变相收入，未计入上列数字内。仅以上列两项数字计算计，1975年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的年收入约为全年工作的一个美国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的42倍。如把“低价选购股票权”等特权所得利益计入，联合工艺技术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格雷的收入高达166.2万美元，约为一个美国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的120倍。实际上，这些经理人员本人也是大资本家，他们都拥有高额的公司股票和其他证券等财产，这些财产收入还没有计算在上列数字之内。
　　由于垄断资产阶级的收入连年迅速增加，据美国财政部统计，在美国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大富翁1948年仅有13,000人，1962年增至67,000人，1972年增至180,000人，据估计1976年已增至 240,000人。现在，仅占美国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这一小撮百万富翁就拥有4,170亿美元的净资产，占美国全部个人净资产的12％，包括全部公司股票的五分之一。①由此可见，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危机期间继续大量积累财富，这是通过以千百万工人及其家庭的流离失所、无以为生为代价来实现的。
　　①《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6年7月21日。
　　随着垄断资本家财富的增长，美国工业部门近两年来又刮起了兼并风。美国工商业的兼并活动曾在六十年代后期达到高峰，成为三十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兼并浪潮。七十年代初期，兼并运动走向消沉。在这次危机阶段，兼并也不十分活跃，1974和1975两年兼并事件分别为1,805起和1,288起。可是，到了 1976和1977年，兼并运动又发展起来。最近两年来的兼并运动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兼并事件总数仍低于六十年代末，但其中大户头的兼并事件显著地增加。1976年，出价1亿美元以上的兼并事件达39起，1977年预计增至43起，而1973、1974、1975年仅分别为28起、15 起和14起。在大户头的兼并活动中最突出的，是1976年12月“通用电气公司”以21.7亿美元的股票吞并“犹大国际公司”。这是迄今在吞并中出价最高的一起。在1976—1977年间，还有3起出价在5亿美元以上，1起在4亿美元以上，4起在2亿美元以上。①。
　　第二、近两年来企业兼并活动，不像以往那样以大企业或特大企业吸收同行中濒于破产的中小企业为主，而是大企业兼并别的部门或别的行业的大企业或中等企业；兼并的对象也不是在风雨飘摇中，因而要价较低的企业，而是那些经受危机袭击后营业比较有起色的企业。
　　①[美]《商业周刊》1977年11月14日，第177页。
　　第三、兼并的目的是以实现经济活动的“多样化”或吞并一些与能源有关或拥有原料资源的企业为主。在六十年代后期通过兼并曾出现不少“跨部门企业的联合 ”（Conglomerates）。最近，这种兼并形式已不那么流行了。目前的“多样化”兼并形式发生在业务上虽不同属一个部门，但性质还比较接近或具有某些联系的企业之间（例如1975年底特律市的弗吕霍夫公司吞并密尔沃基市的凯林公司，前者生产双轮拖车和运货箱，后者生产起重机、掘土机等），而“跨部门企业的联合”发生在一些互不相关的部门（例如机器制造业与食品工业或旅游业）的企业之间。①还有一些容易成为兼并对象的企业是与能源有关或拥有自然资源的企业。上述的“通用电气公司”吞并“犹大国际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攫取后者的煤矿资源。②
　　第四、以英国、西德为首的外国垄断资本也进入美国市场购买美国企业。例如，1977年西德贝尔公司购买迈尔斯实验室，瑞士纳士列公司购买阿尔康实验室等。据美国方面的统计，以欧洲公司为主的外国公司，于1975年兼并了39家美国公司，共付价款3.38亿美元，1977年1至9月，兼并了59家，共付价款5.9亿美元•
　　①[美]《华尔街日报》，1977年2月18日，第1、17页。
　　②[美]《商业周刊》，1977年2月18日，第179-180页。
　　根据美国报刊的报道，近年来美国企业兼并运动之所以又流行起来，主要是由于美国垄断资本企业在这次经济危机期间加强对内和对外转嫁危机的负担，大大地减轻自己蒙受的损失，因而能继续积累巨额的现金。它们急于要为这些巨额的现金寻找投资的出路。但目前工业中生产能力过剩现象仍较严重，而机器、设备等价格又不断上涨，因此，许多垄断资本企业不愿把全部过剩资金供建立新厂房或创办新企业之用。同时，由于经济回升乏力，投资活动呆滞，股票市场上一般企业股票价格较低，所以，垄断资本又认为建立新工厂，创办新企业，不如购买旧企业较为有利，目前在美国投资界流传的所谓“购买比自建要低廉得多”的说法，就是反映这个情况。此外，美元汇价的不断下降又大大地促进外国垄断资本涌入美国市场。这样，外国资本、特别是西欧资本在最近的美国兼并运动中也占了一个重要地位。
　　列宁指出，危机“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①这次美国企业兼并高潮虽然是在危机过后的回升时期兴起的，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它基本上仍然是这次经济危机发展的结果。通过最近两年的兼并活动，美国垄断资本的势力显然又有了若干的扩大。一方面美国无产阶级贫困化加深了，另一方面美国垄断资本的财富却进一步膨胀起来，这就意味着美国垄断资本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将更加趋于激化。
　　①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集，第201页。

　　三、经济危机加深了社会危机

　　在深刻的经济危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双重打击下，美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更加陷于贫困和破产的境地，他们积极投入反对垄断资本转嫁危机的斗争，但也有不少人，特别是失业、失学的青少年，找不到工作做，生活困难，精神苦闷，对现状不满，于是以抢劫、打架、行凶等行为来表示对社会制度的反抗；还有一些人陷入消极悲观的绝望之中，于是通过酗酒、吸毒来麻醉自己，不但残害自己的健康，而且还破坏社会秩序、家庭安谧，有的甚至还走入自杀的绝境。另一方面，美国垄断资本在国内外矛盾加剧下，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瓦解人民的斗志，以维持其反动统治，更加加紧用糜烂、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来毒害人民、特别是毒害广大青少年。因此，在经济危机期间，就有更多的人走上了堕落和犯罪的道路，使美国原已存在的社会危机更加严重起来。以下从犯罪案件激增、吸毒盛行、自杀增多、家庭分裂和离婚增加等方面，对这个问题略举一些事实来加以说明：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数字，1974年在美国发生的“严重犯罪”案件（包括杀人、强奸、抢劫、盗窃等）达1,019万多起，比1973年增加了17.6％，相当于1960年的三倍，成为联邦调查局自1930年开始搜集全国犯罪资料以来的四十五年中增加幅度最大的一年。据此推算，1974年在美国平均每天发生的严重犯罪案件竟高达27,923起，每小时有1,163起，也就是说平均每三秒钟即发生一起严重犯罪案件。1975年，在美国发生的严重犯罪案件将近1,130万起，比1974年又增加10％；1976年上半年，仅纽约市的严重犯罪比上年同期又猛增了18.5％。这些数字还没有包括数量更大得多的一般犯罪在内。
　　从六十年代初以来，除少数年份外，美国的犯罪率呈逐年增加、扶摇直上的趋势。从1960年到1975年的十五年间，美国的人口增加了15％，而在这期间，抢动、偷盗等犯罪活动却增加178％。同期，严重犯罪率上升了180％。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危机而造成的大量失业、失学，迫使许多青少年走上犯罪的道路。1975年，在美国因犯罪曾被捕过的800万人中，有340万、即 42％是年龄在二十一岁以下的青少年。联邦司法部在一项调查报告中惊呼：“学校里的暴行问题严重，损失巨大，现在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因此必须由联邦政府予以解决。”另一个现象是，近几年来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活动特别猖獗。据官方估计，在美国现有50多万人是所谓“职业犯罪者”和“有组织犯罪者”。他们以犯罪为主，装备着重型武器，有组织地进行着一系列危害美国人民生命财产的犯罪活动，弄得社会不安，人心惶惶，商店不敢照常营业，学生不敢上学，警察不敢单独巡逻，使美国许多地区成了恐怖世界。
　　恩格斯指出：“当无产阶级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而“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①。近年来，美国犯罪活动的大量增加与严重的经济危机有直接的联系。一位黑人社会工说，犯罪活动的增加，这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犯罪集团问题，而是一个青年问题，一个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大量失业、失学的痛苦和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的毒害，迫使许多青少年走上犯罪的道路。底特律警察局证实，该市每个犯罪集团大约有三十至四十成员是长期失业需要救济的。纽约市市长比姆也公开承认：“国家的经济状况可能是犯罪增加的主要因素，不但在纽约如此，而且全国也这样”。
　　①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9、175页。
　　严重的犯罪活动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和社会舆论的严重不安。美国资产阶级报刊不得不承认“犯罪的增长十倍于人口的增长”，惊呼美国“害了一种严重的流行病 ”。1975年10月盖洛普“民意”调查，城市居民把犯罪看作城市最严重的公共问题，而在1949年同样的调查，则把犯罪问题仅列为城市中第六位严重问题。①
　　近几年来，美国政府在“法律和秩序”的口号下，采取了增加执法经费、增建监狱、增加检察和执法人员，恢复死刑等措施来对付犯罪活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会员银行设在全国的4,700个营业机构中，有97％的出纳处装有防盗警铃，99％的现金库房和贵重财物贮藏室装有防盗警报器，80％的接待室装有照相设备。②但是装备现代化的警察和防盗设施仍然解决不了犯罪问题。1975年财政年度中，对金融系统作案的，增加近51％。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给阔老们提供私人保镖的行业生意发达，每年平均增长10-15％。目前，这个行业已遍布全国，雇佣人数估计达50万到100万人，一年营业额达120亿美元。
　　社会动荡，生活艰难，精神上的苦闷和绝望情绪的滋长，造成毒品泛滥，吸毒更加盛行。据估计，美国吸食大麻的人数已达 2,000多万人，占美国总人口10％以上。吸食烈性毒品海洛因上瘾的人数已由1974年年初的30万人迅速上升到1975年6月的72.5万人，①比 1974年增长1.5倍。二十年前吸食海洛因者还只限于少数过夜生活的人，十年前发展到城市贫民，而今天已波及到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军队中吸毒也十分普遍。
　　①[美]《华尔街日报》，1976年4月4日，第6页。
　　②[美]《联邦储备公报》, 1975年12月号，第844-845页。
　　吸毒严重地摧残了美国人民的健康，对美国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许多青少年因吸毒而丧失劳动力，大量的人因吸毒而中毒死亡。美国医学界人士1970年下半年在美国参院作证时透露，六十年代后期，美国国内已有14万青年因吸食大麻和迷幻药中毒死亡。据白宫专家说，现在美国每年因吸毒而死亡的有15,000人以上，每年用于吸毒的费用达100亿至170亿美元。白宫专员忧虑不安地说：“所有这些现象都是不祥的征兆”。②
　　生活困难，前途渺茫，还使更多的人走上自杀的道路。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显然大大缩小了的数字，1955年美国自杀的人数为16,760人，1973年上升到24,440人。 1974年头两个月自杀的达3,560人，而1973年同期是3,400人。据统计学家说，如果把所有自杀的案件都列上名单，那末自杀将占死亡案件第四到第五位。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老年人的自杀率，一般是最高的，青年人自杀的人数急剧上升。今天，自杀在美国青年中是最普遍的死亡原因，仅次于工伤事故。 1974年7月至1975年6月，15—24岁的青少年中间企图自杀的，大约有7万到8万人，其中约有3,500人到4,000人自杀而死。耶鲁大学副院长、精神病学副教授库默在对许多自杀者的家庭、朋友和同事作了广泛调查后承认：“引起自杀事件增多的原因不仅是个人问题，而且有巨大的社会因素。”在经济危机日益深化的美国，许多青年面临“毕业就是失业”的困境，在四处碰壁，走投无路，对个人前途失去信心，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极端不满的情况下，被迫纷纷走上自杀的道路，以消极的方式来反抗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
　　①[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75年6月30日，第29页。
　　②[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76年6月30日。
　　③[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74年7月1日。
　　离婚问题越来越严重，家庭关系极不稳定，这也是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据美国官方统计，1974年，美国离婚的有96.5万对，比1973年增加6万对，离婚率为43.2％。Q① 1975年，结婚的有210万对，比上年减少24％；离婚的第一次超过100万对，比上年增加了6％，比十年前增长一倍以上，离婚率达到了新的高峰，上升到48％；①市面上“贺”人离婚的卡片已大量出现，卡片上公然写着“祝贺你离婚了”。这充分反映美国生活方式的极端腐朽和社会道德的堕落。
　　现在，美国有一千多万儿童只跟一个家长（父亲或母亲）生活，其中有三分之二是由父母离婚所造成的。父母离婚，家庭破裂，减少了父母对子女的管理和教育，有些孩子忍受不了困苦的家庭生活和继父母的歧视虐待，便纷纷逃离家庭，流浪街头，男孩沦为刑事犯，女孩沦为娼妓。
　　①离婚率：指当年结婚对数与离婚对数的比例。下同。
　　②[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75年10月27日，第32页；[美]《华尔街日报》，1976年4月27日。
　　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社会危机加重的症象。在美国历史上，我们也常常看到经济危机的发展导致社会危机加重的现象，但这次经济危机特别严重，因而它对加重社会危机所起的作用也特别显著。经济危机的加深和频繁化，已经表明了美帝国主义腐朽性和反动性的日益增长，而社会危机也随之恶化，这又进一步表明美帝国主义己病入膏育，正在加速走向衰败和没落。

　　四、美国工人运动新高涨

　　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在美国垄断资本家转嫁危机的重压下，美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为反对失业和解雇、要求获得工作、改善劳动条件、保证生存权利，掀起了战后空前规模的罢工浪潮。据美国官方统计，1974年全年的罢工斗争共6,074起，达到美国官方有罢工统计以来的创纪录数字，参加的人数达278万人。罢工使垄断资本家损失的工作日达4,800万个，比1973年增加43％。1975年工人罢工斗争继续发展。广大工人喊出了“他们要削减工人，我们要坚决反击” 的口号。他们用罢工、示威、集会抗议等形式展开斗争。1975年发生了5,031起罢工，参加的人数达175万人。罢工使垄断资本家损失了3,124个工作日。①
　　这次经济危机期间的罢工斗争，不但参加的人数众多，而且斗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仅在1974年，10万人以上的罢工斗争就有：2月份10万自备卡车司机在42个州范围内举行的罢工，6月份11万成衣工人的全国大罢工，8月和11月份12万煤矿工人的两次大罢工。万人以上的罢工更是多次发生。有很多起罢工坚持几个月之久，有些甚至坚持一两年。例如有名的法拉赫公司成衣工人大罢工坚持了22个月并取得了胜利；加利福尼亚州墨西哥族农业工人罢工坚持了一年多；加利福尼亚太阳谷橡胶工人的大罢工坚持了两年多，煤矿工人的全国大罢工使分布在美国全国25个州的4,600多个矿井被迫关闭。这些矿井的产量占美国全国煤炭总产量的70％。西方通讯社指出：这次规模巨大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对于“美国正在下沉的经济”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对钢铁、汽车和铁路等部门打击最重，使美国垄断资本家损失了约50亿美元。
　　①[美]《每月劳工评论》，1977年3月号，第127页。
　　许多行业和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的职工，冲破政府不准罢工的禁令和黄色工会头目的阻挠和破坏，冒着被罚款、逮捕的危险，举行了罢工，1974年4月，美国一家通讯社的工人举行了该社成立17年来的“第一次罢工”；6月，在3个州100多个城市的11万名成衣工人举行了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大罢工。宾夕法尼亚州电灯公司的5,000名电表查电员、安装工人、电厂运转工人也举行了这个州公用事业、企业中的“第一次罢工”。7月，洛杉矶水电部门的5,000多名职工不顾法院的禁令而举行了罢工，这也是30年来的第一次。1975年7月，在康涅狄格州格罗顿一家为美国海军制造核潜艇的工厂的10,000名工人举行了罢工，这是该州15年来最大的一次罢工。向来较少举行罢工的医务人员和学校教职员等，也因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越来越多地开展罢工抗议斗争。1975年3月，纽约市21家公、私立医院的4,000医生，为了改善劳动条件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罢工，迫使医院当局接受了医生们选派的代表参与决定工作时间和工种限制。底特律克雷斯特伍德地区的教师冲破了该州禁止教师罢工的法律，于1974年12月至1975年1月举行了罢工。
　　斗争锻炼了工人，工人在斗争中加强了团结。在很多地方，在业者和失业者，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白人、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开展反击垄断资本家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反映了美国工人阶级互相支持，团结战斗的精神日益增强。旧金山市市政工人大罢工时，得到了这个城市其他各行各业的支持。墨西哥族农业工人的罢工和法拉赫成衣工人的罢工都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持。在美国几十个重要城市里，都组织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支持法拉赫制造公司女工罢工委员会。他们所开展的抵制这家公司产品的运动，极大地鼓舞着坚持长期罢工的女工的战斗意志，有力地打击了这家公司的资本家，最后迫使资本家承认了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佛罗里达州市梅德虾肉加工厂的女工，为争取组织工会权利的罢工达半年之久，粉碎了厂主企图用失业黑人冲击罢工工人的纠察线，制造种族冲突，分裂工人运动的阴谋。罢工工人臂挽着臂，组成一道人墙，高呼：“白人、黑人团结起来，我们决不动摇”。1975年4月26日 ,来自许多地方的60,000名在业工人、失业工人以及其他阶层的人，包括钢铁工人、成衣工人、通讯工人、邮政工人、货车司机、电气工人和市政雇员等各行业的工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要求保障就业和改善经济条件，强烈抗议资本家向劳动人民转嫁经济危机。许多地方的工人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工人们团结起来！共同的敌人，共同的战斗！”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多次联合起来同垄断资本家进行斗争。一些钢铁工人为了加强各厂工人之间的联系，交流斗争经验，还筹办了本行业的全国性报纸。由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组成的反击垄断资本家转嫁经济危机委员会在一个又一个城市出现。尽管当局进行镇压，但一些城市的这类委员会却更加发展壮大，更富有战斗性。
　　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经历和一再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使美国许多工人越来越认识到，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工人失业和生活困苦的根源，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继续进行战斗。1975年12月底，来自30个城市、70多个组织的 1,300名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代表，在芝加哥召开了全国性会议。一些代表在会上愤怒指出，造成工人大批失业、工人遭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源在于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号召在业工人、失业工人和各阶层人民进一步加强团结，共同开展反击垄断资本家向工人进攻的斗争。
　　1976年，美国经济虽略有回升，但自夏季开始又出现明显的停滞，物价继续上涨，失业人数由6月份的686万增加到11月份的780万人，美国工人运动又出现了新的高涨。全年共发生罢工5,600起，参加的人数达250万人，比1975年多75万人。罢工使资本家损失3,800万个工作日。①1976年美国工人罢工斗争不但声势浩大，参加的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而且还涌现了更多的富有战斗性的普通职工的组织。失业工人也成立了30多个地区性组织，并向全国性组织发展。美国《革命》月刊指出，这些组织为工人阶级的运动训练了战士，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对斗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一些革命组织还注意将工人的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反对超级大国的战争准备！”“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斗争！”等政治口号。
　　①[美]《每月劳工评论》，1977年3月号，第127页。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接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曾高兴地表示：“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①当前，美国的工人运动正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发展，显示了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在进一步觉醒。随着美国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美帝国主义的日益腐朽没落，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美国工人运动必将有更大的兴起，美国人民是大有希望的。
　　①毛主席1970年12月的一次谈话，引自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与战后美国第六次经济危机发生的同时，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生了经济危机。所以，美国这次经济危机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斯大林指出：“世界经济危机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各种矛盾的暴露和尖锐化。”①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国家，它的工业生产、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都占世界首位，美元仍是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在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垄断资本加紧向外进行经济扩张和转嫁危机，就必然要加剧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国家的各种矛盾。
　　①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7页。

　　一、美帝同第三世界国家矛盾更加激化

　　美国垄断资本为了摆脱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除了加强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剥削、把危机的损失转嫁到国内劳动人民的身上以外，并且以邻为壑，利用下列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转嫁经济危机：
　　（1）加强不等价交换：美国垄断资本组织在经济危机期间利用自己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较大的买主或卖主地位，竭力压低原料产品的进口价格、抬高工业品和粮食的出口价格以榨取更多的利润，并通过加强不等价交换，使美国的进出口贸易获得更为有利的条件。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材料，“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燃料除外）价格（以美元计算），1975年4月比1974年同期下降56％。其中伦敦国际市场上的铜价从每吨1,268英镑猛跌为561英镑，西非的棕榈油从每公吨1,455美元跌至444美元。美国大量进口的糖、橡胶、咖啡、可可等初级产品价格下降幅度都很大，例如菲律宾的糖出口价从1974年第四季度到1975年8月下降57％，巴西的可可出口价从1974年第四季度到1975年7月下降37.6％。与此相反，本来一直高昂的美国工业品价格却继续上涨。1973年第三季度，美国出口价格指数为127.2（1970年＝100），1974年第一季度为147.1，1975年第一季度又增至 178.5，计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上涨了40.3％。美国出口贸易中以工业品占多数，所以，美国出口价格指数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美国出口的工业品价格的上涨。
　　美国每年还出口大量农产品，而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在这几年内也很高昂。我们知道，在1972-1973年粮食年度，世界粮食歉收，苏联乘机在美国和世界粮食市场大肆抢购了近3,000万吨粮食，使小麦和其他谷物价格暴涨。这次经济危机爆发后，苏联于1975年再次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抢购大量粮食，又造成世界市场上粮食供应紧张。美国垄断资本利用这个机会把粮食价格继续保持在高昂的水平上。1972年美国墨西哥湾口岸的小麦批发价平均每蒲式耳不过1.90美元，1973年涨至3.81美元，1974年高达4.90美元，1975年保持在4.06美元；玉米批发价格1972年平均每蒲式耳1.48美元，1973年和1974年分别涨至2.48美元和3.36美元，1975年保持在3.03美元。①
　　总之，在这次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工业品和粮食价格都很高昂，而重要进口原料价格却剧跌。这样，第三世界国家（石油输出国除外）同美国的进出口贸易的交换条件大为恶化，因而在对外贸易中蒙受很大的损失。
　　（2）扩大军火输出：在这次经济危机打击下，美国百业萧条，而军事工业却“一枝独秀”。美国垄断资本大做军火生意，把扩大军火输出作为转嫁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而第三世界国家成为美国推销军火的主要市场。1974年美国军火出口达83亿美元，比1973年的39亿美元增加一倍多，相当于六十年代后期年销售额的7倍，其中大约70亿美元的军火是输往中东地区的。通过军火出口，美国从第三世界国家吸收巨额的外汇，使大量的“石油美元”②流回美国，改善了美国国际收支。1974年美国武器外销额约相当于同年美国进口石油总值的34.5％。可见，美国统治集团已把军火出口作为夺取“石油美元”流回美国的一张王牌。
　　在国外军事订货的刺激下，美国军事工业生产不断增长。以1975年1月同1973年11月相比，美国工业生产总指数下降12.5％，而“国防和空间设备”工业的生产却上升了3.6％，1975年美国军事工业总产值比1974年增加9％，而工业生产总指数却下降8.9％。随着生产的增长，军事工业的利润也增长很快。1974年，研究导弹装置和电子设备的雷西安公司的利润达19亿美元，比1973年增长21％，为十年来最高纪录。美国报刊承认：“对美国武器制造商来说，向国外出售武器，已经成为他们业务中获利最高的一项。”
　　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1977年8月号，第35—37页
　　②自石油提价以来，石油输出国组织向国外输出石油所得的外汇盈余，因绝大部分是以美元收进的，故通常称作“石油美元”。
　　（3）资本输出：在经济危机期间，第三世界国家，在帝国主义加强对它们进行不等价交换的剥削下，对外支付能力越来越被削弱，国际收支经常发生巨额逆差。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和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投资和贷款方式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输出。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报告，1975年美国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公私资金共达173.66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民收入的1.15％，创美国历史最高纪录。①在这总数中有美国垄断资本的资本输出，也有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资金。美国垄断资本就是利用扩大资本输出来支持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商品输出，并力图以日益增多的投资和贷款为手段来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控制和掠夺。从其作用来看，现阶段这种资本输出与美国垄断资本向本国劳动人民提供的消费信贷、房屋抵押贷款、信用卡等等有若干相似之处。
　　①《国际货币基金概览》，1976年10月 13日，第336页。还必须指出，垄断资本集团向国外投资，当然首先是为了攫取高额利润。据美国商务部发表的数字，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获得的利润额，1973年为58.4亿美元，1974年为79.3亿美元，1975和1976年分别为67.0和69.7亿美元。（[美]《现代商业概览》，1977年8月号，第42页）
　　（4）利用种种借口限制若干外国商品的进口：美国政府往往以反对外国商品“倾销”或或保护本国工业不受损害为名给外国若干商品的进口规定限额或设置其他障碍，例如，1974年美国限制墨西哥一系列传统商品进口，使墨西哥输往美国的纺织品数量下降了80％；墨美边境贸易因受美国的限制而大量缩减，使墨西哥原来依赖美国出口市场的若干加工工业企业纷纷减产或关闭。
　　美国垄断资本向第三世界国家加强转嫁经济危机对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巨大的困难如下：
　　第一、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扩大：除石油输出国因石油提价获得较大的贸易顺差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情况大多数显著地恶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的统计，石油输出国以外的“欠发达国家”（约略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在1973—1975年间对美国进出口贸易总值变动如下：
　　“欠发达国家”（不包括石油输出国）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贸易方向，1970—1976年》。
　　上列数字表明由于进出口价格的对比不利于第三世界国家，1974年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的出日贸易总值增长速度落后于进口贸易，到1975年甚至还下降，其结果是贸易逆差急剧增加。
　　第二、国际收支恶化、外使激增：随着外贸逆差增加，国际收支情况也恶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的材料，75个非石油输出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逆差，合计从1973年的70亿美元增至1974年的324亿美元，1975年的422亿美元。由于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这75个国家的外债总额（政府和私人外债合计）也从1973年底的930亿美元增至1975年底的1,408亿美元。①
　　第三、进口工业品价格的飞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4年拉丁美洲国家的通货膨胀年率超过15％的有16个，而在1961—1972年间不过有三、四个这样的国家。非洲国家通货膨胀年率超过15％的也有二十多个。东南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也都创本国的最高纪录。
　　第四、以上三方面情况不能不影响第三世界国家国内的整个经济发展，使许多国家生产萎缩，失业人数激增。以东南亚国家为例，1974年马来西亚的纺织业减产25％；菲律宾的铜矿开采由于铜价下跌而趋于停滞；新加坡工厂倒闭的有160家；截至1974年11月底泰国工商业企业倒闭的有1,213家，占企业总数的21％。各国失业人数也大量增加。1974 年，菲律宾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7％，半失业人数占20％；印度尼西亚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9％，半失业人数占25％。非洲和拉美国家经济的恶化情况也与东南亚国家相类似。
　　①《国际货币基金概览》，1977年9月5日，第282—283页。
　　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损害下，加强了反对帝国主义控制、掠夺、剥削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首先，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以石油输出国为榜样，成立更多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原料生产国组织。近年来，这两类组织已各有二十多个。参加原料生产国组织的第三世界国家有八十多个，它们生产和出口石油、铁矿砂、铝土、天然橡胶等二十多种原料。①这些经济合作组织正在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例如拉丁美洲国家在已建立的四个区域合作组织的基础上，于1975年8月成立了全洲性的拉美经济体系，它目前已拥有25个成员国；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地区国家集团的成员国已从 1975年6月成立时的46个发展到1977年的52个；石油、铝土、香蕉、可可等八个原料生产国组织正在商讨成立统一的世界原料生产国协会理事会。②
　　其次，第三世界国家一方面通过双边关系，加强互助合作，另一方面还建立了一些不受国际金融垄断组织控制的金融合作机构，为第三世界发展民族经济提供援助，例如石油输出国除了通过双边关系提供大量资金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外，还于1976年成立8亿美元的特别基金，对国际收支发生困难或进行发展项目而需用资金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无息的长期贷款，1977年又把这个特别基金扩大到16亿美元。又例如非洲经济发展阿拉伯银行，从1975年成立以来到 1977年，已向26个非洲国家提供26项基本建设工程的资金。
　　第三、在重要国际会议上，第三世界国家协调立场，密切配合，为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特别是在保证原料的合理价格、采用商品综合方案来避免原料输出国贸易条件的恶化、维护领海权和海洋管辖范围、减轻外债负担等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上，都发挥了团结战斗的强大威力。同时，为了加强反霸的经济力量，第三世界国家还积极发展与第二世界国家的经济联系。1975年，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46个国家同西欧共同市场九国签订的“洛美协定”以及中东石油生产国分别同西欧国家、日本签订的直接供应石油的协议，都有助于改善第三世界国家的对外经济地位。
　　①《新华月报》，1977年第8期，第274页。
　　②《新华月报》，1977年第8期，第274—275页。
　　最后，第三世界国家还采取果断行动，摆脱外国垄断资本的侵入和控制，并根据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紧发展民族经济。许多国家对设立在国内的外国跨国公司企业实行限制、监督和管理，在很多情况下还实行国有化。同时，还大力扶植民族工业，以逐步摆脱对外国工业的依赖，并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粮食自给，改变单一种植制，实行多种经营的方针。
　　总之，经过这次经济危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今后美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加强对外经济扩张和剥削继续转嫁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必将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

　　二、美帝同第二世界国家矛盾的加剧

　　经济危机加剧了美帝国主义同第二世界国家、特别是同西欧共同市场国家和日本的争夺市场斗争。斗争是在贸易、投资和货币领域展开的。争夺的主要对象既包括双方相互间的市场、也指向第三世界和苏联的市场。
　　（1）美帝同西欧、日本相互争夺对方市场的斗争：
　　在贸易方面，西欧国家和日本在美国出口贸易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1973年，美国对西欧共同市场国家的出口值约占美国出口贸易总值的23.5％，对日本的出口值约占总值的11.6％,两者合计约占美国出口贸易的三分之一以上。反过来，同年西欧共同市场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值约占西欧共同市场出口总值的 7.5％。（因共同市场国家相互间贸易量很大，致使美国市场所占比重较低），而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值却占日本出口总值的25.9％。①可见，美国在日本出口贸易中所占地位比在西欧共同市场国家出口贸易中所占地位高得多。但如果在西欧共同市场的出口贸易中除去共同市场国家间的相互贸易额，那么，美国在共同市场国家的出口额中所占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
　　正因为美国同西欧、日本的相互贸易十分巨大，又由于这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几乎同时袭击美国和西欧、日本，所以，1974年以后，双方为了争夺对方的市场而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明争暗斗。例如，在降低关税问题上，美国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多边谈判（即从1973年9月开始的所谓“东京回合”，后来移至日内瓦举行）中，提议与会国对各种商品的进口一律削减50％，而西欧共同市场国家针对美国关税税率平均比共同市场高这一事实提出高关税多减、低关税少减的方案作为抵抗，从而使谈判长期不能达成协议。此外，美国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一再要求西欧共同市场改变农业政策，对美国农产品扩大开放，但为共同市场所拒绝。随着这次经济危机的发展，美国同西欧和日本在撤销或限制“非关税壁垒”问题上也不断发生争吵。所谓“非关税壁垒”就是美国在通常征收关税以外所采取的限制外国商品进口的措施，如增收“反倾销税”，规定进口商品的限额等。美国工商界曾要求政府对从西欧、日本进口的钢铁、汽车等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作为开征“反倾销税”的准备，美国政府考虑到西欧国家和日本有可能采取报复措施，才未采取这项行动。
　　①国际货币基金：《贸易方向，1969—1975年》。
　　总的看来，这次经济危机爆发后，从1974年到1976年，美国对西欧共同市场的出口值历年有所增长（按当年价格计），但在出口贸易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数，于1974年和1975年稍见下降，1976年略有上升，但仍未恢复到1973年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西欧共同市场的贸易顺差却有较大的增长。至于美国对日本的出口贸易，1975年下降较大，1976年稍见恢复，但仍未达到1974年水平，在美国出口贸易中所占的百分数，于1974年和1975 年连续下降，1976年也不过维持1975年的水平。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有扩大，1976年的逆差额约相当于1973年的3.5倍。可见，经过这次经济危机的袭击后，美国对西欧共同市场的出口贸易，在美国出口贸易总值所占的地位变动不大，但顺差却有较大的增长；对日本的出口贸易无论在相对地位上或进出口差额上却都恶化了。1973—1976年美国对西欧共同市场和日本的出口贸易在美国出口贸易总值中的地位见下表：
　　1973-1976年美国时西欧共同市场和日本的出口贸易（亿美元）

　　减号：逆差；加号：顺差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贸易方向，1969-1975》；《贸易方向》，1977年4月号。
　　反过来看，西欧共同市场和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在这次危机期间却都是恶化的，特别是在1975年，不论在出口值方面或是在所占比重方面都显著地下降，1976年虽有所恢复，但在比重方面仍比1973年低得多，具体数字见下表：
　　1973—1976年西欧共同市场和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贸易方向，1969—1975年》；《贸易方向》，1977年4月号。
　　把以上两表的数字结合来看，可以作如下的概括：（1）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1975年，一方面美国对日本、另一方面西欧共同市场和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贸易都显著地下降，美国对西欧共同市场的出口贸易也基本上保持1974年的水平。这说明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袭击下，美国同西欧共同市场、日本通过贸易的渠道相互转嫁危机，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双方相互贸易的萎缩又反过来加重了经济危机。（2）到1976年，美国同西欧共同市场、日本的相互贸易比危机前的 1973年已有了较大的增长，但双方所占的比重都还没有达到1973年的百分数。这表明美国、西欧共同市场和日本，在这期间都加紧向其他地区特别是第三世界的石油输出国进行贸易扩张，以达到转嫁危机的目的，所以，美国同西欧、日本相互间贸易所占的百分比有所下降。（3）在第二世界国家中，通过这次经济危机，美国同日本在贸易领域中矛盾的激化最为突出。到1970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在绝对值上有大幅度的增长，但在日本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还没有恢复到1973年水平，而美国对日本的出口贸易不仅所占的比重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且逆差又大为扩大，所以，美国同日本相互争夺对方市场的斗争在目前阶段是十分尖锐的。
　　在投资方面，美国同西欧共同市场国家和日本相互间都有巨大的投资。从1973年底到1975年底，美国在欧洲的直接投资额从332.6亿美元增至495.3亿美元，约增加30％，其中大部分是在西欧共同市场国家。而西欧共同市场国家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总额同期从102.5亿美元增至136.3亿美元，约增加33％，可见，西欧共同市场国家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增长稍快一些，但双方的增长率相差不远。同期，美国在日本的直接投资总额从2.59亿美元增至8.58亿美元，约增长2.3倍，①近年来西欧和日本对美国的投资虽然增加很快，但由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较大，西欧和日本资本的大量涌入，目前在美国经济上、政治上还不发生显著的影响。不过，这种趋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势将改变美国、西欧和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加剧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
　　最后，在货币方面美国同西欧共同市场和日本也有矛盾。自1971年和1973年美元两次正式贬值后，建立在美元霸权地位上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已告崩溃。近年来，各国货币（包括美元）的对外汇率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在市场上“浮动”的办法。由于汇率的涨跌直接影响进出口贸易，同时还影响长期和短期资本的输、出入，美国同西欧和日本的贸易战和投资战也经常在货币战中得到一定的反映。
　　美元自 1973年2月第二次正式贬值后，美元对外汇率下降幅度较大。1974年初，美国政府撤销了过去为了“保卫美元”而实施的限制私人资本输出的一些办法，私人资本的外流因而有所增加，这又起了压低美元对外汇率的作用。这样，在各国货币各自“浮动”下，1974年，用全年平均汇率来比较，美元对西德马克的汇率比美元两次贬值前的1970年下降34％，对法国法郎下降20％，对瑞士法郎下降42％，对日元下降16％。②美元汇价的下降有利于美国出口贸易的扩张。 1974年美国出口贸易总值比1973年增长38％，虽然一部分是反映出口价格的上涨，但如消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后，仍然有较大的增长。造成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美元汇率较低也是其中之一。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西欧国家和日本对美国出口贸易因美元汇率下降而处于较为有利地位，当时都感到不满。1975年 5月，法国总统德斯坦就曾对美国记者说：“从经济现实情况看，美元的贬值目前是没有道理的，我认为我们必须回到一种比较稳定的制度上来。”所以，围绕着建立新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协调各国货币的汇率等问题，美国同西欧国家、日本等不断发生争吵。
　　①[美]《现代商业概览》，1976年8月号，第35—39页。
　　②据联合国《统计月报》登载的平均汇率计算。
　　1976年是欧洲各国货币汇率动荡的一年，英镑、意大利里拉、法国法郎都表现不稳。因此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出现了美元汇率坚挺的现象。同时，美国出口贸易又有停滞的趋向（1976年金年出口贸易比1975年仅增加6.8％），贸易逆差也显著扩大。于是就轮到美国方面来攻击西德马克和日元的汇率过低了。当时美国要求西德马克和日元升值，也就是使美元时这两种货币的汇率下降。1976年10月18日，西德马克对参加“联合浮动”的西欧其他货币实行2—6％的升值，美元对西德马克的汇率也相应降低了一些。但美国垄断资本还认为不足，特别是对日元汇率不满，继续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让日元向上“浮动”，也就是升值。所以，围绕美元同日元的汇率问题上，美日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2）美帝同西欧、日本争夺第三世界市场的斗争：
　　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打击下，美帝同西欧、日本不仅相互间加紧争夺对方市场，而且还展开争夺第三世界市场的激烈斗争。在目前阶段，第三世界市场又可分为石油输出国的市场和非石油输出国的市场两部分。由于石油输出国的外汇储备充裕，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力强，不论美国也好、或第二世界国家也好，都力图在石油输出国市场上大量推销商品，吸收“石油美元”的回流。据国际货币基金统计，1972—1976年间“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对石油输出国的出口贸易数字如下：
　　1972—1976年“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对石油输出国的出口贸易总值（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贸易方向，1970—1976年》，第8、56、162、254页。
　　上表的数字表明，经过这次经济危机后，到1976年，美国在石油输出国的商品进口市场上仍占领先地位，但在个别年份，西欧和日本的增长速度曾超过美国。同时，西欧共同市场对石油输出国的出口总值要比美国大得多，日本也有逐渐接近美国之势，所以，今后从较长期看，美国在这个市场的优势是不易维持的。
　　再从进出口贸易差额来看，由于美国、西欧和日本都进口大量的石油，随着石油提价，石油输出国对美国、西欧和日本都有巨额的贸易顺差。1973年以来，石油输出国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贸易顺差变动如下：
　　1973—1976年石油输出国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贸易顺差额（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贸易方向，1970—1976年》，第8、56、162、254页
　　可见，美国对石油输出国的出口贸易虽有较大的增长，但贸易逆差也在扩大，而西欧和日本对石油输出国的贸易逆差却有缩小或稳定下来之势。就这一点而论，美国所处的地位也是比不上西欧共同市场国家和日本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近年来对进口石油依赖程度不断增长的结果。
　　再从争夺“石油美元”回流的角度来看，上述美国、西欧、日本对石油输出国出日贸易的急剧增加，以及石油输出国对美国等国家贸易顺差的减少，都意味着石油输出国通过向美国、西欧、日本大量进口商品，已动用了“石油美元”，此外，美国、西欧等国家还向石油输出国以出售军火、推销债券和股票、通过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等方式，使绝大部分剩余“石油美元”流回到美国、西欧等国家去。由于美国在出售军火、推销债券和股票等方面的活动较多，它吸收“石油美元”的数量，在 1974—1976年期间，每年保持在100亿至115亿的水平，除了1974年比英国吸收的较少外，其余两年都比其他国家大得多。但随着美国进口石油的数量不断扩大，美国必须争取更多的“石油美元”回流。而面临着西欧国家和日本对石油输出国市场的激烈竞争，美国今后要实现这一点，将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
　　至于在第三世界市场的另一部分，即非石油输出国市场上，近年来美国同西欧共向市场和日本的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1973—1976年间，美国、西欧共同市场和日本对“发展中国家”（不包括石油输出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贸易变动如下：
　　1973—1976年整个世界、美国、西欧共同市场、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值（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月报》,1976年6月号，1977年6月号。
　　由此可见，从1973年到1976年，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中西欧共向市场已比美国略占优势。我们知道，近几年来西欧共同市场国家积极采取措施，改进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关系，例如，前面提到过的，1975年2月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46个国家签订、并于1976年4月生效的“洛美协定” 以及1975年与地中海沿岸国家签订的经济合作贸易和财政“援助”协定等，都是有助于发展西欧共同市场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的。此外，西欧共同市场国家近年来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政府“发展援助”款项也有较大的增长，1975年的交付额为60.1亿美元，比1973年增长49％，而同年美国政府的 “发展援助”交付额为40.1亿美元，日本为11.5亿美元，比1973年分别增长35％和14％。“发展援助”额的较速增长，对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显然起了一定的作用。
　　（3）三次“高级经济会议”中暴露的美国同西欧、日本的矛盾：
　　随着争夺市场、转嫁危机的斗争加剧，美国和第二世界的主要资本主义因家企图举行国际会议以协调各国的经济政策，并调整在货币、贸易方而的相互关系。在三十年代大危机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33 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就是这种尝试，但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间争夺市场、相互转嫁危机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那次会议以失败告终。这次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同西欧、日本等国家于1975年11月、1976年6月、1977年5月也先后举行了三次“高级经济会议”。①在这三次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协调参加会议各国的经济政策以促进经济的回升，如何撤销贸易障碍，扩大国际贸易以加速各国经济的增长，以及如何发展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但实际上，在回升中，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都面临着失业严重、物价继续上涨等难以解决的问题，矛盾重重，自顾不暇，各国政府都必须首先为本国垄断资本的利益打算，不可能在根本上与其他国家协调经济政策。在国际贸易方面，虽然与会国都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提倡“开放”的贸易制度，表面上支持“多边贸易谈判”，实际上，多边的削减关税谈判旷日持久，未见成效；而“非关税壁垒”则明的、暗的层出不穷。至于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关系，在第二次“高级经济会议”期间，西方通讯社报道：“法国希望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比较和解的立场，而美国则希望建立一个强硬的统一的西方阵线。”这表明第二世界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为了反霸和自己发展的需要，已开始重视改善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不愿跟着美国走了。在上引贸易数字中，我们看到近年来西欧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出口贸易的增长比美国略占优势，就是西欧国家改善同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关系的具体结果。
　　①第一次会议在法国朗布依埃举行，有美、西德、法、英、意、日六国参加，第二、第三次会议分别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和英国伦敦举行，除上述六国外，还有加拿大参加；第三次会议还有欧洲共同市场委员会主席参加。

　　三、美苏争霸斗争的复杂化和尖锐化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①今天，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就是争霸斗争，斗争的范围遍及全球，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城。因此，美苏两霸由于经济危机的袭击而加剧的经济领域内的斗争又不能不与政治、军事领域内的争霸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于 1977年1月卸任时，在一次同《纽约时报》编者谈话中透露：“当我们〔指尼克松政府〕来到这里时，我们发展了连锁理论（（the theory of linkage）。这个连锁理论就是：苏联会得到经济让步作为政治稳定的交换条件。”接着，他解释说：“在1971年柏林协定之后我们第一次给苏联一笔信贷。我还要说，我们与苏联达成的经济协议总是与一项政治协定相平行的，没有一次例外。”①从基辛格的这几句话反过来看，我们可以说，美国为了从苏联方面获得“经济让步”，也会以达成一项政治协定作为交换条件。正是由于美苏两霸在政治、军事上的争夺与在经济上的争夺密切结合，这次经济危机不仅加剧了美苏在经济上的争夺，而且使整个美苏争霸斗争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
　　①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10页。
　　（1）双方在贸易和经济关系中进行勾心斗角的争夺：几年来苏联统治集团一直在急切追求同美国搞所谓“大规模的长期的经济合作”，一再伸手向美国要技术，要贷款，要最惠国待遇，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了猎取美国的贷款和贸易优惠，苏联统治集团的头目竟在幕后放宽苏联犹太人出境限制为条件，同美国于 1972年10月签订了美苏贸易协定。但随着苏美军备竞赛的加剧，苏美争霸斗争的激化，1974年美国在贸易、贷款方而对苏联施加一次又一次限制。3月，美国进出口银行决定不对开发西伯利亚资源提供贷款。6月，美国国会明令禁止向苏联出口任何可能增强其军事潜力的技术装备。7月和9月，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修正案，禁止进出口银行在国会讨论“1974贸易法”前向苏联提供贷款、担保、保险或信贷。12月，美国国会正式规定有关进出口银行的法案和 “1974贸易法”，前一法案规定美国进出口银行给苏联的贷款在四年内不得超过3亿美元，后一法案授权总统以苏联政府保证苏联犹太人更多地“自由移居”国外为条件给予最惠国待遇。这些“苛刻”条件使苏联政府企图从对美贸易中获得大量利益的奢望得不到满足，于是苏联政府于1975年1月干脆宣布美苏贸易协定无效。
　　①[美]《国务院公报》，第76卷，1963号，1977年2月7日，第106页。
　　然而苏联对美贸易的活动劲头并不因此削弱。随着1974—1975年苏联国内粮食的歉收，苏联于1975年重新向美国采购大量谷物，企图像1972年那样，从进口美国谷物中得到优厚的利益。苏联大量采购美国粮食，对缓和美国农产品过剩是有好处的，但如果采购过多，又会抬高美国国内粮价，并影响其他物价，因而助长美国的通货膨胀。所以，当苏联向美国分批采购谷物大约达980万吨时，美国政府使于1975年8月间宣布暂停对苏出售粮食，并利用停售的压力，促使苏联于10月间与美国达成协议，规定从1976年10月1日起，以五年为期，苏联每年向美国采购600万到800万吨谷物；①同时，作为交换条件，美国还发表了一件“意向信”，准备同苏联缔结购买石油的五年协定，但这项石油协定后来并没有订成。另外，美苏于1972年还签订海运协定，规定苏联向美国采购的粮食必须交由美国船只装运一部分，但实际上苏联以美国船只索取运费太高为理由，并没有按规定比例装运。因此，美苏间为此发生了争吵，到1973年3月才又签订一个新的海运协定。
　　以上两件事例说明在美苏两霸的贸易和经济关系中双方在每一项买卖拍板成交前，为了从对方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往往争吵不休，而且还不断提出附加条件或交换条件，使谈判更加复杂化。近几年来，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双方在谈判中你争我夺、讨价还价的激烈程度更是有增无已。
　　①1975年美国谷物产量估计达2.4亿吨，在过去15年间，收成最低的年收获量为2.26亿吨（《档案材料》，1975年10月25日，第773页。）
　　（2）在欧洲互挖墙脚：随着这次经济危机的发展，美苏两霸争夺欧洲，更为激化，争夺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欧洲是两霸的重要投资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而且在于欧洲在美苏争霸世界的斗争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次经济危机爆发后，苏联针对西欧国家对国外市场和原料的迫切需要，打着发展“全欧经济合作”和“缓和物质化”的旗号，大肆鼓吹西欧同苏联加强“合作” 的好处，说什么只要西欧同它扩大“经济合作”，就可以为西欧提供新的销售市场，新的燃料和原料来源，有利于改善西欧工人就业情况、缓和经济危机等等。同时，苏联又竭力挑拨西欧同美国的关系，一再在美国同西欧的经济矛盾上大做文章，企图削弱和排挤美国在两欧的势力。
　　为了扩大对西欧经济渗透，近年来苏联在西欧国家开设了不少“合股企放”和“独资企业”。目前，苏联在十几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设的这两类企业共69家，在西欧的就有59家，起中包括6银行以及海运和贸易公司等。苏联还利用西方经济危机的时机，向西欧国家大量借债。据美国官方消息，到1977年初，欧洲国家和日本向苏联提供不受限制的信贷共达100亿美元。①
　　①[美]《国务院公报》第76卷，1963号，1977年2月7日，第106页。另据别的估计，苏联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到最近共计已达二百几十亿美元。
　　设立银行和贸易公司并获得信贷都有助于促进苏联对西欧的进出口贸易。据苏联统计，苏联从西欧进口的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从1971年的7.3亿卢布增至 1975年的25.9亿卢布，1976年更增至30亿卢布。苏联还利用国际市场上石油提价的有利形势，大量增加向西欧国家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苏联向西欧十六个国家出口的石油和石油产品，从1970年的3,836万吨增至1976年的5,482万吨。据苏联贸易统计，1973—1976年苏联对西欧共同市场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增长如下：
　　1973—1976年苏联对西欧共同市场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值（亿卢布）

　　*指占苏联全部出口或进口贸易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苏〕《对外贸易》附刊：《1974年苏联对外贸易（统计概要）》；《1976年苏联对外贸易（统计概要）》。
　　以上的数字表明近年来苏联对西欧共同市场的进出口贸易，无论从绝对值来说，或从在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来说，都增长得很快。从1973年到1976年，苏联对西欧共同市场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值约分别增加1.25倍和1.2倍，而美国同期对西欧共同市场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仅分别增加17.5％和51.7％。可见，在贸易扩张的速度上美国已落在苏联的后面，不过，在贸易绝对值上美国仍占较大的优势。
　　为了抵制苏联利用经济危机的时机加紧对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美国一方面继续在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基础上加强在政治上、军事上同西欧国家的盟国关系；另一方面也努力保持自己与西欧国家的密切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尽管从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到1976年，美国对西欧国家的出口贸易增长得比苏联慢得多，但从美国的全部出口贸易来看，基本上还保持了在西欧共同市场上的地盘，对西欧的投资也有增长。在对苏联提供信贷的问题上，1976年举行的第二次“高级经济会议”，在美国提议下，通过了与会国对苏联提供出口信贷的共同“方针”，从而减少了西方国家在对苏贷款上的竞争，加强了美国同西欧国家在经济方面联合抗苏的阵容。
　　另外，美国近年来还利用苏联“大家庭”的裂痕，加强对东欧四家在经济方面的“和平渗透”。美国积极与车欧国家建立双边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并以发展贸易为名，向东欧国家输出它们迫切需要的粮食和石油，借以减轻东欧国家对苏联的依赖性。美国还以给予“最惠国待遇”为诱饵，吸引东欧国家扩大对美国的贸易关系。
　　可见，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期间以及随后的经济回升时期，美国和苏联分别在东、西欧互挖墙脚的斗争更加激化了。
　　（3）对第三世界的争夺：广阔的第三世界是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角逐场所。多年来苏联高喊“友好”、“合作”等骗人口号，以“经援”，“军援”为诱饵，从各方面时第三世界进行渗透、掠夺、控制和扩张。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估计，1974年苏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援”协议额约7亿美元，净交付额为5.5亿美元，而1973年协议额为10 亿美元，净交付额为3.75亿美元。可见，1974年净交付额比1973年有较大的增长。1974年，苏联同47个“发展中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根据这些协定，苏联承担516个项目。苏联打着“技术援助”的幌子，还从“发展中国家”吸收大批留学生，1974年达15,000名，其中三分之一来自非洲。
　　苏联，也像美国一样，近年来大量输出军火。1974年苏联军火出口额达55亿美元，比1973年的25亿美元增加一倍以上，其中45％是出售给中东国家的。
　　在一般贸易方面（不包括军火贸易），苏联对第三世界的进出口也有增长。据苏联官方发表的对外贸易统计，近年来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数字如下：
　　1973—1976年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亿卢布）

　　

　　*指占苏联全部出口贸易或进口贸易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苏〕《对外贸易》附刊：《1974年苏联对外贸易（统计概要）》；《1976年苏联对外贸易（统计概要）》。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到，近年来由于苏联加紧向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扩张和侵略，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出口贸易从1973年到1976年约增加27.3％，进口贸易同期约增加61.3％。但与苏联对其他地区的贸易相比，苏联对第三世界的贸易进展还不算很快，在苏联全部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有下降之势。这表明苏联在争夺第三世界市场的活动中正在遇到美帝国主义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剧烈竞争；同时，也表明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于奋起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同时，也逐渐识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进行抵制，从而使苏联对第三世界的贸易受到一定的打击。①
　　正因为如此，最近一、两年来苏联对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的斗争正在投入越来越大的力量。除了继续进行贸易和经济的渗透和扩张外，还悍然不顾一切地加强政治、军事方面的活动，力图利用政治、军事力量在第三世界的若干国家取得突破，以扩大自己在第三世界的地盘。这种侵略、扩张行径已把苏美在世界范围内的争霸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①这里最突出的例子是埃及。近年来埃及为了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利益，进行了反对苏联侵略扩张的斗争，使苏联受到沉重的打击。苏联对埃及的出口贸易，从1973年的2.77亿卢布减少到1976年的2亿卢布，占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的比重，从9.4％降低到5.3％。

　　1973年底爆发的战后美国第六次经济危机，又一次证明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从这次经济危机还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危机的规律性并没有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加强或由于垄断资本控制的国家政权采取任何经济政策措施而在实质上有所改变。垄断资本的辩护士说什么经济危机的概念已经“陈旧过时”，说什么“古典”的经济危机周期已为“现代”的“经济增长周期”所取代，说什么现阶段即使发生“衰退”（应读作“危机”），也将是“不流泪的衰退”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说法，在这次经济危机的严酷事实面前，都已彻底破产了。
　　这次经济危机，按其性质说，仍然是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妄图把这次经济危机说成是由石油提价和和中东国家对美国的石油禁运造成的，或是由于通货膨胀而引起的，都是与事实不符的欺人之谈。
　　这次经济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迄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我们知道，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把这两次经济危机加以对比，对于我们了解经济危机的规律性和分析美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景，都有帮助。由于时代背景不同，这两次经济危机当然有很大的差别，例如（1），三十年代工业危机是与农业危机交织的，因而加重了危机的深刻性；而这次经济危机期间，由于国际市场上对农产品需求较为旺盛，美国农业暂未发生危机，只是到了 1977年才在美国出现农业生产过剩、农产品价格下跌的现象；（2），三十年代危机的严重性还表现为物价急剧下降，通货极度紧缩；但在这次经济危机期间，却是通货膨胀继续发展，物价不断上涨，不过上涨的速度有所减缓而已；（3），三十年代初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没有很大的发展，到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台，才有较大规模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而在这次经济危机爆发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有较大的发展，在危机期间，国家又采取了更多的财政金融措施来干预经济，尽管这些措施不可能摆脱或消除经济危机，但对危机的进程还是发生了短期的、有限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在危机的持续时间、生产下降幅度、失业的规模等方面，这次经济危机所表现的严重程度比不上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两者在程度上的差异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相似之点：
　　第一、股票市场崩溃，银行纷纷倒闭，是十九世纪以来历次经济危机爆发时伴随着发生的重要现象。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期间，这些现象表现得特别严重。美国这次经济危机期间也出现这些现象，其严重程度虽比不上三十年代危机时期，但与二次大战后过去五次经济危机相比，也是相当突出的。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与市场矛盾的尖锐化已动摇了美国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第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期间，随看1931年英镑脱离金本位、1933—1934年美元贬值，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货币关系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这次经济危机爆发前，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霸权已告垮台，战后以美元霸权为基础建立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也已瓦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对外汇率都处于“浮动”状态。随着经济危机的发展，各国货币对外汇率的“浮动”幅度大为增加，英镑、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等都多次发生汇率急剧下落的危机，美元汇率近两年来也逐步下降。一个新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难以建立起来，国际金融市场继续处于混乱状态。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与三十年代危机时期各国货币混乱情况是相似的。
　　第三、经济危机的严重性还导致萧条和复苏阶段的拖长。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从 1929年9月起至1932年7月，长达35个月；从1932年8月至1936年11月是萧条和复苏阶段，长达52个月，①超过了过去历次经济危机后的萧条和复苏所需的时间。这次经济危机从1973年12月至1975年3月历时1 6个月；从1975年4月至1976年11月是萧条和复苏阶段，历时20个月，也超过了二次大战后过去五次经济危机后的萧条和复苏所经过的时间。
　　①这是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编：《工业生产》，1971年版发表的工业生产指数计算的，于过去有关著作和文件中提到的三十年代危机的起讫年月稍有出入。
　　第四、经济“复苏”后出现的“高涨”阶段又很疲弱而短促。三十年代萧条和复苏后，到1936年11月，工业生产才恢复到1929年危机前水平，而到 1937年6月又开始下降，发生了一次新的经济危机。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年5月这一段时间仅为6个月，在这期间工业生产仅增长6.7％。①这次经济危机过去后经过20个月的回升时期（即萧条和复苏阶段），工业生产于1976年11月到达1973年危机前水平，从12月起直至1978年初，按通常经济周期各阶段的交替顺序来说，应已进入“高涨”阶段。但最近一年多来，工业生产增长很慢，有时处于停滞状态，有时出现短暂的下降，失业人数降低不大，这种疲弱情况基本上与三十年代危机后的1936—1937年情况相似，都表明经过严重的经济危机打击后，美国经济已呈现极端虚弱的状态。
　　①这里是根据1971年美国修订的工业生产指数计算的（资料来源，同上附注）。
　　从以上的对比可见，尽管这次经济危机从通常的意义来说，已经过去了，但今后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是十分暗淡的。还必须看到，作为经济危机的政治后果，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发生后不到十年，即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这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袭击下，革命因素和战争因素也都在增长，特别是当前苏美争霸斗争正在愈演愈烈。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有所准备。
　　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是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落后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用二十九年的时间走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用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程。这二十九年的事实，已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来说，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战后美国六次经济危机表明，危机已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以摆脱，这就使今后美国经济很难有迅速的增长。所以，只要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奋斗，我们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在经济上赶过美国，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注：
　　① 本表所列美国战后历次经济危机开始和结束时间是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局1976年修订的工业生产指数（1967年＝100，季节调整过）确定的。以历次经济周期中指数最高点所在月份的下一月为危机开始月，指数最低点所在月份为危机结束月。历次危机阶段工业生产下降幅度是根据指数最高点和最低点计算的。
　　②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附注①。

　　资料来源：《周期指示手册（《商情摘要附刊》）》，1977年，第91页。《基本经济统计手册》，1977年10-11月号，第79页。

    本书基本上是于1976年下半年到1977年上半年编写的，所需的统计资料大部分引用至1976年底。在修改、定稿时又补充了一些1977年资料和少量的1978年初资料。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书中关于 1977年和1978年初的资料是不够全面的，请读者注意。
    我们编写初稿时武昌造船厂和襄樊卷烟厂的工人同志们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的限制和定稿时间的仓促，本书一定存在着不少错误和不妥之处，诚恳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武汉大学经济系北美经济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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