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经济危机

　　武汉大学经济系北美经济研究室 编
　　人民出版社1976年3月第1版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1948—1949年经济危机
　　一、战时急剧膨胀的生产能力同日趋缩小的市场的尖锐矛盾
　　二、“永久繁荣”幻想破灭，危机风暴席卷全国
　　三、美国垄断资本转嫁危机的手段和“反危机”措施
　　四、美帝内外交困，走上侵略战争的道路
第二章　1953—1954年经济危机
　　一、侵朝战争失败，经济危机接踵而至
　　二、危机的主要表现和基本情况
　　三、美国政府劫贫济富、以邻为壑的“反危机”措施
　　四、经济危机的后果和美国经济的开始衰落
第三章　1957—1958年经济危机
　　一、五十年代中期高涨阶段的结束
　　二、经济危机风暴袭击下的美国经济
　　三、主要从增加军费开支上找出路
　　四、垄断资本总是把危机的重担强加给劳动人民
　　五、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下，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第四章　1960—1961年经济危机
　　一、高涨空前短促，危机迅速到来
　　二、危机的表现及其严重性
　　三、在经济危机期间爆发的第一次美元危机
　　四、美国政府的“反危机”措施与美国劳动人民贫困化的加深
　　五、向国外转嫁危机与美帝对外矛盾的激化
第五章　1969—1970年经济危机
　　一、经济危机爆发的背景
　　二、生产过剩与财政金融危机交织并发和危机后的经济停滞
　　三、美国政府交替使用紧缩和膨胀政策的失败
　　四、危机加剧了国内外的矛盾
第六章　战后美国经济危机的特点与美国政府 “反危机”措施的破产
　　一、战后美国经济危机的特点
　　二、战后美国政府“反危机”措施的破产
第七章　经济危机与美帝国主义国内外矛盾的加剧
　　一、经济危机打击下美国经济的衰落与社会危机的加深
　　二、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三、对外矛盾的加剧
结束语
附录：有关战后美国经济危机的一些统计资料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一方面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有着无限扩张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使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因而生产与市场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的“过剩”，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不会消失。因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医治的痼疾，每隔若干年就要周期地爆发一次。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周期地爆发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史。
　　美国建国于1776年，但只是在 1812—1814年“第二次独立战争”之后，才最终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工业革命开始进行。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大工厂的逐步建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美国社会的基本阶级，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日趋尖锐，经济危机的条件在美国业已成熟。1837年，美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此后，到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前，美国又发生过六次经济危机，这些危机发生的年份是1848、1857、1865、1873、1882和1893 年。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美国发生过五次经济危机，即1903—1904年、1907—1908年、1920—1921年、 1929—1933年和1937—1938年的危机。其中1929—1933年的危机是历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经济危机，危机席卷了一切工业部门，造成无比严重的破坏，以至直到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一提起三十年代大危机，仍然有许多人不寒而栗。危机过后，也没有出现新的高涨，而是陷入长时期的特种萧条阶段。1937年又爆发了一次新的经济危机。只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战时需求的刺激下，美国经济才进入战时“繁荣”阶段。世界大战打断了 1937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周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垄断资本大发战争横财。但是，这不过为战后美国经济遭受更加深重危机的打击准备条件而已。
　　战后初期，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增强起来的经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种市场的进一步缩小，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①战后近三十年来的历史，充分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我们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如旭日东升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还有一些国家也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武装斗争烈火熊熊燃烧，新独立国家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这些，使帝国主义统治的范围大为缩小，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后来，苏修加入了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行列，美苏两霸展开激烈争夺，欧洲、中东和世界各个地区都不得安宁。广大发展中国家奋起反抗，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第三世界蓬勃兴起，不断壮大，团结战斗，成为世界人民反对两霸斗争的一支强大主力军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西欧和日本等第二世界国家反对两霸控制的斗争也不断高涨。侵略与反侵略，控制与反控制，掠夺与反掠夺，转嫁危机与反转嫁危机的斗争日益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山雨欲来风满楼”。美苏两霸处于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当中，惶惶不可终日。
　　①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155页。
　　在美国国内，随着垄断资本统治的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愈益加重，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美国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不断加剧，国内市场日趋缩小，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反危机”措施的恶果日积月累，使美国经济病入膏肓，无可挽回地急剧衰落下去。
　　战后美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对美国经济危机产生着巨大影响，使战后美国的经济危机愈益频繁，愈益深重。从1948年到现在，美国已经爆发了六次经济危机，即1948—1949年、1953—1954年、1957—1958年、1960—1961年、1969—1970年和1973年底爆发的危机。其中第六次危机是战后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就许多重要指标来说，这次危机不仅已经超过了战后历次危机期间的纪录，而且有些指标也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这次危机的持续时间比战后历次危机时期都长，到1975年4月，已达十七个月，在这期间，工业生产共下降了13.8％，是战后历次危机期间下降最猛烈的一次。国民生产总值(按固定价格计)从1974年第一季度到1975年第一季度下降7.8％，也超过前五次危机期间的下降率。住房建筑从1972年2 月到1974年12月下降65％，固定资本投资(按固定价格计)从1974年第三季度到1975年第二季度下降17％，都创战后纪录。工人阶级状况极度恶化。据官方统计，1975年5月，全失业者达854万人，失业率达9.2％。1975年全年失业率达8.5％，成为1941年以来失业率最高的一年。实际上，美国的失业人数已接近或达到三十年代大危机期间的规模，成千上万的失业群众在全国各地到处流浪，比三十年代大危机期间的情况还要混乱。有的工人，无以为生，被迫出售自己的眼珠供人移植，以赡养家庭，状况惨不忍睹。在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急剧降低，超过1947年以来任何一次危机期间的下降幅度；此外，股票价格惨跌，企业大批破产倒闭，负债达到100万美元以上的破产企业数也创下了美国历史上的新纪录。
　　这次危机的突出特点是，其一，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物价如脱缰野马，狂奔猛涨，突破了两位数，生产过剩危机与财政金融危机的交织并发展到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程度，弄得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焦头烂额，“紧缩”不行，“扩建”也难办，左右为难，处境极为狼狈，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激烈争吵，矛盾加剧。其二，美国的这次经济危机，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被卷入，爆发了战后第二次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使得美国垄断资本输出危机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
　　1930年，斯大林在预计三十年代大危机的后果时指出：资产阶级“在对内政策方面将从进一步法西斯化中寻找摆脱现状的出路”，“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而“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①
　　战后最为严重的这次经济危机，猛烈地冲击着美国垄断资本统治的基础，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拼命挣扎，竭力向国内外人民转嫁危机重担，苏修乘机混水摸鱼，加紧与美帝展开激烈争夺，大大加剧了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时近黄昏，风紧云重，战争的危险在增加。同时，世界人民在进一步觉醒，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团结斗争规模空前，革命的因素也在增长。
　　经济危机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牵动世界全局的政治问题。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科学论述，加强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的研究，揭露帝国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歌颂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服务。
　　当前美国的经济危机，是过去发生的经济危机的继续和发展。为了深刻认识当前美国经济危机的特点及其严重影响，就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和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科学论述为武器，系统地分析美国战后历次经济危机的发展情况。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编写此书，初步整理了战后美国第五次经济危机的有关资料，作为研究美国经济危机问题的参考。
　　①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载《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2—223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成了战败国，英、法遭到严重削弱。战争结束时，只有美国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唯一的强国。当时，美帝国主义踌躇满志，制定了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妄图建立起美利坚大帝国，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置于它的奴役之下，并进而准备向社会主义国家进攻，狂称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这种势头，一方面说明了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另一方面也是它矛盾重重、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的反映。战后，社会主义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美帝国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愈益尖锐，经济危机日益逼近。美帝国主义制定征服世界的侵略计划，一方而是由它的帝国主义本性决定的，一方面也是同它当时所面临的政治方面的困境和经济危机的威胁密切相关的。

　　一、战时急剧膨胀的生产能力同日趋缩小的市场的尖锐矛盾

　　1948—1949年经济危机是战后美国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它是战争期间急剧膨胀起来的生产能力同日趋缩小的国内外外市场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帝国主义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在战争的初期，坐山观虎斗，充当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大做军火生意，后来被卷入大战。在战争需要的刺激下，从1939年到1944年，短短的五、六年中，美国经济力量大大膨胀起来，钢产量由4,789万吨增加到8,132万吨，原煤产量由4亿吨增加到6.19亿吨。整个工业生产增长了118％。战时，新厂房和设备支出共计250亿美元，机床扩充了100万台，相当于战前全部企业设备的总量，工业生产能力得到了很大扩充。同一期间，美国纳税后的公司利润高达515亿美元，垄断资产阶级积累了巨额资本。
　　在促进战时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以军事采购为中心的庞大政府开支。据统计，战前1939年，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采购，还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1944年，国民生产总值中，政府采购的部分扩大到了46％。从1944年6月到1945年底，国家向垄断组织采购的军用物资及劳务共达3,105亿美元。1945年，随着战争的结束，军事订货陡然减少，军火市场突然缩小，美国工业生产就急剧下降了。1946年2月，工业生产降到战争以来的最低点，比战时最高峰1944年2月的水平缩减了35.6％。此后，在经济部分复员的过程中，由于一些暂时起作用的因素的刺激，美国经济才有了回升，进入了战后初期非常短暂的“繁荣”阶段。 1946—1948年，刺激美国经济上升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美国在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和继之而来的特种萧条时期，固定资本的投资水平大减。1932年私人公司购置新设备的费用比1929年减少68.5％，此后在整个三十年代，私人公司用于更新设备的开支始终低于1929年水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政府在军事生产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但私人投资数量较少，也没有进行多少设备更新，加上战争期间的紧张使用，生产设备遭到严重磨损，许多设备都已陈旧。例如，战争期间美国72％的金属加工机床都已使用达39年以上。因此，战后初期，为了提高竞争能力，追逐高额利润，垄断资本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加上美国政府于1946年1月1 日起废除“过分利得税”，私人企业平均每年用于设备投资的开支，比三十年代超出4倍以上，成为支持战后初期短暂“高涨”的重要因素。
　　第二，战争期间被限制的对消费品的需求，在战后初期也起了刺激经济上升的作用。战时，美国政府实行消费品配给制度，限制生产和消费，对某些耐用消费品(如小汽车、家具等)甚至停止生产，以保证生产武器所需的人力、原料和设备。在战争紧张进行的年代里，个人消费品生产不仅没有增加，而且绝对减少了。居民对消费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战争结束后，这种需求就成了促进消费资料生产增加的因素。
　　第三，高额军事费用的刺激。战后，美国经济一度进行部分复员，但仍维持高额军事开支和部分军事生产。1947年度，联邦政府直接军费仍比战前1939年度高出13倍多。高额军费暂时起了一些刺激经济的作用。
　　第四，战后初期，世界市场上德、意、日的竞争暂时消失，英、法等国生产尚未恢复，不仅输出减少，而且本身也仰赖美国的供应，美帝国主义乘机大肆扩张，扩大出口，一时也支待了美国工农业生产的上升。
　　上述因素使美国经济获得了1946—1948年的短暂“繁荣”。在这期间，工业生产增长17％，出口贸易总额增长约50％，外贸顺差平均每年高达63亿美元。美国还利用美元霸权地位，搜刮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黄金。当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在资本主义世界占据了绝对优势：1948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占54.6％，出口贸易总额占23.9％，黄金储备更高达四分之三。美帝国主义一手挥舞着原子弹，一手拿着美元，俨然以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自居，到处推行侵略和扩张政策，狂妄地宣称美国“必须担负起自由世界的领导的责任”。当美国经济正处于高度“繁荣”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于1947年底深刻地分析了这种“繁荣”的脆弱性，明确指出：“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①并且科学地预言，随着生产与市场矛盾的发展，美国经济必不可免地要遭到经济危机的袭击。历史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支持战后初期美国经济回升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很快消失，走向了反面，国内外市场日趋萎缩，这表现在：
　　第一，国内市场由于劳动人民贫困化的加深而日趋缩小。
　　战后初期，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榨取更多利润，千方百计地加紧对工人的剥削，许多企业实行“赶快制度”，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1949年与战前比较，制造业中资本家得自每一雇工的利润比战前增加了3倍多。战前1939年，国民收入中工人工资和薪金所占的份额为63.2％，而1949年这个份额下降至61.8％。正如列宁在很早以前所指出的：“美国也成了贫富间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①
　　①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155页。
　　美国的捐税制度，具有极明显的劫贫济富性质。一方面，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就废除了过分利得税，保证资本家能攫取更多利润；另一方面，按照1948年的税法，起税点从战前的3,300美元降低到2,400美元，最低税率从战前的4％提高到16.6％。结果，低收入者成了课税的主要对象，劳动群众的捐税负担越来越重。从1939年到1948年，联邦政府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从10亿美元猛增到210亿美元，其中低收入者承受的负担增加了3倍，而分配给富翁的负担却降低了44％。美国政府的横征暴敛，把沉重的税收负担加在劳动人民肩上，使得他们本已很少的收入更加微薄。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还通过通货膨胀的手段，在流通领域中进一步压榨工人。还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垄断资本就迫不及待地要国会取消1942年起实行的物价管制。1946年6月到11月，物价管制全面取消，从此，商品价格连续猛涨，食品价格上涨尤其凶猛。据美国官方统计，价格管制取消后仅两年时间，消费物价指数就上涨了32.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了50％左右。物价暴涨至少吞食了工人阶级收入的三分之一，造成1946—1948年间实际工资的急剧下降。甚至连美国当时的劳工部长斯威林布赫也不得不承认：“物价和利润的增长比工资快得多，给实际工资带来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被“赶快制度”压榨得精疲力竭后从生产领域出来的美国工人，在流通领域中还要再被剥掉一层皮，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遭遇。
　　①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7页。
　　由于垄断资本加紧剥削，美国工人的生活状况愈益恶化。根据美国一个私人研究机构海勒委员会的家庭预算调查，1948年9月一个四口之家的最低生活费用，一年需要4,111美元。可是1948年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年工资却只有2,817美元，即使要勉强维持海勒预算调查所定的最低生活水平，也还差 1,294美元。家庭收入的调查说明，战后初期至少有68％的美国家庭在海勒预算要求的标准之下，收入不敷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消费信贷从1945年的56 亿美元增加到1948年的144亿美元，劳动人民迫于生活所需，深深地陷入债务罗网之中。
　　由于购买力萎缩，平均每人肉类消费量，1948年比1946年减少4.5％，牛奶和奶酪减少7.6％，水果减少4.2％，鲜菜减少5％。尽管垄断资本利用消费信贷人为地扩大销路，仍没有阻挡住消费水平的降低，这清楚地证明了劳动人民贫困化的加深。
　　综上所述，“赶快制度”、苛捐杂税、物价暴涨和消费债务等一起向美国劳动人民扑来，巧取豪夺，层层盘剥，使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日趋缩小，即使按照美国官方统计，从战前到1948年，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也落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个人消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部分也下降了6％以上。这表明，对子美国国内市场的容量说来，生产能力显然已扩充过度，加剧了生产扩张同国内市场之间的矛盾。
　　第二，国外市场也开始趋于缩小。战后初期，美帝国主义拼命对外扩张，大量增加商品输出，但是美帝贸易扩张的“美景”，为时极短，很快就消失了。由于美帝国主义对西欧等国实行片面的多出口、少进口的贸易政策，西欧等国不能获得大量的美元外汇来继续支付大量美国商品的进口。当时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发生了所谓的“美元荒”，成为美国贸易扩张的一个障碍。以后，随着西欧各国经济的恢复，国际市场上的竞争重新加剧；同时又由于美帝国主义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实行贸易禁运，以及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进展，美帝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断缩小，这一切都使得美国的国外市场日趋萎缩。从1948年初起，美国的出口开始下降，上半年的出口贸易总额比1947年同期减少了18％。出口占国内生产的比重，从1947年的11.7％，下降到1948年的8.6％。生产有了扩大，而其中输出到国外市场的部分，不仅不能保持住以前的比例，反而越来越缩小了。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是已经看到了当时生产能力盲目扩张的严重性的。当年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利昂•凯塞林就曾献策说：如果我们要想避免经济崩溃，美国就必须在未来的十年内，在国内外另外找到4,000亿美元的市场。美国工人阶级的叛徒白劳德曾经积极支持过这种向全球扩张以防止危机的计划。
　　尽管垄断资本极力挣扎，美国生产能力与市场之间矛盾的迅速激化，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战后第一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战后美国“永久繁荣”的神话终于破产。

　　二、“永久繁荣”幻想破灭，危机风暴席卷全国

　　战后初期美国经济的“繁荣”，只延续了短短两年时间，就告终结了。1948年8月，爆发了战后美国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延续时间长达15个月，到1949年10月才结束，而进入萧条阶段。
　　危机在各部门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最先在消费品生产部门发生，消费品生产在1948年7月开始下降；原料生产从1948年8月起下跌；设备部门的生产则从10月起萎缩，机器和设备产量逐月减少，危机迅速在广度和深度上逃一步发展，整个工业生产急剧下降。
　　消费品生产的缩减，是由于人民大众的购买力萎缩，买不起商品，使商品滞销，许多商品卖不出去。美国各地百货公司等零售商的销货额，早在1948年5月，就发生过一次较大的下跌，比4月份减少3亿多美元。虽然百货商店和邮购机构大力开展推销活动，但销货量依然没有什么起色。1949年，在通常是商业旺季的 12月份，零售商的销货额不仅比上年同期减少，而且是该年8月以来最低的月份。
　　零售贸易销路不振，这就造成库存增多，商品积压，资金周转不灵。于是新订货额迅速减少，并直接影响批发环节和工厂企业的销路和库存。美国制造业新订货额，从1948年9月起，逐月连续下降，一直到1949年7月才停止跌落，10个月中新订货额从186亿美元降到143亿美元，几乎减少四分之一。1949年2月，制造业积压的存货已多达320亿美元之巨。美国一些最大企业的销货额均告下降，如最大的化学康采恩之一的友联公司，1949年头9个月的销售额比1948年同期减少6％。
　　商业的不景气，立即影响到对经济起重要作用的投资水平。由于前途暗淡，几乎所有的公司都修订了自己的投资计划，缩小了预定的投资额。例如，汽车公司的投资额比预定计划缩减 25％，机器制造业把计划压缩18％，石油和炼钢公司也将投资额砍掉约13％。固定资本投资迅速缩减，由1948年第四季度的385亿美元(年率，按 1958年价格)下降到1949年第一季度的345亿美元。随着1949年初经济危机的蔓延和深化，固定资本投资逐季下降，到1949年第四季度，已降到 327亿美元的低点。连续四个季度下降，使固定资本投资收缩了15.1％，对整个工业生产和就业情况的恶化发生了重要影响。投资收缩，使新厂房和设备的订货单由1948年7月份起几乎逐月减少，到1949年4月，订货额减少了32％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纷纷缩减生产，工业生产总指数(1967年＝100)①从危机前的最高点41.7降到最低点37.5，持续时间15个月，下降幅度达10.1％，整个工业生产厂倒退了37个月。危机期间主要部门生产下降情况如下：
　　①美国联邦储备局从1922年开始编制公布工业生产指数以来，曾对指数的编制方法、比较基期多次进行修订，每次修订，指数数字均有所调整。本书所引用的工业生产指数均为1971年修订(1967年＝100)的数字，与以前公布的数字略有出入。

　　*最高点指下降前一个月的指数。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局编《工业生产》(1971年修订版)。
　　在危机的打击下，美国的钢铁产量下降了21.7％，煤产量下降了28.1％，原油下降了15.8％。这次危机中建筑业受到的打击比较严重，新开工私人住房建筑，早在1947年11月就开始减少，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上半年，情况更趋严重，从美国国内各地发出的报道，都称成百成千的新屋既没有人买，也没有人租，新开工私人住房建筑(年率)从1947年10的157万幢下降到1949年2月的113万幢，降低将近30％。
　　汽车工业在这次危机中所受的影响较小，直到1949年秋季，产量仍然上升，以至于当其它多数部门正在遭受危机冲击而缩减生产时，美国报纸却津津乐道地谈论汽车大王将在1949年创造“奇迹”。可是到年底，汽车工业也明显地生产过剩了。在零售商手里有60万辆汽车没有销售出去，因而在几个星期中，出现数家汽车工厂倒闭的现象，甚至连福特、克莱斯勒、凯瑟、法莱兹等公司的汽车厂，都在11、12月间被迫停止生产，通用汽车公司所属工厂则压缩了工作周，一星期只开工4 天。
　　由于许多企业缩减生产，制造业生产能力利用率显著降低，从1948年第二季度一直到1949年底，下降延续了7个季度，从94.4％降低到79.9％，也就是说，约五分之一的设备闲置不用。危机造成生产力的严重浪费。
　　危机期间，成千家企业破产倒闭。从1948年8月到1949年10月，公司破产数目达到9,928家。倒闭的企业中，除了规模较小的商号外，还有许多颇有名声的公司，例如威尔逊钟表公司、长岛铁路公司和塔克汽车公司等，都难于维持营业，宣告破产。
　　这次危机一开始，垄断组织就缩减生产，关闭企业，解雇工人，因此失业人数增加很快。到1948年底，工人被集体解雇的情况就开始增多，进入1949年后，集体解雇就蔓延到所有工业部门，每月被解雇的工人以十几万计，有的月份一个月内就有几十万人失去工作。大量解雇，造成就业人数的绝对减少。从危机开始到危机阶段结束，非农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了200多万人。大批工人被资本家赶出工厂，抛向街头，使得本已庞大的失业工人队伍越来越大。据美国官方统计，从 1948年1月到1949年10月，全失业人数由203.4万人激增至491.6万人，几乎增加一倍半，全失业率达到7.9％的高峰。①几百万人被剥夺了劳动的机会，无以为生，流落街头，备受摧残，这是对美国“资本主义文明”的绝妙讽刺。
　　危机当中，还有更多工人只有部分时间工作，因为许多企业缩减了工时。例如，在钢铁工业中，平均每人工作时数减少了8％，在电气机械工业中，减少了11％，在汽车工业中减少了4％。就全国来说，1949年部分时间就业者达210万人，这些人实际上是半失业者，他们被迫每周只做1—14小时工作。所以1948—1949年危机期间，在美国陷于完全失业和半失业的工人实际上约有五、六百万人之多。
　　股票行市是资本主义经济行情的晴雨表，1948年还在危机爆发的前一个月，股票交易所里行情就开始疲软了。7月份，道.琼斯工业股票的平均价格，从6月份的191.05美元跌到187.05美元。危机爆发后，股票行市继续跌落，到1949年6月，跌到最低点每股165.59美元，下降幅度为13.3％。
　　①本书所引用的全失业人数、全失业率数字，均根据美国劳工部1967年修订公布的失业统计。美国劳工部1967年修订时，为了掩饰日趋严重的失业情况，将失业统计的调查对象（住户成员）由年满14岁以上改为16岁及以上。因此，这次修订后的全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均较以前公布的有所降低，这就使官方的失业统计具有更大的虚伪性。
　　1948—1949年危机中，商品价格普遍下跌，但下降幅度不像战前危机期间那么大。批发物价指数，从危机爆发后的第二个月起，就开始下跌，一直跌到1949年12月，才降到最低点，持续16个月，下降幅度为7.9％。消费物价指数从危机爆发后的第三个月，即 1948年10月份，随着商品滞销情况的加剧而开始跌落，下跌延续的时间很长，共达15个月，但大部份时间处于停滞状态，上下微弱波动，到1949年12 月的最低点时，下降的幅度只有3.5％。消费物价下跌幅度之所以较小，主要是由于战后随着集中和垄断统治的加强，垄断组织拼命阻止价格下跌的结果。例如，在许多部门，经由一家最主要的公司公布所谓“参考价格”的办法，来维持某种产品的高价。又如，1948年下半年，当危机成熟，国内原料价格下跌之时，美国垄断组织通过政府，按战后初期国会通过的关于建立战略储备的法案，开始加紧在国内收购原料，以阻挡价格的剧烈下跌。
　　1948年也是美国战时和战后初期农业“繁荣”终结、开始陷于慢性危机泥淖的一年。农业危机与工业危机交织并发，更加削弱了资本主义经济走出危机的内部力量，使这次工业生产过剩危机更趋深化。
　　历史上美国农业已经发生过两次为时漫长的危机。第一次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第二次是192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两次危机都拖延20 年以上。战后从1948年起爆发的农业危机，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农业危机。这次危机一直延续到1972年，拖延的时间也长达25年之久。
　　战时的军事需要和战后初期许多国家的饥馑，帮助美国农业摆脱了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漫长危机，农业生产迅速发展。1942年12月，美国正式取消了农业的生产限制，农业机械化高速进行，耕地面积扩大。从1940年到1945年，农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玉蜀黍采摘机和挤奶机分别增加了55％、74％、 53％和117％。每一农业工人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比战前二十年的平均速度超过11倍。战后初期，农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张。到1948年，农业生产能力比战前大约扩充了40％。
　　可是，从1946年以来，随着劳动人民贫困化的加深，农产品的国内市场日趋萎缩，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平均每人粮食消费指数（以1935—1939年为100)， 1947年和1948年连续两年下降，从1946年的118降到1948年的112。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国家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国际农产品贸易竞争的加剧，美国农产品的国外市场状况也转向恶化。美国粮食出口减少，棉花输出情况更坏，1947年美国农业部认为棉花出口情况达到了“七十五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
　　农业生产能力大大扩充了，却没有相应扩大的市场来消纳日益增多的产品。农产品大量积压，卖不出去。从1946年到1949年，主要农产品的积存量急剧增长，小麦积存量从1946年的6.4亿蒲式耳增加到1947年底的8亿蒲式耳，棉花积存量从1947年的960万包增加到1948年的 1,252万包。
　　由于生产严重“过剩”，1948年2月，市场上谷物价格开始剧烈下降，接着其它重要农产品的价格也一起下降。农作物产品价格指数从1947年到1948年下降了3％，1949年又下降了8.6％。价格跌落，使农场主净收入减少了几十亿美元。中小农场主经不起危机的打击，大批破产，1947—1949年，农场数目减少了15万个，农场债务从48亿美元增加到53亿美元。农业工人的状况严重恶化，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挣扎在饥饿线上。而垄断资产阶级为了保证高额利润，却大批大批地销毁农产品和强制缩减生产。例如，美国政府收购了1亿蒲式耳马铃薯丢在地里任其霉烂，还收购了大批鸡蛋用以喂猪，以维持马铃薯和鸡蛋的高价。国会还通过了法案，计划在1949—1950农业年度缩减小麦播种面积17％和棉花耕地面积25％。这些情况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

　　三、美国垄断资本转嫁危机的手段和“反危机”措施

　　“永久繁荣”幻想的破灭，深重的经济危机的袭击，使美帝国主义惶恐不安。回忆起三十年代大危机的打击，美帝国主义心有余悸。美国垄断资本费尽心机，一方面力图把危机的损失转嫁到本国劳动人民身上；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外扩张向国外输出危机。同时，还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把经济推上战争轨道，用经济军事化的办法人为地刺激经济。这一切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国内外各种矛盾的空前激化。
　　首先，垄断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将危机后果转嫁到本国工人阶级身上。危机刚刚开始，许多企业就减产裁员，解雇工人，把大批工人推入失业队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工人来说，失业就是灾难，就意味着失去生计。垄断资产阶级还利用解雇的威胁，大大加强对在业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例如加紧推行“赶快制度”，提高劳动强度，缩短工作周，削减工人工资等等。汽车工业是这次危机中受打击最小的部门，可是通用汽车公司在危机开始后不久，就借口“营业不佳”，宣布每小时的工资普遍削减2美分，而实际上1948年该公司盈利8亿多美元，利润率高达百分之十几。汽车工业尚且如此，其它部门削减工资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从1948年12月起，美国就出现连续好几个月不断削减工人工资的情况。制造业工人平均周工资从1948年12月的55.08美元逐月下降，减到1949年4月的最低点52.78美元，以后虽略有波动，但直到年底，仍低于1948年12 月的水平，由于资本家大量解雇工人，不断削减工资，以致整个工人阶级的收入大幅度减少，国民收入中的职工报酬，1949年第四季度与前一年同期比较，减少了52亿美元(年率)，使整个工人阶级的状况空前恶化。当时，许多工人由于失去生计，被迫卖血度日。据洛杉矶市卫生局透露，许多失业者出卖的血都大大超过了健康所容许的数量。一方面是工人卖血度日，另一方面是亿万富翁为过于肥胖而发愁，资产阶级所鼓吹的“美国生活方式”，不过是百万富翁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罢了！
　　在经济上加紧压榨的同时，垄断资本统治集团也加强了对强了对工人的政治压迫。
　　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加强，激起了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1949年5月，福特汽车公司的6万多工人举行罢工，反对厂主实行“赶快制度”。6月，马里兰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上万名工人大罢工，反对资本家削减工资。规模尤其巨大的，是遍及29个州的50万名钢铁工人大罢工。据美国劳工部统计，1949年罢工事件比前一年增加约200起，参加罢工的人数由1948年的196万人增加到303万人。这表明美国国内阶级矛盾愈益激化，沉重地打击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
　　其次，美国垄断资本统治集团加紧利用“马歇尔计划”等手段，加强对西欧各国的控制和压迫，迫使他们开放本国及其殖民地市场，为美国的“过剩”商品和资本提供出路。
　　“马歇尔计划”，即所谓“欧洲经济复兴计划”，是当美国生产“过剩”征兆开始露头的时候，由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并于1948年开始实行的。“马歇尔计划”挂的是美国“援助”欧洲复兴经济的招牌，实际上是利用西欧国家战后初期经济困难的机会，以“美援”为钓饵，诱使西欧各国接受美国控制、沦为美国附庸的手段。“马歇尔计划”规定，接受“援助”的国家，必须与美国分别签订双边协定。这些双边协定，对“援助”规定了许多奴役性条件：“美援”以美国提供货物的方式进行；受“援”国出售这些货物所得款项，必须经美国同意才能动用；受“援”国必须向美国开放本国及其殖民地的市场；必须保障美国公民的权利；必须向美国提供有关经济情报等等。这样，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不仅迫使西欧国家为美国商品和资本的长驱直入敞开了本国及其殖民地的大门，而且取得了粗暴干涉西欧国家内外经济政策、控制西欧国家经济的种种特权。美国垄断资本企图在“富有的慈善家”的伪装下，建立起对西欧国家经济的绝对统治，把夺取西欧国家的国内外市场作为解救美国经济危机的重要途径。
　　从1948年到1949年，美国国会为“马歇尔计划”拨款125亿美元，其中90％是“赠与”，其余为长期贷款。美国政府用劳动人民缴纳的税款，高价收购国内市场上卖不掉的大量剩余物资，然后以“援助”的名义，强迫西欧国家接受。“马歇尔计划”成了美国政府资助垄断资本推销“过剩”商品的工具。1949年，美国对西欧国家的全部出口中，有62.7％是靠“马歇尔计划”资金实现的，1950年这一比例更增至73.2％。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国家输出的货物，绝大部份都是在美国卖不出去的消费品。1948年，西德的英美双占区所收到的美国货物，就有4 亿多磅干梅子、葡萄干、无花果干、桃干、苹果干，1,000万磅蜜，9,000万磅干蚕豆和豌豆，1.6亿磅花生仁。在“马歇尔计划”实行的四年中，英国从美国输入的“援助”物资，绝大部份都是滞销的消费品，工矿业部门需用的机器设备所占的比重很小。
　　为了保证垄断资本在国外的商品销路，美国政府以“马歇尔计划”为武器，粗暴地干涉西欧各国的财政、金融和贸易等经济政策。美国迫使西欧国家追随美国实行对东欧国家禁运的政策，使西欧国家失去战前每年购买300万吨钢铁的东欧市场。美国逼使法国政府强制农民停止播种某些谷物，以保证美国资本家能够在法国市场销售他们的产品。美国甚至露骨地不准其它国家之间开展贸易，强迫他们只向美国购买商品。1949年，英国与加拿大缔结了购买加拿大输出小麦的50％的小麦协定，美国政府立即表示抗议，并以削减 “援助”为威胁，对英国政府施加强大压力。同年6月27日英国与阿根廷签订的五年贸易协定，也遭到美国同样的粗暴干涉。美国垄断资本为了独占国际市场，输出危机，简直专横到了以太上皇自居的程度。
　　美国政府还不遗余力地帮助美国垄断资本打入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夺取市场。为此，利用一切机会对英联邦特惠制、英镑区发动了连续不断的进攻。
　　美国垄断资本竭力利用“马歇尔计划”为“过剩”资本开辟出路。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的双边协定，美国垄断资本在资本输出方面取得了广泛的权利。 1948年，美国和意大利签订了关于投资的协定，按此协定，意大利允许美国垄断组织无约束地在意大利进行投资。1949年，美国也迫使荷兰、比利时、法国对保障美国资本输入作了重大让步，1950年，英国也作了类似的让步。为了进一步扫除美国垄断组织经济扩张和输出危机的障碍，特别是财政金融方面的障碍，美国政府于1949年迫使英国等二十多个国家实行货币贬值。
　　美帝国主义加紧对西欧国家的控制和奴役、向西欧国家转嫁危机，侵害了这些国家的利益，因此酝酿着深刻的矛盾和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战后初期，西欧各国因为有求于美，不得不忍受美国的欺凌，但是，正如斯大林当时所指出的：“从表面上看来，一切都好像是‘平安无事’；美国已使西欧、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仰其配给；德国(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都陷入了美国的铁爪中，顺从地执行着美国的意旨。但是如果以为，这种‘平安无事’会‘永世地’保存下去，以为这些国家将无止境地忍受美国的统治和压迫，以为他们不会设法挣脱美国的镣铐，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那就错了。”①随着美国压迫的加强和西欧国家经济力量的恢复，西欧各国反抗美帝控制的斗争不断发展起来。
　　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页。
　　第三，美国垄断资本也竭力向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1949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第四点计划”，即所谓“对落后地区的技术援助计划”。美国垄断资本的组织“全国制造商协会”表示，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要使私人资本输出达到每年24亿美元，亦即增加到当时资本输出的3倍的水平。为了执行这项计划，美国国务院成立了“技术合作局”，1950年，国会通过“国际开发法案”，还为“第四点计划”专门拨出款项，作为“开发”亚非拉国家的基金。到1953年为止，共有33个国家和地区被迫按受该项计划，同美国签订了协定，美国向这些国家派遣了1,200名技术人员。美帝国主义打着给予亚非拉国家“援助”的幌子，派遣经过美国政府专门训练的“专家”、“技术人员”，打入这些国家，通过勘探资源等活动，搜集经济情报，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输出“过剩”资本开辟道路。美国垄断资本通过这种方式，渗透到许多亚非拉国家，获得了投资权利，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帝国主义的国外投资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在危机的逼迫下急于在国外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的美国垄断资本，亟需利用国家政权，保障国外投资的“安全”。为此，美国政府除了实行“第四点计划”之外，还采取了许多行动。1949年2月，美国控制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派出代表到孟买进行谈判，取得印度政府关于在十年内不考虑国有化问题的承诺，为垄断资本向印度渗透谋得安全保障。美国政府还同许多国家签订双边条约，详细地规定了美国投资者的权利，特别是关于将投资利润汇回美国的权利。
　　美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扩张活动，严重损害着亚非拉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威胁这些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加剧了美帝国主义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矛盾。
　　第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尝到了甜头的美国亿万富翁，在危机的阴影下，还力图从经济军事化中寻找出路。在1929—1933年危机中，虽然实行了罗斯福 “新政”来解救危机，刺激经济，可是危机过后，“新政”并没有带来高涨，美国经济陷入“特种萧条”中，接着又爆发了1937—1938年的危机，只是靠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才不仅使美国经济摆脱了三十年代的长期停滞，而且在累累白骨的基础上给美国资本家建造起“黄金宫殿”。美国垄断资本始终恋恋不舍于战时经济。如前所述，大战结束后美国工业实际上并没有进行全面的复员。故后初期美国政府狂妄地推行“遏制战略”，保持庞大的陆、海、空三军，并以原子弹作为讹诈的工具，因而一直保持着高于战前水平的军费开支。1948年秋危机爆发后，随着工业活动的收缩，垄断资本在利润下降的威胁下，更是叫嚷要增加军事拨款。垄断资本力图进一步把经济转上军事化的轨道，期望用国家军事订货这个可靠市场填补民用市场的萎缩，靠政府的庞大军费开支刺激经济活动。垄断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喉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集中地表达了他们的意愿，该刊在1949年4月22日一期中赤裸裸地宣称：“军备就是一项可以起发动作用的巨大的新计划。 ”1949年2月12日的《商业周刊》也强调说：为了防止经济危机的袭击，必须增加军费开支，而不是其他什么开支。
　　为了增加军事预算，垄断组织的报纸发动了强大的舆论攻势。连篇累犊的文章硬说，美国的战略后备物资早已陈旧，而必须替换以新式武器。他们大肆渲染说，美国居民的防卫力过于薄弱，因而必须修筑防空工事，并装备高射炮和雷达设备，以保护美国的全部海岸线。垄断资本掀起的舆论攻势是如此嚣张，以致于持不同见解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埃德温•诺斯不得不提出辞呈。
　　华尔街巨头们的意志，立即在杜鲁门政府的预算中得到反映。1949年1月，杜鲁门向国会提出的1950 年度的预算草案，规定要大大提高军费支出。当时的美国《商业日报》曾经把它称为“冷战的预算”。战后初期曾经连续三年削减的军费开支，突然扭转方向，开始逐年增加。1949年度联邦直接军费占联邦政府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联邦政府的军事采购额，从1947年度的91亿美元增加到1949年度的133亿美元，以后更逐年猛增。
　　联邦政府军费和军事采购的增加，给美国公司带来了大批新的订货。1949年度的新拨款主要用于加强美国空军，各飞机公司获得了20亿美元的巨额订货。1949年度，制造飞机的各大公司的全部订货中，军事订货占80—90％。《商业周刊》承认，补充拨款挽救了许多陷入危机濒于破产的公司。
　　增加军费、扩军备战，把全国愈来愈多的人力、设备、原料和研究费用转作军事用途。据美国官方材料，美国武装部队的总人数，由1947年初的138万人增加到1949年的161.7万人。空军都队扩充得特别快，1947年初，美国空军为50个大队，到了1949年1月1 日，按美国《空军时报》的材料，已经扩充到60个大队，而空军部长薛明敦还要求到该年9月要增加到70个大队。除正规武装部队外，还有愈来愈多的人力转到直接或间接为军需生产服务，工业原料也更多地被转作军用。美帝国主义已日益把美国经济推上军事化的轨道。
　　经济军事化暂时帮助一些公司摆脱了困境，刺激了经济活动，但是它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经济固有的矛盾，给美国经济带来日趋严重的后果，并成为促使美国经济中多种病症交织并发和美国经济不断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美帝内外交困，走上侵略战争的道路

　　虽然战后第一次危机中工业生产的下降于1949年10月达到最低点后不再继续下跌，但是1949年底和1950年初，美国经济仍处于一片萧条状态。首先，固定资本投资低下。在危机过后，1949年第四季度固定资本投资继续下降，1950年第一季度仍处于停滞，比1948年各个季度都还低6％至13％。新厂房设备支出连续两个季度停滞，1950年第一季度反而比上一年末季降低16％。其次，危机阶段虽已过去，失业情况仍然严重，从1949年11月到 1950年3月，连续五个月失业率都在6％以上。第三，危机过后，商品价格继续下跌。消费物价到1950年2月才降到最低点，以后基本上处于疲软状态，危机过后八个月中，批发价格仍在继续下跌或疲软，到1950年7月才有起色。第四，制造业销货额直到1950年头三个月都还低于1949年同期的水平。第五，闲置的“过剩”资本大量存在，找不到有利的投资场所。许多大企业手边都有大量现金，例如，到1950年1月止，通用汽车公司有2.93亿美元，美国钢铁公司有2.1亿美元，杜邦公司有1.62亿美元，比战前都大得多。垄断组织对大量资本闲置非常不安。肯奈柯特公司积压2.5亿美元的资本未加利用，金融寡头为此把公司经理免了职。
　　美帝国主义在战后初期几乎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置于它的奴役之下，但是仍然阻止不住经济危机的爆发，这表明美国经济的内在矛盾极端尖锐。对此，美帝国主义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这些“富裕的负担”推动着美国统治集团铤而走险。美国亿万富翁的御用经济学家已经为他们准备了理论根据，他们大肆宣扬“当代的重大问题归根到底是如何把消费量增加到能够维持充分生产的地步。不幸得很，大规模增加消费量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战争。”当时，美国几乎所有的御用经济学者都加入了这种战争叫嚣的大合唱。
　　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发展也使美帝国主义惴惴不安。战后，资本主义体系进一步破裂，更多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和独立发展的道路，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亚洲，四处都燃烧起武装斗争的烽火。中国人民的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耗费59.14亿美元的巨资支持蒋介石维持反动统治的美帝国主义，没能挽救自己的失败，美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大陆，丧失了它在亚洲的一个巨大市场。继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之后，朝鲜革命出现巨大进展，民主力量空前发展壮大，以致1950年上半年李承晚政权摇摇欲坠，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殖民地盘一块块崩塌，建立全世界范围殖民帝国的计划遭到了严重的挫败。
　　政治上和经济上焦头烂额，处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指望战争能给美国带来“景气”和挽回其全球扩张战略的败局，1950年6月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侵朝战争使美国经济暂时摆脱了萧条，获得了又一次战争“繁荣”，但是，美国统治阶级怎么也没料到，正是侵朝战争成了美国经济的一个转折点，由于侵朝战争的失败，美帝国主义遭到了战后以来又一次沉重的打击，给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一、侵朝战争失败，经济危机接踵而至

　　战后美国的第二次经济危机是在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战争刚刚结束，由战争带来的美国经济“景气”达到顶点的情况下爆发的，它是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引起美帝国主义基本矛盾加深的必然结果。
　　为了实现独霸全球的狂妄计划，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侵朝战争开始以后，美帝国主义在国内加紧对进步力量进行迫害。 1950年9月2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麦卡伦—伍德法”，即所谓的“国内安全法”， 1951年，以参议员麦卡锡为首，建立了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从1952年起，以麦卡锡为首的一小撮法西斯分子，利用这个委员会及其它机构，发动“ 扣红帽子”的迫害运动，煽起反华反共反人民的歇斯底里，加紧对美国人民的法西斯迫害。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还在国内加速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1950年9 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生产法”，在战争开始后的半年之内就建立了“国防动员署”等一系列军事经济机关，1950年12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宣布全国处于 “紧急状态”，要“把某些物资和设备从民用转向军用”，再次把国民经济推上了军事化的轨道，军备被重新扩充起来，政府的军费支出急剧增加。从1950年6 月到1953年7月的三年战争期间，美国联邦政府的直接军费高达1,299亿多美元，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直接军费支出的6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直接军费支出的一半以上。这笔庞大的军费，除一小部分用于发放军饷和支付军事研究费用、维持海外基地和国防部等军事机关的开支费用外，绝大部分都是政府军事订货支出。据美国政府小企业委员会1954年1月12日发表的“第六次年报”的统计，从1951年度到1953年度，美国的军事订货(除去撤销的) 一共达到1,044亿美元。军事订货的重点，主要是为进行战争所直接需要的飞机、枪炮、车辆、钢铁和弹药等等。政府军事订货的增加，大大刺激了军火制造部门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部门生产的增长。
　　在侵朝战争期间，美国政府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曾经拨出巨款来对垄断资本实行直接津贴或帮助他们投资建厂，飞机工业的垄断资本就曾获得政府的巨款来扩建自己的飞机制造厂。此外，美国政府还恢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停止实行的“加速折旧法”，这个法案规定，只要能够得到“国防动员署”发给的“必要证明书”，新厂房、设备的折旧费的分摊时间便可以由通常的20年到25年缩短为6年，这就为垄断资本把大量利润变成折旧费以逃避纳税大开了方便之门。上述办法实行的结果，大大刺激了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美国新厂房和设备的支出由1950年的202亿美元，增加到1953年的282亿美元，增加了将近40％。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扩大了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产品的销路，使这些部门在侵朝战争期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也使得美国的整个生产能力空前扩大。
　　在侵朝战争期间，美帝国主义还加紧对外进行经济扩张，使它的出口贸易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47年，美国的出口贸易总额曾经达到144亿美元，成为战后初期的最高峰。后来曾猛烈下降。1950年美国的出口贸易总额还不到100亿美元。侵朝战争开始以后，美帝继续加紧利用“美援”作为对外倾销商品和控制别国经济的手段，但把“美援”的重点从经济转向军事(包括提供军火)，所以在 1951年“马歇尔计划”提前结束以后就代之以“共同安全法”。此外，美国政府还从1950年10月开始拨款对亚非拉国家实行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 1951年和1952年，美国的出口贸易总额(包括军“援”以外的军火输出)分别达到150.3亿美元和151.9亿美元，均超过了1947年的水平。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还利用战争引起的国际紧张局势，加紧拼凑侵略集团，在这些集团内部，美帝国主义一方面强令其它成员国对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禁运”政策，另一方面又胁迫他们重整军备，增购美国的军火。侵朝战争期间美帝国主义的军火输出急剧增加，1951年和1952年，美国的军火输出分别为15.7亿美元和26亿美元，1953年上半年即达18.7亿美元，相当于1950年全年军火输出的3倍。商品输出和军火输出的增加，也对侵朝战争期间美帝国主义经济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作用的结果，特别是由于国民经济军事化的人为刺激，才使得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期间一度出现了经济“景气”。美国的工业生产总指数(1967年＝100)，由1950年6月侵朝战争开始时的45.0上升到1953年8月的56.0，增长了将近四分之一。同侵朝战争开始前一年即1949年比较，1953年美国运输工具制造业增长了95％，机器制造业增长了70％，化学工业增长了60％，钢铁工业增长了34％。由于1948—1949年危机的影响而一度下降了的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又重新上升，1952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由1951年的52.7％上升到53％，1953年又上升到了53.3％；它的出口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由1950年的18.3％提高到1952年的20.7％，1953年又上升到了21.3％。
　　战争和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军事化虽然暂时地刺激了美国经济，使之在侵朝战争期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它却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美国经济中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反而使这些矛盾空前地激化起来。
　　首先它使得美国经济中所固有的各部门比例失调和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严重，生产更加处于无政府状态，整个经济更加畸形发展。1952年2月15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一篇评论当时美国经济的文章中写道：“一般说来，那些与国防有关的工业通常都在新的高度水平上活跃着。许多与国防无关和没有直接接受订货的其它工业则陷于苦闷之中。”事实正是这样。侵朝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实行的“国防生产法”，不仅优先保证了军火和与其有关的部门的原材料、劳动力供应，给他们提供扩大再生产的足够资金，而且保证了这些部门产品的销路，使得这些部门很快发展起来。例如美国军事与空间设备的生产在侵朝战争期间几乎是逐月、逐季地飞速增长，到1953年8月，它已经增长到了1950年6月的4.8倍。而同一时期美国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却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由于金属等原材料的供应受到限制，在1951年1月到8月的时间里，甚至减产了13％，在此之后，一直到1952年年底才又恢复到1950年8月的水平。在侵朝战争期间，由于垄断资本家竞相追逐可以获得暴利的军事订货，这就不仅使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之间发展更加不平衡，而且也使得一些与军工生产有关的部门的生产具有更大的盲目性。机床制造业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由于制造军火的需要，机床制造业的生产曾经急剧上升，1941年的机床产量差不多比 1939年增加了6倍，接着而来的便是生产过剩，从1942年开始，生产剧烈缩减，战后初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原来生产出来的一部分机床有的根本没有动用过，有的被以低于原来85％的价格拍卖掉。侵朝战争开始以后，机床再度缺乏，疯狂的竞争又重新开始。到1952年2月，机床的订货甚至超过了1945— 1947年的6倍，生产急剧上升。到1952年年中以后，产量开始超过政府的订货，生产又一次过剩。类似这样的例子，又何止一个机床制造业！
　　列宁在1917年曾经指出：“为‘战争’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即直接或间接地同军事订货有关的经济)是一贯的、取得法律保障的盗窃国库的行为”。①侵朝战争期间，美国垄断资本把这种盗窃国库的行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们一方面得到政府提供的贷款和低价原材料，另一方面又按远远高于成本的价格来出售他们的军事产品。一只轰炸瞄准器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5,000美元涨到侵朝战争时期的25万美元，一架中型轰炸机由21.8万美元涨到250万美元，一辆中型坦克由8.1万美元涨到30万美元。正如俗话所说的，“炮声一响，黄金万两”，在侵朝战争中，美国垄断资本获得了神话般的利润。1950— 1953年，美国纳税后的公司利润共计高达863.8亿美元，大大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水平，其中获得军事订货最多的通用汽车公司一家，每年所获利润助高达6.7亿美元。列宁在1918年曾经指出：美国垄断资本家的“每一块美元都有污迹，都有使每个国家的富人发财、穷人破产的‘有利可得的’军事订货的污迹”。①侵朝战争期间，美国垄断资本家牟取了高额军事利润而脑满肠肥，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却惨遭美帝杀害，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却日益陷于贫困化。美国政府通过增加捐税和通货膨胀的办法，使战争的负担最终都落到了美国劳动人民的头上。这一点甚至连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不否认，他在 1954年的一次演说中承认：“我们每生产一门大炮，每下水一艘军舰，每安装一个火箭发射台，归根到底都是从那些挨着饿、受着冷、光着脚、衣衫破烂的人们那里偷来的。”据统计，1950年到1953年，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年负担的联邦税从231美元增加到339美元，增加了68％；同一期间，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11.2％。《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52年8月承认：“在典型的情况下，在1950年一个每年收入3,000美元的工人，由于他的工资赶不上通货膨胀每年还吃亏126美元左右。”实际情况当然比这更加严重。这就造成了美国劳动人民购买力的下降，扩大了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
　　①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6页。
　　①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8页。
　　侵朝战争期间，由于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引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深，在美国经济“景气”中早已存在着引起经济危机的因素。虽然在侵朝战争期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指数总的来说是上升了，但它的发展过程却充满着动荡起伏、上下波动，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1951年4—8月和1952年4—7月都曾发生过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当时矛盾之所以没有得到爆发，只不过是由于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刺激，由于巨额的军事订货在勉强维持着。
　　侵朝战争的非正义性，注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在朝中人民的英勇打击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之下，美帝国主义遭到了惨重失败。1953年7月27日，美国代表不得不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随着战争的结束，新的军事订货大大减少，部份旧订货也被取消。1953年年中，平均每月新军事订货额比1952年每月的平均水平下降了大约 30％，“M-47型”、“M-48型”坦克和军用载重汽车的订货，三分之一以上被取消了，一些关于航空设备和弹药的订货被废除了。过去使美国经济得以暂时维持的那些因素大为减少，它的刺激作用大大下降，这就对整个美国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53年9月，战后美国的第二次经济危机终于爆发。这次危机的爆发宣告了侵朝战争中出现的美国经济“景气”的彻底破产。它说明在美帝国主义基本矛盾加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更形相对缩小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是离不开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刺激的。

　　二、危机的主要表现和基本情况

　　战后美国的第二次经济危机从1953年9月开始以后，一直持续到1954年4月，先后历时8个月。早在1953年夏天，侵朝战争结束以前，已经出现了经济危机的迹象，美国消费品工业部门的生产从1953年6月已经开始下降。7月底，侵朝战争正式结束，美国政府减少和废除了部份军事订货，这引起了重工业部门生产的急剧下降，并迅速波及到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触发了一次深刻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危机的主要表现和基本情况如下：
　　1，生产持续下降，工业开工率大大降低。
　　美国的工业生产总指数在1953年7月上升到了危机前的最高点，8月份维持了同样的水平，从9月份开始下降，到1954年4月下降到最低点，下降幅度为9.1％。生产的下降，使美国的工业生产倒退了一年八个月，即倒退到了1952年8月的水平。

　　*最高点指下降前一个月的指数。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局编《工业生产》(1971年修订版)。
　　这次危机中下降得最多的是所谓耐用品工业部门的生产，下降幅度达16％，其中又数重工业部门生产下降幅度为甚。美国钢的产量在1953年3月曾经达到月产1,016万吨的最高水平，下降到最低的时候即1954年7月，只有662万吨，下降幅度达34.8％，倒退到了1947年年中的水平。整个钢铁部门的生产在这次危机期间下降了28.9％。金属切削设备的生产在这次危机中下降了54.9％，不仅下降幅度大，而且持续时间特别长，从1953年4月开始下降，一直到1955年3月以后才出现缓慢的回升。危机对造船业造成的影响也特别深重，在1954年1月，造船业一份订货也没有，结果使其产量大大下降。在采矿业中煤的产量下降了32.8％。危机之所以对重工业部门生产的打击特别严重，是由于这些部门在危机前主要是靠军事订货维持的，军事订货的突然减少，自然会使这些部门的生产猛烈下降。
　　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工业开工率迅速下降。美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1953年第三季度曾经达到 98％，此后逐季下降，到1954年第三季度下降到只有83％。美国钢铁工业的开工率在1953年8月曾经达到103％的最高峰，1954年却降低到了十五年来的最低水平，整年都徘徊在70％左右。许多冶金公司由于没有订货，不得不使大批高炉、平炉停火。
　　2，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失业率不断提高。
　　1953年8月，美国的全失业人数为166.5万，全失业率为2.7％。危机爆发以后，失业人数逐月增加，全失业率直线上升，到1953年年底，美国的全失业人数已达281.8万，全失业率达4.5％。1954年4月，全失业率达5.9％，全失业人数高达374.9万，比危机前1953年8月增加了1倍以上。如果加上当时三、四百万的半失业人数，失业情况就显得更加严重了。1954年2月，被美国政府宣布为“严重失业”地区的就有59个，其中包括了美国一些最巨大的工业中心，如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地带，拥有矿业和冶金业的宾夕法尼亚州的部分地区和新英格兰、纽约州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美国南部的一些新的工业地区。在这次危机中不仅有大批工人失业，而且还有大批的国家机关职员被解雇，1954年1月，国家机关职员的人数比1953年同期减少了20.9万人。
　　3，商品滞销，存货堆积。
　　这次危机期间所发生的商品滞销、存货堆积的现象清楚地表明了这次危机是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1953年7月，美国制造业和零售商的销货额分别为258亿美元和142亿美元，此后便开始下降，到1954年5月分别下降到230亿美元和139亿美元。零售商的销货额1954年1月最低的时候只有135亿美元。
　　1953年9月，当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制造业的存货曾经达到460亿美元的空前高峰。危机爆发以后，尽管资本家采取缩减生产的办法来尽量减少存货，但存货仍大量堆积。1953年年终的时候，美国制造业的存货还有454亿美元，1954年4月，仍有存货440亿美元，只比1953 年9月减少了20亿美元。1954年2月初，美国汽车商人积压的汽车达到64万辆，比1953年同期增加了1倍多。除了私人厂商积存的大量商品以外，美国政府手里还积存了大量的军火、装备和战略物资。据当时的美国陆军部次长詹森透露，仅陆军方面积存的战略物资即高达350亿—400亿美元，而海军和空军的积存物资也与此不相上下。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手里还积存了大量的剩余农产品，1954年1月底，美国政府积存的农产品高达61亿美元，比 1953年同期增加了1倍多。为了保存这些农产品，美国政府每天付出的保管费即高达40万美元。当时，农产品积存已多到仓库容纳不了，迫使农业部不得不租用一批大轮船来做临时仓库。
　　4，固定资本投资减少，破产企业数和破产负债额增加。
　　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的固定资本投资开始下降，1953年第三季度固定资本投资为411亿美元，1953年第四季度和1954年第一季度分别下降到396亿美元和395亿美元(均为年率，按1958年价格)。
　　经济危机爆发以后，那些在侵朝战争期间积聚了大量资本、实力雄厚的大垄断公司不惜一切手段来排斥中小企业，使大批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从1953年8月到 1954年4月，8个月内美国破产的企业共7,024家，其中1954年3月破产的企业即达1,102家，创战后以来的最高纪录。企业破产的负债额共达 3.28亿美元。
　　这次危机爆发以前，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和批发物价指数都呈现出上涨的趋势。1953年8月分别比当年1月上涨了1％和 0.5％。危机开始以后，消费物价指数和批发物价指数都出现了下跌的现象，但下跌的幅度很小，前者到1954年4月只比1953年8月下降了0.4％，后者在下降了几个月之后，又开始上升，到1954年2月和3月，又回升到了危机开始前的水平，1954年4月甚至比1953年8月上升了0.5％。这次危机期间，之所以没有发生像过去历次危机期间那样物价暴跌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在侵朝战争期间，资本加速集中，垄断程度和垄断组织所能控制的范围都空前加强了，在危机期间他们已经更能够通过减缩生产的办法来维持垄断高价；同时，美国政府在危机开始前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阻止了物价下跌的趋势，例如1953年7 月31起取消政府对房租的管制，造成房租大涨，就大大阻碍了危机期间消费物价下跌的趋势。
　　这次危机期间还有一个与过去历次危机期间不同的现象，就是股票的价格不仅没有下跌，反而逐月上升。1953年9月，道.琼斯工业股票的平均价格是261.90美元，此后逐月上升，到1954年4月已经涨到了310.92美元。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在危机期间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证垄断企业的利润，提高了股息，从而维持并提高了股票的价格。

　　三、美国政府劫贫济富、以邻为壑的“反危机”措施

　　危机爆发以后，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虽然表面上故作镇静，矢口否认危机的发生和存在，把生产的迅猛下降说成是什么“温和的调整”，实际上惊慌不已。1953年年底和1954年年初，美国政府举行了一系列经济学家会议研究对付经济危机的问题；1954年初，艾森豪威尔还专门拨款100万美元作为研究“与危机现象作斗争”问题的费用。事实上，不论是专家会议还是研究报告，都没有给艾森豪威尔找出什么“根治”危机的新药方。这次危机中，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国内外所实行的各种“反危机”措施，统统都不过是凯恩斯主义的老一套。
　　(一)劫贫济富，进一步向美国劳动人民开刀。
　　在这次危机中，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国内所采取的“反危机措施，主要是：
　　(1)增加军事订货，维持高额军费开支，继续用国民经济军事化刺激经济。如前所述，由于侵朝战争的结束，军事订货大为减少，削弱了经济军事化的刺激作用，便触发了战后美国的第二次经济危机，这说明，在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情况下，美国的经济是离不开巨额军事订货的支持的。因此在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府又把经济军事化作为一根救命的稻草，再次增加军事订货，扩大军费开支。侵朝战争结束时即1953年第三季度制造商所接受的军事订货为28.8亿美元，第四季度马上就被增加到40.5亿美元，1954年第一季度虽稍有所减少，但仍比1953年第三季度高出10亿美元以上。1954 年度美国的直接军费支出为469亿美元，虽然比1953年度有所削减，但比侵朝战争期间平均每年直接军费支出324亿美元高145亿美元，相当于侵朝战争头一年直接军费支出的3倍多，直接军费在联邦预算开支中所占的比重高达66.2％，是自1947年以来直接军费占联邦预算开支中的比重最高的一年。
　　1954年1月12日，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在纽约外交学会发表演说，再次竭力鼓吹艾森豪威尔上台时提出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拼命进行核讹诈。 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说什么：“一个国家倒下后，其他国家将会一个跟着一个倒下去。”1954年3 月，美国在太平洋上再次进行了氢弹试验，这当然首先是企图用“核威胁力量”来维持其霸权地位，同时也是为了利用核恐怖来为增拨军费、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寻找借口。这次试验以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肆渲染核武器的恐怖，这样一来，武器、装备和战略原料的囤储增加了，对武器装备的研究加强了，一些战略物资的价格又出现了新的高涨。难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当时一篇题为《氢弹对企业意味着什么？》的文章中说，氢弹的爆炸开始对美国商业发生了 “深远的”“并且是奇异的影响”。
　　(2)进行“税收改革”，减免垄断资本的税负，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勒索。为了缓和经济危机，美国政府通过了一项从1954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所谓“税收改革法案”。按照这个法案，在侵朝战争期间恢复实行的“公司过分利得税”被取消了，同时还减免了10％的所得税。这一法案实行的结果，使垄断资本的税收负担大减，据统计，1953年获利100万美元的大企业，1954年就可以比1953年少纳税18万美元。而劳动人民的税收负担却由于社会保险税从1.5％提高到2％，反而更加沉重了。连《芝加哥太阳报》也承认：“尽管所得税降低了10％，低薪职工的工薪还比 1953年扣除得更多了。”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当时提供的材料，年收入在2,000到3,000美元的美国四口之家的税收负担，1954年比 1953年平均增加了10美元以上。由此可见，利用“税收改革”作为“反危机”的一个措施，使得美国劳动人民受剥削的程度更加深重了。
　　 (3)扩大“加速折旧法”的适用范围，刺激垄断资本进行新投资。所谓的“加速折旧法”，本来是美国政府在战时为了刺激经济以适应战争需要而实行的，最先开始实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它还只适用于一个比较有限的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侵朝战争期间，它被普遍适用于军火和与军火有关的部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个法案随即停止实行。但在侵朝战争结束以后，美国政府不仅没有取消这一法案，反而把它的适用范围扩大了：对在1953 年12月31日以后投入生产或建成的一切新设备和新企业，都可以加速折旧，不仅工厂设备，而且办公用的设备和仓库设备都可以加速折旧。①这就进一步证明，随着美帝国主义基本矛盾的加深，它已经不得不在所谓“和平时期”，也采用战争期间的办法来刺激经济了。美国政府扩大“加速折旧法”的适用范围之后，垄断资本家把大量利润转变成折旧基金，逃避纳税，大大加速了资本积累的过程；而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和扩大又加剧了生产能力盲目扩张的趋势，使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更加严重。
　　①按照1954年的规定，保留一般的折旧期限，但准许在这个期限的前一半时间内把设备的价值摊还三分之二，其余的价值在后一半时间内按一般折旧定额摊还，与为军事企业固定的为期5年的加速折旧办法稍有不同。
　　（二)以邻为壑，拼命向国外转嫁经济危机。
　　在这次危机中，艾森豪威尔政府除了在国内加紧实行上述“反危机”措施外，还采取了以下办法向外寻找出路以转嫁经济危机：
　　(1)扩大商品输出。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的国内市场空前缩小，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美国政府便千方百计地鼓励美国垄断资本扩大商品输出，甚至还由政府直接出面进行推销。1954年，美国政府不仅对出口商提供了大笔贷款，而且对他们实行直接补贴。据统计，1954年美国政府对各种商品输出支付的国家资助达50亿美元，依靠国家资助而实现的商品输出几乎占出口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为了倾销美国的剩余农产品，美国国会在1954年7月10日通过了“发展农产品贸易法”，即所谓“四百八十号公法”。这个法案规定，在3年内由美国政府向国外市场销售价值10亿美元的农产品，其中换回各国货币7亿美元，其余 3亿美元以“赠送”的形式输出。1954年，在这笔资金名义下供应的农产品或用这笔资金签订的农产品供应合同即达5.78亿美元。
　　(2) 千方百计地鼓励资本输出。1954年，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了降低美国公司国外所得税和与其它国家签订投资所得税互惠协定的建议。1954年，美国政府先后与日本、西德、希腊等国签订了“安全协定”或“通商和航海条约”。这些协定和条约取消了这些国家对美资输入的限制，规定了美国垄断组织的投资享受所在国国民的权利，保证了美国垄断组织投在这些国家的资本安全和所得利润的汇出，为美国的资本输出带来了有利条件。1954年，美国的对外投资累计已达422亿美元，比1953年增加了28亿美元，比1950年增加了近100亿美元。
　　(3)高筑关税壁垒和规定严格的进口限额，限制和阻止外国商品的输入。为了防止其竞争对手打入美国市场，美国不仅一向实行极其复杂繁琐的海关手续，而且征收高额关税，商品的进口税一般都在65—90％之间，有的甚至高达790％。随着危机的爆发，国内市场更趋缩小，美国政府曾经数次提高关税税率。例如，1954年7月28日，美国政府一下子就把瑞士手表的进口税提高了50％，此外，美国政府还对一些商品的进口规定了严格的限额，如对黑麦、燕麦、大麦、桐油等农产品的进口规定的限额就是如此。
　　在危机期间，美国政府还通过减少部分原料的进口，压低这些原料的进口价格，拼命向广大亚非拉国家转嫁危机。例如，1954年二、三月间，从马来亚进口的锡和生橡胶，就比1951年的价格分别下降了一半和三分之一，从埃及进口的棉花价格下降了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对另一些原料的争夺却又加紧了，对中东石油的争夺就是突出的一例。通过长时间的你争我夺，1954年4月，美国、英国和法国的8家石油大公司取得了瓜分伊朗石油的协议，正是这个协议使美国石油垄断资本打破了英国石油公司对伊朗石油的长期垄断，使它在中东的石油争夺中处于更加有利的霸主地位。
　　四、经济危机的后果和美国经济的开始衰落
　　战后美国的第二次经济危机虽然持续的时间不很长，只历时8个月，但是它大大加深了美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侵朝战争失败后，美国经济开始衰落，走上了下坡路，而这一次经济危机对美国经济的打击，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在谈到资本积累规律时曾经指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①在这次危机期间，美国的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是更加严重了。经济危机期间，虽然商品滞销，存货堆积，生产普遍下降，但由于美国政府实行劫贫济富的办法，美国垄断资本的利润不仅丝毫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例如美国制造业1954年的销货额虽然比1953年减少了6％，而纳税后的公司利润却反而增加了6％。这就促进了他们的财富积累。与此同时，美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受剥削的程度更加沉重，更加陷入了贫困和破产的境地。在危机期间，美国工人的劳动强度大为加强，如制造业每个工人每小时的平均产量1954年就比1953年提高了1.5％，而他们的工资却大大下降了，1954年，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周工资(按1957—1959年价格)就比危机前的最高水平，即1953年6月的水平降低了2.04美元，而采矿业工人的平均周工资更比危机前的最高水平下降了8.52美元。斯大林曾经指出：“在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时，也应该估计到失业工人后备军的状况。”①在这次危机期间，美国的就业人数急剧减少，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全失业率逐月上升，危机阶段过后几个月，全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继续增加。1954年9月，美国的全失业率竟上升到6.1％，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失业率达10.5％。大批工人失业以后，生活没有着落，处于极端困苦的境地。1954年9月，在印第安那波里斯城的市中心，一个名叫戈恩斯的失业工人当众剖腹自杀，垂危时，戈恩斯只讲了一句话：“我饥饿！”这是何等悲惨的一幕！1954年美国工人罢工达 3,468起，参加人次达150多万，罢工人日共达2,260多万。
　　①马克思：《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8页。
　　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河题》，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页。
　　经济危机不仅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同时也加剧了美帝国主义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矛盾。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中的失败和朝中人民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彻底暴露了美帝纸老虎的本质，对世界人民特别是亚非拉国家人民是个很大的鼓舞，使很多人认识到：只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美帝国主义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因此，当美帝国主义向亚非拉国家转嫁危机时，很多国家便开始站起来进行反抗了。拉丁美洲一向被称为美国的“后院”，是美帝控制最严的地方。由于美帝长期对拉丁美洲推行经济侵略和扩张政策，使得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畸形发展，当时20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主要依靠生产一、两种农产品或矿产原料，造成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美帝在危机期间所采取的高筑关税壁垒，规定进口限额，压低原料价格，向外倾销商品和强制推行“禁运”政策等措施，给拉丁美洲国家经济造成极严重的后果，激起了拉美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在1954年3月举行的第十届泛美会议上，拉丁美洲国家不顾美国代表的反对，先后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要求工业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取消对原料、农产品和半制成品的进口限额的决议，和保证不得在世界市场上倾销“剩余”农产品的决议。同时还针对美国强迫拉美国家实行“ 禁运”政策通过决议，责成美国不得干涉拉美原料生产国发展贸易的主权。这些都表明，美帝国主义和广大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加深了。
　　美帝国主义以邻为壑拼命向国外转嫁危机，也大大加剧了美国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问的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严重削弱的西欧、日本等国，先后在 1949年到1952年间完成了经济恢复的过程，不少国家在发展速度上甚至超过了美国。这些国家的垄断资本的羽毛一经丰满，他们就再也不甘于战后初期那种依赖美国、任由美国控制、欺负的经济、政治地位了。1951年正式成立的“欧洲煤钢联营”，表明了其成员国联合起来反对美国控制的倾向，而1953年3 月，英国向美国提出的“要贸易，不要援助”的口号，更集中地反映了西欧国家力图在经济上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和重新参加争夺销售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斗争。1954年1月，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了英联邦财政部长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扩大贸易与“贸易自由化”、英镑集团国家的支付差额和加强开发英联邦内部资源的合作等问题。它充分反映了英国垄断资本加强对英联邦内部的控制以抵制美国的渗入、摆脱美国经济危机影响的企图。在这次会议前后，英国和其它一些国家不顾美国强制实行的对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政策，开始发展与中朝等国的贸易。1954年，瑞士、瑞典、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对于美国政府高筑关税壁垒的政策纷纷提出强烈抗议，瑞士政府在向美国政府提出的抗议照会中，就要求赔偿瑞士钟表工业因美国提高关税所受到的全部损失。在 1954年10月至1955年3月于日内瓦召开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九次常会上，大多数国家的代表都对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纷纷起来谴责美国实行的进口限额和高关税政策以及美国对出口实行补贴的政策。他们对于美国政府用倾销价格和利用各种“援助”计划来抛售农产品的恶劣行为也都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战后美国的第二次经济危机不仅大大加剧了美帝国主义国内外的各种矛盾，而且极大地动摇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在危机的打击下，195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倒退了一年又八个月，它的出口贸易总额比1953年下降了4％。这就降低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位：1954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由1953年的53.3％下降到50.3％，其中钢的生产由55.8％降到48.1％，煤的生产由40.5％降到36.8％。美国进出口贸易在资本主义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由1953年的17.9％降至1954年的16.4％；其中出口贸易总额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比重由21.3％降至19.7％；美国的黄金储备在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中的比重由61％下降到59％。这些都表明，由于侵朝战争的失败以及随后而来的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美帝国主义经济已从它战后的“顶峰”跌落下来。此后，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和争夺霸权，同时也为了人为地刺激经济，不再使战争经济“复员”，把国民经济军事化作为它的一项经常性措施，使整个经济长期处于冷战动员状态，这使得美帝国主义经济中所固有的各种矛盾越积越深。与此同时，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反殖、反霸斗争蓬勃兴起，西欧、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反控制斗争不断加强。国内外各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经济，从此使它在下坡路上越滑越远，无可挽回地急剧衰落下去。

　　1957年3月美国爆发了战后第三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历时长、涉及面广、生产下降幅度大，同前两次危机相比，这次危机给美国的打击更深刻、更沉重。这次美国经济危机是战后第一次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起点，在美国的危机爆发后，加拿大、日本和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接连陷入危机。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斗争更为激化，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更为严重。另一方面，亚非拉国家由于美帝国主义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转嫁危机，受到更加严重的剥削和压迫，这就促使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切都使美帝国主义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越来越削弱。

　　一、五十年代中期高涨阶段的结束

　　在1953—1954年经济危机期间工业生产下降到最低点之后，经过5个月的萧条阶段，随后开始回升，到1955年3月超过上次周期最高点56.0(1957年＝100)达到56.9，年底达到60.7，美国经济进入周期性的高涨阶段。经济活跃的特点照例是投资狂热，生产上升，信用膨胀，物价上涨。195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周期的最高年份1953年增长了6.8％，1956年又比1955年增长1.9％。这个阶段全失业率有了下降，从1954年9月的6.1％降至1957年3月的 3.7％。五十年代中期美国经济的短暂高涨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者乐而忘形，交口称赞美国五十年代的“长期繁荣”。
　　促成五十年代中期“繁荣”的因素是什么呢？它是如何走向事物的反面造成了危机的呢？
　　首先，国民经济军事化和庞大的政府开支成为促进经济复苏和高涨的经常性的人为刺激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经济飞速膨胀，造成空前的“战时景气”，战火一停，整个庞大的经济机构就运行不灵了。战争结束后仅仅三年，美国就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1950年至1953年的侵朝战争再次把美国经济推向一个新的战时景气的高峰。战火一停，接着又爆发了战后第二次经济危机。为了谋求避免经济危机的打击，为了给垄断资本集团提供更多的攫取巨额军火利润的机会，美国政府在没有战争的年代也不再大幅度地削减军费开支。在朝鲜停战以后的几年中，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的直接军费开支虽未达到1953年侵朝战费503亿美元的最高纪录，却年年都超过了400亿美元，军费开支都占联邦预算支出的60％左右。巨额的军费开支首先保证了同军事目的有关的工业部门的生产，也推动了动力工业、原料生产、设备制造等基础工业和航空、电子等尖端工业的生产。美国的军事订货在朝鲜停战后虽比战时有所减少，但从1954年到1956又连年增长，达到208亿美元。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已使美国庞大的工业体系同军火生产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所谓“和平”年代也保持着巨额的国防开支，这是五十年代中期经济高涨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
　　第二，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在1955—1957年间，美国垄断资本为了提高自己企业的竞争能力以攫取更高的利润，不得不把大量的公司利润转化为追加资本，同时还广泛地吸收企业外资金，采用先进技术，扩大固定资本投资。1955年美国纳税后公司利润达到270亿美元，比上个周期的最高年份1953年多66亿美元，增长幅度达32％，1956年又比1955年有所增长。1954年美国政府扩大了加速折旧法的适用范围，又使美国垄断资本增加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五十年代在美国是自动化技术开始大规模推行的时期。福特汽车公司的克里夫兰工厂实现了汽车自动装配，被人称为“底特律自动化”，是当时把自动化技术用于生产的一个典型。化学工业和石油加工工业是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部门，在金属加工、一般机械制造和运输设备制造业也都开始推行自动化技术。采用自动控制技术推动了这次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的热潮。1957年，美国工商业新厂房设备支出达到379亿美元，比1954年的272亿增加了近40％，比侵朝战争前的1949年增加了1倍。
　　第三，消费信贷是造成这次虚假“繁荣”的重要支柱。在美国五十年代中期的高涨中，民用工业的代表是汽车工业和私人住房建筑业。这两个行业的膨胀对整个美国工业起了带动作用。小汽车产量从1954年的660万辆增加到1955年的917万辆，新开工的私人住房建筑从1954年的120万幢增加到1955年的162.7万幢。而这种发展几乎全靠消费信贷和住房抵押贷款。从1954年到1955年，小汽车分期付款从98亿美元猛增至135亿美元，一年内增加37亿美元，增长幅度达37.8％；同期，住房抵押贷款从 757亿美元增长到882亿美元，一年内增加125亿美元，增长幅度达16.5％。1956年，各种消费信贷总额又增加了36亿美元，其中小汽车贷款增加了10亿美元。住房抵押贷款在这一年中又增加了108亿美元。这两年的膨胀速度确实惊人。这种以消费信贷为代表的信用膨胀在一定时期内起了刺激经济、活跃市场的作用。
　　第四，大量的商品输出。自1954年以来，西欧和加拿大的经济“高涨”促进了美国出口贸易的扩大，这些工业国家对重工业产品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美国钢铁产品、机器设备的生产。1954年美国商品出口总额为128.5亿美元，以后逐年有所增加，到1957年达到195亿美元。商品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3.6％提高到4.1％。同时，五十年代美国的资本输出又带动了商品输出。1954年美国私人对外直接投资为13.8 亿美元，1955年为17.7亿美元，1956年增至31.1亿美元。
　　上述几个因素促使美国经济进入周期性的高涨。似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高涨阶段孕育着危机，“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①我们看到，一方面美国垄断资本从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出发，在自己的企业里广泛地利用最新技术成就，加速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使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又最终地局限了社会的购买力，局限了资本主义的市场容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身造成了它无法解脱的矛盾。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7页。
　　在1955年和1956年的高涨阶段，大企业拼命地扩充生产设备和使企业现代化，已经明显地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制造业生产能力利用率连年下降。1953 年为95.5％，1955年为90％， 1956年为88.2％。到1956年年底，在化工、农机、肥料、水泥、汽车、制铝以及造纸、纺织等工业部门已呈现投资饱和的状态。
　　与此相应的是整个工业增长速度大大下降了。如1955年比1954年增长12.7％，1956年比1955年仅增长4.4％。而1956年底同上一年年底相比只增长3.5％。1956年下半年的增长还包括了在这一年7月65万钢铁工人大罢工以后的生产回升和制造新型汽车造成的增长在内。
　　同时，广泛推行自动化技术排挤了大量的工人，造成失业。1956年年中，美国有21万汽车工人被解雇。在1955年和1956年，美国的月平均全失业人数始终在 270万至290万之间，半失业人数常有250万至300万之多。因此，在空前“高涨”的年份里也始终保持着一支庞大的失业常备军。这恰恰证实了马克思早已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①失业给工人阶级带来深重的灾难。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局的调查，在1955年和1956年全美国仍有四分之一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下。在一些“严重失业”地区，失业工人的家庭只有依靠政府的救济食品过活。据计算，1956年年底，美国大约有530万人够格领救济食品的。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2页。
　　另外，信用膨胀给美国人民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1957年12月的《联邦储备公报》写道：“目前分期付款债务高水平的偿付额，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消费者举借新债的能力。”1957年初，约有半数美国家庭要支付分期付款债务，还本付息总额常常达到他们收入的20％以上。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丁在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的住房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住房抵押债务现已成为美国人家庭最重要的负使和最普通的债务。到1957年约有1,500万户人家在偿付抵押贷款债务”……从1954年以来买住房的8家当中，差不多有7家欠抵押债务，而1954年以前买了住房的房主中每5家有2家仍要偿还这种抵押贷款债务。”消费信贷和住房抵押贷款两项债务相当于美国国民收入中可支配个人收入的比率不断提高，1954年为42.1％，1955年为46.2％，1956年为 48.2％，到1957年已达49.5％。这说明美国垄断资本不仅吸干了居民的现实购买力，甚至还在榨取着未来的购买力。
　　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汽车生产和私人住房建筑的大幅度下降，这就拆掉了所谓“繁荣”的支柱，成为危机到来的先声。

　　二、经济危机风暴袭击下的美国经济

　　在1956年高涨阶段接近顶点时出现的汽车生产和私人住房建筑下降还只是局部的，高涨一直继续到1957年初。1957年2月工业生产达到这个周期的顶点，接着是半年缓慢的下降；到了年中，股票行情猛跌，经济形势显著恶化，失业人数迅速增加。到1957年底危机的风暴已袭击了美国经济的各个部门。
　　工业生产下降：1956年底工业生产总指数为62.8，到1957年2月达到63.1，接着持续下降，到1957年底降为58.4，1958年开年继续大幅度下降，4月降至54.6，达到这次危机的最低点。工业生产从1957年3月起连续下降十四个月，从危机前最高点降到最低点，下降幅度达13.5％，生产水平倒退39个月，退到1953年的水平。
　　工业生产指数下降情况

　　最高点指下降前一个月的指数。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局编：《工业生产》 (1971年修订版)。
　　按工业部门分类的制造业生产在危机期间下降14.5％，采矿业下降17.4％。在制造业当中，耐用品生产在危机期间下降了21.5％，非耐用品生产下降 4.1％。按产品完成程度分类的消费品生产下降6.1％，设备生产下降17％。在美国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重工业部门遭受危机打击最重。危机期间，钢铁产量下降51％，小汽车产量下降48.5％。轻工业部门下降幅度较小。
　　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危机期间开工率大幅度下降。危机前制造业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最高点是1955年第四季度的88.1％，到1958年第二季度降为72.5％。同战后前两个周期相比，这次危机前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最高纪录大大下降了。1953年第一季度为98％，1948年第二季度为93.3％。这说明经过战后十余年的固定资本投资已造成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企业开工不足愈益显著。危机期间，钢铁业开工率下降到48％，汽车制造业开工率降到不足50％。当时《纽约时报》评论员写道：“现在匹兹堡、芝加哥、扬斯顿以及其他炼钢中心上空的煤烟比以前少了。这里有许多炼钢炉闲着，它们可以提供给国家的钢占这里全部钢产量的40％，而这些炼钢炉由于需求减少已经封火了。”
　　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危机期间，按1958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年率)从1957年第三季度的4,552亿美元连跌两个季度，降到1958年第一季度的4,375亿美元，下降幅度达3.9％。相应时期的国民收入从3,695亿美元降至3,579亿美元，下降2.6％。
　　固定资本投资大幅度下降：由于生产急剧下降，开工严重不足，企业利润率下降，固定资本投资也急剧下降。从1957年第三季度到1958年第三季度，按1958年价格计算的固定资本投资(年率)减少了75亿美元，下降了15.6％。制造业新厂房设备支出(年率)从1957年第四季度到1958年第三季度减少16亿美元，下降36％。据1958年3月17出版的《新闻周刊》报道，美国一千家最大的制造业公司在1957年第四季度投资拨款比1956年同期减少64％，电机制造业减少70％，建筑用金属制造业减少30％，橡胶业减少19％，化学工业减少28％，纺织业减少40％。只有非铁金属业增加了71％，造纸和陶瓷玻璃业微有增加。随着投资剧减，制造业新订货也急剧下降，从1956年12月开始直到1958年2月减少53亿美元，下降20％。同时，制造业存货猛增。
　　股票价格下跌、企业破产增加：股票价格从1957年8月开始下跌直到年底，1958年8月以前仍然波动并低于1957年的最高点。道.琼斯三十种工业股票的平均价格，1957年7月为514.64美元，到同年11月降为436.73美元，下降幅度达15.1％。企业破产增加，危机期间，破产企业共 16,915家。
　　失业和半失业人数剧增：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56年底全失业人数279万，1957年底达到347.6万，到1958年7月份已达到507.9万，这是自194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到这年12月底虽经下降，仍达419万。全失业率1956年底为 4.2％，1957年底5.2％，1958年2月以后都在6％以上，其中7月份达7.5％。在1957年3月至1958年4月危机阶段的十四个月当中，每月平均全失业人数334.3万，平均全失业率5％，而在危机过后的萧条和复苏阶段(1958年5月至1959年1月)的9个月间，月平均全失业人数为 465.6万，每月平均全失业率达6.9％。
　　根据官方发表的调查数字，每周工作1—14小时的工人350万，这样完全失业和半失业总和就有800多万。
　　1958年5月美国劳工部发表的报告说，当时全国有160多个“严重失业地区”。到同年11月，劳工部对“劳动力过剩”的149个地区的调查报告说，仍有83个地区有“比较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这些地区中有11个地区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12％以上，有17个地区失业率在9％到12％之间。在汽车工业集中的密执安州，1958年底大约有33.2万失业工人，占劳动力的11.4％，在底特律，1958年底约有19.7万工人失业，占劳动力的12.8％。
　　物价上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危机史表明，危机期间总是会出现物价暴跌的现象，然后是大量地毁坏商品，逐渐地出清存货。这次危机刚刚相反，物价不是下跌，反而不断上涨。这是1957—1958年美国经济危机期间出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次危机期间，批发物价指数(1967年＝100)从 92.8上涨到94.7，上涨幅度2％。同期，消费物价指数(1967年＝100)从83.1上涨到86.6，上涨幅度4.2％。物价的长期上涨主要是战后美国财政金融危机发展的表现，它是美国政府年来推行巨额赤字财政政策加剧了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的结果。物价上涨的另一个原因是垄断组织人为地维持高价格，它宁肯大幅度减产、大量解雇工人以至关厂而不肯降价。以年度计，批发物价1958年比1957年上涨1.3％，比1956年上涨4.3％。而在这期间金属原料和其他工业原料价格（农产品价格由于有政府补贴大体稳定)曾大幅度下降，而制成品始终维持着高价。显然垄断资本力图把减产的损失用抬价捞回来一部分。1957年1月到1958年1月废钢价格从每吨63美元降至33美元，而同期每吨钢价格却从73美元涨到77.5美元。用一个钢铁公司发言人的话来说，“即使我们的开工率低于50％，也还打算在7月再度涨价。”这已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为了垄断组织的利润，为了把危机的重担最终转嫁给劳动人民，就要涨价。

　　三、主要从增加军费开支上找出路

　　陷入经济危机困境之中的艾森豪威尔政府除了向人们廉价兜售“自由经济制度”（应读作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之外，就是照搬三十年代“新政”以来的老谱，他拿不出任何新鲜货色，美国政府的“反危机”措施，归结起来，无非一是操纵金融政策，放松银根，鼓励投资；二是扩大政府开支，增加公共工程项目和增加军费开支。其中特别是增拨军费这一条，是美国垄断巨头所极力强调的。
　　信奉凯恩斯经济学说的美国当权任务总是梦想经济周期可以通过金融货币政策的一张一弛来控制。当1955年和1956年美国经济在周期性高涨阶段的时候，美国政府为了对付通货膨胀曾先后六次通过联邦储备系统提高贴现率。以往像这样频繁的变动是极少有的。1957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已开始陷入危机，但美国政府仍然认为抑制通货膨胀是当务之急，继续推行“紧缩政策”。到1957年8月仍在提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贴现率。到1957年10月危机更加猛烈展开时，美国政府才不得不反过来降低贴现率，以图刺激投资。1957年11月至1958年4月半年之间竟四次降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贴现率，把它从3％降到1.75％。接着从1958年2月7日到4月24日三个月内连续四次降低联邦储备系统会员银行的存款准备率，每次降0.5％。同时，联邦储备局还把购买股票保证金从70％减为50％，刺激股票市场活跃。
　　扩大公共工程开支。195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拨款18.5亿美元的住房建筑法案和一个增拨1.8亿美元来扩充公路建筑计划的方案，从而把公路建筑的长期投资增至55亿美元。
　　真正被寄予很大希望的措施是增加军费开支。事实上，巨额的军费开支一直是美国经济的“兴奋剂”。靠战争膨胀起来的美国经济在平时离不开它，在危机时期更加仰仗它。因此，还在1957年初，在编制1958年预算时曾有人提出削减军费、编制平衡预算、消除财政赤字以克服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的计划。当时美国财政部长汉弗莱说过，如果任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发展下去，“就会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商业衰退”。可是，走上核军备竞赛道路的美国政府是不可能改弦易辙大规模削减军费的。1957年下半年美国明显地陷入危机。当时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给美国政府增加军费找到了一个口实。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11月13日电视节目中说：美国“将不知会牺牲安全来崇拜一个平衡的预算。”
　　1958年美国联邦预算公布之前，发表了政府委派的研究机构“盖瑟委员会”和美国最大的私人垄断资本洛克菲勒财团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设立的“特别研究计划”总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这两个机构的报告内容颇相近似，除鼓吹尖端武器竞赛外都还鼓吹打“有限战争”，此外各有一个增加军费开支的建议。盖瑟报告要求美国政府每年增加80亿美元发展导弹武器，其次花四、五年时间每年拨款50亿美元修筑“民用防避室”。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报告要求今后8年当中每年递增30亿美元军费，累计增加1,080亿美元。这两个报告急急忙忙拿来问世，充分反映了垄断资本集团迫切需要扩军备战政策以摆脱面临的内外交困的处境。报告达到了直接为政府出谋画策和为政府增加军费制造舆论的双重目的。
　　 1958年上半年美国政府追加了一笔58亿美元的军事采购费。结果1958财政年度比1957年度联邦政府预算支出多58.4亿美元。1959年度联邦预算军费开支达到465.7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加23.4亿美元，使联邦政府预算支出达到921亿美元的战后破纪录数字，这比上一年度多95.2亿美元，比侵朝战争费高峰年度还要多153.3亿美元。由于这一年联邦收入减少和支出猛增，预算赤字从1958年度的29.4亿陡增至128.6亿美元。这个赤字相当于自1947到1958年度各年赤字的总和。
　　庞大的政府开支只有靠发行国债和货币来支撑。1957年度联邦政府公债达2,705亿美元，1958年度增至2,763亿美元，1959年度更增至2,847亿美元。两年间联邦公债净增142亿美元，如包括州和地方政府公债在内，两年间增加 253亿美元。这样巨额的公债，单是每年付息也要用掉预算支出的十分之一。再加上长期公债推销困难，短期公债比例增加，政府只有举新债还旧债，财力益加拮据。1959年1月比上年同期货币供应量(通货加活期存款)增加4.9％，而危机前的年增长率为2.5％。由于长期通货膨胀，美元对内贬值，1958年的一块美元仅仅相当于1939年的48美分。本来财政困难就已十分严重，走投无路的美国政府为了摆脱危机只有再从增加军费开支中找寻出路，这就使它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潭。被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弄得焦头烂额的美国政府当权人物已经无伎可施，他们惊呼：美国的财力已弄到“连子孙的钱都快花光了”的可悲地步，又到了要掉过头来同通货膨胀作斗争的“生死关头”。
　　必须说明的一点是，增加军费开支、坚持走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道路绝不仅仅是为了“反危机”，那首先是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争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需要。1958年，美国在战略武器的研制方面同苏联展开了更紧张的竞赛。同时，美帝国主义又到处制造紧张局势，特别在中东地区。1957年1月，美国统治集团抛出的臭名昭著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一个取英、法老殖民主义而代之的独霸中东的计划。而此时修正主义上台的苏联也打着“援助”和“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旗号开始渗入中东。这就加剧了中东紧张局势。1958年夏天，美帝出兵黎巴嫩、威胁叙利亚、妄图扼杀伊拉克人民的革命斗争。接着它又窜到西太平洋闹事，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干涉我国内政。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使美帝国主义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

　　四、垄断资本总是把危机的重担强加给劳动人民

　　垄断资本集团千方百计地把危机的负担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危机期间，就业减少，失业剧增。这次危机使非农业就业人数减少4％，其中制造业减少6％。在业工人工作时数减少。制造业1958年4月每周工作时数减为38.3小时，而在1956年为40.4小时。这样，工人的工资收入也就减少。1956年12 月制造业工人平均周工资为86.09美元，1958年4月降到79.49美元，下降幅度7.7％。相应时期内的可开支平均周工资从78.51美元降到 72.56美元，下降幅度达7.5％。在危机之后的整个回升阶段都没有好转。失业工人能够在一段时间内领到的失业津贴还不到原工资的三分之一，根本无法维持一家生活。
　　物价上涨是垄断资产阶级向劳动人民进攻的又一武器，他们千方百计地维持垄断高价，把危机中减少的利润再捞回来。在危机期间消费物价指数上涨4.2％。如果按年度消费物价指数(1967年＝100)可以看到连年上涨的情况。1958年为86.6，1957年为84.3，1956 年为81.4，1958年比1956年上涨6.3％，比1957年上涨2.7％。在1958年一年间，食品、住房和医药的价格指数分别上涨了 4.2％，1.7％和4.7％。
　　收入减少和物价上涨使劳动人民生活受到两头夹攻。根据1958年9月《联邦储备公报》发表的“1958年消费者概况”的报告，1957年美国有五分之一(21％)的家庭的年收入在2,000美元以下，不足标准家庭预算的一半。另据分析，有三分之二的家庭达不到海勒家庭预算的水平。1958年9月海勒委员会编制的家庭预算每年要6,087美元，每周平均收入要117美元，而这时制造业工人平均周工资只有85美元，年收入只有4,420美元，这样要比海勒预算少1,970美元。
　　广大失业工人的境遇在危机的袭击下更是无比悲惨。许多失业者家庭贫病交加，靠领救济食品过活。据西弗吉尼亚州“每日邮报”说，在美国24个州的209个地区中，有15—50％的居民依靠政府的食品救济。当时全国领取政府救济食品的人数已多达500万以上。许多失业者不能按期偿还分期付款和住房抵押贷款的债务，最后失去家庭用具或者住房。由于长期失业，到1959年初还有 300多万失业者领完失业津贴和“紧急救济”，只好流落街头。有的找不到生活出路被迫自杀。当时，有一个伊利诺斯州参议员不得不承认：“长期失业和贫困的幽灵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和乡村道路上到处出现。这种失业的状态并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它像一股窒息的煤尘在整个西弗吉尼亚州弥漫了好几年；它蔓延了新英格兰、中部大西洋沿岸各州以及南部广大地区。它还侵入中西部、西南部、最西部各地区。”
　　美国工人阶级为反对资本家转嫁危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罢工斗争此伏彼起。1957年美国发生罢工3,673起，参加人数有139万，罢工人日数1,650万。1958年共发生罢工3,694起，有206 万人参加，罢工人日数2,390万。垄断资本在危机期间加紧对工人阶级的榨取和迫害，使阶级矛盾空前加剧起来。

　　五、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下，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危机期间，美国垄断资本除向本国劳动人民进攻外，总是要采取种种以邻为壑的手段向别国人民转嫁危机。1957—1958年危机期间也是如此。但由于这次经济危机是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当时国际市场大为缩小，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斗争更为尖锐化，这就加剧了美国与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矛盾，使美帝国主义向外转嫁危机遇到了更多的困难，美国的对外经济地位愈益恶化。
　　在这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美国与加拿大首先于1957年3月起受到危机的袭击；6月，日本发生了经济危机；10月，英国和意大利也爆发了经济危机。到了1958年2月和4月，西德和法国也分别发生了经济危机。此外，比利时、卢森堡、挪戚、荷兰等国也发生经济危机。各国危机的发展在时间上和深度上很不平衡，有些国家发生较早，有些迟至1958年或1959年才出现生产下降，另有些国家没有出现生产下降现象。由于各国经济危机发生的时间很不一致，因而这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总的深度显得较轻。1958年，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指数较1957年下降约2.5％，出口总值约下降4.7％，出口实物量约下降1.6％，而到了 1959年又复回升。但在美国，1958年工业生产总指数较1957年下降7.3％，出口总值下降14.3％，出口实物量下降13％。在这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美国受危机的打击最为严重。
　　在经济危机的袭击下，针对着国外市场日趋不利的形势，美国垄断资本迫切需要利用国家机器加强对外经济扩张活动。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58年6月15日发表了第三个研究报告，题为《二十世纪的对外经济政策》。这个报告是一个对外经济扩张的纲领，它要求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为垄断组织夺取国外市场。1958年夏天，美国总统签署了一项法案，把进出口银行的放款额增加20亿美元，从原来的50亿美元增加为 70亿美元。进出口银行利用新拨的资金在1958年一年就放出贷款近10亿美元。这给一些国家向美国的厂商订购大批设备提供了资金。当时《商业周刊》写道：“随着美国衰退的加深，美国对外贸易远景日益黯淡……进出口银行活动的加强，是这个黯淡背景上的一线光芒。”美国政府还在“经济援助”的项目下增拨一笔“经济开发贷款基金”，以协助美国私人垄断资本向亚非拉国家进行经济渗透。1958年，在新德里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美国提出把该组织的资金限额增加50％(共增23亿美元)，由美国提供13.75亿美元，并吸收西德、加拿大等国的黄金美元储备，主要用来支持英镑稳定，以便向英镑区倾销商品。这一提案到1959年夏已被批准实施。
　　为了加强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美国政府还把“互惠贸易法”延长4年，减免海外利得税，设立海外投资保险和海外开发基金。1958年美国政府为了向外倾销剩余农产品，把“480号公法”的有效期限加以延长，并提高了对那些用非自由兑换货币购买美国农产品的国家的销售限额。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向外经济扩张和转嫁危机服务的。
　　危机期间，美国进一步压低原料进口价格和削减进口额，使亚非拉的许多原料生产国受到严重损害。本来，自1956年底，世界原料市场已出现疲弱不振的迹象，到1957年，由于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先后爆发经济危机，对原料的需求缩减，于是垄断资本乘机大幅度压低世界市场上的原料价格。1958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糖的价格比1957年下跌32％，茶叶下跌11％，咖啡下跌 14％，橡胶下跌29％，铜下跌10％，铅下跌25％，锌下跌19％，锡下跌3％，铝下跌7％。在这期间，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没有多大变动，这就使原料生产国的贸易条件(即进出口贸易的交换条件)大为恶化。原料生产因出口贸易的外汇收入急剧下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对于依靠生产一两种矿产或农作物的一些亚非拉国家影响特别严重。《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写的电讯中说：美国经济危机“冲击了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巴西和智利的经济……智利又出现了衣衫褴褛、流浪街头的失业者。由于美国需要铜的数量减少，铜价猛跌。这就打击了智利经济的基础，因为智利主要是靠出口铜而获得美元的。巴西的咖啡也是这样。这里又有人谈论要焚毁咖啡了。”在东南亚，马来亚、印尼、泰国和巴基斯坦等国也面临同样的困境。1958年这些国家的出口总值比 1957年降低的百分比如下：马来亚14％；印尼23％；泰国16％；巴基斯坦16％。原料出口国的出口外汇收入减少，又反过来形响了它们对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的进口能力，从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在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发生经济收缩的连锁反应。
　　这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加剧了美国与西欧各国的经济矛盾。当1957年3月美国爆发经济危机时，西欧六国即法国、意大利、西德、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刚好签订了成立“共同市场”的罗马条约，这一条约于1958年1月正式生效。通过“共同市场”的活动，西欧六国对美国展开了激烈的反控制斗争，特别在贸易方面，西欧六国竭力抵制美国商品进一步侵入西欧市场。1958年上台的法国总统戴高乐采取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力图削弱美帝国主义在西欧特别是在法国的势力。
　　尽管在经济危机期间，美帝国主义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外扩张，力图向外转嫁危机，但由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抵制力量增长以及亚非拉国家反抗斗争的加强，美帝在对外扩张方面遇到了日益增加的困难。随着出口贸易的下降，美国贸易顺差从1957年的65.1亿美元减少到1958年的35.7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资本输出和海外军事开支不断增加，这就进一步使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五十年代美国国际收支连年出现逆差，只有1957年出现6.2亿美元的顺差。1958年接着出现了33.5亿美元的逆差，终于导致美国战后以来头一次大量黄金外流，计达22.75亿美元，美国的黄金储备从228.57亿美元锐减为205.82亿美元，在抵偿美国国外流动负债后，已不足美国纸币发行额法定准备金的一半。这就进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国内外信用，动摇了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霸权地位，预示着美元危机正在迅速酝酿成熟。
　　总的来说，经过这次经济危机，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地位更是下降了。1953年美国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53.3％，到1958年下降到47.0％，同期出口贸易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的比重从21.3％下降到18.8％，黄金储备从 61.0％下降到52.1％。

　　上一次危机过后，美国的工业生产从1958年5月开始回升，1959年2月进入新的高涨阶段，1960年1月达到最高峰。此时，美帝国主义大吹大擂，说什么美国进入了 “黄金般的六十年代”，美国总统也吹嘘什么1960年“有希望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繁荣的一年。”但是，总统的话音刚落，美国经济的短暂高涨就告终结。 1960年2月爆发了战后第四次经济危机，历史给了美国总统以无情的嘲弄。

　　一、高涨空前短促，危机迅速到来

　　战后美国的第三个经济周期，从1957年3月到1960年1月只延续了2年11个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短的一个经济周期。特别是这一周期的高涨阶段，尤为短促，一共只维持了12个月的时间，比战后第二个周期中的高涨阶段（24个月)短一半，比战后第一个周期中的高涨阶段(41个月)更短了70％。
　　为什么1959年1月开始的这个高涨阶段如此之短，战后第四次经济危机为什么来得如此之快呢？
　　这主要是由于1959年的高涨是在1957—1958年生产过剩因素远未充分消除的条件下，由政府措施的刺激而勉强支撑起来的。因此，在生产过剩本来还很严重的基础上，只经过很短时间的高涨，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张，很快就使生产与市场的矛盾重新激化起来，使得上一次危机才过去不久，一次新的危机又迫在眉睫了；同时，1959年下半年，美国政府为了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维护美元霸权所采取的紧缩信贷措施，加速了新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虽然 1958年5月起美国工业生产开始回升，但是1958年下半年美国经济的情况表明，危机的因素在危机后的半年时间中尚未得到充分消除。首先，生产能力过剩情况仍然严重，这一点同前两次危机后的情况对比就表现得很明显。据统计，1958年第三、四季度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仍高达22—25％，比1948— 1949年危机后的16.4％和1953—1954年危机后的16.6％都要严重得多。其次，过剩商品消散得很不充分，1957—1958年危机爆发前一个月，制造业的存货曾高达513亿美元，在危机期间虽然有所消散，但减到最低点时(1958年8月)，仍有493亿美元，只减少了3.9％，比起前两次危机中消散6.5％和7.4％，都差得多。再次，失业情况严重，1958年5月到10月即危机过后的半年内，平均每月的全失业率高达7.2％，较前两次危机过后相应时间的全失业率都高。即使到了高涨阶段的1959年，全失业人数全年平均仍高达374万，全失业率平均达5.5％，这是除1954年和1958年危机年份外战后以来最高的一年。这一切表明周期的高涨远未形成。
　　然而，由于从1958年下半年起，美国统治集团竭尽全力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促成了1959年的暂时性高涨。美国政府在1959财政年度里大幅度增拨军费，仅直接军费就达465.7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加23.4亿美元；非军事性政府开支也大为增加，农业、住房建筑以及公共工程等开支增加近70亿美元。以致联邦政府财政支出总额比上一年度猛增95亿美元，达到了战后以来的最高纪录。随着军费开支的扩大，军事定货额急剧增加，1959年上半年，订购火箭、飞机、坦克等军用物资的费用即达97亿美元，比1957年同期增加26亿美元。巨额军费支出和政府其他开支为工业提供了有保障的市场，刺激了工业生产特别是与军火有关的工业生产的增长。例如电子工业和化学工业在1959年就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发展。政府巨额开支也刺激了若干生产部门的新投资，1959年全年固定资本投资额(按1958年价格计算)达451亿美元，虽然低于1957 年，但超过了1945年至1955年任何一年的水平。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扩大了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市场，也促进了整个工业生产的增长。
　　美国政府为了刺激建筑业的回升，1959年度拨付了大量款项资助私人住房建筑投资。到1959年由联邦住房管理局保证的住房抵押贷款从1958年的42亿美元增至56亿美元，由私人储蓄贷款协会贷出的住房抵押贷款也从1958年的122亿美元增至152亿美元。在政府保证的刺激下，1958年下半年和 1959年上半年私人住房建筑有了大幅度增长。1959年，新并工私人住房建筑共达151.7万幢，比1958年增加了将近20万幢，除比1955年略低外，超过了战后以来其他各年的水平。住房建筑的增长，不仅促进建筑业业和建筑材料工业在1959年有较大发展，而且还带动了另外一些有关部门生产的增长。
　　促成1959年生产高涨的因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①在原来生产过剩因素远未得到充分缓和的情况下，1959年高涨中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扩展，使得生产过剩迅速重新加剧起来。与生产膨胀的同时，不仅有大量失业工人的存在，而且还由于捐税等负担加重，劳动人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大大缩小。1960财政年度里，美国政府为了平衡预算还大大增加捐税。而捐税大部分落到了劳动人民身上，劳动人民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增加了40亿美元，比上年度增加了11％。这样，就不能不使生产与市场的矛盾更加激化。此外，由于西欧、日本、加拿大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加强，1959年美国出口贸易总额虽与1958年相差不远，但占资本主义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百分比却从1958年的18.8％下降到1959年的17.5％。由此可见，伴随着1959年生产扩大的是国内外市场显著地相对缩小。所以，这一年的高涨是建立在极不稳固的基础之上的，注定是短暂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究思恩格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
　　在这期间，还有两个因素对经济危机的爆发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一是1959年7月15日起钢铁工人的大罢工，罢工坚持了116天，于11月7日结束。在罢工期间炼钢工业生产能力的85％陷入停顿。在罢工前几个月，钢铁用户为了预防罢工停产，向钢铁企业大量订购钢铁；在罢工后几个月，钢铁用户为了补充库存，又大量订购钢铁，这样就使这一年全年的钢铁产量较上年有所增加，对与钢铁生产有关的工业部门生产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钢铁生产在罢工前后的过度扩大，钢铁过剩现象到1960年初又显得严重起来，所以从2 月起钢铁生产又开始下降。这就成为1960年一场新的经济危机来临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二是联邦储备银行贴现率的提高。由于1959年美国出口贸易不振以及美国政府在国外的军事开支和对外“援助”继续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以致这年美国国际收支的清偿差额逆差达到36.5亿美元的战后新纪录，比1958年增加了3亿美元。黄金储备从1958年的206亿美元下降到1959年的195亿美元。美国对外经济地位不断削弱，1959年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已岌岌可危。美国政府为了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稳定美元的对外地位，1959年曾三度提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到9月间竟提高到4％的高峰，超过了战后历年的水平，创造了29年来的最高纪录。放款利率提高，压制了市场上的信贷扩张，也就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
　　我们必须看到，以上两个因素对于经济危机的爆发不过起了一定的加速作用。生产与市场的矛盾重新激化，才是造成这次新的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

　　二、危机的表现及其严重性

　　这次经济危机从1960年2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61年2月，历时13个月。这次危机的表现如下：
　　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存货迅速增加：在整个危机期间工业生产总指数下降了8.6％，其中制造业的生产指数下降了10％，在制造业中耐用品的生产指数下降了15.3％。详细情况见下表：

　　

　　*最高点指下降前一个月的指数。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局编：《工业生产》(1971年修订版)。
　　在危机期间，美国工业的三大支柱——钢铁、建筑业生产的下降特别突出。钢铁产量由1960年2月份开始下降，1961年2月到最低点，下降了 47.3％；小汽车产量由1960年2月到1961年3月，下降了43.8％；建筑业的新开工私人住房建筑由1960年1月到12月，下降了33.7％。美国工业三大支柱的生产如此大幅度下降，对其他部门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危机期间，农业机械、铁路机车、建筑材料、采煤等部门的生产都有大幅度的下降。除与军事工业有密切联系的电子工业继续增产外，危机期间产量的下降和停滞几乎波及到所有部门。
　　由于生产过剩，市场销售不断萎缩，因此存货迅速增多。制造业的销货额由1960年2月316亿美元逐月下降到1960年9月的301亿美元，1961年1月更下降到287亿美元。制造业的存货额则从 1959年12月的527亿美元上升到1960年9月的546亿美元，计增加了3.6％。
　　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美国工业的生产能力在危机前本已严重过剩，危机发生以后，这种过剩现象就更加严重了。美国制造业的设备利用率在1959年第二季度为84.4％，下半年到1960年第一季度，因钢铁工人大罢工的影响，设备利用率起伏较大，从1960年第二季度起连续下降，到1961年第一季度下降到74.2％。这意味着，在危机期间，美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被闲置起来。在某些工业部门设备利用率更低，1960年年底，钢铁工业的开工率只有39.4％，这比前儿次危机期间的情况都更为严重，钢铁工业中心之一的扬斯顿钢铁厂，1960年7月份的开工率曾下降到只有13％。汽车工业的开工率在1961年2月只有44％，一半以上的设备能力没有得到利用。
　　固定资本投资有不断下降的趋势，1966年第二季度固定资本投资(年率，按1958年价格计算)最高达到476亿美元，从第三季度开始逐渐下降，到1961年第二季度最低时只有446亿，比最高点下降了6.3％。
　　破产企业数和破产负债额创战后新纪录：在危机期间，美国工商企业破产的共达17,117家，企业破产的负债额为10.55亿美元，破产企业数和破产负债额均比战后前三次危机要多。在这次危机期间破产的主要是那些中小企业，它们经不起危机的打击，而那些大垄断企业则凭借他们雄厚的资本，大肆吞并中小企业以增强它们的统治势力。
　　失业现象十分严重：由于企业减产、停产和大批企业破产倒闭，使得美国的失业队伍比危机前更为扩大。危机前的1959 年年平均全失业人数已经达到374万，危机发生后，特别是从1960年下半年起失业人数急剧增加。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显然是被缩小了的数字，1960年年平均的全失业人数为385.2万，1960年12月，全失业人数为461.7万，1961年2月就上升到483.2万，到1961年5月全失业人数最高达 500.3万，全失业率高达7.1％。在钢铁、煤炭等重工业部门的失业现象特别严重，1960年7月，参加钢铁工会的半数以上的工人处在全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扬斯顿城失业现象极为严重，被人称为“幽灵之城”。在危机期间，据美国宫方宣布，在全国150个主要工业中心当中，全失业率在6％上的“严重失业地区 ”就有101个，占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有13个地区的失业率高达12％以上，有的甚至高达20％以上。在失业队伍里，黑人工人占了很高的比率，在美国的 12个大城市中，黑人工人的失业率相当于平均失业率的3倍以上，除了大批完全失业的工人以外，在危机期间还存在着近400万半失业工人。
　　以上所述充分表明，1960—1961年的经济危机完全是一次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

　　三、在经济危机期间爆发的第一次美元危机

　　在1960—1961年经济危机期间有一个过去历次危机中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就是在经济危机期间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1960年10月中旬，西欧金融市场上爆发了纷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10月17日，伦敦市场的黄金价格由长期维持的每盎斯35.15美元左右突涨至35.25美元，此后逐日猛涨，到20日上涨到每盎斯41美元的空前高峰，比每盎斯35美元的官价上涨了6美元之多。接着，在法国、意大利、西德、瑞士、日本等国的黄金市场上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
　　美元危机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爆发，决不是偶然的。它是战后美国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和美元的国内购买力逐步下降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1960、1961年经济危机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为了称霸世界，疯狂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了它的国际收支状况急剧恶化。1946年到1949年，美国的海外军事开支平均每年约为6亿多美元，从1950年侵朝战争开始，美国的海外军事开支迅猛增加。1950—1959年，美国的海外军事开支累积达248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的私人资本输出也有了惊人的增加，到1959年年底，美国私人对外投资总额高达448亿美元，此外，美国政府还支出一笔为数巨大的对外“援助 ”款项。如此庞大的国际开支项目，除了外国在美国的投资和费用以及美国对外投资利润汇回能够抵补一部分之外，长期以来主要是依靠外贸顺差来弥补。例如 1947年美国的外贸顺差共87亿美元，除了抵补各项对外开支以外，尚有42亿美元的盈余。但好景不长，1950年随着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美国的外贸顺差已不足以弥补它的庞大海外军事开支了，1950年美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35亿美元的逆差。此后，美国经济在高度经济军事化的影响和经济危机的频繁打击下，发展迟缓，而西欧、日本等国垄断资本的实力却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因此，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当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这就使美国的外贸顺差不断减少，对日益扩大的美国国际收支的抵补作用越来越小。所以1950年以后，除个别年份外，美国的国际收支连年出现巨额逆差。从1950年到1959年，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累计已达170亿美元之巨，这就导致黄金大量外流和美国对外债务的急剧增加。1950— 1957年间，美国的黄金流失17亿美元，1958年和1959年又分别流失了23亿美元和11亿美元。195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由1949年的246 亿美元下降到195亿美元。1960年更下降到180亿美元的“危险点”以下，只剩178亿美元。而此时美国积欠的时外流动负债额却高达210亿美元，美国的黄金储备已不足以抵偿它的对外负债了。美国对外清偿债务能力的削弱使美元的国际信用发生了严重动摇，这是导致美元危机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爆发1960年美元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美元国内购买力的不断低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大搞扩军备战，长期出现财政赤字，造成了经常性的通货膨胀，美元的国内购买力大为下降，1960年的一美元仅只相当于1939年的46％。但是在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国却利用其经济、政治上的实力地位，仍然维持着1934年宣布的每盎斯黄金等于35美元的官价不变。二十多年来，美元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同它对黄金的法定比价已发生越来越严重的脱节。因此，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信用不断下降，一有风吹草动，很多人就抛售美元而抢购黄金或其他国家的货币。
　　1960年秋，当战后美国的第四次经济危机不断深化的时候，持有美元的人普遍对美国的经济前景丧失信心。很多人担心美元会公开贬值，已经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开始出现抛售美元的现象。当时，美国政府为了放松银根借以缓和经济危机，在当年6月和8月，先后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贴现率由4％降到3.5％，再降至3％。而西欧各国却在同时紧缩银根，提高了贴现率，如英国就将贴现率由5％提高到6％，西德从4％提高到5％。美国与西欧各国利率差距的扩大，使得存放在美国的大量短期资金纷纷逃往西欧各国，加剧了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美元信用更见动摇。大批美元游资涌进伦敦金融市场，加剧了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酿成了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为了维持美元对黄金的法定比价，美国不得不向英格兰银行提供黄金，供应市场的需要，才勉强渡过了难关。
　　美元危机是美国财政金融危机在国外的表现，它与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两者互相激荡。美国政府若要大幅度降低利率、刺激投资、缓和经济危机的打击，就将造成更多的短期资金外逃，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使美元危机加剧；反之，要缓和美元危机的冲击，就需提高利率，又势必加深经济危机。在美元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夹击下，美帝国主义更加手忙脚乱，日子很不好过。

　　四、美国政府的“反危机”措施与美国劳动人民贫困化的加深

　　1960年，正当战后美国第四次经济危机不断深化、国内外形势对美帝国主义越来越不利的时候，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两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举行四年一度的总统竞选。在竞选期间，两大政党围绕着内政外交的严重危机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和攻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攻击共和党政府处理内政外交不当，使美国的地位“在全世界每况愈下”，叫嚷要更大规模地进行扩军备战，即使造成更大的财政赤字也在所不惜。在国内问题上，肯尼迪抓住美国当时的经济危机，特别是震动一时的第一次美元危机，攻击共和党政府失职和无能。正在执政的共和党政府以及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则百般辩解，大肆进行自我吹嘘。经过这样装模作样地激烈竞选，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以微弱多数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实际上，两党竞选的实质，正如列宁指出的，是“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利用它们之间的虚张声势的毫无内容的决斗来欺骗人民，转移人民对切身利益的注意”。①
　　①毛泽东：《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389页。
　　①列宁：《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意义》，载《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7页。
　　正是这样，不论是共和党政府还是继任的民主党政府，都不可能拿出什么解救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尽管他们提出的所谓“反危机”措施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根据凯恩斯的反动理论，利用国家政权来干预经济的老一套办法。而这些“反危机”措施实行的结果，从长期上、实质上看，又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加剧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1960年和1961年美国政府在国内采取的“反危机”措施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第一、增加军费开支和其他财政开支刺激经济的回升：1960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掩盖“实力政策”遭到的挫败，谋求从经济危机中尽快逃脱出来，要求国会增加研究大型火箭引擎的拨款以大力发展导弹武器。他自己供认，在1960年度美国政府用在导弹方面的开支“已接近金钱本身不能再加快速度发展的地步”。1961年度美国的军费开支从1960年度的461亿美元增至482亿美元。为了刺激经济，艾森豪威尔政府曾经采取了加速发放军事订货合同的办法。
　　1961年1 月20日，肯尼迪政府上台，正好赶上1960—1961年的经济危机更加深化的时刻。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需要，肯尼迪在军事上修改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提出了所谓“灵活反应”和两个半战争"的战略，这就是既不放松核力量，又强调使用常规武器，用有限战争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加紧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因此，1962年度预算中直接军费支出(包括对外军事“援助”)，从1961年度的482亿美元增至524亿美元，其中“空间研究和技术”的费用从7.44亿美元增至12.57亿美元。此外，对外“经援”从20亿美元增至25亿美元。随着军费的增加，政府对各公司的军事订货也在不断增加。1961年全年政府军事采购合同的总额比1960年增加了11.8％。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政府的巨额军事订货主要是集中在一百家最大的垄断组织手中。1961年它们接受了政府全部军事订货的76.2％。
　　军事订货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军事工业及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工业部门生产的增长。《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1961年10月23的一期中曾经这样写道：“我国的军备正给予全国的企业以强有力而不断增长的支持”，“底特律正在获得关于战车、卡车和拖车的大批订货，这又意味着对汽油和石油的更大需求，转而给予石油工业以刺激”。钢铁工业“将不得不把额外的设备投入生产，以满足军事定货”。“造船工业正由于军火买卖而兴隆起来”。
　　除了增加军费开支外，其他财政开支如公共工程开支等也大量增加，1961年度联邦政府预算支出总额达978亿美元，创战后的新纪录，比1960年度增加了56亿美元，1962年度又续增至1,068亿美元。这两年度的财政赤字分别达到 34亿和71亿美元。这就使得美国的财政金融危机更加严重了。
　　第二、降低贴现率、放宽信贷、由国家提供津贴等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措施：为了缓和经济危机，美国联邦储备局两次降低贴现率。1960年6月10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由4％降低到3.5％，同年8月12日再降低到3％。早在同年7月27目，联邦储备局就宣布将购买股票的保证金从九成减到七成。在1961年2月肯尼迪提出的“反危机”措施中，在强调“加快政府的采购和公共工程计划”以外，还重视“降低长期贷款利率和抵押贷款利率以刺激企业投资和住房建筑”。由于贷款利率下降，美国垄断资本更加依靠扩大消费信贷来推销商品。据统计，1949年年底，美国的消费信贷只有173亿美元，到1960年末，已骤增至561亿美元，如把1,374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加在一起，美国的消费者债务在1960年底已高达1，935亿美元，1961年底更高达2,069亿美元，相当于全国“可支配个人收入”的57％。
　　由于美国垄断资本及其政府竭力把危机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美国劳动人民的贫困化进一步加深，阶级矛盾也更加激化。
　　在危机的打击下，不仅失业工人越来越多，而且在业工人的工资也被大大压低了，1960年12月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总额就比1959年同期降低了9％，采矿业工人的工资总额更下降了13％。同时美国劳动人民的捐税负担也更加重了，1960年每个美国人负担的联邦税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税分别达到428美元和 201美元，分别比1950年增加了84.4％和91.4％。各级政府的税收大约夺走了当年美国劳动人民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此外，美国劳动人民还深受物价上涨之苦，1960年美国的消费物价比1956年上涨了9％，其中食品价格上涨了7％，房租也上涨了7％，医药费用更上涨了18％，许多劳动人民由于害怕负债而不敢去看病，只好坐着等死。
　　1960年0月，肯尼迪在总统竞选时就承认：“在美国，目前至少有1,700万人以上是饿着肚子上床睡觉的。”肯尼迪上台后在其《农业咨文》中也承认：现在美国“每十户家庭中，有一户的饮食不足，甚至低于标准营养的三分之二”。这只是美国统治阶级承认的事实，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这就不能不激起美国劳动人民的激烈反抗。1960年1月，伯利恒钢铁公司所属东海岸8家造船厂的工人举行了长达149天的罢工，这次罢工推迟了原子动力导弹潜水艇的建造计划。从6月起，康瓦尔、洛克希德、道格拉斯等8个最大的导弹、飞机公司的工人举行罢工，使有关导弹设备和发射基地的工程不能如期完成；9月，美国最大的铁路企业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2万人举行该公司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罢工；10月，通用电气公司7万工人也举行了 1946年以来的第一次罢工；11月，纽约15,000名教师冲破了禁止公教人员罢工的法令，举行纽约历史上的第一次罢教；1961年2月，美国6家最大的航空公司的3,500名飞行机械师罢工7天，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空运危机”。1960年和1961年，美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分别达到3,333起和3,367起，参加人数达132万和145万，罢工人日数分别达到1,910万和1,630万。
　　除了工人的罢工运动以外，美国黑人反时种族歧视、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1960年2月1日，4名黑人大学生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博罗一家商店举行抗议种族歧视的静坐示威，迅速扩展成为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的全国性群众斗争。
　　美国学生运动从1960年起也活跃起来。1961年1月2日，五百多名美国青年学生在白宫前设置纠察线，举行群众大会，要求取消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反对所谓“忠诚宣誓”。美国各地数以万计的学生还积极参加了支持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五、向国外转嫁危机与美帝对外矛盾的激化

　　1960年经济危机爆发以后，美帝国主义在加紧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的同时，还与西欧、日本等国家围绕着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国际货币金融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并且，美国还力图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
　　在商品输出方面，美国政府于1960年3月掀起了一个所谓“四十年来空前大规模的扩大出口运动”。3月17日，美国总统向国会提出了一个扩大出口的所谓“宏伟”计划，要求国会予以支持，这一计划的内容是：
　　(1)压迫其他国家放宽对美国商品进口的“限制”；
　　(2)加强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其中包括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扩大对美国出口商品的资助等；
　　(3)要求美国企业界配合政府行动，“组织一次企业界的出口运动”。
　　1960年10月美元危机爆发后，11月美国政府宣布了七项所谓“紧急措施”，其中涉及对外贸易的是，要求其他国家“降低关税、放宽定额和取消妨碍美国出口贸易限制”，保证美国货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以扩大出口。
　　1961年初，民主党政府上台后，2月6日肯尼迪就黄金外流问题提出特别咨文表示，“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强调扩大我们的出口”。为此，他宣布了六项扩大出口的措施，这六项措施除了重弹前任政府出口政策的老调外，又提出了美国政府“立即增加在国外的商务代表和设施”，把扩大输出“剩余”农产品作为美国新农业计划的首要目标，以及继续迫使接受美“援”的国家必须购买美国货等项办法。
　　1962年，美国政府制订了“扩大贸易法”以代替实行了二十八年的“互惠贸易协定法”，企图通过减税谈判，正面突破西欧共同市场的关税壁垒。
　　除了以上的一般措施外，美国政府还针对西欧市场，与西欧共同市场国家举行了相互削减关税的所谓“狄龙回合”的谈判(狄龙是当时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谈判从1960年9月开始到1962年3月结束，双方达成了对工业品关税各减少20％的协议，但减税项目仅占美国出口商品6,000个税目的四分之一。双方减税以后，共同市场成员国之间的工业品进口税仍比对美国商品所课的进口税低得多。至于对美国极为重要的农产品贸易方面，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因此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从中捞到多少油水。
　　美国推行加强出口贸易政策的结果，1960年和1961年美国出口贸易总额有了一定的增加，从 1959年的164亿美元分别增至196亿和202亿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贸易总值中美国所占的比重，1960年为18.2％，比1959年的 17.5％稍高一点，但低于1958年的18.8％，到了1961年又下降到17.8％。而西欧共同市场六国所占的比重则从1958年的23.9％逐步上升，1960年和1961年分别上升到26.2％和27.2％，可见美国在与西欧国家展开的贸易战中正在继续败下阵来，因而美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
　　在货币金融方面，1960年10月美元危机爆发后，如上所述，美国政府宣布了七项所谓“紧急措施”，其中除了旨在加强美国出口商品竞争能力的措施外，还提出“减少并随后限制(美国)文职和军职人员在海外家属的数目”，采取步骤大量减少美国三军在海外采购军用物资的数目，并要求其“ 盟国”承担扩充军备中“十足的份额”等办法，以此来谋求改善美国国际收支的状况。还有一项在当时是严守秘密、到后来才透露出来的措施，这就是对西欧国家施加政治、经济压力，迫使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承诺不以它们收兑到的美元向美国换取黄金。这项措施使西欧各国中央银行在此后积累起来的巨额美元储备，随着美元的不断贬值而蒙受越来越大的损失。由于金融市场上美元被人为地按法定比价维持着并继续被当作国际支付手段，亚非拉国家出于国际支付的需要也不得不继续储备大量的美元，从而也蒙受着由于美元不断贬值而造成的巨大损失。
　　为了挽救美元的颓势，美国伙同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加拿大和日本，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后，于1961年下半年共同筹措了60亿美元的备用贷款，组成了所谓“十国集团”。同年底，美国还邀集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等七国，成立了“黄金总库”，用以干预黄金自由市场，妄图稳定美元的地位。1962年3月起，美国还与14个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互惠借款协定”。这些由美国发动的联合救急措施表明，美元的霸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把自己从战后以来一直把持资本主义金融市场的权力，让出一部分来给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分享，以换取它们的支持和合作。但这种妥协不过是暂时的、局部的，它不可能消除美帝国主义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货币金融方面的根本矛盾，也不可能挽救美元霸权地位的最后垮台。后来的事实表明，随着美元霸权的没落，美帝国主义与西欧、日本之间的货币战就更为激烈地展开了。
　　在资本输出方面，扩大对外“援助”仍然是美帝国主义推销国内过剩产品、转嫁危机、带动私人资本输出的一个重要手段。1961年3 月，美国总统在“对外援助咨文”中向国会提出要改革对外“援助”计划，主张制订长期的“援外”计划，建立统一的“援外”机构。8月，国会通过了新的“援外 ”法案， 9月由总统签署施行。1962年度的“援外”计划总额为39.6亿美元，比1961年度增加了5.7亿美元。
　　为了欺骗亚非拉各国人民，美国政府还在“美援”上贴上了“和平”和“进步”的标签。1961年3月成立了“和平队”作为“援外”计划的一部分，派往亚非拉国家活动。同时，美国政府还提出了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美国准备每年向古巴以外的19个拉美国家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但受“援”国必须履行美国规定的条件并在使用“援”款时接受美国的监督。在实施这项计划的第一年，拉美国家从美国以及由美国控制的国际机构得到约10亿多美元，其中约6亿美元为美国进出口银行信贷，附有各种条件，其目的在于促进美国商品的输出。1961年，美国还把“争取进步联盟”和“粮食用于和平”计划(即原来的480号公法，1959改称“粮食用于和平”计划)结合起来向外推销。由于美国向拉美大肆倾销粮食，农牧业比较发达的阿根廷的小麦在巴西、秘鲁、智利等国的市场上受到排挤，从而打击了阿根廷的农业生产。
　　美帝国主义在这些“和平”、“进步”计划的幌子下，对拉美加紧进行经济扩张，力图转嫁危机，这种行径不能不引起拉美人民的抵制和反抗。1961年6月，美国总统派史蒂文森以总统特使名义访问南美十国，一面推销“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一面“敦促”南关各国政府同美国一道对古巴采取“共同行动”。但这个特使所到之处，南美各国人民纷纷举行抗议示威，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美帝国主义的使者”。智利青年还打碎了正在举行“争取进步联盟”展览的美国新闻处的玻璃窗。
　　在美国政府“援助”的带动和配合下，美国私人对外投资总额在1960年和1961 年分别增长了55亿和52亿美元，而从1957年到1959年每年不过增长三、四十亿美元。在私人资本输出中，美国对西欧的私人直接投资增长更快，1960年和1961年分别增长13亿和11亿美元，而1958年和1959年的增长额仅分别为4.2亿和7.5亿美元。美国资本大量打入英国和西欧共同市场，是因为在这些国家直接投资开办的企业可以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迸行生产，产品也可以作为当地货物在市场运销，不再受高额关税的阻拦。但是，西欧各国和日本在这时期也有大量的资本输出，它们对美国也进行着大量的直接投资。外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总额，1960年和1961年分别增长3.1亿美元和4.8亿美元。这说明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投资场所的斗争已形成了互相渗入、犬牙交错的局势了。

　　1969—1970年经济危机是战后美国的第五次经济危机。在六十年代最后一年发生的这次危机以及危机前后的周期阶段，表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是战后以来特别是整个六十年代美国国内外矛盾加剧的结果。
　　六十年代是世界形势大动荡的年代。在这十年中，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空前觉醒，第三世界蓬勃兴起，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空前高涨，美帝向第三世界国家渗透和转嫁危机的困难越来越大；西欧、日本等国的反控制斗争日益发展，美帝向第二世界国家的经济扩张也遇到越来越大的障碍。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更加加剧了各种矛盾。
　　这种形势对美国经济及其周期进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美帝在矛盾重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悍然发动和扩大侵越战争，被越南人民打得落花流水，结果使美帝国主义深陷泥潭，美国经济力量遭到长期而巨大的消耗；第二，经济周期被人为地延长，出现了战后最长的一个周期(1960—1969年)；第三，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战争中爆发经济危机的情况；第四，危机中生产过剩与通货膨胀、美元危机等财政金融危机交织并发；第五，危机后经济长时间停滞，出现很长的萧条阶段；第六，美国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加速地衰落下去。所有这些，都是美国经济在固有的矛盾加剧的情况下腐朽性愈益加深的表现，它又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政治、社会危机的加剧。美帝国主义日益陷入“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①的窘境之中。

　　一、经济危机爆发的背景

　　美国经济在经历了战后第四次经济危机之后，出现了1961—1969年较长时间的高涨。这固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但主要是美国政府加强对经济生活干预的结果。在六十年代，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和扩大侵越战争，大大加强国民经济军事化，军费支出急剧增加，同时还实行了其他一系列刺激经济的膨胀政策，如大搞赤字财政，增加货币供应量，减税和放宽折旧，扩大信贷，等等。
　　巨额军费支出对这段时期美国工业生产的增长起着一定作用，尤其是 1965年扩大侵越战争后，约翰逊政府大量增加军费，1961财政年度军费支出为482亿美元，1965年度已达547亿美元，1969年度更增至855 亿美元。国防部军事订货随之激增，1961—1965年每年为二、三百亿美元，1966—1968年增至每年400亿美元以上。在军费支出和军事订货不断增加的刺激下，1961—1968年军用产品生产增长了135.5％。
　　除增加军费外，肯尼迪、约翰逊政府还扩大政府其他支出，使得联邦政府财政不断出现赤字。按照联邦政府统一预算计算，1961—1968年每个年度都有赤字，累计达605亿美元，其中1968一个年度赤字就达252亿美元。弥补财政赤字，不外是增发公债和加印钞票。联邦公债到1968年底已达3,476亿美元，其中1961—1968年发行613亿美元。1961— 1968年货币供应量增加40％。1968年底数额达2,016亿美元。
　　①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载197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减税和放宽折旧使美国垄断资本发了大财。肯尼迪、约翰逊政府除了继续实施过去制定的加速折旧、资源耗竭税收优惠和国外投资减税优惠办法以外，1962年公布了放宽折旧规则①并通过了投资减税优惠法案②，1964年通过了降低所得税率法案，1965年又实施了再度放宽折旧规则。这些规则和法案使垄断资本每年少缴几十亿美元的税款。
　　美国政府还一再放宽信贷，为“过剩”商品开辟市场。1961—1968年(1—4户)住房抵押贷款增长64％，消费信贷增长91％。这种“寅吃卯粮”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商品销售。
　　扩大侵越战争、大量增加军费和实行膨胀政策的结果，首先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利润飞跃增加。纳税后公司利润从1961年的272亿美元升到1968年的 478亿美元，增加26％。一些重要产业部门利润增长率还不止此数。随着利润的增加，这一段时间的美国固定资本投资不断扩大。1961—1968年固定资本投资总额达5,391亿美元。另据新厂房和设备支出指标，1961—1968年投资总额也达4,133亿美元，其中制造业投资1,734亿美元。这是美国战后企业投资持续增长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①放宽折旧规则是关于美国政府准许资本家提高投资资产的折旧率，同时缩短投资资产的使用年限的一些规定。
　　②投资减税优惠法案是关于美国政府对资本家用于固定资本投资的那部分利润给予减税优待的立法。减税额根据投资资产的使用年限有所不同。使用年限为8年及以上的，应纳税额减少7％。
　　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使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从1961年到1968年，美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增加了43.2％。整个工业生产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69年9月比上一次危机前的最高点增长62.6％。
　　美国垄断资本对这次长达96个月的经济高涨，喜形于色，大肆吹捧凯恩斯主义的功绩。约翰逊唱起他“不相信衰退是不可避免”的高调。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更是兴高采烈，有些提出“商业循环是否已经过时”的问题，还有些认为今后的“衰退”可能不再是经济总活动的下降，而只是增长率的降低。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高涨只能是孕育着危机。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增加军费支出和实行膨胀政策，虽然刺激了投资和生产的增长，出现了一时的虚假“繁荣”景象，但是生产过剩危机的迹象早已出现。1964年制造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85.6％，钢铁工业闲置生产能力达4,000万吨以上。住房建筑、家庭用具等耐用消费品大量积压，有些消费品工业部门开始减产。当时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威廉•马丁即认为美国经济状况同1929年有许多相似之处。许多美国经济界人士也纷纷预测1965年美国经济将出现停滞和“衰退”。
　　1965年3月，坚持侵略扩张政策的美国统治集团悍然把侵越战争从“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大量派遣美军入侵越南南方。接着不断增加军费，1966年度就追加侵越军费58亿美元。国防部军事订货猛增87亿美元。军事订货的急剧增多，给予美国经济新的刺激。约翰逊把他这一罪恶行动向美国垄断资本家表功，说什么“军费支出的扩大显著地改善了舆论空气。在越南的军事集结实际上向美国企业家保证了最近不会发生经济衰退。”美国垄断资本对约翰逊政府扩大侵越战争倍加赞赏。当时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就大肆宣扬“更多的大炮将意味着更多的繁荣。”
　　1965年扩大侵越战争只是人为地延长了美国的再生产周期。到了1966年下半年，生产过剩情况更加严重。首先是住房建筑和汽车工业减产，整个工业生产也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5月出现下降，下降幅度达1.9％，失业人数增加了30多万。危机即将降临的乌云，笼罩着美国经济。这时，约翰逊政府在侵越战争中遭到越南人民的英勇反击，损兵折将，陷于困境。但它仍不甘心于失败，悍然把战争再次“升级”，侵越美军增至54万多人，军费支出再度猛增。1967年度军费支出增至755亿美元，1968年度更增至852亿美元。1967—1968年国防部军事订货每年都达420亿美元以上。同时，还把一度暂停实施的投资减税优惠办法赶快恢复，并大量增加货币供应。这样，一场经济危机的爆发才算暂时被推迟了。
　　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每一个对付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①侵越战争的不断升级和刺激经济的一系列措施，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促进了生产的更加盲目和更加畸形的发展，另一方面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迸一步削弱了社会的主要消费者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从而导致危机以更深刻、更严重的形式爆发。在这时期。美国劳动人民更加贫困化了。这具体表现在：经常存在大批失业；就业工人货币工资增加很少，按固定价格计算的工资下降；劳动人民的捐税和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全国经常有几千万人处于赤贫状态。
　　①恩格斯为《资本论》第3卷加的注释，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54页。
　　1961—1968年美国垄断资本进行的大规模投资，不但没有给工人阶级带来就业机会，却给美国工人增加了失业的威胁。这段时间里美国垄断资本的固定投资主要是用于企业现代化和自动化设备上。据美国报刊报道，六十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现代化设备投资占全部厂房设备投资的60—70％。制造业中自动化设备投资占全部投资的20％以上。企业实行现代化、自动化的结果，排挤了大量就业工人。据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克雷透露，美国每年由于机器排挤工人造成的“ 技术失业”达200万人。根据美国官方大大缩小了的数字，1961—1964年全失业人数经常在400万上下，全失业率在5％以上。扩大侵越战争后，1965—1968年全失业人数每年还有近300万，全失业率在4％左右。失业的实际情况比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大得多。经过对官方统计的改算，实际全失业人数要比官方数字高1.5—2倍。此外还有四、五百万半失业工人，官方统计未包括在内。全失业工人失去了工资收入，半失业工人虽然还有点工资，但无法维持最低生活。
　　庞大的军费和政府其他支出大大加重了美国劳动人民的纳税负担。美国政府为了筹措侵越战费，1966年提高汽车、电话等消费税率，1968年加征个人所得税应缴税额10％的附加税。只是个人所得税附加税一项，联邦政府1968年度就向美国人民多搜刮了63亿美元，1969年度又搜刮了152亿，美元。据美国官方供认，美国每人平均纳税负担从1961年的636美元增至1968年1,029美元。美国工人所纳各种直按税和间按税约占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
　　长期的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引起物价不断上涨。特别是扩大侵越战争后，物价涨势更猛。1961—1965年消费物价平均每年上涨1.3％，1966—1968年平均每年上涨幅度增至3.4％。物价上涨使美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下降。根据美国官方的工资统计，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工人的货币工资有所提高。但按固定价格计算的工资还在下降。以制造业工人周工资为例，1965—1967年下降了1.1％。
　　美国劳动人民的债务负担也越来越重。前已指出，1961—1968年住房抵押债务和消费信贷分别增加了64％和91％，这比同一时期里货币工资增长快得多。根据美国官方统计，1961年住房抵押和消费信贷两项债务相当于全国的可支配个人收入的58％，1968年增至61％。另据美国报刊报道，1964年美国劳动人民家庭有三分之二都背有各种各样的债务，每年还本付息金额占纳税后工资收入的22％。以后的年份，负有债务的家庭以及偿债相当于收入的比例又有增多。
　　在失业多、工资低、捐税重和债务大的情况下，美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日益缩小。市场销售在很大程度上靠信贷来支持。战后美国的住房建筑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一向是靠赊销寻找市场的。据统计，1964年就有80％的住房、70％的汽车是用分期付款赊销的。六十年代以来，赊账已成为美国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日用消费品很大部分也依赖分期付款赊销。这表明生产和市场的矛盾更加尖锐。
　　在国内市场日趋萎缩的同时，美国的国外市场也越来越狭小。进入六十年代以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反抗美帝经济扩张的斗争空前高涨。农产品和原料生产国联合起来反对美帝掠夺资源和压低价格，秘鲁、智利、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纷纷没收美国资本的石油公司和铜矿公司以维护民族经济的发展。西欧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联合反抗美国的经济控制，同美国展开激烈的贸易战、货币战和投资战，法国反抗尤为激烈，日本也多次抵制美国对商品进口的限制。这一切使得美帝在国外市场上的扩张愈来愈困难。同时，由于美帝在国内加强国民经济军事化，使它的民用工业技术越来越落后，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又使美国商品成本提高，这就大大削弱了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使美国对外贸易状况日趋恶化。美国商品出口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60年的18.2％下降到1968年的16.2％。美国对外贸易顺差从六十年代初的每年五、六十亿美元剧降至1968年的不到10亿美元。
　　经过持续8年的经济高涨，盲目扩大的生产能力同日趋缩小的国内外市场的矛盾已经极端尖锐，一场生产过剩危机已是迫在眉睫，一触即发。
　　1968年总统选举前，美国国内外矛盾重重，已成千疮百孔。在越南南方，美帝出动50多万军队，花费成千亿美元，使用了除核武器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结果被英雄的越南人民打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在国内，美国广大人民的反战运动如火如荼，黑人抗暴斗争、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汹涌澎湃，加以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日趋严重，造成劳动人民生活困难，民怨沸腾。
　　国内外矛盾使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越演越烈。代表着各个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政客交互攻讦，互相倾轧。约翰逊被迫宣布退出总统竞选，罗伯特•肯尼迪在竞选活动中被暗杀，共和党尼克松以微弱多数当选总统。
　　1969年尼克松上台之初，为了缓和国内人民的反战情绪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他不得不削减一点军费和政府其他支出，收缩一下通货和信用。1970年度军费支出较1969年度仅减少15亿美元，仍保持840亿美元的高度，但1969年的国防部军事订货缩减较多，达66亿美元。由于军事订货大量缩减，军用产品生产急剧下降。军用产品生产指数从1968年9月开始下降，到1969年9月下降幅度已达8％。整个工业生产则从1969年10月开始下降。军用产品生产的缩减对整个工业生产的下降显然有一定的影响。
　　尼克松政府还采取了一些紧缩通货和信贷的措施。1969年美国货币供应量增长只有 3.5％，比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增长速度降低很多。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贴现率从5.5％提高到6％。银行对大企业放款的优惠利率也从6.75％提高到 8.5％。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资金周转和信贷市场。主要依靠信贷销售的住房建筑和汽车工业于1969年初即开始缩减生产。在军用产品、汽车工业和建筑业生产不断下降的带动下，蕴蓄已久、一再被推迟的战后第五次经济危机终于爆发了。

　　二、生产过剩与财政金融危机交织并发和危机后的经济停滞

　　1960年10月开始的战后美国第五次经济危机是在长期维持庞大军费支出和侵越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情况下爆发的。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工业生产从1969年10月开始下降，到1970年11月降至最低点，持续14个月，下降幅度为8.1％。
　　工业生产下降波及到几乎所有主要工业部门，但在下降幅度和时间上很不一致。按工业部门分类的生产指数，制造业最先下降，下降幅度达10.2％，其中耐用品下降15.6％，汽车下降59.2％，金属加工设备下降48.5％，钢铁下降44.8％。化工、石油产品、矿业生产下降幅度较小。按产品完成程度分类的生产指数，消费品下降4％，设备下降幅度较大，达17.4％，下降时间也较长，从1969年7月一直下降到1971年6月，长达23个月之久。危机中工业生产下降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最高点指下降前一个月的指数。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局《工业生产》(1971年修订版)。
　　住房建筑生产下降比工业生产下降要早得多。新开工的私人住房建筑1969年1月为177万幢(年率)，2月即开始减产，1970年1月减到109万幢，下降38.4％。包括全部建筑业的新建筑总值指标1969年5月开始下降，至1970年5月下降到最低点。从1969年10月开始的经济周期中，建筑业生产回升较早。
　　由于生产过剩，大量商品找不到销路。工业制成品库存不断增加，从1969年9月到1970年11月增加10％。同时，制造业新订货则急剧减少，在相应时期内，减少11.5％。全部工商业存货与销货的比例从1969年的1.56上升到1970年的1.70。1970年底，只是零售商没卖掉的美国生产的新汽车就有159万辆。
　　随着工业生产的普遍下降，企业开工不足更加严重。制造业生产能力利用率1969年第一季度为87.7％，1970年第四季度只有74％，是1957—1958年危机以来最低的一个季度。在生产下降、企业开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美国垄断资本的固定资本投资，按当年价格计，1970年比1969年还在增加；即使按1958年价格计算，下降幅度也只有3.6％。
　　这次危机爆发后，许多企业破产倒闭。1969年10月至1970年11月，破产企业12,201家，负债总额达21.1亿美元。美国最大一家铁路垄断网页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运输公司于1970年6月宣告破产。企业利润显著下降，还有不少企业发生亏损或资金周转困难。军事工业大垄断企业之一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发生巨额亏损，最后由美国政府补贴2亿美元，才免于破产。
　　在生产下降、商品积压和企业利润减少的情况下，股票价格出现了持续17个月的暴跌。早在工业生产下降以前，1969年1月起股票价格已经开始下跌。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的平均价格从1968年12月的968.39美元持续下跌到1970年5月的 691.96美元，跌幅达28.6％，超过战后过去几次经济危机期间的跌幅。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股票下跌达90％。各种股票价格下跌总额达3,250亿美元。
　　美国垄断资本转嫁经济危机的惯用手段是关闭企业或停工减产。它们或是解雇工人，或是强制工人缩减工作时数，迫使工人沦于全失业或半失业。这次危机爆发后，根据美国官方统计，全失业工人最高达503万，较1969年9月增加200万。全失业率最高达6％。基本产业部门工人失业更加严重，建筑工人失业率最高达10.4％。16—19岁的青年、黑人失业率更高，曾分别达17.4％和11％。这次危机中失业现象的一个特点是专业和技术人员失业大大增多。1971年上半年技术人员失业率为3％，其中空间技术人员达6.3％。半失业工人也显著增加，根据美国官方提供的部分时间就业统计，1970年部分时间就业的工人达1,943万，比1969年增加约300万。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经济危机还与更加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交织并发，构成了这次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第四章已提到在第四次经济危机期间爆发了第一次美元危机。经过8年的侵越战争以及战争期间的庞大军费支出和财政赤字，至 1969年美国的财政金融危机已发展到于分严重的程度。这次经济危机与财政金融危机交织并发，与上次危机期间比较，其影响就更为巨大了。
　　财政金融危机日趋严重的重要标志是通货膨胀的急剧发展、物价的加速上涨以及美元危机的频繁爆发。这次经济危机爆发前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情况已如上述。至于对外方面，由于美国国际收支连年出现巨额逆差，美国对外流动负债越来越多，黄金储备越来越少，美元信用日趋动摇。1968年3月爆发了第二次美元危机，国际金融市场上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非常猛烈，美国的黄金储备仅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流失了14亿美元。美国无力继续维持自由市场上美元对黄金的官价，于是决定不再在自由市场按美元官价供应黄金，听任自由市场金价自由涨落。“黄金总库”也宣告解散。这样，就出现了“黄金双价制”，即自由市场上美元兑换黄金的市价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与美国官方结算用的美元对黄金的官价。此后，在1969年10月爆发经济危机前又发生了三次美元危机。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又采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放宽信贷等膨胀政策来人为地刺激经济，结果是物价上涨更猛，美元信用下降愈快，大大加深了财政金融危机。
　　日趋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又反过来加深了这次经济危机。因为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加速发展不但不能起短暂的刺激经济回升的作用，反而会产生拖延经济恢复的后果。这次危机期间，由于物价继续看涨，制造业和商业继续扩充库存，结果是新订货额减少不多，而存货额不但不降低，反而不断增加。工商业存货额在1948 —1949年危机中三个季度下降，在1953—1954年危机和1957—1958年危机中各有四个季度下降，在1960-1961年危机中也有三个季度下降，但在这次危机期间只表现为增长额的减少。工商业在危机期间继续扩充库存，一方面抑制了工业生产下降速度(这次危机阶段工业生产下降幅度较前四次都稍低一点)，另一方面又阻止了过剩存货的消散。这两种影响都使危机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强制性调节作用，从而使生产停止下降、危机阶段结束以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不能迅速回升。
　　此外，由于国际金融市场上抛售美元风潮的频繁爆发，美元霸权地位已濒于垮台，美国对外经济地位大为恶化。美国垄断资本已不能像战后初期那样轻易地靠对外经济扩张来缓和生产与市场的矛盾了。
　　财政金融危机加深所造成的上述情况不仅使美国经济在这次危机阶段遭受严重的打击，而且在危机阶段以后又陷入了一个漫长的萧条阶段。这个阶段从1970年 12月工业生产停止下降、开始微弱回升到1971年11月，大约经历了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工业生产总指数(1967年＝100)徘徊在105—107 之间，1971年全年的工业生产指数为106.8，同1970年的106.7差不多。全失业人数继续增加。危机阶段全失业率最高点是危机阶段最后一个月，即1970年11月的5.8％，次月上升为6％，1971年全年盘旋在5.9％至6％之间(只有6月份为5.8％)，从1972年4月起全失业率才缓慢地趋于下降。1971年余失业率平均高达5.9％，比1969年、1970年高得多。固定资本投资也处于不振状态。固定资本投资额（按1958年价格计算) 在1969年第三、四季度达到(年率)809亿美元后，1970年第四季度下降至735亿美元，1971年第一季度起略有增加，但增长极为迟缓，直到 1972年第一季度才稍微超过1969年第三、四季度的水平。固定资本投资的不振，显然也是这次萧条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萧条阶段，危机的震荡虽然已经过去，但整个美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把萧条与危机合起来看，就可以知道美国经济受到这次经济危机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

　　三、美国政府交替使用紧缩和膨胀政策的失败

　　在侵越战争节节失败和国内反战运动不断高涨的同时，经济危机和财政金融危机交织并发使美国统治集团更加狼狈不堪。为了对付财政金融危机，就必须采取制止通货膨服、加强美元对外地位的措施；而为了缓和经济危机，又只能反其道而行之，采取扩大财政支出、放宽信贷等政策，这样处于两难地位的美国政府不得不交替使用紧缩和膨胀两种相反的政策。
　　如本章第一节提到的，在美国国内一片动荡愤懑声中，尼克松府被迫做出要制止通货膨胀的姿态，采取一些紧缩财政和信贷的措施，以笼络人心。1969年度，军费支出达到侵越战争期间的最高峰855亿美元，但美国政府通过征收所得税附加税向人民加紧搜刮，联邦预算勉强实现了32亿美元的盈余。并采取降低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和提高利率的办法来收缩通货和信贷。但这些措施不仅没有制止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反而加速了正在酝酿成熟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为了缓和经济危机，美国政府义又不得不回过来走膨胀政策的老路。结果，1970年度联邦财政又出现了28亿美元的赤字，1971年度赤字剧增至230亿美元，1972年度赤字更增至232亿美元。信贷政策也放宽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贴现率从1970年11月的 6％降到1971年12月的4.5 ％。银行对大企业放款的优惠利率也从1969年6月的8.5％降到1971年底的5.25％。
　　在 1971年的萧条阶段，美国政府于6月份公布了新的加速折旧法，把企业的机器设备使用年限再缩短20％。据估计，这可使垄断资本少交税款24亿美元。8 月，美国政府宣布实施“新经济政策”时，还恢复了1969年暂停实施的投资减税优惠办法，规定对新设备投资一年内减税10％，3年内继续减税7％。
　　不言而喻，走这条老路的结果必然使通货膨胀发展得更为严重。1969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3.5％，1970年增至6％，1971年上半年折合年率高至10.1％。商业银行放款，1971年比1969年增加15％，公司、非公司企业和个人债务同期内增长18％。通货和信用的急剧膨胀导致物价扶摇直上。 1969年消费物价上涨年率为5.4％，1970年增至5.9％，1971年上半年折合年率为8.9％。
　　国内通货膨胀加速发展和经济长期停滞又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能力，动摇了美元对外信用。1970年对外贸易还有27亿美元顺差，1971年上半年就出现了3.8亿美元逆差。 1970年国际收支逆差为38亿美元，1971年上半年增至117亿美元。于是1971年5月和7月先后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爆发了第六次和第七次美元危机。这就迫使美国政府于8月15宣布实行所谓“新经济政策”。①
　　“新经济政策”包括对外和对内两方面的措施。对外主要是：停止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对进口商品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削减对外经济“援助”10％。对内主要是：冻结工资、房租、物价90天，并且实行一系列减税措施。通过这些措施，美国政府力图保住为数有限的黄金储备，在对外方面扭转对外贸易恶化的趋势，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在对内方面控制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回升，减少失业人数。1971年10月7日，美国政府又宣布“新经济政策”国内措施的第二阶段，决定在冻结汇资、房租、物价90天期满后，于11月13日起实行对工资和物价的管制，规定工资的增长率不得超过5.5％，物价上涨率不得超过2.5％。此后，于1973年1月和7月又宣布实行所谓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工资和物价管制办法。在这期间，又曾于1973年6月、7月间宣布第二次冻结物价60天。1974年4月30日，“新经济政策” 所根据的“经济稳定法”期满失效，工资和物价的管制就此收场。
　　美国政府力图通过“新经济政策”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和财政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在外汇方面和对外贸易方面受到严重的损失。但“新经济政策”并没有、也不可能挽救美帝在对外经济方面的颓势。美国政府终于在 1971年12月被迫宣布美元贬值，这是1934年以来美元第一次正式贬值。1973年2月又宣布第二次美元贬值。战后初期建立起来的美元霸权地位和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宣告垮台。
　　①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形势下，美国国会于1970年通过了一个“经济稳定法”，授权总统制定法令管制物价和工资。当时正值经济危机继续恶化，尼克松政府仍然想乞灵于膨胀性的财政金融措施，故没有立即实施这个法案。这个法案是197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依据。
　　“新经济政策”对内措施的实质是向劳动人民开刀。表面上是既管制工资，也管制物价。实际上管制物价是假，管制工资是真。据官方统计，在“新经济政策”的管制工资和物价的四个阶段，消费物价继续加速上涨，折合年率，第一阶段为2％，第二阶段为3.6％，第三阶段为8.3％，而第四阶段更增至12％。可见所谓管制物价不过是欺骗人民的一个幌子罢了。另一方面，对工资的管制却毫不含糊。1972年码头工人经过斗争达成的工资协议稍微超过规定的标准，美国政府就强制压低。在政府的管制下，美国工人的工资收入远远落后于生活费用的提高。而美国垄断资本在这期间继续大发其财，1971年纳税后的公司利润比1970年增加14.2％，而1972年比1971年又增加15.5％。
　　总之，从1969年到1971年美国政府面对着财政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两面夹攻，紧缩与膨胀两头作难。1969年稍一紧缩就引起生产下降。1970年转而膨胀又加剧物价上涨和美元危机。1971年既想抑制通货膨胀、再行紧缩政策，又面临经济一片萧条景象而不敢贸然实行老一套的紧缩措施，只好变换手法，一方面搬出以往在全面战争、紧急动员期间才实行的办法，对工资和物价进行直接管制，另一方面又恢复投资减税优惠，提前实施减征个人所得税，并取消对汽车征收的消费税。既想抑制通货膨胀，又想刺激经济回升，紧缩与膨胀同时并用，矛盾百出。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充分暴露了美国经济千疮百孔、病入膏肓的严重局面，也反映了美国政府手忙脚乱、病急乱投医的窘境！

　　四、危机加剧了国内外的矛盾

　　1969—1970年经济危机和交织并发的财政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速了美帝国主义的衰落，激化了美帝国主义国内和国外的矛盾。
　　第一，这次危机给美国工人阶级带来的后果，首先是失业灾难更加深重。根据美国官方统计，全失业工人在危机前是304万，危机发生后增至509万。全失业率危机前是3.7％，危机发生后升到6％。在危机后的萧条阶段，失业人数和失业率长期持续增加。
　　危机和萧条使美国工人的工资收入急剧减少。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职工工资总额从1969年12月的(年率)2, 000亿美元减到1971年11月的1,931亿美元，即减少3.5％。美国垄断资本还竭力压低没有被解雇的工人工资。根据官方统计，制造业工人可开支周工资（按1957—59年价格计算），1970年比1969年降低1.8％。除了遭受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的苦难外，美国黑人负担的苛捐杂税也日益加重。美国每人平均负担的税额从1968年度的926美元增至1970年度的1,146美元。
　　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进一步发展，物别是1971年实行冻结、管制工资和物价后更是如此。因为这些措施限制了广大职工工资的提高，促进了垄断资本利润的增长。据美国劳工研究会的估计，90天的冻结使美国工人损失工资11亿多美元，管制时期每年损失工资90亿美元。工人损失的工资都落入资本家的腰包。与此同时，垄断资本的利润逐年增加。一些垄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以年薪、奖金等名义得到的收入也有了巨大增长。一些大垄断企业负责人1971年收入比上年平均增加14.4％，有的增加1倍多。国际电话电报公司（AT&T）董事长的年薪等收入竟高达81.2万多美元。据美国官方统计，1971年城市家庭低级水平的生活费用，全国平均数为7,214美元，也就是这个董事长的年薪等收入相当于美国低级水平的一家生活费用的113倍。
　　在贫富鸿沟日趋扩大的情况下，生活贫困的美国人民越来越多。 1970年处于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的有2,540万人，比1969年增加130万。1971年为2,560万人，比1970年又有增加。领取联邦救济食品券的人数，1959年为322万，1971年猛增至1,055万。
　　美国垄断资本向劳动人民转嫁危机和加强剥削，必然激起劳动人比的强烈反抗。这次危机发生后，美国工人的罢工斗争迅速高涨。1970年美国工人罢工5,716次，参加人数331万，罢黑人日共计6,641万。1971年罢工5,138次，参加人数328万，罢工人日共计4,742万。1970年通用电气公司15万工人罢工、全国25万邮政工人罢工、通用汽车公司40万工人罢工、全国50万铁路工人罢工，1971年50万电话工人罢工，1971—1972码头工人罢工，都给予美国垄断资本以沉重打击。他们不顾美国政府的恐吓和黄色工会头子的控制，坚决实行罢工。他们还和学生及其他阶层人民一起广泛开展反对侵越战争的活动。他们在反战示威中提出响亮的口号：工人有能力结束这场战争！
　　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新经济政策”，实行冻结工资，立即遭到美国工人的反对与谴责。正在罢工的码头工人和电话工人纷纷指出这是劫贫济富的政策，拒绝停止罢工，坚持要求增加工资。在实施工资和物价的冻结、管制期间，美国工人不断提出抗议，举行示威，反对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高呼“冻结尼克松，不冻结工资！”
　　美国黑人工人在反抗垄断资本转嫁危机的斗争中显示出巨大的战斗力量。1971年费城运输工人罢工是黑人工人发起和组织的。纽约的黑人失业工人为要求就业而奋起斗争。黑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在这次危机及前后也有巨大发展。1968年4月4日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被美帝国主义者杀害后，美国160多个城市包括华盛顿，爆发了大规模的黑人抗暴斗争。4月16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指出美国黑人斗争的风暴“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残暴统治的新号角”。①1968年以后，黑人的抗暴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
　　①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载1968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这次危机期间，美国广大学生和各阶层群众的反战运动风起云涌。1969年10月和11月，先后爆发了各有100多万群众参加的反对侵越战争的全国性斗争。1970年4月30日尼克松悍然宣布出兵侵略柬埔寨、扩大侵略印度支那战争后，美国人民的抗议斗争迅猛发展，席卷全国。美国政府出动军警对参加抗议示威的群众进行法西斯镇压，先后开枪打死学生及群众12人。这更激起美国人民的愤怒。5月20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庄严声明给美国人民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从此以后，美国人民反对尼克松政府侵略战争的斗争更加高涨。
　　值得提出的是，这次经济危机还加剧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两大政党的斗争。在野党民主党利用经济危机造成的局势，竭力攻击尼克松政府的经济措施。在1970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民主党从共和党手里夺得不少席位。在州长选举中，民主党也取得很大优势，从而使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更趋激烈。
　　第二，在这次经济危机和美元危机发展过程中，美帝转嫁危机的行径受到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激烈反对。特别是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和开始征收商品进口附加税，第二世界国家都予以猛烈抨击。日本，西德因为拥有巨额美元储备和对美国有大量出口，反对尤为激烈。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理事会上美国成为众矢之的。后来在“十国集团”华盛顿会议上美国不得不同意美元贬值并取消征收商品进口附加税。
　　美国压迫西欧、日本为美国商品开放市场，同时限制西欧、日本商品进口，西欧、日本拒不退让。西欧各国还利用非关税壁垒限制美国商品进口，1971年日本也提高美国农产品和化工产品进口税。它们还竭力夺取美国的国外市场，打入美国国内市场。
　　1971年底美元贬值后，美元危机仍然连续爆发，美国多次要求日元、西德马克升值，以改善它自己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地位，日本、西德一再拒绝。到了 1973年2月，美国迫于形势，不得不做些让步，几经磋商，才取得美元再次贬低、日元浮动、西欧国家币值不变的暂时协议。
　　第三，美帝向第三世界掠夺、剥削和转嫁危机激起了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这次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帝竭力向第三世界国家倾销“剩余”商品。美国对亚非拉的出口贸易，1970年比1969年增长15.2％，1971年比上年又增长3.4％。这两年的增长率都较美国出日贸易总额增长率为高。同时，美国大幅度压低初级产品价格，把经济危机的损失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1969年爆发危机后，汽车工业和其他使用橡胶的工业生产缩减，美国垄断资本就用种种办法压低橡胶价格，使马来西亚等生产橡胶国家深受其害。美国还把美元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给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只是亚非拉国家的美元外汇储备，由于美元两次贬值就损失20多亿美元。对外债务和贸易上的损失就更大了。
　　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对于美帝这些损人利己的做法进行了坚决反击。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联合起来反对美帝的掠夺和剥削。在“七十七国集团” 1971年利马会议和1972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三届会议上，第三世界国家严厉谴责超级大国垄断国际经济事务、转嫁危机和掠夺剥削别国，强烈要求改变国际上“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状况。亚非拉的廉价石油是美国垄断资本超额利润的重要来源，美国垄断资本一再压制石油生产国不准涨价。1971年亚非拉石油生产国组织迫使美、英等国的石油公司同意提高石油税率和石油标价(计算石油税额以石油标价为依据，而石油标价是以美元计算的)。1972年中东的石油输出国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同意补偿这些石油生产国因美元贬值而受到的损失。美国长期以来竭力压低咖啡价格，对拉美和非洲咖啡生产国进行残酷剥削。美元贬值又给咖啡生产国带来巨大损失。咖啡生产国不顾美帝施加的种种压力，提高了咖啡价格。
　　资本输出是美帝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的重要手段之一。1971年尼克松政府成立“私人海外投资公司”，主要是支持美国垄断资本向第三世界国家投资，以便掠夺石油和原料。近年来，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反对美帝的掠夺剥削，发展民族经济，采取各种猎施，抵制美国垄断资本的渗透。拉美许多国家接管或没收了美国垄断资本所属的银行、工矿企业和庄园，采取了许多维护本国经济权益的措施。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也纷纷把美、英等国石油财团的石油公司收归国有。
　　第四，从对外经济关系看，经过这次危机，美国经济实力更见削弱。美国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1968年还有45％，1971年下降至40.3％。美国出口贸易所占的比重，1968 年是16.2％，1971年下降至14.1％。在国际金融方面，美帝国主义的衰落更为突出。随着美国对外贸易于1971—1972年出现逆差(1972年的逆差达64亿美元，创美国历史纪录)，国际收支继续连年发生巨额逆差。1971年底对外流动负债达642亿美元，比1968年底几乎增加1倍。美国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1969年是28.9％，1971年下降至24.8％。美元霸权地位随着美元两次正式贬值和美元危机继续发展而彻底垮台，更是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地位下降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在政治上经济上对美帝国主义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

　　* * *

　　美国经济经过第五次经济危机以及随后的萧条、复苏阶段后，于1972年4月走上了周期性的高涨阶段。但高涨不过是为下一次危机准备条件。这次高涨对通货膨胀起了较前更大的推波助澜作用。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管制物价措施的失败，美国政府从1973年下半年起又不得不乞灵于提高银行利率、加大银行存款准备金等紧缩措施来控制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但是，它像巫师一样已经不能支配它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通货膨胀发展更加凶猛。到1973年底，一次新的经济危机仍然在与财政金融交织下很快地爆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帝国主义经济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战后初期，美帝国主义爬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美国经济也有一个短暂的“繁荣”，但好景不长，很快就爆发了1948—1949年的经济危机，只是靠发动侵朝战争，才重新出现了“经济景气”。但侵朝战争很快以失败告终，接踵而至的是1953— 1954年的经济危机。这样，美国经济便从它战后的顶峰跌落下来，走上了下坡路，此后它又经历了1957—1958年、1960—1961年的经济危机。 1965年，当美国临近一场新的经济危机时，美帝国主义悍然扩大侵越战争，但旷日持久的侵越战争并没有挽救美帝的颓势，而只是加速了它的衰落过程。 1969年，损失惨重的侵越战争还没有停止，战后的第五次经济危机又爆发了。现在，在空前严重的战后第六次经济危机的袭击下，美帝国主义更加陷入了不可解脱的困境。从战后美国经济由盛到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既是美国经济不断衰落的必然反映，又是加速美国经济衰落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经济危机打击下美国经济的衰落与社会危机的加深

　　战后美国经济危机的加深是美国经济衰落的一个重要表现。经济危机对美国经济的打击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直接的，是打断工业生产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削弱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地位。战后美国从1948年8月到1973年11月的五个周期共达25年4个月的时间，其中危机、萧条和复苏阶段占9年3个月。这就是说，由经济危机造成工业生产倒退、停滞以及恢复到原来水平所丧失的时间，约占整个时期的三分之一以上(36％)。换言之，在25年多的时间里，工业生产增长的时间，只占不到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是在生产下降或恢复到原来水平中度过的。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只能跳跃式地发展，即进两步退一步，有时甚至两步都退回来。”①战后美国经济的情况就是如此。
　　①列宁：《危机的教训》，载《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2页。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是极不平衡的，所以，各资本主义国家虽也爆发经济危机，但所受的打击程度并不一样。美国经济实力最强，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也最尖锐，帝国主义的腐朽性表现得特别突出，因而受危机的打击也最为沉重，这明显地表现在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萧条和复苏阶段所占时间的差别上：

　　
　　资料来源：美国：据联邦储备局《工业生产》(1971年修订版)的指数计算；
　　其他国家：据美国《商情摘要》1974年1月和7月号所载各国工业生产月度指数计算。
　　上列资料表明，在所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工业生产增长被经济危机打断的时间比其他国家要长得多。这种情况加上造成资本主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其他一些原因，使战后美国的工业增长速度大大落后于许多国家。从1948年至1971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从54.6％下降到 40.3％，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合计所占的比重则从34.5％上升到45.7％。可见美国在经济上已经丧失了战后初期对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拥有的优势地位，这是美国经济急剧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
　　战后美国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还成为导致美国社会危机加重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所著的《经济学》教科书(1973年版)中也承认：“如果资料还包括一些非经济问题如结婚、出生率、自杀、营养不良等，那么，我们也能看到商业循环对这些问题的严酷影响”。就以1969—1970年经济危机和其后的萧条阶段为例，官方公布的“犯罪”案件数字从1968年的448万件增至 1971年的600万件，约增加34％；自杀人数从1968年的21,372人增至1971年的22,980人，约增加7.5％。此外，在历次危机期间，精神病者也有显著的增加，据纽约的医院记录，从1910年至1960年50年间，每次经济危机都立刻引起精神病患者的显著增加。1960年纽约各医院接受约2万个精神病患者，据调查，其中至少约有60—70％是由于经济危机的打击而得病的。由此可见，经济危机不仅直接打击美国经济，而且还加深了美国的社会危机，加剧了美帝国主义日益腐朽没落的趋势。
　　经济危机除了直接打击美国经济外，还加剧了美帝国主义国内外矛盾，而美帝国主义国内外矛盾的加剧又进一步加速了美国经济的衰落。

　　二、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列宁指出：危机“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①在战后历次经济危机期间，大批企业破产倒闭，这就成为促使战后美国垄断资本势力越来越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在危机和萧条阶段生产和资本有了进一步的集中外，垄断资本集团还在复苏和高涨阶段经常进行兼并活动。六十年的兼并活动就比五十年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制造业和采矿业
　　①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2页。
　　企业而言，六十年代的兼并事件达12,579件，相当于五十年代的2.6倍，成为三十年代以来最大的兼并高潮。从1948到1968年的20年间，在工矿业大企业的兼并中有60％是被美国最大的200家大公司并吞的。战后的兼并不仅包括像过去那样的同行业企业的兼并、即所谓“横”的兼并，以及同一生产过程前后企业的兼并、即所谓“纵”的兼并，而且还有跨行业的兼并，形成了所谓“跨行业”的巨型企业。资本积聚和生产集中的加强，使大企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势力空前膨胀。从1947年到1970年，制造业中最大的100家公司的产值占全国制造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3％增至33％，它们的资产所占的比重从 1948年的40.2％增至1970年的48.5％。随着垄断资本势力的发展，一小撮垄断资本家采用各种办法巧取豪夺，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获取高额利润，从而把全国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而美国无产阶级则日益贫困。在经济危机期间，这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又竭力把危机的重担转嫁到无产阶级身上，使无产阶级受到更加沉重的压迫和剥削。这样，美国国内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垄断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嫁危机的手法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第一、大量解雇工人，扩大原来已很庞大的失业大军，使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衣食无着，不得不靠救济勉强维持生活。很多失业工人因付不起房租，被赶出住房，流落街头，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很多失业工人为了寻找工作，经常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到处流浪。垄断资产阶级就是这样把危机的损失尽量转嫁到无产阶级身上。还必须指出，官方公布的完全失业人数是大大压低了的。而且，这些数字又是月度或年度的平均数，不是在一个时期内先后遭受失业的总人数。我们知道，工人被解雇而失业的，在时间上有先有后，有些工人失业一段时间以后找到了工作，而另外一些新的失业者又加入了失业者的队伍，所以，在一月或一年内实际遭受失业打击的工人人数远远超过美国官方公布的月度或年度的平均数字。例如在1969—1970年危机期间，据官方统计，1970年平均约有409万人完全失业，比1969年增加126万人。但实际上，1970年全年先后遭受失业的人数共达1,457万人，比1969年增加282万人。由此可见，受到失业打击的工人总数，实际上要超过官方平均全失业人数两倍以上。
　　第二、在危机期间，资本家还经常缩短开工时间，使许多工人处于半失业状态。美国官方统计把这些工人列入“部分时间就业的工人”项下。在历次经济危机期间，“部分时间就业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大大超过全失业人数的增加，例如在战后第二次经济危机期间，1954年部分时间(每周工作1—34小时)就业工人(非农业)人数比1953年增加319万人，而同期，全失业工人则增加170万人；又如在第五次经济危机期间，1970年部分时间就业工人人数比1969年增加301万人，而同期，全失业工人则增加200万人。这些数字表明危机期间半失业现象是十分严重的。
　　第三、工人阶级在危机期间不仅受到失业和部分失业的痛苦，而且还受到工资收入下降的损失。每次危机期间，货币工资收入一般都是下降的，由于长期的通货膨胀，实际工资下降得更大。而且，在每次危机阶段过去后（一般在萧条阶段），工资还要继续下降一段时间。
　　由于垄断资本转嫁危机、加强剥削的结果，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表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46年的57.03％下降至1950 年的51.07％，1960年的48.52％和1971年的43.83％。以工资收入与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比，据官方大大缩小了的统计数字，在制造业中1971年比1950年大约下降了26.4％。
　　上述的工资收入统计还没有考虑到工人阶级个人债务的增加和国家捐税的加重所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开支负担。从1950年到1971年全国住房抵押债务和消费信贷两项债务分别增加6倍和6.4倍。美国私人的捐税和其他财政负担从207亿美元增至 1,170亿美元，计增加4.7倍。同期，全国可支配个人收入仅增加2.6倍。这些债务和捐税的负担大部分都加在广大的美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身上。所以，这些负担的增长速度大大地超过全国可支配个人收入的增长速度，表明美国劳动人民是愈来愈贫困了。
　　为了防止广大工人群众的反抗，美国垄断资本统治集团在战后还制订了一系列迫害进步人士、箝制工人运动的法律，如1947年的“联邦忠诚法”、“塔夫脱—哈特莱工会法”，1950年的“麦卡伦—伍德法（国家安全法)”，1959年的“兰德勒姆—格里芬法”等。这样，美国政府原来用来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片民主幕布被剪得越来越小，又大大地褪了颜色。正如毛主席早在1949年指出的，“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缘故”。①
　　①毛泽东：《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392页。
　　美国统治集团还加强对工人的特务统治，派遣“特工”人员打入工人内部进行破坏活动；还伪造事实，指控一些工人积极分子搞“阴谋活动”，进行审讯；对工人示威游行和布置的罢工纠察线，常常调动国民警卫队和武装警察进行镇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反对垄断资本转嫁危机，美国工人阶级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抗斗争。在历次危机期间，罢工斗争越来越猛烈地展开。1948— 1949年两年合计罢工达7,025次，到1953—1954年增至8,559次，而1969—1970年更增至11,416次。在危机期间，除了罢工斗争外，美国工人还举行反对解雇工人、要求全部时间开工、改迸失业补助制度等的示威游行、抗议大会等。垄断资本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期间的损失，并加强自己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在工厂中力图采用“超高速”的生产线来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而工人们特别是青年工人越来越多地采取损坏产品、损坏生产线的办法来消极抵制，使许多资本家不敢任意装置新的“超高速”生产线来进一步榨取工人的血汗。
　　正如列宁指一出的，“危机揭露了社会生产受私有制支配的全部荒谬现象”。①在战后频繁的经济危机袭击下，美国人民的政治觉悟逐步地有了提高。1957年开始的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示威运动的迅速扩大，到六十年代发展成为激烈的武装抗暴斗争，这是美国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美帝国主义扩大侵越战争更激发了美国人民的革命热情。黑人、学生和其他阶层的群众结合起来，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战运动来表示对美国垄断统治现状的不满和反抗。大批有觉悟的青年拒绝应征入伍，入伍士兵拒绝执行作战命令，以及开小差逃亡的事件也与日俱增。反战组织的秘密活动在美军的前线和后方展开。规模巨大的逃避兵役运动不仅削弱了美帝侵越的军事力量，最后还导致了美国征兵制度的垮台。
　　①列宁：《危机的教训》，载《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4页。
　　恩格斯指出，“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①战后经济危机加剧了美国的阶级矛盾，美国统治阶级为之惶恐不安。战后第一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就说过：“1932年，私人企业制度已临近崩溃。那时存在着美国人民或许会转向某种别的制度的真正危险。如果我们一定要在自由与共产主义之间斗争取胜的话，那么，我们必须保证我们永远不让这样一次萧条(应读作‘经济危机’)再度出现。”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缪尔逊也承认：“商业循环是一种挑战——几乎是一封最后通碟。要么我们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学得较好一些，能够控制萧条和膨胀性繁荣，要么我们社会的政治结构将处在危殆之中”。
　　很明显，美国统治集团经历了三十年代危机大风暴后，深知经济危机的政治后果，对于维护垄断资本的统治来说，比经济后果还要严重。所以，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采取种种“ 反危机”措施来防止和逃脱经济危机，并把经济危机说成似乎不再存在或已经“过时”了。但战后三十年的历史表明，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美国垄断资本统治集团既不能消除经济危机，也不能阻止美国人民走上革命的道路。美国的未来希望是寄托在美国人民的身上。
　　①《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斯坦》，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58页。

　　三、对外矛盾的加剧

　　在经济危机的频繁袭击下，美帝国主义力图加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对外经济扩张，转嫁危机。这就使得美帝国主义的对外矛盾日益加剧。在整个战后时期美帝国主义在加强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主要包括下列几项：
　　第一、提供对外“援助”：从1945年7月至1972年6月，美国政府对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提供“援助”达1,670多亿美元，其中“经济援助”占三分之二，“军事缓助”占三分之一。这些名目繁多的“援助”，一方面具有为美帝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服务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另一方面，时于扩大美国商品的国外市场、推销剩余农产品和军需品、加速私人资本输出，又起了重大的作用。1965年约翰逊的“援外咨文”中就承认“美援中的大部分——大大超过80％—— 目前采取提供美国货物和劳务、而不是美元的方式。”
　　第二、由国会制订贸易法案，压迫外国接受美国的条件签订贸易协定和关税减让协定；1947年，美国迫使其他22个国家签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承担参加关税减让谈判的义务，同时，又运用经过延长修订的“互惠贸易协定法”（原于 1934年制订，以后国会做过十一次修改)以及1962年新订的“扩大贸易法”，打着“贸易自由化”的旗号，压迫其他国家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条件减让关税。美国的贸易扩张目的，在1960年至1962年的所谓“狄龙回合”和1963年至1967年的所谓“肯尼迪回合”的谈判中遇到了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的坚决抵抗，因而没有得到全部实现。
　　第三、设立“非关税壁垒”以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美国统治集团一面鼓吹“贸易自由化”，一面却在关税以外高筑“非关税壁垒”，例如进口限额、“自动限制”、征收倾销税或抵销关税、按“美国售价”(即不按进口价格)课税等等。1967年美国总统刚刚签署了执行“肯尼迪回合”降低关税决定的公告，国会就纷纷提出进口限额的法案来了。这些非关税壁垒使美国关税减让大部分失去了作用。
　　第四、加强进口商品与出口商品之间、特别是工业品出口与原料和其他初级产品进口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在历次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垄断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尽量压低亚非拉国家出产的原料和其他初级产品的收购价格，大大扩大了不等价交换关系。
　　第五、在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市场上竭力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战后初期，美国压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接受一个以美元和黄金直接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资本主义国际货币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美国统治集团一直大量地用美元来支付国际收支逆差，而长时期不必动用自己的黄金储备。这就为美国扩大资本输出、提供对外 “援助”、增加海外采购、支付海外军费开支等大开方便之门。同时，美国国内通货膨胀日益加剧，美元在国内的购买力不断下降，而美元对黄金的官价固定不变，也就是人为地保持对外不贬值，这就无形中扩大了美国对外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关系。此外，在美国的压力下，西欧各国货币当局经常被迫收受大量美元而不向美国兑换黄金或其他外汇，结果，美元短期资金在西方市场上泛滥，增加了西欧各国的通货膨胀压力。这实际上就是美国输出通货膨胀。所以，战后多年来，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际货币制度为美国统治集团向外转嫁经济危机和转嫁财政金融危机提供了多方面的便利。美元霸权垮台后，每美国继续拒绝收兑在国外的美元，从而又把美元不断贬值的损失转嫁到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身上。
　　美帝国主义对外经济扩张和转嫁危机的种种措施和手段并没有能够挽救美国经济的衰落，反而大大地加剧了美帝与苏修争霸斗争以及美帝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矛盾。
　　第一、美帝与苏修争霸世界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并且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而更加激化。早在1959年2月，美国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后来任美国总统)在参议院说：“自从大约五年前俄国人(指斯大林逝世后上台的苏修叛徒集团)开始对不发达地区进行援助与贸易渗透起，我们就应该看出，如果丧失了印度，如果拉丁美洲倒向另一方，如果中东不知不觉地被拉进铁幕之内，那么，无论有多少导弹，无论有多少空间卫星、原子飞机或原子潜水艇，也都不能挽救我们。”可见美国统治集团也公开强调与苏修的争霸斗争是以全世界为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仅要依靠军事力量，还要利用投资和贸易作为“渗透”的手段。实际上，美苏两霸也正是通过投资和贸易竭力向外国转嫁经济危机的。美苏争夺的重点是在欧洲，中东是欧洲的主要侧翼，也是美苏必争之。在欧洲方面，从1955年到1970年苏修对西欧六国(法、西德、意、荷、比、卢)和英国的出口贸易增加了3.4倍，而美国同期对这七国的出口贸易只增加2.7倍。在中东方面，从1960年至 1972年，苏修对中东五国(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埃及)的出口贸易增加3.7倍，而美国同期对这五国的出口贸易只增加0.9倍。可见苏修对西欧和中东的贸易扩张，相对来说，是抢在美国的前面。近年来苏修还利用美国同西欧的矛盾，挑拨离间，浑水摸鱼，以发展贸易为诱饵，从西德、英、法等国谋取大量的长期信贷，借以弥补自己的资金短绌，并通过发展信贷关系对西欧国家进行更多的经济渗透。美帝对西欧和中东地区的贸易增长速度虽较低，但美帝原来在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势力较苏修大得多，因此，美帝的反击力量仍然很大。同时，美国也力图在东欧一些国家大挖苏修的墙脚。这些都表明，两霸在这两个地以已处于短兵相接的地位，它们的搏斗势将越演越烈，所谓“缓和”完全是欺人之谈。两霸在日本、加拿大等其他第二世界国家以及在第三世界各国的争夺也日益加剧。
　　第二、美帝同第二世界国家的力量对比关系从战后初期以来已有了很大的变化。战后初期美帝利用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控制了西欧、日本等国家，把它们当作附庸国。但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增长以及美帝本身的衰落，西欧和日本等国家对美帝的抵抗力量大大增强。早在五十年代前期，英国提出的“要贸易、不要援助”的口号得到了西欧大陆国家的响应。从1954年起，西欧六国的出口贸易总值合计超过了美国。为了加强西欧六国相互间的经济联系，1958年1月根据六国签订的“罗马条约”成立了西欧共同市场。这个共同市场(后来称作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初是以关税同盟为基础的一个经济集团，但十多年来已逐步地朝着经济、货币同盟和政治同盟发展。1973年初，英国①、丹麦和爱尔兰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共同体从六国扩大到九国，从而加强了抵制美帝和苏修的力量。在这期间，日本、加拿大等国的经济力量也有增长，因而也加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进行控制、干涉、威胁、剥削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
　　第二世界国家与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在货币领域里一直是十分尖锐的。从六十年代初期起，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美元危机的发展，法国不顾美国的重大压力，多次坚持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荷兰和比利时也跟着采取同样步骤。到了1971年8月美元危机又一次爆发时，英国也要求美国对英格兰银行持有的美元保证不受美元贬值的损失。美国在四面楚歌下，急忙抛出“新经济政策”，但并没有能够挽救局势。美元于1971年12月和1973年2月先后两次正式贬值，美元霸权终于一去不复返了。最近几年来，围绕着欧洲美元兑换黄金问题、黄金的地位问题、如何重建资本主义国际货币制度问题等，美帝与第二世界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继续不断发生争执。
　　在贸易领域里，第二世界国家、特别是西欧共同市场与美国最初在关税减让问题上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谈判，从六十年代后期起，又从关税减让问题发展到削减“非关税壁垒”问题。所以，在最近开始的所谓“东京回合”的谈判中美帝与第二世界各国的矛盾更为复杂化了。
　　①后来英国国内对于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有分歧的意见，经过1975年6月5日全国公民投票，结果大多数赞成英国继续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
　　在投资领域里，战后美国向英国、西欧六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的资本输出有了巨额增加。1969年起西欧已超过加拿大在美国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跃居首位。美国垄断资本向西欧大举渗透，对西欧各国经济的控制和干预，激起了西欧垄断资本的不满和抵抗。它们一方面在国内经济中关键部门限制美国投资，另一方面也大举向美国输出资本，1970年，西欧各国在美国的私人直接投资已达95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在西欧投资的39％。美国对日本和加拿大的大量投资，近年来也引起日本和加拿大政府日益加强的抵制。
　　面对着第二世界国家日益严重的挑战，日趋衰落的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收拾起自己在第二世界发号施令的赤裸裸霸主姿态，改以“联合行动”、发展“伙伴关系”为名，谋求保持自己对第二世界国家的控制。从五十年代末期起，它拉拢第二世界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成立一些国际组织和集团，如“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十国集团”、“国际能源机构”等，力图利用这些国际组织和集团来为美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但第二世界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越来越不愿意跟美帝国主义走了。许多国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美帝分道扬镳，纷纷在这些国际组织和集团活动中采取不同的立场、表示不同的意见。最近在石油问题上，法国与挪威更干脆不参加“国际能源机构”，有些西欧国家也已与第三世界的产油国直接订立了协定；在贸易问题上，1975年3月西欧共同市场已与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区共46个国家订立洛美协定等。这说明第二世界国家的反控制斗争正在日益加强，美帝在第二世界的地位正在日益削弱。
　　第三，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逐步瓦解，第三世界人民日益觉醒，第三世界各国反对美帝侵略、压迫、掠夺和转嫁危机的斗争蓬勃兴起，不断加强。
　　第三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美援”是美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转嫁危机的手段，是奴役、掠夺和控制受“援”国的工具，所以，不断地发动反对“美援”的斗争，如驱逐美国的“和平队”、举行反对所谓“争取进步联盟”的示威行动、反对美帝在“粮食用于和平”口号下的农产品倾销等。
　　亚非拉国家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扩大农业生产，利用本国资源，积极发展民族工业。为了铲除殖民主义势力，制止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垄断资本的渗透、控制和掠夺，捍卫本国自然资源、维护本国民族经济，亚非拉国家还对美资企业采取监督和限制、参股、赎买和国有化措施，因而大大地打击了美国垄断资本企业在第三世界的势力。
　　为了改变不等价交换关系，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从六十年代初开始，第三世界国家陆续成立了原料产品输出国组织。1973年以来，第三世界的石油输出国提高了石油价格，改变了长期以来石油价格被恣意压低的不合理状态，打破了帝帝国主义长期主宰国际经济的局面。1973年石油斗争的胜利更鼓舞了第三世界的其他原料生产国。1974年，又分别成立了铝土、香蕉、水银、油料、铁、肉类等原料或农产品生产国组织。这样，美帝国主义企图任意压低原料价格，通过加强不等价交换来转嫁危机，将会越来越困难。
　　亚非拉国家之间加强团结，开展互助合作，扩大相互贸易，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进一步加张了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联合力量。近年来，部分拉美国家成立的安第斯特约组织和加勒比共同体就是通过区域性的国际合作来发展贸易，在经济上互通有无，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的显著例子。还有如“非洲统一组织”(有40多个非洲国家参加)对于加强非洲国家间的团结，开展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联合行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展开维护领海权和海洋管辖范围、反对超级大国称霸海洋的斗争。这个斗争涉及海峡通行问题、浅海水域中捕鱼权问题、开发国际海底资源问题等。战后初期，拉丁美洲国家首先提出维护海洋权问题。1970年从9个拉美国家的“蒙得维的亚海洋法宣言”发展为14个拉美国家的“利马宣言”，标志着第三世界各国关于海洋法的联合行动有了进一步发展。1974年，在加拉加斯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又把第三世界国家反对美苏称霸海洋、侵犯各国海洋权益的斗争推进了一步。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同苏修的争霸斗争以及美国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矛盾都在不断加剧，从而使美帝国主义对外经济扩张和转嫁危机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我们知道，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长期以来是美帝对外经济扩张和转嫁危机的主要手段。随着美帝对外矛盾加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美国出口贸易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从1947年的32.5％下降到1972年的 13.6％，比战前1937年的14.2％还低，1974年更跌至13％。美国对外贸易长期以来有顺差，战后1947年顺差额达86.74亿美元的高峰，其后逐步下降，1971年出现了80多年来第一次逆差，1972年逆差额更大，1973年有小量顺差， 1974年又出现了逆差。美国对外贸易的相对衰落表明美国对外转嫁危机的余地越来越狭窄了。
　　美国对外投资情况与对外贸易情况表面上有所不同。战后美国资本输出急剧增加，对外投资总额(包括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由1946年的187亿美元增至1972年的1,800亿美元，计增加8倍多。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对外投资额约占资本主义世界对外投资总额的一半，大大超过战前的数字。美帝和苏修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剥削者。近年来，美国私人对外投资的利润收入已成为美国弥补国际收支逆差的一个重要来源，1970年这项汇回美国的投资利润收入达114.1亿美元。但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改善，而是意味着美国对外经济地位更加虚弱、更加不稳固，因为美帝通过资本输出对外国的压迫和剥削越是加重，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越是猛烈。近年来，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国跨国公司的斗争火焰已越烧越旺。美国垄断资本任意宰割第三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①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4—785页。
　　美国对外投资收入日益增加还说明美国已越来越变为一个“食利国”。列宁在论述二十世纪初英、法、德三国资本输出时曾指出：“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有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美国资本输出的大量增加无疑地加剧了美国经济固有的矛盾。在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下的国内某些经济部门由于过剩资本外流而长期得不到发展，这就加剧了美国国内经济的不平衡性。不仅如此，美国垄断资本在国外设厂制造的越来越多的产品反过来在国际市场上又日益与美国本国制造的同类产品发生竞争，造成了国外生产与国内生产的矛盾，对出口贸易带来了困难并使国内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所有这些都加深了美国国内经济中的矛盾。这说明美帝国主义为了转嫁国内生产过剩危机而采取的对外扩张的行径，到头来并没有缓和危机，而是加剧了美帝国主义经济中造成经济危机的因素，使危机必将以更严重、更深刻的形式不断地爆发出来。
　　“无可奈何花落去”。美帝国主义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继续加深必将使美帝国主义加速衰落下去。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而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战后美国经济危机之所以频繁爆发和日益加深，就是由于在垄断资本统治下美国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加剧的缘故。不推翻垄断资本的统治、不消灭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发展的结果，一方面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使生产和资本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一小撮垄断资本家、一小撮金融寡头的手里；另一方面又促使美国垄断资本统治集团大规模地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为“反危机 ”的措施，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合为一体的垄断资本主义。所以，战后美国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不断加强，越来越紧密地交错在一起，就意味着美国的资本主义垄断达到更高的程度，从而使美帝国主义国内外的一切矛盾更加激化。
　　陷入重重矛盾之中的美帝国主义必然要垂死挣扎，加紧对外侵略扩张，加紧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①在当前形势下，美帝国主义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争霸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斗争的范围遍及世界各地，争夺的重点在欧洲。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美苏两霸又加剧了争夺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争夺资本输出的斗争，它们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势必日趋尖锐，它们对第二世界的争夺也日趋激化，它们内部的阶级矛盾也有了新的发展。所以，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②现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已成为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它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所以，各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有所准备。毛主席早就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革命制止战争。”③毛主席还指出：“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什么别的结果。”④
　　①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0页。
　　②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578页。
　　③转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④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与美帝、苏修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处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到处都在胜利前进。解放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已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祖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我国国内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而不断提高。无论是在生产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两种社会制度都形成鲜明的对照。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当前，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同时，我们还要贯彻执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一定努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一、历次经济危机期间主要经济指标变动情况
　　　　1．工业生产总指数变动情况
　　　　2．工业生产分类指数下降情况
　　　　3．钢铁、汽车、建筑部门生产下降情况
　　　　4．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变动情况
　　二、联邦政府支出、收支差额、军费支出和军事订货
　　三、商品出口、进口和贸易差额
　　四、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流动负债和黄金储备

　　1．工业生产总指数变动情况①

　　注：
　　①本表所列美国战后历次经济危机开始和结束时间是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局1971年修订的工业生产指数（1967＝100，季节调整过的）确定的。以历次经济周期中指数最高点所在月份的下一月为危机开始月，指数最低点所在月份为危机结束月。历次危机阶段生产下降幅度是根据指数最高点和最低点计算的，以下各表均照此编制。
　　②第六次经济危机从1973年12月开始，到1975年4月，工业生产下降到最低点，5月起有微弱的回升，但有反复，这里估算至1975年4月止。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局，《工业生产》1971年版；《联邦储备公报》1973年、1974年、1975年10月。

　2．工业生产分组指数下降情况

　　注：
　　①联邦储备局按工业部门的分组指数分为制造业（又分为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两大类，两类之间再按部门分裂）、采矿业和公用事业；按产品完成程度的分组指数分为最终产品（又分为消费品和设备）、中间产品和原料。所谓中间产品是指工业部门以外生产用的产品。本表中只列出制造业（耐用品和非耐用品）、采矿业、消费品、设备和原料生产指数的变动情况。
　　②暂据《联邦储备公报》1975年10月号发表的最近工业生产指数计算。
　　资料来源：同表1。

3．钢铁、汽车、建筑部门生产下降情况

　　注：
　　①根据联邦储备局编制的钢铁生产指数（季节调整过的）计算。第一、第二次经济危机根据1957-59年＝100的指数。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危机根据1967年＝100的指数。
　　②根据联邦储备局编制的小汽车生产指数（1967年＝100，季节调整过的）计算。
　　③根据每个商务部编制的新开工私人住房建筑幢数（季节调整过的）计算。
　　④暂据《联邦储备公报》1975年10月，《商情摘要》1975年4月、9月发表的数字计算。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局，《工业生产，1957-59年基期》，《工业生产》1971年修订版；《联邦储备公报》1973年、1974年、1975年10月；《商情摘要》1975年，4月、9月。

　4．其它主要经济指标变动情况

　　续表

　　续表

　　注：
　　①按季节调整过的数字计算。
　　②固定资本投资包括厂房和生产设备投资，即国民生产总值中的非住宅固定投资。
　　③第一至第五次危机期间下降幅度是根据历次危机开始前一月与结束月的销货额计算的；第六次是1974年9月至1975年3月的下降幅度。
　　④指工商企业月底存货额对全月销货总额的比率。
　　⑤变动幅度是根据历次危机开始前一月和结束月的该指标的总指数（1967年＝100）计算的；第六次危机期间暂算至1975年4月。
　　⑥制造业工人可开支周工资指赡养三个家属的制造业生产工人交纳联邦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后的平均周工资。
　　⑦历次危机期间工人罢工情况分别是1949年、1954年、1957年、1960年、1970年和1974年的年度数字。
　　⑧各项指标的变动幅度暂根据1975年9月以前的资料计算，仅供参考。

　　资料来源：《商业统计》1963年，《现代商业概览》、《联邦储备公报》、《每月劳工评论》、《就业与收入》、《商情摘要》、《基本经济统计手册》有关各期。

二、联邦政府支出、收支差额、军费支出和军事订货
　单位：亿美元

　　注：
　　①联邦政府支出和收支差额：1946年度至1953年度按现金预算，1954年度及以后按统一预算。1946年度至1967年度还按行政预算的统计数字，本表未选录。
　　②军费开支包括国防费用和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费用，即一般所指的直接军费支出。
　　③指国防部与初级承包商签订的军事采购合同额（不包括在国外生产的）。

　　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1961年版，《总统经济报告》1972年，《财政公报》1974年、1975年，《商情摘要》1974年、1975年。

三、商品出口、进口和贸易差额
　　单位：亿美元

　　注：
　　①包括再出口，1950年起不包括国防部军事赠与的出口。
　　②总进口，包括直接消费的进口加上运入保税仓库的货物。

　　资料来源：《商业统计》1967年，《商情摘要》1975年1月；《联邦储备公报》1975年10月。

四、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流动负债和黄金储备
　　单位：亿美元

　　注：
　　①1947-1959年是清偿差额，1960-1974年是净清偿差额。
　　②黄金储备是按当年年底黄金对美元的“官价”计算的，1947年-1970年按每盎司35美元计算，1971年、1972年按每盎司38美元计算，1973年以后按每盎司42.22美元计算。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统计》1972年增刊、1975年4月，《现代商业概览》1971年，1975年6月《商情摘要》1974年、1975年9月；《联邦储备公报》197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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