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的“反复”与季羡林的“反复”——谈当代知识分子的“自由”座标
一个是当代士林的圣贤，一个屈服于“专制”的贰臣，怎么好相提并论？
在下是读了《中华读书报》宏文《反复：舒芜的路》后产生的一点联想，具有可比性，并无轩轾厚薄之意。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乃是建国后第一大冤案，此案的定性，触发点的关节点，就是舒芜。在许多人看来，毛泽东不过是“专制暴君”，周扬因为后来“反复”得好，可以“为贤者讳”，而舒芜，则是罪不容赦的叛徒和小人。我熟悉的一位胡案受害者，学问和人品令人尊敬，对时下的文化现状也时发激烈抨击之音，但就是“不能原谅舒芜”，可见政治定势之强固。
《反复：舒芜的路》对舒芜不局限于“道德批判”，而偏重于探究促使舒芜“反复”的社会原因。文章对“在现代文学史上活跃的、重要的、成就较大的作家，仍以左翼占着明显优势”，对胡风文艺观异于《讲话》，对舒芜建国后早与胡风渐行渐远，叙述还都客观，其基本立场属于流行霸权话语，是针对“思想改造”和“专制主义”的。
“凡是进入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做过舒芜所做的功课。一小部分人，是在延安先期做过；大多数人则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反胡风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等接踵而至的运动中走过这种道路。关于这些运动，以及当中发生的人和事，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定了解（虽然很不够）。但是，在表现于外部的遭遇以外，人们心灵上的遭遇，特别是如何从思想上去适应外部的变化，或者在这适应过程中自己如何应对、处理和了断，以我的印象，很少见到系统的反思。这方面，《后序》似尚为仅见。”
“我于《后序》看到了两点，一曰“剖白”，一曰“解剖”。前者，心意可解，但为我所不取；后者，我觉得是舒芜的一个贡献。”
“舒芜就是一个受“五四精神”感召，去实行精神探索的知识分子个例。但是我们看他走过的曲折道路，看他如何为激情支配、未经理性澄清即着手似是而非的思想活动，最后又看到他一旦面对巨大现实权威，忧祸惧难，矫志伪心，金蝉脱壳……这好像是个人品格问题，但在深处，难道不是我们文化传统的缺陷与不足所致吗？而且，他这例子，也恰恰令人震惊于，一个自视为坚信“五四精神”的人，如果衡以“科学”和“民主”意识，只堪言得其皮毛。姑且只说“科学”，真正的科学精神是什么？客观、理性、逻辑、唯实、独立；知一分事，说一分话，增则肥，减则瘦……科学的这些基本立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能从内心遵守、何时何地都不弃不离的，迄今依然寥寥。”
“反复”——主观也吧，客观也好，总之，舒芜是“专制主义”酿出的悲剧。这已经是悲天悯人宽大为怀了。
“专制主义”终结之后，为主流话语颂扬不尽，成为士林风范的巴金和季羡林两位大师，何尝不也是一种“反复”——亦不过内容与方向相反耳。
进入新中国，季先生一直“与时俱进”，不光加入中共，而且文革中也参加造反，1976年也曾写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的白纸黑字，批判“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攻击”的“奇谈怪论”，称颂“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
23年后，对同一话题，他却发出如下的议论：
我现在谈一谈我的情况和大陆方面的情况。我同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进步。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大有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点忘乎所以了。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决无半点勉强。对自己则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原来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虽有缺点，并无罪恶；但是，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的阶层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你们知识分子身躯脏，思想臭！”西方人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为真理。”此话就应在我们身上，积久而成为一种“原罪”感，怎样改造也没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两涘渚岸之间，不辨牛马”。然而涅槃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是膜拜不息。通过无数次的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了。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点缝，“觉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离开鲁迅在《过客》一文讲到的长满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远了。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季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他晚年之所以不世而出，说白了还是因为政治——“觉今是而昨非”是关键，他是颠覆专制主义需要的一面旗帜。与巴金一样。
“舒芜所完完整整展示的自己的转变过程，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方面，到目前为止，都还是独一无二的证词。” “这个打通思想的方式，带着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性质。他不是穷尽、反思问题本身的正谬，求理性的确认，而是承认现实，以现实明摆着的什么是最高权威来裁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他当年朦朦胧胧想到的“政治标准高于一切、以政治标准裁定和衡量思想、文化、哲学上一切是非和价值”。这样做，已经放弃了思想者的立场，但利益则是使自己从险境中抽身。”
较之舒芜，季老和巴老，难道是不见“功利”、只见“灵魂”真诚和“自由”复归的圣者吗？
探究个案，新中国30年，从张贤亮到章罗，他们的坎坷遭际，无不“并不如烟”，可以令人叹息乃至扼腕。但是，如果宏观地、历史地扫描再稍加思索一下，那感受与结论，往往就是另一回事了。
救亡图存独立解放年代，是“过激主义”一步步领着时代风骚，向左是知识阶层的主流，这个时代是以毛泽东的名字为标志的。毛泽东身后，进入“社会主义历史终结”年代，一声“批判专制”的口令，知识分子的庞大队伍集体向后转，以远比当年“救亡”更快的速度一往之前，后队变前队，左中右的序列相反，是非美丑的标准颠倒过来了。不甘于按部就班，正如社会上争想“先富”一样，知识阶层中争诉牛棚和竞相忏悔成为风气，这是他们跟上时代与时俱进的基本方式。不是个案，不是个别国家，不是谁人“专制”的个人罪孽，它是一个“全球化”的历史现象——凡是奴隶造反成功的国度，无不是 “专制主义”，“文化专制”，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则索尔仁尼琴的辉煌，诺贝尔奖的靠近，“历史终结”的名声和荣耀，不二法门就在这里。
过去是杨白劳扬眉吐气年代，现在是喜儿该嫁黄世仁年代。
过去时劳工神圣，现在资本是先进文化。
凡是归附前一个年代的，都是“专制主义”下自觉不自觉的悲剧人物，用胡风的话，叫“精神奴役的创伤”。
凡是迷途知返“觉今是而昨非”的，都是回归了“心灵的自由”。
也是“两个凡是”——这就是他们审视知识分子心灵自由的霸权坐标。
看清这一点，才有真正的“心灵自由”，否则，依然会受“心灵煎熬”。
“自由知识分子”难道真的是“心灵自由”不见“功利考虑”？
摆脱了“政治”的知识界，他们不光迅速改换门庭依附新皮，其头面人物，更是赤裸裸地帖上了资本家的钱袋，成为独立董事或洋奴买办。“我被准确地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当兵要当美国兵”，“做一夜美国人”“信守不平等条约”等等，都是“心灵自由”的先驱。
主流经济学家的灵魂，早已透明。这里再介绍一个亚主流经济学家的高论。
也是《中华读书报》09。11。11整版刊出一篇专访宏文，题目就十分抢眼：《金融指向的是每个人的幸福与自由》。专访介绍的是《金融的逻辑》一书，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的某先生。
其精彩观点撮要如下：
陈志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西方国家的兴起并不是因为它们从拉美掠夺了太多的银子；负债型国家更容易培育出民主、自由和长期的繁荣，政府富有的国家往往压制民主和法制，不利于长期的繁荣；次贷危机并没有导致美国式金融经济的全面崩盘，中国应汲取其教训，但不可因噎废食地停止金融创新.
我是如此喜欢他的金融定义：“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这甚至像一首优美的现代诗歌。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金融得以自由发展，仿佛一个个具体的人从此挣脱羁绊，在这个世界上自由行走。或者可以这样说，每个人都渴望自由，而现代金融则是我们寻找自由的方法。
进入近代史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国家命题上，这必然忽略了个人价值的寻找。你知道的，为了国家，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个人可以被牺牲掉。所有的强国运动，成为我们的终极关怀，而个人仅仅是工具，是螺丝钉。
事实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强调一个常识：市场经济真正的价值，不仅仅是它可以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把人解放出来。只要每个中国人得到了解放，中国必然因为人的解放得到强盛，而且这种性质的国家强盛，才是最为本质的强盛。
前几天我在演讲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的一8名记者问我，你鼓励年轻人借贷消费，把未来的钱借到今天来花，这样会不会让太多的银行承受太多的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增加了。我回答他说，没有必要让每一个人都要像总理一样思考问题。金融借贷，本身是一种博弈。对个人来说，你能够借到钱，你就赢了一半。银行既然愿意把钱借给你，他有问题是他的问题，个人没有必要把整个银行的事情都扛在自己肩上。
在举世为由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所困扰的时候，连资产阶级世界都普遍质疑新自由主义之际， “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居然有勇气发出“金融指向的是每个人的幸福与自由”的高论，主流大报居然拿出整版为之鼓吹——这就是中国“自由知识界”的“心灵自由”！
时下的“心灵自由”，已经是赤裸裸的高额车马费和基金美元。
话还回到舒芜。为强调“心灵自由”，《反复》文多剖析舒芜“反复”中迫于形势的“功利”考虑。难道当年舒芜和胡风推出《论主观》就不 “功利”？
1943年《新华日报》和《群众》相继发表陈家康和乔冠华的一些文章，在延安整风中受到质疑和批评，《论主观》本是舒芜和胡风为声援这些文章而策划的。因为受到中宣部和南方局的关注，舒胡也颇为踌躇。
舒芜引用了自己3月19日给胡风的复信说道：
陈君的回去，是奉到十二金牌了吧?想必要“面圣朝天”，集体的“奉旨申斥”或亦不可免，甚至像他自己所不幸而言中的“发遣伊犁为民”亦很可能；只是，我希望没有精神上的“风波亭”!
我现在，头脑里像是充满了血，看不清自己所写的字。不是愤怒，也不是悲哀，更不是立下什么伟大的决心。是昏然，昏然，绝对的昏然。感想很奇怪：起初看到时觉得出乎意外，后又觉得是必然的，后又在“觉得是必然的”的基础上觉得出于意外，后又在这种“觉得出乎意外”的基础上觉得是必然的，后又……终于就弄成了这样充满了兴奋的昏然，和充满了昏然的兴奋了。
不为陈君而昏，不为十二金牌而昏，也不为可能的“风波亭”而昏，只是为你信中所说的那个“太平天下”而昏。在昏昏之中，不知自己是站在那“太平”的“平”之上呢?还是埋在“平”之下呢?是被埋在那“平”之下的话，将能冲出来呢?还是永被埋着呢?但看现在的昏然，恐怕就是永将被埋着的征兆。于是，我更觉昏然的兴奋，益更觉兴奋的昏然……
“一开始就是反动的”的基督教，教人要“忍受”，然后才可以“进天国”。先前，还在作“遗少”时，就不大相信这个话的，后来“转入”进步阵营，自然更不相信这个话。但现在怎样呢?我将相信它么?不相信它么?为了“进天国”而“忍受”，是不是必要的呢?请你告诉我，如果是必要的，是不是就等于永被埋住呢?并且，是不是就等于永远看风转舵，以得永远的优胜，终于做成“导师”“权威”之类呢?也请告诉我!
上回听你说，一切文件已送过去“进呈御览”，那么，究竟“圣意如何”?这回的十二金牌，是出自圣意的么?
这封信的格调很典型，胡风舒芜他们之间议论党内的人和事，态度大率如此，以毛泽东的政治敏锐，当年的判断决非事出无因。“反革命集团”可以平反，但不等于一切都可以颠倒过来。其实，对于右翼来说，胡风也不过是一块打人的石头，借以颠覆“专制主义”罢了，胡风的文艺观就不是他们要肯定的东西，他们要的是胡适和张爱玲。
陈乔文章案，亦不过共产党内的正常批评与自我批评耳，丝毫未影响他们日后的使用，陈家康是中国的首任驻埃及大使，乔冠华更是毛泽东欣赏的国内外驰名的外交家。不带偏见地看，胡舒二位的的心里未免有点阴暗。他们在“遭迫害”之前，心灵并不自由，瞻前顾后，是“戚戚”而非“荡荡”，十分“功利”。
新时期，学界有人将当年陈乔和胡绳等人发表的这几篇文章，提升为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且痛惜该运动的不幸夭折。这一切，放到历史的座标中稍加审视，是非不辩自明。
知识分子的“自由”座标，也该受到质疑了。
（0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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