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与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
北京大学历史系 张静
2009年12月25日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新闻
［摘 要］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原子弹是纸老虎”到20世纪50年代对“蘑菇云”的追逐，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态度的变化只发生在战术方面，而战略上的积极防御以及在国家安全诉求之外 对民族复兴、外交独立、国际认可和尊重、追赶先进、实现现代化等多方面的诉求，才是这一过程 中不变的主旋律，同时也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根本动因。从追逐“蘑菇云”的“革命国家”到积 极参与防止核扩散的负责任大国，核武器对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关键词］ 原子弹 核战略 中国外交
从中国应对核威胁、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对苏联对华核技术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过程 等问题的论述颇丰，毋庸赘述。本文依据公开出版物及中国外交部新近解密档案，从中国领导人的哲学观念、民族诉求分析其核武器战略思想中的“变”与“不变”，探讨“积极防御”战略背后对核武器政治意义的思考，反思核武器对中国60年代后半期外交与改革开放的不同 影响和中国由追逐“蘑菇云”的“革命国家”发展为积极参与防止核扩散的负责任大国的历史过程，并探讨新中国60年来核武器发展的意义。
一、从藐视“纸老虎”到追逐“蘑菇云”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13日，针对党内可能 产生的对原子弹的畏惧以及对战后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悲观情绪，毛泽东指出原子弹不 能解决战争，“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1］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就否定了“唯武器论”。他强调:“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 要人去掌握的。”［2］所以，战争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等条件，还在于“自觉的能动性”［2］（p.305），对人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成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理论基础。批判“唯武器论”、强调人民战争和重视人的力量，是理解毛泽东提出 “原子弹是纸老虎”这一著名论断的基础。毛泽东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 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1］（pp.386～387）除了哲学思想上的渊源，这种对原子弹的藐视姿态也是1945年内战前夕中国领导人的现实需要。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想把我们吞掉”的内战阴云一直笼 罩在中共领导人心头。尽管中共有一百万左右的军队、许多根据地和占全国1/5的人口，但都很分散，也没有外部援助;而蒋介石有四百多万军队和美国的外援。 ［3］ 面对如此局面，部分干 部还有恐美心理，怕原子弹，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怕国民党失败后美国直接出兵［4］也对毛泽 东所讲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产生怀疑，认为如果美国出兵，我们非败不可。 ［5］
针对军队内部漫布的悲观和恐惧情绪，“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宣传路线成为鼓舞士气、激扬斗志的战略手段。陈毅号召要增强胜利的信心，因为“美国的原子弹只能吓唬神经衰弱的人，没有一种武器没有御防方法”。 ［6］周恩来指出:“我们要看世界大势，要分析，不要一提 到美国就给吓住了。美国不可能用原子弹来对付农民战争。”［7］对原子弹的战略“藐视”帮助 中国领导人在解放战争期间振奋了军心、鼓舞了士气。
毛泽东对“唯武器论”的批评、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以及对人民战争的依靠，长远地影响了中国领导人，成为他们对于核武器观念的思想基础。1962年周恩来接见以武元甲为首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代表团，谈及武器问题时说:“从整个世界来看，帝国主义的 武器占优势;但使用武器的是人，人是主要因素……指导人与武器的是战略思想……正确的观点是以人为主，以武器为辅，人是战争的最后决定因素。如果以武器为主，这是错误的。” ［8］
既然原子弹是“纸老虎”，那么中国为何还要去造呢?
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在重申“纸老虎”论的同时也提出，在战略上我们要藐 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 误。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9］ 正如毛泽东回忆1950年初访问莫斯科期间观看苏联原子弹试验纪录片的感受时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10］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结束，中国领导人逐渐加强了对核武器的重视。
朝鲜战争中，在狭长的地带上，美军动用了除原子弹外几乎全部近代化的武装，包括最新式的飞机、大炮、坦克乃至细菌武器。 ［8］（p.297）此外，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以核武器为依托的 “大规模报复”政策和核威胁。 ［11］尽管这并没有吓倒中国领导人，然而来自朝鲜战场的情报却 使中国军队领导人不得不准备应对美国可能会进行的战术性质原子武器的试验。 ［12］ 朝鲜战争的 经历使新中国领导人对发展核武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深感中国迫切需要实 现国防科技现代化和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11］（p.9）正如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是一句古训。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经常引起我们不安的是，在军 事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当时的敌人。如何逐步改变这种状况，这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 ［13］
新中国落后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始终牵动着毛泽东的心绪。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 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他们说‘你有几颗原子弹?'” ［9］（p.359） 针对朝鲜战场上国防设备的落后，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建设强大的陆军、海军、空军，制造自己的飞机、坦克、大 炮、拖拉机。 ［9］（pp.359～360）
1954年严峻的周边环境为中国发展核武器提供了契机。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苏联决定通过向中国派遣军事专家、提供火炮、枪支及其他武器以加强苏联自身的安全。［11］（p.26）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团参加中国国庆五周年庆典，在中苏两国政府进行高级会谈时，中方提出原子能事业援助的问题。同月，毛泽东还得知在广西省富钟县发现了铀矿。 ［14］苏联的援助和铀矿的发现给了毛泽东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极大信心和鼓励。1955年1月15日，正当人民解放军对大陈岛、一江山岛及附近海域国民党军队进行轰击之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等科学家关于原子能的汇报，做出了创建原子能事业的战 略决策。 ［15］1月17日，苏联部长会议发表声明，宣布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等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帮助。 ［16］从此，中国踏上了追赶“蘑菇云”之旅。
加强人民群众对核武器的重视以及调整国家建设计划以统筹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资源，是中国发展原子弹进程中的重要问题。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声明。周恩来首先指出在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 用于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他指出:“原子武器的力量到底怎么样?有许多人 不清楚。因此，在世界上就产生了两种态度:一种是漠视，一种是恐怖。我们中国人民，觉得 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是藐视的。漠视不对”。他提出要对人民进行教育，一方面要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另一方面我们要掌握原子能。 ［8］（pp.357～359）
核武器和原子能的教育首先在军队中展开。叶剑英在各种会议上讲述核武器的威力、战备等问题，反复强调军队应该在原子时代的条件下训练，要求全军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加强训练。［17］对人民的核武器和核能教育涉及各个领域。1956年3月，在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 会议期间，刘少奇对作协负责人谈及作家的修养问题时提出，原子能时代中国的作家如果要成 为一个好的专业作家，应当懂得包括原子弹在内的自然科学等知识。 ［18］
制造原子弹的最大困难在于资金和技术的短缺。面对有限的资源，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 通过精简机构、减少军政费用，要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优先发展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等尖端国防技术。［19］
1956年9月，中共八大确定了把 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经济建设方针，要求在三个五年计划 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能够制造包括像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在内 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的工业体系。 ［20］ 由此，发展原子弹、导弹成为国策。
二、中国核战略再探讨
1963年中国原子弹试验进入最后攻坚阶段，国际社会议论纷纷。聂荣臻对军工领导干部 们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天天在猜我们‘两弹'什么时候出来。他们最害怕中国人民拥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国人民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向世界人民的讹诈就彻底地全部破产了 ……（他们）认为中国有原子武器，对他们的实力政策、威慑力量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12］（p.498） 核试验成功后，叶剑英强调:“我们手里有了核武器，首先作为一种政治武器， 用来打破敌人的核垄断、核讹诈，用来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作为一种军事武器来说，我国政府已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有多少原子弹，在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我们不靠原子弹来解决战争问题，也不靠原子弹解决战役、战斗问题。” ［17］（p.614） 理解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政治意义而非军事意义的重视，要从革命时期形成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中国领导人从社会制度上对自我认知两个方面来看。
“积极防御”从战略上而言是防御，但从战役、战术上来讲却是积极组织进攻，所谓“防御是最好的进攻，进攻是最好的防御”。 ［21］然而，防御并不等于没有强大的武装。正如叶剑英所说，有没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可携带原子弹的飞机、人造卫星等这些武器，在相当 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和平能维持到什么程度。这些武器的存在特别是人造卫星的出现，“帝国主 义就是另外一个态度，对战争又有另一种看法”，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军事科学、必须加强武装。然而，“无论我们的武装力量如何强大，我们的军事科学如何发展，可是我们在战略上还是要坚持防御”。［17］（pp.351～352）
以加强自我武装力量实现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实践上来源于革命经验，从观念层次上则源于 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性质、国家资源等的认知以及同帝国主义的对比。当时，中国是拥有6.4亿人口的大国，但在世界上仍然落后;中国要变得强大还需要时间，即使将来变 强大了，仍然是一个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拥有各种资源的天府之国，不需要 扩张或侵略夺取人家的资源，这是我们的国家制度所决定的。但是，帝国主义还存在，它要侵 略中国，因此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坚持“积极防御”战略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22］
1965年1月，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谈及美国驻南越大使、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 的书《不定音的号角》时说:泰勒的意思是不大赞成核武器的。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没用过，在中国解放战争没用过，他怀疑以后的战争能否用这种东西制胜。当斯诺问他是否仍然认为原 子弹是纸老虎时，毛泽东轻松地说:“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 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它没有了嘛!”即便在中国拥有原子弹以后，毛泽东仍认为原子战争并不是件好事。他说:“根本不要打原子战争，要打就用常规武器打。” ［23］在毛泽东看来，原子弹的战略价值远远大于战术价值:“我们也不希望自己有那么多原子弹，要那么多干什么?稍微有一点也好，做些科学试验。” ［23］摆脱落后是推动中国追赶拥有原子弹的先进国家的动力。追赶先进国家，首先要缩小中国同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差距，而“两弹一星”是赶上先进水平的排头兵。 ［24］
其实，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日益紧张，中国追赶先进的道路并不平坦。1960年1月19 日，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签署了《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这是“日本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准 备新的侵略和战争，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步骤”。［25］就在中国周边环境日益 紧张之时，同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 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带走重要图纸资料，中止了对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材料的供应。［24］（p.1573）
面对困难局面，科研干部对国防尖端项目究竟是“上马”还是“下马”形成了尖锐的争论。以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坚定认为，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不只是为了“摆脱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 局面……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手段”，还因为“‘两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坚持搞‘两弹'，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科学技术向前发展。”毛泽东和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同意上述“攻坚”意见，这给在原子弹研究一线工作的领导们以极大鼓舞。［13］（pp.809～811）
随后，核试验的成功增强了中国领导人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心。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将“四个现代化”作为今后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在鼓励人民打破常规、实行技术革命时，他反问道:“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 我们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做到呢?” ［20］（p.441）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发展核武器可以带动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现代化的建设，不 再被人看不起。1964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古巴党政代表团时说:“我们还是不发达的国家。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欺侮你们，也欺侮我们。”［26］ 近一年之后，他又对印尼代表团说:“（新中国）比较旧中国有一点进步。但是，比较世界上经济先进的国家，那就很落后。美国 是看不起我们的，英国是看不起我们的。法国、联邦德国、日本、苏联这些国家它们都看不起 我们。这个看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它们的东西多，技术先进。譬如原子弹嘛，美国、苏联就多得很。如果要甩，那就不晓得要死多少人。因此，他们欺负我们，也欺负你们。”［27］此外，迫使中国日益认识到核武器必要性的深层动机，还有来自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在维护安全以外的 另一个基本诉求:外交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尊重和平等地位。
早在1960年12月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联邦德国议员施万就写信给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考虑利用“西方领袖国家中还看不出美国将要采取什么政治路线”时，通过放弃爆炸原子武器来申明在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决定权。 ［28］而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发展 原子弹、导弹等先进军事技术有助于重振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因此上述建议自然被中国 婉拒。通过拥有核武器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领导人的共同期许。在1958年6月21日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 导弹”，因为虽然它们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9］（p.374）1965年4月，陈毅在视察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子弹、导弹发射基地时说:“你们赶快把‘两弹'搞出来，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硬了。”［29］不仅不能放弃爆炸原子弹，而且还要同那些想要遏制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国际行为作斗争。1963年7月2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署《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 器试验条约》。周恩来指出:“三国条约的基础是错误的……是把既成事实摆在人家面前，强迫人家签字。在国际关系上是不平等的，这是强权政治，不是国际平等。”这个条约的目的，“就是要束缚社会主义国家的手足，束缚民族独立国家的手足，而允许美国试验和扩散”。 ［8］（p.496）
如果说追赶最先进、“腰杆子硬起来”、不再“被人欺负”等话语，反映了一个新生民族 国家在国际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追求的摆脱贫穷落后面貌、赢得国际尊重并维护国家安全等基本目标的话，那就不难理解在中外事务对比及中国领导人对这种对比的认知同国家建设的互动:“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记忆、中国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形象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形象对比都掺杂在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目标设定、计划实施和民众动员之中;核武器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中国对待外交事务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仅仅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还有革命领袖的革命理想和情怀，有中国作为新生民主国家得到国际社会认可、获得平等地位 的外交需求和追赶先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愿望。
三、核武器与6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外交事务
中国核试验的成功对国际社会造成不小的震撼。他们一度认为中国核爆炸将打破国际均 势、过去依靠苏联的许多非洲国家将会更多向中国靠拢，［30］ 中国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亚非“推进革命”，［31］中国将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要求取得对第三世界的领导权 ［32］。此外，中国原 子弹的爆炸引起了印度的紧张，向美、英、苏三国寻求核保护，增加了巴基斯坦对地区局势的 忧虑。 ［33］
与此同时，美国积极筹建旨在遏制中国的地区性联盟，并且分别同英国、苏联两国酝酿包 括地下试验在内的全面禁试条约和限制核试验谈判以阻止中国进一步发展核打击力量。［34］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更加强调核武器作为后备的积极防御战略。中国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在接见古巴党政代表团时说:“我们要准备美国人可能发动战争……所以需要加 强国防。我们一方面搞国防现代化，包括搞一点原子弹，这是为了起制约作用，使帝国主义不 敢轻举妄动，长各国革命人民的志气。”［35］1964年11月底，叶剑英同全军高级将领谈国际局 势问题:“核武器不可能解决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侵略本性。帝国主义并不会因为我们有了原子武器就从台湾撤走，从南朝鲜撤走，从南越撤走，从日本撤走。相反，他们丝毫没有放松侵略活动……我们原子弹爆炸并不意味着我国周围 的形势缓和了，太平无事了。”［17］（p.613）从现有材料来看，核爆炸并没有使中国外交政策立时发 生改变。陈毅向中外记者表示，“中国并不根据有没有原子弹来决定外交政策。中国的核武器 只用于防御。” ［29］（p.1124）
针对1963年七八月间苏、美、英三国签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中国政府曾提出全世界所有有核和无核国家都彻底、全面、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36］核试验成功后，周恩来在致世界各国首脑的电报中再次提出这一建议，他指出，既然核武器威胁着世界人民的安全，应该让所有的国家参加，而且应该不分大国、小国都有权发表意见。同时要使拥有 核武器的国家受到限制，保证不使用核武器，然后才能达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的。 ［8］（pp.494～495） 中国坚持主张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并不仅仅针对裁军和核禁试问题，也 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紧密相连。周恩来曾对英国贸易大臣贾埃说:“有人会说， 为什么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不可以在联合国讨论，而要另外召开会议?阁下懂得，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被剥夺了，而且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 了，也还有一些国家一时不能被联合国接纳。” ［8］（p.495）
随着中国核试验的成功和常规军事力量的壮大，美苏等大国再也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亚非国家和英、法的舆论都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原子大国，不能再被忽视，联合国没有中国参加、禁止核武器的努力没有中国的合作不可能起作用。联合国再不接纳中国是没有道理的。［37］
中国核试验成功后，国际上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呼声越来越高。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向斯诺表达了中国对加入联合国问题的立场。他说:“美国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中国没有进入联合国，不是也很好吗?”他问斯诺:“如果联合国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中国进入联合国怎么办，找个什么理由不进去?”斯诺说:“能不能说中国不想进入联合国?”毛泽东回答:“不能。联合国三分之二要我们进去，我们不进去，不是 要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了吗?要联合国撤销中国是侵略者的诬蔑，同时要通过美国是侵略者， 你看这个理由行吗?中国作为一个侵略国家怎么能进联合国?说美国是侵略者，它不会同意 的。现在，我们不想进去，美国不愿意我们进去。” ［23］（pp.19～20）
9月29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陈毅对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明确表示:“如果本届联大出现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情况，问 题也没有解决，联合国必须进行彻底的改组和改造。联合国还必须取消谴责中朝是侵略者的决议，并通过决议谴责美国是侵略者;由全世界大小国家重新审定联合国宪章;所有独立国家都 应包括在联合国，帝国主义傀儡都要驱逐出去。” ［29］（p.1124） 中国原子弹的爆炸，增强了中国在国 际舞台上坚持自己原则和意见的实力。
四、核武器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同法国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会谈。马尔罗问道:“现在我提一个问题:中国再一次要把自己变成为伟大的中国。几世纪前，中国从技术上来说是强国，如有丝、绸，后来欧洲变成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有武器、军火，现在中国也有了武器、军火，又 要成为强国了。当然中国不需要成为欧洲式的强国。中国要成为中国式的中国，不知需要什么 东西?”毛泽东回答:“需要时间。至少需要几十年。我们还需要朋友。” ［3］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并做出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的签署。
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历程，核武器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意义是什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安全问题始终困扰着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使国防现代化始终占 据首要位置。1985年，鉴于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对此做出了调整。 他说:“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 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 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38］反思新中国60年所取得的成就，对比1956年面对国家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矛盾所做出的安 排，不能不说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核实力给 中国带来的安全保证和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自信心。
正是在自身国防军事力量不断壮大和国际地位逐渐上升的同时，中国发展为一个积极参与 国际多边合作的负责任大国。尤其在防止核扩散和全面禁止核武器问题上，中国于1984年加 入国际原子能机构，1992年3月9日递交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书》、承诺履行防止核武器 扩散的义务并且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扩散核武器，1994年1月正式向其他四个核武 器国家提出《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草案）》，1999年完成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 政府审议程序并将条约提交给全国人大审查。截至2005年，中国是唯一对联大“建立一个无 核武器世界:需要一项新议程”、“核裁军”、“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和“国际法院对使用核 武器的咨询意见”、“无核安保决议”等重要核裁军决议投赞成票的核武器国家。［39］
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提升了中国领导人对于自身国防安全的信心。面对国内经济建设 的需要，1985年，中共中央果断做出裁军一百万的决定，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邓小平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 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因此，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 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外交上强调“我们中国不打 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 ［38］（pp.126～128）
1988年10月，邓小平谈中国在60年代发展原子弹、氢弹和卫星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 时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 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38］（p.279） 邓小平将核武器作为体现民族能力和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体 现了中国从蔑视“纸老虎”到追逐“蘑菇云”，再到倡导核不扩散、核禁试和核裁军的负责任 大国这一转变中的“变”与“不变”。变化的是国际形势和对国际形势的认知与战术。60年来，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的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对武器与人辩证关 系的理解、对人民战争的信赖以及对“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方针的遵循， 都使得这种变化只发生在战术层面。不变的是除了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诉求之外，还有对民族复兴、外交独立、国际认可和尊重、追赶先进、实现现代化的多种诉求。由此可以理解，中国领导人为何强调原子弹的政治意义而非军事意义，为何在成为核大国后又积极参与到防止核扩散和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合作中来。
［参引文献］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3］《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接见法国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谈中法关系及中国国内形势等问题》，外交 部档案110-02029-08。
［4］《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页。
［5］《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
［6］《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71页。
［7］《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0页。
［8］《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8～439页。
［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72页。
［10］《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11］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6～19.
［12］《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
［13］《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86页。
［14］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党组:《周恩来与中国核工业》，《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15］《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16］《人民日报》1955年1月18日，第1版。
［17］《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344～345、491～493页。
［18］《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1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65～366页;《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页。
［20］《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2页。
［21］《周恩来总理同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外交部档案109-03909-06。
［22］《叶剑英军事文选》，第350～351页;《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497页。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年第5期
［23］《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作家斯诺谈话记录》，外交部档案106-01265-06。
［24］《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9页。
［25］《我国外交部关于日本美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的声明及蒙古、捷克、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收到我声明的 复照》，外交部档案 105-00435-01（1）。
［26］《毛泽东主席接见古巴访华军事人员谈话记录》，外交部档案 111-00632-03。
［27］《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接见印尼代表团谈话记录（谈原子弹问题、反对帝国主义问题、新兴力量会 议问题）》，外交部档案 105-01917-02。
［28］《西德议员施万来信谈我将试验原子弹事》，外交部档案 110-01406-01。
［29］《陈毅年谱》下，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5页。
［30］《巴基斯坦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反应》，外交部档案 105-01254-04;《法国对我爆炸原子弹的反应（我 驻法国、捷克、加纳、坦桑尼亚、印尼、罗马尼亚使馆报回有关电）》，外交部档案 110-01756-01。
［31］《英国对我爆炸原子弹的反映（我驻英国代办处报回有关电）》，外交部档案 110-01697-05。
［32］《法国对我爆炸原子弹的反应（我驻法国、捷克、加纳、坦桑尼亚、印尼、罗马尼亚使馆报回有关 电）》，外交部档案 110-01756-01。
［33］《周恩来总理致函印度总理夏斯特里阐明我对核武器问题的立场和建议》，外交部档案 105-01262-01; 《巴基斯坦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反应》，外交部档案 105-01254-04;《英国对我爆炸原子弹的反映（我 驻英国代办处报回有关电）》，外交部档案 110-01697-05。
［34］《美国部分媒体对我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反应》，外交部档案113-00398-01。
［35］《古巴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主席及邓小平总书记接见谈话摘要告驻古巴使馆》，外交部档案 111- 00531-03。
［36］《人民日报》1963年7月31日，第1版。
［37］《巴基斯坦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反应》，外交部档案 105-01254-04;《法国对我爆炸原子弹的反应（我 驻法国、捷克、加纳、坦桑尼亚、印尼、罗马尼亚使馆报回有关电）》，外交部档案 110-01756-01; 《英国对我爆炸原子弹的反映（我驻英国代办处报回有关电）》，外交部档案 110-01697-05。
［3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129页。
［39］《中国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情况的国家报告》，http://www.china-un.org/chn/zgylhg/cjyjk/npt/t1962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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