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客自远方来
18年前，他走进山里去领导土地革命，被官方骂作“土匪”;如今他作为一个强大政党的领袖走出山来.官方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以礼相待。
毛泽东为和平、民主与团结而来。
1945年8月28日下午3点半，重庆九龙坡机场响起了喇叭信号声，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和民主党派的领袖与社会名流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都走出了休息室，站在秋老虎的烈日下，有的人手搭凉棚仰望蓝天。
草绿色的双引擎飞机出现在机场上空。
人群中的两位中国女记者不约而同地感到遗憾:这样一件关系着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头等大事、喜事，却没有鲜花和乐队。出场的官方人士寥寥无几，中国记者还不及外国记者多。
飞机停定，舱门打开了，在掌声中第一个露面的是大家熟识的周恩来，他往下看了看，转身消失了。当毛泽东、张治中、赫尔利一齐出现在机舱门口时，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
毛泽东，戴一顶灰色盔式帽，笑容可掬地向欢迎者挥手，由张治中伴随稳步走下舷梯，踏上了坚实的巴蜀大地。
“青山绿水，好地方，好地方！他用湖南乡音赞美说。
满头白发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春风得意地挥动着礼帽，这位六十开外的人竟以西部片牛仔的姿势蹦跳着下了舷梯。随后是周恩来、王若飞。
宾主相见
记者们蜂涌而上，纷纷递上名片，握手，提问。摄影记者排成了一堵人墙，镁光灯不断地闪亮，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响个不停。好来坞式的场面持续了大约一刻钟。张治中连声劝说，但毫无效果。这时，周恩来机敏地把一个纸包举在空中，喊道:
“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给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王若飞那里去取!”
原来是毛泽东主席的书面讲话，中文、英文齐备。外国记者们如获至宝，即刻飞车进城，抢发新闻稿去了，毛泽东一行得以从容地和朋友们、同志们握手言欢。
张治中请毛泽东去他的公馆-----曾家岩桂园休息。
在敞亮的客厅里，毛泽东脱去灰蓝色的中山服，露出崭新的白绸衬衫。里外一色新，皮鞋也是新的。追踪而至的女记者敏锐的猎取着印象，连毛泽东失手打碎了茶碗这样的细节也不放过。广漆地板客厅里的一切对他显然生疏，女记者在心理作出判断:他完全是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这位书生丰满的面庞红扑扑的，宽阔的额上泛着汗光，亲切的微笑着，津津有味的吸着烟。他显得年轻、健壮，不像有52年纪。
“毛先生，你这书面谈话里没有提到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一位女记者问，“这次洽谈是否仍打算从这两件事谈起呢?”
毛泽东指着书面谈活的下列文句:“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回答女记者说，“你提到的那些都包括在‘民主政治’里了。还要看蒋先生的意见怎么样。”
“在重庆可以停留多久呢?”
毛泽东莞尔一笑，答道:“这就要看情形而定了。”
“我们是去给蒋介石‘洗脸’”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1945年是少有的顺心年头，尽管去年发生了国军一蹋糊涂的豫湘桂大溃退，抗战胜利却陡然来到了。老百姓嘲讽说这是“惨胜”。惨与不惨又何损于胜利?唯一的麻烦，是国军离日军太远，受降十分不便。在前方的却是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受降要越过共产党军队的头顶才行。蒋介石仗恃美国政府一心一意支持他，连苏联政府也明确表示，支持他“成为统一中国的承担者”，并把这种承诺和支持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公诸于世。这使蒋介石倍感兴奋，他和赫尔利都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的腰板是直不起来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出现了，通过和平谈判收编中共军队、不从则剿灭之。“四大强国”的领袖之一、中国的当然元首，不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真命天子么?委员长在美国盟友的帮助下拼命抢夺胜利果实，与此同时向中共发动了和平攻势，他接连发出三封电报给毛泽东，邀请他惠临陪都共定大计。一封比一封谦恭、恳切，悲天悯人之情溢于言表。电报发出的时间，精心选择在中苏条约签订之日（8月14日)和公布前夕（8月23日)，意在予中共以猝不及防的沉重打击，弹指间置诸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对蒋介石的第一封电报，毛泽东的回复简慢而冷峻:
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面对并未停止军事行动的日军，以最高统帅身份向中国军队发布的命令居然截然相反:对国民党军——“加紧作战努力，积极推进”;对中共军队——“原地驻防待命”。最荒唐的是对伪军委以重任——“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许共军“擅自行动”。颠倒敌我竟至于此!且不说胡宗南部队放着日本侵略军不打，却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这战火被扑灭还不到十天，蒋先生的热情邀请有什么价值呢?
这时中共又收到斯大林的电报，他说:中国应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应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斯大林的武断和绝对令毛泽东极度不快。
中国人民的确怕再打内战。因为打了十年，抗战又打了八年，再打怎么得了!但打不打内战并不是单由共产党和老百姓决定的。谁在挑动内战呢？
毛泽东把烟头一拧，终于爆发了:“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这段时间毛泽东异常忙碌，为了工作方便，他移到枣园小礼堂去办公，乒乓桌就是他的书桌，在那里接待来自各地的干部，嘴里同他们谈话，手下运笔如飞一一发布命令、书写委任状、起草声明和宣言。饿了，随手抓些瓜果、面包充饥。工作这样紧张，，到了深夜他仍然忙里偷闲，照常夜读。近几夜他却放弃了这种“乐生的第一需要”，长久地在果园里散步。中央其他领导人窑洞的灯光先后熄灭了，果树间那一星香烟的红火还在游移。
和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同志交换过意见以后，8月23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枣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党在新时期的指导方针。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以及各部门负责人约50人出席会议。
毛泽东首先讲话:
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和东方都是如此。国内和平能否取得呢?内战能否避免呢?和平是能够取得的.我们要有信心。因为苏美英三国需要国际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中国需要和平，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很大，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他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内战是有可能避免的，也应当力争避免。我们现的新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这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是能够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的。
毛泽东深吸一口香烟，缓缓吐出来。在缭绕的烟雾中，他眉头微蹙，目光幽深。他说: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改变没有呢?没有，也不会改变。蒋介石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诸条件;经过暂时和平，以便医好自己的伤疤，壮大自己的力量。等待时机将来消灭我们。我就利用他这个暂时的和平。
毛泽东取出一份《目前的紧急要求》。是同国民党谈判时的原则性意见。请大家讨论通过。然后他说:
同志们，我们在党的“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最大困难，现在就要实行了。现在，就全国性政权说，将是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只能是独裁加若干民主。换句话说.我们还是参加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
这准确而生动的比喻引起与会者欢快的笑声。毛泽东喝一口茶，等同志们笑过了，他脸上才泛起明朗的微笑。他说:
经过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归结到谈判问题，毛泽东断然说:
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去了请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只要我们站稳脚跟，有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毛泽东的讲话，与会者是一致同意的。只有一件事情-----毛泽东亲自出去的安全问题，大家颇为迟疑。林伯渠更是明确表示:谈判是需要的，但毛主席是否就亲自去，我还不赞成。
这时，周恩来发言了，他说:
我很拥护毛主席的报告。从抗战转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实现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总任务是没有变的，但目前这样的阶段将有相当长的时间。中央决定我出去谈判，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最主要的是看蒋介石开的是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和平的，当然不能失掉我们的立场。大家关心的是毛主席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不出去的决定，等我出去谈判，看情况如何再作决定吧。对蒋介石的阴谋必须有所考虑。
周恩来的发言很谨慎地定下一个调子——“不能作不出去的决定”。
陈云、张闻天、朱德、彭真、彭德怀、康生、吴玉章等在发言中都同意毛主席提出的方针、原则，但是有些同志对毛主席亲自出去谈判仍然表示顾虑。他们认为，去则主动，但不一定马上就去。
毛泽东最后说:
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就是反对内战。解放区一亿人民、一百万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完全承认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要以数量上的让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至于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
8月25日，王若飞由重庆返回延安，中央政治局连夜开会，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为中共代表，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8月26日，政治局召开了有20余人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宣布了政治局的决定。事情既已定局.他就要提出那最坏的可能性了。他说:要充分估计到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如果做了许多让步还不行，那么就城下不盟，准备坐班房!
他向周恩来一笑，说:“坐牢好读书呀!”
行前，毛泽东找刘少奇商谈了一天一夜。关于解放区同谈判的配合问题，毛泽东嘱咐说: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不要顾虑我们的安危问题，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须知蒋委员长是只认得拳头.不认得礼让的。
林园会谈
8月28日晚间，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在山洞官邸“林园”举行宴会，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行洗尘。中国政坛上代表着不同阶级的两大政党的领袖，两个老对手相聚了，他们频频举杯，互祝健康。当晚，宾主都留宿在那里。清幽的林园凉风习习，洗尽了白昼的炎热，秋虫的鸣叫加深了夜的宁静。
次日清晨在园内散步，他们又不期而遇，共坐于石桌旁小憩。这天，当全城都对毛泽东来渝议论纷纷的时候，他们开始了第一次正式晤谈。
在公开场合，委员长总是衣着整洁、道貌岸然的。8月15日，他对全国军民和世界人士发表广播演说，宣布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三伏天，电台播音室内人人都在淌汗，只有委员长似乎丝毫不觉得热，连制服的风纪扣都不曾松一松。他对自己的这种自制力、军人气概、领袖风度是颇为欣赏的。
毛泽东却是一种无拘无束的文人气派。这次出山虽然修了边幅，制了新衣，同蒋介石那身剪裁合体.烫得笔挺的制服相比，仍显得土气。他酒量不大，却嗜烟如命，手指都薰得焦黄。所以当不抽烟的蒋介石发现在同毛泽东相处时，竟然没有看见过他抽一口香烟，心中着实吃了一惊。
“毛先生，我们这次见面，任何问题都是可以坦白提出的，嗯嗯，尽量发表意见。”
委员长用亲切的语气继续说:“你的困难，也就是我的困难.只要提出来，就必须设法为你解决的。”
这样的意思并不十分新鲜，几个月以前委员长就曾经说过，自己是“尽量替共产党着想。”
毛泽东淡淡地笑着。在谈到当务之急时，他简单明了地说:“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
毛泽东此言并未展开具体内容。如今和平与民主是一面旗帜，谁也不能丢掉的。
蒋介石嘉许地点点头，连声说:“好！好!”
同日(29日)晚间，毛泽东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初步商谈，他特意回顾了国共谈判的历史。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八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内战是没有断的，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摩擦。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八年中，我们一再表示愿意谈判。我们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也这样声明，只要贵党愿意放弃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恢复谈判的。
毛泽东的这段话表达了好几层意思。其中比较含蓄的一层意思，国民党代表也必定心里明白。“中国没有内战”这话正是蒋委员长曾经说过的，他还有下半句话——“只有剿匪”。正是因为顽固坚持“剿匪”，所以中国内战不断。如果今天仍然坚持“剿匪”，那末谈判终将落得一场空。
毛泽东的这番话绝不多余，须知就在这一天(8月29日)，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各战区下达了印发蒋介石《剿匪手本》的密令。真是不幸而言中!
当然，毛泽东等中共代表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密令，就连几位国民党代表也未必见到了这只不祥的黑乌鸦。
当周恩来提出:“谈判宜先培养谈话的良好情绪，以谋恢复民国十三年国共合作的精神”时，国民党代表都欣然赞同这个建议。大家决定，头几天先不拘形迹地任意交换意见，广泛提出问题。
“毛先生，欢迎你!”
一夜豪雨大煞秋老虎的威风，给山城人民带来清爽的新凉。
9月1日下午6时左右，黄家垭口一带挤满了人群。各式轿车衔尾而至，党政军要人们、苏联大使馆的官员们下了车，向小巷内的中苏文化协会走去。中苏文协孙科会长和邵力子副会长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这种冠盖如云的集会在陪都并不希罕，今天却有些异世。官方守口如瓶，消息却不胫而走。拥挤在街头的人们兴奋地交谈着:“毛泽东!今天毛泽东要来参加！”在细雨中守候在黄家垭口街头的人越来越多。一个老公务员模样的行人问明了情况，惊呼道:“什么，毛泽东要来?”他即刻止步，在屋檐下找好一个位置，感叹说;“咳，毛先生啊，真说得上是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了。”
在中苏文协二楼，是另一番热闹景象。正厅挂着中苏两国的国旗，摆着丰盛的酒馔，陪都的党政军要人、民主党派人士、文化艺术界和工商界人士，共三百多人济济一堂。很少在社交场合露面的孙夫人宋庆龄和访问苏联新近归来的郭沫若交谈，陈立夫在和孙科碰杯，发出宏亮笑声的是冯玉祥将军，军服整饬的是陈诚部长和张治中部长，抚着长髯的是沈钧儒和谭平山，彼得罗夫大使和他披着轻纱、盛装的夫人频频与新老朋友干杯……
酒会气氛热烈愉快，但人们却流露出期待的神情，因为实际上只有一位佳宾——毛泽东。
当毛泽东一行从当权某公的宴会来到黄家垭口，时间正是7点。
守候在这里的群众谁也没有见过毛泽东。前几天《大公报》刊载过一幅毛泽东的画像，那模样既粗野又凶恶;而《新民报》记者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却说毛泽东额头宽宽的、鼻梁端端正正的，颇有“贵族气慨”，是一个开心时能“恣意尽情捧腹大笑”的人。
那辆黑色轿车驶近路口，人群突然潮动:“毛泽东，毛泽东”、“毛泽东来了!”
从汽车里走出一个相貌堂堂的高个子，周恩来伴随着他，确乎是毛泽东无疑了。“毛泽东来了!我看见毛泽东了!”人们七嘴八舌地欢呼。
在去会场入口的路上，一个人突然上前紧握住毛泽东的手，默默地端详着他。毛泽东大声问:“你是周谷城先生吗?”
“是的。”答话的声音嘶哑而颤抖。
故人哪!这是1921年长沙省立第一师范的同事、1927年搞农民运动的同志。
泪水涌上毛泽东的眼睛，他伸出手指比划着，感慨万千地说:“一十八年了!”
“你从前胃出血的病好了吗？”周谷城问。
“我这个人啊，生得贱，”毛泽东的笑容掠过一股冰雪的寒意，“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当‘土匪’，病就没有了。”
他辞别故人，向入口走去。那里已是人声鼎沸，中国话杂着俄国话:“毛泽东来了!”
掌声雷动。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伴随下到会了。
数不清的陌生的热情的脸.应接不暇的问好和握手。
“欢迎你，毛先生!”
“毛先生，你好!”
“欢迎!欢迎!”
“您来了，中国就有希望了!”说这话的人热泪纵横。
步上二楼，酒会的主人孙科院长迎上前来握手。他们举起酒杯，毛泽东说:“为民主团结的中国……”孙科说:“为中华民国万岁……”
“干杯!”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宋庆龄容光焕发，从人丛中走过来和毛泽东、周恩来握手，举杯祝酒。今天并非他们的第一次见面，8月30日毛泽东由山洞林园回城，他登门拜访的第一个人就是宋庆龄。
冯玉祥急步向前，两手握住毛泽东的手，热切地说:“前天失迎，抱歉得很!”他举起杯来，对毛泽东和孙夫人说:“毛先生来了，中苏友好条约缔结了，来来，让我们为总理的三大政策的实现而干杯!”毛泽东和宋庆龄都痛快地一饮而尽，在如潮的掌声中，魁梧的冯将军背过身去用手帕擦了擦眼睛。
毛泽东同邵力子副会长、陈诚部长祝酒。
彼得罗夫大使趋前致礼，举杯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真高兴见到您！”
国民党元老、司法院副院长覃理鸣握住毛泽东的手，嗫嚅着说不出话，眼泪夺眶而出。
然后是郭沫若、茅盾……人们川流不息地和毛泽东握手、干杯。毛泽东一面答礼，一面轻轻地抿一下酒杯，脸上已经泛起红晕，寸步不离其身的周恩来一把接过他的酒杯，乐呵呵地宣布:“我今天是专门来代他喝酒的。”周恩来豪爽地喝干了一杯又一杯盛情难却的酒。
毛泽东被簇拥着到阳台上去休息。因抨击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而遭到过逮捕、监禁的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和他谈笑着，羡慕毛先生年轻健壮，马寅初算了算说:“你比我小了一肖年纪哩!”毛泽东笑着回答:“你也正年轻嘛，看你这样仙健，只显得40来岁啊!”马寅初家住远郊歌乐山，周恩来即刻安排，会后用车护送。
毛泽东又和坐在一旁的覃理鸣老先生交谈了，他以晚辈的谦恭亲切地祝愿覃老先生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一位民营报纸的记者在一旁观察着，构思自己的报道.其头脑中已然扫除了“土匪”形象，作出结论:实际上“他那斯文和沉着亲切的举止是使任何人喜欢的。”
8时许，毛泽东向大家告辞了，还得赶赴另外的社交活动。人们恋恋不舍地同他握别;“老朋友二十年不见面了啊!”“有机会再谈谈吧!”
“一定，一定!”
薄暮的街头，细雨纷纷，万头攒动。
受周恩来指派写一篇酒会特写的夏衍以这样的描写结束他的文章:
“毛主席上车的时候，门内外的人齐声鼓掌了;‘毛先生’、‘欢迎欢迎!’人像潮一般推动，‘毛先生，欢迎你!，’这是发自内心的渴望着团结、和平、民主的人民的声音!”
抗战胜利庆祝日
9月3日，是陪都举行抗战胜利庆祝大会的日子。刊载着毛泽东题辞手迹:“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新华日报》，拂晓就运送到了城内民生路营业部。一如往常，它将在各报之先分送到读者手中。
上午9时，警报长鸣，钟声四起。人们为之一惊，随即狂喜地大笑了——这不是战争，而是战争的回声;这是告别战时，迎接和平的喜庆音乐啊!人们兴高采烈地涌向大街，涌向庆祝大会的会场——较场口。陌生的和熟识的、本地人和下江人、年轻的和年老的、男的和女的、做工的经商的和为文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全都亲亲热热，陶醉在胜利狂欢的海洋中。
在这个庆祝活动中，有两句话反映人们共同的心声:“世界和平”、“建设中国”。前者书写在主席台上空旋转的“地球”上;后者书写在游行彩车中，甘肃油矿局装置的“石油钻探机”上。
这天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了一个正式的《谈话要点》，包括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11项。其核心内容如下:
△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民国十三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所确定的三民主义。
△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
△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结束党治，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任意交换意见”的阶段到此结束了，正式谈判即将开始。在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间或同国民党方面直接晤谈，对于双方代表的正式谈判，他只在后台了解和掌握，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会见各方面人士。张治中把自己的公馆桂园让给他使用。白天，毛泽东常常在这里会客、工作。晚间则回到红岩村去休息。
9月3日这天下午，他本拟到天宫府街郭沫若寓所去同文化界人士会见，但因胜利游行交通阻塞，聚会地点临时改在桂园。郭沫若夫妇、邓初民、翦伯赞、周笋城、张西曼、阳翰笙、冯乃超、于伶、史东山、宋之的等文化界人士陆续来到，十来个新老朋友正好把客厅坐满。寒暄之后，周谷城问:
“你过去是写诗的，现在还写吗?”
毛泽东兴致很好，他猛吸一口烟，摇摇头，万分遗憾地说:“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喽!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
大家都笑了。从这句调侃的话里，朋友们听出了无尽的感慨。话题转到了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和老朋友们的阔别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多少故旧倒在了反革命的屠刀下!那时候共产党还很幼稚，对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很快就失掉了，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在血海里搏斗了整整十年哪!然后又是抗战，抗战八年，有人蹲在峨眉山上，保存实力，等待胜利。终于胜利啦，这抗战的果实应该属于谁呢?是人民流血牺牲，夺得了胜利，抗战果实理应属于人民。人民渴望和平、民主，人民有权得到和平、民主。这也就是共产党的主张。
“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毛泽东加重语气说，“无疑是人民的，党的作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来对这些都没有好处，就需要改正。”
讲到这里，毛泽东请大家发表意见。
朋友们听得入神，老朋友们还下意识地把面前的这个开始发福的壮年人同记忆中的那个瘦高个青年相比较，从陌生中逐渐发现了许多熟识之处，那依稀的熟识又消融在许许多多的陌生之中。18年的峥嵘岁月，数不清的惊天动地的斗争，如今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个智勇深沉、高瞻远瞩、魄力宏伟，领导着一个拥有一百多万党员和一百多万军队的强大政党，稳稳地把握着历史航向的革命领袖了。
针对有些朋友对时局发展的担心，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和平总是要到来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我们还要走一段之字路，要达到目的是很不容易的，这一点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赴苏联大使馆晚宴的时间到了，毛泽东起身送客。郭沫若看见他用的是一只旧怀表，便取下自己的手表相赠。毛泽东毫不见外地收下了。一一握别之后，他又高声嘱咐，“请大家记着:这次大战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请大家不要忘记！”
假戏真做
国民党中有些人原本是不相信毛泽东真会到重庆来的。《中央日报》总主笔、替蒋介石写作《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就曾经说:“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就是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
毛泽东却真的来了。
俄克拉荷马州牛仔出身的富翁、惯于用最简单的逻辑思维的人-----赫尔利大使曾经夸口:中苏条约一公布，中共就“纳入我的口袋中了”，毛泽东终于上了他的飞机，他是何等的踌躇满志!年过花甲的大使先生竟然屡次在大庭广众之中来点儿与其身份不合的“戏剧性表演”。他回重庆见到蒋介石，委员长也欣然认为大使先生的预言已经应验，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毛蒋会晤的最初几天，双方都作了些试探性的摸底，加上毛泽东离延前发表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六条要求，蒋介石心里明白，要中共彻底归顺，是不容易的，当他看见中共9月3日的正式提案《谈话要点》后，仍然止不住火冒三丈，“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当作空洞的原则是好的，可以填塞进于己有利的内容。但是，中共《要点》在原则下面提出的具体办法却是完全要不得的!委员长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在此万众欢腾之胜利日，而共毛之态度又变，要求无厌，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并要编组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三倍之数，最后将欲以二十四师为其基准乎?毛共诚不可理喻也。此事唯有赖上帝之力以成全之，痛心极矣!
次日(，9月4日)上午，蒋介石正式指定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为谈判代表，并把自己拟定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们执行。蒋介石的《要点》规定:中共军队以12个师为最高限额;不承认解放区;旧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只可酌量增加名额。
继8、9月之交山西国民党军勾结日伪军进攻八路军上党地区之后，9月5日起国民党军又开始向察绥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和广东的解放区和游击区进攻了。
重庆谈判就在远方的枪炮声伴奏下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在民主之家
在上清寺有一座公馆叫特园，以主人鲜特生之名而命名，这几年成为陪都民主运动首屈一指的活动场所，民主同盟的前身民主政团同盟就诞生在这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也经常在这里同各界人士会晤;特园因此得到“民主之家”的美名。民盟主席张澜(字表方)由成都来重庆，适客居于此。
“毛泽东未曾见过四川的耆宿大贤、辛亥年保路运动的领导人、朱德的老师张澜，但在九龙坡机场他不待周恩来介绍，一眼就认出了“张表老”。颀长的身材和飘拂的银辑是很显眼的特征。
8月30日，毛泽东由林园进城以后，首批登门拜访的人中就有张表老;鉴于特园同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毗邻，周恩来预先安排晤谈的地点不在客厅而在表老的卧室。
两位长辑老人张澜和鲜特生，导引着贵宾穿过葡萄架.走过草坪，来到特园的主楼达观楼，鲜家的亲眷迎候在台阶上。年轻人亲热地问候“周伯伯”，对大名鼎鼎而又陌生的毛泽东却不知怎么开口了。毛泽东笑起来，向这几个年轻人摇摇手打招呼。他的笑容和目光里有一种调皮的意味.立刻消除了青年们手脚无措的拘谨，鲜特生把贵宾引进表老的卧室，打开电扇，送上毛巾和茶水。近日天气异常炎热，毛泽东从北方初来乍到，竟不避烈日登门拜访，盛情令人感动。
“表老，你的学生朱德托我转达他对恩师的问候。”毛泽东接着又说，“你的老朋友吴玉章也托我转达他对你的问候。”
张澜的眼睛闪着泪光，他说:“朱总司令、吴玉老，他们都好吗？”
“都好。他们欢迎你去做客哩!”
亲切的气氛使张澜和鲜特生如坐春风，如饮淳酒。周恩来因有别的公务，随即告辞离去。
“润之先生，你何必亲自来重庆呢?”张澜倾诉心中的不安，“这明明是蒋介石演的假戏啊，国共两党要谈判嘛.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行了，何必动你的大驾呀！”
鲜特生补充说，“我们是担心润之先生的安全。”
毛泽东说:“为了和平、民主和团结，我怎能不来呢?”
张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又喊起‘民主、民主’来了！”
“哈哈，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了!”毛泽东笑得很开心，“表老，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张澜叹了一口气说:“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的福气了。”
毛泽东详细地解释了中共宣言提出的六条要求。
张澜连连点头，说;“很公道，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施行。唔，看起来，这场戏倒是真有看头。”
9月2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等民盟领导人设午宴招待中共代表，毛泽东再次来到特园。他说了两句令众人欢笑、使满园生色的吉祥语，“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人们对谈判，对未来寄予无限希望。
然而在德安里101号，国共谈判却进行得十分艰难。
国民党代表认为:中共《谈话要点》所提的条件，“距离实在太远”。
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指出:在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上、在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问题上、在通过普选产生国民大会代表问题上，中共都作出了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是保证谈判成功的政治基础。”
关于解放区问题和军队整编问题，国民党代表认为:中共方案报本无从讨论，是恃其武装向中央要求地盘，是学古代的裂土封侯。
周恩来、王若飞严正反驳说:以封建军阀割据来比拟中共，不能接受，解放区和人民武装的存在和发展，是中共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且两党拥有武装是历史形成的，必须正视现实。中共的十一项建议，是在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全国普选之前的过渡性的暂时办法，是“于盘根错节、痛定思痛中想出的办法”。
邵力子异常天真地说:“中共即令无之兵一卒，国民党亦不能消灭他，中共军队少一点，国民党也不敢进攻他;反之，即使中共军队再多，亦不能打倒国民党。”
谈判开始陷于僵局。
9月11日，张澜得知山西上党地区由于国民党军进攻，发生了激战。他愤慨地对周恩来说:“公开打电报请你们来谈判，又背地里发动战争-----绝对不能容许国民党这么颟顸！”
9月14日，张澜和张申府等约请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张群、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来特园午餐。席间，问到谈判近况，周恩来表示:中共方面是“苟能求全，不惜委屈”，已经就原来所提的十一项建议方案又作了让步;邵力子表示:两方各有其立场，同时也都有让步。
鲜特生为客人斟满家酿的枣子酒，举杯相邀。表老把酒杯举到一半又放回桌上，沉着脸问道:“阎锡山为啥子不给蒋先生留一点面子?重庆在谈，山西在打，这不贻笑于天下吗?蒋先生不感到难堪吗?”
两位国民党方面的客人面部表情有些发僵，张群随即解释说:“山西的事，我们不甚了了，那是阎锡山个人的行动。”
次日下午，毛泽东单身来到特园。张澜痛心疾首地讲:“国民党丧失了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你们。民国十年，我同吴玉老推行过地方自治，想摆脱军阀的统治，使人民能够过问政事。我们失败了，深知政权军权对于人民的重要。你们当坚持的，一定坚待，好为中国保存一片净土!”
毛泽东笑道:“表老所言极是，真正老成谋国呀！”
张澜长叹一声，说“不过，如谓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这就像说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一样，岂不令人寒心么?”
毛泽东吸着香烟，没有答话。
柑桔飘香
每逢晚间没有社交活动的日子，下午6时许，毛泽东就从桂园乘车返回红岩村。远离了市井的烦嚣，穿过大有农场柑桔飘香的果园，走进竹篱环绕的“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他就愉快地感到“回家了”。虽然这里的房屋、山岭、气候、果树的气味……都和延安不同，但是洋溢在这个小天地中的特殊氛围-----严肃而活泼的、紧张而愉快的氛围，却是和延安相同的。
吃过晚饭，他随处走走，和同志们聊聊，就又开始工作。他住在二楼东头;周恩来的房间就在附近。通过秘密电台，毛泽东同延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各解放区和全国的态势了如指掌。他和周恩来研究谈判问题，这两间屋子的灯光有时彻夜通明。
关于谈判的消息，各报都登得不多，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尤甚，很长时间毫无反映，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一样。老百姓却关心着国共谈判，不断给《新华日报》打电话，各地的信件雪片似地寄来。有一对夫妻还在信里夹了一万元钞票，托编辑代购鱼肝油送给毛先生增加营养，毛泽东读不了这许多信件，但他十分重视，认为从中可以了解国统区人民的心声，周恩来安排了一些做秘密工作的党员干部夜间来到红岩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通过这些同志的讲述，毛泽东看到了国统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兴趣盎然地听着，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他对那些怕影响他休息，想起身告辞的同志说:“不要紧，谈下去！谈下去!我房里有多的被头哩，就摆地铺吧！”
谈话时间最长的一次，却是同一位党外朋友、《新民报》记者赵超构，毛泽东指名把他请到红岩村来，单独接见，从上午9时谈到晚饭以后。赵超构其人，在1944年夏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之前，并不为人所知。他的长篇特写《延安一月》一发表，顿时声誉鹊起，这位记者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共对延安的隔膜，处处投以批判的审视，表现出一种独立不羁的理性精神;这位记者目光敏锐，颇有见地，议论风生，挥洒自如。因此他的文章他的观感和判断对于读者，特别是对于广大中间群众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周恩来对《延安一月》评价颇高，把它和当年斯诺的《西行漫记》相提并论。
毛泽东在二楼走廊迎接赵超构，去年在延安，他们之间未曾单独接触，毛泽东已经全无印象，他用锋利的目光注视赵超构，似乎奇怪，在文章中那样天马行空的观察家竟是这样一位瘦弱拘谨的人。他请客人在藤椅上坐下，递上香烟，开起玩笑来了:
“赵先生，，你叫赵超构，哈哈，你比宋高宗(赵构)高明！你的《延安一月》我拜读过，有胆识，能在重庆发表这样的文章，胆识可贵呀！不过，”毛泽东伸出手指头点着他，笑眯眯地说，“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赵超构并不清楚毛泽东所说的“自由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涵义;自由比爱情和生命都更可贵，总是一个好名词吧。他心里乐滋滋的，忘了拘谨，变得自由起来，跟许多见毛泽东的人一样，赵超构也说出了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对毛泽东亲临重庆的担心。
毛泽东笑了，他说:“蒋介石这个人看起来大家还是了解的。不过这一次我来重庆，也是经过研究分析的，是有准备的。”
谈话就这样海阔天空地展开了。
毛泽东给赵超构讲解了国共谈判中的关键问题.用鲜明的语言剖析了战后形势，他说:“如果没有美国人帮助蒋介石运兵运枪炮，大片的沦陷区是会由人民收复的，因为八路军就在城门口。”
毛泽东问起重庆新闻界的情况，赵超构一一作答。午饭后他想告辞，但被谈兴极浓的主人留住，继续“摆龙门阵”。毛泽东给客人斟茶续水，自己抽着香烟在室内踱步，边走边谈。有时在藤躺椅上靠靠，像老友相聚，不拘形迹。赵超构对重庆的上层人物不大了解，但对社会中下层，当时所谓“公教人员”者十分熟悉，毛泽东就不厌其烦地把这些人的生活、思想、情绪，他们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看法，对国共谈判的看法，对共产党的看法问了个够。赵超构不择巨细，尽其所知地作了回答。毛泽东沉思着，停住脚步，仿佛自言自语:“看起来死跟蒋介石的人是少数;有的人不满现状，但对美蒋有幻想;而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转变过来的。”
时光在不知不觉间过去。黄昏时分，周恩来匆忙回来，催促毛泽东进城。三个人草草吃过晚饭，宾主才意犹未尽地分手了。
毛泽东对于自己长久隔绝的城市生活、国统区社会和整个外部世界，有一种无休止的求知欲。他会见各界人士，同民族资本家们晤谈，同普通的美国士兵、美国人士晤谈。除了必要的宣传解释工作外，他更多的是提出问题，倾听对方的讲述。同官方上层人物的往来，有许多是礼节性的应酬，但是他也主动提出一些著名的坚决反共派人物如戴季陶、陈立夫等要求安排会见。他笑着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不正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但是，他最渴望结交的还是下层群众，他希望能随处走走、看看、谈谈，能走进那些低矮阴暗的人家户，同主人聊聊家常，却苦于不可能。他的行动不自由，出门就是轿车，还跟着辆坐满了警卫的吉普车，其后还有一辆大汽车，后二者都是蒋委员长指令侍从室派供他使用的。同志们为了确保他的安全，也有着无穷的顾虑和数不尽的清规戒律，这都使他气闷。有一次，他去沙坪坝中央大学看望在那里任教的一位老同学。消息为学生所闻，围了个水泄不通。同志们捏了一把汗，因为中央大学政治情况复杂。周恩来向学生们打手势，请他们让出一条路来。乱哄哄的人群顷刻间便分开出一条甬道，一眼望去，尽是红扑扑的笑脸。青年们拼命鼓掌，喊道:“欢迎毛先生!请毛先生给我们讲话!”可惜未能讲话，只是很顺利地回去了。以后，毛泽东多次“引经据典”地发牢骚:“你们总是讲，蒋介石统治的地方，这里不能去，那里有危险。我看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两次同群众见面的情况，你们都是看见的。可见人心向背呀!”
将赫尔利一军
赫尔利要回华盛顿去了。
孤立无助的共产党人意外地十分顽强。他们同政府代表倒也达成了若干共识，取得了一些原则性的协议，但是在“解放区”政权和共产党军队问题上，却拒绝作根本性的让步。纳入口袋也好，入吾彀中也好，想都别想。这样下去.大使在华活动的基础便会发生动摇。他和驻华美军统帅魏德迈都认为其中必有某种国际背景。除此之外，同史迪威一起倒台的“亲共分子”中国通，也似乎有迹象东山再起，令他担心，也使蒋委员长大为恼怒。于是赫尔利决定于9月19日和魏德迈同机回国;大声疾呼警告共产主义吞食中国的危险，吁请美国政府和公众支持他们拯救中国的壮举。
赫尔利回国前夕，9月12日，蒋介石举行午宴招待他和毛泽东，一则为大使饯行，再则借此机会晤谈一次。美国《生活》杂志为国共两党领袖和两党领袖及上赫尔利大使等人拍摄了几张照片，即由专机递送，以为大使回国述职的先声。然后赫尔利分别约见国共谈判代表，劝说双方都作让步，尽快达成协议。
赫尔利对周恩来讲:无论如何应尽快发表一份公告，不仅要说明双方在和平建国的一般原则上所达成的谅解，还应对军队问题也作出明确的决定。
周恩来解释说:国民党在军队等问题上固执己见，致使谈判没有希望。
赫尔利想了想，爽快地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国共双方的军队按4:1的比例缩编。
周恩来立即表示赞同，并请赫尔利晚走几天，争取在走前使谈判取得结果。
“自命不凡冒充大人物的讨厌鬼”，是赫尔利的同胞为他取的众多绰号之一。他并不了解中国，不了解国民党，也不了解共产党，自以为解决国共争端绝非难事。去年在延安，他曾和中共达成了一个有利于中国抗战、团结、进步的五点协议，许诺回重庆后促其实现，他郑重地在文件上签了字。谁知一遇到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赫尔利就食言背信，转而支持蒋介石的反建议。如今他提出这个国共双方军队按4:1缩编的新方案，结果又将是如何呢?显然，赫尔利急于谈判取得成果，作为驻华大使，国共谈判是赫尔利的命根子;回国述职，如果手中缺少了这张王牌，不成了囊中羞涩的穷光蛋?赫尔利的这种心理在客观上是对谈判有利的。要抓住这个时机，让他对蒋介石施加影响，促使谈判打破僵局，首先是要想个办法把他留住。
第二天(9月18日)，周恩来通知赫尔利:“如果大使先生离开重庆，毛泽东主席则将在你启程之前返回延安。”
赫尔利一愣，半晌答道:“周将军，当然，我将在毛主席所希望的任何时间为他安排返回延安的交通工具。”
送走周恩来以后，赫尔利毫不犹豫就决定了推迟行期，并致电国务卿贝尔纳斯，报告这一变动。电文措辞相当乖巧:“国共谈判显示出良好的发展，稍微推迟我的行期可能有助于形势。”
第二天，赫尔利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转述蒋介石的保证和挽留:“今天早晨，我向蒋介石委员长提出了目前形势。他告诉我，你是应他的邀请到重庆来的，他以誓言和人格担保你在此间的安全。他说，你不必因我离去而感到有离开重庆的必要。委员长说，政府和他本人将为你的安全负责，并提供你返回延安时所需要的飞机，无论你愿意什么时候回去。委员长认为，如果你留在重庆直至商谈结束，那将是有益的。
当然，我将乐于见到在我离开之前谈判就会令人满意地结束。但如果不能，我同意委员长的意见，你在重庆多住一段时间，对于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产生令人满意的了解是非常有益的。
通篇为毛泽东着想，为中国着想，大使先生自己的心迹被掩盖起来了。
唇枪舌剑之夜
将了赫尔利一军之后，从18日夜间到19日上午，毛泽东和周恩来夜以继日地研究谈判问题。国共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地位，争论可能会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在延安时的这些预计正在成为现实。谈判面临着一个关键时刻，国共双方都在筹划打破僵局，准备着奋力一搏。根据战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变化，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工作班子17日来电，提出了一个“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全国战略方针，这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思路完全契合。在此前提下，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再作一次大幅度的让步。赫尔利不是提出按4:1缩编军队吗?好，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超额满足。我们退让到按6:1来缩编，即我军只占1/7。关于军队驻地，可以逐步退出陇海岛以南，集中于黄河以北7个地区。解放区政权问题也再作些让步。总之，让地裁军都超过了半数。这样的方案，国民党理应接受了。
9月19日下午3时，国共第七轮谈判举行。
周恩来提出了中共的让步新方案，国民党代表表示甚难考虑，要请示蒋主席决定。又指责中共是想三分天下有其一。王若飞愤慨地说:“汉奸军队都已获得了中央的委任，而中共抗日部队反而不能得到中央的承认，须知中共军队，即令不获中央的承认，不获中央的接济，也能生存发展。”
双方不欢而散。
9月21日上午，举行国共第八轮谈判。
张治中首先发言，他肯定了中共新方案确有让步，但仍然指责中共方案何异乎割据地盘!
王若飞当即顶回一句:那末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
周恩来用平静的语气另起话头，待气氛缓和之后，他话锋一转，说:
国民党及其政府都把我党看成为被统治者，看成是来投降的，自西安事变以来就一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既然都说要民主团结，彼此就应该立于平等地位……
倘依去年我党的提案，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成立联合统帅部，那末，我党的一切军队和政权就都可以交给联合政府。但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党治时期，我们怎么能把军队、政权交给一党专政的政府呢?
同日下午，赫尔利同蒋介石商量之后约见周恩来、王若飞。
赫尔利说:中共军队的数目，蒋委员长同意可以增加到20个师，但必须承认立即缩编到这个数目，不能按国军数目而保持某种比例，不能拖延。同时，军队和行政不能合起来谈，所谓解放区问题;要么承认政府的统一，要么谈判破裂。……蒋委员长说，无论谈判是否成功，无论发不发公报，毛泽东都可以随时回延安。
赫尔利又再次食言而肥，放弃了自己提出的方案，全面支持蒋介石，实际上是代表蒋介石向中共提出了最后通牒。他要求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请示毛主席作最后决定。
毛泽东当即回话:由于赫尔利大使明天就要回美国，我将亲自会见大使，说明我们的意见。
于是，一次有毛泽东主席、国共谈判双方代表和赫尔利大使参加的会议连夜举行。
对于蒋介石的最后通牒，毛泽东严正回答:中共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赫尔利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作出这样一个回答。蒋介石和他抛出的是一个二者必居其一的两难选择，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法宝。毛泽东却不费吹灰之力就摆脱了他们设置的两难困境。毛泽东拒绝“承认”，赫尔利当然不会是高兴的;毛泽东又拒绝“破裂”，对此，就难说赫尔利是不高兴的了。“惯于用最简单的逻辑思维的人”赫尔利大使先生能够理解发生在自己内心的辩证过程吗？
毛泽东逐渐平静下来，关于国共谈判，他充满信心地说:“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可以想出合理办法解决，不会向分裂的方向走。”
在场的三个方面的人士，又开始在共同点上接近起来。赫尔利原先建议会谈双方发表公报，这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的人都同意的。这时他们又把会谈以来涉及的各种问题，方针性原则性的和具体实施性的，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的、基本一致的和尚存分歧的，从头梳理了一遍，争论的焦点仍然是解放区政权问题和军队问题。对蒋介石新近提出的中共军队可以增加到20个师，虽然同中共的方案差距颇大，毛泽东表示不拒绝这一提议，但还要作进一步的考虑。
经过这么些周折，赫尔利不禁叹息说:“要是去年能按在延安商定的五点协议(除去不用联合政府这个名称而外)达成协议，那恐怕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不过赫尔利已经不会是两手空空地回华盛顿去，他已经可以给国务卿贝尔纳斯写一个漂漂亮亮的报告了。
会议结束前商定:第一，毛泽东继续留在重庆。第二，蒋介石以誓言和人格保证毛泽东及其随员的安全，并随时提供毛泽东返回延安的飞机。第三，会议将继续举行。
当三个方面的人士握手告别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点半钟。
蒋介石怒颁密令
中共提出的让步新方案，给蒋介石一个十分强烈的印象。把从海南岛起的中国南方广大地区全部让出来，共军悉数撤至黄河以北，要说让步，这倒也算得上是个不小的让步。在抗战期间想用武力把共军驱赶到黄河以北，始终办不到，战后在谈判桌上实现了。但在军事上这不正是“盈缩随敌”，让于其不得不让吗?有所让，必有所不让。要中共根本放弃武力，交出“解放区”，中央实现军令政令统一，难了！据说，蒋介石在盛怒中要人传话给毛泽东:“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确凿可考的是，蒋介石在中共让步新方案提出的第二天(9月29日)就给各战区司令长官下达密令:
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以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蒋介石在这里把自己的时局观和战略计划赤裸裸地合盘托出了。
他通过赫尔利向毛泽东转达最后通牒，企图硬压毛泽东屈服，一旦对方倔脾气发作，拂袖而去，那末好，你毛泽东就承担破坏谈判的全部罪责吧!谁知毛泽东却回敬一个“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这是“棉里藏针”呀! 蒋介石沉闷了好几天。
毛泽东笑说姻缘
“毛主席太累了!”
周恩来特意请了一位老医生来为他诊视，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医生只提了一个建议:“毛先生思虑过度，必须使他在夜间让脑子松下来。”于是，红岩村的文娱活动安排得更加丰富多采了。晚间，只要没有急事，周恩来就请毛泽东去参加舞会。他事先嘱咐跳得好的女同志们，轮流请毛主席跳舞，别让他闲着。
周恩来是公认的:第—流舞蹈家，舞步优雅自如，而苛刻的行家却认为好比写诗，他的格律太严谨了些。至于毛泽东，普遍的看法是缺乏节奏感，只是一种在音乐伴奏下的散步而已。但是，不久之后( 1946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却根据自己的体验做了翻案文章。她认为毛泽东自有一种坚定而奇特的节奏感，这是后话。在红岩村时，毛泽东的配乐散步总是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
国共谈判日子一长，人们不免担心。毛泽东在同各界的朋友晤谈时总是宽解地说:“几十年留下的问题，几十天谈妥，哪有如此容易的？”他安慰沈钧儒说:“这次国共会谈是一定要成功的，好比两人谈恋爱，先不说国民党，共产党是一心一意的、这不是一开始就有一半成功的希望了吗?”这种比喻.“他一再使用。
“我看，国共两党结婚不成问题。”
“老头子和青年，恐怕难成姻缘呵!”学者侯外庐表示怀疑。
毛泽东笑了:“不行的话，可以刮胡子嘛!”
但是，那个“老头子”肯不肯刮胡子呢?这一个隐含着的前提条件，宾主都没有提起，在延安的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得知谈判中出现紧张局面，特别是得到蒋介石下达了“剿匪”密令的情报后，十分担心，建议毛主席返回。毛泽东明确表示:目前的斗争是既不能作原则退让，也不能使谈判破裂，而是要利用蒋介石无理高压，展开政治攻势，争取中间派的同情。他又让周恩来电告延安，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几个胜仗，消灭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让蒋介石知难而退，以支持谈判。
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曾在9月中向毛泽东书面提出12个问题，请求答复，毛泽东借此机会对中共的立场、主张和态度作了一个全面而透彻的阐述。他强调说:
“我对谈判结果有充分信心。……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况之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
“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军队在内。”
“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所早已允诺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争中所作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与教育上的地方性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于国民党创造者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什么是中共理解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呢？
毛泽东使用西方人士和中国民主派人士都易于理解的概念回答道:“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毛泽东所阐述的，不过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纲领，这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可能实现的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目标。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命的蒋介石理应与此并无抵触。一个美国外交官就曾经向蒋介石进言:“在中国防范共产主主义的最好办法是实行土地改革。”但是，蒋介石愿意这样做吗？能够这样做吗?蒋家王朝同中国社会内最腐朽最反动的阶级乃是有着千丝万缕血肉联系的一体，它已病入膏肓，经受不住也绝不允许打开门窗让清新的民主之风吹进去;它虽然仍以“革命党”自命，却连起码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也不愿意和不能够实行了。
在当时的中外人士中，能够看穿这一点的还并不多。人们只是对国民党当局的所作所为不断地感到失望、不满和愤怒。在这个9月间，特别是下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就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们在南京、上海等地的“劫收”。争夺汽车、争夺公馆、争夺金条，甚至把民有财产和企业硬指为“逆产”而劫收.更可恶的是在伪币与法币的比价上玩花招，大肆搜刮老百姓，过去发“国难财”，现在又发“劫收财”。收复区流传一种口碑:“我们怕两种人，一种是由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从地下钻出来的。”前者是“接收大员”，后者是摇身一变成为“曲线救国”英雄的汉奸，重庆的民主党派人士痛骂当局是“群狗争食，闹得不成样子！”连小骂大帮忙，要中共维护政府，维护“全国统一的国家中心”，“不要另起炉灶”的《大公报》也发出恨铁不成钢的悲叹:“在热烘烘乱嚷嚷中，这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一个对共产主义并无好感的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认为:“如果接受国民党政府完全控制争执地区的要求，那就等于共产党把每一个村镇重新交给腐化的官僚和土豪劣绅，也就是等于苛捐杂税、高利盘剥以及横行霸道的重新出现。”
共产党为和平、民主、团结而作出的真诚努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中间派人士也认为中共做到了仁至义尽。他们着急地说;“不能再有让步，若再让步不仅是中共的损失，而且将是全国民主力量的损失。”有人甚至批评中共“调子低，失立场”，让步太快太大，不应该放弃立即结束党治的要求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断了5天的谈判，由国民党主动要求，于9月27日重新开始。
然而关于谈判已经没有多少讲头了。气氛和缓下来，而根本分歧依旧。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中共又作了某些让步。
9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天津登陆，这支部队曾经同日军血战于冲绳，如今却与还在同八路军交战的日伪军并肩扼守港口。这消息，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10月3日拂晓。蒋介石的嫡系王牌军杜聿明部包围昆明，围攻省府，胁迫省主席龙云交出他经营多年的云南省军政大权。这消息，毛泽东当夜就知道了。张澜也派人来报信，并建议毛泽东离渝返延。龙云是民盟的秘密成员，抗战期间，云南政治比较开明，省府昆明被人们称做“民主堡垒”。
蒋家王朝戡夷天下的战略行动分明正在全面展开。
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将领气势汹汹地叫嚷;“谈什么判，布置好了就动手!”中统局某头目扬言:“不宜让毛泽东、周恩来返回延安。”
在10月5日国共第十二轮谈判会上，周恩来将他草拟的会谈纪要交给对方，并提出:毛泽东同志来此已一月有余，拟于下周回延安，张群表示，待蒋主席返渝，将向他一并报告。
10月6日，上党地区解放军在激战中歼敌大部，整个战役还在迅速地胜利发展。
10月7日，国民党当局答复中共代表，同意发表会谈纪要，并安排飞机送毛泽东回延安。
以诗解谜
这段历史到了最后一幕，但还有一件事情必须交待。它同谈判本身没有直接关系，但若从更广泛的政治、文化和心理的角度来说，却是一件不能忽略的要事，即毛泽东和柳亚子的交往以及由此引出的《沁园春·雪》一词。
毛柳相识于1926年大革命的中心广州。1941年，柳亚子和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联合发表宣言，严辞谴责国民党政府发动皖南事变。柳亚子进而同国民党决裂，被蒋介石开除党籍。1944年，毛泽东在给柳亚子的信中赞扬他:
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
毛泽东到重庆，8月30日，二人即相会于曾家岩。柳赠诗一首: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 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 一笑昆仑顶上头。
柳亚子是一位革命家，但他首先是一位诗人。正如郭沫若所说:“亚卡先生是一位典型的诗人。他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似乎可以补充一点，柳亚子卓越的器识又常常伴随着天真的空想或狂想。例如，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开始把共产党人排斥出党政军领导机关。柳亚子断定蒋是国民革命的大敌。这眼光是比某些著名的共产党人还尖锐的。但是，他向恽代英提出的对策却又是幼稚的，他主张谋刺蒋介石。恽代英笑他，说:“人家叫我们共产党是过激党，我看你老兄是‘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过激哩！”1829年，毛泽东在湘赣一带领导红军进行土地革命的时候，柳亚子就写诗歌颂这位官方严缉的“土匪”头子，把他和孙中山、列宁并举:
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
人间毁誉原休问， 并世支那两列宁。
这器识是何等的卓越!
毛泽东到重庆，民主人士们对他的才识、胆略多有钦佩，但认定他将是中国的领袖者却十分罕见，宋庆龄是一个，但她不当在此列，她是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唯独胆识卓越的柳亚于，不仅心中如此断定，而且发而为诗，发而为言;他自豪地宣称这是“英雄崇拜”，这未免过头了，但也是时代使然。十余年后全中国对毛泽东的崇拜又岂止是“英雄崇拜”而已。
这期间，他们彼此拜访，并有书信往还。畅谈最欢的一次，是10月2日在红岩村。有关他们聚会的史料很少，支离破碎，仅可了解一个大概情况。
柳亚子是年59岁，个子不高，白白胖胖，温文尔雅，说话口吃，诵诗时却流畅。他是一个胸无城府的直肠子，又是一个火爆爆的急性子。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脾气太急，写字像冲锋一般，喜欢赤膊上阵，杀了一阵，胜败不问。”
毛柳的共同话题很多，除往事、旧友外，还有他们酷爱的诗文、历史。每次见面或写信，亚子都要把自己的诗作朗读或抄录给润之。毛称赞柳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对自己的诗作却秘而不宣。虽然，在此之前他的《七律·长征》已流传于世间。柳亚子为完成亡友林庚白的《民国诗选》，想收录毛泽东的长征诗，10月2日这天向毛索句，看来也未达到目的。毛矜持地表示，“我只能读，不能做”。文史之外，他们最热烈的话题便是时局和政见了。
柳亚子激昂慷慨地结结巴巴地陈述了他的某种“赤膊上阵”的主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天他还决然主张未来的联合政府应由毛泽东(而非蒋介石)来主持，并兴冲冲地即刻就要润之一起拟定联合政府的人选。毛泽东则娓娓而谈，大抵是开导他目前还未到具体解决的时候，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却是曲折的。这次谈话的效果很好。柳亚子回家后赋诗道:“如坐光风霁月中，矜平躁释百优空。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但诗人自视为管仲式人物，他的主张是不肯轻易放弃的，便又致书润之.再次建言。
到了10月7日这天，国共谈判已有定局，即将发表《会谈纪要》，毛泽东就要离开重庆返回延安了。他徘徊于红岩村室内，感念万千。久雨之后，天气骤凉，山中林木已出现黄叶。
国共谈判有了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一大收获。但是，最具关键性的解放区问题悬而未决，军队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蒋介石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进攻解放区。这次上党区一仗，如果不是我军打得漂亮，把他打痛了，他才不会答应签字哩!他口说是要以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但是赫尔利回华盛顿之后，美军就从天津登陆了。而且他连龙云也容不下，略施小计就以武力夺其军政大权，挟持到重庆，架空成一个寓公。蒋介石所谓的“民主”，所谓的“军令政令统一”不过如此。另一方面，人民的力量，民主的力量也在迅速增长，这是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茅盾的话剧《清明前后》场场客满.工商界人士联袂往观就很能说明问题。民主同盟开了大会，黄炎培、许德珩等都在各自筹建新的党派。广大的人民群众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和平的力量、革命的力量在增长。战争的力量、反革命的力量也在增长，这不是巨大的矛盾吗？中国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和冲突将发展到哪一步，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这不又是一个悬案吗?目前的时局真是有着许多的矛盾现象，许多的未知数呀!
大致如此的思绪在毛泽东的脑际盘旋，犹如香烟的云雾在他身旁紫绣。
列夫·托尔斯泰曾打算写一部反映彼得大帝时代的小说.在构思过程中他感叹道:“对于艺术家来说，这是个怎样的时代啊!放眼一望.处处是难题，处处是谜，只能以诗解谜。”
毛泽东是一个诗人气质浓厚的人，在政治生活中，包括在外交场合，他往往有一些奇特的十分别致的表达方式，那是形象的、暗喻似的表达方式，诗的表达方式。
如今，一种豪迈的激情在他胸中涌动，他回到桌旁，展纸拈笔，长枪大戟地写道: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迭示均悉，最后一信慨乎言之，感念最深。赤膊上阵，有时可行，作为经常办法则有缺点，先生业已了如指掌。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人选种种，均谈不到，置之脑后为佳。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的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敬颂
道安
毛泽东
十月七日
《沁园春·雪》这首像的性格一样万汇汪洋，像多侧面的钻石一样光华灿烂的艺术神品、千古绝唱，从此流传人间。
双十协定
10月8日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 国民党当局正式为毛泽东主席举行欢送会。由于当局专为毛泽东举行的盛会仅有这一次，所以晚会主持人张治中在致辞时宣布:这是欢迎会同时又是欢送会。他概要地介绍了会谈情况，说:
首先，值得报告的是双方商谈的大前提、大原则完全一致。就是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这还是中共毛先生提出的。我们正在谋求各种具体问题的解决。我们商谈的结果，不久就要发表一个公告，不仅是已经得到了解决的问题要公布，就是双方意见尚未一致的地方，我们也想让大家知道。并且愿意竭尽我们的能力，互谅互信，继续在友好和谐的商谈中求得解决。
张治中并宣布仍将由他本人陪送泽东主席返回延安。
当张治中致词时，他是请毛泽东并肩而立，面对会场的。人们看见毛泽东穿一身熨烫过的灰色毛哔叽中山服，面容较前略显清癯。
张治中致词完毕，请毛先生发表演说。
毛泽东从容走近扩音器，用徐缓的语调开始讲话。关于商谈的情况，他表示赞成张先生所说，是可以乐观的。他阐述说:
在东西方的法西斯打倒以后，世界是光明的世界，中国是光明的中国。在这次战争中，世界与中国有了迅速的进步，现在商谈的目的是要实现和平建国。
毛泽东用高亢的声音，字字千钧地说:
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
他用一个表示决然摒弃的手势加强他的论断。这句话激起了全场的掌声。他转用平和的语气继续讲:
商谈是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的，没有得到协议的问题，相约继续商谈来解决，而不用其他方法解决。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全世界人士与同盟国政府的要求。
毛泽东的语调又逐渐转为激昂:
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好的。中国人民的面前现在有困难，将来还会有很多困难，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国共两党与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不怕困难，不管困难有多大，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在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新中国万岁!蒋主席万岁!
毛泽东平生不知作过多少次演说，但是像这样的激昂奔放，奋力高呼的情况是罕见的。百年沉睡、备受欺凌的中国正面临着历史的十字路口，他要诉诸人民，他要敲响警钟。
全场掌声如雷，经久不息。但人们的脸上都过于庄重严肃，没有一丝笑容。
外面夜色朦胧，礼堂内的水银灯便分外辉煌。接下来的自助餐和厉家班的京戏《十三妹》，使晚会的气氛渐趋活跃，但始终带着一股正宗的官场味儿，远不如中苏文协晚会上那气氛的自然、热烈和亲切。
由周恩来起草的会谈纪要，最后定名为《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于10月10日下午6时许在桂园客厅内签字。双方代表出席，由王世杰起，依次签名。大家如释重负，轻松愉快。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不辞辛苦奔波。”周恩来上楼去请毛泽东来到客厅。他逐一同双方代表握手，互道辛劳，共同祝贺这一历史文献的诞生。
不久，蒋介石前来桂园拜访。今天他特意着戎装，佩戴特级上将领章，腰悬佩剑。毛泽东在阶沿口迎接客人，一同走进客厅。蒋介石在沙发上坐下，神情庄严，端起茶碗，用碗盖拨弄了几下茶叶，就放下了。他们交谈了些什么，未见记载，也就是一般的寒暄吧，这本是一种礼节性的拜访。
过了约模10分钟，蒋介石就请毛泽东一道出门，相偕乘车，到国民政府出席双十节国庆招待会了。
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乘一辆车，同走一条路，去一个共同的目的地，参加一个共同的活动。
第二天，毛泽东就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尾声
《沁园春·雪》终于传开了，越传越广，直至登上了报纸。柳亚子是对的，毛泽东既然把这首词抄给他，就不在乎传播出去。
无论是同志是朋友是敌人，全都为这首词所震撼了，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是独步千古的绝妙好词。正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陪都的知识界轰动了，他们原以为他是一个来自西北窑洞的土宣传家，可是遇见的却是一个在哲学修养和文学风格方面都远远胜过他们自己的人。”
何等璀灿的才华，何等宏伟的气魄!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令人一唱三叹，击节不已。
赞美它的、攻击它的，写诗的、为文的，你来我往，沸沸扬扬，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还在这首词流传以前，国民党《中央日报》内部总结关于国共谈判的宣传报道，自恃武力，迷信武力是国民党内占上风的主流论调。对此，一个叫胡建中的人，《中央日报》社社长，颇为忧虑地说:“我还是那句老话，我们要注意领导这个时代。唉.我们呀，只是领导了一大群人，可是没有领导这个时代!”
鲁迅在评《红楼梦》时写过这样的话:悲凉之气，遍被华林，呼息而领会之孝，唯宝玉而已。这位胡某，算是国民党“大观园”内的贾宝玉了。
在萧瑟的西风中，枯萎的黄叶飘零，不断地飘零……
本文写作过程中，周永林、安建设同志曾给予史料才面的帮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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