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
马来西亚和中国正式建交
我们的内部纷攘正值高潮之际，传来消息说，在1970年9月接替东姑阿都拉曼的敦阿都拉萨将在1974年5月28日至6月2日访问中国。他是应周恩来总理之邀访问北京。马来西亚和中国显然已用了好些时间安排正式建交。的而且确，敦阿都拉萨访问北京期间，与周恩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恢复正常关系。阿都拉萨在中国首都受到款待之际，我们袭击了北霹雳的公路及水坝。我们的目的是要宣示，马来亚共产党丝毫不受中国的外交政策所影响。这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即各兄弟党都能自由行动，不受北京的指示。正巧在大约18个月之前，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约见我，他是奉毛泽东之命，通知我有关中国共产党有意与马来西亚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事。在这次的会面中，周恩来向我保证，中国政府会严格遵守毛泽东的指导，将国与国的关系和党与党的联系分开。
我们认为我们在霹雳州发动的有限袭击，发挥了作用
从各方面判断，我们认为我们在霹雳州发动的有限袭击，发挥了作用。我们没有杀害任何人，只对准工地的装备，而我得到的印象是，我们所要传达的信息不但传达出去，也得到了理解。西方的评论大意是指中国并没有指示马来亚共产党发动袭击。
勿洞西段在1974年8月1日与马来亚共产党正式决裂
勿洞西段在1974年8月1日与马来亚共产党正式决裂，他们发表一份内容浮夸的宣言，而这份宣言实际上是向他们所谓的“陈平领导的修正主义集团”宣战。在这份充斥着毛泽东式措辞的宣言中，他们呼吁“党军和其他革命组织的同志们”要“分清香花毒草”，要拒不服从旧的领导层，以及剥夺他们所有的权力。这份宣言指责党的“老修古”利用1969年5月13日吉隆坡种族骚乱后的局势。他们说我们展开肃反行动的具体目的是要毁军灭党，进而永远扑灭革命火种。
勿洞西段造反者利用成功刺杀警察总长及其他激进行动广作宣传
这之前三个月，勿洞西段的同一批造反者发动了一次大胆的行动。他们在光天化日底下成功刺杀了途经吉隆坡街道上的马来西亚警察总长丹斯里阿都拉曼哈欣(Tan Sri Abdul Rahman Hashim)。到了10月，勿洞西段造反者渴望利用成功刺杀警察总长及其他激进行动广作宣传，于是在半岛各地展开挂红旗和分发传单的宣传运动。为了广为宣扬他们新近自命的马列派组织称号，他们在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柔佛、彭亨、槟城及吉打各州升起红旗及广派册子。他们甚至将红旗高挂在吉隆坡独立广场的电缆塔上，也在首都各角落分派册子。
面对如此公然的挑衅，马来西亚政府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
面对如此公然的挑衅，马来西亚政府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11月1日，也就是红旗及册子首次出现的一个星期之后，当时敦拉萨政府的内政部长丹斯里加萨里沙菲宜(Tan Shi Ghazali Shafie)发表声明，详细胪列联邦政府过去超过十年来所收集的共产党活动简报。这份声明说，马来亚共产党在1967年发生一场未遂的造反，而我在造反中侥幸逃过被暗杀。此事造成马共内部分裂。据报三年后又发生了第二次的决裂，起因据说是马共第八支队指挥官一江拒绝执行处决敌奸疑犯的命令。
政府声明提出非常准确的统计
这份政府声明将我们称为“旧”马来亚共产党，它也提到泰南两个分裂出来的阵营：马来亚共产党(马列派)及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这份声明跟着提出非常准确的统计，指出马来亚共产党共有970名武装游击队员、马来亚共产党(马列派)有150人，而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则有260人。另有200名游击队员在马来西亚半岛南部活动。
内政部长和他的幕僚发动宣传攻势
丹斯里加萨里显然获得相当好的统计情报。我只能猜测，内政部长和他的幕僚当时是在发动宣传攻势，目的是要加剧共产党阵营的分裂、贬低我的领导声望，以及遏制更多所谓心灰意冷的青年投奔共产党。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极尽抹黑我的人格。
报告说，当我发现有人密谋对抗我的领导时，我即刻下令处决20名被视为“政府特务”的新成员，而且我后来相信了游击队营区“遍布特务”的说法，并因此大开杀戒。它指责我在1970年1月或2月间下令处决所有在1962年之后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年龄12岁以上的新成员。
加萨里是个态度强硬的行政官
我不曾见过加萨里，但对此人略有所闻。我知道他是个态度强硬的行政官，和他关系密切的人称呼他“Guz”。他和我年纪相若，我肯定他在136部队的作战贡献。我曾与136部队有密切关联。我判断他在抗日战争时累积了收集情报的宝贵经验。凭此背景，再加上他所掌握的关于陈平的情报资料，我真想问一问他，他怎么会相信我会将小孩子当作彻底消灭的对象，而干掉他们。我后来认为他必是根据宣传人员的建议行事。我肯定情况是如此。
如果你被权力机关贴上在战争中集体屠杀儿童的标签，很少人会去考究这种宣传的真实性
战争时期的宣传对象 ─ 群众，从来不会严格检验宣传背后的动机，以及它们想要营造的心理效应。如果你被权力机关贴上在战争中集体屠杀儿童的标签，很少人会去考究这种宣传的真实性。绝大多数人都会接受这种片面之词。当你不断把很多淤泥往墙壁上抛掷，它最终必定有淤泥。1974年11月，英国殖民者及联邦政府在所有场合用相同手法加倍指责我是杀害儿童的凶手，因此根本不难想象当时陈平的形象是何其面目可憎。
昔罗叛军曾试图拉拢我站在他们那一边
昔罗叛军虽然自命为“革命派”，事实却证明他们的斗志远不及勿洞西段的“马列派”，而且他们还曾试图拉拢我站在他们那一边，一起对抗小章和总部。他们找上我们在曼谷的通讯与交通中心的一名密使，向他说明他们的申诉，并要求他转达给在中国的我。
密使担心自己也在通缉名单内，因此决定直接向我报告
技术上而言，这名密使应该向身为代总书记的小章报告此事，因为小章是边区总指挥。然而，当曼谷警察突袭一些党员的住家，并将他们收押后，事件变得复杂了。这位密使担心自己也在通缉名单内，因此决定直接向我报告。公然搭乘飞机到香港的确太危险了，他于是选择取道陆路。
造反派要我承认他们成立的伪中委会
尽管他们不满意，但造反派仍要我承认他们成立的伪中委会。我认为他们的要求非常荒谬。我不能和我的中委会搞对抗，尤其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在前线，而我人在后方。我和同样住在中国的政治局委员非常全面地讨论了这场危机。阿海非常不同意小章的作为。他根据本身的经验，坚持说，这么多特务渗透进党的说法十分不寻常。政治局唯一的女性委员阿焰则强烈反对阿海的观点，而我保持中立。整体而言，小章获得中央委员会的支持， (尽管)中央机关队和中国的(马共中央领导)意见分歧。
小章给我呈上报告，陈述他的说法
小章给我呈上报告，陈述他的说法。他阐述了他如何发现游击队里的新成员当中有特务，以及他如何着手审查及召开审判会，以肃清奸细的经过。他的报告是经由无线电发送，因此只能转译成简短章节。处理这样复杂的危机，这肯定不是令人满意的方式。我问小章，我该如何答复昔罗阵营? 我的处境非常微妙。我无法不顾及小章的感受，断然否定他那认为必须采取激烈的正确步骤以应对那场特务危机的观点。
我和小章决定让那名准备回去的密使陪同康复中的白丝木回去前线
发生造反之前，昔罗游击队的资深领导人白丝木突然病重，怀疑患了癌症。他被送到中国就医，结果发现他只是患上胆囊病症。手术完成后，白丝木逐渐康复，而当时我们正忙着应付边区造反。我和小章决定让那名准备回去的密使陪同康复中的白丝木回去前线。他们两人从陆路回程。
白丝木回到昔罗营区后，他的战友认为他是中央机关队图谋重夺领导权的工具
这名使者奉小章之命护送白丝木去中央机关队，以讨论修补裂痕的事。会谈是举行了，但是白丝木回到昔罗营区后，他的战友认为他是中央机关队图谋重夺领导权的工具。他被限令在一个星期内离开营区，结果他很快又回到中央机关队里了。
早前的肃反行动造成我们在与造反部队对质时，处于易招怨恨的处境
早前的肃反行动造成我们在与造反部队对质时，处于易招怨恨的处境。我们认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游击队员，只不过由少数不满我们犯下错误的机会主义者所领导。无疑地，我们不能把他们都当作是反动分子。
被驱逐出境的同志很快就相信我遗弃了他们
勿洞西段很快就向那些在紧急状态时期被驱逐到中国的同志们招手。这批人数量十分可观。陈平被“被驱逐出境者”刻画成一个在后方，过着舒适生活的人。相对于此，“被驱逐出境者”的生活状况则非常艰苦。这些被驱逐出境的同志很快就相信我遗弃了他们。
我对这些被驱逐出境的同志真的无能为力
我肯定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面对的难题，但是我对这些被驱逐出境的同志真的无能为力。中国领导人禁止我和被驱逐到中国的同志联系。他们被当作华侨，而我实际上只是外国客人。他们不再是我马共的党员。
勿洞西段迅速在中国广东省成立马来亚共产党(马列派)分部
勿洞西段的鼓动者不理北京的规定，继续吸收那些被驱逐到中国、心存怨怼的马来亚华人。他们发觉竟有这么多同情者之后，便迅速在中国广东省成立马来亚共产党(马列派)分部。1980年中，勿洞西段游击队未经邀请，便派出四人代表团搭飞机经由香港到广东。他们在广东要求到北京与中共中央联络部会面。
中央联络部官员坚持他们得和现居中国的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谈谈
在中国首都，中央联络部官员聆听他们陈情之后，坚持这是党的内政 — 即毛泽东所说的“内部矛盾”，因此他们得和现居中国的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谈谈。中方向他们建议的会谈人选包括阿焰及陈田，但是他们都拒绝了，并且坚持只和陈平谈。
我同意会见代表团团长张忠民
此事反而为我们的正式会谈铺好了路。否则，我恐怕也不会考虑到要有这场会谈，因为我知道小章必会极力反对，而他的不悦将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我同意会见代表团团长张忠民。此君的名字含义是“忠于人民”。会谈在北京举行，我从湖南的广播电台专程前往北京赴会。
中央联络部官员决定在我抵达北京之前，先和这群造反者直接会谈
中央联络部官员决定在我抵达北京之前，先和这群造反者直接会谈。他们明确地告诉这四名代表，小章从不被视为“修正主义者”或敌方特务。他们解释说，小章曾在中国住了很多年，他们非常了解小章。他们可以保证小章的革命资历。他们也说，陈平并无过失，发生纠纷时，他根本不在泰南。
中央联络部人员央请代表团秉持两项具体宗旨与我会面
中央联络部人员央请代表团秉持两项具体宗旨与我会面。一、我们的会谈必须以结束马来亚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为目标；二、不同派系之间必须停止公开武装冲突。我到达北京时，中央联络部向我汇报情况，并要我专注于解决他们已向张忠民的代表团提出的议题。北京官员非常了解问题所在。他们知道这些人已经泥足深陷，也理解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达成和解方案。他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之前曾尽力化解问题，以及这些努力何以徒劳无功。
张忠民首先为攻讦我的领导地位而道歉，然后将话题集中在肃反行动
张忠民首先为攻讦我的领导地位而道歉。我告诉他不必为此事道歉。然后他便将话题集中在肃反行动。他问道：“你怎么看小章所下的命令，以及随之而来的处决?”于是我提醒他要记得党的惯例。虽然我身为总书记，但也不能背着党中央批评党的决策。他最后终于向我保证，情况将会改善。不过，当他回到勿洞西段后，纠纷仍在。据我所知，他甚至对追随者说，陈平并不同意小章处理特务危机的方式。
我要求中央联络部允许张忠民和昔罗营区的代表团到中国与我个别会面
较后，我要求中央联络部允许张忠民的中委会里，曾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委员与我在北京会面。与此同时，我也要求允许昔罗营区也派来一个相等的代表团到中国，与我个别会面。
两方人马及时抵步
两方人马及时抵步。昔罗代表先抵达。他们非常坦率，我十分欣赏他们的率直。他们要我坚决地表态，到底马共北马局在1970年肃清被疑是特务的游击队员，是否正确。我再次依党的惯例行事。我不能背着党中央发表个人的意见。
我不在意他们唐突的态度，只要我们能够结束党内的派系斗争和武装冲突就心满意足了
昔罗代表把话说白了，除非他们得到明确的答复，否则继续与我会谈也毫无意义。我不在意他们这样唐突的态度，只要我们能够结束党内的派系斗争和武装冲突，我就心满意足了。后来看到的结果是昔罗阵营对抗中央机关的方式，仅限于以册子攻讦中央机关，我们再也没有和这群造反派发生小规模战斗或驳火。
勿洞西段曾经向小章的部队发动，四、五次武装攻击
相反的，勿洞西段曾经向小章的部队发动，四、五次武装攻击。结果这些动作反而造成他们本身的游击队员士气低落。这些游击队员不要成为一个自相残杀的运动的一分子。
这两个阵营的造反派都要我正式支持他们对抗小章
这两个阵营的造反派都要我正式支持他们对抗小章。他们并没有觉察到我早已表明立场，即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的多数意见支持小章。即使在造反派代表团抵达中国之前，中央联络部一位官员已婉转暗示我应该在情况恶化之前发表公开声明，说明我对肃反行动的立场。我解释说，我要是公开支持造反派，必将加剧党内分裂。如此一来，马来亚共产党将自毁。
马列派及革命派双双向泰国政府投诚
最后，马列派及革命派双双向泰国政府投诚。
到了1987年，他们在泰国政府特别安排的两场投诚仪式上，逐一缴械，然后换回一朵红花，并拍照。那些参与所谓“重返社会”计划的人，被错误描绘成陈平所领导的马来亚共产党的党员。
对于投诚，他们都有各自的解释和理由
我觉得何其讽刺的是，这些投诚的人竟然是过去超过15年来自命为“革命派”与“马列派”，以强调其革命热诚者。他们自诩为出众的革命者，而且严厉攻讦我方领导人为“修正主义者”。对于投诚，他们都有各自的解释和理由，我曾经花了些时间尝试跟进此事，但坦白说，后来我放弃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相信，当那群造反者在1987年投诚时，他们的领导人再也不能声称是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我为那些部队成员感到难过。然而，当时我不能说出我的想法。我不想被非议为羞辱异己。
取自《我方的历史》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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