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12）
——乱读随抄之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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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2）给钱老起外号“化学系”
为了让“四人小组”尽快步入卫星和星际航行这一尖端科技殿堂，钱学森还采取多种方式培养他们，其中一项就是让他们为中国科技大学学生讲授《星际航行概论》。
1961年9月18日，钱学森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的大阶梯教室开启了《星际航行概论》的第一期课。当时场面十分火爆，“不少人都是自己带着小马扎过来听课。”而实际上，这门课还没有教材，每次都是由钱老的两个助手给大家印发讲义。
“那时让我们替他讲这门课，感到很有压力，我们就很刻苦地研读教材，钱老还鼓励我们提出自己对教材修改的意见。”正是在钱老的鼓励下，“四人小组”很顺利地完成了讲课任务。
当然，“四人小组”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小组。他们透露：曾经给钱老起过外号——“化学系”。钱学森给熟人写信，签名比较潦草，“钱”字写得像“化”，但“学”字不怎么走样，“森”字则有点像“系”。于是他们就给钱老起了个外号——化学系。每当给“四人小组”写纸条或者批示文件，“四人小组”一看签名，就会笑着说：“化学系又来了。”
（本报记者于建：《“四人小组”披露钱氏教学》，《北京晚报》2009/11/03）
（H13）不敢发言遭受唯一一次批评
钱学森培养“四人小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让他们担任星际航行座谈会的秘书。这个座谈会是1961年由钱学森、赵九章、竺可桢等知名科学家发起的不定期学术活动。1961年至1964年，座谈会共举行了12次。
“四人小组”回忆，有一次，由一位空间医学专家作空间生理学和生物学的报告。随后的讨论中，钱老说，运载火箭振动对人体的影响是载人航天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首先要分析振动对人眼球的影响，从力学观点看，人的眼眶就像是一个弹性支座，眼球就像弹性支座上的质量，它的共振频率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正是钱老的这些发言让“四人小组”大开眼界。
不过，钱老对“四人小组”要求极高，不仅要求他们去听座谈会，还要主动参与发言。孔祥言回忆：“第一次参加座谈会，看到与会的都是科学界的顶尖人物，我们几个谁也不敢发言，后来钱老就批评了我们，这也是他唯一一次批评我们，他真的是希望我们尽快成才。”
他们的确是成才了。1964年5月，在钱学森的推动下，上海机电设计院以“四人小组”为骨干，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卫星总体研究室——第七研究室。1965年5月，该研究室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1966年至1969年，完成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方案设计。“四人小组就是我国早期研制卫星探索的种子，而钱老就是这粒种子的播撒者。”
（本报记者于建：《“四人小组”披露钱氏教学》，《北京晚报》2009/11/03）
（H14）亲自编写《导弹概论》等相关教材
王永志记得，为了帮助年轻人掌握导弹、火箭基础知识，钱学森亲自编写《导弹概论》等相关教材，举办导弹技术训练班。班上的许多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骨干。
钱学森那时候在各个研究机构四处开班讲学。系统学讨论班设在一间40多平方米的小平房里，经常座无虚席，窗外还站了许多做笔记的年轻人。杨利伟从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老同志那儿听说，钱学森经常来讲学，有段时间几乎是每周来一次。他的博学敏思和学术风采令人折服。
王永志说，他现在对钱学森的思想体会越来越深，“个人的生命有限，越是有强烈的事业心，就越会注意培养年轻人，让事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种事业心不是‘我怎么样就行了’，所以他把知道的事情都会告诉年轻人。”
（余建斌：《钱学森的航天情怀》，《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6日）
（H15）为我军高级将领讲《导弹概述》
2004年4月里的一天，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纪念馆即将开馆。
那天钱学森秘书接到一个电话，是二炮老司令李旭阁夫人耿素墨打来的，说家里整理书房时，发现一个笔记本，是1956年元旦钱学森在为我军高级将领讲《导弹概述》的记录稿。
1955年，在美国长岛被幽禁5年的钱学森，经冯·卡门学派师生的奔走，以及新中国政府的多方交涉，终于获准回国。
赤子归来,印证了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将军的判断：一个钱等于五个美国海军陆战师。归国后的钱学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并被任命为负责导弹开发制造的国防部五院院长。家还未安顿好，钱学森就开始向从战争中走来的高级将领描绘中国战略导弹发展的蓝图。
1956年元旦，第一场春雪刚刚落下。那天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的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参谋李旭阁，被处长杨坤叫进办公室，递给他一张入场券，说下午3时总政排练场有个秘密报告，你去听听！
李旭阁骑车而去，中南海到新街口总政排演场大厅不远。他匆匆步入会场，已座无虚席。令他吃惊的是听讲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上将、大将，他们都是三总部和驻京军兵种的领导，许多人都是他熟悉的。主席台上，摆着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的名字。满堂高级将领，惟有他一个人年纪最轻，职务也最低，佩戴少校军衔。
刚刚落座，电铃就响了。陈赓大将率先走出来，身后跟着一位穿中山装的学者，两个人坐下，陈赓大将便介绍说，这位就是刚刚归国的钱学森教授，世界上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今天由他给大家讲世界上最先进的尖端武器——导弹。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钱学森教授站起来鞠了一躬，然后走至黑板前，挥笔写了一行字：“关于导弹武器知识的概述”。
李旭阁在一个新笔记本上记下这一行字，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关于世界上最尖端武器的介绍。他聚精会神地听，一丝不苟地记，记下钱学森教授介绍的导弹结构的用途和美国、苏联的发展现状。然后他饶有意味地说，“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以后，钱学森又于1960年3月22、23日在高等军事学院讲授火箭和原子能的运用，李旭阁再次前往听课。
2004年4月份，李旭阁在整理过去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当年的笔记本，打开一看，竟然是1956年元旦听钱学森讲课的详细手记。钱学森儿子和秘书得知后，立即专程来到他家，将原件拍照和复印，放到上海交大钱学森纪念馆展出。
2005年11月12日，钱学森归国50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出席的嘉宾中，钱学森夫人蒋英特意加上李旭阁的名字。会上,蒋英握着李旭阁的手说,钱老让我转告你，他从未曾想到,在当年听他讲课的高级将校官中间，一位最年轻的少校，成了他当时建议成立“火军”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司令员。
（徐剑；《见证奇迹》，《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8日）
（H16）最后宇航出版社将这些讲义结集出版
“钱学森与中国航天”课题组另一位负责人、宇航出版社副社长石磊告诉记者，他们于2006年和2008年出版了两本钱学森的著作，一本是《导弹概论》、另一本是《星际航行概论》，这两本书的底稿是钱老当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后给学生讲课的讲稿，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没有见过导弹，没有见过卫星，钱老就自编讲义，给学生上课，最后宇航出版社将这些讲义结集出版，“可以说，这是钱老最早的两本原创性著作，非常珍贵。”
（本报记者蔡文清许前程：《出版书籍寄哀思》，《北京晚报》2009/11/91）
（H17）“全国谁搞得好，谁能干，就安排谁干”
“钱老一辈子都爱国。我1957年报考力学所的研究生，就是因为仰慕他的爱国之情。”钱学森的学生、中科院院士俞鸿儒回忆说，“他凡事都始终站在国家的层面考虑问题，没有私心，只要是为国家好的事，他就去做。他是力学所所长，但实际是全国力学的领袖，他在全国办了很多力学班。他的观点是：全国谁搞得好，谁能干，就安排谁干。”
（本报记者 赵永新 余建斌 杨雪梅 赵亚辉：《 科学巨星 教育大家》，《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日）
（H18）放手让下面人来负责
“父亲的忙和我们印象中的忙还不太一样：他是‘委托式管理’，除了自己该做的事，其余的放手让下面人来负责。”钱永刚回忆说，父亲那时承担着非常大的压力。“那时候和现在是天壤之别，国家就那么点钱，又要做成那么大的事，只允许试一次，一次就得成功。这样他就累了，方方面面都得考虑得很周到。为什么后人这么敬重‘两弹一星’的功臣？就是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远远不能和现在比，完全是凭着他们的智慧、勇气和奉献‘拼’出来的，不是‘试’出来的。”
（本报记者赵永新：《儿子眼中的钱学森》，《人民日报》2009/12/10）
（H19）“更重要的要靠年轻人”
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钱学森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要靠老的，但更重要的要靠年轻人，要靠他们敢想，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发展”。
（本报记者赵喜滨于 建:《钱学图谱[1911-2009]》, 见《北京晚报》2009/11/06）
（H20）引导年轻的留学生在学中干在干中学
1958年4月，孙家栋从苏联归国后，组织上分配他到当时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总体部报到。让他去搞导弹总体，他真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能在国防尖端科技部门工作，可以为国家干一番事业；担心的是，他自己学的是航空专业，导弹是什么样子？怎么设计？怎么制造？心里一点底也没有。那年“五一”节前的一天，孙家栋参加了钱学森主持的一个会议，孙家栋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院长钱学森。
此时，苏联提供的第一批导弹的图纸资料到达，相继交付到孙家栋他们手中，仿制导弹的工作随之展开。可那时，面对一堆图纸，除了钱学森以外，孙家栋他们谁也没见过真导弹。再一看周围的同志，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纺织的、文史的，五花八门，就是没有一个学导弹理论的。孙家栋所学的航空理论还算与导弹专业离得最近。由于孙家栋从事导弹总体设计工作，精通俄语又懂技术，很快他翻译掌握的东西就比别人多了一些。当时，钱学森亲自编制课程大纲给大家讲授导弹概论。他讲的课深入浅出，大家都爱听。钱学森还请庄逢甘教授讲空气动力学，请梁守槃教授讲火箭发动机，请朱正教授讲制导，引导孙家栋这些年轻的留学生在学中干，在干中学。
那时，钱学森非常重视总体部的工作，经常来检查工作。他只要有时间就会来到孙家栋他们工作的设计现场和大家讨论问题。开始孙家栋面对这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有点紧张，他总是暗地里悄悄观察钱学森，发现钱学森长得慈眉善目，宽宽的前额，眼睛里总是满含笑意，他的神态和蔼使人感到平易近人，尤其对青年人特别关怀、爱护。孙家栋在钱学森面前的拘束感逐步消除。他常常带着图纸上琢磨不透的问题请教钱学森，而钱学森在解答问题时总是有问必答，有板有眼，令孙家栋非常敬佩。钱学森对孙家栋开始直呼其名，后来有时叫小孙，有时叫家栋。这时钱学森已经发现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所提的专业性问题越来越有深度。特别是孙家栋对建立导弹总体思路、制定总体方案，使得钱学森对他刮目相看。于是，院长钱学森与孙家栋接触的次数便多了起来。7月的北京，盛夏酷热的一天晚上，孙家栋他们正在通宵达旦地翻译资料研究导弹，这时钱学森率机关工作人员带着西瓜前来慰问大家，使所有导弹总体部门在场加班的人非常感动。大家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更加高昂。
（马京生王建蒙：《钱学森与孙家栋：科学巨星情深谊长》，《北京日报》2009年11月20日）
（H21）“设想是不是要比猜想会严谨一些？”
孙家栋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重新找出来苏联火箭专家写的一本俄文版的《导弹概论》。那本书是从导弹原理论述到设计方案的技术参考书，书后还有一些德国搞V2火箭和美国火箭发展的过程，其中有一段讲到火箭飞行脱离地球引力达到宇宙速度的论述。孙家栋想，既然串联火箭逐级飞行可以产生加速度，那么并联火箭与零重量的关系呢？与脱离地球引力的宇宙速度是什么关系？火箭达到了宇宙速度就可以飞出大气层，那么就可以放飞卫星啦。
带着这些问题，孙家栋去情报资料所查找资料时遇到了当时的所长，就把自己最近对放卫星的有关问题向所长提了出来。所长非常感兴趣，建议孙家栋把这些想法写成一篇文章。后来孙家栋以他和情报资料所所长两人的署名在研制快报上发表了题为《对苏联发射卫星采用火箭的猜想》一文。没想到这份快报送到钱学森手中引起了钱老的注意。钱学森仔细阅读了这篇只有两页纸的文章，感觉很有价值，就把孙家栋叫到他的办公室专门与他讨论这个问题。钱老说：“你的想法很好，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论。我想，你的文章题目是否可改一个字，把‘猜’改为‘设’，因为我们都是搞科学的，设想是不是要比猜想会严谨一些？”
果然，不出钱学森所料，孙家栋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争论，而钱学森积极支持了孙家栋敢为人先的科学设想。钱学森认为孙家栋在从事导弹总体设计方面不仅制定方案认真严谨，而且对发射卫星设想大胆，思路开阔，很有那么一股创新的勇气。两位科学家达成了共识，导弹技术是卫星发展的基础，现在中国已经有实力研制卫星了。
（马京生王建蒙：《钱学森与孙家栋：科学巨星情深谊长》，《北京日报》2009年11月20日）
（H22）向聂荣臻元帅推荐孙家栋
1967年3月，国家要加快卫星研制速度，加强卫星总体工作，担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的钱学森思前想后谁最合适担此重任。他认为，将孙家栋由火箭总体调去搞卫星总体是最合适的人选，虽然孙家栋出身不是“红五类”，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他又在苏联留学8年，但是他爱国敬业，是一个可信任的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专家。于是举贤荐能，向聂荣臻元帅推荐孙家栋，让孙家栋担任卫星总体技术总负责人，领导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
调令是1967年7月29日午后传达给孙家栋的。在钱学森的推荐下，孙家栋当天由搞导弹转入了搞卫星。他的人生转折来得如此迅速，第二天“八一”建军节，他便走马上任了。
当时正是“文革”时期，造反派夺权，行政领导干部靠边站。钱学森决定特事特办，来找孙家栋谈话，谈话的地点选在位于北京白石桥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大楼一间新腾出来还没有整理好的房间。
钱学森用期待的目光看着面前的孙家栋，语重心长地说，尽管我们面前有很多的困难，我们也要集中精力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加快卫星研制速度，实现1970年将中国的人造卫星发射上天。
从此，孙家栋挑起了这副 “天字号任务”光荣而沉重的担子。在钱学森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孙家栋面对着“机遇和风险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他有了施展才华的大平台。
（马京生王建蒙：《钱学森与孙家栋：科学巨星情深谊长》，《北京日报》2009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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