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13）
——乱读随抄之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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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3）“你这个家栋真有办法！”
为了尽快启动卫星总体设计工作，孙家栋向钱学森提出建议，由一分院推荐几个搞总体方面的技术人员。钱学森考虑后答复说，从一分院抽人可以，但在当前“文革”两派正在闹腾的情况下，推荐来的人能不能保证质量很难说。所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不能依靠一分院推荐，由你孙家栋提个名单后再研究确定。
当时的孙家栋只有38岁，虽然年轻，但因工作出色，在人们眼中已是有影响的人物。然而两派势均力敌，他稍微不注意就会引火烧身。想到钱学森是一位治学严谨又十分爱护年轻人的领导，有钱老的支持，他打消了顾虑。孙家栋心一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决计抛弃一切顾虑，完全从搞卫星的需要出发来挑选人，被选中的人只要条件优越、技术水平高超，就不去管他是这派那派的。于是，孙家栋详细考察了各部门有特长的技术骨干。他在全面了解和分析卫星研制情况的基础上，从中挑选出后来被称为“航天十八勇士”的干将。这“十八勇士”上任后，两派居然都没意见。原来大家有目共睹，这“十八勇士”由于系统、专业分配合理，每个人的基本素质都无可争议地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有意思的是，两派入选的人数比例无意中竟大体一致。
孙家栋将这十八个人的名单上报给钱学森，钱学森点头赞同后又很快得到聂荣臻元帅的批准。
有趣的是，1967年10月，当“十八勇士”离开一分院时，两派人员高举彩旗、各站一方，敲锣打鼓，热烈欢送。这在两派矛盾势不两立之时，实属罕见。当时的领导和群众都称赞说，孙家栋这活儿干得漂亮，开了中国造卫星的一个好头。钱学森也高兴地说：“你这个家栋真有办法！”
（马京生王建蒙：《钱学森与孙家栋：科学巨星情深谊长》，《北京日报》2009年11月20日）
（H24）周总理说：“还是小伙子嘛！”
1969年10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初样星基本完成。百忙中的周恩来总理要听取卫星工作汇报。孙家栋接到钱学森让他一起去给周恩来总理汇报卫星准备工作的通知时，惊喜与激动无法言表。他用一天时间把汇报的内容作了认真的准备。
会上，钱学森热情地把孙家栋介绍给周总理，总理握住孙家栋的手风趣地说：“噢，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小伙子嘛！”
（马京生王建蒙：《钱学森与孙家栋：科学巨星情深谊长》，《北京日报》2009年11月20日）
（H25）“第二代战略火箭让第二代人挂帅”
上世纪初，我国开始研制第二代战略火箭，钱学森做出大胆的建议——第二代战略火箭让第二代人挂帅。当时年轻的王永志因为提出了大胆建议引起了钱学森的注意。1964年，王永志参与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第一次飞行试验。在计算火箭的弹迹时，研发人员发现射程不够，需要考虑多加一些推进剂，但是火箭的燃料储箱有限，再也“喂”不进去了。王永志结合当时炎热天气对推进剂密度的影响，经过周密分析计算，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从火箭体内卸出600公斤燃料，导弹就能达到预定射程。其他老专家都认为这个“反弹琵琶”的想法近乎天方夜谭。年少气盛的王永志不甘心，鼓起勇气向发射场技术总指挥钱学森直接汇报。钱学森耐心地听完了王永志的想法后，马上把火箭总设计师叫过来，说：“就按年轻人的意见办！”果然，火箭卸出推进剂后射程增大了，连打三发，发发命中。之后，钱学森郑重建议，让王永志担任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现在，王永志除了对伯乐充满感激之情外，也感受到了钱学森的超越历史的眼光：“随着我自己年纪的逐渐增长，我越发认识到钱老建议的高瞻远瞩。”
（本报综合《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第一财经日报》等报道, 见《作家文摘》2009/11/03）
（H26）谁敢出这个头？
就拿第二代战略导弹的接班人问题说吧，当时第一代战略导弹的总设计师都是与钱老同辈的老科学家，谁来担当二代战略导弹的接班人？答案其实好多人心里都清楚，但就是没人敢公开提出来。在原航天部党委会上，钱老说：我认为，第二代的战略导弹要由年轻人来担当重任，总设计师由他们来当吧。
他说完后，大家马上热烈鼓掌，都说“同意”。要知道，说“同意”容易，但谁第一个发表意见可是得罪人的事！要不是钱老第一个提议，谁敢出这个头？
（本报记者 赵永新：《做了26年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涂元季讲述——钱学森何以成为科学大师》《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3日）
（H27）“这个年轻人，很会逆向思维。”
“钱学森是我的恩师。”王永志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回国，进入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当时钱老还担任院长。
1964年，30岁出头的王永志第一次进入发射场，参与了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的发射。当时碰到的一个问题：经过计算，发现火箭射程不够，打不到预定的目的位置。许多人提议，在火箭燃料箱里再多加一些点燃料。但是燃料箱的空间有限，不可能再加注更多燃料。
“我当时提了一个方法：卸一部分燃料。”王永志回忆说，因为当时天气炎热、温度很高，燃料相对剩余，干脆把多余的卸出来，这样火箭就可以轻装上阵。“但多数人不以为然：燃料本身能量就不够，怎么能再卸出来一部分呢？”
“后来我就找到钱老，跟他讲了自己的想法。钱老听完后，把火箭总设计师找来说，‘那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后来一共打了3发，都达到了预定射程。”
钱学森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后来还向别人提起，说：“这个年轻人，很会逆向思维。”
“钱老对年轻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王永志说，第一代战略火箭获得成功后，国家开始搞第二代战略火箭，钱学森建议，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并推荐王永志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型号的总设计师。
“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
（本报记者蒋建科、余建斌、赵亚辉、赵永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人民日报》2009年11月2日）
（H28）专门给王永志写信，交代作为总设计师应该注意的问题
1992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王永志被任命为总设计师。钱老专门给王永志写来信件，交代作为总设计师应该注意的问题。
每次“神舟”飞船发射前，钱老总要向王永志询问准备得怎样了。每次发射成功后，王永志总要在第一时间把喜讯报告给自己的老师。
（新华社记者李宣良 李清华：《“恩师永在我心中”》，《北京青年报》2009/11/01）
（H29）现在要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王永志被任命为总设计师。钱学森专门给王永志写来信件，交代作为总设计师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认为，年代不同了，在他们那个年代，一个人可以说了算，但现在要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
（《钱学森的“四心”境界》，《人物周报》2009/11/16，根据《国际先驱导报》、《半月选读》等综合整理）
（H30）在你们这一代里人们一定会开始星际航行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1957年2月，周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此时的国防科技事业百业待举，急需专业人才。培养人才，自然首先考虑的就是学校。作为早期中国航空工程教育的一个亮点，刚刚成立不久的西安航空学院（后为西北工业大学）“师出名门”，精英荟萃，吸引了钱学森的重点注意。他欣然为西安航空学院师生们题词：“在你们这一代里人们一定会开始星际航行，这是航空技术的方向。但是我们国家现在还是一个文化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我们的家底是薄的。怎么样才能很快地而又现实地赶上去呢？这是你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1958年，学校应时而动，率先在全国成立了宇航工程系，是我国最早的宇航院、系之一，后发展成为航天学院，已形成从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以及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50多年来，学校不辜负钱老的嘱托，参与了“神舟系列”飞船1号到6号的研制任务，是“为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做出贡献单位”的两所高校之一。一系列成绩的取得，与当年钱老的殷切关切密不可分。
今天，中国是继俄美之后第三个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航天大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关键技术的国家。我们在赞叹钱老高瞻远瞩的同时，也深深地为钱老所提出的问题而感慨。
（李小聪 王凡华：《情系西北工大》，《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8日）
（H31）“要冲上去！”
1959年1月23日，钱学森同志第二次访问哈军工，专门就导弹工程系成立后与国防部五院的合作问题交换意见。1959年2月15日，中央军委批准“哈军工”正式成立导弹工程系。导弹工程系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正在迅速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有能力培养国防高科技人才了。之后，钱学森同志一直关心导弹工程系的建设，1962年1月17日专门写信，就该系几个专业教学计划问题与学院进行探讨，并鼓励大家“千万不能因遇到一些困难而退下去，要冲上去！”
（张育林 徐一天：《钱学森与国防科技大学的建设发展 》，《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9日 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政治委员）
（H32）试验出现多次失败之后
上世纪60年代，在研制东风某型导弹时，发动机试验出现多次失败。科技人员一时找不到关键所在，只好请教钱学森。最后，钱学森指出，必须考虑发动机燃烧时产生的高频震动问题。经过后来的试验，他的判断十分正确。
（《钱学森的“四心”境界》，《人物周报》2009/11/16，根据《国际先驱导报》、《半月选读》等综合整理）
（H33）出了问题自己把责任全包下来
孙家栋在设计、研制、试验中，与钱老接触越来越多。孙家栋向他汇报工作时，钱老很和蔼，总是笑呵呵地让他慢慢讲，若有什么不妥，便耐心引导，或解释清楚，或让孙家栋回去好好想一想。但成功往往与失败相伴。1962年，中国新研制的一种导弹在发射试验时失败了。经分析，主要是发动机和控制系统出的问题。当时孙家栋所在的总体部压力很大。在分析故障原因、总结教训时，钱老看到年轻人都灰溜溜的，就主动给他们减压。钱学森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你们只管研究怎样改进结构和试验方法，大胆工作。你们所提的建议如果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如果失败了，大家一起来总结教训，责任由我来承担。”钱老一席话一下子把孙家栋他们的顾虑打消了。大家说，这么大的领导，这么大的科学家，试验中出了问题自己把责任全包下来，我们年轻人跟着他干还有什么顾虑呀！
（马京生王建蒙：《钱学森与孙家栋：科学巨星情深谊长》，《北京日报》2009年11月20日）
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14）
——乱读随抄之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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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4）那种无声的力量让人感到比批评更严厉
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自行研制的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基地，按惯例产品出厂前要完成装配、测试工作。其中惯性制导系统平台上的四个陀螺要完成精确的装配后，再拆开重新包装好运往发射基地。当时由于时间紧，车间师傅跟孙家栋说，四个陀螺是同一批次生产的，第一个能装上，其它三个应该没问题，时间紧，是不是可以不再装了？孙家栋觉得安装师傅说的有一定道理，便同意了。万万没想到在发射场装配时，却出现了问题，怎么也装不上，只好立即向钱学森院长报告。钱学森听了汇报后并没有批评孙家栋，而是出主意让仔细加工研磨后再试装。加工研磨时，钱学森来到现场仔细察看。那种精密部件研磨是很费时间的，慈眉善目的钱学森也不说话，开始背着手走来走去，后来干脆坐在了一把椅子上。夜深人静了，他还是稳如泰山。孙家栋几次劝他回去休息，但他就是不走。孙家栋和工人师傅从下午1时开始，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4时才装好，钱学森在现场就一直陪到凌晨4时。这件事给孙家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虽然钱老对他没有直接提出批评，但那种无声的力量让人感到比批评更严厉。
（马京生王建蒙：《钱学森与孙家栋：科学巨星情深谊长》，《北京日报》2009年11月20日）
（H35）批评人的时候非常严厉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谈庆明先生，与钱学森共事10年；1956年力学研究所创建，谈庆明先生就在钱学森的领导下工作。。。。。。。
《新民周刊》：听说钱先生是非常严肃的人。
谈庆明：对，当时我们很多同事都很怕他，他批评人的时候非常严厉，不留情面，我就被他当着很多人在会议上批评过。他的思维逻辑非常缜密，但他又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在一次会议上，有权威批评钱先生，他马上抢话筒，说，不对，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黄祺：《立体的钱学森》，《新民周刊》2009年43期）
（H36）“外国的数据也会有错误”
在钱学森曾任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了整整36年的······刘均涛说，“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工作。钱老在学术问题上是十分严谨的，如果谁在这方面犯了错误，他批评起人来是决不留情面的。”“举一个例子吧。他曾经布置给我两个课题，其中一个是寻找高能火箭燃料。为了寻找到这种最佳燃料，我用了4年时间。研究期间要应用到大量数据，有时我想直接取用外国的现成资料，但钱老有要求。他说外国的数据也会有错误，必须每一个都重新验证才能使用。”
（本报记者黄敬 刘琳：《万人缅怀[学者-民众]》，见《北京晚报》2009/11/06）
（H37）“杀出一条血路来！”
钱老经常说：要审时度势，办不了的事情你不要勉强，办得了的事情你要下定决心，坚持不懈，毫不放松。比如，东风二号第一次发射出问题后，让钱老负责故障分析。他就把控制系统的人员组织起来，说：每个星期四下午我来听你们汇报，我们要在控制问题上杀出一条血路来！此后，甭管有什么事情，每个星期四他都按点就去，后来终于把控制系统的问题解决了。
钱老去世后，加州理工学院的同学也在纪念他，其中钱老的好友马博先生说：他最佩服钱学森的，就是他的毅力，他认准一件事情一干到底，绝不半途而废。
（本报记者 赵永新：《做了26年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涂元季讲述——钱学森何以成为科学大师》《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3日）
（H38）“该洋的地方还是要洋嘛！”
“1960年2月28日的一次讨论会中，一位专家建议，为了降低成本，我们可以考虑将使用的超音速喷管由钢制改为水泥制或陶瓷制。那时全国都提倡‘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但钱学森先生对这个意见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该洋的地方还是要洋嘛！’”张瑜说，他反对跟风，反对人云亦云，而是实事求是，以科学为根据。
（《钱学森的“四心”境界》，《人物周报》2009/11/16，根据《国际先驱导报》、《半月选读》等综合整理）
（H39）“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
“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钱学森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以他为代表的科学家倡议下，中国当时正式启动了“曙光号”工程，开展了方案论证和工程研制，并着手进行航天员选拔。在“曙光号”工程由于各方面原因下马，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前身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面临缩编撤销的困难时期，钱学森坚持主张航天医学工程的预研方向不能变，研究骨干队伍不能散，守住了载人航天工程的一块重要阵地。“40多年来，钱老对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关注和支持从未间断过。”杨利伟说。
鲜为人知的是，“航天员”这个称谓最早也是钱学森提出来的，国外一般称“太空人”或者“宇航员”。钱学森说，我们还是叫“航天员”好。因为我们有天、海、空的领域划分，这样称呼比较规范。
（余建斌：《钱学森的航天情怀》，《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6日）
（H40）“从不统一到统一的唯一方法是开诚布公地讨论”
钱学森十分注重学术民主，于是他多次强调讨论班重在讨论。总装备部某研究中心主任游光荣说，那时在钱老的倡导下，每一次主题报告之后，与会者不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都可以各抒己见，平等争鸣，学术民主氛围非常浓厚。遇到内部意见不统一时，钱学森还鼓励大家：“这不怕，也是事物之常规。从不统一到统一的唯一方法是开诚布公地讨论。”
（余建斌：《钱学森的航天情怀》，《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6日）
（H41）“我要把它带回北京”
“胜利时刻，钱老总是告诫我们防骄破满。努力打好航天发射的每一仗。”和钱学森相差21岁的第二代航天领军人物王永志说。
钱学森素以治学严谨著称。当年“两弹”结合试验中，一名操作手发现弹体内部有一根5毫米长的小白毛，并费尽周折、小心翼翼地把小白毛挑出来，消除了试验安全隐患。钱学森郑重地把这根小白毛要了去，说：“我要把它带回北京，作为作风严谨细致的典型，教育科技人员。”
（余建斌：《钱学森的航天情怀》，《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6日）
（H42）重大发射都亲临现场坐镇
每次重大发射，钱学森都亲临现场坐镇，决策重大技术问题。“1966年2月下旬，戈壁滩正是最冷的时候，我在发射场远远地看到钱老走过来，赶忙迎上去，只见他就穿了一件单薄的呢子大衣。他想问我任务准备得怎么样了，可一句话没有说完，就被寒风呛回去了。”当时的情景王永志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
（余建斌：《钱学森的航天情怀》，《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6日）
（H43）战士们说，有钱老在跟前，我们心里就踏实，身上就有劲。
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那年，中国决定在自己国土上进行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风险巨大，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核弹头吊装、对接是最危险的环节，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在吊装对接的100多分钟时间里，钱学森一直站在导弹旁，给操作人员以极大的信心。
他当时说，“危险面前如果我躲得远远的，人家战士心里怎么想？”战士们则说，有钱老在跟前，我们心里就踏实，身上就有劲。
（余建斌：《钱学森的航天情怀》，《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6日）
（H44）提出第二代战略火箭的研制应由第二代人挂帅
上世纪70年代末，40多岁的王永志成为了第二代战略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他的“接班”是钱学森亲自建议的。
按照钱学森的标准，“科技帅才”不仅要在国内某一领域位居前沿，而且要在全球科技领域让人一提到就竖起大拇指；不仅个人要具备拔尖的学术水平，还要有本事团结一大批人，统领一大批专家攻克重大的科技难关。“钱老提出第二代战略火箭的研制应由第二代人挂帅，是为了保证航天事业的后继有人和持续发展。”王永志说。
（余建斌：《钱学森的航天情怀》，《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6日）
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15）
——乱读随抄之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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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5）“拼老命也要干”
“文革”期间，“哈军工”退出军队序列，主体南迁长沙，更名为长沙工学院。1977年7月23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在家中接见了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他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提出在“哈军工”的基础上组建国防科技大学。为贯彻落实小平同志决策，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同志思考着要把国防科技大学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1977年10月6日下午，钱学森在国防科委大楼接见长沙工学院各系的同志，指出要很好领会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他说，国防科技大学要有自己特色，不能面面俱到，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钱老专门谈了系统工程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问题。他说，技术总体很重要，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我们要搞国防尖端，可以从研究生培养开始。在谈到材料工艺系要不要撤销的问题时说，材料工艺问题要有所区别，如果属国防尖端科技需要的材料，如复合材料，是尖端发展方向，全国其他大学又没有的专业，我们就办，当仁不让，拼老命也要干。
（张育林 徐一天：《钱学森与国防科技大学的建设发展 》，《人民日报 》2009年11月19日 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政治委员）
（H46）“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
1978年6月26日至7月5日，钱学森同志与国防科委陈彬副主任来校，全面指导国防科技大学组建工作，历时12天。
6月26日，在学校召开的大会上，钱学森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如何办好国防科技大学谈了许多战略性、前瞻性的思想。关于教学与研究领域问题，他提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工作，我们搞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对自然辩证法更应该努一把力，不懂得辩证法是要吃亏的，我主张在座的都要研究自然辩证法，这是无止境的，我们掌握越好，我们的工作做得就越好。
在校期间，钱老多次与校领导、教师谈到如何办好国防科技大学的问题。他说，军事工程学院是毛主席批准创办的，周总理很关心，确确实实是重点的重点大学。今天回过来看，25年来确实有很大的成绩，今后要办好，应该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如果有什么教训，也应很好的汲取，这点很宝贵。另一方面，事情是变化发展的，我们现在要搞国防尖端技术，很光荣，也很艰巨，只局限于过去的经验是不行的，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
（张育林 徐一天：《钱学森与国防科技大学的建设发展 》，《人民日报 》2009年11月19日 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政治委员）
（H47）“不能丢掉‘工’”
1978年6月，他利用来校宣布命令的时机，就学校教学与科研方向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学校学科专业设置应该包括七个方面，第一是应用力学及其在国防尖端技术装备方面的应用；第二是物理、核物理和技术物理；第三是自动控制方面，或者叫控制和各种制导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第四是电子技术和电子技术在各方面的应用；第五是化学、推进剂、各种材料工艺，还有材料科学里面的尖端，就是分子设计；第六是计算机科学技术；第七是系统工程与数学。他还强调，这七个方面不应单单是教学，包括科学研究。发展尖端科学技术，首先是加强基础和专业基础，但不能丢掉“工”，因为搞工程技术是我们最后的目的。
（张育林 徐一天：《钱学森与国防科技大学的建设发展 》，《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9日 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政治委员）
（H48）支持开展激光陀螺研究
1978年12月4日下午，钱老在办公室接见学校激光研究室高伯龙、黄云祥、史淑贞同志时，仔细听取了学校开展激光陀螺研究的情况汇报，就开展科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表了意见。指出激光陀螺是科学尖端，激光是很重要的科学领域，是一项很重要的技术革命，国防科技大学是有基础的。在钱老支持鼓励下，高伯龙带领团队30多年锲而不舍，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多项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高伯龙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育林 徐一天：《钱学森与国防科技大学的建设发展 》，《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9日 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政治委员）
（H49）“把理工结合到一个系里去”
1979年7月，钱老来校参加教学代表会议时说：在专业设置上强调理工结合，落实到工，是完全对的。把理工结合到一个系里去，这是国防科技大学的创造。
（张育林 徐一天：《钱学森与国防科技大学的建设发展 》，《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9日 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政治委员）
（H50）“理工结合、培养两高人才”
1981年3月26日至4月14日，钱老带领国防科委机关同志来校，指导调整1981—1985年学校发展规划。在学校19天期间，钱老一行紧张开展工作，就调整学校五年规划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对学校任务和方向、基本建设、实验室建设、科研工作、研究生培养和教育经费投入等方面，一一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明确调整的内容和要求。
4月12日，钱老同时任学校训练部部长的陈启智进行了长谈。钱老强调，理工结合、培养两高人才，这是共同的规律。现在科学技术发展这样快，不加强数学就不能适应，但落实到工又是肯定的，不能片面理解。现在你们数学课那样讲需要大改革，讲得太细，时数可减少，省去时间让学生作些实验。
钱老专门就学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讲了几点意见：刚入校学生年龄比较小、动手能力差、有的人专搞纯理论，要对他们加以引导，培养务实精神；要开展高级科普讲座，开阔他们的眼界；要加强实验课，严格地要求，抓好点养成教育，实验报告、作业都要严肃认真，书写公整等。
（张育林 徐一天：《钱学森与国防科技大学的建设发展 》，《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9日 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政治委员）
（H51）“什么也不怕，胜利总要到来！”
20世纪80、90年代，钱老先后给学校原二系谭暑生教授通了30多封信，3次接见他，多次阅读他的研究论文、提出指导意见。1984年2月14日，钱老在给学校赵伊君院士的信中表示：“标准时空论成立。”“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也是我们比外国人的高明之处。”并对谭教授“致力于理论工作表示敬意”，鼓励他“什么也不怕，胜利总要到来！”
（张育林 徐一天：《钱学森与国防科技大学的建设发展 》，《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9日 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政治委员）
（H52）“有必要再创始一个高等教育的新时代”
1991年6月18日，钱老在给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朱光亚的一封信里，谈了对在国防科技大学试点培养科技帅才的想法。信中说：为了迎接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的需要，有必要再创始一个高等教育的新时代，培养科学技术帅才的时代。不但理工要结合，还要理工加社会科学，可以先在国防科技大学进行博士生试点。
（张育林 徐一天：《钱学森与国防科技大学的建设发展 》，《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9日 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政治委员）
（H53）“我们要紧紧跟上”
1997年4月6日，钱老敏锐洞察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在给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秘书长王寿云同志一封信中指出，量子计算机可能是计算技术的新而最有力的苗头，我们要紧紧跟上。随后，学校成立了“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研究中心，在国内率先开设了“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课程，出版了国内该领域第一部学术著作《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李承祖教授遴选为国家973项目“量子通信与量子信息技术”专家组成员。
（张育林 徐一天：《钱学森与国防科技大学的建设发展 》，《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9日 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政治委员）
（H54）“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
“他经常说：‘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我们要敢干！’钱老强调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王永志说。
2005年10月，94岁高龄的钱学森念念不忘国家的风洞事业，又一次提笔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某基地写信。他说：“我始终认为，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及其相应试验设施的建设，是我国航空航天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上世纪40年代，钱学森就已经是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在世界航空航天领域卓有名望，他也是一位前瞻性很强的科学家。
“我们可以告慰钱老的是，如今基地已建成了亚洲最大风洞群，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综合能力最强的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开发机构。40多年来，从‘歼—10’战机到‘神舟’系列飞船，从运载火箭到新型导弹，我国几乎所有重要型号都在这里进行过风洞试验。”总装备部某基地总工程师丁小刚说，他的导师正好是钱学森在清华办力学班时候的学生，时常讲起钱老的点点滴滴。
（余建斌：《钱学森的航天情怀》，《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6日）
（H55）“你们已经超过我了！”
“航天英雄”杨利伟对第一次去钱学森家的情景印象深刻，甚至能把钱学森当时说的话一字不差地记起来。
当时，刚刚创造历史的杨利伟跟着载人航天工程的负责人一同去看望钱学森，钱学森一眼就认出了杨利伟，亲切勉励他，“你们现在干成功的事情比我干的要复杂，所以说，你们已经超过我了！祝贺你们。”
从那以后形成了一种惯例，每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成功后，航天员们都会上门去探望钱老，聆听教诲。“因为在我们心中，钱老早已是我们中国航天的科学泰斗和精神象征。”杨利伟说，每次去看望时，他讲得最多的就是航天。
（余建斌：《钱学森的航天情怀》，《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6日）
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16）
——乱读随抄之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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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我只是沧海一粟。”（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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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方面多次向钱老表示愿邀请钱学森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对科学的重要贡献。如钱不去美访问，美方可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予钱学森“国家勋章”，表彰他的贡献。由于美国的“国家勋章”是美国政府授予个人的最高国家荣誉，考虑到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经找到钱学森谈话，劝其接受这一邀请，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但最终钱学森还是拒绝了胡耀邦的建议。钱老表示“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毛豫扬：《从钱学森拒绝胡耀邦的建议说起。。。。。。》，《强国博客[ 原创 2009-11-04 21:13:18] 》
（I2）“我不宜出访美国”
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会晤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时表示，钱学森对美国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军事科学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想邀请他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的重要贡献。
胡耀邦获知这一消息后，劝他说，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一些国家邀请你，就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别人不一样，对推动中外科技交流会有很大影响。钱学森回答说：“总书记，当年我回国的事很复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宜出访美国。”
后来，钱学森对此解释说，“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出境的。如果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对于美国人给他的荣誉，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的荣誉头衔！”
（蔡如鹏：《“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中国新闻周刊》2009/11/9）
（I3）今生今世绝不踏上美国国土
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时，曾表示：钱在美工作过20年，对美国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军事科学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在研究过联邦调查局的历史档案后，十分清楚，麦卡锡黑暗时期的美国是欠钱学森债的。我们现在感到很难过。美国政府对钱学森横加迫害，是没有道理的。钱的遭遇和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墨的情况很类似（奥在麦卡锡时期被诬为“苏联间谍”而受审；20世纪60年代美国以授予他“国家勋章”的形式为其“平反”）。美愿意邀请钱学森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对科学的重要贡献。如钱不去美访问，美方可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予钱学森“国家勋章”，表彰他的贡献。
按说，这是美国政府的一次纠错，也相当难得。胡耀邦在得悉美国有关方面邀请钱学森访美，并要授予他学术荣誉称号和国家勋章后，曾在一次会议期间找钱学森谈话，劝他接受这一邀请：钱老，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一些国家邀请你，我建议你还是接受邀请，出去走走。你去和别人不一样，对推动中外科技交流会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今天改革开放的需要啊！今天，世界在变，中国在变，美国也在变。几十年前的事，过去了就算了，不必老记在心上。你去美国走走，对推动中美间的科学技术交流，甚至对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都会有积极意义。
钱学森听胡耀邦说了这一番话，略作沉吟后表态道：总书记，当年我回国的事很复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宜出访美国。
胡耀邦说，钱老，我这是劝你，不是命令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认为不便去，我们尊重你个人的意见。
不久之后，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和外交部三家就此呈报了一个联合请示件给钱学森，钱学森明确表示：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美国政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踏上美国国土。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人民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1985年3月9日，钱学森在回复赵紫阳写给他的信件时写道：“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现在去美国，将‘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钱学森高度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在处理这样的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梁东元：《钱学森婉拒胡耀邦建议：“我不宜出访美国”》，《文学艺术报》2009/11/17，摘自《南方周末》）
（I4）拒绝领取美国两院院士称号和总统颁发的最高科技大奖
回国后钱学森再也不愿重新踏上美国领土。几十年中，他拒绝领取美国两院院士称号和总统颁发的最高科技大奖，即使是1979年母校加州理工学院请他赴美领取“杰出校友奖”也被他婉拒。直到2001年90岁生日时，他在美国的好友马伯教授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校长巴尔迪莫委托，专程到北京将“杰出校友奖”的奖状和奖章当面颁发给他。
（关山：《钱学森：“导弹之王”远去》，《看天下》2009/11/第30期）
（I5）“我哪里懂幼儿园的事呀。”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布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周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从此，他开始了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生涯。
但是，随着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规模的扩大，钱学森的行政失误也越来越多。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盲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众多职工的柴米油盐操心。一次，一份有关幼儿园的报告等待他这位院长的批示。他说，我哪里懂幼儿园的事呀。为此，他给聂荣臻元帅写信要求将自己降为副职，以便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他的要求。从此，钱学森只任副职，集中精力攻克我国国防科技发展中遇到的重大技术问题。
（白菊梅：《毛泽东请他坐在身边》，《环球人物》2000年11月/上）
（I6）这钱老爷子是真不想当主席
1986年6月钱学森在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科协主席，至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辞去主席，当选为名誉主席，任期一届，共5年时间。
。。。。。。
科协“二大”是1980年召开的，当时钱学森是科协下属的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和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并被推选为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结束时当选为副主席，周培源为主席。二届副主席还有严济慈、茅以升、钱三强等。
。。。。。
1984年初，中国科协在周老主持下开过主席会议、常委会等。这些会议都谈到换届问题，大家一致推荐钱学森为下届主席候选人，但钱老本人坚决不同意。他甚至在会上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决不退让。弄得周老和其他副主席十分难办。我作为钱老的秘书列席这些会议，在讨论人事安排问题时便“自觉地”退出会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休息。但会议室激烈争论的声音还是听得见的。科学会堂的服务员进去上茶，出来后对我说“这钱老爷子是真不想当主席，他在会上发火了，我在这儿当了这么多年服务员，还从没见过这种阵式”。
1984底，中国科协在周老主持下，召开二届五次全国委员会会议。大会在京丰宾馆召开。会议安排的主要日程是：由副主席钱三强致开幕词；主席周培源作工作报告；副主席钱学森致闭幕词。开会前夕，主持科协日常工作的书记处书记裴丽生（他也是二届副主席之一）带领科协工作人员来钱老办公室，把闭幕词的讲稿拿给他看，征求他的意见，我则坐在一边作记录。
稿子不长，钱老很快看完后说：“这个稿子我没意见，但我建议最后加一段话，说明我钱学森不适合担任下届科协主席。你们要是同意加上，这个稿子我念。你们要是不同意，那我就不念，你们另请高明”。谈话的气氛一时有点尴尬。但像裴老这样的老革命家，长期做领导工作，还是很会协调这种难题的。裴老略微思考后说：“学森同志，你看可不可以这么办：你要讲的那段话，不要正式写在文件上。念完闭幕词，你可以在会上讲一段你要说的话”。钱老听后点头同意，这件事就定下来了。
等到闭幕会这一天，钱学森致闭幕词。当他念完闭幕词的稿子，开口说：“我要补充一点，说明我本人不适合担任下届科协主席……”他下面的话刚一说出口，台下一片掌声。他再张口讲话，又是一阵热烈掌声。几个回合的“倒彩”使他无法讲下去。就在他又要开口讲话时，突然台下一个人举手，要求发言（当时我未看清是谁），主持会议的周培源主席表示同意。发言者说：“钱老，关于您个人的事情，就不要在大会上讲了”。他的发言又迎来一片更为持久的热烈掌声。钱学森讲不下去了，周老立即宣布大会结束。
由于钱学森决意不当科协主席，使换届工作进行不下去了。以至于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得不推迟召开，80多岁的周培源老先生按章程届满以后还不能退下来，又多当了一年主席。
这就是钱学森1984年9月28日给二届科协书记处书记鲍奕珊写信，说他不能当科协“三大”代表的原因（原信见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5月版《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37页）。一般读者看了这封信会不明白：一个科协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什么大事，值得钱老亲自写信请辞？孰不知，他若同意当“三大”代表，必会被选为三届常委，又必会被选为三届主席。接着他会在全国政协接替周培源，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而这，正是他不愿意干的。他常说自己只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一块“当官”的料。如果不是工作需要，他不会同意担任力学所所长，也不会同意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和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一系列职务。这些职务都是后来在他主动而坚决要求下辞去的。即便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能享受“四副两高”党和国家领导人待遇，他也毫不在意。
科协换届终于提上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日程
科协换届的问题成了个大难题。这个问题终于提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日程。中央书记处根据广大科技人员的意见，“建议”钱学森出任中国科协三届主席。中央书记处的“建议”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告诉身为中共党员的钱学森，这是中央的决定。但钱学森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中央书记处自然不会简单从事。于是决定由主管科技工作的方毅同志找钱学森谈话，同时由钱学森在军内的上司、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也找钱学森谈话。中央在这个工作上的周到细致，由此可见一斑。
我这个小秘书当然不可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我只是旁听了方毅与钱学森在钱老办公室的谈话知道这个情况的。而杨尚昆与钱学森谈话，地点在三座门中央军委杨尚昆的办公室。谈完话，钱老回到国防科工委，把情况和我简单说了说。
就我的记忆，方、杨二位中央首长和钱学森谈话的主要精神是：“钱老啊（这是方毅的口气，而杨尚昆是称他“学森同志”），你当下届科协主席是众望所归，不是中央强迫你当，我们中央书记处也不能违背广大科技人员的意愿啊！我知道你的态度，书记处派我来做通你的思想工作，我觉得是件难办的差事。今天要是完不成任务，我没法回去向书记处交差”。方毅的话虽然说得恳切而又坚定，但钱老还是重申了他不当科协主席的理由：“我长期在国防部门工作，习惯了军队的一套。而科协是个‘群众团体’，不好管，当主席麻烦事太多。我年纪不小了，刚刚从国防科研第一线退下来，我想集中余生有限的精力，从事学术研究，这是我的所长。我不是块‘当官’的料，把我推上去也完不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与其如此，还不如考虑其他人选为好”。他向方毅推荐了另外两位科学家的名字，说“他们都比我更合适”。
方毅针对钱老的意见说：“你想集中精力研究学术，这是好事，我支持。可以这么办，科协下届书记处的组成名单由你提出，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办事机构。日常事务都由他们处理，不许他们拿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来干扰你，你只需把把方向。你看这么办好吗？”
钱老还想说话，方毅没让他接话茬儿，随之便用一位中央领导人的口气说：“学森同志，你有什么困难，尽管提，所有的困难我们都为你解决，只是有一条，科协主席的名儿你必须挂。就算是挂名你也得挂”。
话说到这个份上，钱老似乎不好再说什么，迟疑的瞬间，方毅起身说：“我的任务完成了”。钱学森连头还没来得及点，方毅便握手告辞了。
连邓颖超大姐也亲自来做思想工作
知道钱学森思想并未通。杨尚昆又约他到三座门谈话。谈话回来，钱老简单对我说：“还是那件事，看来不答应是不行了。杨尚昆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提了一件事，不当《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任（钱老是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任，又兼《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副主任。接着要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也要他当编委会副主任）。杨说‘这是我们军队的事，好办’。他拿起一号台电话，要通了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他是《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委会主任）。从杨尚昆的电话听出，宋不同意。杨说你不要再说什么，就这么定了，让学森同志给你推荐合适人选”。杨尚昆虽然说定了，但宋时轮仍不想放弃。军事百科开会，还要通知钱学森参加。这就是到1986年3月15日钱老又亲笔给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写信，推荐朱光亚接替他的工作，并拒不出席军科会议的原因（原信见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5月版《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99页）。
经过这两轮谈话，中央领导同志仍不放心，于是又请出邓颖超同志。邓大姐不仅德高望重，还是钱学森在北京师大附小念书时的老师，二人常常师生相称。邓大姐约钱学森到中南海谈话，这个面子钱学森就不能不给了。说到将要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事，邓大姐说：“这好办，我告诉政协机关，叫他们平时不找你的麻烦”。——这也是钱老回来对我说的。
当完一届科协主席，第三届中国科协到1991年换届，由于钱学森坚持不连任，大会选举朱光亚为中国科协第四届主席。朱光亚也只任一届，到1996年选周光召为五届主席。2002年科协又要换届，中央组织部的人员去钱老家，征求这位年已91岁高龄的老科学家的意见。中组部的同志说：“钱老，听说你当中国科协主席时有个规定，科协主席只干一届，是这样吗？”
91岁高龄的钱学森仍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他幽默地说：“没这回事，我从来不搞‘土政策’，我那时说的是指我自己”。一句话，把中组部的年轻同志逗乐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钱学森当选中国科协主席的经过。
（涂元季：《钱学森当选科协主席的“曲折经历” ——由钱老拒当科协主席看他的权力地位观》，《人民日报》2009年11月3日）
（I7）一再主动要求“降职”
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初建时，钱学森就是院长了，但后来却主动要求“降职”，成了副院长。钱学森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1992年，他致信当时的政协主席李先念，请求辞去政协的一切职务。这一年，他还致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即今天的“院士”称号。
（刘铁石：《钱学森：一个懂得拒绝的人》，《北京晚报》2009/11/04）
（I8）反复强调自己“只是沧海一粟”
他多次写信辞去国防科委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明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以及各种学术顾问、名誉会长、荣誉教授等；他主动要求过降低待遇，从上世纪60年代初搬进航天大院后就再没挪过“窝”；1958年，他因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译成中文出版，获得的稿酬和奖金让他成了“万元户”，但他把这笔钱悉数捐出，为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1994年和2001年，他先后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和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200万港元奖金的支票还没到手，钱老就通过秘书将钱捐给祖国沙漠治理事业；面对社会各界的赞誉，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是沧海一粟”，始终反对人家称他为“导弹之父”。
（新华社记者邹声文：《山高水长爱永存——写在送别科学巨匠钱学森的时刻》，见《北京日报》2009/11/07）
（I9）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在那个信息不甚通畅的时代，钱学森对国内的科技与工业发展情况并不熟悉。当郑哲敏先于他启程回国时，钱学森再三交待说：“你回去以后，国家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挑剔高低好坏。”
“前途不明也要回国，国家一穷二白也要回国，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钱先生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郑哲敏说。
（新华社记者李清华白瑞雪：《大师的遗产——记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生前身后事》，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北京日报》2009年11月11日）
（I10）凡是只要为国家好，就去做
“钱学森身上最光辉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为国奉献的精神。”钱学森的第二个中国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告诉记者。
1948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他很关心祖国的状况，每周通过朋友收集中文报纸看。”郑哲敏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20年，一直是中国国籍，一直没有买房子，只租房子住。1950年，他准备回国，票也买了，行李也找旅行社打包了，但却被美国当局抓起来了。”
“1955年我回国时，钱学森嘱咐我两件事。”郑哲敏回忆说：第一，他说经过二次大战，美国军事后勤领域发展很快，运用了大量数学和运筹学知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强调计划发展的，用得上运筹学。他要我把这个领域的信息带回去，告诉钱伟长。第二是对我的要求：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回国不能太神气。
钱学森说，“你回去做什么事呢，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挑剔高低好坏。即使是一些很基础、很简单的研究，你也要做。”
钱学森回国后担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第一件事就是调整学科方向。原来有弹性组、塑性组等三个研究小组，都是搞纯理论研究的，与当时的国家建设关系不大。“钱学森找我谈话，说科学研究必须和中国发展建设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要调整方向。”
后来，流体力学调整为与航空发动机有关的方向，并增设了化学流体组、物理力学组和运筹学组。
“钱学森不是搞技术的，是搞理论研究的。但回国后国家让他搞火箭，他欣然同意，从不讲价钱，从不讲条件。”郑哲敏说，他牢记钱学森的一句话：回国没有什么，就是来服务。
“钱学森凡事都站在国家的层面，没有私心，凡是只要为国家好，就去做。”钱学森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俞鸿儒说，他在做中科院力学所长的时候，在全国办了很多力学班，包括清华班、北大班、中科大班……他的观点是：全国谁搞得好，谁能干，就让谁干。
（本报记者蒋建科 余建斌 赵亚辉 赵永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人民日报》2009年11月2日）
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17）
——乱读随抄之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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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1）告别他所挚爱的学术研究
“父亲一生的兴趣和长处是科学理论的研究与创新，而不是工程实践。”钱永刚说，回国从事火箭和导弹工程的30年里，钱学森不得不告别他所挚爱的学术研究，担当起工程执行者的角色。
中国或许因此少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计划却得以驶入历史的航道。
这是一个世界级科学家面对国家使命做出的选择。
（新华社记者李清华白瑞雪：《大师的遗产——记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生前身后事》，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北京日报》2009年11月11日）
（I12）“快来，快来！”
1956年10月，钱学森的同门师弟、著名力学家郭永怀刚刚踏上祖国土地的时刻，钱学森用一封欢迎信表达着自己的急切心情：“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
（新华社记者李清华白瑞雪：《大师的遗产——记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生前身后事》，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北京日报》2009年11月11日）
（I13）“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孔祥言1956年从北大力学专业毕业后分到中科院力学所工作。从1963年初开始，孔祥言与朱毅麟、褚桂柏等人一起，跟钱学森进修空间技术，并协助他规划我国1965—1975年的航天事业。
“当时航天在全世界都属于新兴的尖端科学，涉及的专业面很广、可参考的资料很少。一次钱老问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就老实回答：知识面不够，怕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孔祥言回忆说。
钱学森听完就给他们做工作：航天问题不外乎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哪一方面问题不太清楚，就去找书、找资料学习，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不怕困难，不迷信“洋人”，是钱学森的一贯风格。王永志告诉记者，钱老回国后不久，中央领导问他“中国能不能搞原子弹、导弹”，他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中央对他的意见很重视，最后决定搞“两弹”。
（本报记者蒋建科 余建斌 赵亚辉 赵永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人民日报》2009年11月2日）
（I14）我的兴趣是在学术领域
钱学森终究是一名科学家，在花费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家交给他的重大历史使命以后，这位“科学元帅”甚至对他身边的秘书说过：其实，搞“两弹”这种工程项目是组织上的任务，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兴趣是在学术领域，是在思想上的创新。
（李小聪 王凡华：《情系西北工大》，《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8日）
（I15）可以做一些自己更感兴趣的事了
“在数十年的科研实践中，父亲逐步形成了对科学技术的独特理解。他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讲只有一个，那就是整个客观世界，而众多学科只是人们研究问题的着眼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为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运用这个知识体系，利用这个体系的综合优势和整体力量，来认识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种种问题。”
从上个世纪80年代退居二线起，围绕系统理论进行的科学理论创新，成为钱学森的主要工作。
“父亲认为，国家的‘两弹一星’工程已经成功，而且拥有了一支优秀的航天人才队伍，他就可以做一些自己更感兴趣的事了。”钱永刚说，“对科学家来说，创新研究比完成科技工程更难，更有挑战性。”
从工程实践到理论提炼，是认知的提升，也是科学的回归。
（ 新华社记者李清华 白瑞雪：《大师的遗产——记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生前身后事》，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北京日报》2009年11月11日）
（I16）“向我学习，我不敢当”
2007年12月11日，是钱学森96岁生日。12月10日，科技日报社举办了一个“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研讨会，为他提前祝寿。
“钱老对过生日一向低调，只是家里人简单聚聚。”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告诉记者，当他把这件事向钱学森汇报时，他说：“向我学习，我不敢当。但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是一件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希望会议开得成功。”
“钱学森当时如果不能回国，我们也会发展导弹、原子弹这些尖端技术，但绝对不会这么快。”曾经与钱学森一起共事的梁思礼院士认为。
但在钱学森眼里，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决不是单个人所能取得的，他所干的不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已。
涂元季说，在钱老与别人的书信中，他反复强调，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实验，是几千名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立的创造。“我只是沧海一粟。”
（本报记者蒋建科 余建斌 赵亚辉 赵永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人民日报》2009年11月2日）
（I17）一生中三次最激动的时刻
1991年10月16日，中央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在授奖仪式上，钱学森致答词，他劈头就说了一句让人万万想不到的话：“今天我不是很激动。”为什么呢？钱学森解释说，因为他已经激动过三次了。
“第一次激动的时刻是在1955年向冯·卡门告别的时刻，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还有一本我讲的物理力学的讲义，我把这两本东西送到冯·卡门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这个时候他已经74岁了。我一听他这句话，激动极了，心想，我20年奋斗的目标，现在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个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钱学森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我激动得睡不着觉。这是我第二次心情激动。”
“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解放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能不激动？！”
（本报记者柳剑诏整理：《两弹元勋昨乘鹤 公众今起悼清名》，《北京青年报》2009/11/01）
（I18）“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1958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在一次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钱学森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
在“万元户”还是绝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年代，钱老已捐款上百万元。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据他的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回忆，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代他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在将奖金捐出时，钱老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本报记者柳剑诏整理：《两弹元勋昨乘鹤 公众今起悼清名》，《北京青年报》2009/11/01）
（I19）“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这是钱学森对金钱的态度；“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这是钱学森对官位和地位的不屑。金钱、名誉、地位，在钱学森这里，都没有生存的市场。钱学森退休后，他给自己定下许多“原则”，谁说情都不能破。比如：不题词，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不出席任何应景活动，不上名人录……
（刘铁石：《钱学森：一个懂得拒绝的人》，《北京晚报》2009/11/04）
（I20）“好学风，我们务必遵守！”
1964年，他收到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一位年轻教师写来的信，指出了他新发表的一篇力学论文中的一处错误。他随即给这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回信表示感谢，并建议年轻人把纠正意见写成一篇文章，由他推荐到《力学学报》刊登。而对不合实际的论文署名，他则表示坚决反对，并强调“好学风，我们务必遵守！至要，至要！！！”
（新华社记者邹声文：《山高水长爱永存——写在送别科学巨匠钱学森的时刻》，见《北京日报》2009/11/07）
（I21）“我非常感谢你。”
作为一个大科学家，钱老总是鼓励年轻人要提出自己的见解，只要有一丝闪光点，不管他说的跟钱老的意见一致不一致，他都虚心接受。
在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钱学森已经是世界级的力学大师，他的一篇论文中间有个小错误，被一个在新疆农场农业大学工作的人发现了，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没想到钱老收到信后非常重视，很快回信：看来你是一个很动脑筋的年轻人，我非常感谢你。凡是学术论文当中的错误都得及时公开指出，以免后来人引用耽误事，所以我建议你把你的意见写成一篇论文，投给力学报，在整个力学界公开这个错误。后来在钱老的推荐下，这篇论文公开发表了。
他经常说：我们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还有待研究，绝不能含含糊糊，因为我们写出的每一个字都是要对读者负责的。
（本报记者 赵永新：《做了26年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涂元季讲述——钱学森何以成为科学大师》《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3日）
（I22）应该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钱老对“一团和气”的学术空气很不满意。他批评说：大家当面都是你好我好，可是背后乱发议论，这不是搞学术的，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
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得很清楚：钱老和茅以升先生的争论。钱老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先要奠定好理论基础，再来学习工程技术。茅老看后有不同意见，认为先掌握了某种技术，再来学习理论，也不见得错，就发了一篇文章表示不同意见，直接点了钱学森的名字。茅老过世后出了一本文集，其中收录了这篇文章，但编辑把钱学森的名字隐去了。钱老看到这篇文章后说：茅老在文章中批评的就是我，为什么不把我的名字点出来？学术上应该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所以，他马上就给这个出版社写了封信，说希望你们再版的时候加一个注，就说茅老批评的那篇文章是我写的，我应该负责。
所以在学术上就应该公开争论，但是许多人抹不开面子，甚至互相封锁、互相保密，他说这些都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本报记者 赵永新：《做了26年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涂元季讲述——钱学森何以成为科学大师》《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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