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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21-24)

mawa1932 · 2010-01-08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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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21)  

——乱读随抄之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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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学而不倦(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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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一个看书家  

我给他当了20多年的秘书,可以说一句不夸张的话:恐怕很少有人比他买的书多。新华书店专门给他留一个格子,出了什么新书就给他留着,包括当时最尖端的外文科学书籍、杂志。新华书店的人都问:他一个人读得了这么多?是不是你们这些人在“加塞”?一次,看书店送来的书里还有一本菜谱,我还以为是厨师“搭车”买的,一问才知,原来这也是钱老的读物。  

钱老不是一个藏书家,而是一个看书家。他看书的效率也很高,哪些章节废话多,哪些章节有内容,他一浏览就知道了,并且把精彩的章节推荐给我们。  

(本报记者 赵永新:《做了26年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涂元季讲述——钱学森何以成为科学大师》《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3日)  

   

(K2)他有几个雷打不动的习惯  

国防科工委第七机械工业部前副部长李明实是钱学森的继任,现年92岁,晚年时候,钱老还经常和李明实一起散步。“他有几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一个是读报纸,一个是听广播。”李明实说。  

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传统报纸,是钱学森每天的必修课。2003年,秘书涂元季去301医院探望钱学森。躺在病床上的钱学森按照他平日的生活习惯准时于下午3点从床上坐起,打开当天的报纸认真阅读。  

“前些天我看到有一篇介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文章,讲的不错。”涂元季告诉钱老。  

“不是一篇,是两篇,连载的。”钱学森很认真地回答了涂。“他还是那么严谨、准确、敏捷!科学家的特质竟一点都没衰老。”涂元季很是感慨。  

“离开那天,他一直到入院前几个小时还在看报。”钱永刚说。  

每天早上7点,钱老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档名为《科学知识》的节目,晚上6点半,则把时间雷打不动地留给了广播版的《新闻联播》。  

(安然:《钱老晚年不寂寞》,《中国新闻周刊》2009/11/9)  

   

(K3)一生都是在不断地学习

“父亲回国的时候应该说就是世界知名科学家了,他的业余生活非常有限,一生都是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从新的知识里汲取营养。所以他从一线岗位上退下来之后,还能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比如在系统科学理论方面,在沙产业方面。”钱永刚说,“人们对他的敬仰,除了对他成就的尊敬,就是对他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的一种赞叹,一种佩服。”  

(本报记者赵永新:《儿子眼中的钱学森》,《人民日报》2009/12/10)  

   

(K4)晚年又开始开创基础的理论系统学  

钱老从来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始终在不断地学习、思考。他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在力学、航空火箭方面处于世界一流,他的《工程控制论》一书出来后,冯·卡门看了以后说:我为你感到骄傲,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但他并没有满足,回国以后在工程控制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搞系统工程;系统工程成熟了,他在晚年又开始开创基础的理论系统学。   

(本报记者 赵永新:《做了26年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涂元季讲述——钱学森何以成为科学大师》《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3日)  

   

(K5)大的事情他都知道  

钱永刚说,父亲的晚年“每天主要是翻报纸,看看标题,有些标题感兴趣,就叫工作人员念一下。他还看一些期刊,秘书每天都送,也翻一两本。”   

“老爷子一直很关心国家发展,”钱永刚告诉记者,“报纸上大的事情他都知道,思想上还是蛮活跃的。”   

(记者李斌:《赤子丹心为中华――钱永刚追忆父亲钱学森的最后岁月》,新华网北京11月6日电)  

   

(K6)“农民太苦了!”  

记得那是1994年2月的一天,北京乍暖还寒,钱老约我们几个人来到他的身边。我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开门见山就和我们谈工作、谈学术、谈他正在思考的一些艰深的科学问题,所以我在他的客厅里刚一坐下,就急忙打开笔记本准备速记;没想到,这一次他老人家一开口和我们谈的竟是一座真山、一座大山——太行山。  

他手指着《人民日报》上穆青的长篇报道《两张闪光的照片》让我们看,只见照片上的人都是用一根绳索捆住自己的腰部,吊在悬崖峭壁上,手中紧握着长长的撬杠,仿佛正在踢来荡去。我不觉为之捏了一把汗,心里想,太悬了,这人不要命啦!怎么回事?只听钱老说:“这是一篇关于‘红旗渠’的报道,穆青多次去太行山,他和当地农民感情很深,所以写的东西真实动人。”我知道钱老对穆青一直都很赞赏,他最喜欢读穆青笔下的“焦裕禄”、“王进喜”等英雄人物篇。  

钱老接着说:“‘红旗渠’这件事情过去咱们都听说过,昨天我反复读了这篇通讯报道以后,想了很多。你们看,林县的60万农民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顽强战斗十个春秋,硬是用双手握住撬杠、镐或钎奋力劈开了太行山,从70多公里以外的山西省引入漳河水,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穷困面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说到这里,钱老好像又看到了林县农民们在县委书记杨贵的带领下,正在奋战的情景,从而为他们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排除万难、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深深地感动着。  

提起“红旗渠”,我记得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这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但是,当我把目光从《两张闪光的照片》移到钱老的脸上时,我发现在他那由于过分激动而泛出红晕的脸上掠过一些倦意,好像是缺觉了。咦,他一向早睡早起,睡觉质量很高,为什么没睡好呢?我猜想可能是昨晚他读了“红旗渠”以后,思绪万千,彻夜难眠,不仅为林县农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所感动,也为曾经陷入苦难的农民兄弟而动情了……  

果不其然,钱老指着照片上的一个人继续给我们介绍说:“他叫任羊成,当时因为每天吊在悬崖上清除山体爆破后的险石,腰里都勒得血肉模糊了,他们就是这样不怕苦、不怕死地干的 ……”当我再一次盯住这两张闪光的照片仔细观看时,只听得钱老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语调沉重地说:“农民太苦了!过去林县这个地方山高坡陡,土薄石厚,十年九旱,吃点水都要来回攀爬几十里山路,种田当然很困难,能有糠菜半年粮,就算好年景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使得这里的不少农民都得了皮肤病、‘大脖子’病、食道癌等地方疾病……”钱老的语声渐渐有些低沉。  

我惊叹钱老对林县百姓的苦情竟是如此地了如指掌,禁不住自言自语地随着他说:“看来他们那儿缺碘,又长期缺医少药,唉,农民活得太苦了!”钱老点了点头,更为动情地说:“遇到大旱年景地上颗粒无收,许多农民就在这荒山野岭里慢慢地冻饿而死了。”话音未落,他哽咽了,只见钱老抬眼望着阴冷的窗外,仿佛听到了百姓沉痛无奈的呼声,探测到人民苦难的深渊,心里十分难过,禁不住眼里噙满了泪水。  

我不由得心头一颤,说实在的,钱老这位“两弹一星”的元勋、世界级的大科学家,虽一向比较严肃,但也是个乐观的人,和我们在一起时总是兴致勃勃地谈今论古非常快乐,没想到这一天,当他老人家触摸到普通百姓的疾苦时,竟流露出如此深切动人的情怀,我一时不知所措,便慌乱地安慰他说:“现在他们都好过了,有了‘红旗渠’他们吃水种地都不愁了……”再往下,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那一刻,我们都沉浸在林县农民曾经的苦海里,许久,大家默默无语。  

(钱学敏:《钱学森的百姓情怀》,《人民日报 》2009年11月18日)  

   

(K7)“还有这样的事啊?”  

“老爷子一直很关心国家发展。”钱永刚告诉记者,“报纸上大的事情他都知道,思想上还是蛮活跃的。”钱永刚举例说明:“今年上半年,各省经济发展速度不一样,内蒙古和天津上半年并列第一,上海全国倒数第二。他说,上海过去可了不得的,它第一啊,怎么下来了?我说,它可能有自己的原因。山西上半年(GDP)还是负数,他说,还有这样的事啊?”  

(新华社记者李 斌:《赤子丹心为中华——钱永刚追忆父亲钱学森的最后岁月》,见《北京日报》2009/11/07)  

   

(K8)“这些人怎么了。。。。。。”  

 钱永刚今年曾经去过一趟上海,参观了制造国产大飞机的厂子。回来后,他将所见所闻告诉父亲。我那次去上海,参观飞机总装厂,一看发动机是买外国的。一听我说这个,他就笑了。我明白,他这一笑的含义——中国自己设计的大飞机将来能升空,是好事,总比买纯外国的好。但是不带劲,发动机还要买外国的。”“汽车广告,一看,都是外国汽车,他就说,泄气泄气。我说中国汽车也是‘外国心’。他说这些人怎么了……听到这,他就不高兴了,说,人都干什么去了?现在生活水平高了,更有条件出成果,为什么还弄不成?  

(新华社记者李 斌:《赤子丹心为中华——钱永刚追忆父亲钱学森的最后岁月》,见《北京日报》2009/11/07)  

   

(K9)“中国人也有一个很不好的毛病——小富即安”  

钱永刚清楚地记得,父亲曾经说:“我曾听清华大学的教授讲该校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说得非常精辟。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不缺乏有智慧的人,但是为什么还要强调‘自强不息’呢?因为中国人也有一个很不好的毛病——小富即安,一旦有了一些成果就很容易自满,不再继续追求往前走了。”

(本报记者赵永新:《儿子眼中的钱学森》,《人民日报》2009/12/10)  

   

(K10)97岁的他忽然提出了看电视的要求

 钱学森一辈子都不看电视。但是2008年年底,97岁的他忽然提出了看电视的要求。   

 钱永刚说:“父亲以往都是听收音机。到了晚年,他的耳朵越来越背。频率越高,耳朵就背得厉害。而收音机里面都是男女各说一段,女播音员调门高,他就听着费劲,男播音员调门低,他就听得很清楚。我和他说话,用这种调门,他就听得很清楚;妈妈嗓门高,他听着就费劲。”   

 去年年底的一天,钱学森突然对儿子说了一句:“支个电视行不行?”“他还问我,多少钱?贵不贵啊?”昨日仿佛就在眼前,钱永刚深情回忆:“我说孝敬您了,买汽车,钱可能紧一点,买电视的钱还是有的。”   

“每天除了看报纸以外,要保障一定信息的输入。有时候父亲看电视还挺来劲,我们说‘您躺下吧’,他说‘还看一会’。”谈起父亲,钱永刚仿佛打开了话匣子,“今年还看了世界游泳锦标赛,花样游泳、跳水……这些动作不是死的画面,对眼睛有一个感官的刺激。我们尽量陪他,尽量多说一些话,多说多看,刺激他脑子多动,这样延缓衰老。”

(记者李斌:《赤子丹心为中华――钱永刚追忆父亲钱学森的最后岁月》,新华网北京11月6日电)  

   

(K11)直到去世前几十个小时,他还在看报

这是晚年钱学森一日的生活:早上六点钟起床,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普及讲座,然后洗漱、吃饭。上午、下午的时间用来看书、写文章或举办学术讨论班——这种从加州理工学院借鉴而来的形式,被钱学森认为是推动学术创新的最佳途径。到了晚上,他会坐在书房里看两三个小时的书才上床睡觉。  

  春节同样如此。钱学森不喜欢别人来拜年,他更愿意把自己“锁”在家里,安安静静地看书、写作。  

  “一天不读书的话,他就明显很不高兴。翻两个小时书,像听了一场音乐会。他总是说:‘我又有了新的收获!’”钱永刚回忆说,科技、教育、军事、经济,都是钱学森特别感兴趣的话题,直到去世前几十个小时,他还在看报。  

(新华社记者李清华白瑞雪:《大师的遗产——记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生前身后事》,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北京日报》2009年11月11日)  

   

(K12)他看书看到最后一天  

“他看书看到最后一天,一直到入院前几个小时都在看报纸,看文件。”钱永刚告诉记者,那天晚上出现呕吐症状后,他发现老人虽然还能说话,但精神状态变差了,到医院后处于休克状态,最后走时并没有什么痛苦。“可以说,父亲走得很安详,这也是我感到些许安慰的地方。”  

(本报记者蔡文清:《“父亲走得很安详” ——本报专访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北京晚报》2009/11/01)  

   

(K13)他生前亲手制作的629袋、数千份剪报和收藏的大部分期刊。。。。。。

钱学森走后,他生前亲手制作的629袋、数千份剪报和收藏的大部分期刊,捐给了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3年后,钱学森图书馆将在那里建成并对外开放。

(新华社记者李清华白瑞雪:《大师的遗产——记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生前身后事》,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北京日报》2009年11月11日)  

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22)  

——乱读随抄之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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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大院人家(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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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办公室里,放了一张旧办公桌,一张硬板床
钱学森筹备力学研究所时没有房子,只是在数学研究所的一角挤出了几间办公室,作为筹备处。钱学森的办公室里,放了一张旧办公桌,一张硬板床。平时钱学森就在这里住下。后来,在距数学研究所不远的宿舍区,钱学森一家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于是钱学森一家就搬到了西郊的中关村科学城。这里虽然与美国洛杉矶的豪华别墅不能比,但是它却是钱学森自己的家。  

(尹玉泉:《检索钱学森在北京生活的地理坐标》,《北京青年报》2009/11/11)  


(L2)搬入阜成路8号院现在的家  

阜成路8号院钱学森一住就是五十年。
8号院的大门,正对着公交车站马神庙。过去北京城里马神庙很多,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很多马神庙都消失了。目前,城八区内可知大致方位的马神庙旧址有六处,现在这六处中只有海淀区的还保留着地名,就是阜成路上的这个马神庙。
上世纪50年代末,钱学森就搬进了阜成路8号院,他的寓所在8号院的一栋咖啡色普通宿舍楼里。而钱学森从最初住到这里,直到他去世的五十多年间,一直没有更换过。虽然组织多次要为其调换,但钱学森都婉言谢绝了。
(尹玉泉:《检索钱学森在北京生活的地理坐标》,《北京青年报》2009/11/11)  


(L3)分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  

“他刚回国时,科学院在中关村给他分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很简陋。与他在洛衫矶住的独栋别墅简直是天壤之别。”郑哲敏回忆说:“不久,钱老一家搬到了阜成路,条件稍好一点,但也是50年代建的普通居民楼,房间很小,从此再没有换过。”直到七八年前,房子实在太旧了,才在他住院期间,简单装修了一下,“漂亮了一点”。  

(蔡如鹏:《“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中国新闻周刊》2009/11/9)  

   

(L4)“你们别折腾我”  

钱老自从上世纪60年代初搬进航天大院以后就再没挪过窝。我之所以用“窝”来形容,是因为那实在是一座太旧的公寓单元房,墙上还有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留下的裂纹和加固筋。他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后,组织上曾不止一次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我们工作人员也希望钱老的住宿条件得到改善。若有一栋小楼和一个小院,他可以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有利于身体健康。当我劝他同意建房时,钱老总是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到后来我劝他说:“钱老,现在都90年代了,一般科技人员的住房条件都有很大改善,和您同船回国的许多人都评上院士,住进了新盖的院士楼,您说的那是老黄历了”。钱老摇摇头说:“你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习惯了,感觉很好,你们别折腾我,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不好,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吗?”  

(涂元季:《钱学森当选科协主席的“曲折经历” ——由钱老拒当科协主席看他的权力地位观》,《人民日报》2009年11月3日)  

   

(L5)航天大院里,钱学森的家
我走进航天大院里,院子里一栋一栋的曾经是咖啡色的楼房,已经统一被刷成了红色,所有的楼都是一个样子,仿佛是复制出来的一般。从它们的建筑风格上我推断这些楼正是建在上世纪50年代,那个年代的特点深深地印在了建筑上。我顺着秋叶散落的林阴道,走向航天大院深处,钱学森生前所住的那幢红楼在午后的阳光下默默矗立。  

(尹玉泉:《检索钱学森在北京生活的地理坐标》,《北京青年报》2009/11/11)  

   

(L6)钱学森在客厅里,描绘出新中国火箭、导弹的蓝图
同样是这间客厅,正值英年的钱学森为了中国的航天事业日夜操劳。那时,钱学森每星期天也不休息,他除了给刚走出校门的青年“扫盲”,还要帮助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进修提高,以适应从事导弹研制工作的需要。每星期天下午,钱学森的寓所客厅里,五院的专家们陆续到来了,他们是钱院长请来的。钱学森要给他们上小课。许多年以后,钱学森回忆:“当时家属宿舍还没建好,科技人员只好每星期六下午,坐班车回到阜成路大院的家。于是我想了个办法,每星期天下午,把各个型号的技术负责人请到我的宿舍去讨论问题。总工程师们都畅所欲言,这对明确许多问题、解决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我也是很大的帮助。直到今天,我仍住在这几间房子里。它使我常常回忆起那个时代每星期天下午的会。”钱学森午后客厅的会议,使我想起了林徽因“太太的客厅”,那时才女林徽因在她家的客厅组织文学沙龙。而在钱学森的客厅,举行的是“科学沙龙”,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新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就是这样在钱学森的努力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的。
我环顾着这间客厅,当年就在这间客厅,研制导弹、卫星的技术讨论方案,研究课题,中国导弹发射、卫星上天的设计图,许多都在这里新鲜出炉。而这间为创造新中国火箭、导弹事业而作出贡献的客厅,却是如此陈旧。(尹玉泉:《检索钱学森在北京生活的地理坐标》,《北京青年报》2009/11/11)  

   

(L7)经常穿着蓝色或灰色上装,绿色的军裤  

家住航天大院34单元的老人刘小芳至今仍对10年前见到钱学森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每晚七点,吃完晚饭,刘小芳总爱到大院遛遛弯,“那时钱老身子还硬朗,也常出来遛弯,每次见到我们,都会主动打招呼,乐呵呵地和我们说话,非常平易近人。”她记忆中的钱学森,经常穿着蓝色或灰色上装,绿色的军裤。  

(安然:《钱老晚年不寂寞》,《中国新闻周刊》2009/11/9)  

   

(L8)一个暖烘烘的幸福家庭  

7年前,王毅丹搬到了航天大院居住,成了和钱学森离得最近的邻居,“但这并没能让我更多地了解钱老”。此时的钱学森,因为身体的原因,已经很少出门,渐渐远离了邻居们的视线。王毅丹表示“近七八年来,我只见过钱老一两次。”  

王毅丹也有遛弯的习惯,这些年每每经过钱家的时候,“窗户多是半掩着的,窗帘紧闭,看不到里面。”楼外站着两名警卫日夜守护着,“这也让我们很多邻居只能远望,而不敢登门拜访”,王毅丹说。。。。。。遛弯的时候,王毅丹偶而会听到从屋里传出的钢琴声,还不时有爽朗的笑声,这些都像一串符号,能让邻居们联想,里面是怎样一个暖烘烘的幸福家庭。  

(安然:《钱老晚年不寂寞》《中国新闻周刊》2009/11/9)  

   

(L9)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  

1947年,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喜结良缘。  

这年9月26日,钱学森与蒋英赴美国波士顿。他们先在坎布里奇嘛省理工学院附近粗了一座旧楼房。在新家的起居室里摆了一架黑色大三角钢琴,为这个家平添了几分典雅气氛。这架钢琴是钱学森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  

多年之后,当蒋英忆及往事,依然回味无穷地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术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  

(《钱夫人美过赵雅芝》,《报刊参考》2009年第39期,摘自《伴侣》)  

   

(L10)“回国后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有限。”  

钱学森1955年10月回国,当年钱永刚7岁。“回国后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有限。”钱永刚说,小学六年中,一到四年级是走读,五、六年级住校;初中三年是走读,高中是住校。“父亲对我的教育,可以说是‘不教育’。从小到大,他对我的功课基本不管。”  

“这一方面是因为看我的自觉性比较强,更主要的原因,是父亲没有时间。”钱永刚说,父亲回国的第一个10年,是他一生中的黄金10年。党和国家充分信任他,给了他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父亲和他的同事们用10年时间把导弹、火箭搞成了;又过了几年,把卫星做成了。  

(本报记者赵永新:《儿子眼中的钱学森》,《人民日报》2009/12/10)  

   

(L11)“那些年里,我们不知道父亲在做什么。”  

“那些年里,我们不知道父亲在做什么。印象中,他经常出差,或者是匆匆扒两口饭就出门。”钱永刚回忆说。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大会,表彰为“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当人们为卧床的钱学森戴上奖章时,这位把近30年韶华注入航天工程的科学家,已经是88岁的老人了。  

30年里,钱学森月工资仅为333.16元,但他为中国创造了不可估量的财富。  

(新华社记者李清华白瑞雪:《大师的遗产——记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生前身后事》,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北京日报》2009年11月11日)  

   

(L12)蒋英问:“钱学森到哪儿去了?”  

在钱学森的诸多身份中,“‘一星’奠基人”,是媒体提及最多的一个。“两弹”是指原子弹(后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和导弹,“一星”是指人造地球卫星。而研究“两弹一星”,需要地势开阔,同时也要严格保密。钱学森作为这项工作的牵头人,从回国后不久就时常一头扎进渺无人烟的大西北,在人迹罕至的沙漠中与同事们一起鏖战,经常一干就是几个月,而且不能给家里写信。丈夫屡屡“失踪”,让妻子蒋英被受煎熬。每次钱学森“出差”前,蒋英都“问他要到哪里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有一次,钱学森又是“出差”几个月,其间杳无音信。蒋英坐立不宁、寝食难安,终于忍不住冲到一位国家领导人面前问:“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  

其实,钱学森这时正在戈壁荒漠上,紧张地进行着“东风一号”短程导弹的发射准备工作。  

1960年11月5日,蒋英从报上看到一条新闻:中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西北地区发射成功她暗自思忖:莫非这是钱学森“搞的鬼”?不久,钱学森“出差”归来。在妻子的追问下,他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去研制“东风一号”了。后来,蒋英发现,丈夫每“失踪”一次,就能给新中国带来一些惊喜——她对此颇为自豪。  

(白菊梅:《毛泽东请他坐在身边》,《环球人物》2009年11月/上)  

   

(L13)这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在父亲晚年时,有一次我陪父亲聊天,他很感慨地说:‘你小的时候我工作特别忙,就顾不上你了。如果我们一个星期就做一道题,不论数学、物理、化学的,相信到你高中毕业时,全国的大学任你挑。’”“我听了很感动,但也知道这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了。”钱永刚说。  

(本报记者赵永新:《儿子眼中的钱学森》,《人民日报》2009/12/10)  

   

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23)  

——乱读随抄之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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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4)“你如果真的想去,你就去吧!”  

钱永刚感慨良多,“1966年我18岁,正是该上大学的年纪。”可那时国内哪里有学上,到处都在停课闹革命。钱永刚在高中耗了一阵子,实在看不到前途。恰好有个招兵的机会,就跟家里说一声,参军入伍了。他父亲钱学森那时侯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面对高中都没有念完、不得不投身行伍的儿子,他也提供不了更多更优的人生选择,只有一句话,“你如果真的想去,你就去吧!闯一闯,好好干!”他没有让父亲给军方打招呼,“那时侯不兴这个,我爸爸也不是这样的人。”没有人因为他父亲的地位和影响力给他什么特殊照顾,“如果我不是钱学森的儿子,可能得到的还多一点。”  

(徐梅:《钱永刚:如果父亲留在美国。。。。。。》,《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48期)  

   

(L15)“我去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确实没有让我考试。”  

1986年,钱永刚来到父亲曾经求学、亦曾执教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38岁的他是自费公派来这里攻读硕士学位的,而他父亲在这个年纪已经是该学院的教授和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了。当时。。。。。。他神情凝重,“我妈妈曾经跟我说过,当时我父亲从监狱出来,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安慰我父亲,‘不要消沉,工作吧。不为政府,为孩子。孩子将来上加州理工学院免试。’后来我父亲回国,临走的时候,校长又说了,‘我说过的那句话还是算数的。’后来,我去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确实没有让我考试,是不是30年前校长的话仍在起作用,我不知道。”  

(徐梅:《钱永刚:如果父亲留在美国。。。。。。》,《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48期)  

   

(L16)把这位科学家、“火箭迷”带到音乐艺术的海洋里  

在回国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钱学森也喜欢把所认识的科技人员请来欣赏,大家同乐。有时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录制下来,放给他听。如果有好的交响乐队演奏会,蒋英也总是拉钱学森一起去听,把这位科学家、“火箭迷”带到音乐艺术的海洋里。  

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钱老总能感到一种美好的赐予。于是,他自豪地对自己说,我是多么有福气啊!他甚至总想对人们高呼一声: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  

(《钱夫人美过赵雅芝》,《报刊参考》2009年第39期,摘自《伴侣》)  

   

(L17)他们好像有心理感应似的  

1977年,钱学森住院,钱学敏赶去医院探望,这一次她近距离感受到那对相濡以沫62年的夫妻之间的默契。  

“钱老的耳朵,听力是很差的,要戴助听器,我跟他说话也要大声音。”钱学敏说,“谈到快三四点钟的时候,他说,蒋英来了。我就奇怪,因为我还没有听到蒋英来了呢,原来蒋英一从那个电梯下来,往病房走的时候,他就听出来了,所以他们好像有心理感应似的。”  

(安然:《钱老晚年不寂寞》,《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11月9日第41期)  

   

(L18)“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晚年的钱学森,越来越表现出对家庭的珍视和依赖,这在儿子钱永刚的谈话中得以证实。2008年12月11日,钱学森97岁寿辰,“父亲已经基本上不见什么客人了,他最高兴的就是和家人在一起。那天一家四代十几口人都齐了,其中最小的重孙辈只有半岁,把小姑娘抱到钱老面前让叫‘太爷爷’,老父亲很是高兴”,钱永刚说。  

对于97寿辰,钱学森还有些期待。比如日子还没到,他就几次主动提到,“我生日是不是快到啦?”有时候还半开玩笑地问身边的人:“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安然:《钱老晚年不寂寞》《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11月9日出版41/2009总第443期)  

   

(L19)在家的时间多于上医院的时间  

“老人生前在家的时间多于上医院的时间。”钱永刚介绍,因钱老一直没生过什么大病,除了一些器官老化外,身体还算不错,他很少待在医院,多数时间和家人居住在老房子里,虽然从医疗条件、洁净程度等看,家里不能跟医院比,但他从心里不愿离开熟悉的家,他不仅不愿离开家,也不愿离开他住了多年的房间,那间房子差不多24平方米,不太大,想把他换到另一个房间去,可他不习惯,说窗户太大了,光线太多了,还是要回到原来的房间去。“可能爸爸对老屋子很熟悉了,他总是坐在那里看文件、看书报或躺在床上思考问题,不受外界事物干扰,这么多年已养成了习惯。”  

(本报记者蔡文清:《“父亲走得很安详” ——本报专访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北京晚报》2009/11/01)  

   

(L20)你说能做出什么好吃的东西?  

刚回国时领导上给他家配了一名一级厨师。他觉得自己家里也就是吃点家常便饭,放着个一级厨师是浪费人才。于是他要求组织上把一级厨师调走,由部队选派一名战士当炊事员。部队的做法是选一名政治思想合格的新兵,到京西宾馆培训三个月,就去他们家上岗。有的人出于好奇,常常问我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成天吃什么好东西?我的回答是:经过三个月培训的小战士,你说能做出什么好吃的东西?  

(涂元季:《钱学森当选科协主席的“曲折经历” ——由钱老拒当科协主席看他的权力地位观》,《人民日报》2009年11月3日)  

   

(L21)首长想吃豆沙包,可我不会做  

鲜有人知的是,钱学森在“吃”上也有不少研究。秘书涂元季提到了钱老的一件佚事:  

一年春节之前,我去钱老家,炊事员说:“首长想吃豆沙包,可我不会做。”听到这话,我心里酸酸的,一位功勋卓著的老科学家想吃点豆沙包居然都吃不到。我爱人是四川人,会洗豆沙。我就让我爱人洗了一包豆沙,送到钱老家,并告诉炊事员怎样将豆沙做成馅。春节期间我去看望钱老,夫人蒋英同志对我说:“谢谢你爱人小杨,她做的豆沙馅真好吃,钱老一口气吃了五个豆包,我怕他吃的太饱,没让他再多吃。”  

(安然:《钱老晚年不寂寞》,《中国新闻周刊》2009/11/9)  

   

(L22)车是公家配给他工作用的,其他人谁也不能坐  

“钱老这一辈子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涂元季说,比如他认为车是公家配给他工作用的,所以其他人谁也不能坐,包括他的爱人蒋英。
(本报记者柳剑诏整理:《两弹元勋昨乘鹤 公众今起悼清名》,《北京青年报》2009/11/01)  

   

(L23)印象最深的就是生活俭朴
“我上次见他还是前年,我去他们家看他,他正靠在沙发上看书。”曾任航天工业部财务司司长的亓英德,就住在钱学森家前面的一栋楼,听到钱学森去世的消息以后,今年86岁的亓老先生特意来到钱学森家楼下看看。“那次见面,他虽然腿脚不方便,但头脑很清醒,我们就聊国家航天事业的大发展,我说这离不开他的贡献,他听到后只是笑了笑。”
亓老先生说,钱学森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生活俭朴,从家里的摆设到穿衣吃饭都非常朴素。“我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领导去他家给他送了两条鱼,他问领导是不是大家都吃上了。钱老说,大家都吃你就给我送,大家吃不上,你就别给我送。”亓老先生说,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为了照顾他,给他发了一个红本,可以用来买布、买肉等生活必需品,但钱老婉言谢绝了。“这么多年,我看他一直穿一件黄色的军装,外面披着黄色的大衣。此外,他对孩子的要求也很严,他儿子的裤子上有好几个补丁。”亓老先生说,钱学森的儿子从小就非常勤快,每天都会打扫楼前的空地,早晚各扫一次。
(本报记者宋旸:《敬请安息笑吟吟》,《北京青年报》2009/11/01)  

   

(L24)衣服一直是自己洗  

跟着钱老这20多年,我感触最深的,应该是怎么做人。钱老不仅在做学问上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做人上也是典范。  

有一件事大家可能想不到:钱老的衣服一直是自己洗的,从不麻烦别人,直到他卧病在床、不能行动之后。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难忘:钱老晚年很少到外地去,唯一的一次,是他当科协主席的时候,与朱光亚、吴阶平等人到黑龙江镜泊湖消夏。当时宾馆的条件比较差,没有蚊香,但蚊子非常多,我都被咬得没睡好。第二天我问钱老:您晚上是怎么睡的?钱老回答说:我是南方人,不怕蚊子咬——蚊照咬、我照睡。他说着还挽起袖子给我看,胳膊上都是密密麻麻的红点。  

(本报记者 赵永新:《做了26年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涂元季讲述——钱学森何以成为科学大师》《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3日)  

   

(L25)按照这个规定我是要缴税的  

钱老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哪怕是一点点小事情。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天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文章,马上给我写了一个条:涂元季同志,我已经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消息,按照这个规定我是要缴税的。请你尽快帮我问清楚。我问了一下有关部门,他们说:现在这个问题还在讨论阶段,请转告钱老,让他老人家不要着急,等具体办法下来后我们马上告诉他。  

(本报记者 赵永新:《做了26年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涂元季讲述——钱学森何以成为科学大师》《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3日)  

   

(L26)“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洁身自好,不沾一点点污泥。“  

钱老退休之后,无职无权,面对不正之风,他说: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洁身自好,不沾一点点污泥。  

就拿成果鉴定会说吧,钱老认为:我不能说这些成果都是不好的,但是我知道鉴定会有很多文章,我区别不清,唯一的做法就是回避。但“回避”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比方说有一位领导同志的孩子主持了一个项目,说这个项目是按照钱老的倡导来做的,希望他能参加鉴定会。钱老很郑重地回了一封信,说:虽然这件事情是我倡导的,但我只是知道宏观上的大方向,具体细节我并不懂,因此我不宜参加你们的鉴定会。  

上世纪80年代初,老百姓的日子还不怎么富裕,钱老对借开会之名搞大吃大喝的事很反感,在北京开会绝不住会,饭也回家吃。群众对有些官员借出国考察之机游玩有意见,钱老说:我不出国,哪儿也不去。  

(本报记者 赵永新:《做了26年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涂元季讲述——钱学森何以成为科学大师》《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3日)  

   

(L27)神舟飞船模型是最为显眼的收藏  

钱学森的卧室只有10多平方米。单人床正对面的老式书柜里,金黄色的神舟飞船模型是最为显眼的收藏。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送给钱学森的礼物,也是钱学森最为钟爱的礼物。  

(新华社记者李清华白瑞雪:《大师的遗产——记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生前身后事》,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北京日报》2009年11月11日)  

   

(L28)最爱航天飞船模型  

“钱学森88岁寿辰时,我给他写了个贺卡。正好当时神舟一号飞船发射升空,我送了一个飞船的模型。”王永志说,后来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去钱学森家,钱老夫人蒋英把我们领到一个书架前。书架上正面摆放着贺卡和飞船模型。据说,钱老把模型摆在这里是为了天天看。他说,我的生日礼物多了,惟有这件我最喜欢。  

(王永志:《最爱航天飞船模型》,本报记者蒋建科、余建斌、赵亚辉、赵永新整理,《人民日报》2009年11月2日)  

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24)  

——乱读随抄之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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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生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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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1)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钱学森同志,因病于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钱学森同志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市,祖籍浙江省杭州市。1923年9月,他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29年9月,他抱着科学救国和振兴中华的远大理想,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他在刻苦钻研专业知识的同时,深入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1934年6月大学毕业后,他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1935年9月,他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此前到杭州笕桥飞机场和南京、南昌飞机修理厂实习1年。1936年9月,他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在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指导下,从事航空工程理论和应用力学的学习研究,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钱学森同志先后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教、讲师、副教授,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教授,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教授和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等职,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的研究。他与导师共同完成的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的“卡门-钱近似”公式,使他在28岁时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独立完成的《关于薄壳体稳定性的研究》,使他在航空技术工程理论界获得很高声誉。他提出的火箭与航空领域中的若干重要概念、超前设想和科学预见,尤其是执笔撰写的有关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发展展望的报告,奠定了他在力学和喷气推进领域的领先地位。他开创了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两门新兴学科,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学森同志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始终心系祖国,密切关注国内局势变化,决心早日学成报效祖国。1948年,他为了准备回国,退出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辞去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国的心情更加急迫。1950年夏,为了顺利返回祖国,他向加州理工学院提出回国探亲,但临行前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遭受无理羁留达5年之久。他不屈不挠、顽强斗争,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经过我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和国际友人的热心援助,冲破重重阻力,于1955年10月回到祖国,并立即投入到新中国建设的热潮中。1958年10月,钱学森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55年11月起,钱学森同志为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深入东北地区有关厂矿、大学和研究所考察调研,召集国内科研院所的领导和专家座谈讨论,统一建所思想,明确建所方针,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领导组建了力学研究所。1956年1月,钱学森同志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同年2月,在周恩来总理鼓励和支持下,他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为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3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钱学森同志担任综合组组长,主持起草建立喷气和火箭技术项目的报告书,为推动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农业、国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钱学森同志参与筹备组建我国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钱学森同志任国防部五局第一副局长、总工程师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后又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院长,担负起新中国导弹航天事业技术领导工作的重任。研究院成立之初,在组建液体导弹研制队伍的同时,钱学森同志预见性地组织科技人员探索固体复合推进剂,为后来研制固体火箭发动机和固体地地战略导弹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他还设立空气动力研究室,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研究机构。  

1957年9月,钱学森同志作为科学技术顾问随聂荣臻同志赴前苏联访问,为中苏新技术协定的顺利签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访苏归来后,钱学森同志遵照党中央提出的国防工业发展方针,突出抓了技术消化、科研协作和制度建设等工作,参加了导弹卫星发射试验基地勘察选址,负责运载火箭、人造卫星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协调及研究机构建立等工作。中苏关系破裂后,面对前苏联撕毁协定、撤走专家的困难局面,他团结带领科技人员艰苦奋斗,联合攻关,依靠我国自身力量,实现了导弹武器研制试验一系列重大突破。1960年2月,钱学森同志指导设计的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同年11月,协助聂荣臻同志成功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1964年6月,钱学森同志作为发射场最高技术负责人,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同志一起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枚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  

1965年1月,钱学森同志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主持制定了《火箭技术八年(1965-1972)发展规划》,组织领导地地导弹、地空导弹、岸舰导弹和固体火箭发动机、固体燃料导弹、运载火箭以及卫星研制试验等任务。1966年10月,他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协助聂荣臻同志组织实施了我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把国防现代化建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68年2月,钱学森同志兼任新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在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他努力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狠抓研究院机构组建、工作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卫星研制质量,指导地面发射和跟踪测量系统建设。1970年4月,他牵头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任务,成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同年5月1日,钱学森同志与参加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70年6月至1987年7月,钱学森同志先后担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他全身心投入国防科学技术领导工作,参与组织实施我国导弹航天技术领域重大型号研制和发射试验,并开始从更高层次思考其他领域诸多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提出了许多创新、超前的思想。1971年3月,组织完成“实践一号”卫星发射试验,首次获得我国空间环境探测数据,为我国研制应用卫星、通信卫星积累了经验。1972年至1976年,在“四人帮”干扰破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钱学森同志参与组织领导了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提出了建立导弹航天测控网概念;领导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组织启动了远洋测量船基地建设工程;指挥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前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钱学森同志先后于1980年5月、1982年10月、1984年4月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洲际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潜艇水下发射导弹和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发射任务,为实现我国国防尖端技术的新突破建立了卓越功勋。他潜心研究的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理论,广泛应用于军事、农业、林业乃至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敏锐把握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积极倡导信息技术研究应用和信息产业发展,为推动军队信息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至1991年,钱学森同志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主席,1991年5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其间,他积极践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开创、推动面向企业的“讲理想、比贡献”竞赛活动,引导企业科技工把振兴中华的理想与企业发展目标和个人理想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蓬勃开展;积极推动科技兴农活动,倡导发展沙草产业,支持开展多种形式的送科技下乡活动,帮助农民依靠科学技术脱贫致富;倡议设立“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1994年更名为“中国青年科技奖”),促进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培养造就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他主持成立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倡导学科交叉融合,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支持编纂出版《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充分发挥科协组织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高度重视科协工作的理论研究,推动理顺科协管理体制,加强科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为发挥好科协组织横向联系广泛、组织网络健全的独特优势,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发展和普及推广、促进科技人才的成长和提高,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始终不辍耕耘,科学思想活跃,驰骋在自然科学领域,同时对社会科学研究也投入了很大精力。他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以指导研究工作,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点上,诸如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研究领域,作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  

1986年至1998年,钱学森同志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其间曾负责全国政协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在团结广大科技工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积极贡献。  

钱学森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国力学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1957年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先后获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著有《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论系统工程》等。1989年6月获得“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1991年10月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9年9月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9年9月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01年,江泽民同志号召“向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学习”。  

钱学森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几十年来,他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的高度忠诚,不论遇到多少艰难困苦,都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他始终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紧密联系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科学和理论研究工作。他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对祖国和人民无限忠诚,始终把爱祖国、爱人民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自觉把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为祖国强盛和人民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愧为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  

钱学森同志具有勇攀科技高峰的创新精神。他对科学执着追求,青年时代就已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回国后勇敢承担起创建我国航天事业的重任,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懈奋斗。他始终站在世界科技前沿,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从战略上思考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许多富于创造性、前瞻性的重要学术思想和有重大价值的建议,以渊博知识和超凡智慧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发展作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他十分重视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学科专业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大力倡导培养科技帅才和将才,较早提出了尽快提高我军指挥员科学文化素质的建议。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严谨作风、学风,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堪当历史重任的一流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  

钱学森同志具有德馨品高的大家风范。他一生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坚持原则、维护大局,严于律己、一身正气,始终保持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他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一心扑在事业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他坚持真理、科学求实,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不务虚名、不尚空谈,学术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同志,在我国科技界享有崇高威望。  

钱学森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学习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懈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为中国科技事业、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卓越功勋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钱学森同志永垂不朽!  

(《钱学森同志生平》,新华社北京2009年11月6日电,《人民日报》200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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