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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20)

mawa1932 · 2010-01-09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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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20)  

——乱读随抄之九  

马望野  

================================  

(J12)“我认为传统医学是个珍宝”  

钱学森开始审视中医,他写道,“我并不是一个中医,但我认为传统医学是个珍宝,因为它是几千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分量很重。更重要的是: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中医的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  

他同时又认为:中医理论是事实和臆想以及猜测的混合,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不能说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或者说,中医是“前科学”,即尚待进入科学体系的知识。他在1981年《自然杂志》第4期第7期题为《开展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一文中提出:气功、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孕育着人体科学最基本的道理,不是神秘的,而是同现代科学技术最前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而它们本身就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课题。”  

(安然:《钱学森,导弹以外的轨迹》,《中国新闻周刊》2009/11/9)  

   

(J13)支持自由电子激光的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每次开中科院学部委员会时,都有机会见到钱老,但总是没有机会多谈。那时,自由电子激光正成为国际上的热门研究方向,当时我正带领学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一日,我接到了钱老亲笔写来的一封信,在信中钱老问我,“听说自由电子激光只能用经典理论研究,不能用量子理论研究,是否如此?”我立即回信,告诉钱老自由电子激光可以用经典理论研究,也可以用量子理论研究,并分别把两种理论研究自由电子激光的发表论文寄给他供参考。钱老收到我的信后非常高兴,并回信给我表示感谢。不久(1983年),我的第一个博士生王俊毅的博士研究论文完成,题目为《多电子注自由电子激光的研究》,我试着写了一封信给钱老,请问他是否有时间对论文进行评阅,很快他就回信,表示非常高兴进行评阅。他的回信让我既惊又喜,惊的是如钱老这样的大科学家和领导,日理万机,却能应允为一个普通博士生评阅论文,真是出乎意料;喜的是,我们的工作将有幸得到钱老的指导。我把学生的论文寄给钱老后不久就收到他亲笔写的评阅意见。从钱老的评阅意见中可以看到他对新科学技术的极端敏锐和对其进一步发展的殷切期望,对青年学者的重视以及对后学的倾力支持与关怀。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做出巨大成就的科学家的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学而不倦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不已。  

钱老在评阅意见的最后写道,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实验上研究设计出高性能的自由电子激光。但非常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钱老对我们的期望和教导未能得以实现,后来虽然谢家麟院士等在北京实验了我国的自由电子激光,但远未能达到钱老的期望。  

(刘盛纲:《与钱老交往的一件小事》,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人民日报》2009年12月10日)  

   

(J14)“标准时空论成立”  

20世纪80、90年代,钱老先后给学校原二系谭暑生教授通了30多封信,3次接见他,多次阅读他的研究论文、提出指导意见。1984年2月14日,钱老在给学校赵伊君院士的信中表示:“标准时空论成立。”“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也是我们比外国人的高明之处。”并对谭教授“致力于理论工作表示敬意”,鼓励他“什么也不怕,胜利总要到来!”  

(张育林 徐一天:《钱学森与国防科技大学的建设发展 》,《人民日报 》2009年11月19日 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政治委员)  

   

(J15)”艺术是人创造的,但可以让机械化生产吸取”  

为了研究“吃”,钱学森在1994年给杨家栋教授的信中还提到了如何烹饪:“就如用机床加工部件,工人师傅的智慧与技巧是被吸收到机器操作中去了,艺术是人创造的,但可以让机械化生产吸取。外国快餐店的操作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但他们的操作却是烹饪大师制定的。进一步发展还会引入机器人代替青年快餐烹饪工。”  

(安然:《钱老晚年不寂寞》,《中国新闻周刊》2009/11/9)  

   

(J16)呼吁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2005年7月30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安然:《钱老晚年不寂寞》,《中国新闻周刊》2009/11/9)

   

(J17)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整理者注: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问我们:钱老有什么遗言?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我们已告诉大家,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涂元季  顾吉环  李  明整理:《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人民日报》2009年11月5日)  

   

(J18)钱老心目中的杰出人才   

 在钱学森这位科学巨擘眼中,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杰出人才”呢?   

“他心目中的杰出人才要比一般的专家、院士高出一大截,用他的话说叫‘科技帅才’。”涂元季说,“按钱老的标准,这样的杰出人才不仅要在国内某一领域位居前沿,而且要在全球科技领域让人一提到就竖起大拇指;不仅个人要具备拔尖的学术水平,还要有本事团结一大批人,统领一大批专家攻克重大的科技难关。”   

涂元季回忆,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坦诚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老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与他当时连续几年关注国家各种科技奖励获奖名单有关。”涂元季说,“他看到那些获奖项目涉及的专业很琐细,非常为之担忧。”  

“他不止一次说过,当今的科学技术都不是小科学技术,不是爱迪生时代,可以关起门来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搞发明创造了。”涂元季说,“他说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专家、院士,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社会主义建设要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有大批的专家,更需要能统帅这些专家攻克重大难关,取得重大创新的帅才。”   

“尽管他没说过,但我觉得他所说的杰出人才其实就是像他一样,能带领大家把导弹搞出来的人。”涂元季说。   

在钱学森的心目中,什么样的成果称得上“重大创新”呢?   

涂元季说:“‘两弹一星’之外,就要属‘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了。钱老多次提到,这是他很欣赏的一个项目,‘毕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孙闻:《钱学森的人才忧思--专访钱老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新华网北京11月2日电)  

   

(J19)学科专业不能分得太细  

培养杰出人才卡在哪里?我们国家怎样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他的基本观点是,我们的学科专业不能分得太细。”涂元季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学习苏联实施教育改革以后,按照苏联的模式,大学学科专业都分得很细。”涂元季说,“在钱老内心里面,他对苏联那一套不欣赏,他比较欣赏美国的那一套,就是理工结合。这源自他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的亲身体会。”   

涂元季说:“钱老从回国后,对这个问题就一直有看法,有意见,他认为学科分得这么细,培养不出拔尖人才。尽管囿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他不能提出这些意见,但在工作中他还是尽其可能积极而巧妙地推动一些改革。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立时,他作为倡导者之一,就是按照理工结合的模式设置专业与课程的。为给学生打下深厚的理论功底,他曾经邀请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和化学家蒋丽金为他执教的近代力学系的学生分别讲授物理和化学。”   

涂元季给记者讲述了钱学森1958年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时的一个例子。  

有一年,近代力学系的学生毕业考试,钱学森出了一题“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到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出解”。时至中午无人答出,“还晕倒了几个学生”,他说:“先吃饭吧,回头接着考。”    饭后学生们重返考场,时至傍晚,全班只有几个学生及格。一场考试表明学生数学基础不牢,钱老当时决定,全班推迟毕业,再学半年,主攻数学,打好数学基础。如今这个班里的很多学生成了院士,忆及当年,都觉得那半年获益匪浅。   

“钱老反复强调,杰出人才的产生离不开宽松的学术氛围,办大学要有一种很宽松的学术氛围啊!”涂元季说,“钱老当初在加州理工学院时,学术氛围非常民主,他挑战过一些学术权威。他晚年多次说过,要敢于培养年轻人挑战权威才行啊,‘学术权威把着位置,他往那儿一坐,旁边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哪行啊。”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孙闻:《钱学森的人才忧思--专访钱老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新华网北京11月2日电)  

   

(J20)钱老的建议:理、工、文兼收并蓄   

“钱老晚年认真思考过杰出人才培养的问题,他的观点也由理工结合发展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涂元季说,“他经常说,学理工的,要懂一点文学艺术,特别是要学会文学艺术的思维方式。科学家要有点艺术修养,能够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能够大跨度地联想。”   

“他在谈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时曾说过,科学的创新往往不是靠科学里面的这点逻辑推理得出来的,科学创新的萌芽在于形象的思维,在于大跨度地联想会突然给你一个启发,产生了灵感,你才有创新。灵感出来了以后,再按照科学的逻辑思维,去推导去计算,或者设计严密的实验去加以证实。所以科学家既要有逻辑思维也要有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是科学领域的规律,很严密。但形象思维是创新的起点。”涂元季说。   

钱学森一生兴趣广泛,知识面很宽,他不仅是科学大师,而且在音乐、绘画、摄影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在早年求学时他虽然学的是自然科学,但同时也学过钢琴和管弦乐,曾是上海交大铜管乐团的重要成员。他曾师从著名国画大师高希尧先生学习绘画,而且成绩很好,得到高先生的表扬。他常说,他在科学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培养了全面的素质,因而思路开阔。   

 “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老‘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时,他致谢时特别说起他的夫人对他的帮助,认为他的科学成就也要归功于夫人在音乐艺术方面给他的熏陶。”   

 “从事科学研究如果只会逻辑思维,容易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这是钱老反复告诫我们的。”涂元季说。   

“理、工、文三者的兼收并蓄,这应该就是钱老心目中培养杰出人才的必由之路吧。”涂元季说。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孙闻:《钱学森的人才忧思--专访钱老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新华网北京11月2日电)  

   

(J21)钱学森提倡的“大成智慧”的精髓

据钱永刚介绍,钱学森一直关心国家的教育:“他刚回国时就发现,中国的教育有问题,不是教师不卖力,而是在宏观上就有问题。就像他后来多次跟温总理讲得那样,没有一个大学是按照培养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模式来办的。这个是从体制、机制上说的。”  

什么是培养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模式?“这种模式,就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训练并重实施的教育。”钱永刚认为,这也是钱学森提倡的“大成智慧”的精髓。  

“父亲认为,一个有科技创新能力的人,要具备两个能力:一是逻辑思维的能力,一个是形象思维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需要后天的培养、教育。”钱永刚说,“这是父亲结合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切身体会,加上晚年对思维科学的研究,并总结历史上人才培养成功的经验提出来的。”  

(本报记者赵永新:《儿子眼中的钱学森》,《人民日报》2009/12/10)  

   

(J22)晚年一直思考和忧虑人才培养问题  

人才培养问题是钱老晚年一直思考和忧虑的。他多次说过: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些年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发展,成绩也不少,但是就我个人的看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站在最前沿的大师级人物。  

(本报记者 赵永新:《做了26年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涂元季讲述——钱学森何以成为科学大师》《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3日)  

   

(J23)对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一直有不同的思考

我跟了钱老这么多年,我感觉他对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一直有不同的思考。解放后我们照搬苏联模式,对大学的学科设置、课程安排进行了大调整,产生了许多弊端。钱老回国后不久就注意到这一现象,说:怎么我们大学的样子都变了?清华、上海交大不像原来了,专业分得很细,培养出来的都是“专家”。要知道在美国“专家”是个贬义词,如果他们说到谁是“专家”,意思就是说他就懂那么一点点,而且有点死心眼。  

后来,在钱老和其他科技界前辈的极力倡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办了中国科技大学,实际上就是按照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模式办的。  

。。。。。。

我觉得钱老生前关于加州理工学院的谈话给我们某些启发:在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系主任的权力大得很,上什么课、课怎么讲,全是他们说了算,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从来不插手这些事。  

(本报记者 赵永新:《做了26年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涂元季讲述——钱学森何以成为科学大师》《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3日)  

   

(J24)去世前,他仍然关注系统学发展  

11月15日,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将迎来成立30周年的日子。10月23日,钱学森先生为他们发了一封贺信。  

系统科学研究所的所长高小山说:“我们25日收到的这封贺信。作为中国系统科学的倡导者和积极的推动者,钱学森先生在我们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  

贺信中说,“三十年来,贵所在系统工程、运筹管理、自动推理、系统控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希望贵所进一步顺应系统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在开创巨系统的科学和技术上取得新的进展做贡献!”  

1945年,钱学森先生用英文写作的《工程控制论》问世。有评论说,“钱学森高超地将工程和数学两只轮子装到一辆战车上,碾出了工程控制论研究的一条新途径。。。。。。”这本书莆一问世,就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吸引了大批数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从事控制论的研究,并形成了控制科学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研究高潮。  

(本报记者杨雪梅:《去世前,他仍然关注系统学发展》,《人民日报》2009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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