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卧故园整理
这里说的策略，不涉及到正确错误的理解。
1964年6月28日到7月24日，刘少奇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
市党委负责人座谈。回到北京，他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就农
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是为当年的刘少奇“八一讲话”。
一、向基层加压得罪基层
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
。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
、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二、阶级斗争扩大化
他说：“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可
以说到处都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
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利用我们的口号，利
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
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
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三、调查方法过于自信
关于调查方法问题，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
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
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
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四、批评两个十条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
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他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
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
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
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理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
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
关于“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
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
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
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
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
自己去扎根串连，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
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谈到“后十条”
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团
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
。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关于工作队的任务，“后十条”规定，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
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说：“所谓‘工作
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
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
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
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
被刘少奇批评的这两个十条是谁起草的呢？第一个十条是1963年毛泽东指定彭真(后加
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第二个十条
是在彭真发现问题的基础上，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的一个起草班子负责。
五、毛泽东的修改意见
刘少奇这次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讲话后不久，刘少奇便于八月
五日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田家英参加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离京去广州的前一天，向毛泽东
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
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专机上，
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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