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法学会郭道晖“龚育之一段不为外人所知的往事”之论（下称郭论）
我的质疑
亦兵
近日从«报刊文摘»转载12月17日«社会科学报»“一篇重要文章入邓«文选»的往事”。
郭论称，“龚育之是«文选»编辑主持者。龚说，起初对«党和抗日民主政权»一文的入选，（下称一文）组内有场争议。有人以“过时”为由，反对收入，有人认为观点太尖锐直白，可能被人利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搞自由化。”但是“育之却冒着风险，力排众议，一再坚持，终使此文入选。我当即表示：你的坚持太重要了，立了大功！什么过时？”并说«党和抗日民主政权»指出：“‘以党治国’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
郭论进而责问我们党，“在我党还是局部地区掌权时，“一文”就强调要‘党政分开’反对‘党权高于一切’。现今已取得全国政权，难道不更应当消除‘以党治国’的余毒？”
据此，我查对了毛主席为党中央写的党内指示，即«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和“一文”«党和抗日民主政权»两文。无论中央，还是“一文”均未提及什么“党政分开”或“以党治国”。
这样看来，郭论将他20多年以前与友人一次交往的往事，搬到今日，借机制造舆论，要胁我党“党政分开”。这明显地反映他们要搞什么“政改”的图谋。其手段就是歪曲一些文中的片言只语，加以夸大、渲染，欺骗人们，浑水摸鱼。以达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
其一，郭论，首先用了“以党治国”这种含混不清的用语，把国民党“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反动主张，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革命事业，相提并论。这是毫无根据的污蔑。人们皆知，我们的党是在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下，按马列主义思想指导，建立起来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并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生死搏斗中发展壮大，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伟大的党。“国民党的恶劣传统”，怎么能“带到了共产党”？这不是混淆是非和阶级界限，纯粹的污蔑吗？
其二，郭论特别强调要我党“党政分开”，“反对党权高于一切”，并说什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文中认为，实行“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要放在改革的第一位。这真敢无中生有的编造，“造谣不打草稿”。其文当时主要是说，“要解决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并说“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就一事无成。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什么是“党政分开”，为什么要党政分开？说白了就是共产党放弃国家的领导权和领导地位。要他们来领导，要资产阶级 和右派 先生们来领导。你们恐怕是白日做梦，太不自量了吧？就靠你们对共产党责骂几句，就把政权交给你们了吗？真是异想天开、想入非非了？
毛主席早就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更明确的讲：“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党权高于一切”，因为领导就得有权力，没有权谁还承认你的领导。当然，党的领导主要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方向、道路的引导。并非各项工作业务上包办一切。这是全国各个方面和事业均不得违背，更不得窃取。
在政权问题上列宁早有一个名言，他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列宁全集》第24卷第18页）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形成的。并为国家宪法认定并赋予的。宪法序言明确法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并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谁要反对它就是违反国家大法。实质是妄图改变国家性质。这是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和各民主党派都是不能容许的。郭之其人，即是“法学会理事”，连这个起码的法学常识都不懂，并以阶级偏见任意否定，不觉得无知妄为吗？
其三，就《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郭论所引“一文”并非全面。而且也是局部地区之论。必须以毛主席为中央写的内部指示为准。
指示首先指出：“必须保证共产党在政权的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持党的领导权。”这就在数、质两方面都作了严格要求，而数量也不允许少于三分之一。
“在人员数目的分配上，各地须按当地实际情况施行，不是机械地凑足数目字。最下层政权的成份可以酌量变通，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当然右派分子更不得进入。
“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不能笼统的照顾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只应做到调节，这样利益是相对有差别的，大多数人得到不同程度增加，少数人可能所得减少一点。如工人多得一点必要的改善，厂主自然要少得一点利润，但也要保证他们的合法发展，一切以抗日为目的。
郭论，撇开中央指示，偏面地就一局部任意歪曲。难免要一败涂地。
2010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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