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另一半真相
——读李宪源的小说《血火痴情》
简介：张小金，男，1948年生。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厦门大学学报编委、福建省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出版专著《经济开放的非经济效益》、《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外开放与社会转型》、《资本论与科学研究方法》等4部；合著《外商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评价》等十几部；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奖。
张小金
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这与“胜者王侯败者寇”的中国特色历史观有些相通。但不知他老人家是否预测到，他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在他身后不久就被后来的“胜利者”肯定一件否定另一件呢。
中国历史上的“胜利者”所写的历史，除了叙事的“胜者立场”之外，还往往将事实加以剪裁。最通常的做法，十件事情只告诉你其中三五件。这样一来，即使这几件事情说的全是真话，真相也就被掩藏了一半。远的不论，以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少时所能读到的“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的历史书来说，得知的“真相”主要就是“国民党只反共不抗日”，“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被中朝人民打败”。不过，由于还有另一方保留了另一些历史信息，我们后来才慢慢有机会得知另一半真相。
与此相比，了解文革史的真相就更难了。原因之一，是作为败者的一方完全丧失了话语权和话语空间而失语了。好在这些年，逐渐有一些海外的文革研究，部分弥补了这一缺陷。但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往往只为少数学者知晓。而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往往有较多受众因而影响更大。在这种意义上，我很看重旅居加拿大的李宪源先生的文革小说《血火痴情》（诺曼出版社）最近的公开出版。小说以锡城这个中等城市1966年至1968年文革群众运动的全景描写，为我们展现了被主流文革叙事遮蔽的另一半历史真相。
真相之一：文革造反是“奉旨造反”
与通常简单地否定不同，小说对文革造反派在客观描写的基础上采取了辩护的立场。我认为他的辩护有两个维度：第一是造反的程序合法性，第二是造反的道义合法性。
官式文革叙事，将造反派定位是完全受林彪、“四人帮”操纵或挑唆。而小说以大量事实表明，此说难以成立。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号召，给清华红卫兵写信，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不仅如此，执政的中共中央发了文革（1966年5月16日）《通知》，通过了“文革16条”，以及数不清的文革官方文件。为此，甚至不顾小说类文艺作品的大忌，大量加以引用或者加注。如果掌权集团自己开会决定要别人做某事，以后又来追查做事人的责任，这样的做法未免不太厚道吧。当然其中事情复杂，支持者与镇压者也未必是同一批人。但群众造反大体上是“奉旨造反”却是基本事实，无法否定的。
真相之二：文革造反原因与49年前造反类似
小说揭示出，文革造反的深层原因在于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在这点上，66年的造反与49年前的造反是类似的。这就替文革造反提供了某种道义合法性的辩护。
通过小说人物的话语表达的逻辑是：“国民党认为大清政府很腐败，才起来革命，才起来造反；共产党认为民国政府很腐败，也就起来革命造反，把几万万同胞都搭进去”。“造反派凭什么起来造反呢？理由就是一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不行，占了江山忘了本，同国民党的大官一样，脱离了人民，骄奢淫逸，贪利好色，一心要往资本主义道路上面奔。”
从造反者来说，小说的主人公之一、烈士子女苏南工学院的王小燕在回答为什么造反时说：“因为我们对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抱有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因为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抱着一片赤胆忠心！”
而从当权派来说，锡城市委副书记武遥面对文革初期苏南工学院的情况，回忆自己49年前“在江南大学搞学运时的情况”，发现当年学校里学生支持国民党和三青团与同情共产党和支持学运的情绪、心理与比例，与此时支持工作组和心想造反派的，几乎没有大区别。
而在67年“二月镇反”之后，武遥也反思了群众造反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东西，在那么短短几个月中，就使一个原来平平静静的城市，一下乱起来的？是哪些矛盾因素使一半市民，统统站到了所谓的反动组织红总一边去了呢？”“这些矛盾，长期以来被掩盖了，不为我们党的好多领导干部所注意重视。数十万人呼啦一下出来造反，本来是可以使人清醒，促使我们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如果不从根本上作改变，这种回避矛盾、掩盖矛盾的稳定，只能稳定一时，不能稳定长久。”他的反思实际上揭示了文革造反的社会矛盾。没有这种矛盾，再有人号召，再有人挑唆，也不会有那样轰轰烈烈的群众造反热潮。
从社会上的造反组织“石下草”兵团很多人有家庭与历史问题的纠葛，兵团头头葛富林为“内定右派”、“破坏军婚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叫屈的描写，也反映导致群众造反的另一些社会矛盾。小说借马进之口说，全国军队普遍执行“带枪的刘邓路线”，带有某种不可避免的因素。而在我看来，文革中军队支保的更普遍因素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血统论”思维。
以这种方式证明，毛一生所作的两件事情，是有联系的，是继承性的。说他第一件事情完全正确，第二件事情完全错误，逻辑上是大可怀疑的。正因为此，无论从什么立场和什么目的出发，完全否定文革造反，最终就一定会走到否定49年造反的路上去。
真相之三：文革造反的直接原因是反政治迫害
小说还写到文革造反的直接原因，那就是反政治迫害。我认为这里点出了文革造反更重要的道义合法性。
从66年5月16日文革开始到7月中毛泽东回到北京，这50多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是官式文革叙事语焉不详着意回避的。当一些青年学生响应号召起来向当权派贴大字报时，却普遍遭受了与57年反右派运动类似的处境。
小说描写在1966年的夏天，当苏南工学院的一些学生和教师，按照中共中央通知的精神起来造反时，却受到了市委陆书记及其市委工作组的镇压。为首者王小燕、周和复等被打成“反党小集团”，许多人受到株连，成了“黑干将”、“黑爪牙”、“同谋者”。哲学教师马进，不仅自己成了“黑后台”，连他妻子也被牵连成了“黑内助”。他们“一举一动受人监视，出门上街，连进厕所都受盯稍，来往的信件被检拆，没日没夜地被逼着写检查交代！遭受沉重的政治压力。”
“这一场‘反干扰’运动，声势之浩大，涉及范围之广阔，竟好象是重新回到了1957年”。
这样，就把57年的“右派”鸣放和反右派运动，与66年夏天的贴当权派大字报和“反干扰”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写到：“局势的发展，一切都跟反右运动相类似：开始时公开鼓励向党内的掌权者进行挑战，然后是在背后层层传达‘中央精神’，‘引蛇出洞’，然后‘发动反击’”。的意图很明显，66年的造反派与57年的右派是类似的。只不过，这一次被引诱出洞的“牛鬼蛇神”，好象经过了上一次打击之后，有了一种免疫力，一种抗药性；虽然不是同一批人，但是在“类”的传种接代意义上，却显得更顽固，更有坚韧性。
此外，还大胆描写了57年右派在文革中的表现和命运。他重点写了作为“右派”妻子的凌漪的冤屈与善良，写了作为共产党员转业军人和工人代表的奚大雄帮她“翻冤案”及其感情悲剧，还描写了普通民众对她的同情。这也是文革造反阶段，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右派及其家属参加或支持造反的真实反映。
如今，57年“右派”已经被官方平反，而且被海外普遍看重，可是66年的造反派如今还带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也为海外舆论所普遍误解和否定。
历史真相的这一页不仅被官式文革叙事所遮蔽，也为不少右派本人所回避。在这种意义上，这部小说的叙事特别难得。
因此，文革造反还有了一个更加有说服力的理由：反政治迫害。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对于被剥夺了的最基本人权的捍卫和追求。当年轻学生仅仅是因为有限地使用自己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就被限制人身权利并遭受镇压时，为什么他们起来捍卫自己合法权利的非暴力行为没有合法性呢。
真相之四：文革十年多数时间是造反无理。
今天的年轻人和海外读者，都以为文革十年就是造反派不断闹事迫害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等，却不知道一个简单事实：所谓“造反有理”的时间只有短则数月长则一、二年，其他多数时间是“造反无理”的。
不说前面已经提到的运动初期，造反者普遍受压。只说紧接“一月革命”之后的“二月镇反”。小说描写了锡城支左部队将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将头头关进班房。这时，造反派实际上又一次被剥夺基本人权，又一次被迫争取自己的基本人权。刚刚造反有理了二、三个月，又进入几个月造反无理的时期。
到68年，随着革委会的建立，除了少数上层造反派头头由于种种个性的原因还保留了花瓶功能，多数人已经被镇压下去。作为造反组织，已经基本上不存在；68年之后，在所谓革委会里，作为点缀的也只能是那些有某些背景和特色的“温和造反派”，如小说中的军干子弟史苏星和调干生周和复等。实际上，全国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真正的老造反，除了能够“通天”的上海、河南等极少数地方之外，都已经镇压下去，很多人甚至被关进监狱或者类似于监狱的地方。文革自68年之后再也没有造反有理的时期了。所以，文革运动的实际逻辑：是从造反无理到造反有理最后归结于造反无理。
我们来看小说中几位主要造反派的下场：
马进——这位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工学院哲学教师、年轻的造反派思想家，在68年被打成反革命，“最终成了饮弹而死的枪毙鬼”。他的“罪状”只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思文革中的“失误”。而在工学院的学生们看来，这是掌握市革会大权的“丘八”们，对怀恨在心的工学院造反派，所作的一种最无法无天、最肆无忌惮的公报私仇。极为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个秘密：知识分子造反派头头普遍最早完蛋。
大学生造反派骨干、烈士子女王小燕“失踪”了。
工人造反派领袖中共党员奚大雄，在《人民日报》有关“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社论发表后，就在逃亡中以卧轨自尽的方式，告别了人间。
不仅造反者本身下场可悲，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也同样下场可悲。
小说中市委副书记武遥的下场，就是文革“亮相”干部下场的典型。武遥是个有理想有担当的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后来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支持造反派，不料却被张春桥点名后打倒并成了“精神病人”。写出了其直接的原因，一是他与军队支左办公室主任蔡国柱的矛盾（亮相干部与军队干部的冲突是那时全国普遍状况），二是上层政治斗争的影响和政治交易。但还有一个潜在的却是更深刻的原因，没有明确点出，那就是他引起的“官愤”。很多人以为，在中国历史上，“民愤”大的官员是没有好下场的。但却没有意识到，在这个体制内部，“官愤”比“民愤”有大得多的杀伤力。所以，除了纪登奎、马天水等上海和河南的极少数能“通天”的此类干部能够拖延到76年后下台，其余全国各地，能捱过68年的实属幸运，能捱到76年的就极其罕见了。
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如果一个领导干部，居然不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和部署下自行反腐败，那么即使他被老百姓看成青天大老爷也是没有用的。他引起“官愤”从而下场可悲，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真相之五：文革暴力更多来自造反派的对立面
否定文革的通常理由之一是文革对人的伤害尤其是文革暴力。对此，一般主流文革叙事的模式是：受四人帮挑唆的造反派对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搞“打”、“砸”、“抢”。但小说却描述了另一半真相。虽然以的年龄，他未必直接经历了那些具体运动，但他却比好些经历过的人们更准确地把握了不同阶段的特点。比如，现在很多文革回忆录，讲到自己受造反派这样那样的迫害，其实他受迫害的时候，造反派或者还没出世，或者本身正受迫害，或者已经被镇压下去了。
文革历史的难以辨析，难就难在造反曾经是个时髦的口号，造反派曾经是个时髦的身份。这就使得文革中对立的两派都曾经在不同时期呼喊过这一口号，或者以此标明身份，而远不像历史上的国共两党那样阵线分明。
就注意到了，至少有两种红卫兵，而造反派红卫兵跟“那些热火朝天‘破四旧’的小将们，唱的不是一出戏”。
我们从小说中可以知道，不仅有造反的红卫兵，还有血统论红卫兵；不仅有主要“矛头向上”造当权派反的造反派，也有主要“矛头向下”造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反的“造反派”。
通过小说中的客观描写，可以看出，文革暴力及其对人权的剥夺和人身伤害，不仅来自造反派，更来自其对立面——当权派与保守派。
所以，文革灾难，是“文革派”和所谓“反文革派”共同造成的，是造反的人和镇压造反的人共同制造的。而且仔细区分，镇压者造成的灾难更大得多。
真实描述了血统论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的普遍暴力行为；描写了这类红卫兵在火车上对出身非红五类的袁世清和孙晨菲大打出手，打得奄奄一息后推下火车致人死命；描写了独立团（保守派）几名凶神恶煞的战士对凌漪的残酷折磨；特别描写了“权力者挑动群众斗群众”，例如当权派背后指使完全官办的大中红卫兵和“九一九”工人组织打人；支左办公室主任蔡国柱操纵和指挥的打人及武斗；尤其是，68年及此后，掌权者对造反派的大规模残酷镇压。
当然需要指出，我这里之所以单列出这几点文革真相加以强调，只是因为它们为以往主流文革叙事所忽略或遮蔽。这既不是揭示的全部文革真相，也并非文革的全部事实。这是不应该引起误解的。
还应当指出的是，小说叙事虽然与一般的官式叙事不同，但也并非是完全反官方叙事的。力图客观地描写文革造反和造反派，但他并没有完全站在当年造反派的立场上描写其对立面。对于温和造反派和文革保守派，对于走资派和介入文革的军人，都做了比较客观地描写。比如，小说中的早期保守派头头学生会主席邵敏，执行“资反路线”的市委陆书记，工人保守派头头朱坤兴，以及支左办公室主任市革会主任蔡国柱等等，所有这些人物都是有血有肉，其思想行为都有其内在和外在依据，一点都不脸谱化。此外，书中对于作为背景的人物－－康生和张春桥的描写，则带着明显地贬义，这也是读者很容易注意到的。
出路：民主宪政还是革命？
反思文革，就要反思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是个革命世纪，而文革则是这个革命大潮的极点和拐点。
对毛泽东一生干的两件事情，与官方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的立场不同，也许想对第二件事情加以重新认识。我猜也许企图在仔细反思和辨析的基础上，肯定文革又否定其弊病和错误，甚至借以启示未来的革命。
作为年轻时曾经的毛主义者和文革亲历者，我理解的善意和苦心。但在我看来，文革的失败，是证明了近2千多年历史以造反革命起义来应付和解决社会矛盾是终于没有出路的。造反在被迫被逼这点上也许是“有理”的，但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路经选择与方法上则是“无理”的。
因此，我的想法是，从文革的弊病出发追究一般革命的弊病，并且以为，至今在中国，革命的土壤依然如此肥沃，避免革命最好能成为官方与民间当下的共识。
出路是宪政民主，不是革命造反。这也许是我与在反思文革解读当今时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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