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学与思”文
浅揭文革武斗之谜
陆渭文
前时笔者在网站上贴了一篇：“文化革命的失败及教训——一个造反派的反思”的粗文。引发了“学与思”的一篇评论。这也是我的文字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学与思”的文章中，并没有反对我的观点，仅是认为我的反思还不够深刻。并进一步理性上的分析。“学与思”可能是位年轻的勤于思考的学者，根据进一步推理深层次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使人有所教益。但是也有可能“学与思”没有亲历过文革，感性认识的不全，得出的理性结论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有些是原则错误的，故而笔者不得不再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一起讨论，以便澄清事实，统一思想。
先讲笔者书写“教训与反思”这篇短文的目的，在于设想将自己在文革中意识到造反派曾有过的错误，作为教训，告诉年轻的革命者要在斗争的实践中要注意团结大多数，不要将可能团结的人推向反面。反思不等于对自己参加文革的忏悔。
另外“反思”还带有另一层意思，设想作为“造反派”应该多作自我批评，少讲保守派的错误，大家都作自我批评，就容易达成共识。但“学与思”的文革中谈到了保守派的形成，“造反派”与“保守派”都有功、有过等等貌似公正评论，其实这些观点是错误的。错在哪里？要讲出个道理。“学与思”文中讲：“淘汰了大部分从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过来的人，工农能够答应吗？当然不答应！这才是“一月夺权”后“保守派”崛起的真正原因。”这种思想本身就错了，因为这不是历史的真实，因为“保守派”崛起的时间，不是在“一月夺权”之后，而是在“一月夺权”之前。文革初期，北京有“联动”（称保爹保妈派）的学生组织，全国各地先后有净“红五类”组成的“老红卫兵”，在各级党委和工作组的领导下，开展文化大革命，矛头是指向“地、富、反、坏、右”及在个人档案内存在有某些问题的人，这才是“保守派”的初级阶段。就我江苏无锡地区来说，66年6、7月份开始掀起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学生运动，到67年9月份，学生运动受到由旧市委组织的工人（保守派）压制进入低潮，然而（造反派）工人出来支持学生掀起工人造反运动，造反派正式成立了造反组织称“无锡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大约在67年的12月初当保守派方面见到了造反派可以成立组织，才有胆量在旧市委的唆使下，正式成立保守派组织，称“工联”，“五军”。当时有个说法，“造反派”是“民办”的（群众自发组织），保守派是“官办”的（旧市委内部操纵），保守派组织到67年1月份，在上海“一月夺权”之前，上海工总司“冲垮”了号称百万的“保守派”（赤卫队）之后，在中央的表示不支持保守派的舆论下，上海、江苏的保守派就此销声匿迹，不复存在了。这是“保守派”的第一阶段。上海从“一月夺权”后就再也没有保守派了。
保守派崛起的第二阶段，是在67年2月之后，在“二月逆流”阶段，几乎是全国性的由支左部队武装取缔了造反组织之后，在支左部队的策动下，重新扶植了一支庞大的“新保守派”队伍，以后又人为地划分了“拥军派”（保守派）与“反军派”（造反派）“学与思”的推理结论，因为工农不能答应在中央一声号令下进行“一月夺权”，才使“保守派”崛起的结论就错了。如果说在共产党上层那些权贵不能答应“一月夺权”上台的人，准备反夺权，所以要重新扶植“保守派”才是对的。
人们（指保守派）总是（把老干部）与红军、八路、解放军、联系起来……所谓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但从我无锡的文革史上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文革初期保守派死保市委及各级党委，这里可能是由于对共产党的信任，对党的干部的感情，这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到67年2月以后，成立了新保守派组织就反过来，凡是不支持他们观点的老干部，非但要全部打倒，而且还进行肉体摧残，这样他们原先的阶级感情又到哪里去了呢？反过来造反派方面，造反初期认为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正确的，当这些基层群众造反造到市一级之后，对旧市委13个常委一接触，发现这些老干部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13常委中，除一人可能有生活问题，一名市长有官僚主义作风，批判他截留向中央上缴的地方财政，用于地方建设。这样造反派出于对老干部的爱护将他们保护起来，不受任何人对他们冲击。并且在“一月夺权”中，造反派认为无锡市委中“走资派”特征不明确，在造反派代表的监管下支持他们出来正常工作（不是夺权，是监管）。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该斗则斗，该批的则批。认为“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各有“功”“过”。这个判断貌公正，实质是最大的不公正。是为“反文革派”的辩护词。造反派“造反”是出于公心，无私才能无畏，某些错误是敢于斗争，而不善于斗争。而“保守派”中间的大多数是处于私心，（前期出现了“保爹保妈派”）如果保对了，自己可以有好处，如果错误了也只是个认识问题，无任何风险。有奶就是娘。如果站在肯定毛主席发动文革是正确的立场观点上看，保守派前期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后期则是成了反文革派正压群众的工具和打手。没有功而只有错误。造反派有功而无大错。如果站在反文革派的立场上这个结论当然要倒过来。所以在文革后期“造反派”就受到了斩尽杀绝的待遇，比反革命还要反革命。
“但是“保守派”——这是中央文革与造反派家加在他们身上的蔑称……”根据历史的事实，“保守派”应称谓“保皇派”，但后来改称为“保守派”，则可能认为“保皇派”中间的许多群众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因为思想保守所犯的错误，为了团结群众，才改称为“保守派”的称呼。思想保守，墨守成规的群体称为“保守派”完全是名副其实，谈不上对他们的蔑称。
“为什么一定要打倒一批换上一批，这不是“极左”是什么？”
回答：这不是“极左”，在一部分地区和单位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利，必须夺回来，重新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中。打倒“走资派”，充实革命派，这是完全正常的。譬如现在大力反腐，打倒腐败分子，充实由相对正派的干部上去顶职，不是这个道理吗？再说文革中，最后被曾经“打倒”的老干部，不是基本上全部“解放”的吗？连邓小平最后还是由毛主席支持让他重新工作，而且是身担重职。
“中央文革走的是一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造反派盲目地追随了这条错误路线”。在文革中，中央文革这个“特殊组织”，基本上是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不等于没有错误和缺点）由毛主席亲自在指导掌舵。如果说中央文革执行了一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哪是不是说毛主席就是推行了一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造反派在文革中是根据毛主席每一个“最高指示”走的，并不存在盲目追随的问题。
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文革中的一些高干，他们是赞成文革的，而只是反对“文革过头”了的谎言。不可否认那些老干部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经验，但他们对马列主义学识，对反修防修，对文革有多大的认识，或许还是肤浅的。在某些人的眼里，以57年的本意在开门整风，当有几个右派分子乘机跳出来向党进攻之时，他们就极力支持“反右”运动，大搞扩大化，把大批不是右派的人打成右派，他们就兴高采烈，因为受整的是别人，所以文革刚开始时就一致同意搞文革，什么破“四旧”批斗“地富反坏右资”在他们认为这种文革当然是好的。但当他们发现要揪“走资派”要批他们身上的错误，侵害了他们利益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文革”过头了，就采取各种手段与毛主席发动的文革对着干了。某些老干部正是这样的认识水平（所谓老干部碰到了新问题）才逐步形成了“反文革派”的核心力量。阻挠和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的正常发展。
文革中“武斗”是怎样发生的？
在网上许多年轻朋友问文革中的武斗是怎样发生的？这个问题，似乎是“文革”秘史的一部分，至今仍然是一个不解的“谜”。不要说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不清楚，就是60岁的人也不会清楚，就是当年文革的参加者，已是“花甲”、“古稀”之人，也不一定十分清楚。因为知情者不愿讲，不敢讲。当年策划武斗的人，不想将自己的罪行曝光，所以不愿讲，因为有些事情没有书面证据不敢讲，还有恐怕讲了之后会引起负面作用而不想讲。但有一点可以告诉朋友们，“武斗”绝对不是某些人所说是二派为了争权夺利无原则的互相残杀。
怎样来说清这个问题？笔者也只能“点到为止”。全国性的武斗，都从67年6、7月开始。67年6、7月份的历史背景是全国的造反派刚刚从“二月镇反”中解放出来，奋起批判“资反路线”，形势迅猛发展，这时先由保守派发动有计划有步骤向造反派发起武力进攻，造反派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奋起抗击，武斗就发生了。笔者认为这是反文革派对造反派的第三次镇压，（第一次，文革初期五十天，第二次，67年“二月镇反”，第三次是反文革派借用保守派之手妄图用武力消灭造反派，第四次是全国的“深挖5.16”反革命）这一过程几乎是全国型的现象（个别地方以北京清华园内学生的武斗原因不清楚）
为了说明问题（无证据的不说）笔者介绍网友们参阅笔者三年前在法制网站上贴的一篇批“王晏”（原XX军在无锡支左的实权人物）的回忆录，人们可以在这篇文字中领悟武斗内幕的真实记录。现将这篇旧文发出，供有思考的仁人志士参阅（转发卧槽马……全文。）“卧槽马”一条癞皮狗，一评无锡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王晏回忆录
王晏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是江苏无锡27军政治部下属的一个宣传处处长，在中华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不过是沧海一粟算不了什么东西。但是也由于他在无锡文化大革命中靠镇压造反派，镇压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起家，曾先后担任过无锡市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市委书记等要职，在他任职期间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是双手沾满无数无辜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王晏在文革期间他故意扶植保守派，制造群众分裂，他挑动武斗造成一系列流血事件。
王晏，在文革中，在大刮“十二级红色台风”，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以及“深挖5.16”反革命集团“中大搞扩大化，使群多的无辜人民倒于血泊中。
王晏，大搞“砸烂公检法”撤底摧毁老公检法的组织体系使一大批老“公检法”人员下放改造，甚至家破人亡。
王晏，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在无锡广大干部群众包括过去曾被他“支持”过的群众组织中的一些人的心目中也是个臭不可闻的人物。
本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十多年过去，“和谐社会”气氛中人们对王晏的劣迹记忆已趋向淡薄消失。说到底他过去历史上的错误及罪行也不过是一个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一个可怜的小爬虫而已。谁知今天他却以篡改历史，颠倒里白的手法，请几个与他臭气相投的笔杆子，非法出版数十万字取名为“卧槽马”的回忆录，真像一只曾经落水的癞皮狗，爬上岸，抖一抖，将一身脏水洒到人们的身上。
王晏的“回忆录”顽强地表现了他的反动立场，解剖王晏的立场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文革期间部队支左中偏偏支右的思想根源，文革中为什么会出现难于数计的冤假错案，他的立场观点与湖南等地区屠杀“四类分子”的政权是一脉相传的，不过仅仅是江苏地区的环境没有造成公开大屠杀的条件而已。
王晏的劣迹非但是他本身的罪恶，也使他的许多多年的战友，本来，一些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立下战功师团级离休干部，他们是享有人们尊敬的功臣，因为王晏的错误引导他们卷进了指挥武斗的“参谋团”毁了他们的晚节。
王晏的劣迹在27军的光辉历史上抹了黑，伤害了27军与无锡人民的感情。一个人到晚年，回忆人生，写本“回忆录“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个人权利，”“回忆录”是历史的真实记载，不同于小说，可以虚构情节、编造故事，而王晏“回忆录”中的相当一部份是“回忆”了无锡文革中所发生的事，他在“文革”的“回忆”中用了颠倒黑白、造谣、诽谤的手法，甚至仍然是文革中的卑劣手段对他人裁脏陷害，真是贼性的死不改悔，根据他的非法出版物上留下的“白纸黑字”为依据、按法理人们完全可以向法院诉告他的诽谤罪，陷害罪，然而今天的人民法院能受理这个陈年旧帐么？
文革以后的数十年内许多文人以伤痕文学的形式，控诉文革中的“浩劫，”某些“伤痕文学”的是分不清是非，把罪恶统统咎于上是文革发动者毛泽东，下归咎于“造反派”其实应该冤有头债有主，报仇雪恨不能找错了门。评王晏“回忆录”中的内容就是“冤有头债有主”的意义。
一、王晏是“枪杆子镇压造反的派的急先锋。
王晏用造谣污蔑的手法慌报情况欺骗领导（摘回忆录168页）“锡造总”（无锡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称主力军），队伍大名气大，权威大，不仅称雄无锡，还称雄江南。“锡造总”的主要头头有九人，总司令叫“白水”（金坤泉）解放前没有固定职业，这个组织有个规定不接受共产党员入伙。自成立后的几个月里，他搞了几件大的活动，一是破四旧，二是打砸、抢抄、抓，三是游斗“老保”和“走资派”，四是刮经济主义妖风。
事实是在67年1月下旬，部队加入地方“支左”之后，部队派出代表进入“红总”中心组会议，地点在无锡工运桥畔（主力军铁道兵团）了解当时“红总”中心组成员的政治面貌，当时中心组成员金坤泉（党员）江水根、建材仪器厂工人，钱祖根（党员）陈胜大（国棉二厂工人）陈志文（无锡火车站调度，陆渭文，当时超岭团员，周炳荣解放前是跟包厚昌的游击队员。
以后在红总中心组又逐步增加的党员有章传贤（党员，市劳模）殷松勤（党员）陈书刚(党员)和“毛选”积极分子省劳模俞红仙（党员）。在红总成立后的行为中除游斗“老保”和“走资派”以外，其他尽属栽赃。
王晏的造谣慌报，引发了27军内部争论，（摘回忆录166页）军内争论分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尤太忠（军长）王挺（副军长）王晏，还有政委马杰，理由是：现在无锡市的造反派，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些人专搞打砸抢是无政府主义者……
他们现在的行为对社会秩序，对生产，对人民群众的危害极大……所以要当机立断来一个“大扫除”。
第二种意见是A主任（军政治部主作吴戈华文革后任南京炮校政委，现离休）他一个人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思想大革命，首先，要端正路线，不能用民主革命时候那种阶级论的观点，来看待今天的路线问题……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革过去“革”别人命的人革命，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就不可能理解文化大革命，更不能搞好支左任务。
第三种意见的二个人，涂学忠和雪国恒（军副参谋长）他们认为前几天《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说，上海一月革命好得很，革命委员会好得很，这会儿《红旗》杂志又发表社论说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究竟怎么理解，怎么做吃不透，还是等等再说。
经过“支左“部队内部的激烈争论，最后尤太忠下决心，擒贼先擒王。搬掉这个司令部，由王晏起草做公告，杀气腾腾地镇压！镇压！再镇压！打击！打击！再打击！……
于67年2月18日中午由无锡军管会出动十辆卡车，二辆摩托车，一个步兵连，将无锡这个十多万人的造反司令部，宣布为反动组织，逮捕，金坤泉、江水根、周炳荣三人，并将“红总”向市委领用的经费撒桌上拍成照片，将红总工作员员的自行车推起来拍成照片作为“反革命”罪证，红总头头中逮捕三人外其余人员全部集中公安局“审查”。
既得到益集团同平民阶层始终是对立的。地主阶级对“水泊梁山”的好汉总视作为“草寇”在军事进攻失败之后，他们下一步可做的就是对造反者进行招降纳叛分化瓦解，最终沏底消灭平民的造反。
二、王晏亲手扶植保守派，造成无锡两大派的既成事实。
在“二月逆流”遭到毛主席的批评，在27军无可奈何地为“红总”平反前夕，王晏就自找了，“红总”的老造反，殷松勤、李兴宝，卜岩等人的谈话，明确提出要用他们“老造反”的人踢开“红总”名称，用原保守派的人马——无锡“工联”另树旗号，一切经济等方面由他们27军全力支持，王晏的要求被殷松勤等人严然拒绝之后，王晏即在无锡机床厂和抗大一机校的造反派中找到了他的代理人，召集原“工联”的人马先以十三系统为组织，后正式起名为“九二革命串联会”（称九·二）
在无锡地区培植为“两大派”群众组织。
三、王晏不打自招，他挑动大武斗。
（王晏回忆录182页）“九二”总部见“锡造总”对他们的抗议置之不理，反而把原市委九个领导藏了起来，觉得“锡造总”也大猖狂了，遂决定立即进入战备状态。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注当时还没有“文攻武卫”的提法，只能是武斗指挥部）聘请了五位高参，都是军队转业干部，一位是英雄团团长，一位是坦克团团长，一位是团参谋长，一位侦察处长。一位是师政治部主任，又挑选了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组建了四个基干团，担负应急任务，待机对“锡造总”实施报复。
这天（准确时间是 1967年6月20日 ）下午一点左右。“九。二”派出基干团六百多人，其中有1018战斗队，突然袭击“主力军建筑兵团”指挥部驻地。建筑兵团没有预防，只个把小时把建筑公司房屋全部捣毁了。打伤几十个人。烧毁了旗子和办公用具……王晏没有完全交代“九 .二”人员同时包围了轻工业学院，这就是无锡大武斗的起点（6.20事件）
从这天开始全市许多工厂停产，“九。二”武斗人员进入各武斗据点。主力军人员从为轻工业学院解围开始，也集中在轻院、市一中、绿阳饭店等地，主力军在6.20当天晚上开始仓促建立“五虎队”及各兵团的应急武卫队伍。
“九.二”是王晏一手扶植的，是全力支持的，五个指挥武斗的军人高参团是王晏的“战友”，他们武斗的计划，行动实施，作为王晏的军管会是清楚的，王晏他们就是利用“九.二”之手，以武力镇压造反派的企图是很清楚了的。
6月21日 在“九.二”的武斗据点里出现的武士，已一色钢管制成的长矛，而主力军据点里手无寸铁。
6月21日 晚在体育场发生武斗“九.二”人员已使用土制燃烧弹，并有一名躲在树上的主力军被“九。二”人员用长矛在主力军的肛门刺入而致死。
6月22日 夜有无锡印染厂“九.一九”的学生去无锡红星刀尖厂抢出的数百把“古巴刀”(该组织抢刀领头人陈×在文革后期判刑六年)从此才有了“古巴刀”抗衡“长矛”的局面。
接着发生“ 6.23” 西门桥事件，“6。 27” 火烧铁甲车事件，引起“九。二”20人左右的死亡惨剧。
王晏为了推卸罪责，故意编写了，由尤军长和他进入轻院劝阻武斗，安排部队进入五爱广场等地的故事，这些都是欺骗局外人的舆论，如果当时真有军管会人员出面阻止武斗，或安排部队隔离，二派还能打起来吗？事实是：当王晏等人在“九.二”内部做好了一场武力镇压造反派的准备之后，到了 6月20日 中午之前，当主力军前往军管会（无锡饭店）军管会内早已人去楼空，鬼影都不见一个，他们自认为“九.二”已有足够实力打垮主力军，所以他们躲到阴暗处，静观好戏。
这里再引用“回忆录”185页一段文章。
“这位高参倒是很乐观，笑哈哈地对尤太忠说：军长啊，无锡有好戏看了，下一步就热闹了哦，知道你叫我们来是什么意思，想了解我们准备武斗的情况，现在的形势军管会说了不算了。全国都在搞武斗，江青同志不也说过吗？要文攻武卫吗？（注：当时还没有“文攻武卫”的提法）”。。。。
尤军长说：搞武斗，就要死人的，死了人要负责任的。
高参开玩笑的说："军长，你打了一辈子仗，怎么还怕死人呢？毛主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
尤军长打断他的话，“你们别说这些，你看到底怎么办？”
高参：“我们“九.二”的人第一决不给军管会添麻烦，第二决不给转业军人丢脸，第三不打第一枪，真正打起来，无锡的问题就解决了。”
以上“回忆录”的对话意味着什么：文革历史的研究者一看就懂了，所谓全国性的大武斗是怎么一回事，笔者写到这里，我说王晏是头笨猪，他以文字记录交代他们内部的犯罪行为。
四、为开脱武斗罪责，编造离奇故事
史实已经证明，无锡的新保守派是王晏一手策划扶植起来的。新保守派内指挥武斗的“军人参谋团”他们都是“自己人”，挑动武斗的组织计划行动方案，王晏他们是清楚的。也就是说明王晏为首的“军管会”是无锡武斗的幕后指使者。王晏在他的“回忆录”中既承认了这一事实，为了开脱罪责，他编造故事欺骗后人.
无锡文革中造反派曾二次被迫撤离无锡，第一次67年7月3日（称“7·3撤退“）无锡武斗从67年6月20日，“九·二”大规模武装进攻“主力军”开始，拉开武斗序幕，“主力军”方面仓忙应战，坚持到7月2日，主力军一方被迫撤离无锡，撤往南京，上海二地。
第二次撤离是在68年无锡市革委会成立之后，“市革委”以“群众专政”为名实行“专政群众”支持“九。二”继续用武力“打掉主力军”促使许多主力军拖儿带女地背井离乡，逃往徐州、山东、浙江等地，整个苏南地区逃往徐州集中的有500多人，王晏“回忆录”中将造反派二次撤离无锡编写为是张春桥指使安排的（有张春桥接见，张的电话，张的安排等等），张春桥已经是死人他不能开口，他也无须辩护，但明眼人只要想一想王晏的编造的故事是何等的拙劣。
A、张春桥被当为“四人帮”是文革后期的事，当时67年张春桥的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南京军区政委，无锡主力军如果有张春桥的支持，“主力军”方面还能受到被镇压的地步？
B、“主力军”方面如果受到张春桥的支持，在67年8月份逃往上海的数千“主力军”人员，不会被停发伙食，逼无锡“主力军”离开上海；
C、如果张春桥支持无锡主力军，在68年逃往徐州的主力军头头，写文章含沙射影的骂了张春桥而被无锡市革委定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在清查5.16中也列为残酷迫害主力军的罪状）
事实却却相反，当时的张春桥来到无锡真是王晏一伙，在张春桥面前“春桥长，春桥短”“春桥同志的指示”，在春桥鞍前马后团团转，向张春桥介绍无锡两派“九.二”是拥护张的“主力军”是反张派等等，现在张春桥倒台了，王晏将自己打扮成反张春桥的“英雄”,真是恬不知耻的小人，
五、王晏是沾满无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70年以后。在王晏当政的时期（市革委主任）制造无数冤假错案，特别在“深挖 5.16” 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江苏全省涉及此案的有64万人左右，（根据省革委透露材料）无锡当时全市人口为65万，去除老、少及“逍遥派”。参加文革约30万左右，估计造反派和新保守人数各半计算，造反派方面人数约在15万人左右，在“深挖”中，在王晏亲自指挥下，以新保守派为动力，造反派为对象，受到打击的应该在10万人以上，冤狱遍地，法西斯式的酷刑，全市被打死逼死的达70多人（不包括打伤后回家死亡人数，及无锡县区人数）王晏此段罪行已在笔者的“千秋功罪”一文中附“深挖 5.16” 的调查报告中记述。
六、多行不义必自毙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往往是“精人一半，痴人一半”，有些人昧着良心，一味追随权势向上爬的人可能得势一时，到头来不一定有好结果，凭良心做事的人，暂时吃亏，到头来，不一定就是吃亏到底。在“ 9.13” 林彪出事之后，王晏虽然不能说是林彪死党，但是他曾经忠于林彪在无锡为林彪建造“地下行宫”，与林彪之妻——叶群，欢笑合影就成了他彻底完蛋的罪证，造就了上级对他的审查，人民对他的批判清算。虽然王晏落水之后，得到了许世友拉一把，但是，王晏的名声已经是臭不可闻。安排他工作时，地方上不要他，，部队也难于容纳他，最后只能去浙江任职，年龄不到就请他离休。如果王晏稍有自知之明就无脸回见无锡父老。偏偏不自觉喜欢无锡太湖之滨，这个秀丽的城市，厚着脸皮在无锡安家落户。
王晏在“回忆录”的最后部分，埋怨无锡地方对他进入无锡的刁难，阻止他在无锡买房，阻止他子女户口进入无锡，对他儿女工作上的进行调动等等。认为他“不公”的人是“四人帮”的势力。笔者作为“旁观者”看的十分明白。这是王晏他自身作孽的后果。想当初，王晏非但镇压造反派，同时又迫害一切不跟他同流合污的老干部，“砸烂”公检法，许多老干部受他之害，文革结束，老干部官复原职，“公检法”恢复职务，他们撑权之后。王晏给他们吃的苦头，也是寒天吃冷水点滴在心头，在他们的手下，难道就不可以拿双小鞋给你王晏穿穿吧！因果报应。
王晏这个东西在行将就木之际，偏偏还要写这本颠倒是非“回忆录”，在一片和谐的平静水面。掷下一块捣乱的石头，激动人们对他仇恨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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