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伟人毛泽东的多重角色探微

开国伟人毛泽东的多重角色探微

    

    〔摘要〕开国伟人毛泽东具有多重角色:他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旧中国千千万万被压迫人民迈进新中国大门的领路人;他在巩固新生政权的同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此后一切发展进步所必需的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的奠基人;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他借鉴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带领人民“走自己的路”,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者。纵观开国伟人毛泽东的多重角色,我们看到了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的崭新政权,看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从无到有、不断完善,更看到了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生发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和昂扬斗志。 

    毛泽东不仅带领我们找到了通往新中国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而且带领我们亲身实践了这条道路,奠定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随后开启的社会主义建设新篇章中,他带领人们探索“自己的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通往新中国唯一正确道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基本总结,它的开辟并非一日之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下进行革命,因此,在建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摆脱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束缚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思维定势。但是,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也不可能系统地提出一个完全适合中国革命需要的理论,中国区别于俄国的特殊国情也使得十月革命的“城市中心论”脱离中国现实。那么,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来进行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如何取得革命胜利?就成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毛泽东在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绝对化的强大压力下,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率先吹响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严厉地批评“唯上”、“唯书”的“左”倾教条主义,明确指出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首次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教条主义的界线,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先导。1937年,毛泽东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发表《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上揭示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通过对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论述强调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原则深刻阐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指出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时代课题,并积极倡导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宏伟事业的根基。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指引下,毛泽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则是社会主义的,“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创造性地把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领导的领导权联系起来,使无产阶级肩负起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从而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他以鲜明的中国特色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突破了世界近代史上的革命要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两种模式,创造了第三种革命类型,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课题;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以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国家为中间站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构想,解决了经济落后国家在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新国家,创造条件,以最小的代价和平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难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转变论。 
    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后,毛泽东又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解决了如何取得革命胜利的问题:“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一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突破了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道路的模式,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弱小的无产阶级怎样发动和组织农民这个最大的革命力量,最有效地打击敌人,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增添了新内容。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照搬、照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模式,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历史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才开创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就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汲取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华,所开辟出的一条既不同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步到位,又区别于西方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即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基础新民主主义理论属于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本身就孕育和不断发展着社会主义因素: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社会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本身孕育的社会主义因素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一条“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继而依靠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行革命转变,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与建设并举,从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可见,“达到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目标与终点,为新中国成立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更高的目标与追求,表现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的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以,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通往新中国的唯一正确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用无数烈士鲜血换来的必须永远牢记的宝贵历史经验。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引领中国人民用暴力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它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更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快速转换角色、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节约了时间、指明了方向。正因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这种完整性和前瞻性,我们的新中国才在历史阶段、历史任务都发生重大变化的建国之初就能从容应对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随后快速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正轨。 
    当然,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由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而来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与经资本主义阶段过渡而来的社会主义相比,在物质基础、生产力水平等方面落后很多,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实现资本主义国家经几个世纪才完成的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工业化、现代化这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其次,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和偏差,以致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得到充分发挥,就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后仍需长期面对的这个历史后遗症。这就决定了,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一路走来的新中国与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度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真正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之后,我们仍然必须结合实际,走自己的路。所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然承袭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精神实质,那就是,遵循自身的特殊规律、把握自己的历史方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这符合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二、新中国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奠基人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达到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消灭封建土地关系、没收官僚资本等实践活动,为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第一个阶段,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建立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仍未终结,它还肩负着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使命。 
    早在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就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同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成为《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有了以上的政策铺垫,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主要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政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政治制度的四大根基,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点。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将国家、人民、政党三者的正确关系制度化、法律化,保证了党在全国执政的合法性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为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并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实践证明,新中国之所以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政治与经济舞台上日趋成熟稳健,其政治根基就在于毛泽东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这些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它们对保证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作用巨大;对中国政治发扬民主与增进稳定影响深远;成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促进国家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政治基础与重要保证。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是在这一基本政治体制基础上不断完善、逐步推进的。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在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础上得以全面确立起来的。按照“两步走”的战略构想,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总路线,倡导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新思路。从1953年开始,我国一方面着力推行“一五”计划,集中力量打造新中国的工业化体系,另一方面全面展开对三大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成功地将列宁关于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设想变为现实。实践证明,这一思路符合在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以最小的代价和平解决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难题,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佳选择。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我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不仅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而且实行了公私合营;不仅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而且肯定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组成部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使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作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稳步发展。但我们必须看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而来、经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也还很不完备、很不成熟。我们的建国理论和方略还是宏观的、原则性的,虽然在总体上指导着民主政治的实践,但却难以回答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具体理论问题;由于缺乏民主传统,加上法制思想淡薄,使我国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相对滞后;在经济建设中,我们曾经照搬苏联体制,走了弯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总结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性问题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进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证明,这是在肯定和继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由之路。 
    三、“走自己的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探索者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建设伊始,国民经济发展呈现良好势头,同时也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加上苏共二十大暴露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弊端,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与关注,萌发出一些新思想,试图以苏为鉴,突破苏联模式,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些新思想主要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和《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等重要文献中。 
  (一) 中国式工业化、现代化思想 
  “一五”计划即将完成前夕,毛泽东做了广泛调查研究、亲自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后,觉察到我国按照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建设中出现一些问题,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首次提出建设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思想。毛泽东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把农轻重关系作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核心内容,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并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进而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汲取“大跃进”中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的教训,又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和工农业并举的综合平衡思想,主张重工业要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并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第一次完整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12月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标志着毛泽东工业化、现代化思想正式形成。 
    毛泽东的工业化、现代化思想,不仅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工业化建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为新时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先导。 
  (二) 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学说 
    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又相适应又不适应,但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之间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壮大其经济基础。社会基本矛盾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呈现出两类矛盾。毛泽东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其中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意义的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方针方法:针对人民内部在政治思想领域和物质利益分配领域中的矛盾,要“团结——批评——团结”、“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针对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矛盾,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针对文化科学领域的矛盾,则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这就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毛泽东指出,这样做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当年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在人民内部出现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利益矛盾面前,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好又快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用对立统一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思想,是“改革动力论”的立论基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是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三) 社会主义需要发展商品经济、运用价值法则 
    毛泽东在总结“人民公社化”教训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两本书的谈话中,针对党内存在的要取消商品经济的思想倾向,提出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运用价值法则的一系列独创性见解。 
    毛泽东认为,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经阶段,不受社会经济制度的制约。1958年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取消商品生产、实行产品经济的主张。他指出,我国原来是一个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企图废除商品生产和交换,实行物质调拨,这是剥削农民,必然会影响工农联盟,阻碍生产发展。他深刻揭示了商品生产的固有属性,认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价值、价格和货币仍然将起它们的积极的作用”,同时,毛泽东对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重大作用给予高度重视,明确指出,“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我们应该“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他深刻地指明了不按价值规律办事的危害和实质,即“有百害而无一利”、“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探索,尽管没有坚持下去,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但这些闪光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对今天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开国伟人毛泽东具有多重角色:他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旧中国千千万万被压迫人民迈进新中国大门的领路人;他在巩固新生政权的同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此后一切发展进步所必需的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的奠基人;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他借鉴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带领人民“走自己的路”,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者。纵观开国伟人毛泽东的多重角色,我们看到了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的崭新政权,看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从无到有、不断完善,更看到了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生发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和昂扬斗志。 
    从迈进新天地到找准新坐标,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开启了华夏儿女探索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纪元。此后,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科学思想,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把始于毛泽东的伟大探索事业大踏步地推向前进,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受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挑战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起点上,又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战略思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向前进,把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更大的理论范畴。而这一切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开国伟人毛泽东的伟大革命与建设实践。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开国伟人毛泽东多重角色的高度概括与崇高评价。
    （《环球视野》2010年3月2日第281期，摘自2009年5月《毛泽东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