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是贫困并不必然发生革命。地方革命领导群体的活动，为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革命的源起或者说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的转换，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在中共决策层与农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批为革命理想和信念所武装、富有献身精神和多重社会文化优势的地方领导群体。他们在时局突变的紧急时刻，迅速地走向农村、动员农民，将中共战略转化为革命实践，打开了农村革命的大幕。地方领导群体主要由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其中不少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是先进理论、政治信念、道义担承和社会现实而不是个人生活条件，最终促成他们走向革命。革命知识分子在农村革命源起中的作用，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农村革命；起源；领导群体；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3-0089-08
何友良(1953—)，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苏区史。(江西南昌 330077)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项目批准号：04BDJ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国民党突然以武力分共中断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进程后，受到惨重打击的中共迅速应对，在很短的时间内举行一系列武装起义，很快实现了从国民革命到土地革命的转换。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中共上层的决策如何快速地深入到农村社会，并发展成为一场现实的农村革命运动?换言之，是一些什么人，如何承担了迅速将中共的理论和政策转化为革命实践的重任，在中共决策层与农民群众之间，充当了桥梁和中介的角色，直接引发了农村地区的革命运动?以往的研究对此虽有涉及，但因多注重中共上层的思考与政策，故显得既不充分，也较零碎。①
从南昌八一起义起，几年内仅江西地区发生的农村武装起义(暴动)即达几十次，②这成为江西形成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多块革命根据地的前期基础。而在农村起义的发动上，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与江西也有很大的相同性。因此，本文以江西农村革命的早期领导群体为例，分析这一群体在革命发起中的自身构成与行为特征，意在对前面提出的问题有所解答。
一、农村革命领导群体的构成
1927年秋冬开始，江西政治形势的根本特征，是出现国共两党激烈的流血斗争。一方面，已完全掌控城乡政权的国民党江西当局，相继组织清党委员会、“惩治共匪委员会”，“无时不以绝共为职志”，以军警力量对中共党员及进步青年进行残酷的杀戮，“白色恐怖严重的笼罩着全省”，袁玉冰等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相继被杀害。另一方面，中共江西组织接受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农村暴动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镇压，实行土地革命，“所以自十月底起，星子暴动、德安暴动、修水暴动、珠湖暴动、马回岭暴动、于都暴动、信丰暴动、南康暴动、大埠暴动、吉水暴动，继续不断的爆发，直到去年二月底止。有名的万安农民三次暴动，直到现在还保存苏维埃的弋横暴动，都是这一时代。同时，朱毛红军，也就是在这时在赣西的宁冈、永新、遂川开始横行霸道了。”(P62)因为暴动的多发，故而当时竟称这一时期为“江西革命高潮时代”。转向农村的阶级与社会革命，由是勃然兴起。
在国民党大规模流血镇压的背景下，革命运动能够如此迅速的起兴，究其原因，是在中共决策层与农民群众之间，活跃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中坚群体，他们迅速果敢地组织、发动了暴动。我们以东固革命根据地的20人领导群体为例③，结合其他地方的情况进行分析，可知这一群体的基本构成情况：
第一，领导人绝大多数是当地或邻近地区的人，其中东固本地籍人7个，本县或邻县籍人11人，宁都县籍1人虽略远，但中间也仅隔了一个县。只有李韶九一人为湖南省籍，属暴动后被调派来从事军事工作(暴动后派入者还有李文林、金万邦等几人)。江西其他地方的暴动，直接领导人基本上为本县籍人，少数有上级组织派来的军事干部。
第二，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外地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同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这在20人中多达17人，其中既有大学生，也有军校生，但以师范、中学学生占多数。这种现象，与江西其他发起暴动的地方如出一辙。赣东北方志敏等的情况已多有研究，另如赣县大埠暴动领导人黄世秦、朱如红、彭学礼、谢家禧、赖传珠等，均为当地“比较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P183)；寻乌最早的党员及暴动领导人古柏、刘维轳、刘维锷、何家常、邝才诚、潘丽、王月庭等，“他们多数在广东读书时入党，并带回革命火种”(P214)。永新也有所谓“全县干部人才多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P37-38)的记载。在《江西英烈》所收录的120位江西土地革命领导人与骨干中，有大学生18人，军校学生9人，师范、中学学生39人，小学(含私塾学生)26人，即有92人是学生出身。可见，当地青年知识分子是早期革命的领导中坚。
第三，大多都是比较富裕家庭的子弟，乃至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朱德曾经向美国记者谈到在东固根据地所见到的有趣现象：1929年春，朱德、毛泽东率从井冈山下山前往赣南的红四军来到东固革命根据地，在东固，朱德“和他的同志们发现当地共产党领导人中间有个很特别的现象。这些人乃是地主的儿子，有的本身就是地主，但大部分都年轻，受过教育，在大革命时期担负过重要工作，而且就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有几个还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其中有一个是该校的教官。他们全都参加过南昌起义，起义后便回到东固家乡，开展土地革命”[8](P279)。正是东固根据地，为当时处于困境的红四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而被陈毅称为“东井冈”。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有很高的共同性。赖传珠回忆说：“赣州参加共产党的很多同志都是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彭学礼、李灿椿也是小地主家庭出身。我家也是小地主，但情况和他们有点不同，我家是暴发户。”(P183)后来在苏区，也曾指责革命初起时“赣南同志尤其是兴国县的同志大部分负责者、活动者都是地主富农分子”[9](P73)。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书籍中，对这一点比较忌讳(可能也与当时尚无明确的阶级划分有关)，因而如实记载者极少，但当时能够出去读书的，除了亲友相助外，大多应该是家境比较殷实的。这也说明，以地主阶级为对象的土地革命，早期的领导者大多出身于地主或富户家庭。
第四，多数在城市经受过国民革命和学生运动的锻炼，具有不同的专长和丰富的见识。在上表东固领导者中，分别有1人在县政府任事，1人毕业于黄埔军校，2人参加过八一起义，2人曾在广东、武汉农讲所学习，5人在市县总工会任职，4人在农会任职，3人在人民自卫团任职。这个特点，同样普遍存在于其他各地：一部分人曾在省市党部从事政治、宣传、民运领导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国民党清党后迅速回乡，如曾是江西省党部负责人的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的返回赣东北领导弋横暴动、建立根据地，于都暴动领导人丘倜、谢尊禧、舒国藩、李英等的被省党部遣散后返乡；一部分人为农讲所学员，如1927年7月，在武汉农讲所毕业的150名江西籍学员返赣，被分派回28个县工作，方志敏主持的江西农训班学员也回到各地，因此便有如于都暴动领导群体中萧大鹏等4人为武汉农讲所回乡、张文焕等4人为江西农训班回乡之类的记载；一部分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或在朱德领导的第三军教导团学习，参加过北伐战争，如黄埔军校生之多，为江西农村暴动领导群体中的奇特现象(尤以兴国、南康等为甚)，从军校教职员陈奇涵、刘铁超、胡灿等，到学生李文林、钟友千、蓝广孚、邹琦、萧韶、萧以佐、陈铁生、易有珍、鄢日新等，都在当地暴动中大显身手(黄埔军校生多的原因，是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后下令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自动退出，陈奇涵遂率领退出的一批军校生返回江西)。他们的这些阅历，无疑为农村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必备的组织条件和专业素质。
二、领导群体自身的革命思想源起
陈奇涵回忆兴国革命领导群体的情况时，曾经说到过这个很有趣的话题：“这些人都是拥有封建地位或地主家庭出身受过中学教育的。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穷人不闹，富家子弟大闹’的说法。也有的反动分子莫明[名]其妙地说：‘这些人不愁吃不愁穿，好事不做跑去当土匪’。④”这里，便提出了一个引人探求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出身于地主、乡绅等富裕家庭、有着较好文化知识和社会地位的人，成了以地主阶级为革命对象的社会革命的领导人?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改革社会的思想?⑤
王环心出生于永修县九合圩淳湖王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五四运动时在南昌二中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接触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1年毕业回乡创办承德小学和云秀女校，成立永修教育改造团，传播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被地方封建势力攻击为“大逆不孝”。1922年考入上海大学，读到《共产党宣言》《向导》等，与同学张闻天、沈泽民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由瞿秋白、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派赴湖北、江西工作，北伐攻占江西后任永修县县长，与封建家庭作了坚决的斗争。国民党清党反共后，领导永修的革命斗争，1927年底在策动暴动时被家族中人出卖遭捕，在南昌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这不是唯一的事例。仔细查阅地方革命领导人的经历，不难发现，在学校读书期间发生思想转变，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立志进行社会革命的情况，同样具有普遍性。早期革命领导人大多在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充分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1920年代前中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中学校乃至小学、书院有着相当广泛的传播⑥，并且被为数不少的青年知识分子所欢迎和接受。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这些离开农村不久的青年人，为什么会在读书期间发生思想转变?在江西革命领导人中极具代表性的袁玉冰、方志敏和陈正人的经历，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
袁玉冰1918年由泰和考入南昌二中读书，在校参加五四运动，组织江西改造社，提出改造社会的思想。1921年读到《社会主义史》、《新青年》等书籍，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同年5月，他因不满北洋政府对江西省长的任命和所谓“赣人治赣”运动的结果，认为“我们改造社会，非从下层社会做起，实行俄国的‘陂尔塞维克’不可”[10](P144)。11月25日，他又在日记中写下：“看《新青年》以后，我觉得共产主义比别种社会主义好，且俄国已经实行，尤足以做我们的榜样。”[10](P150)1922年夏，他考入北京大学，受到李大钊的教育和指引，参加李大钊、蔡和森等组织的革命团体，年底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显然，五四运动的薰陶、江西地方政治的现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袁玉冰思想转变的重要因素。
方志敏的思想历程基本相同。他1919年秋由弋阳考入南昌甲种工业学校读书，因参加反日爱国学生运动被开除，1921年秋考入九江南伟烈学校，在校正当精神苦闷之时，忽接到上海一个朋友寄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报，他说：“我看过一遍之后，非常佩服它的政治主张”，“《先驱》的每篇文章，文章中的每句话，我都仔细看过，都觉得说得对，于是我决心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漂流到了上海，经过赵醒侬同志的介绍，乃正式加入这个无产阶级青年的革命团体。……因为几年的斗争锻炼与团的教育，我的思想行动，逐渐无产阶级化，逐渐具备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资格。在一九二四年三月，经过赵醒侬同志等的介绍，在南昌正式加入共产党，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件最可纪念的事!”[11](P21-22)
陈正人对其思想转变的原因和过程留下了更为详细的记述。他出生于遂川县一个破产的小地主家庭，其父亲是前清秀才。他在自传中说，8岁时父亲病逝，家庭受到家族欺凌，“这样的欺凌直受到我入中学的时候，我对这样的封建家庭，在童年就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疑问，我痛恨着封建的家庭，封建的家族。”14-16岁在吉安上小学，“在小学时曾接触过一些在外边升学回乡的学生，有时他们也带来一些新思潮的东西。我读过《独秀文存》，《胡适文存》，蔡元培的《劳工神圣》。这些东西在当时对于我的新思想是有过启发的作用。……我到了小学，住在城里曾经常看到不劳而食的富人，看到绅士们的盛气凌人，无恶不作。看到衙门里敲榨乡下佬(实是穷苦农民居多)。看到我们县里土客籍的不平等及土客籍的斗争。我看到同学中贫富悬殊的生活。我愈愤恨着旧社会，改造社会的思想已深入胸怀。当着我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觉得社会的改造，须得联合些有志之士，于是就纠合着一些进步同学，结成兄弟，订为金兰，前后几次曾结拜四五十人。有一次结拜十三兄弟，在编金兰谱号码时，曾用了这样十三个字‘联合十三英雄，为我亚洲谋改造’。那时是有一种英雄改造社会的思想。后我结拜的这些兄弟，有许多在大革命中变成了同志。”1924年秋，他考入吉安省立第六中学。1925年春的“第二学期是我生命史上更彻底走上进步道路的一个重要关头。……我在我们学校图书馆里看到了《新青年》、《中国青年》、《响导》、《政治生活》、《觉悟》、《三民主义》等书报。前三个刊物好象是专为着我而写的，它解答了我心里一向要求解答的家庭、生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并且引起了我对政治问题很大的兴趣”。“看到了我们党和团的刊物，并且接受了吉安我党和团宣传影响，使我开始认识社会主义，懂得要创造怎么样的一个新社会。我对于马克思共产主义虽不十分深刻了解，但我对于它具有很强的信念，因为我觉得我已找着世界的真理。‘五卅’运动更促进了我的民族思想，我热烈的参加吉安工人学生斗争”，以学生会代表的名义参加吉安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从事吉安学生和工人组织工作，并参加工人罢工斗争，经曾延生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考入吉安第七师范(该校是当时中共组织在吉安活动的大本营)，但因任学生总会工作，实际并未入学，不久又遭当局通缉而被学校开除，“以后我就完全转入革命职业生活状态中了”。[12](P170-175) 这个思想变化过程，正是当时许多走向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共同模式。
上述情况说明，革命思想和革命者的产生，固然与个人和家庭境遇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社会现实以及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后接受到新知识新理论使然。对社会现实的极度不满，五四运动的薰陶和马列主义理论的传受，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志向目标，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等等，深深地影响和塑造着年青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行为方式，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个人生活道路和国家前途的思考，最终成为那些从乡村来到城市读书的青年人转变为革命者的共同原因。当这批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模式，确立了自己的理想信念，自认要担承起改造社会、重建国家的使命后，他们就已不是昔日的富家子弟或单纯学生，而是离开了原先的生活轨迹，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身份变换，走向了“职业的革命者”。因此，一当形势转变、中共中央决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时，他们立即将革命的理想转变成为革命的行动，从而催生了一波又一波农村武装暴动。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传播，为农村革命准备了一大批组织者与领导者。
三、领导群体发动革命的行为优势与特点
实在说，革命是不容易发动的。在国民党建立起城乡政权和武力清党反共的严酷形势下，中共党员个人的生命安全已经难以保障，发动一个地方的武装暴动就更是艰难。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与政党上层，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农民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在知识、见解、感受和目标追求上，都有很大的差别，要使革命很快得到农民的支持实非易事。但是，他们却能迅速地深入农村并发起武装暴动，其中的奥秘，就是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文化优势及行事方式，更确切地说，就是他们对地方政治态势、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1、形成了一个由几部分人组成的中共县委、区委或中共党员主持的暴动委员会等组织群体，运用组织的平台和力量，动员群众，策划并发起革命。通观各次农村暴动，一个突出的共同现象是：每一个地方在暴动前，都组成了一个组织领导群体，这个群体，以返乡革命知识分子为核心，由返乡骨干主导、在乡骨干参加(个别地方还有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军事人员)。萧华回忆说，兴国党的骨干多，特别是黄家煌、萧以佐、胡灿、陈奇涵、谢云龙等一批发起兴国革命的领导人，“他们在兴国来说都是有地位的革命知识分子，党的骨干力量”，从外地回到兴国领导革命，是兴国革命能够迅猛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13](P389-390)这种情况，从方志敏、张世熙、罗贵波、赖传珠、邝任农、丘倜等人的记述中，也被证明是弋阳、横峰、万安、南康、赣县、寻乌、于都、信丰等各地暴动前的普遍特点。各地县委成为革命动员和革命行动的领导核心，通过组建下级组织，发展党员和动员农民，建立武装，形成具有高度组织性和行为力的革命力量，使革命富有明确方向、灵活策略和向心引力，是各地暴动能够在敌强我弱态势下相继爆发的根本原因。形成领导核心和运用组织网络，无疑是农村领导群体发起革命时的最大优势和力量。
2、熟悉乡情和为群众信仰，便于影响民众、组织革命的基本力量。熟悉乡情，且因其知识分子、军官或党政职务等身份，在地方上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而被群众信仰，为领导群体打开局面提供了便利。农村的生活环境与社会制度，限制着农民越出他们所属的狭小地域，与外部世界发生接触和互相影响。因此，在外闯荡的知识分子回乡后，因其地位、见识、阅历而极具声望，备受闭居乡间的农民群众崇敬和信任。“他们对真正革命的知识分子，尊之为老师，尤其对共产党员，他们如遇到革命分子或共产党员住在他们家中时，他们就自动的嘱咐孩子们不要在外边胡说，因为这是革命的老师”[14](P110)。如万安，“农民运动是少数知识分子所发迹，故农民群众对于‘老师’有很大的信仰”[15](P199)。革命者因其特殊的身份为乡亲们所认同和信仰，占有人和之利；又因其熟悉乡情，在联络力量、组织民众、制定策略和指挥行动时，亦具地利之便。因此，他们也就比较充分地利用这一优势来开展工作。陈奇涵回忆说，八一起义后，他们潜回赣南，决定有地位的同志，如崇贤的徐戒初、谢云龙、徐声源，城岗区之余佛田、凌埔东、余石生，鼎龙区的张汉超，霸南区的陈奇涵，县政府的萧以儒，榔木乡的李藻、邹子邦等，掌握各种武装，准备暴动。他们甚至利用在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任职或国民革命军军官等身份，掌握了兴国多个靖卫团。特别是，各地领导者都极端重视运用组织和个人的影响，一般都进行了半年及以上时间的秘密工作，团结和动员农民，组织秘密农会(其中也有的地方充分利用了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资源，恢复当时的农会组织)，使之成为革命的基本力量。这样，在革命发起时，秘密农会的组织在赣南各地均有相当规模，如南康潭口暴动时有秘密农会会员近千人，赣县大埠有900多人，信丰有1000多人(暴动时四路攻城队伍人数多达万余)，于都普遍恢复了农会，寻乌南半县1927年冬农会会员号称发展到近二万人，暴动时有六七千人，等等。地方革命者领导的暴动，得到了当地农民的热烈响应与参与，这与毛泽东等以军队实行武装起义后在沿途农村所遇到的情形，即冷冷清清、无人响应的情况正好相反——因此，毛泽东等从井冈山下山转战赣南、得到东固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热情接应时，是那样的高兴：正规军队与地方暴动队伍的最后会合，是成功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条件。
3、利用宗族、亲戚和同乡关系动员群众、组织力量和发起暴动，是农村革命领导者们的一大行为特点，也是他们在领导革命时的一大独特优势。有研究注意到，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正是首先影响同姓子弟成为革命积极分子，再组织农民革命团的暴动主体力量，而最终实现弋横暴动、创建红军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16](P81-83)。这样的事实同样存在于江西其他地方。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东固一带是以附近之知识分子(系吉安南昌读书的学生)为基干，他们在外面加入共产党，受豪绅压迫跑回来，利用家族关系，以东固附近一带山林为基础向豪绅游击，因此东固之根据地只是共产党员可以在那里公开站足，豪绅不敢回来。对于不反对共产党之地主、富户，仍然是同志的待遇，安然无恙，红军的枪械是大部由他们拿钱买来才有基本的。”[17]江西农村宗族关系普遍浓烈，如兴国的姓氏观念很浓厚，主要是萧、陈两姓很有势力，掌控着全县政治权力，由于革命者中多有两姓子弟，他们十分注意利用本族力量支持和发动革命，而两姓家长们包括一些地主富农，也因其子弟关系而不反对乃至掩护和参加革命，一些地主乡绅家庭甚至成为中共组织的秘密交通与办公机关的场所，不少家庭是两代人同时成为革命者。因此，萧华认为：“这种姓氏关系，有效地掩护了革命势力的生长与发展，致使兴国县党的组织，一直没有遭到严重破坏。”[13](P390)陈奇涵也指出：“当时为什么‘四大金刚’没有出头露面出来反对革命呢?因为他们有子弟在共产党里。”[9](P72)“许多地主富农子弟参加革命，作了革命的桥梁”以及利用宗族掩护革命，确实“在江西有很多的生动的史实”[9](P149)。特别是，宗亲和同乡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动员革命力量上，而且反映在暴动失败后革命力量的保护上。陈奇涵“利用宗族、亲戚关系，使追缉他的敌人一次又一次扑空”，罗贵波、易有珍在暴动失败后改名换姓外逃时，遇到当地民团的盘查被认出来，但民团并未把他们押送县城，“反而把我们俩放走了”。罗认为这是群众对中共有所认识，其实，乡亲的关系恐怕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敌对力量在与革命者们抗争时，往往也利用宗族关系。
4、联络、团结和改造三点会，将其作为暴动的重要力量，也是革命者的一个重要的行为方式。赣南地区历来是三点会(又称洪江会)的重镇之一，各县会徒多为贫苦农民，他们以劫富济贫为号，自成武装，“在赣南各地占有大势力”[18](P146)，公开或暗中与统治当局对抗，是一支可以争取的武装力量。赣南暴动的领导们在组织革命力量时，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进而利用与其同乡、同学的关系，成功地联络和团结三点会参加革命。在兴国、永丰一带，陈奇涵、黄家煌、萧以佐、陈赤峰、陈自汉、李明兰、胡家彬等领导人亲自打入三点会，重点做三点会“十兄弟”即十首领的工作，对三点会进行改造和整顿，取得成功，三点会众成为暴动的重要武装力量。东固革命领导人赖经邦，则通过亲戚关系，亲自说服三点会首领段起凤加入革命，段随后成为江西红军第四团团长，为建立和巩固东固革命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于都革命领导者也根据当地三点会有很大势力的情况，主动与其协商，在保证其绝对服从领导的前提下，派李英、刘为美、李骏、张文焕、尹绍伦、丘倜等6位领导人参加三点会，“并同他们的头目喝血酒，跪拜天地为誓，利用他们进行了暴动的准备。”[19](P28)因此，于都“‘三点会’的人都加入了农会”[20](P204)。安远、万安、寻乌等地也都发动了三点会众参加秘密农会和暴动。当时在江西省委的报告中，甚至出现不无夸大的记载，说“赣南几十万会匪整个的站到党的领导下面来与工农自发的斗争”[21](P182)。会党群众加入农会，在身份上发生了变化，但其一般具有的强悍、勇敢并因受会规约束而较有组织性等特点，依然保存下来，他们在革命兴起时多勇于冲锋陷阵，对暴动的发动所起作用十分明显。
四、结语
仅是贫困并不必然发生革命。地方革命领导群体的活动，为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革命的源起或者说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的转换，提供了鲜活的材料：第一，它深刻地表明，在中共决策层与农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支坚强有力的中坚力量。他们位处中层，与上层组织和下层民众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共在时局突变、方略转换的紧急时刻，所以能够迅速地走向农村、动员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拥有这样一批为革命理想和信念所武装，富有献身精神和社会文化多重优势的地方领导群体和中坚力量。他们以自身的优势，保证了中共战略决策在农村的快速实施，打开了农村革命的大幕。农村革命的发生，固然需要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地方领导群体的“起根发苗”作用显然处于主导的地位。第二，如有的研究者所说，以往地方革命在中共历史著述中常常被弱化为注脚。事实上，在土地革命发生时，一开始就同时存在中共领导的正规军队武装起义和农村武装暴动这样两种方式和力量，两种力量最后在农村汇合，形成政治、军事和社会资源的互补与聚合，而创建出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个汇合过程及农村革命领导群体在其间的作为与命运，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论述)。因此，对地方革命及其领导群体，应当更有合适的认识和估价。第三，地方领导群体主要由当地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其中多数又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这一事实说明，是先进理论、政治理想、道义担承和社会现实而不是个人生活条件，最终促成他们走向革命；在革命源起的诸因素中，不仅存在着深刻的阶级斗争的动因，而且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等因素。革命知识分子在农村革命源起中的奇特作用，成为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特征。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指出：“区别中国革命与以前那些革命的并不是农民的行为而是知识分子的行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之处正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失败之处，他们建立了一个革命联盟，使农民起义有了内聚力、方向和领导。”[22](P277)因此，当今的研究者更应关注的，不是应不应当发生革命，而是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和成就了革命。
注释：
①比较好的研究是陈德军的《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中心》(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他通过研究方志敏等在革命动员中的行为及作用，对赣东北一地地方领导人与农村革命的发生，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在革命“合理性尚未成为农民自身认识的一部分的情况下，它的发生与维持基本上系于作为倡导者的革命知识分子身上”(第43页)。拙著《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较早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认为回乡和在乡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确实起了先驱、前导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苏区”(第143页)，但未进行细致的论证。事实上，几乎所有有关论著对知识分子在领导革命中的作用都有充分的肯定或一地、个体的研究，只是专门视之为一个处于上层与农民之间的群体并进而促成农村的革命，在研究上尚有很大的空间。②如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记载，江西地区那几年间发生的武装起义有64次。③《人物传略及简介》，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党史资料》第10集(东固革命根据地专辑)第182-204页。东固暴动及其后建立的根据地，是江西暴动及其建立的根据地中富有代表性者之一，曾被毛泽东称之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而与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方志敏式根据地并列。④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历史文献中也记载说，在兴国桥头有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即“富农地主知识分子许多不去参加国民党政府和靖卫团工作，而来参加革命”(黎日晖《关于赣南工作的综合报告》(1931年10月6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第146页)。⑤当然，并非所有早期革命领导人都出身富裕家庭，出身贫寒者同样不少。如赵醒侬(因牺牲较早，不属农村暴动领导人，但他的思想变化是相当具有普遍性的)，据袁玉冰记述：“醒侬同志是一个被压迫的青年!他在中学还没有毕业，因家贫而辍学，在长沙常德等处曾做商店学徒，后来在上海贩卖报纸以维持生活，此时他是备尝艰难辛苦之至，夜无宿处而卧于小菜场内，有时为巡捕所驱逐，竟在马路上步行达旦，然而他在这个贫困饥寒种种物质上的压迫几乎无以为生的环境中找到了一条光明的出路——革命!……他自认识革命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及中国共产党，以后他便是在艰难辛苦的革命工作中过活了”，成了“一个职业的革命家”、“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悼赵醒侬同志》，《江西党史资料》第30集(袁玉冰专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⑥ 史料证明，除城市学校外，坐落在市镇的一些学校，也同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地。如永丰“芹溪有7人在东固涧东书院读书，这7个人是：仙人桥的姚振、姚蕃、叶香早；斩木坑的欧阳岳；会溪的郭海平；万寿宫的姚泉香；筲箕窝的叶奇伦，这些人大多数是富家子弟，但他们都倾向革命，在涧东书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或共青团。从1927年冬始，他们在芹溪一带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曾广元等《永丰芹溪革命》，《江西党史资料》第10集(东固革命根据地专辑)第145页)。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传播，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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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丘倜.于都农民暴动始末记[A].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委.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C].江西党史委，1987.
[21]团江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2月7日)[A].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C].江西省档案馆，1986.
[22](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责任编辑：俞 晖】
革命源起：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 何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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