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的失败到现在已经有19年的时间了，但是在这些年里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争论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通常被称为“斯大林模式”——的评价问题。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深入，有关“斯大林模式”的评价问题的争论还有进一步加剧的倾向。
有人提出，对“斯大林模式”应“彻底否定”。“对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种搞法，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如果不否定斯大林模式，就会败坏社会主义的形象”。这种说法是值得商讨的。
在探讨“斯大林模式”的评价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明确界定“斯大林模式”的概念。一般所说的“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的一整套社会主义制度。在分析“斯大林模式”时，必须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区分开来。苏联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经济制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这些都属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要坚持的。如果对这些制度“彻底否定”的话，无疑就等于放弃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斯大林模式”的另一类制度是具体制度，即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体制，这些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体现形式，是苏联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类制度是在探索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这些具体制度必须作相应的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在苏联的具体条件下是对的，但不能照搬到别的国家去；更多的情况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却必须进行改革。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是第二位的。“斯大林模式”中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部分是正确的，不能否定，否定了就不叫社会主义了；至于说到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则是有对有错，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应该说“斯大林模式”基本上是正确的，局部是错误的。
现在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是“斯大林模式”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种看法是值得研究的。毋庸违言，“斯大林模式”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如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失调，政治生活不够民主、肃反扩大化等等，孤立来看，有的问题极其严重。然而正如上面分析过的，如果从整体上进行评价，应该说成绩是基本的，问题是第二位的，不能说“斯大林模式”是失败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与弊病与苏联的演变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这些失误与弊病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为敌对势力利用社会矛盾、制造动乱提供了可乘之机。但是，这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能不能变成向资本主义演变的现实因素，取决于党的路线。如果执政的共产党有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完全可以通过改革纠正错误，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如果仅说是“斯大林模式”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因而把所有责任全都归于斯大林，那岂不是说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反而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了吗？
有人提出，“斯大林模式”中反映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东西固然不能全盘否定，但它有关具体体制的内容，却应该“否定得越彻底越好”。他们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些具体做法同我国做了一些比较，凡是我们的做法都是对的，凡是苏联的做法都是错的。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苏联具体国情相结合，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探索过程中出现错误是难免的，但总体来看，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只处于次要地位。我们对于斯大林模式中有关具体体制、方针政策方面的内容——实质上也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容——必须放到当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评价，切忌用不同国情下或变化了的条件下的做法机械地进行对比。每一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它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不能认为自己的做法就是十全十美的，与此不同的做法就是错误的，就要彻底否定。过去苏联有人自命“老大哥”，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唯一正确的，要求别人照搬，事实证明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同志批评了这种思想，反对照搬别国的模式，强调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探索，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今天，我们也不能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作为衡量和评价历史上的或者其他国家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体制、方针政策的是非对错的标准，甚至认为，同我们不一样的体制、方针、政策就应该“彻底否定”。
对于“斯大林模式”中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方针政策方面的内容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苏联具体国情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和评价。例如，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应该肯定在苏联工业化的初期，提出这一方针是完全必要的。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就论证过，在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一个客观规律。苏联的错误是忽视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力求农轻重有一个协调的关系。但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方针本身是正确的，而且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法西斯国家处心积虑地妄图侵犯苏联，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发展军事工业和与之相配套的重工业。事实证明，卫国战争苏联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又如，主张对“斯大林模式”彻底否定的人，经常以苏联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作为批判的靶子，把计划经济说成是“万恶之源”，而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之相对立。其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必须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进行选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所处的国际国内具体环境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而且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苏联仅仅用12年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年到10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凭借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计划经济在当时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容否定。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复杂化，尤其是随着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计划经济逐渐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需要进行改革。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历史上建立这种体制是错误的。而且即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也不能完全否定计划这种手段的作用，仍要注意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在运用计划这种手段时，仍可借鉴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又如，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常常是被某些人用来证明“斯大林模式”应该“彻底否定”的最大论据。不可否认，苏联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过程中犯过扩大化的错误，我们应该从中总结教训。但是，第一，必须警惕敌对势力夸大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利用这一错误来攻击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第二，不能因为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就完全否定苏联的肃反工作。应该肯定在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法西斯国家侵略的危险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开展肃反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对于斯大林的肃反工作我们党有一个全面的、科学的分析：“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扎住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来否定苏联的基本政治制度，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是敌对势力经常采用的做法，我们不能上当。
我们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模式”，不能笼统地说“彻底否定”。在这方面，毛主席就是一个典范，他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他还说：“中国将来也一定会犯错误。认真一些，就会少犯错误，少犯全国性的错误，即使犯了全国性错误也会及早纠正。”毛主席要求我们认真总结我国的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以便少犯错误，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多年之后，我们党中央在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时，又重申：“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前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埋下了苏联演变的“种种危机”。不是苏联“斯大林模式”本身，恰恰是全盘否定“斯大林模式”成为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根本原因。
有些人认为“斯大林模式”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只有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才能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这种说法是十分荒唐的。前面已经论述过，“斯大林模式”的成绩是第一位的，怎么能说“斯大林模式”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呢？毫无疑问，“斯大林模式”是有缺点和弊病的，，但是任何一种社会主义模式都是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十全十美的模式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怎能因为存在处于第二位的缺点和弊病就要对“斯大林模式”彻底否定呢？如果要求社会主义实践一点毛病都没有，有一点毛病就要予以否定，那么任何社会主义模式都要被否定了，因为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缺点和弊病。这样的话谁还有信心搞社会主义呢？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的一些理论设想进行探索。这种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宝贵的财富，都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对前人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我们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成年人对青少年时期犯下的错误、甚至看来是幼稚可笑的错误不应苛求。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前人进行嘲笑、谴责乃至攻击，这是不足取的。重要的是总结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纠正错误、继续前进。
说“斯大林模式”败坏了社会主义形象，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迎合帝国主义需要的修正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表现。“形象”的好坏，是具有阶级性的。同样一件事情，无产阶级说“好”，资产阶级就说“坏”，不同阶级对“形象”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在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眼里斯大林的形象极坏，因而自从他从事革命斗争以来，无时无刻不遭到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攻击和污蔑。他们是通过攻击斯大林来败坏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中的形象的。斯大林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长达30多年的主要领导人，他的形象始终是与社会主义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看来，不是斯大林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而是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了对社会主义形象的极大损害。只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垄断资产阶级眼里，形象怎么也是不好的；为了在帝国主义那里改善自己的形象，只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西方那样的“民主”、“自由”制度。戈尔巴乔夫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用抛弃“斯大林模式”、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来“改善社会主义形象”，结果不仅葬送了社会主义，而且使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跌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事实告诉我们，绝不能以帝国主义对“形象”的评价作为我们对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肯定还是否定的标准。
最后，我们还不得不说明一点：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表明，敌对势力从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提出“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形象地说要炸毁过去的一切”等等，搞乱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进而制造政治动乱，乱中夺取政权，最后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试问，在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一无成就的舆论成为主流的情况下，敌对势力宣布解散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还有谁能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总结这一教训，我们对“斯大林模式”进行评价时，必须慎之又慎，应严格依据事实，科学地进行分析和判断，不要轻言“彻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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