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幻灭—权力质变与苏共亡党亡国（3-6）

辉煌的幻灭（3-6）

                          ——权力质变与苏共亡党亡国

冬  春

第三章  斯大林时代权力公有制的演变

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执政30余年期间，他依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建成了高度集权的权力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另一方面，又成为公权向私权演变的陷阱。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　　

一、斯大林权力体制形成的原因　　

斯大林建立的权力体制，并不是他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是由以下的客观条件决定的。　　

（一）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国家统一管理经济的设想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已，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基础”，因为它为无产阶级“准备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2]“如果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3]上述说明，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就是由国家来统一管理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的。这也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建立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及国家对经济实行高度计划化的设想。因此，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出现国家统制式的经济体制实属正常现象。　　

国家统制式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国营，社会的全部经济活动，从宏观到微观，甚至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活动，都由国家统一管理；在流通领域，实行国内贸易的国有化，取消私人商业，由国家垄断城乡之间工农产品的交换，并对主要消费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所以，1928年之后，斯大林又对农业实行全盘集体化，把农民的经济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也集中到国家手里，强化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斯大林在列宁的基础上，又强调了社会主义既然是计划经济，就必然是指令性计划，包揽一切。当国家把对经济的支配权统统掌握之后，国家就有了包揽社会成员的吃、穿、住、用及决定其收入的权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不仅在经济上依赖国家，在政治上也必须服从国家的指挥与国家的调遣。国家成了经济上政治上的绝对权威。为了适应高度集中的国家统制式的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建立高度集权的权力体制与之相适应。　　

（二）俄国当时的历史环境　　

十月革命以后，除了经济上产生国家统制式的新情况以外，当时俄国的历史环境也是产生集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情况表现如下：　　

首先，当时俄国是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自然经济的特点是孤立性，不变性与封闭性。自然经济是无机态，整个社会是一盘散沙，要想统一，就需要中央集权。加上当时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不具备全民直接参加管理国家的能力，只能由少数精英集团执政。　　

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俄国曾是长期君主专制的国家，封建专制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封建专制统治对俄国各民族的政治意识和社会心理产生巨大影响。权贵们长期拥有强大的权力，形成了他们以救世主自居的意识和个人专制独裁的习惯。而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群众由于长期被压在社会底层，聪明才智得不到合理开发，他们不了解也不习惯民主生活，形成了君主治理天下是天经地义的，只是期望清官明君，可以给他们带来福音。　　

其次，战争因素的极大影响。　　

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还在强调“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管理国家。”[4]而国内战争的爆发，不得不采取“极严格的集中制”。靠权力集中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对俄国的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认为权力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巩固政权的保障。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西欧一些国家也爆发了一些工人革命，但很快被镇压下去，俄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并且随时都有被帝国主义联合起来武装颠覆的危险。特别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德、日等法西斯势力上台，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迹象日趋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集中权力更被人们认为完全必要。　　

在上述客观条件制约下，斯大林实行高度集权的权力体制就成为必然。不是斯大林，就是换成张大林，李大林执政也会如此。什么样的舞台，只能演什么样的剧，这就是历史的安排。

二、斯大林权力体制的建立过程　　

从1922年斯大林任总书记以后，就开始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权力体制改革：　　

（一）建立了足以控制党和国家权力杠杆的枢纽的党的机关　　

斯大林执政以后马上开始强化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在前任各责任书记主持的历届中央书记处，只是负责党内统计事务、干部登记和一般人员分配的技术性工作，是执行中央各项决定的职能办事机构，其本身并无太大实际权力。而斯大林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改变了这种状况：　　

首先，改组并加强了书记处辖下的组织指导部和登记分配部。组织指导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在1922年5月经由卡冈诺维奇之手进行改组，职权大大加强，有权汇集各地党内情报信息并向各地党组织下达指令性计划，还负责同宣传鼓动部及有关部门向中央书记处提交需要通过的各项指令和条例草案。登记分配部的职权则由一般统计、登录、分配干部，变为有权考察任命各部门、各地方的负责干部，这就大大扩大了它的权力。这样，它作为中央组织局和书记处掌握干部的一双强有力的手，便控制住了干部政策的整个机制。这样，中央书记处通过这两个部，就在制定指令、取得党内情报和大事分配任命方面掌握大权，同各级地方党组织建立了上下沟通联络和隶属关系。　　

这样，中央书记处就同它所任命的省委、州委书记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连环体系，相互联手，确保上下权力畅通。因此，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权力体制：由中央书记处代表政治局、组织局或通常所说的“中央”，向省委、州委和民族共和国中央发布指示，行使全部实际权力。这样，书记处和党的机关实际上就是党，通过书记处和党的机关之手就掌握了党的全部权力。党员代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某种意识上说只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而实际权力掌握在包括书记处在内的党的机关手中。　　

（二）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在党内以密码办文与密码通讯为核心的、脱离全党监督的全面封闭的三维度保密制度　　

保密制度对任何国家，所有阶级和政党来说都是普遍存在的，绝对必要的。　　

1922年以前俄罗斯也存在保密制度，但当时运用密码办文和密码通讯的范围有限，仅限于同其他共产党中央、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党内设密码联络机构的地方进行密码联络。斯大林主持书记处后，通过补充了一系列有关规定扩大和强化了密码保密制度。如，所有中央机关，包括工会、企业、工厂都要设立专门机要部门和密码科，由国家保卫局对其保管散发机密文件的情况进行监管和领导等。这样，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这套保密制度，实际上是把党内在地下党斗争状态，在没有取得政权时非常时期使用过的办法，几乎原封不动搬到了取得政权后的和平环境里。绝对而全面的保密是斯大林在党的机关工作制度上的出发点和重要原则。实行的是全方位、三维度保密：从上到下（从区域党委到全党群众），从下到上（从党的执行机关到上级机关）和从左到右的平级的保密。这样的保密制度甚至向机关官员本人也隐瞒着机关工作的许多方面，一般老百姓更是什么也不会知道。　　

（三）建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介入党内事务的制度　　

国家政治保卫局原来的主要职责是反对敌、特、间谍，它是保卫国家安全，在国内外进行对敌斗争的强力机关。它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介入党内事务。但是，斯大林出任总书记以后，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党内，开始了对党内机关，党内活动和党内斗争的介入。例如，党对干部的选拔和任命要征求国家安全机关的意见；国家保卫局有权监督党内机要文件的保管和运转，也有权监督保密制度的实施；总书记的助手中有专人负责汇集国家保卫局提供的情报，包括有关党内高层领导人的活动情况等等。这样由于党的机关出现国家化倾向，党内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职业管理阶层。　　

（四）上世纪30年代以后，斯大林建立的权力体制进一步向集权方向发展　　

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国家行政权力向党内进一步转移和集中。　　

1930年以后，联共（布）以党代政行使权力，主要是在两方面：一是党的机关掌握国家行政和经济管理部门的人事干部任免权，二是党的机关代行国家行政和经济部门的实际业务领导权。这样改进的结果，党的机构几乎完全与政府机构平行重叠，党的机构成为权力中枢，政府机构则变成了党内机关的职能办事机构。　　

第二，国家行政权力由各加盟共和国向联盟中央的转移和集中。　　

在立法和司法，行政和文化教育权方面，1936年宪法把1924年宪法中一些原属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转移集中到联盟中央。　　

在立法、司法权方面，以前批准在加盟共和国设立自治机构，以此确立各加盟共和国在劳动、立法等方面的权力，现在这些权力都被转移到联盟中央。同时也取消了各加盟共和国颁布法典的权力、立法审判的权力、解决劳动立法的权力以及确定行政疆域组织机构的权力。这样，就进一步扩大了联盟中央的权力。　　

在行政方面，原属加盟共和国的一些权力，也转移集中到联盟中央。其中最明显的是，把原属共和国在文化教育方面相当一部分的自主权，集中到了联盟中央。　　

第三，改进中央政治局的决策机制　　

斯大林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建立的中央的权力结构是中央书记处以各省委为“支柱”，以官职等级名录制度为核心构架，从中央到地方全面任命干部，从上到下运作党和国家的权力机制。这就构成了书记处“决定一切”，总书记具有“无限权力”的权力结构体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从20—30年代，直到1952年“十九”大以前，只设政治局为其核心权力，并没有设立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而政治局实际上也并非最高权力最核心成员。从1922年斯大林出任总书记时起，以总书记为首的这个最核心领导集团一般只有3—5人，并且处在不断变动之中。而政治局最核心领导成员的变动并不是像政治局那样，是经过中央委员会按选举程序产生的固定合法机构；它在整个斯大林时期的变动，实际上是随各个成员在每个阶段跟随最高领导的紧密亲疏程度而不断变动的。这里没有任何选举程序，完全是依从斯大林个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的。　　

三、二战后斯大林权力体制的强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卫国战争的胜利，给斯大林带来令人目眩的光荣，同时也加剧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在苏共的历史上，从1929年12月庆祝斯大林50诞辰为标志开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经过30—4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家长”空前强大，其国际威望也空前提高，斯大林作为几乎独肩反法西斯战争重担的第一流大国苏联的领袖，在世界政治舞台和苏联人民心目中的声望和地位，也犹如日行中天，盛极一时。在胜利面前，斯大林在战争刚结束时还能较冷静的评价人民群众的功劳，为时不久，在一片赞颂中他渐渐淡忘了人民群众。　　

在1949年12月庆祝斯大林70诞辰，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高峰。在这个时期，苏联的城市和乡村，机关和学校，到处矗立起斯大林的纪念像。在斯大林及其形象的万丈光焰中，苏维埃的缔造者列宁的形象和他的思想显得暗淡了。斯大林在人们的赞扬中，只看到他建立的权力体制的优越性，没有察觉其中的弊端和错误，这就为苏共的垮台埋下了定时炸弹。　　

卫国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在国内外的歌颂中，又一次强化集权体制，具体表现以下三方面：　　

首先，改变国家机构的名称。1946年，斯大林把苏联最高国家机构“人民委员会”改为“部长会议”，各部人民委员改为部长；工农红军改称为“苏联武装力量”；1952年，又把联共（布）改名为“苏联共产党”。这改后的名称中，有些更接近于沙俄时代的名称，如“部长会议”。有的更强调大俄罗斯的高度集权性，名称中去掉“人民”和“工农”，减少了列宁赋予它们的革命色彩和内容。　　

其次，过度宣扬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曾借助于俄罗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以鼓舞全国军民的战斗意志，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而斯大林却把沙俄时代进行扩疆掠土，镇压少数民族的将领，也列入爱国英雄让人们效仿学习，这就必然把人们引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战后苏联官方的宣传与批判运动中，长期突出宣扬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这是明显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演变。　　

第三，战后，斯大林为了进一步集权，名义上解散了国防委员会这个战时的非常机构，却保留了战时高度集权于一人的权力本质。战后，斯大林在军内是作为大元帅，是苏联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在政府内作为首脑，是部长会议主席；在党内作为总书记。他同时又是身兼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和中央组织局委员三职于一身的三位领导人之一。这样，斯大林仍像战争时期一样，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总揽了全国所有的最高权力。　　

四、斯大林权力体制取得的伟大成就　　

斯大林执政30余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真心希望人民当家作主　　

列宁病故以后，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联共（布）是真心期望作到让人民当家作主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布尔什维克主要是在工人群众与农民中吸收、发展党员，力图从工农中大量培养国家管理干部。上世纪20年代，选拔任用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党向工农群众敞开大门，年轻党员很快被提拔到各种领导岗位。一个突出的事例 是，1924年征收党员运动中，党的60%—90%的党员，后来都在工会、共青团、合作社、苏维埃和国家管理机关中担任了各种领导职务。这样广大工农群众中的党员，就纷纷走向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舞台，担当重要角色。俄共（布）作为执政党，为了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不断给国家管理机构输入新生力量，并提出了：“工人应当学习管理国家”的口号，以此激发工农干部学习管理的积极性。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曾一度吸收工人农民参与其活动，对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做过系统检查，广为推行的生产会议也曾是工农参与企业管理的一种活动形式。　　

（二）颁布斯大林新宪法　　

1936年8月，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新宪法公布于世，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这部新宪法与1924年宪法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把从1924—1936年苏联发生的变化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宣布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基础是“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由国家所有制（全民的财产）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两种形式组成，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是在苏联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苏联的经济生活由国家的经济计划决定并受其指示”[5]由于上述内容，所以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在苏联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6]新宪法中明确规定：“苏联的立法权只能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行使”。[7]这一规定，同过去法出多门的状况划清了界限。　　

新宪法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宣布了公民的一系列社会权利，例如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以及在年老、患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时享有物质保证的权利。[8]当时向世界郑重宣布并实行这些原则，在世界宪法史上是破天荒的。这表明当时苏联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载明公民的这些权利，尽管后来实施的结果并不理想，却使这部宪 法赢得了历史的声誉，以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大法而载入世界宪法的史册。　　

（三）领导卫国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1941年6月22日　凌晨4点，德寇在苏联西部全线入侵。当时集结在苏联边境的德寇及盟军兵力共计550万人，而苏联的边防军只有290万人。战争刚一打响，德寇就以数千架飞机，上万门火炮，一齐向苏联军营、机场、铁路枢纽、军用仓库、弹药库，指挥部联络要地和其他军事目标，狂轰滥炸，进行致命打击。开战几个小时之间，苏军就遭受惨重损失。上千个单位的战斗装备，一次战斗也没经历就在库房被毁。仅　6月22日　这一天就损失1200架飞机。开战第一天，德军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就深入苏联境内纵深达20——35公里，甚至有达50公里的地方。到7月中旬，德寇重创苏军第一战略梯队，在西北线突破纵深达400——450公里，在西线达450——600公里，在西南线达300至350公里。初战5个月，德军侵入苏联境内达850——1200公里，苏联被占领土达150万平方公里以上。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立即展开全面的战时动员。苏联人民马上投入战时体制和战时经济轨道，同德国法西斯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6月22日　中午，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向全国人民发表《告人民书》广播讲话。他引用斯大林在讲稿中加入的一句话：“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将被粉碎，胜利属于我们！”号召全国人民同德国法西斯进行殊死的战斗。　　

在莫斯科面临敌人包围的危险时刻，斯大林和国防委员会仍坚守在莫斯科。同时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盛大庆典和红场阅兵式照常举行，以后各师一边整编，一边进行阅兵训练。通过红场检阅后，这些雄纠纠、气昂昂的威武之师迈着雄壮的步伐，直接开赴前线！此壮举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是罕见的，充分展现出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惊人胆略！这一切，都极大地鼓午了首都居民和全国人民与祖国共存亡的决心。于是“誓死保卫亲爱的莫斯科！”，“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粉碎希特勒侵略者！”，“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为斯大林而战！”的号角响遍全国各地。在斯大林为最高统帅的领导下，苏联人民经过四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1945年5月9日，实现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是苏联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和反法西斯力量的胜利。这一胜利，不仅捍卫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拯救了人类文明。在卫国战争胜利的诸多因素中，有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党中央的坚强的领导，是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决定因素，谁不承认这个事实，只能说明他没有正视历史的勇气。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不管斯大林有多少失误，但最终还是在他的领导下胜利了，就凭这一点斯大林在人类历史上将永垂不朽！在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史上，能影响世界进程的人屈指可数，而斯大林正是其中之一。英国的丘吉尔1918年还扬言要扼死苏维埃政权，而到1945年雅尔塔宴会上，他不得不表示；我早晨起来就祷告，祝斯大林健在无恙，只有斯大林才能拯救世界！　　

（四）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辉煌成绩　　

苏联人民在联共（布）党的领导下，在战争的最严峻的关头经受住了考验。苏维埃国家之所以能够经得住这种考验，除上述政治原因之外，主要原因就是战前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对斯大林时期工业化取得的成就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对此，一向反对斯大林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也曾有过客观的论述。在他的《被出卖的革命》一书中，列举了西方各资本主义大国在1929——1935年间经济不景气的状况后指出，惟苏联的工业在此期间增长了25%；重工业增长了9倍，引起了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从1925年到1935年，电力生产由世界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三位，煤炭开采由第十位跃升为第四位，生铁熔量由第六位升到第三位，拖拉机生产则达到了世界第一。[9]正是有了强大的重工业基础，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飞机、坦克、火炮在同德国同类武器的轮番较量中，苏制“伊柳辛—2型”轻型护甲强击机，“T—34型”坦克和火炮等主要代表性武器，都比德国同类武器性能要强。而且苏联国防工业生产的各类武器，都能及时弥补上军械装备的战斗损失。到1945年5月，战争结束时，苏军拥有的坦克、战斗机、火炮，分别比战争爆发前夕增加了0.6倍、1.4倍和1.9倍。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理论“精英”们，极力抨击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违背了经济规律。但是，假如没有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能保证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吗？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遭到批判最猛烈。其实历史已经证明，正是农业集体化保障了苏联工业化发展和卫国战争所需粮食的供应。　　

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经过三年的恢复，在1948年，苏联的工业生产指数已超过战前水平。到1952年，钢的生产量已达到3440万吨，煤炭达3亿吨，石油达4700万吨，水泥1400万吨，电力1190亿千瓦。事实说明，苏联战后工业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　　

总之，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是举世公认的。对此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发出赞叹：“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10]　　

五、斯大林晚年权力体制的异变　　

斯大林建立的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苏联社会的发展水平，它对保证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运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保障了全国人力、物力与财力的集中，使苏联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实现了工业化，其速度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发展的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少见的辉煌。但是，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这种权力体制也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弊端，即：权力体制逐渐会发生异变，由公权变私权，政府官员由“公仆”变“主人”。这种权力体制的主要弊病表现如下：　　

（一）权力高度集中于共产党　　

这种权力体制形式上党政分开，实际上以党代政，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的领导机关决定。以党代政的问题在列宁时期就已经存在，1921年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多次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到了斯大林主政时期，这种现象不但没有纠正，反而越来越严重，使以党代政的现象发展到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不仅如此，这种以党代政的领导方式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被用党章的形式固定下来。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设立：农业部，工业部等，这种规定使得政府机关的职能部门无法独立开展工作，变成了党的领导机关的附属物。　　

以党代政还导致人民代表机关苏维埃形同虚设，不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目的是要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但是，由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苏维埃机关常常无法有效行使职权。虽然宪法上说苏维埃是行使立法权的唯一机关，但法律通常是由党中央制定，苏维埃成了通过党的决议并把党的决议变成法令的表决机器。如1936年宪法的制定，从修改条文到讨论草案，都是按先党中央后苏维埃的顺序进行的。作宪法报告的本该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而实际上却是党的总书记斯大林。苏联宪法还规定：不经最高苏维埃或其主席 团同意，对最高苏维埃代表“不得加以逮捕或审判”。可是在肃反扩大化的岁月里，有一些最高苏维埃代表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逮捕甚至被处决了。另外，由于一切权力集中于党组织，就使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如工会、妇联、青年团等只能被动地成为党联系群众的“传送带”，不能发挥应有的独立作用。　　

（二）共产党的权力又集中在少数党的领导人身上，使党的领导变成了少数人的领　　

导甚至个别人的领导　　

具体表现如下：其一，在地方上，党的各级机关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党委书记手里，党委书记有权决定一切，形成了从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州、县、直至基层的个人层层集权。其二，在中央，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权力又开始从政治局转移到书记处，最后从书记处转移到总书记斯大林手中。　　

由于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少数领导人，个人决策也就代替了党的集体领导。党的中央委员会也成了可有可无的机构，党的代表大会也丧失了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列宁生前比较重视党的代表大会的作用，认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定要由党的代表大会的讨论决定。因此，从1918—1923年列宁主政期间，党的代表大会每一年一次坚持不断。到了斯大林时期，党的代表大会，改成二年一次，三年一次，后来变成四年、五年一次。而从“十八大”到“十九大”，间隔时间长达十二年。　　

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人，最终必然导致个人专断，使党内民主遭到破坏，造成家长制、一言堂，形成独裁的体制。　　

（三）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权力中心缺乏反馈又很难制约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督制度，保证人民能有效地监督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列宁在世时，十分重视监察机关的作用；他主张要提高监察机关的威信和职权，监察机关要有最大限度的独立性。例如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应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只对代表大会负责，同中央委员会是平行机关，不受中央委员会决议的约束。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同级党的委员会必须执行，而且不得加以撤销。如有不同意见，可提交党的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或党的代表大会解决。另外规定监察委员会委员不得在党的委员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兼职。监察人员一经选出，任期未满之前不得被调任其它工作。列宁还主张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也应按照这些原则行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监察机关独立地行使监察权。　　

斯大林主政后几乎完全抛弃了列宁的这些主张。从党的“十二大”规定“候补中央委员可以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1]开始，监察机关的独立性逐渐被取消。“十三大”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只是“相当于中央委员一样的工作人员”[12]使监察机关的地位和职 权大大削弱。“十四大”则把“十大”、“十一大”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本级党的委员会必须执行，而不得加以撤销”[13]的规定，重新改为“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须经党的委员会同意后才能发生效力。”[14]这样一来，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如得不到本级党委员会的同意，就根本无效。到了1934年1月，党的“十七大”决定对监察机关的领导人实行任命制。同时，“十一大”关于“监察委员会委员在任期未满前不得调任其它工作”[15]的规定也被取消了。至此，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完全丧失，变成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附属品”和驯服工具，各级党政领导部门再也得不到正常的约束和监察。　　

对党和国家独立监察制度的破坏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为党的领袖违反党章和宪法任意行事提供了方便，它使党和人民在领导人犯错误的时候，无法加以制止。苏联上个世纪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就是明显的例证。据有的材料反映，在整个肃反运动中，被逮捕、流放、抢决的总人数达800万以上。其中党员至少有122万人，占当时党员总数（280万）的40%以上。党的“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被逮捕和处决。出席“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也有1108人在“大清洗”期间消失。　　

在军队系统由于德国纳粹间谍机关利用弥漫全国上下的怀疑和告密气氛，伪造文件，制造了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及其同僚同德国军部秘密联络的反间计，并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侦察机构透露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借此下令，在1937年6月将图哈切夫斯基和包括雅基尔、乌色列维奇和埃德曼等在内的苏联7位著名的军区司令级将领逮捕并执行枪决。在随后的两年间，从军内消失的共有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75位最高军事委员（总共80名委员）、8位海军上将、尚存4位当中的两位元帅、16位当中的14位军级将领以及90%的集团军将领和总计8万名当中的3.5万名军官。[16]　　

上述说明，权力一旦失去制约与监督将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　　

（四）中央集权过多，地方缺少必要的自主权，形成严重官僚主义　　

国内战争结束后，苏共曾一度注意克服中央集权过多的问题，提出要“废除无所不管的中央集权规定”[17]。但是，从1926年工业化运动开始后，又强调了扩大中央权限，使中央集权过多的问题发展得日益严重。　　

中央集权过多，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相对减少了，其结果是，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群众创造性受到压抑，大大损伤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　　

中央集权过多，造成严重的官僚主义。表现是：其一，中央集权过多，地方上的许多事情只有中央有权处理，而中央对地方的全面具体情况又缺少了解，必然会作出官僚主义的决定；其二，中央集权过多，设置的机构就多，部门林立，机构臃肿重叠，冗员充斥，职责不清，互相扯皮等现象严重泛滥。尽管斯大林时期苏共也多次强调过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但多数流于形式，所以一直收效甚微。　　

（五）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造成了各级领导只向上负责而不向下负责的严重　　

后果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共也曾实行过干部任命制，但列宁从没有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固定制度，相反，从1921年就开始提出改革干部任命制，并在“十大”作出了逐渐废除任命制，实行选举的决议。但是，自斯大林主政后，干部任命制不但没有受到限制，反而日趋严重，上世纪30年代以后，干部任命制被斯大林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最终形成了干部任期的终身制。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干部任命制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制度必然使公共权力发生异变，产生如下严重恶果：首先，它使领导干部队伍形成了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风气，使官员们只关心自己的官运和个人利益，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当官做老爷。其次，造就了大批盲从、唯唯诺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庸才、蠢才，并窃居领导岗位。第三，使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以人划线的任人唯亲的网络。一些善于钻营的人，不惜一切手段，溜须拍马，迎合上级，投其所好来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第四，干部任命制往往催生官场上的特权制、家长制、等级制、终身制等一系列封建主义的病毒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复活。　　

综上所述，斯大林时期的权力体制本身存在的弊端，很容易使“公仆”变“主人”，这就为苏共政权的垮台埋下了隐患。　　

六、斯大林时期的权力体制功过任评说　　

斯大林去世至今，全世界的政要、学者研究评说他的功过是非连续不断，赞扬者有之，咒骂者有之，斯大林成了人类历史上备受争议的名人之一。　　

斯大林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杰出领袖。他坚决地捍卫和实践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建成了独特的权力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把这种模式扩展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能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堡垒。他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仅维护了苏联的独立和主权，更重要的是在世界人民面前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执政30余年把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落后俄国，变成了能与美国抗衡的强大工业化国家。　　

在人类历史前进的滚滚洪流中，能驾驭航船乘风破浪的人屈指可数，而斯大林正是其中少有的伟人之一。　　

斯大林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体制。这种权力体制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无法受到有效监督，往往会因人而异。权力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他会权为民所用，体现权力公有制的特征；权力一旦被少数假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他就会以权谋私，把公仆变主人，公权变私权。　　

苏联解体以后，斯大林建立的权力体制，又一次遭到猛烈批判，斯大林被描绘成惨无人道的“恶魔”、独夫民贼和众叛亲离的“暴君”。对斯大林如此反感的人，其实并不是广大的工人与农民，而是那些被打倒的沙俄时代的旧权贵和赫鲁晓夫执政以后滋生出来的新权贵们，他们不过是在发泄对社会主义权力公有制的仇恨而已。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除了傻子、疯子以外，任何一位正常的最高领导者，从主观上讲一般都会尽力地想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想方设法为更多人谋福利，以巩固和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如果一个最高领导者，背叛祖国，损害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与人民为敌，那么他的国家就会出现动乱，人民就会起来推翻他的统治。因此，我们说，不管是“顺取”权力的最高领导者，还是“逆取”权力的最高领导者，从主观愿望和常规事理上来看，他们都会执行一些利国利民的政策，争取人心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尽心尽力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服务，团结和爱护自己的人民，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些应该是无可非议的。斯大林的历史地位究竟如何，让我们来听听斯大林的一位西方老对手的对斯大林的评说吧！1959年12月21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全世界掀起声讨斯大林的浊浪几年后），英目前首相丘吉尔，在斯大林80岁诞辰这一天，在英国下院发表了如下令世人瞩目的演说：“在最严酷的考验年代，由天才和不屈不挠的统帅斯大林来领导俄国，这是俄国莫大的幸福。在他所生活的多变而严酷的年代里，他是一位受到敬仰的最杰出的人物。斯大林是一个精力非凡，不折不挠，在谈判中坚定而无情的人，连我这样一个在英国议会中成长起来的人，都无法与他对抗。斯大林首先具有很强的幽默感和讽刺本领，善于确切领会思想。斯大林身上的这种能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他成了各个时代的国家和各族人民领导人中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拥有深刻明哲的逻辑思维能力，从不慌乱。他善于在困难时刻，从最绝望的局面中找到出路，从不屈服。此外，无论在最危险的时刻，还是在胜利的时刻，斯大林都同样庄敬自重，从不沉湎于幻想。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个性，他建立了巨大的帝国，使之服从于自己。这是一个惯于借敌人之手消灭敌人的人。斯大林是一个世界上无出其右的最伟大的独裁者，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总而言之，历史和人民是不会忘掉斯大林的。”[18]　　

苏联解体十五年以来俄罗斯社会所经历的艰难历程，使俄罗斯人民对过去的历史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特别是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俄共领袖久加诺夫1999年12月21日拜谒斯大林陵墓时说道：“斯大林不仅是20世纪俄罗斯史，而且是整个俄国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斯大林掌握政权后，把俄国从一个分散的国家建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伟大的国家之一……。”[19]据俄罗斯《国际文传》报报道，2000年4月，就“20世纪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政治家”的民意调查中，斯大林占第一位，其次是列宁、普京……。[20]更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5月4日，俄罗斯中央银行为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5周年，首次发行印有斯大林头像的货币，这甚至是斯大林在世时都没有过的。俄《生意人报》对此评论道：“过去完全否定斯大林，甚至否定他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发行这样的货币意味着恢复斯大林的名誉。”　　

近年来原苏联地区出现重新评价斯大林的现象。2004年底，不少俄罗斯人在纪念斯大林诞辰125周年时说：“凭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可以原谅斯大林的一切。”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有更多的人喜欢引用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评价：“他接过的是一个抚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拥有核武的强国。”2005年1月19日，莫斯科市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该市将计划为斯大林建立一座新的雕像，让这个40年前随处可见的形象重新回到莫斯科街头。据俄罗斯最近统计，该国重新肯定斯大林的民众占57%；自由民主党占83%，共产党占75%，亲总统的“统一俄罗斯”党占58%，甚至右翼“苹果”党也占41%。过去咒骂斯大林的主要是一些作家、艺术家，现在充分肯定斯大林功绩的主要是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现在一些过去反斯大林的作家也发生很大转变，例如著名作家季诺维耶夫在20世纪30年代曾是暗杀斯大林小组成员，他在目睹苏联解体后所发生的一切后，非常痛心和后悔。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他曾当着众多与会记者的面说：“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我知道改变制度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前不久，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共产主义的悲剧俄罗斯》的书，认为苏联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是因为有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和斯大林的领导。”[21] 据报道，俄罗斯历史人物评选活动历时3个月，共有500多万人参加投票，于2008年12月28日结束，入选俄罗斯最伟大历史人物第三名的是苏联领袖斯大林。^⑤

斯大林建立的权力体制，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给后人也留下不少的隐患。斯大林执政期间出现的一些失误和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是任何人都难以避免的。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不犯错误的政治家，那么，对斯大林也不能要求他既完成惊人的伟业，又不犯一点错误。　　

在斯大林时代，“假如当时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从帝俄时代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开始，假如没有反革命的经常威胁，假如没有纳粹第五纵队的渗透和外国的进犯，斯大林时代的历史就将大不相同。”[22]上述推理分析比较客观公正，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不是个人行为，从根本上说是时代的产物。　　

第四章  赫鲁晓夫改革权力体制的是与非　　

　1953年3月5日　，年近74岁的斯大林因脑溢血猝然逝世。在他逝世后，苏共中央决定实行“集体领导”。新的领导核心由中央主席团10名成员组成，但实权却主要由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掌握。后来，贝利亚垮台，马林科夫又提出辞职，赫鲁晓夫1953年9月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他成为苏联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对苏联的权力体制开始进行重大改革。　　

一、赫鲁晓夫改革权力体制的重大举措　　

(一)批判个人崇拜，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加强集体领导　　

从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在调整权力体制的过程中，大量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错误，谴责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罪行，这些在客观上对解放思想，打破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打着“改革”的旗号公开揭露了党和国家机关所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加强集体领导，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强调定期召开会议，集体讨论重大问题等等。　　

（二）扩大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政府权限　　

1953——1956年，苏联把中央管理的1.5万个企业下放给地方政府，减少70%的中央控制指标，扩大地方政府的权限；把全国划分成105个经济行政区，每区设立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撤销绝大部分联盟部和联盟兼共和国部，它们所属企业和部门管理职能统统移交给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工业和建筑方面，推行管理分散化；解散束缚集体农庄主管者手脚的机器拖拉机站；强调苏共放弃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垄断主义”，不再干预国家政府机关干部的任免等。　　

（三）调整机构，变动人员　　

1953年以后，苏联开始对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合并。结果68个中央部级单位削减了一半左右，在46个苏联政府的部和主管部门中，取消200个主管局，局和独立的处，以及147个拖拉斯、93个地方管理局、898个供应机关、4500个办事处和其它机构、近4000个主管局的下属分支机构；更换大批领导干部，紧缩人员编制，裁减75万机关人员；缩减农业部门的机构和人员，把农业专家从“领导机构”中安置到农业生产第一线；1962年，按生产性质改组党组织机构，在边疆区和州一级分别成立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两个平行组织，形成两套州委班子；一个工业州委，一个农业州委，出现两个孪生性政党：一个工业党，一个农业党。　　

（四）改革干部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首先，注意改变干部队伍结构，强调内行领导和干部知识化。赫鲁晓夫曾指出，必须淘汰那些只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会解决经济实际问题的干部。1953年以前，苏联党政干部的知识化程度很低，例如集体农场主席中受过高等或中等专业教育的只占17%，1954年以后，苏共一方面把大批受过专门教育的科技人员派往基层，充实和加强第一线领导，另一方面，则大批提拔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其次，规定干部任期，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1961年开始实行干部更新制度，硬性规定：上至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下至区委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三届；基层党的书记连续当选不得超过两届；如果超出这个规定再选续当选，必须有3/4以上的选举人投票赞成才行；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及主席团委员至少更换1/4，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的成员至少更换1/3，市委、基层党委和支部委员会成员至少更换1/2。这项改革，从表面看，可以使党的领导干部队伍处于经常更新的状态，其实质却是要彻底搞垮斯大林时期的干部队伍，以专家治国的路线，建立他自己的一套修正主义的干部队伍。　　

（五）对司法机构进行部分调整和改革　　

苏共为了完善法制采取以下措施：　　

1、取消了第一书记个人专政的工具——“内务办公室”和“特工局”，恢复了政治局在确定大政方针方面以及书记处在领导日常工作方面的职能。　　

2、改组、整顿了居于党之上成为第一书记个人专制工具的国家安全机关。将内务部一分为二，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新的内务部，即单纯维护社会治安的机构。　　

3、扩大了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权限。　　

在改造内务部并削弱其权力的同时，提高了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规定，一切刑事案件的审理要按照正常法律程序进行。　　

上述赫鲁晓夫对权力体制的改革，起到了一些解放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建立更新干部制度，为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赫鲁晓夫的改革目的是为了摧毁斯大林苦心培养的无产阶级干部队伍，为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扫除障碍。　　

二、赫鲁晓夫改革权力体制中存在的谬误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对权力体制改革的是与非，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掌权后，过分赞扬赫鲁晓夫的改革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赫鲁晓夫的改革，有一定的成绩，但是改革过程中的谬误也相当严重。　　

（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严重罪行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明显的错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采用“秘密报告”的形式本身就是个严重错误。按道理来说，揭露和批判斯大林这样的大事，党内应该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中央领导层先要集体研究商讨，统一意见，作出一致的决定，报告的文本也应该仔细认真，具体事实做到准确无误。但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却是在高级领导层意见很不一致，党内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抛出来的，报告文本也是在党代会的进行过程中草草写成的，未经党中央主席团审查，其中还夹杂了许多赫鲁晓夫个人的即兴发挥，可以说是一种突然袭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非深思熟虑和理智分析的结果，而是感情激动的控诉，带有个人恩怨的喧泄，心血来潮的因素。据俄罗斯多产作家尼古拉·津科维奇考证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1956年2月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会议没有速记。第二，报告结束后通过决议，对它不予讨论。”“决议不经过辩论和讨论就获得通过——在布尔什维克时代都没有这样的先例！”[23]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还有个人因素，就是他的儿子犯法该杀，而斯大林坚持原则“斯大林没有理会为儿子跪地求情的赫鲁晓夫。”于是赫鲁晓夫就发誓：“我为了儿子不会原谅斯大林，哪怕他到阴曹地府我也不会放过他。”[24]从现象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象是突然的心血来潮，其实这是他把多年来积压在内心心深处仇恨斯大林，仇恨社会主义制度的怒火，按耐不住的真实发泄罢了。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赫鲁晓夫所以急于作这个“秘密报告”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推动思想解放，加快权力体制改革的步伐，其主要原因是为了加强和维护他个人的最高权力。例如，他在批判斯大林的时候，多次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岗诺维等人同斯大林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他在谈到哈尔科夫战役问题时，就说斯大林的错误命令是由马林科夫在电话中下达的。他在谈到30年代的“大清洗”时，就说斯大林指派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和敦促加紧清洗的电报，是打给莫洛托夫和卡岗诺维奇等人的。赫鲁晓夫利用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作为实现巩固个人权力。其目的是为了丑化斯大林，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为改变社会主义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作舆论准备。　　

2、“秘密报告”中的许多内容严重失实，有的则是过分夸大，甚至是随意捏造。例如，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基洛夫是斯大林在幕后策划杀害的。其实，在这件事情上他怀疑斯大林根本没有任何根据。后来苏共中央为搞清“基洛夫案件”曾在1956年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研究了此案的全部材料，委员会得出最后结论是：斯大林与杀害基洛夫案件无关。但是，赫鲁晓夫不让公布这个结论，因为这个结论对他不利。[25]　　

再如关于哈尔科夫战役。这个战役发生在1942年。据历史考证，赫鲁晓夫当时作为西南方面军的军事委员参与制定了这个战役的计划。由于计划和指挥失灵，苏联红军落入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包围，损失了几十万人。据德方宣布，仅俘虏就有20万人。为此，赫鲁晓夫被从前线召回莫斯科进行审查。斯大林告诉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沙皇的军队在普鲁士陷入包围，遭到失败，指挥军队的将军后来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处以绞刑。赫鲁晓夫因此非常害怕，担心自己会被严惩。但不久这个被赫鲁晓夫咒骂为伊凡雷帝式的“暴君”斯大林却大发善心，又让赫鲁晓夫上了前线。这本来是斯大林宽恕了赫鲁晓夫严重错误，可这个忘恩负义的坏家伙却在“秘密报告”中说：是他建议停止这次战役的作战行动；他曾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不接，却让马林科夫在电话中告诉他：“一切按原计划执行”，结果使战役遭到失败。这样，赫鲁晓夫就推掉自己的责任，把一切错误归之于斯大林。作为苏共总书记的赫鲁晓夫为了维护个人的最高权力，竟然堕落到伪造历史的可怕地步，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卑鄙小人。　　

（二）赫鲁晓夫在批判个人迷信过程中的恶迹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领导批判个人迷信，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批判的过程中，却犯有重大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对斯大林的评价，不全面不公正，歪曲了斯大林的历史地位。斯大林执政30余年，领导苏共和苏联人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他领导的卫国战争，为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虽然犯有这样或那样的严重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他的一生来看，他的功劳是第一位，过失是第二位。他的功劳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对斯大林的一生，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斯大林的个人荣辱，而且关系到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看法，关系到国际共运命运与前途。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不分是非，一味谴责。不是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是用对付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他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进行人身攻击，肆意咒骂，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甚至对斯大林任意栽脏诬陷。　　

2、文过饰非，拒绝承担责任。众所周知，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一直深得斯大林的信任，积极推行斯大林的路线和政策，因此，斯大林时期不论功与过，赫鲁晓夫都应该负一定的责任。但是，赫鲁晓夫大权在握以后，却把一切过失都推给斯大林，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其实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不说全世界，起码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都清楚，赫鲁晓夫是地地道道的“天才论”的高级吹鼓手；他百般颂扬斯大林，特别拼命地对个人迷信推波助澜。凡是懂得一点苏共党史的人们都知道，在苏联，第一次把斯大林称为“领袖”、“党的领袖”、“伟大领袖”、“天才领袖”的是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就是希望，就是期待，就是全体进步人类的灯塔。斯大林是我们的旗帜！斯大林是我们的意志！斯大林是我们的胜利！”[26]的也是赫鲁晓夫；高喊斯大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当代最伟大的人物”、“伟大的领袖和统帅”、“自己生身的父亲”还是赫鲁晓夫。由此可见，在鼓吹个人迷信颂扬斯大林方面，赫鲁晓夫的调门最高，用词最肉麻，几乎用尽人间最美好的词汇。然而斯大林死后，大骂斯大林调子最高的人仍然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死后的拙劣表演，不但说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叛徒，一个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且，其个人政治品质也极其龌龊。创造了世界上的不要脸之最。　　

3、口头上反斯大林的个迷信，行动上搞自己的个人迷信。　　

赫鲁晓夫在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同时，却又竭力培植对自己的个人迷信。赫鲁晓夫执政后，一方面把斯大林踩在脚下，另一方面又采用种种形式把他自己捧上天。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后期，对赫鲁晓夫无原则的吹捧和个人迷信现象已经司空见惯，甚嚣尘上。颇具讽刺意味的例子是，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在国内战争时期只是一般的红军工作人员，却被吹捧为“红军的缔造者”；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也成了赫鲁晓夫的功劳。赫还被捧为“苏联的宇宙之父”；更荒唐可笑的是赫鲁晓夫1961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敲皮鞋的小丑动作，竟然被吹成是“表现了外交的灵活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事实证明，赫鲁晓夫对自己搞个人迷信的程度，比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赫鲁晓夫对党政领导体制改革的失误　　

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十年中，他对党政领导体制的改革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年3月——7月，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斯大林时期留下的中央各部进行重组。赫鲁晓夫让贝利亚负责操作这项工作，贝利亚以扩张个人权力为目的，用极快的速度精简了中央部委，同时却趁机全力保护内务部，并增强它的力量。这种改组增大了贝利亚个人的权力，引起赫鲁晓夫的严重不安。于是赫鲁晓夫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设陷阱干掉了贝利亚。　　

第二阶段1954—1956年，赫鲁晓夫对苏联党政机构进行第二次大改组。　　

其内容的一个方面是加快了对党的领导机构的改组。赫亲自挑选赞成自己政治路线的年轻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又使中央书记处和各加盟共和国的书记处保持了直接的内线联系，以保证迅速掌握各级领导人的政治动向，使中央书记处成为党的真正领导核心。另一方面，为在政府机构内部消除反对派的最危险之源，赫狠抓了对内务部的改组。在大量清洗内务部工作人员的基础上，把内务部的领导工作，直接置于苏共中央书记处的严密控制之下。1954年3月12日，又成立国家安全部取代内务部的权力，并派自己的亲信谢罗夫任安全委员会主任，把安全部作为他打击政敌，巩固自己权力的工具。　　

第三阶段：1957——1961年，以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工作为核心的新一轮政府机构大改组。这次改组是以中央各部权力下放为主线进行的。这种改组受到地方上的欢迎和支持，却遭到老一代领导人的强烈反对，这次改组以失败而告终。　　

第四阶段：1962——1964年，改革的重点是党的监察机构。　　

1961年上半年以来，国内的反对现政权的不满事件不断出现，赫鲁晓夫的统治权力面临危机和挑战。为了巩固他的权力，这次改组的重点是加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力量。赫鲁晓夫为了控制苏共高级领导人的行为，在1960年就开始对党的监察机构实行大规模改组，并于1962年通过了赫鲁晓夫制定的《关于组建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在赫鲁晓夫的执政期间，经过几次改组，中央书记处成了一个具有相当大实权的机构。然后，他又一步步把国家安全机构、外交机构、政府机构和党的机构统统都置于书记处的绝对领导之下，而书记处的书记是赫鲁晓夫，反过来说，赫鲁晓夫就是书记处，所谓苏共领导，实际上就是赫鲁晓夫一个人说了算的领导。他说斯大林搞“独裁”，其实是他自己在搞独裁。　　

赫鲁晓夫对权力的核心机构，苏共党政领导机构的一次次改组，使各级领导干部感到无所适从，党组织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这种状况，不断在全国引起混乱和不满，并构成了对赫氏权位的潜在威胁。历史有时总爱和人开玩笑，尽管赫的主观愿望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然而客观上却为他丧失最高权力挖好了陷阱。这真是历史的报应。　　

三、赫鲁晓夫改革权力体制的严重后果　　

赫鲁晓夫所进行的权力体制的改革，虽然客观上起到了一些解放思想，调动了部分地方及少数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其行动方式方法鲁莽草率，结果权力调整的激发动力大部分又变成一种破坏力。总的来看，赫鲁晓夫对权力体制的修正改革是失败的，不管是对国内还是对国际造成的不良后果和影响都是严重的。　　

（一）对苏联的政治经济造成极坏的后果　　

赫鲁晓夫的改革几乎是一种盲动蛮干，既有害于政治的管严保稳，又不利于经济的放宽搞活。许多“倒行逆施”的改革措施不仅没有兴利除弊，反而增添了许多新的难题，给苏联带来的是一片混乱，甚至是灾难。　　

1963年每卢布的工业投资效益比1958年低了15个戈比，据此推算，工业投资损失约1500亿卢布。除了电力和治金工业外，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的生产增长率都在急剧下降。市场上出现了一方面大多数工业商品短缺，另一方面是滞销商品的积压程度日益严重的反常现象。乱改革、瞎指挥，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7年以来，苏联农业生产形势迅速恶化，谷物产量远远少于创纪录的1956年。1963年农业生产总量较之1962年下降了10.7%，甚至比1958年还低；生猪存栏头数从1958年的7000万骤减为4100万，牛的存栏头数减少了150万，羊减少了3600万。　　

随着改革的负效应日益增大，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强烈，几乎所有阶层的群众都有理由大发牢骚，怨天尤人；工人由于食品短缺，许多消费品供应不足，价格不断上涨而大为为满；养老金领取者不得不面对实际收入下降的现实而唉声叹气；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因从耕地上所获收入日益减少而怒气冲天；武装部队的军官因削减退体金而深感不安，内务部的指挥员因取消津贴而人心骚动；机关干部被无休止的“重建改组”弄得心烦意乱；党的各级专职领导对频繁的调整和在区一级重建党的管理机关而大为反感，普遍产生逆反心理 ；即使是身在高位的国家领导人也对减少自己的特权待遇而大为恼火。总之，到了1962年，赫鲁晓夫的声望已大大下降，到1963年，反对赫鲁晓夫改革的声浪日益高涨，他的改革也越来越难以继续下去，如果再继续下去，就可能爆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灾难。在此条件下，他的“好学生”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用突然袭击的和平政变形式，把他们的“恩师”赫鲁晓夫赶下历史舞台。　　

（二）对国际共运的恶劣影响　　

大凡革命都要付出代价，而大的革命要付出大的代价。资产阶级革命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更是这样。而且由于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以推翻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为目标的空前深刻、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又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在其发展前进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重大的曲折和严重失误。而在斯大林执政期间所发生的“大清洗”运动、对敌斗争扩大化等错误，都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的复杂性缺乏正确认识而造成的。所以，我们说斯大林犯的错误都 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错误。而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的改革过程中，全盘否定斯大林，并极力妖魔化，把斯大林时代说成是阴森恐怖的“个人迷信时期”。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不仅是丑化了苏共历史，还把社会主义制度描绘得一团黑暗，为世界上一切仇恨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卫道士们帮了大忙，为国际范围内否定社会主义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思潮自动打开了闸门。赫鲁晓夫推行修正主义改革丑化斯大林的恶劣影响是非常大的。到20世纪末期，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风雨中，对苏联亡党亡国负有重大责任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社会主义的“掘墓人”，正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修正主义大潮中成长起来，按照赫鲁晓夫的政治路线标准培养出来的接班人。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摧垮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赫鲁晓夫之流们是第一大功臣。　　

综观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中，基本有三种类型：　　

1、理想主义型；这类具有革命理想主义的领导人，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念。这种人掌大权后，一定会坚持走社会 主义道路，一定能用社会主义的公共权力，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这类人是人民领袖，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做到鞠躬尽粹，死而后已。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都是人民领袖的代表人物。人民领袖所进行的任何改革，其目的都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社会主义的权力公有制，都是千方百计严防“公仆”变“主人”，公权变私权。　　

2、现实主义型：这种类型的领导人，当上最高领导人以后，仍会坚持社会主义信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类领导人往往会把维护个人权力看得比较重，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力地位，往往回避矛盾，用权术平衡各种权力斗争，甘当太平天子“维持会长”，这类领导人只能守业，不可能开拓进取大胆创业。　　

3、实用主义型：这类领导人尽管披着共产党的红色外衣，而内心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对马列主义没兴趣，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不能实现的“鸟托邦”，向往的是资本主义世界。这种人一旦踏入仕途，就会为夺取更大的个人权力而不惜采用一切卑鄙手段。这种人都是两面脸，当面是人，背地是鬼，而且非常善于伪装。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种人一旦大权在握，马上就会撕掉社会主义的外衣，露出复辟资本主义的凶相，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把人民赋予的公权变私权，由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变成新生资产阶级权贵和为这些权贵服务的忠实走狗。例如，赫鲁晓夫、叶利钦，戈尔巴乔夫、邓小平等都是这种人。哪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一旦被实用主义型的领导人篡夺，这个国家就会大难临头，广大劳动人民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果实，就会在短时间内付诸东流。　　

第五章 勃列日涅夫时期权力体制的质变　　

　1964年11月14日　，苏共中央举行了一次历史上有名的全体会议。这次会议用突然袭击的“宫廷政变”方式迫使赫鲁晓夫“自愿退休”，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从此标志着赫鲁晓夫时代结束，进入勃列日涅夫的执政时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针对赫鲁晓夫改革权力体制的种种弊端，马上开始对苏共的权力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一、勃列日涅夫改革权力体制的内容　　

    （一）恢复统一的党组织　　

在1962年11月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通过了按生产原则改组中央与地方党的机关的决议。从此统一的苏联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都建立了两个平行的委员会，即领导工业生产的党委会和领导农业生产的党委会。与此相适应，各级苏维埃以及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甚至职代会和共青团等群众组织也都一分为二，分别管理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这一改组造成了机构职能与领导体制的混乱，削弱了党对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领导，引起了干部队伍的动荡。使党的各级干部对此感到不满，甚至怨声载道。正是这些促使勃列日涅夫们把他们的“恩师”赫鲁晓夫赶下台。　　

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于1964年11月16日，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根据中央主席团委员波德戈尔内所作的报告，讨论了按生产原则改组党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最后，通过了《关于把州·边疆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的决议》。在恢复了统一的党组织的同时，对苏维埃、共青团、工会等机构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这样就把赫鲁晓夫推行的所谓按生产改组党的原则全部推翻，恢复了原来的统一领导体制。这一改革措施当然无疑是正确的，所以受到了各级干部的拥护和支持。　　

（二）恢复按部门原则组织工业管理的机构　　

1965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决议，决议要求恢复“按部门原则组织工业管理，按工业部门成立联盟兼共和国部和全联盟部。”[27]根据中央的这一决议，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共和国经济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被撤销，重新建立了中央部门领导系统。　　

（三）取消了按固定比例定期更换干部的制度　　

     在1966年4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对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章程进行了部分修改，主要是取消了党章第25条。因为这一条对各级党委（包括主席团）和党委书记在每次换届中必须更新人员作了硬性的规定。勃列日涅夫的这一项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干部队伍特别是稳定高层领导干部。例如，赫鲁晓夫下台时的11名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在“二十三大”时仍有7人当选，其余4人，有两人病故，两人因年老退休。“二十四大”选出的15名政治局委员，有11人在“二十五大”继续当选。“二十五大”选出的16名政治局委员，也有11人在“二十六大继续当选。苏共中央委员连续当选的比例也很大，地方党政领导的变动率也很低。　　

二、权力体制在僵化中质变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通过对权力体制的一系列改革，纠正了赫鲁晓夫执政的一些错误和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在全苏联呈现出一个比较稳定的形势。但是，勃列日涅夫没有利用这种形势，对权力体制的弊病进行改革，而是把稳定看作目的，甘当维持会长。长此以往，这种权力体制日趋僵化。具体表现如下：　　

（一）权力进一步集中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推行恢复部门领导体制的目标是想制止地方主义和管理上的无序状态。在改革的初期，中央对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及自主权还是比较注意的，但不久就又开始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中央对企业实行垂直领导。在权力集中的同时，国家机构和机关人员也不断膨胀。全联盟部和联盟兼共和国部由1965年的29个增加到1967年的55个，再增加到1982年的64个，大量的国家委员会和其他直属机构还不计在内。这64个部再加上20多个国家委员会和直属机构的正、副部长级领导干部达到800多人。以黑色冶金工业部为例，这个部共有正副部长19人，其中部长1人，第一副部长3人，副部长15人。一个普通公文的传阅，经常要几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据统计，1971——1975年间，机关工作人员增加了近22%，超过同期全国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16%）。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国家行政机构平均每年增加30万至50万人。[28]　　

    （二）党政不分和机构臃肿日益严重　　

在苏共的权力体制中，一直就存在着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问题。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尽管口头上说给予解决，结果此问题不仅没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后期，苏共中央的部级单位增加到20个，比斯大林时期的1948年增加了一倍。党中央的很多部的名称也和政府的基本相同，如农业部、国防工业部，能源部、文化部等等。这样便使中央的管理机构成倍地增加，庞大的官僚机构成了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不可替代的载体。　　

在管理机构和机关人员不断膨胀的同时，官僚主义作风也日益严重。国家机关人员逐渐脱离实际，不了解下情，不解决实际问题，主要靠下文件指导工作。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之初，管理国民经济的各种命令、指示和大小法规已达到20万种之多。它们为企业的全部活动规定了详尽的法则，而且这些文件经常前后彼此矛盾，有的甚至与国家颁布的法律相矛盾，使执行者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三）个人专断进一步强化　　

权力的集中必然导致个人专断的出现，而个人专断的加强又进一步促进权力集中。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比较重视集体领导，在政治局形成了由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得戈尔内组成的所谓“三驾马车”。开始时期，中央政治局的集体领导还是做的不错的。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定期每周举行一次，集体讨论党和国家内外政策中的重大问题。在提到党时总是说：“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很少突出个人。但是后来随着苏联国力的增强和勃列日涅夫领导地位的巩固，情况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大致20世纪从70年代中期起，勃列日涅夫逐渐培植和提拔了一批亲信，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三驾马车”开始瓦解，集体领导变得徒有虚名。1977年勃列日涅夫取代波得戈尔内而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柯西金的实权也不断遭到削弱。这样。勃列日夫实际上独揽了全国党、政、军大权。到勃列夫涅夫后期，政治局会议已不经常召开，就是开会时间也很短，一般由秘书班子将勃列日涅夫已决定的事向委员们宣布一下就结束会议。　　

（四）随着权力的膨胀，勃列日涅夫也逐渐喜欢别人对他的个人崇拜　　

1976年5月，他被授予苏联元帅的军衔，在苏联所有最高领导人中只有斯大林曾获此殊荣。接着，1966年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和金星勋章之后，又在1976年和1978年连续两年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和金星勋章。1976年12月，他70岁生日时《真理报》连续七天开辟专栏，刊登大量庆贺他的文章，其中充满了奉承和颂扬。1981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六大”，宣传媒体在报道中说：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时曾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这种“盛况”已经超过了斯大林时期。　　

（五）领导干部老化和实际上的终身制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采取稳定干部队伍的措施在一定时间内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把稳定推向极端就必然出现领导干部老化的弊端。这个问题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表现的特别突出，如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连任的占83.4%，如果去掉逝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的比例高达90%。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员，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从1965年——1984年间，大部分政治局委员的任期达15年以上，中央委员12年以上。中央委员中任期最长的达25年和34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为70岁，实际上已是终身制。　　

（六）民主与法制建设日益形式化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虽然从口头上强调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实际上大部分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或流于形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代表大会是正常召开的，但是这种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每次代表大会对重大的问题不是提出批评和建议，代表的发言绝大多数是表态性的，除了热烈拥护以外，就是大肆吹捧中央领导，特别是对勃列日涅夫大唱赞歌。党代会实际上变成了歌功颂德的节目欢庆活动。就连普通党员干部的民主权利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保证。因为各级党组织的选举都是等额的，候选人都是由上级党组织圈定，并且不经过充分的协商，只体现少数党领导的意图。党员对党组织，特别是对党中央领导如果提出一些尖锐的批评意见，轻则不予理会，重则受到打击报复。　　

社会主义民主流于形式不仅表现在党内，还表现在各级苏维埃不能真正发挥其劳动人民代表机构的作用。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虽然国家宪法对苏维埃的地位作了明确的规定，而且通过了不少立法来扩大最高苏维埃和地方各级苏维埃的权限，但是，由于共产党包揽一切的权力体制没有任何改变，就使得各级苏维埃实质上形同虚设，成了橡皮图章。那些保障苏维埃权力的多项立法，只停留在理论空谈，真正执行起来相当困难，绝大部分成为一纸空文。　　

上述问题的存在日益严重，加上监督不到位，苏共的权力体制逐渐发生异变，由公权变私权。　　

三、腐败之风日趋严重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权力体制中的严重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领导干部中的腐败现象不断滋长，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腐败而且成风，究其形成的原因，除了修正主义改革这个腐败源头之外，还有两方面主要因素：
    （一）党内外缺乏真正的监督机制和切实的反腐措施　　

从表面上看，1965年勃列日涅夫刚上台就对监督机构进行了调整和加强。这一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改组党和国家监督机关的决议》，决定把原来的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关改组为人民监察机关。紧接着，196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恢复了在1962年被撤销的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改组，苏联部长会议建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地方各级苏维埃和企业、农庄也分别建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设立了人民监督小组或人民监督员。1968年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苏联人民监督机关条例》，1979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又通过了《人民监督法》，从法律上对人民监督作了明确的规定，并进一步制度化。到勃列日涅夫后期，全国已建立起一个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庞大的监督系统。在党内，与恢复苏共中央党监察委员会同时，地方各级党组织的监察委员会也相续恢复和建立。苏共中央曾多次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监察委员会的作用。应当说，苏共上述党内外监督机构对制止和处理一部分普通党员和一般国家干部的违反党纪国法现象是起到了某些作用，但事实证明对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受到领导干部保护的违法乱纪者却常常无能为力。因为，在各级领导干部手中集中了包括监督权在内的全部权力，领导干部之间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网，没有真正强有力的监督手段，想打破这张网是不可能的。　　

（二）领导干部思想上的蜕化变质　　

苏共的领导干部队伍长期稳定和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流于形式，使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不仅在工作中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而且在思想上也大量滋长贪图安逸，追求享受的欲望。特别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致使广大党政领导干部思想上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破灭，一切剥削阶级的精神魔鬼死灰复燃，无情地吞噬着社会主义的灵魂，从内部摧垮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基础。这样，苏共的党政领导干部们，不以享有各种政府规定的特殊待遇为满足，如特殊商品供应，特殊医疗服务，公费休假以及拥有乡间别墅，他们还会千方百计的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贪污受贿，非法经营甚至公然盗窃等等卑鄙手段把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据为已有。于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重大社会问题就出现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那就是经济犯罪活动日益严重。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在领导干部中一批又一批担任企业和管理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直接参与这些犯罪活动，并且经常得到更高一层当权人物的幕后支持，有不少大案要案都涉及到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　　

四、特权阶层的形成　　

在勃列日涅夫的执政期间，由于权力过分 集中和监督不到位，随着腐败的滋生与迅速蔓延，最终形成了一个公权异化物，即所谓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的成员主要是各级党、政、军机构以及群众团体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以及一部分当权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有人说这个“特权阶层”的产生是斯大林时代的罪恶，其实此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斯大林时期确实出现一批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比较高，也享有一些特殊待遇。但是，高工资和某些特殊待遇并不等于特权，而且这些人人数较少，在全国并不普遍，还无法构成一个“阶层”。更重要的是当时处于革命与战争年代，一方面，国内物质生活条件还很不富裕。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当时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奉献为荣的主流价值观支配着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和群众的世界观，加上斯大林执政期间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经常清洗和卫国战争的艰苦斗争环境也使得干部队伍无法稳定。所以，应该承认在斯大林时期还不具备产生“特权阶层”的主客观条件。于是多数人承认这个“特权阶层”是产生于赫鲁晓夫时代，最终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执政期。　　

“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　　

（一）他们掌握着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领导权，而且利用这种权力谋取各种不正当的利益。　　

（二）他们绝大多数人受过高等教育，文化程度较高，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有机会去西方国家留学，“考察”、学习、访问等。　　

（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思想上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教条主义者，是只会纸上谈兵，不善于作实际工作，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　　

（四）这个“特权阶层”中的党政领导干部，虽然大部分人表面上也说拥护社会主义，而在内心深处向往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一旦有机会，马上就会公开背叛社会主义，投入资本主义怀抱。　　

关于苏联“特权阶层”的人数，一直众说纷纭。据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估计大约有25万人左右，约占全苏联人口的千分之一。例如英国萨里大学苏联问题专家默文·马修斯博士认为，苏联当时的“特权阶层”总共大约有25.5万人，其中党的高级官员约9.5万人，国家、共青团和工会官员约6万人，知识界高级人士约5.3万人，其余5万人为高级企业人士和军人等。[29]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学者中又有人估计当时这个阶层的人数为50万至70万人。看来对此要想作出精确的统计还是相当困难。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形成的这个“特权阶层”，虽然包括了当时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军、部门和社会团体中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但并不是全部。其中还有一部分干部主观上并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只想维护现状，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在现有权力体制下舒舒服服过日子，因此，这部分人反对任何动摇这一体制的改革。但是，正是这种为维护现状所作的努力使国家陷入严重的危机，同样无法阻挡苏联向着资本主义演变。总之，整个“特权阶层”的人，不论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上，他们都已经不再是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完全变成了人民的“主人”，变成了靠压迫剥削工农群众为生的新权贵，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　　

综上所述，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基本上是推行了一条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的路线，虽然辛辛苦苦当了18年的维持会长，但是由于他没有根据变化的苏联国情，推行完善社会主义权力体制的改革，最终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推向了亡党亡国的边缘。　　

第六章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葬送苏共政权　　

一、改革势在必行　　

　1982年11月12日　，尤里·安德罗波夫接替逝世的勃列日涅夫担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上任后提出了他的如下改革思路：　　

其一，在政治方面，以整顿社会纪律和调整不称职干部为中心内容；其二，在经济上提出运用科学技术尽快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安德罗波夫主张改革的措施要综合、配套，要把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以及实行经济民主，政治民主结合起来。安德罗波夫的改革虽然对“停滞”的苏联社会造成了不小的震动，但他在位只有15个月，很多改革措施还没有来得及出台，他就在政治舞台上永远消失了。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病逝。13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选举契尔年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不料契尔年科这位重病缠身的73岁老人，继任不到一年就谢世长辞。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当时苏联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　　

（一）经济状况日益恶化　　

苏联在战争年代形成了以高度集中和指令计划为特征的经济管理体制，长期以来，这种体制被绝对化，到80年代，许多经济问题日益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　　

第一，经济发展战略与产业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苏联一直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发展，重工业畸重，轻工业，农业相对落后。国民经济中的农轻重比例，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长期处于严重失衡状态。1985年，生产资料生产等于1940年的35倍，而工业消费品生产只增长12倍。到80年代上半期苏联工业固定基金中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固定基金只占约10%，经济结构不合理，应有的比例关系被破坏，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　　

第二，科技作用下降，粗放型经济潜力基本耗尽。苏联多年来忽视运用科学技术的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苏联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外延式”方法，所以到70年代以后，苏联的劳动力和资金日益短缺，粗放型经济的潜力基本耗尽。1985年苏联基金产值率比1960年下降55%，单位国民收入所消耗的能源、金属、水泥长期比西方国家高出一半到一倍。这样投入多，产出少，产品质量差，资源消耗大，严重阻碍以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苏联经济增长事实上已走到了“油干灯草尽”的地步。　　

第三，经济发展步子日趋缓慢。由于在经济上坚持和固守高度的集中统一，到80年代初，苏联95%左右的产品价格仍由国家规定，95%左右的物资仍由国家调拨。经济体制过于集中，统得过死，致使国民经济缺乏生机与活力。　　

（二）“特权阶层”横行霸道　　

苏联的“特权阶层”，产生于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特权阶层”在苏联得势的几十年间，恶迹累累。政治上垄断权力资源，经济上利用各种卑鄙手段，把公有财物变成私有财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勾结起来，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特权阶层”统治，使苏联的社会管理僵滞腐化，突出的表现是：　　

首先，政治思想理论教条化，管理统治日趋专断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不能根据变化的国情，与时俱进，对同官方看法不同的东西统统当成“异物”加以压制、打击；对不同的学术观点采取贴政治标签的方法横加批判。　　

其次，“特权阶层”在领导国家建设过程中，在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上，片面强调 集中和专政的作用，轻视集体领导，压制人民群众的监督，使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日益下降。　　

第三，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重积累，轻消费，造成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不快。据统计，80年代上半期，苏联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只相当于美国1/3左右，不仅日用消费品长期匮乏，而且住房、交通、通讯、卫生等各种生活服务设施发展速度也十分缓慢。　　

第四，民族矛盾日趋激化。苏联长期以来民族理论简单化，把民族矛盾等同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把民族矛盾的消失、民族的统一过程等同于公有制经济基础，共同阶级结构的建立和经济的一体化过程，忽视客观存在的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民族矛盾的尖锐性，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从60年代至80年代民族关系恶化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三）国际军事政治关系日趋紧张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为谋求军事优势，苏联超越国力，疯狂地同美国等进行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谋求世界霸权，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首先，军备竞赛强化了苏联国民经济军事化。在综合国力远低于美国的情况下，为了军备竞赛不得不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其中特别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这就必然造成军用与民用的比例失调。　　

其次，军备竞赛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把国民收入的15——20%用于国防和武器生产。军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为了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军事开支达7000亿卢布，在远东为了同中国对抗而增加军事开支达2000亿卢布；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花费3600亿卢布。苏联大搞军备竞赛争霸天下的结果是加剧了国际间的对抗，导致国际关系日趋紧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形势。苏联的改革，并不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苏联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使然，改革是唯一的选择，换任何人当总书记都会进行改革。历史已把苏联推到了十字路口，不进行改革就会全面崩溃。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改革的方向是可以选择的，可选择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选择资本主义改革路线走向资本主义，不幸的是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后者。　　

二、戈尔巴乔夫改革权力体制的内容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首先提出加速经济、科技发展和进行经济改革的主张。1985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哈佛计划”，从那时起曾先后提出过七个经济改革建设纲领。这些改革措施实施的结果，不仅没有解决好苏联经济问题，反而逐渐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重重危机，为了摆 脱困境，戈尔巴乔夫又开始对全面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对权力体制进行迅速改革，具体内容如下：　　

（一）思想文化舆论方面实行民主化，公开性方针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刚上台，就提出在思想文化舆论方面突出发扬民主，扩大公开性方针。1986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又提出让“公开性”“大放光明”使“公开性成为社会生产的准则”，“成为不断起作用的制度”，提倡“彻底的公开性”。1987年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随后颁布了《全民讨论国家生活主要问题》等法律规定，推行扩大公开性的改革措施，把实现“社会全面民主化”作为苏联“现有政治制度变革的纲领”。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公开性的决议》，认为实行民主化必须实行公开性，“公开性要求在有关对内对外政策的任何问题上的意见多元论”，把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并列为苏共提出的三个“革命性倡议”。首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多元化”，要求实现“完全的全民性”，“完整的和无条件的民主”，放弃政治思想垄断，突出人权、民主、自由和法治等。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1990年7月，苏共28大通过《纲领性声明》，根据《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消意识形态垄断”，“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批判斯大林主义。1991年苏共中央7月全会进一步发展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把它作为苏共的改革纲领和党章准则。28大通过的《纲领性声明》和1991年苏共中央7月通过的新党纲草案，实际上已取消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和垄断地位。　　

为了推进民主化，公开性的改革，从1986年4月，苏联在全国范围内就开始“开禁”新闻舆论工具，下放权力，放弃领导，报纸、杂志，电视台报道什么及如何报道，完全由各编辑部自主决定，改革文艺作品审查制度，扩大创作团体的自主权，取消对文艺的各种控制和审查，允许被禁作品出版。1988年初，取消禁止反共宣传的法律。从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新闻出版法》规定允许各党派团体和私人创办和运用各种新闻媒体。在实行民主化，公开性改革的同时，戈尔巴乔夫又大力推行人民自治，强化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权的监督，允许公开批评和辩论，公开揭露，公开报道情况，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公开讨论各种问题等等。特别是在“苏联历史上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和空白点，不应该存在可以避而不答的问题”指导下，把重评历史一步步引向否定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二）大批撤换领导干部　　

从1985年开始，苏共大力整顿干部队伍，成批撤换领导干部和大幅度调整领导班子。截止1986年2月，苏共27大前夕，已有140多名党中央各部、政治局、书记处和政府各部，部长会议的以及加盟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和州委书记被撤换。1985—1986年，通过干部提早退休和轮换，调整了1/5的干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的干部撤换了90%。1986年2月，苏共27大进一步提出改革干部制度和政府管理机构，实行轮换制和对负责干部的鉴定制，逐步扩大企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选举制。到198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24名成员被更换，调整了317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中有2/3的副主席被撤换，有1.3万多名干部被解职，其中部长级干部60多人，共和国、州一级干部被更换33—40%。　　

1988年9月，苏共中央举行特别会议，对领导班子进行改组，解除葛罗米柯等5位老资格领导人的职务，提升麦德韦杰夫等4人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1989年4月，苏共中央决定让包括葛罗米柯在内的110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集体辞职”。1989年9月，苏共中央决定撤销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谢尔比茨基、民科诺夫以及政治局候补委员索洛维约夫、塔雷津的职务。这样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政治局委员中除他个人以外，全部被清除出去，连27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也被更换一半以上。到1991年8月，所有6个边疆区，142个州和2个直辖市（莫斯科和基辅）的150名党委书记更换138个，占92.5%。　　

（三）精简管理机构，改革组织人事制度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大量撤换领导干部的同时，大幅度调整管理机构，改革组织人事制度。具体作法：其一，大力改组和合并政府专业管理部门，扩大综合部门和地方权力，减少中间层次，分散管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能，转变政府职务。1982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决定，把2个分管农业的全联盟部和主管部门合并成国家农工委员会，削减管理工作人员50%以上。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决定，全联盟机构削减40%，各加盟共和国机构裁减50%，各州和边疆区机构减少1/3。调整国家权力机关，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改革苏维埃代表的选举制度，设立常设会议，专职委员。大力改革党的机构，撤销或调整党内同政府相重叠的部门，取消党的“调度职能”和具体管理职能。党内实行差额选举，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各级党委领导。从1989年9月起，苏共撤销了党内的各个生产部门，一次就解散苏共中央管理工农业的9个部，设立了各种与党的工作相关联的委员会。据统计，到1989年3月，中央一级党的机关因此而减少了一半，人员压缩约40%；共和国至区的党机关压缩44%，人员裁减30%。其二，调整干部政策，改革干部任用制度，推行干部竞选制和任期制，取消终身制，强化集体领导和对党员、干部的监督。1990年3月，苏联人代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决定设立总统和总统委员会。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第一任总统，随后成立由15人组成的总统委员会，增设副总统。1990年12月第四次人代会将政府的行政权完全归于总统，撤销总统委员会，成立总统直接领导的安全会议，实行总统直接领导下的，总理具体负责执行的内阁制，设立苏联最高仲裁法院和最高苏维埃监察院。　　

（四）改革政治体制，逐步明确走向多党制，三权分立　　

苏共27大提出党政分开问题，要求调整各政治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职权划分，下放部分中央权力，提高苏维埃和社会团体，基层集体的地位、作用，改进党的领导体制，充分发挥其它组织的作用等。1986年12月以后，苏联开始释放“持不同政见者”，重新开始赫鲁晓夫没有完成的事业。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否定和批判党的传统模式。同年春天，在莫斯科等地开始出现不要共产党领导的“非正式团体”和非法的集会游行；年底，苏共承认不要共产党领导的“非正式团体。”　　

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专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改革苏维埃制度，恢复苏维埃的“充分权力”和全权地位，扩大苏维埃会议解决问题的范围，改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建立“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最高苏维埃主席”职务，实行权力中心由党向苏维埃转移，削弱党的领导作用，改变代表机关与执行机关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克服执行机关凌驾于代表机关之上的现象，重新确立代表机关对执行机关的领导地位；加强人民代表机构的议事和决策功能，增加社会团体直接选出的代表，提高社会团体的作用，改革苏维埃代表的选举制度，批准人民代表选举法，实行普遍、平等、直接选举等；实行党政分开，扩大基层党组织的权力；完善监督机制，合并中央检委和监委，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律监督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发展联邦制，建立“法制国家。”　　

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结束立陶宛视察时指出，不要害怕实行多党制，不久苏共中央同意实行“多党制”。截止到苏共28大召开时，全国性政党已有20多个。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准备修改宪法，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决定实行多党制。1990年3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修改宪法第6条，修改党章等问题。与此同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修改苏联宪法第6条，取消苏共法定领导地位。此后不久，苏联又颁布了《社会团体法》，使多党制合法化，并提出苏联将实行“政治多元化”，推行多党制，议会制和三权分立。1990年7月，苏共28大进一步确认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大会通过的“纲领性声明”，决定放弃苏共的“政治垄断”，把“政权转交苏维埃”，指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于管理效率来说具有关键的意义，并通过关于经济政策，军事政策、民族政策”等92项决议，提出“建立新的联邦制”，批判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要求“排除任何阶级、政党、集团、官僚管理体制的独裁专政”，实行以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和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制度。1991年苏共7月全会通过新纲领草案，完全取消民主集中制，变苏共为议会党。“8.19事件”后，苏共被取缔，一切活动权利都被剥夺，就这样戈尔巴乔夫与叶里钦打着民主、法制的旗号，用忽悠欺骗老百姓的方式，一步一步走向资本主义。至使执政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垮台了。　　

三、戈尔戈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教训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行动迅速，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是苏联历次改革所没有的。这次改革虽然从客观上说取得一些局部成效，例如，经济改革有所突破，政治体制改革打破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加强了人民群众和整个社会的监督职能等。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搞的经济凋蔽，民怨沸腾，民族危机加重，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政局严重动荡，社会思想文化混乱，直接导致了苏联出现亡党亡国的悲剧。因此，从总体上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破坏性的，失败的改革，有着惨痛的教训，对于失败的原因我们必须进行总结，以此为鉴。　　

关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有三条：　　

（一）选择了走向资本主义的改革路线　　

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戈尔巴乔夫从开始改革，他的方向目标就是错误的，他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想摧毁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错误的路线指导下的改革，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瓦解。戈尔巴乔夫所以会选择资本主义改革路线，是由他本人的以下因素决定的：　　

第一，戈尔巴乔夫是苏共党内走资派　　

有人说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并不想背叛社会主义，只是政治信仰不坚定而已，此论并不准确。因为，1950年19岁的戈尔巴乔夫被录取到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此后五年，特别是斯大林1953年逝世后，政治上受的教育，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戈尔巴乔夫正是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培养的接班人。他从思想上不再信仰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已经破灭。随着年岁的增长，戈尔巴乔夫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逐渐定型，但迫于自己是共产党的官，只好口头上喊社会主义好，内心里向往资本主义，把走资本主义道路作为他的人生追求目标。对此的有力证据是，1999年他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的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只有身居最高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30]戈尔巴乔夫的自白充分说明，他早就成了苏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戈尔巴乔夫非常清楚要搞垮苏共，必须窃取苏共的最高领导权。主观目标明确，客观政治环境、气候适宜，戈得以在官场步步高升。只所以他最终能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第一文凭高。戈尔巴乔夫1955年莫斯科大学毕业后，1967年又毕业于塔斯夫罗波尔农学院涵授班，拿到两个学位后，成了苏共高层领导成员中文凭较高的，符合干部知识化的要求。　　

第二年轻化。自勃列日涅夫等接连三位总书记去世，最高领导任职短促的现象已使苏联广大党员干部十分厌倦，而戈尔巴乔夫生于1931年，是当时苏共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这是他的一大优势。　　

第三长于作秀。戈尔巴乔夫自1978年调入中央以后，在工作中常有突出表现，能成段成段的引用和背诵马列主义著作，思想活跃，前卫。早在1984年3月，在《全苏关于农工综合体经济会议》上，他就开始使用“改革”一词，并提出“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使他成为人们心目中 “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第四伪装革命。戈尔巴乔夫只所以能获得苏共党员干部的信任，最重要的是他善于伪装，在工作中，表面上表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态度。就连苏共最资深的政治局委员葛罗米柯也曾被蒙蔽，推荐戈为苏共总书记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有一句著名的话给于评价：“他有一副（对付社会主义敌人的）铁嘴钢牙”。戈尔巴乔夫在就职演说中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同志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地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人民，为列宁的伟大事业服务”。　　

第五善于跑官。长期以来，苏共干部选拔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少数人说了算，“任人唯亲”。所以谁能有机会更多地接近领导人，为领导人个人服务得好，谁就有更多的提拔机会。为了升官，戈尔巴乔夫利用他所领导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苏联著名的疗养圣地这个有利条件，利用为最高领导们服务的机会，顺利地与苏共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苏斯洛夫等拉上关系获得信任，成为他登上权力顶峰最重要的“关系网”。加上戈尔巴乔夫又具有随机应变、能屈能伸、四面讨好、八面玲珑的本领，很快就博得高层领导的好感。　　

第六党内走资派集团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开始执政时，党内走资派已形成庞大的特权利益集团。这批人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实质上早已坠落为党内走资派，他们不仅不怕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而且他们从内心里希望共产党早变，快变。因为对他们来说，只有出现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的“变天”，才能从“制度”上保证自己的利益，才更能使他们“名正言顺”地侵吞用权力掠夺来的公有财产。正如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所说：“叶利钦是领导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共产党最高级官员，后来成了俄罗斯总统。我们认为，他们转而拥戴资本主义，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31]苏联解体崩溃之后的最大赢家是谁？正是那些党内走资派。这批人是戈尔巴乔夫搞垮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的政治同盟。　　

由于上述原因，戈尔巴乔这个无论是领导能力，政策水平，或者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等各方面，都不具备大国领袖素质的“中山狼”式的小人，却在苏联面临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篡夺了最高领导权。掌大权以后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路线，是他必然的追求。　　

（二）推行民主化，公开性等错误的改革方针　　

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刚开始，就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等，不符合苏联政治变革的客观要求，与政治管严保稳是背道而驰的。当时的苏联体制结构，在经济文化方面过度集中统制，但在政治领域，由于过多地集中管制经济文化方面的事务，政治体系主体增设机构人员，增加层次环节，造成过度分散臃肿；政治体系主体过度臃肿，又造成政治上层，领导个人过分集中垄断，独裁保守。也就是说，苏联政治改革既有加强集中，消除政治体系主体分散臃肿的一面；又有发扬民主，解决上层个人集中保守的一面；并且两者相对而言，加强政治体系主体的精简集中更是首要的事情。因为只有政治管理体系主体具有适当的集中，领导上层的过分集中保守才能消除，整个政治领域才能管严保稳。由此说，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方面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多党制等，总的来说是错误的，是不符合苏联政治改革现实要求的，它必然会给苏联带来深刻的危机，造成严重的后果。　　

1、民主化，公开性等给苏联文化宣传领域造成极大的混乱。苏联自十月革命以后，官方对舆论工具和文化领域进行严格的控制，针对这种统制过死的管理体制和民主化、公开性不够的弊端进行一些改革是完全必要的。强调发扬民主、扩大公开性是应该的。但是，问题是决不能离开法制、纪律和集中去提倡“无条件”的民主，搞“民主崇拜”，“民主迷信”；也不能不分场合，在所有领域，所有的方面都搞民主化，搞没有限度的公开性。人类社会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没有“彻底的公开性”，和“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戈尔巴乔夫在推行民主化，公开性等改革的同时，没有及时地加强适当集中和法制建设，对新闻媒界，文化宣传等放弃领导，放任自流，致使民主化，公开性失度，宣传舆论失控，苏共的思想舆论阵地逐渐丧失殆尽。结果民主化，公开性等诱发了民主极端化，导致宣传领域混乱和全国范围内无政府主义大泛滥。　　

2、民主化，公开性等给苏共造成了严重的思想组织危机，导致苏联政府软弱涣散。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民主化、公开性，纠正历史错案等，符合“人心思变”的要求，因而当时确实产生了较大的“轰动效应”。但是，他片面理解民主和公开性的意义，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突出强调自由民主，扩大开放和基层组织的自主权，很少谈论集中和纪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走到极端民主的自由主义。民主化，公开性等把苏联国家机关中的工作程序和官僚腐败问题都暴露在人们面前，人们可以任意发表不同意见，从而直接引发了对斯大林无休止的批判。从对斯大林个人的批判，扩展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从否定斯大林扩展到全盘否定苏联历史。说起来真令人不可思议，苏共领导人竟然带头把苏联历史说得几乎一无是处，一切不如西方，只有跪倒在他人的脚下乞讨，才会感到那么一线活路，竟会让驻外使节向外界推销咒骂苏联，丑化苏联的作品。这样全盘自我否定，自己给自己扣屎盆子的拙劣闹剧在人类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例。　　

由于缺少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完全否定的揭发批判过去，大大削弱了政权统治权威，导致意识形态多元论和政治多元化，给苏共造成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和组织危机。据调查，1988年前的几年内，人们对苏共的信任率70%左右，1990年则下降到约20%，1991年初则进一步降为百分之几。从1988年下半年苏共内部开始出现大批党员退党现象，后来其势头越来越猛。1990年一年全国有180万党员退出苏共，仅1991年头7个月，退党者达到240万人。民主化，公开性等还导致了一种新的基层组织形式——独立的非官员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出现。民主化，公开性助长了党内的派别化和涣散倾向，使苏联变成了各种政治势力共存的多元社会。各种独立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政党和游说集团大量涌现，导致中央控制不了地方，法律失效，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苏联党和政府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和瘫痪之中。　　

3、民主化，公开性的推行激化了民族矛盾。虽然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提倡民族分立主义，但是他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削弱了政治调控管理，引起社会动荡失控，损害和破坏了各民族之间赖以联合与协作的共同政治经济基础，触发了历史上长期积存的民族纠纷与民族矛盾，激化民族主义情绪，为民族分立主义思潮的掀起和泛滥敞开了大门。民族分立主义势力急剧膨胀起来，不少民族及共和国要求回复历史状况，许多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出现民族主义组织，甚至在某些地方党组织中民族主义也占了上风。一些少数民族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返回家园，重新划分区域；闹独立的加盟共和国直接对抗中央政权，民族冲突接连不断，流血事件多次发生，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伤，60万人沦为难民。这样，统一的苏联终于在民族矛盾的总爆发和民族分立的巨大浪潮中分崩离析。　　

4、民主化，公开性滋长消极腐败现象。长期以来，苏联党员干部中滋长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走资派集团”坐大以后，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普遍化，严重损害了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党和政府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导致政治、经济情况混乱和恶化，随着民主化和多党制的施行，一些党员干部乘机混水摸鱼，贪脏枉法，大发国难财；一些领导干部摇身一变而为“民主派”活动家，他们热衷于争权于朝，争利于市，根本无视民众疾苦，成为新型的官僚政客；一些党员干部士气低落贪图钱财，不干工作，忙于个人致富。结果，党和政府的威望日趋下降，以至最后干部队伍溃不成军，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机构全部瓦解。共产党员、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起来保卫党和领导机关，而是纷纷离党而去，最终苏共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　　

（三）权力体制改革方式方法的失误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改革，特别是权力体制改革，采取的方式方法是直接冲击党建模式和国家政治体制结构，短期内造成政局失控，社会动荡。苏共长期内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党的机制模式。这种机制主要由以下三方面的因素构成：　　

1、党内实行比较严格的等级服从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员缺少民主权利。　　

2、党的各级机构，干部及整个国家机关干部实行委任制。　　

3、党政不分，整个国家的权力大多集中于党、集中于党中央。　　

这三个方面相互作用，共同配合，使党的领导成为一个严密统一的有机整体。特别是党员的绝对服从，是党从事一切活动的前提和条件；而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又是保证党员绝对服从的主要手段和保障；要使委任制起到控制党员行为、维系党的运转的作用，党就必须集中国家的权力，必然要求以党代政。这三方面缺一不可，损害任何一方都将危及，甚至瓦解整个党的存在和运行。　　

戈尔巴乔对权力体制的改革，开始并没提出放弃党的领导。但是，这场改革直接从改革党入手，实行党政分开和权力中心向苏维埃转移，还权于政，还权于民，改变委任制等等，这就直接冲击了党的机制，削弱了苏共的领导，降低了党的作用，致使党的机构组织名存实亡，直至最后四分五裂，瘫痪崩溃。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 是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权力体制中有集中就必有分散，有分散就必须有集中。苏共的权力过分集中，就导致政权主体部门过度分散；而政权主体部门的过度分散又必然促使和强化苏共高度集中，使苏共特别是苏共中央和中央少数领导成为凌驾于各主体部门之上的最高权力。主体部门的权越分散，高层的党的集中程度就越高。共产党一旦丧失政权集中统制，政权主体部门就会一盘散沙，动荡混乱，整个国家就会分崩离析，衰败消亡。　　

权力体制改革，只有首先加强政权主体部门的精简集中，苏共的高度集中统制才能逐渐弱化，国家政治体制才能维持稳定并逐步得到优化。但是，戈尔巴乔夫先把“根本改造党”作为权力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和目标，在政权主体部门依然臃肿庞大的情况下，直接改变苏共性质，修改宪法，取消规定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把苏共改造成为议会党，实行多党制，使苏共丧失集权地位。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动摇国家整体政治体制，使政权主体部门及整个政治上层建筑发生混乱，社会危机爆发，这样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解体也就不可避免了。　　

（四）戈尔巴乔夫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罪人　　

世界历史的发展经验证明：一个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崩溃往往与个人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由于历史的偶然性，这个人对于社会的建立与崩溃都会起到加速的作用。正如列宁所说：“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32]戈尔巴乔夫推行修正主义改革，造成苏联亡党亡国的败局，他应该负主要的历史罪责。　　

1、叛徒与内奸　　

有人说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只是政治信仰动摇，还没有背叛社会主义。此论并不准确。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已经54岁了，难道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年过半百还没有确立？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大学毕业前后，由于受赫鲁晓主义修正主义教育的影响，他的政治信仰已经明确：不再信仰马列主义，而是向往资本主义。他拼命往上爬，官越做越大，并不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想用篡夺的权力，改变社会主义的“天”，从内部颠复社会主义。　　

不错，在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在各种讲话中，在苏共的各种文件中，都信誓旦旦地保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前进，但这只是为了蒙骗群众。试想如果他一开始就公开复辟资本主义，肯定会遭到工农群众和一般党员干部的反抗而下台。所以他采取瞒天过海的骗术，一开始假装革命，然后，根据改革情况的变化，在时机逐渐成熟时，暴露出叛徒的嘴脸，充当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内奸，从社会主义堡垒内部，一步步地实施他摧垮社会主义的计划。　　

从承认党的领导作用，到公开赞扬多党制的思想；从遵循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到承认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从维护苏联的不可分割到纵恿国家解体。戈尔巴乔夫有条不絮把一个超级大国拖向崩溃的边缘。历史事实已经作出结论，他就是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与内奸。60多年前美国在杜鲁门、杜勒斯时代就开始设计摧垮苏联的计划。到1991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戈尔巴乔夫的危机与美国的机会》一书中明确指出：“戈尔巴乔夫是共产党组织培养的产物……如果危机加深到使他别无选择的程度，他才会接受肢解帝国，摧毁社会主义的改革”。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完全是按照西方政治家给他下达的任务，在一步步步推行着他的“改革”：摧毁苏联社会主义，肢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是戈尔巴乔夫的自白：“当叶利钦瓦解了苏联，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后，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33]靠共产党的培养，当了共产党总书记，却以葬送共产党政权，消灭共产主义作为人生目的，其叛徒和内奸的嘴脸，至此暴露无遗。　　

2、镇压“　8.19”　事件的参加者，改组联盟国家机关。　　

“8.19”事件的爆发绝非偶然，它是苏联国内各种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到1991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病，相反，由于他执行一条资本主义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把社会引入歧途。苏联陷入了经济崩溃、社会混乱，民族矛盾激化、共产党分裂、联盟陷入瓦解的灾难深渊之中。在苏联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等人为首的一批党政军高级干部，行动起来想用“政变”方式把戈尔巴乔夫赶下台，以此遏止亡国的悲剧，但最终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社会主义的叛徒的镇压下失败了。事件的参与者分别遭到血腥的迫害。　　

“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对国防部，内务部等权力部门进行大改组，大换班。紧接着又决定把苏联内阁、办公厅、商业部、外贸部、财政部、国家银行、苏联工商会等8个重要部门，在任命新领导之前，暂由俄罗斯联邦政府管理，然后又改组苏维埃。　　

3、掀起反共高潮，彻底摧垮苏共　　

“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联合起来彻底摧垮苏共。1991年8月22日，戈尔巴乔夫刚回到莫斯科还在演戏，说发誓要为革新苏共而奋斗到底。但是到8月23日，他就公开亮出叛徒面目，同意叶利钦当着他的面签发停止俄共活动的命令。8月24日，他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各级地方党组织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1991年8月23日，叶利钦签署俄罗斯联邦总统令，宣布停止俄共的活动。8月29日，苏联议会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11月5日，叶利钦进一步下令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活动，解散它们的组织机构。　　

4、全面实施军、政部门，组织部门的“非党化”　　

　1991年7月2日　，叶利钦曾签署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实施“非党化”的命令。但未能完全执行。“　8.19”　事件后，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叛党，“非党化”开始在俄联邦及全苏境内全面实施。　1991年8月22日　，叶利钦签署俄联邦总统令，宣布苏军中的共产党基层组织为非法，禁止在俄联邦境内的苏军中苏共政治机关的活动。随后，戈尔巴乔夫于　8月24日　发布苏联总统令，宣布停止苏共在武装力量、苏联内务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护法机关、国家机关、组织和机构中活动。与此同时又开始查封苏共财产、档案和报刊。　1991年8月23日　，根据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莫斯科市长的命令，苏共中央大楼遭查封。下午6点30分，苏共中央六层大楼顶上的党旗在反共分子的欢呼声中被扯落在地。　　

5、破坏、拆毁苏共历史纪念物　　

为了彻底消除苏共的影响，苏共历史纪念物成为反共分子攻击破坏的主要目标。莫斯科市拆除了捷尔任斯基、加里宁等人塑像。撤销莫斯科的列宁中央博物馆。在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各共和国都拆毁或污损列宁等革命领袖的塑像。反共分子想把列宁的遗体移至公墓，因遭多数群众反对被否决。同时，许多以苏共历史人物命名的大城市都恢复了沙俄时代的名称，如列宁格勒更名为圣彼得堡市等。　　

6、迫害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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