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内右倾势力”的根源－苏联模式
【简介】
本文分为两个主要部分：
㈠什么是“党内右倾势力”，及“党内右倾势力”与毛泽东同志的“庐山会议”之争。
结论：“党内右倾势力”的根源就是“苏联模式”。
㈡浅析“马克思主义原理”。
结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纠正“党内右倾势力”的航向。
【关键字】
中国共产党|党内右倾势力|苏联模式|庐山会议|马克思主义原理
【正文】
行文之前，首先声明，笔者仅是一名毛泽东思想捍卫者，没有任何党内职务，没有任何政工学历。
笔者仅是一名最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但这也是笔者最自豪的地方。因为笔者就在群众中间，对群众的呼声有切身的体会。也因此，任何一名党员，都可以至少以平等的心态批评笔者，笔者也因此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任何一位党员，也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支持者”的批评指正。
㈠什么是“党内右倾势力”，及“党内右倾势力”与毛泽东同志的“庐山会议”之争。
笔者认为：“党内右倾势力”的定义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教条应用。“党内右倾势力”的根源就是苏联模式。
对于党内右倾势力，毛泽东同志本人是高度敏感的。但是，党内各级干部及普通党员的心中，却长期不能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
对于“右倾”，毛泽东同志本人的定义是：凡是思想认识落后于形势（尤其包括提倡相对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甚至反对前进时，称为右倾；而思想认识超越客观形势，行动上盲目冒进，称之为左倾。——引自“”网站‘春天的惊雷’的文章《左派、右派；左倾、右倾；极左、极右》。
笔者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形势，完全不同于苏联的十月革命。所以对于形势的估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本土革命家与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苏联模式”支持者，是无法统一的。
对于形势的判断都无法统一，在思想认识上就更加复杂了。中国共产党内的革命家，有国外进修归来的‘马列’主义传播者，有本土‘马列’主义接受者，在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又有右翼的左倾进步势力、封建农民起义者等等。革命家们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有旧中国极度落后的工业生产下造就的产业工人，有进步军人、学生、知识分子，有觉醒的农民甚至小地主，而绝大多数是鲁迅笔下描写的那样心灵迷失的民众。所以对于思想认识怎么样是落后、又怎么样是超越形势；对于思想认识怎么样是倒退、怎么样是冒进，党内干部的意见就难以统一，工农群众就更加糊涂了。
其实，即便到了今天，又有哪位敢说拥有毛泽东同志那样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笔者第一次阅读彭德怀同志的《上毛泽东万言书》时，真的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说的好像也是有理、有力、有节，更有很多词句，似乎是在重复毛泽东同志早已表达过的意思。
虽然笔者暂时没有发现彭德怀同志的原则性错误，但是笔者相信毛泽东同志的胸襟与气度，相信毛泽东同志绝对不是那种所谓为子复仇的小人。隔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为了证明这一点，笔者再次认真阅读了《上毛泽东万言书》，这次不敢有丝毫大意，笔者是一个字、一个字念的。终于，笔者发现了“政治挂帅”，而且是四次。笔者明白了。
接下来，笔者当然要证实自己的想法。于是，笔者搜索到了繁体版的1959年8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第（一）段就是一个声明，第（二）段说明了批判彭德怀同志的原因，就是彭德怀同志反对“政治挂帅”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除此之外，通读《上毛泽东万言书》，另外那些诸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独立王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之类的批判，都是源于彭德怀同志挑战了“政治挂帅”地位的这个主旨。
那么，什么是“政治挂帅”？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对反对“政治挂帅”如此敏感，即便是将“政治挂帅”的地位降低到与“经济原则”并列也毫不容忍？
建国之初，以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彭德怀同志为代表的几乎全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苏联老大哥的伟大成就心悦诚服，就连毛泽东同志，在参观了苏联同志的伟大建设成就之后，应该也会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所以，刘少奇等同志坚定地认为，必须坚持列宁同志、斯大林同志指引的方向，必须坚持工业优先的原则，大力发展生产力，暂时牺牲农民的利益，大力发展工业体系，这样才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但是，作为集党、政、军三大“主席”于一身的中国最高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心情是矛盾的，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
1959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之前，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全面系统地分析中国现状和世界局势，根据中外民众的呼声，逐渐得出世界大趋势是“和平”的结论。因此从1959年开始就反复强调“全世界的人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的人是好人，坏人总是少数，顶多百分之十”这样的观点。既然世界大趋势是和平，那么中国的时政就不是“出头鸟”苏联老大哥十月革命之后的窘境。这样，中国就没有必要教条地依照苏联模式，大规模牺牲农民利益，强行发展工业体系，与资产阶级国家拼个你死我活。
但是，这个观点与莫斯科的声音是不一致的。
1959年4月刘少奇同志当选国家主席之后，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准备开始追随莫斯科的右倾路线。彭德怀同志作为国防部长，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发出的声音，是进一步的表达。
1959年4月，为什么毛泽东同志要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是精力不足吗？
毛泽东同志是人不是神，经过几年高强度的工作，也许是有些疲倦了。所以，在新中国建设成就节节攀高的态势下，可能会略作休息，退居二线，将主要精力放在党务工作上，对于军队和政府的工作，逐渐放手让同志们去增加锻炼学习的机会。
当然，以上是笔者的揣测，但因为毛泽东同志一向是拥有“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怎么会疲倦呢？所以，笔者的另外一种揣测就是毛泽东同志曲高和寡，在内外压力下，党内高层集体决定让毛泽东同志退居二线。毛泽东同志一贯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所以即便是心有不甘，也会执行集体决定，避免党内分裂。
然而，党内右倾同志似乎仍不满足，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的发难，是不是一种争取“军委主席”职位的试探呢？
如果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敏感性不高，同意降低自己主张的“政治挂帅”的地位。其后果不但是要从军委主席的位置上退下去，而且很可能即将从党主席的位置上退下去。
如果是那样，中国就将彻底重复苏联老大哥的历史。
毛泽东同志暂时放弃了国家主席的位置，主动的因素肯定也占了部分。让同志们去尝试，自己发现错误，肯定比被别人指出错误，容易接受得多，印象也要深刻得多。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但是，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却不能再退缩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讲，从中国长期革命历史经验中，像周恩来同志那样，与毛泽东思想高度保持一致的同志，还是相当罕见的，多数同志只能做到努力跟随。万一此次再做退让，党内高层彻底改变航向之后，就积重难返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的位置，必须保持。
所以，毛泽东同志必然要对彭德怀同志的试探予以坚决的反击。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处理起来，一向是刚柔并济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撤掉彭德怀同志的国防部长，但是仍然称之为同志，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和相关待遇。
毛泽东同志作为农民的儿子，坚决地维护农民的利益，他认为中国的状况不同于苏联，绝不能照搬苏联模式。毛泽东同志希望在工农利益适当平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体人民共享社会主义成就。
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素有扩张的传统。金日成同志的冲动，恐怕也是根源于苏联。要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想法，绝对不会赞同，因为人民早已厌倦了战争。
毛泽东同志的想法，在苏联老大哥看来，就是民族主义。苏联老大哥也非常不解，中国同志怎么这么缺乏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呢？
在国内的同志看来，毛泽东同志的想法似乎也有些天真，因为没有先例。毛泽东同志的政策，似乎不符合“经济原则”，就是苏联一贯行之有效的原则。所以，也对毛泽东同志不理解。
毛泽东同志的施政方针是不是很天真呢？“政治挂帅”的地位是不是不可动摇呢？作为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捍卫者，不能说“凡是毛泽东同志坚持的，我们就必须坚持。”虽然说建国以后至1959年的建设成就，以及右倾得势之后随即出现的1960年“信阳事件”，乃至改革开放之后的种种事实，都充分地、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毛泽东思想“政治挂帅”的必要性。然而党内右倾势力却并不赞同，他们认为毛泽东同志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认为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主力，认为新中国建设成就，都是在右倾势力的直接工作下完成的，认为“信阳事件”完全是毛泽东同志“左倾”错误的结果，认为改革开放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只是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的挫折。
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经过几上几下的调动，邓小平同志始终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指责。邓小平同志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是忠诚的“马列主义者”。所以，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与苏联老大哥的发展历史比对，会发现高度的相似性。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设计师”，其工作成就中，好的方面，为世所公认。像刚发生反政府动乱的“吉尔吉斯斯坦”就有一条以邓小平同志命名的大街。
然而，随着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美国金融海啸，中国国内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纷至沓来。群众不得不思索，全体共产党员不得不思索，中国到底要向何处去？中国会不会重复苏联解体的老路？中国会不会动荡不安？
人民很着急，后果很严重！
所以，必须依照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毛泽东思想，基本厘清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进程，充分调查研究社会现实，进而逐渐纠正国家的右倾趋势，将我们的航向调整到“左派”的“普世价值”上来。
㈡浅析“马克思主义原理”
“左派”就是“左派”，堂堂正正，不用什么前缀或后缀的修饰词。
左派代表所有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的利益。
左派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
马克思主义原理，按笔者总结，非常之简单，只要是中国人，恐怕没有不知道的。
马克思主义第一原理：物质决定意识。（针对人的）
马克思主义第二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针对社会的，是第一原理的推论）
当然，马克思得出这两个原理的过程，就很不简单了。
更加不简单的是，马克思运用他的第二原理，做了大量细致的深入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当时西方的社会现实，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引出了“剩余价值学说”，披露了资产阶级滴着血的发家史，以及残酷剥削无产阶级的内幕。马克思进而得出结论，无产阶级要想解放自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巴黎公社”失败的现实，让马克思修改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一个国家首先获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个结论是一种推测，与前面那个“革命”论点不同，显然有了一些悲观失望的情绪。马克思可能没有注意到欧洲资产阶级国家基本上都有姻亲关系的事实。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充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但是列宁没有教条地全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条件性的结论。通过分析本国现状，列宁领导人民革命，建立了伟大的苏维埃，推翻了马克思后期的简单论断。列宁开辟了在生产力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先河。
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牺牲农民利益，全力进行工业化，迅速改变了国家面貌，建立了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和军事体系。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法西斯力量的殊死搏斗。斯大林的铁腕统治更加牢不可破，苏联的极权政治，使得整个国家俨然成了一个超级托拉斯，一个超级庞大的基于资产阶级价值原则管理的垄断公司。
必须承认，作为第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出头鸟”，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围攻面前。苏联必须迅速强大起来，无法自由自在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无法彻底摆脱既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原则的影响。
但是，此后，逐渐披露出来的事实，让人不免发问：苏联广大工农群众的剩余价值难道不是被剥削，苏联共产党内高层领导难道不是在利用人民的劳动成果，去满足自己的享受，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欲望？
所以，笔者认为苏联就是一个超级垄断公司，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说，苏联的这种上层建筑形式，是由其按照资产阶级剥削原则发展而来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牺牲农业，发展工业。是不是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苏联共产党，是不是在剥削工人阶级？党内高层，是不是变成了集团资本家？日后，苏联人民自己会做出判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20世纪初，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按笔者看来，不如叫“马列”农民起义。
因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以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推论为基本原则的，所以修饰词为“马列”。
因为主要的依靠力量是农民，主要的策略是“农村包围城市”，主要的斗争手段是“土地革命”，所以其革命本质与农民起义非常类似。
建国以后，按照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如果服从“斯大林”的右倾铁腕政策管理国家，占绝大多数人口的中国农民必将受到彻底的压制。
即便没有“三年困难时期”的大灾荒，毛泽东同志对右倾势力暴露出来的官僚特权、独断专行、封建遗留，都深深地反感。比如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的“卫生工作应该为工农群众服务”的问题，在右倾势力的阻碍下，是什么结果呢？看看毛泽东同志1965年8月2日“对卫生部党委关于进一步改革北京医院工作的报告的批语”，就明白了。老爷医院一直存在着。
看到工农群众的利益逐渐被侵犯，毛泽东同志无论是出于感情，还是出于维护社会主义方向的理性，都十分不安。毛泽东同志希望全体共产党员都能够和工农群众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共同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前进。
中国民众其实非常的老实，心态非常的好，大富大贵见的多了，几千年绵长的历史，什么怪事没见过。民众只要吃饱喝足，就会安心地接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只要统治者还拥有一颗仁慈的心，老百姓就能踏踏实实地造出一个太平盛世。
然而，右倾势力的“先锋队”意识太强了，在右倾势力看来，工人阶级是被领导的，农民阶级是需要改造的，不打不骂不成器。这类话似乎有道理，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就是“忘本”啊！
通过党内众多“留苏精英”的汇报，毛泽东同志应该对苏联的发展模式和现状逐渐有了充分的了解。通过实地考察，通过观察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诋毁斯大林的表演，通过阅读苏共关于斯大林“大清洗”罪行的报告，再结合建国以后，中国在右倾势力的控制下，越走越歪的事实，毛泽东同志越来越不安了。
毛泽东同志坚持中国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消灭剥削，人民诚实劳动，共同进步，这个想法天真吗？这个想法难道不是“普世价值”吗？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在无路时走出新的路，为什么一定要跟着苏联走？毛泽东同志认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种强大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党内的右倾势力看来，就有些不和谐了。
于是，产生了“党内右倾势力”与毛泽东同志的“庐山会议”之争。
1960年，苏联看到毛泽东同志批判“右倾”的强硬态度，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彻底公开了与中共的矛盾。并于当年7月闪电般撤回全部苏联专家，并向中国催帐。
在1960年底得知“信阳事件”之后，毛泽东同志与右倾势力开始彻底划清界限。（见拙作：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信阳事件）。
此后至改革之前的历史，尤其是文革，笔者希望研究之后再说。
但是，从笔者浏览过的文革评价中，会发现，一些即便是有反华基金支持的西方，也会承认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国家工业体系的基本建立，工业、农业比例的翻转，教育和卫生事业的进步，人口和寿命的明显增长，都是查之有据的客观事实。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其实还是接受了毛泽东同志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农村为突破口，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裕’起来。然而，对所谓“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邓小平同志的政策开始倾斜了，“工农业剪刀差”越来越大，农民的利益逐渐丧失。
在和平的大趋势下，生产力高速发展，资产阶级也改变了统治方式，阶级剥削越来越隐蔽，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矛盾，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缓解。所以，这个时候，再套用马克思根据他当时所观察到的社会现实，来说什么“资产阶级的腐朽”，什么“无产阶级必须革命”，就相当的不合时宜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原理。
苏联、东欧的右倾教条铁腕政策，似乎不知调整，逐渐走到了尽头。1989年齐奥塞斯库的统治被推翻了。1991年，苏联解体了。可笑的是，当苏共高层妄图挽回颓势，密令军队逮捕叶利钦的时候，阿尔法特种部队的队员，除了队长，没有一个人执行命令。可见苏共与人民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什么地步！
中国共产党人难道还不能警醒吗？
马克思主义原理没有变，但是“共产主义理想”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共产主义理想”只是马克思主义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是两个基本原理，以及随之产生的具有时效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推论。
“共产主义理想”，不就是“大同社会”吗？古今中外，早已有之，这怎么能激起无数革命者前仆后继，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甘愿流血牺牲。
革命者的勇气来自愤怒，愤怒源于马克思揭露出来的，当时欧洲“资产阶级”那饱含人民血与泪的发家史，对无产阶级那种令人乍舌的“吸髓抽骨”式的剥削，进而相信马克思“无产阶级必须革命”的光辉论断。
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实事求是，详查客观现实，以决定方针策略。
毛泽东思想，基本上覆盖了毛泽东同志一生的革命历程，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宝库，是人类不可多得的遗产。毛泽东同志更是光明磊落地几乎让身边工作人员记录下来自己工作的一言一行。实在想象不出哪一位思想者和实干家，能够达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同时，这未尝不是毛泽东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一种保护。斯大林同志不是被诋毁了吗，那么毛泽东同志就留下自己的一言一行，让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自己去分析，去判断。反动学术权威的言论靠得住吗？右倾势力的结论靠得住吗？在事实面前，一切试图掩盖真相的力量都是纸老虎。想要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反对毛泽东同志，往往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丫。
如何灵活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进而做出具体的应对调整措施，相信“左派”都可以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历程记录中获得类似的解决方案。
就像人类走路时重心会左右轻微摆动一样，“左派”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会犯一些或“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对于如何纠正错误，毛泽东思想宝库里面也有丰富的贮藏。
当然，“左派”绝不会照搬“毛泽东思想”的推论，那样又是教条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正道。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原理上是一脉相承的。
“马克思主义原理”是种子，没有变过。
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其上的枝叶可能会随着寒冬的来临，枯黄萎靡。
但是，“马克思主义原理”颠簸不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植根于民众的现实呼声，一旦春暖花开，必将又一次枝繁叶茂。
最后，还是用一首毛泽东同志诗词，来结束本文吧。
《七绝·咏贾谊》 毛泽东 （这首诗作于1954年，根据抄件刊印。）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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