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能“一抓就灵”？ -

李克勤（jixuie）题记：1963年2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社教”，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著名命题。很多人不喜欢提阶级斗争，但是残酷的现实又让人不得不面对阶级斗争。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深入研究一下，毛泽东为什么能“一抓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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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得准。1964年6月，毛泽东在全军大比武尖子活动现场，举起“五六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做瞄准姿势。一、毛泽东的抓，体现在“抓革命，促生产”这个主线上。

“文革”中，毛泽东解决问题的一根思想主线，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不仅是解决经济问题，也是解决其他问题的一条主线。　

“文革”之初的１９６６年８月，毛泽东在他审改多次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１０月，毛泽东在印发全党全国的陈伯达的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上批示：“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爆发“一月夺权”风暴，毛泽东立即表示支持，但他在讲话中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毛泽东是真懂《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毛泽东的理论体系里，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意思基本相同的。

因此，毛泽东当发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时，他果断地，并且是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几十年过去以后，回头看毛泽东当年的判断是多么富有远见卓识啊！

这样，毛泽东“一抓就灵”首先在于方向上的正确性。

这还是毛泽东的老办法，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只不过毛泽东这时考虑的实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二、毛泽东“抓”的理论套路。

对比战争年代，毛泽东抓阶级斗争，主要的直接目的是建立人民武装，促进红色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在根据地内部的建设中，人们很容易想到井冈山时期的生产自救，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

再追溯远一点，毛泽东年轻时就讲过一句经典的观点：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的问题最大！

这与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不谋而合。

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毛泽东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对生产的重视，对人民基本生存条件的重视，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哪怕是战争年代。

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生产的重视，难道会放松吗？

毛泽东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来考虑全局的。

因而，毛泽东绝对不会单纯地抓生产力的发展，要不然那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就以“抓革命，促生产”，以后又加上“促工作，促战备”，统领全局。

而他对抓革命的诠释，始终是抓阶级斗争。

这就是毛泽东“抓”的坚定性，要么不抓，要抓就紧抓不放。

毛泽东在1964年10月修改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加写的一段话：“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那件事连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看，或者还要坏。”

归纳起来，毛泽东“一抓就灵”的秘诀，一个是“看得到”，这是前提，也是方向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靠哲学里的“认识论”，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认为哲学主要就是认识论。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望远镜和显微镜，不仅看得远，而且看得细，从而“看得到”，他还形成了自己看的哲学，就是他的认识论，这在《实践论》里面有个全面系统的归纳概括，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知与行”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一抓就灵”的另一个秘诀是“抓得起”。这是具体的方法论。

毛泽东的方法论，在《矛盾论》里面有概括论述，也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论。

革命和生产是辩证统一，不能只抓革命，不顾生产。也不能只顾生产，不抓革命。

三、下面我们一起看一看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也就是被某些人说成的所谓“动乱年代”是怎么具体抓工作的。

１９６７年７月至９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又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现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１０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工矿企业实现大联合的通知，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解散了跨行业、跨系统的群众组织，使经济领域的动乱走向缓和。

１９６８年７月，毛泽东批准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强令武斗地区的工人回到工作岗位。月底，毛泽东决定向仍旧混乱的大学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同时也向生产秩序尚未恢复的工矿企业派出解放军宣传队。此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群众全面造反时代结束。１９６９年，全国工农业改变了前两年的下降趋势。 　

全国经济形势稍趋稳定后，毛泽东考虑把生产搞上去。他在接见外宾时说：“中国人太多了，经济发展不相称。”“我们也愁，怎样把经济搞上去一点。”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１年，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跃进”高潮。毛泽东对此表现得比过去更加冷静，他说：“管理经济很不容易，早先我们不会搞，经过几个周折才学会了一点”。(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页。)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经济领域落实一系列政策，使国民经济有了持续的发展。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批准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使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局面。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他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１１月又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著名的“三项指示”。

１９７４年７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离职守的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后期解决；把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制定措施。

１９７６年３月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

“文革”期间，在一些地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问题上有过反复，但在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问题和分配政策上，毛泽东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２日，某野战军政治部一名干事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国家按同一价格收购粮食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建议“均贫富”，按穷队、富队以不同价格收购。毛泽东批示：“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看看结果再说。”并没有予以赞同。经过国务院派人调查研究，否定了这一建议。

那么毛泽东抓的效果怎样呢？到底灵不灵呢？且不说人们的思想觉悟提高这些无形的东西，就看经济上的情况吧。

1966——1976年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仍在进行，国家的经济基础（所有制）和运行机制（国务院、国家计委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三五”、“四五”国民经济计划得到完成，大的建设部署安排没有中断，除1967、1968年两年外，总体上还是有所发展，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葛洲坝水利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刘家峡水电站等等。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从19７０年代前期起，全国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治山造田、治河修渠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在兴修水库，引水治河，改善农田条件方面，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兴建了荆江汉江分洪等工程，共建成５００多座大中型水库，灌溉面积达１.５亿亩；全面治理黄河取得重要进展，扭转了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灌溉面积达８００万亩，１９７１年黄河流域粮、棉产量比１９４９年分别增长７９％和１３７％；治理淮河成绩显著，共开挖１１条大河道，建成３０多座大水库、２０００多座中小水库，灌溉面积相当于１９４９年的５倍以上；根治海河取得巨大成就，治理了子牙河等５大河系，修堤４３００公里，疏浚２７０条河道，建成８０座大中型水库、１５００座小水库，万亩以上灌区２７１处，排洪能力比１９６３年提高５倍；大规模治理辽河取得成效，建成水库２２０座，灌溉面积由６３万亩增加到１１００万亩。

此外，这一时期各地先后完成或初步完成的主要水利工程还有：豫、皖、苏三省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河北黑龙港地区防洪排涝主要工程，京郊治涝工程三条主河道通水工程，宝鸡峡引渭灌溉骨干工程，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 江苏淮安水利枢纽工程,丹江渠道主体工程,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黑龙江北部引嫩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等。在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１９７７年我国农田灌溉面积达７００００万亩，比１９６５年的４９５８２万亩增长４１％，平均年增长２.９％；１９７７年我国机电排灌面积达４３１６７万亩，各种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达４２８９千瓦，分别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２１４０万亩、６６７万千瓦增长３５５.５８％和６４３％，平均每年增长１１.１５％和１６.８％；１９７５年我国机井数达１８１.７５万眼，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９.４２万眼增长９３５.８９％，平均每年增长２５％。(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家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

农田水利和排灌机械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农田灌溉和防涝抗旱能力,为农业持续丰收提供了保证。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１９７６年与１９６５年相比较，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例由１９６５年的５３.９％下降到１９７６年的２６.９％。其中水灾由５０.３％下降到３１.７％，旱灾由５９.５％下降到２８.６％。(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提要》第74页。)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年平均增长率： 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１９５２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１００％，可以看出，１９７６年的指数６２６.６％比１９５２年的指数增长了５２６.６个百分点。(《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第57、50、33、444—447、364页。)

从长远战略目标看，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承担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后十年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叶剑英1979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大会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

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他老人家最后十年的对国家的贡献，对人民的贡献。

四、结论。

毛泽东为什么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第一，他“看得到”，看得准，他看到阶级斗争这个法宝，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法宝。他用革命的手段，抓阶级斗争，这为生产提供了前提条件，什么条件？公平的环境。

缩小三大差别，即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工农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社会不就更加公平了。

阶级斗争的目的，不仅不是增加阶级，增加阶级斗争，恰恰相反，阶级斗争正是为了消除阶级斗争本身，从而实现社会公平。

毛泽东晚年，以及逝世之后，连西方政要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公平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尼克松曾经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

第二，毛泽东“抓得起”，抓得牢，这不能不说是他特有的大智大勇。他以他特有的大智大勇，抓出了成效，大多数人民切身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今天也许我们体会更深。

也许我们没有他那种大智大勇，但是这绝对不构成我们可以否定他的理由啊！

为什么不能研究学习他的大智大勇呢？

这对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有什么坏处呢？

第三，毛泽东没有标榜自己是绝对真理的化身，而是强调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他一生不就是在革命中总结，在总结中革命吗？

毛泽东的不断革命，其实最大的革命是针对他自己，以及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他对自己的革命方式，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970年代以后，大批老干部不就是重新出来工作吗？这些老同志的思想觉悟，从廉政水平就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来。那时候，搞歪门邪道的干部，受到的来自普通群众的无形监督，到底比以前降低了，还是提高了？干部的自觉性到底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难道毛泽东不是信守自己“从天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诺言吗？

毛泽东晚年已经对阶级斗争的过急过火的方法，进行了全面总结，批林批孔时期，已经不可能看到文革初期的那种景象。有人总是喜欢渲染什么炒家、武斗、架飞机、游街，那些在后来基本上都没有了。

用局部的，短期的问题，当做全局性的，长期的问题，不就是典型的以偏概全吗？

得过病的已经治好的人，和正在病中的人，能够一概而论吗？

我们要心平气和的看待毛泽东，他可是我们的开国领袖啊！

而他抓阶级斗争，抓革命，的确是促进生产的啊！

1975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