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一家之言）
前言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领导人民大翻身。忽儿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就是毛译东时代的赞欹。一个己实现初步四个现代化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她曾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远动的灯塔，是全球实现共产主义的旗帜。
但是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西方红,太阳落，中国出个X开拓，他为自己谋利益，他教人人各搞各。忽儿亨呀，他是中囯的大灾星。” 这就是另一个时代的写照和人民的呼声。“改革开放”，开门揖盗。自甘堕落，充当买办。把帝国主义请了进来，奉为神灵，尊为主子，奉献主权。请他们横行中囯，无孔不入，肆意掠夺。从此，中国的市场、矿产和生态资源和中囯人民社会主义70万亿元的资产被洗刧一空。中国人民每年所创造的20多万亿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到了美国。帝囯主义又用中国的资本和买办去搜刮第三世界国家，颠复民族主义国家。“以资为本”的改革，把昔日的官僚资本家也接回来了。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借尸还魂。三座大山不仅重新回到了中国这块大地，甚至比国民党还不如。亿万产业工人下岗，成为一无所有、失去任何社会保障，戓为任人宰割的弱势群体。亿万农民工在黒煤窑、黑公司、血汗工厂中挣扎，成为苦命的农奴工戓矿山中屈死所寃魂。新兴的白领阶层逐渐成为了房奴。亿万股民，经受各种股灾而破产。由美国制造和操控金融产品，把中国的民脂民膏和社会财富搜括贻尽。站起来了的中囯人民又沉落为买办官僚和黒心资本家的奴隶。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重新回复到被肢解，被掠夺的轱民地中国。
世道变了，天变了。现代大多数中国人经历了水火两重天。都是历史的经受者也是见证人。任何事物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今作《变天记》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让世代中囯人觉醒和,明确是非，感悟中华民族复兴的道络。人人都在写史，叫“野史’。朝朝代代都在写史叫“正史”。正史是为绞治阶级服务的，有阶级偏见。野史是凭个人见解也取舍，而有失偏颇。从而形成历史的迷雾。按事件的结果受益者的法则, 方能厘凊事件发展过程，方能拨散迷雾，识得庐山真面目。
第一部份 清君侧记
“清君侧”在中国历史上有个两次是人人皆知的。一次是西汉初年，吴楚的藩王叛乱；另一次是明初，燕王朱棣篡夺建文帝的皇位，均打的是“凊君侧”的旗号。虽然结果完全不同，但“淸君侧”巳成为阴谋家图谋不轨的代名词。中国历史上权奸当道，夺权篡国的事不少，这中间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清君侧”的故事。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关于“政変记”的发言，总结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有名的宫庭政变，但尚未提及王莾、曹操、司马懿等”发动政变者及篡位者。他们的共同手法是先“清君侧”，然后取而代之。
古代史已经逝去，并记录在案。千古伟人毛泽东，在他生前死后，其政治来了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在他晚年巳预感到这种危险的存在，但他己大权旁落，自己巳处于官僚势力的包围之中，于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他还是有能力撤換刘少奇，摧毁林彪抢班夺权，但他再也无力摧毁邓小平的“右倾翻案复辟”的官僚体系了，带着“你们怎么办，天晓得”的无奈离开了人世。
1963年罗荣桓逝世后，毛主席曾赋诗悼念这位一生与之共患难时间最长的战友。诗中有两句：今君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我问谁。从另一侧面，看出了毛泽东此时的弧独心态。建囯不久，任弼时死了，接着意图提拔重用的髙岗被打成反党集团。而受信用随培养的***竞是吃里扒外的内奸。反右运动，毛泽东的党外的朋友随“反右” 扩大化均离他而去。反右倾，与他争吵一世的战友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在1962年1月，此时印度扩张主义在西藏不断蚕食我领土，台湾蒋介石派遣敌特武装潜入大陆，准备反攻，大量解放军调往东南沿海。苏联逼债，修正主义联合起来攻击中国共产党。三年困难正处于危难的时刻，毛主席决定开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旨在总结验教训，增加党內团结，共同对敌。而刘少奇在开幕式上的即兴讲话，哗众取宠，公开向毛泽东发难，由于毛主席的因势利导，将会议改为“出气会”，让广大干部发泄心中的怨气，矛头却指向省市一级搞形“左”实右的领导，挫败了阴谋。会后，在党内刮起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试图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难怪主席在悼念罗荣桓时表露了“国有疑难可问谁”的弧独心情。
自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重返主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毛主席的领导挽救了中国革命。发动民众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成为民族救亡的中流祗柱。抗战胜利，赴重和谈，揭露了蔣介石发动內战的阴谋，三年解放战爭，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三座大山。新中囯的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毛主席的威望如日中天。为什么会出现文革前的那种弧家寡人局面呢?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才发现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借力上青云
刘少奇早年投身革命，是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员。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在白区从事革命斗争，曾两次被捕入狱。他的笫一 任 夫人何葆贞为革命烈士。上世纪20年代初，同毛泽东同去安源从事工运工作。在广州进行国共合作时间，毛主席开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刘少奇参与省港大罢工。毛泽东注重农民运动，写出了《中囯社会各阶层的分柝》《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历史文献。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创建了工衣红军和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維埃政权。刘少奇在大革命失败后，受命去上海、北平、天津、哈尔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长沙与东北两次被捕。在沈阳出狱后去苏联莫斯科参加第五次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选为政治局后补委员，1932年去中央苏区，从事苏区的工会工作。1935年一月遵义会上投了毛泽东一票，挫败了王明路线，开始与毛泽东的合作。到陕北后，刘少奇受命赴北平改组顺直省委，建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并任书记。在此期间，经报请中央同意，将在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六十一名中共党员干部营救出狱。这就是文革中揭露的“61人叛党集团”事件。刘少奇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之后，在华北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主张，建立敌后根据地，发动人民群众，对日寇进行游击战争，而受毛泽东的注重。囯共共同建立抗日统一战后，新四军的项英执行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与军长叶挺不和。中央决定撤销中央长江局，将原长江局与中原局合并，成立中央华中分局，由刘少奇出任书记，这无疑是毛泽东的主意，从而扩大了刘少奇的权限。刘少奇出任中央华中分局书记的首要任务是解决项英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协调好叶挺和项英的关系，贯彻中央将新四军军部东进的多次指示。而刘少奇却滞留在新四军江北支队陈毅、粟裕处，不去军部，以至酿成皖南事变。此事项英作了替死鬼，无人再追究刘少奇的责任。
当得知皖南事变消息后，毛泽东非常气愤，致電刘少奇，拟在军事上给顽军以报复性的打击。刘回电：仍以抗日统一战线为重，对顽固派与顽军的打击，还是要实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方针。此举倍受毛泽东的赞赏。中央重组新四军时，刘少奇兼任新四军政治委员。1942年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会上有人对刘少奇在东北被捕出狱提出过质疑，当时因查无实据，而成毛泽东心中的悬疑。延安整风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批判主观主义以整顿作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目的是清算王明左倾路线。刘少奇在其中非常表现，提出了毛泽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而倍受毛泽东的特别重视。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就出现了苏区是以毛泽东为正确代表，在白区以刘少奇为正确代表的说法，以后在提拔干部上就有红区圈圈与白区圈圈之分。1943年在党的整顿作风，从组织上清算了王明路线，进行了党组织的机构调整，设立党的主席负责制，政治局为决策机构，改变了原总书记负责制。设立书记处，为办事机构。无形地剥夺了张闻天的权力，此时才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此组织机抅在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批准执行。1943年刘少奇进入中央书记处，兼任中央军委付主席，进入权力中心。由于他无时无刻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共“七大”由他作政治报告，在其报告中共有153次提到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这与他在1956年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仅提3次，成为了鲜明的对比。中共“七大”硧定了刘少奇是党内仅居毛泽东之后的第二号人物。
另立山头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刘少奇凭借不断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风力，由毛泽东顶力相助，成为中共一人之下，力压朱德、周恩來、張闻天等元老势力人物。当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和军委的工作，由他决定对南方保守，向北方发展的方略。立即从陕甘宁边区抽调大批干部，包括林彪、髙岗、陈云、彭真、林枫、陶铸等。又从山东调6万余人的干部战士由罗荣桓、陈光率领渡海率先进入东北，接受日本受降。又从苏军手中接收武器装备。等国民党的卫立煌部从中缅边境赶到东北时，卫立煌从苏军手中接受的是几乎是几座空城。林、罗四野在进行辽沈战役中，用苏式大炮，受降收繳的日军的武器及战场上缴获的美式武器，与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毫无逊色。精兵良将、装备精良，使林彪率部横扫半个中国。在毛主席重庆之行的40多天的日子里，刘少奇的表现，获得毛主席和全党的赞赏。这也是刘少奇小试牛刀。
1947年3月胡宗南率国民党军34个旅25万美式装备的中央军及西北王马家军部20余万人，进剿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开始，延安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疯狂轰炸。毛主席从大局出发，不顾个人安危，决不撤离陕北，以拖住国民党的主力，以减轻其他解放区的圧力。中央政治局五大常委决定由朱德、刘少奇组建中央工作委员会率中央机关及妇孺撤往西柏坡。中央领导人的家属仅江青坚持留在主席身边。刘少奇到晋察冀根据地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着手组建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其干部选用以1936年顺直省委，其后是中央北方分局的干部，包括从北京军人反省院经他营救释放的61人。其中有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刘宁一。七届二中全会后有彭真、林枫等人加盟。但是走马尚未到任。随着胡宗南军的馈败，毛主席于次年三月就迁往西柏坡，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及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斗爭。1947年的刘少奇组建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给了他一次组建自己内阁的时间与空间。由他网罗的人随之而进入了党政机关，掌控了党的关键部门，如安子文长期任中央组织部长兼人事部长。日后成为他司令部的骨干。61人团的人员大都是对党的忠诚战士，他们在自首书上签名是由刘少奇报请了中央同意的，不属个人责任。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此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不乏有人仍然始终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领导，薄一波就是杰出的代表。
天津讲话
1949年3月5～13日在西柏坡，中共中央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与会公报中说：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精神，着重讨论了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变的问题。认为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人民的斗争中，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一条战线上，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地斗争。会议决定由刘少奇分管城市工作。
七届二中全会一结束，中共中央于3月底迁到北平的香山。4月的一个晴天，刘少奇夫妇去住在北平西城旧刑部街32号，上门拜见岳父母。其间他请王光英去了解天津的情况。后来得知天津由于劳资冲突，资本家不愿意开工，于是才有刘少奇天津之行，并发表了一系列讲话。
1949年解放军大军席卷全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全线馈败。共产党接管了许多大中城市。中共领导工作的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城市工作怎么办？陈云在1948年在接管沈阳的经验和东北恢复生产的报告，使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了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团结其他劳动者阶级的决策，一曲《咱们工人有力量》之歌，真实地反映了东北工人阶级在恢复生产支援前线当家作主人的大无畏精神。
其时，国民党反动派也进行了战略转移，由战场转入以城市为中心在经济领域开展全面进攻。主要手段是制造通货膨胀和破坏或阻止工厂恢复生产。以上海、天津为代表的不法资本家在全国掀起了屯积居奇的涨价风暴和制造了波及全国的通货澎胀，企图摧毁新生的红色政权。面对资本家的进攻，毛主席急调陈云进京，任命他为囯家财经委主任，在经济领域中打一场“淮海战役”。陈云带着东北的粮食和煤炭出关，运用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势力，在上海、天津，打了一场“银元之战”和“粮、棉、煤之战”。使帝囯主义和反动不法资本家血本无归。从而打退了资产阶级的倡狂进攻。与此同时，工商企业资本家采取不开工生产来压制工人阶级，激发劳资矛盾，造成市场混乱，给新生政权施压。
在资产阶级采用软硬兼施向新生的红色政权倡狂进攻面前，是发扬工人阶级大无畏战斗精神；还是“武训精神”，向资本家乞求；是检验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刘少奇1949年4月的天津之行，作了一次充分地表演。
他在天津市的干部(主要是工会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批评干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有联合有斗争，但今后重点在于联合，而不在于斗争，在政治上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
对于资本家的继续存在，当时有的工人想不通说，既然我们翻身当家作主，资本家要逃就让他们逃，要关门就让他们关好了，他们不开，我们开，象东北工人阶级那样。日本人跑了，工人就组织起来办合作工厂。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刘少奇针对这种情况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说，在目前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有业。当前，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在经济上联合他们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在经营范围、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对外贸易上限制他们，引导他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发展。有限制，就有斗争。这种斗争，以不破坏联合为准则，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都不利。今天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发展了，而是太不发展了。
5月2日 ，他邀请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周叔韬、宋斐卿等128位资本家座谈。这也是“天津讲活”的主体部分。会上，有资本家说，他怕听“资本家”称号，也怕呼“剥削”二字。刘少奇笑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到别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依旧叫你们“资本家”。刘少奇侃侃而淡：剥削是个事实，哪怕是罪恶，也只好承认了。不过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苦闷彷徨,那是错误的。过去，你们一方面剥削别人，一方面又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这是剥削制度的罪恶，剥削是个社会现象。谁也不愿受剥削，剥削制度是很坏的,消灭剥削制度是大好事，但根据今天中国的现实情况，不是要不要消灭剥削，而是能不能消灭剥削。消灭以后怎么办？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我们共产党人知道，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剥削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产业。它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既为它的剥削制度所需要，也为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资本主义产业发展了，无产阶级力量也会随之增强。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100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抹杀这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说，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年轻时期，还可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当前我们要求工商界发挥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这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的机会，你们应该努力，不要错过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恢复和发展生产，除国家之外，还有私人的；国营与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以避免旧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
在谈到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资本家怎么办时，刘少奇指指 宋斐卿 先生说，你现在只办了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16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国家下命令，你就把厂子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行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16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总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总经理，因为你有功，国家再交8个厂子给你办，—共24个，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还要相应地给你高的地位。可是你得要办好呵！你干不干呢？宋斐卿说，那当然干。
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不仅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城市工作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者阶级的决议精神。在资本家以不开工为手段的要挟面前讨好行乞，压制工人的态度，是一个十足旳工贼。“剥削有功”是对马列主义的极大污蔑。“天津讲话”就是走资派和今天的资改派的纲领性文件。
否定农村合作化
建国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两个司令部的交锋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暴露出来了。争论是由中共山西省委的一份报告引起的。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提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里所说的增强新的因素，是指在互助组织内部增加公共积累和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报告认为，这些因素“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山西省委的报告送到华北局和转送到刘少奇。刘少奇不同意报告中的观点。五月四日，华北局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复中写道：“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
五月七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也批评了山西省委提出要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他认为，用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
六月三日，刘少奇在同薄一波、刘澜涛、陶鲁笳等人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
七月三日，刘少奇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根据时任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回忆。在1948年，抗日战争胜利和完成土地改革后，农村党支部普遍认为革命到头，该回家生产致富了，甚至有的支部宣布解散。而后来被毛主席赞扬的穷棒子精神的王国藩农业生产合作社，脱贫致富，教育了周围贫下中农，纷纷加入或自行组织创办合作社，也得到晋城地委和山西省委的大力支持和组织领导，到1952年全省发展了数千个合作社。此事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向刘少奇汇报后，刘少奇清楚，合作化必然堵死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于是说农业合作社经济有违共同纲领，下令予于以取缔。但晋城地委和山西省委，一面顶着上方的压力，一面多次向中央报告，最终被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亲自约见陶鲁加，认真听取了山西创办与推广农业合作社的情况。在听完汇报后，毛主席肯定了山西省委的作法。并说此事我去找少奇他们谈一谈，中央还得拿个统一的意见。据称此事毛主席说服了薄一波刘澜涛等同志后，去找刘少奇交換意见时，在这决定中国发展方向，即中国命运的大是大非上，向来“唯命是从”的刘一反常态，发生了极烈地争扏。刘少奇搬出了“共同纲领”说，现阶段若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违背“共同纲领的”。毛主席就反问，“共同纲领”规定了不准发展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了吧。直到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才肯定山西的经验。这也激发了毛主席推动农业合作化髙潮的决心。
正是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带来了农业的增产丰收，使社员生活好转，囯民经济迅速好转，从而提髙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和对粮、油、棉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切断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原材料来源和商品市场。从而推动了私人工商业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攺造。真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全面性胜利。
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出台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深夜，毛泽东乘专列来到阔别二十五年之久的武汉。二月十七日晚，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少数领导人一起吃饭。在吃饭中间和饭后，向当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任重询问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根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毛泽东这次谈话的要点如下：
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毛主席批评 “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接着，就着重批评他认为是右倾表现的三句话。
一个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句话原来写在周恩来一九五三年二月四日向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政治报告稿里。原话是：“以上这些成就（指建国三年来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句话。话虽然被删去了，这件事却没有从毛泽东的记忆中消失。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要确立是很难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另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说：“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再一个是“确保私有财产”。他说：“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新税法”的出笼
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这篇社论在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时，使用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
修正税制的方案，是由财政部提出，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讨论通过，政务院十二月二十六日召开的第一百六十四次政务会议批准的。接着，又向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人士征求过意见。十二月三十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热烈的欢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的税制修正的通告”。
通吿发布之后，山东分局向明等三人和北京市委分别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九日和十一日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央财经委员会，反映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新税制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他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说：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将要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六月五日，毛泽东要杨尚昆将有关新税制的五个文件，关于新税制的五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物价调整草率造成市场混乱情况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毛泽东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的回信；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此次物价波动的原因的报告。)印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还给这文五个文件加了一个总题目：“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实际上变成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一百六十三人。从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开始，到八月十三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吸收财经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讨论。“新税制” 的问题，还是由陈云指出，是征税对象的错位。过来是向商品经销商征税。由于半社会主义合作社的出现，私营经销商店骤減而国家税收锐减。财政部为增加税收，和发展私人资本。“新税制” 归定不向经销商征税，政由企业缴纳。这样出现了私人资本抡购与囤积商品。生产企业突然增加沉重的税收负担，私人企业纷纷关门歇业，国营企业有的生产难以为继，商品因之短缺，致使通货膨服。毛主席对“新税制”公私一律平等的提法，认为不利于对私有制企业的改造。髙岗则尖锐地指出，这是打击囯有企业扼杀囯营工业，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税法。
恰在此时，即六月十五日，财经会议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调查的材料，提出一个重要政策，就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个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这是一个大事情，实际上确定了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根本途径。这正是毛泽东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报告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后经修改，形成题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准备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讨论。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他有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提纲写道：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毛主席在与农业合作化斗争中，在批判巩固新民民主义秩序和“新税制”中，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机的总路线，也在思考重新选择接班人问题。
接班人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七大已确立了刘少奇为接班人的地位。刘少奇在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表现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和全党的认可。而他在解放战争中无有建树，好象是旁观者。49年三月，刘少奇在天津的一系列的活动与讲话，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态度，巩固新民主义秩序的纲领与“新税制”的出台，从及在党政机关中的人事安排，毛主席在重新考虑接班人问题。1952年11月毛主席打算在1953年月3月召开全国党代会和举行全囯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打算设立党的付主席与总书记，从思想和组织上解决党內右倾问题。在此之前，毛主席也在组织上釆取了一些措施。这就是从1952年起，以消除地方分裂主义为由，把习仲勋、刘澜涛、饶漱石、邓小平、髙岗等五大区书记进京任职，而称“五王进京”。按照苏联体制，设立与政务院平行的囯家计划委员会。东北王髙岗，由他出任国家计委主任。西南王邓小平进京，不久就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华东王饶潄石取代了刘少奇亲信安子文的组织部长一职。据传毛主席要髙岗在回东北卸职时，去调查刘少奇在东北被捕和出狱的情况。毛泽东的意图，和髙岗到京后的频繁活动，矛头直指刘少奇。刘少奇和周来是很清楚的，刘少奇感到了威胁和危机。饶澉石到中组部后，得到了安子文草拟的党代会和人大党政部门的人事安排的名单，并把名单泄露给了髙岗，髙岗在中组会议上向刘少奇等发难。这就成为饶漱石与髙岗结盟的依据。于是刘少奇决定先除掉髙岗和饶漱石，以解除其威胁。
高饶联盟
高岗者、他与刘志丹、习仲勋共同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共提供了一块生存和发展的地盘，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毛主席喊声：“刀下留人，”把他从王眀左倾机会主义屠刀下救了出来。学生出身的他，为人正直，加上资历浅，与人谦和。受毛主席的噐重，而进入中央领导集团。日本宣布投降不久，受命与陈云等进入东北。1946年他又与陈云一道创建北满根据地，领导了“四保临江”的战役，对巩固东北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长期与陈云共事，可以说亲密无间。他历任东北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和副政委，中央东北局代理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东北局书记，1949年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是唯一以囯家付主席身份在地方兼职的东北王。在抗美援朝中，利用他与苏联的良好关系取得援助，加深了与彭德怀的生死情谊。1953年“五王进京”后，时任中南局的书记陶澍与他在延安共事，并一道去东北，他与饶澉石结合后，当时共产党的六分天下（指党政军集于一身的六个中央分局）他占其四。在部队与林彪、彭德怀的关系非同一般。此时的髙岗在中央仅居毛、刘、周、朱之后，在地方身为东北王，他以共和国副主席的身份出任国家计委主任，真是权倾朝野。他临时居住的地方，门庭若市，这点也成为攻击他阴谋夺权的囗实。
网上有资料说，髙岗接受毛主席的受意，很快收集到刘少奇在东北被捕释放及其活动情况，他回京后，首先找到在廷安时曾任中组部长的陈云和时任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说了，陈云看了材料后交代，说，此材料在未交主席之前不要扩散。此说是否可靠，不得而知，这份材料的真实性也令人置疑。有人认为文革中攻击刘少奇的材料是髙岗提供的炮弹。康生在文革中因泄露髙层领导人的机密而犯众怒。江青因追查叛徒特务走资派而获死罪，这是众目暌暌的事实。
髙岗虽然未将材料的具体內容向旁人泄露，但他口无遮拦，向个别人说，刘少奇靠不住了，当他看到安子文草拟的党政人事安排名单之后，就在中组部的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党內人事安排存在着白区圈圉和红区圈圈的问题，现在是有人用白区圈圈要压倒红区圈圈的人。我们党是靠武装斗爭中发展起来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进城后，我们党决不会成为老爷党。这就是后来批判髙岗的“军党论”。髙岗又在第五次财经工会议上，在批“新税制”发言之中 借薄一波之名枇判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和巩固新民主主新秩序，影射周恩来。说他们是站在资本家立场上，为发展资本主义，“新税制”使资本家赢得最大利益的法律文件。刘少奇何尝不知其用心。
刘少奇对毛泽东增设国家计委并与政务院平行的作法及调“五虎进京”早有警觉，因而对髙岗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案。饶澉石要调查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团”一事及对髙岗调查刘少奇一事，也有传闻。使刘少奇感到莫名的威胁。于是刘少奇抓住髙岗在中组会上的言行找主席讨个说法。说是髙岗四处活动，髙岗有野心，是在分裂党。恰在此之前，毛主席接到康生的报告，说饶漱石要调查安子文、刘澜涛、薄一波等，即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出狱人员。主席知道后，曾对陈毅说，饶潄石在搞阴谋，要警惕阴谋家。此事刘少奇知道后，更加敏感，有机地把髙岗、饶漱石联系在一起。刘少奇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又点出了饶潄石调查安子文一事，便向毛主席提出他们是在分裂党。最后向毛主席提出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建议。
饶漱石者，冮西抚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去东北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与刘少奇有相同的履历。任叶挺为军长时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在“皖南事变”中，在叶挺只身去国民党军谈判时，饶漱石组织突围而有幸逃脱，后为华東局副书记，接任新四军政委。解放后，继任中共华东分局党委书记。在革命的生涯中，与刘少奇陈毅交往较多，从不髙岗未曾谋面。只是从1953年与髙岗同时奉调进京。因泄露安子文组阁名单给髙岗。由此而获髙饶反党联盟。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
枪打出头鸟
处于两难之中的毛泽东，便把未置身于其中的陈云和邓小平找来商议。陈云只讲了在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对红军和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他釆取了引而不发的策略。而邓小平权衡个人利害，重复了刘少奇的建议要团结不要分裂的意见。毛主席权衡形势，他对邓小平说，你去找少奇，要他写一个关于增强党内团结的意见的文件。当刘少奇拿这份报告交给毛主席时，刘少奇建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作为全会的决议下发。毛主席思之再三说，认为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內严重的右倾问题，也有必要。于是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一同找来商议召开四中全会一事，毛主席提出先解决党内右倾思想错误，同时也要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会议先由刘少奇检讨党内右倾错误。对髙岗的批评，不要点名，发言的人不必太多。全会时间为两天。会议由仍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毛主席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毛主席的意图是先解决刘少奇的右倾路线问题，然后对髙岗进行批评教育，以达到党内团结的目的。
会议在刘少奇精密策划和邓小平的引导下，会议的主题完全被篡改。四中全会在刘少奇作检查后。邓小平就说。少奇所作的说的，是根椐当时形势的需要，而且对稳定时局，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他也是依据“七届二中全会” 精神和政治纲领的原则提出来的，有的为后来经中央认可了的，也不由个人负责。刘少奇的右倾错误就由邓小平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可对髙、饶的批评邦助，可就不是那么和风细雨了。由刘少奇主持的对饶漱石的批评，陈毅就作了7个小时的揭发批判。由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的对髙岗错误的揭发，由于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事，釆取上纲上线的批评，髙岗根本不卖账，申言要见毛主席。这样由批评邦助会，变为对髙岗的检举揭发会，群起而攻之。会议由毛主席指示的两天延期到五天。会议最终还决定对髙岗停职检查，号召会后继续开展对髙岗的揭发批判，于是那些不切实际的材料，如髙岗里通外囯，要把东北变为苏联的笫17加盟共和国，与贝利亚串通及向斯大林说刘少奇是欧美派的代表人物，有野心在东北搞独立王国，生活腐败等一份份材料经邓小平整理后，送到了毛主席的手中。特别是里通外国的谣传，使毛主席质疑，从而改变了对髙岗的看法。2月16日髙岗在家中自杀的举措激怒了毛泽东。
髙、饶反党反革命集团的泡制
在对髙饶揭发过程中，向“新税法”发难的山东分局的向明，有人举报他和上海原公安局长扬帆在“粛反运动”中包痞反革命一事，向明、杨帆在1942年新四军军部审干时，由潘汉年负责处理，因他人举报的一些亊查无实据，便放过关了。作为时任上海市付市长的分管公安口的潘汉年，脫不了干系，邓小平要他进京揭发铙漱石的问题。潘汉年为杨帆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并交代自己与汪伪期，仼江苏省伪省长李仕群去找过汪精卫一事，去延安见毛主席时，正准备说明此事，因有人请示主席而打断。亊后未向中央报告，也无人追查此事。这样一个饶、潘，杨反党反革命集团，由邓小平与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泡制成了“饶、潘、赐反革命集团”。周恩来带罗瑞卿到东北就髙、饶事件吹风之后，接任髙岗为东北省主席的林枫与罗瑞卿编制了髙岗反党集团的“东北五虎上将”的冤假错案。
一份份检举揭发的材料，经邓小平遴选，送到毛主席手中，于是主席据此作出了对髙、饶进行了“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定性。有了毛主席的定性意见，刘、邓随即在全党开展了对髙、饶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在此过程中牽涉到林彪、彭德怀。功髙至伟的林彪借治病去了苏联。彭徳怀卸出了志愿军总司令，被保释过关。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说彭本来是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由于髙岗出自西北，彭徳怀是原西北根据地和“一野”的领导。从而原西北根据地及一野、四野的干部从此长期淡出中国政坛。习仲勋等后因出版《刘志丹》一书，说是为髙岗翻案，也去职蒙冕。由邓小平一手操控的，经毛主席定性，又由邓小平向七届五中全会作了“关于髙饶反党集团”的专题报告，而在此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处理髙、饶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决定，从而成为中共史上的铁案。
在中共11庙3中全会以后，对于饶潄石、潘汉年、杨帆、向明及髙岗反党集团的东北五虎上将等冤假错案业已平反昭雪。而依据这些材料定性的髙、铙反党、反革命集团却不能平反昭雪。从而引起一些党史学者的关注。2009年从中共洛阳党史研究署名的文章调研的事实，说明髙岗里通外国，串通贝利亚，要把东北变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与状告刘少奇等材料纯系捕风作影，猜测揑造之事。在任何法律上规定，都是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的。
至今尚未平反的髙岗饶潄石反党反革命集团一案。即然判罪的依据髙岗集团的“五虎上将” 及“饶、潘、扬反革命集团”业已平反照雪，罪证已被推翻，其他罪证查无实据，罪名也就不成立，为什么至今还维持宣判有效呢。这是一个法理常识的问题。本案性质是一次最大的政治陥害，应追查栽桩陷害制造寃案者的刑事责任。还中国共产党一个清白。
本案的泡制者，故技重演，不久又泡制了“胡风反党反革命集团” 及反右运动中又制造了50万人的冕假错案. 到后来把罪责栽赃到毛主席头上. 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
在处理髙饶事件中，刘、邓从此结成生死同盟。此案泡制者之一,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充当制造冕案的打手，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与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一道定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决非历史的偶然。
1953年3月5日 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鲁晓夫阴谋篡夺了党政大权，搞修正主义。毛主席提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是另有新意。别人不了解，刘少奇定会感到莫名的威胁。年青的髙岗及他在东北，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及对抗美援朝不遗力的支援，倍受毛主席的重视。反观刘少奇在建国后一系列的右倾言行很不满意。作为接班人提出了质。也必须对他的历史，特别是他在东北被捕和出狱的问题要搞清楚。便要髙岗去作调查，也是情理之中。从而引发了接班人之争。为接班人成为刘、高二人之间的角逐中, 邓从中漁利.。当时无论是权位与信誉度，邓无法与髙相比，从而他必须选择与刘少奇合力，从而制造了髙饶反党反革命集团。进入了权力中心，最终扏掌了党和国家的最髙权力，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等级工资
通过处理髙饶事件，刘少奇与邓小平，周恩来及陈云组成了党政一线班子，毛主席退居第二线，专心研究反修防修及中国实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一、二线的设置，形成了两个司令部，晚年的毛泽东说他一生最大的失误是不该分一、二线。这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強调一元化的原因，也是他反对设国家主席的动因。
一线班子集团，为了迎合打江山的干部的要求，在军队积极推行了军阶、军衔制和在干部中实施等级工薪制。此项工作均在1955年完戓。釆取扩大级差，和物质上的特供及特权，使党的髙级干部滋生了贪图享受，脱离群众的作风。此举刘少奇赢得军队与干部，特别是髙层干部的拥戴，逐步形成官僚政权，产生了官僚资产阶级，也就构建了一个官僚体系和形成自已的政治势力基础。从而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毫无争议。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犯和危及他们的即得利益，从而自然倒向刘、邓一边。
对于等级工资毛主席在去世前两年，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如：“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甚至警告说，“.比国民党还不如”。毛主席在他临终时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领导干部）赞成的少，反对的多。等级与等级工资所形成的官僚体制是产生这一后果的根本原因。
权力高度集中的等级制与高工资、高待遇一旦结合起来，不可避免地会使整个社会重新回复到传统的"官本位"的孵化器中，进而导致政治渐趋官僚化。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尽管皇帝轮流坐，不停地更朝換代，在孔子礼教文化的影响下，政治制度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的等级制。中囯革命发生在这种环境內。参加革命队里的人，受这种根深蒂固的影响。用其来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进行复辟。走资派则是有意识继承这一遗产，使之成为中国特色。他们从积极推行军衔制与等级职务工资制开始。
军衔制的建立 军衔制的设置要追朔到袁世凯创北洋新军时，校仿的西方列強建立的军事体制，国民党的军队包括地方武装都实行这一体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军阀割据。只有毛主席创建的工农红军，废除了这一体制。在抗战爆发后，共产党的武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笫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后。为协同友军作战，八路军总部设置了相应的机构，准备推行军衔制。由于抗日战争，不暇顾及此事。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中断了对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补给，并进行经济封锁。军銜制就搁置下来了。主要原因是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很少与国民党军协同作战。
更朝換代，每当新朝建立，功臣们都要论功行赏，封分诸侯王的历史已被唾弃。毛主席在由西柏坡进军北平的路上，宣示不当李自成。自然不会进行论功行赏。功臣们都希望有所得。走资派们利用功臣们的这种心理，在军队推行军衔制，干部实行等级工资制，以收买人心。
从评定的十大元帅来看，只有罗荣桓与陈毅非行伍出身。其他人对军銜制有不同程度的眷恋。军衔不仅确定了终身的工资和待遇，而且在制服上显示了无比威严。从而他们是军銜制积极推行者。推行军衔制的决策过程，没有人报导。但毛主席釆取了由消极到反对的历史过程。首先他拒绝接受大元帅衔，不接受礼服，不拿挡次较髙的军队工资等级。没有参与评定过程中，传说只说了大将以粟裕为首，在审定名单时说了句吕(正操) 有伤, 皮(定钧) 要升。到1964年在他一再批评下, 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越过一线班子。作出军队取消了军銜制的决定，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而在1984年邓小平又重新恢复了军銜制。
等级工资制 1941年前包括红军时期，边区实行的沒有等级差别的供给制。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就曾以中共干部及其待遇和国民党官员做过比较。他自豪地声称：“我们对孔子懂得很少，写文章写得不长"，周公、孔子一套搞不来，文墨也不大会。但是，我们的县长、区长、乡长，每月2元津贴，又民主，又能艰苦奋斗，又能帮助老百姓。自周公孔子以来，从没有如边区政府的县长这样的廉洁、这样的民主、这样的帮助老百姓的。而国民党的县长呢？他们每月拿着180元的薪水，只会娶小老婆、打麻将、抽鸦片，甚至还"贪污、刮地皮，压迫老百姓，其他一无所成。为什么会有如此区别？这就是因为我们和国民党不同，大家是来革命的，革命是有生命危险，生命既准备牺牲，何况薪水这小小的东西？”因此，他公开预言：中国只有靠共产党的这些既廉洁又民主的干部才有希望。朱德在1948年中共准备进城之初也曾明确讲过："我们是在供给制条件下过来的，打仗不要钱，伙夫不要钱，什么都不要钱，革命成功就靠这个制度，将来建设新的国家也要靠这个制度。
大约是任弼时从苏联回来之后，延安的食堂就出现了伙食有大灶小灶之分。由于任在共产国际工作了几年，受苏联的影响，把苏联的等级制度引进到辺区的供给制中，于是出现了等级供给制。对领导们名目繁多的补肋津贴和剪刀级差。在迫延安出现了攀比和不满。王实秋写文章形容当时的状况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毛主席对此一直很反感，1947年3月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毛泽东表示：这是好事情。至少“打碎了庞大机构、官僚腐化，逼得过去那种"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供给制标准也改了。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讲："供给标准就这样好，打到南京上海都不要再提高。1949年，当天津解放后，曾出现过进城的干部实行供给包干制和对接收人员实行工资制，而形成了“两轨制”。刘青山、张子善搞“小金库”， 致使腐化堕落。加速包干的供给制向工资制过渡的进程。
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将工作重点转向城市之初，薄一波就明确提出："现在的制度，处处是浪费，但干部还觉得处处照顾不够，民主人士与干部生活间的悬殊等等，都成了问题。"必须实行薪金制，才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作为新中国首任财政部长，无疑是薪金制的积极推行者。因“新制制” 而受到批判。接替薄一波工作的邓小平，加速实施薪金制的工作
1955年8月31日 ，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其中明确说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供给（包干）制待遇办法，在过去革命时期，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但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已不符合'按劳取酬'和'同工同酬'的原则。因此，国务院决定自1955年7月份起，将现有的一部分工作人员所实行的包干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以统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制度，而利社会主义建设。”据此，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不仅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而且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工资560元，最低工资18元；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为649.6元，最低工资为20.88元，最高与最低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如果从绝对数来看，低级工作人员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级干部增加最多的达到95.67元，相差几达416倍之多。不难看出，此次工资调整，再度拉大了等级之间的分配差距。由此自然也就引发了一些问题。全国各个地区此次工资改革都遇到了“降低收入的面较大，任务比较艰巨”的问题。
注意到新出现的各种情况，在1956年6月各行各业全面实行工资改革过程中，国务院再度对1955年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进行了一些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将原本只享受少量补贴的大批乡一级工作人员列入国家干部，即享受工资制待遇的人员的行列中。同时，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最低一级工资从18元提高至20元，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之差为28倍。
在由供给制改薪金制中有两个特点，
一是由职务工资变成一种体制，由工资级别而确定干部级别而成一种体制。升官不发财（即不晋级）情况是暂时的，但加薪必晋级是自然的。工资与级别成为干部的终身制。比封建社会的俸禄制更反动。
二是拉大级差。越往上级差越大。最低工资与最髙工资（不与部队首长工资比）级差达31.11倍。増加绝对值达416倍之多。与国民党比，战后国民政府文官的薪给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外，共37个级别，每级的相差数，最少5元，最多120元，相邻各级之差较为平均，最高级和最低级之比，亦仅为14.5∶1。56年共产党制定和实施的标准其级差为囯民党的2.2涪。也大大超过了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公职人员收入分配的差距。在资本主义各国中，如英、法、德，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一般仅在8-10倍上下，美、日亦仅在20倍左右。后来毛主席评说比国民党还不如。
三是对髙级干部沿袭苏联髙干制庋度。保留和不断扩大供给制中的“特供”。 如小车司机、秘书、保姆、住房及各种补肋冿贴。对髙干实行的是髙工资与特供制。比资本主义工资制更落后，步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后尘，打造官僚铳治者阶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官冕堂皇的依据是学习苏联的经验。
基于苏联的经验，中共财经方面的工作人员，实际上从延安时期开始，就把产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资制，视为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最合理的分配形式。他们并且相信，基于按劳分配的原则，必须要打破在共产党人中流行的平均主义观念和分配形式。并在激励进步的理由下，开始把苏联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实行的职务等级工资制也照搬过来。为相信苏联的分配制度才是最合理的、真正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制度，中共各级领导人在进入各大中城市之后，很快发现自己所要建立的新的分配制度，必须扩大各个不同等级的级差系数，才能符合苏联模式所提供的"合理的"分配标准。
难道是真的通过拉大等级待遇差距来激励工作人员的上进心和工作积极性吧，那么，1956年的这一新标准亦明显存在问题。因为其低级别级差不仅运远小于国民政府时期工薪级差标准。其其最低的4个最低级别间每级相差只有2元，然后依次是2.5元、4元、4.5元、5元、5.5元。可知1956年标准至少在较低的10个级别中，其级差甚至更小，更不具备所称刺激进步、鼓励多劳多得的作用。
他们仿校的是从北洋军阀开始，沿袭至今的军衘制，并参照它们极其悬殊的级差而定的标准。新政权的一线领导为了网络势力收买功臣，实施军銜制，参照旧式军队级差而定薪。这是封建官僚体制与北洋军阀借尸还魂。
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干部工资的规定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提出过，即使是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之下来争取无产阶级最基本的政治权利的斗争，共产党人也应当坚持提出“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马克思更认为，“无产阶级政权下的公职人员应当一律实行低薪制度，即所谓"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此后欧洲国家，凡社会党或工党执政时，都努力尝试了近似的分配方法。20世纪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发动工人运动，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后当选为波兰总统之后。并未为自已制定特权。离职之后，仍去当电工。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观点，通过工人运动，影响到如今的欧洲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公务人员。他们的工资收入普遍差别不很大。在这方面，苏联的做法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革命政权下公职人员应有待遇的设想，却是南辕北辙。苏联所建立起来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及其党政干部内部的分配差距，打造了一个庞大的特殊阶级，即官僚主义者阶级。是赫鲁晓夫推行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最终是东欧易旗，苏联解体。
对等级工资制的调整与毛泽东的思考 比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所见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批示及电报，他对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和其他政治思想问题的关注明显较多。1953年之后，则致力于合作化，制定和贯彻“总路线”。而对于实行工资制和依照等级划分干部收入标准问题，则很少具体过问。自髙铙事件之后，他已退居二线。军銜制与等级工资制是刚明确为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上任的笫一把火。他不想过多的干预。且他们打的是苏联的经验，更不好批评。
这时毛泽东似乎都不甚了解，也未意识到今天如此严重的后果。从他的读书生活情况看，他在1950年代初显然还没有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著作。这或许也是他不能对等级工资制的建立表示异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在这一问题显得无所作为。他只能把问题归结为金钱本身，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钱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可是我拿它也没有办法，现在谁拿它也没有办法，列宁也没办法，总归还得有。”但是，毛泽东到底是相信共产主义的，他不是不清楚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至少应当是建立在收入分配相对平均的基础之上这个道理。并且，他出身农民家庭，生活一向较为随意和简朴，生平又“最讨厌的是钱”，他一生不当钱的家。再加上他一生就是要革中国传统社会中那种“冠带巍峨：”、“仆从如云”、“锦衣玉食”，“出则舆马”“入则高坐；堂上一呼，堂下百诺”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命。他更留恋红军时期的供给制，对实行工资制本身并不热心。而一向重视自身经验的他，基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经历与供给制的尝试，在内心里对苏联强调要利用物质刺激，即靠拉开等级间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来调动人们工作生产积极性的办法，多少会有些怀疑，也应属无疑。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对供给制中的等级趋向，以及由此产生的庞大官僚机构表示担忧，因而他力主精兵简政。
1949年中共中央初进北京城，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时，一位军队将领当场提出：资本家吃饭时要摆五六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这不行，军队应当增加薪水。与会者多表示支持。毛泽东却当即提出不同意见。他直截了当地反驳道：“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自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公开承认斯大林模式存在严重问题以后，他才逐渐开始出来讲话。毛泽东的这一提醒显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1956年公布的工资标准较前没有任何带有趋向性的变化。对此，毛泽东显然不满意。工资改革工作的帷幕刚刚落下，他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现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提出批评。他在为大会做结论时，专门就此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减少一些薪金”。他并且提到，不仅是薪金的问题，实际上还有特殊待遇的问题，“一是物资供应，一是警卫太多，必须很好地注意加以改变，以身作则，才能号召人民艰苦奋斗，同甘共苦。”在初步开始反思几年来照搬苏联经验利弊得失的情况下，他尽管明确地开始提出：现在的工资标准把收入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在1956年全面推行工资制度改革前夕，他就特别在党内高层中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工资可以增加一些，但要"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
55年的改革方案在受毛主席批评后，在56年改革中进行了小幅度的调整，毛主席看到后，仍然提出政工作人员高低工资之间相差25倍，在毛泽东看来仍旧太多。毛泽东再次提出，这不只是高薪问题，而且还有特殊待遇的问题。行政10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虽然不再同时享受供给制的待遇，但他们依旧享受着供给制残留下来的紧俏和质优商品的特殊供应（时称"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分别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其他中低级别干部所不能享受到的各种特殊待遇。
实行军銜制及等级制度，拉大工资差距，不能带来很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在干部评级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问题。毛泽东发现，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提到如此之高，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层出不穷。仅仅因为级别稍有不同，待遇有所差别，就有人公开吵架告状，以至痛哭流涕。毛泽东对此极为反感。他不止一次地在党内公开批评说：工资固然应该增加，但“现在看起来工资有些不很适当，已引起人们的不满。而更奇怪的是，级别高了，工资多了，闹地位、闹名誉，争名夺利这个东西也多起来了。过去的那个拼命的精神，过去阶级斗争的时候，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那种拼命的精神，现在有些同志身上就消失了。讲究吃，讲究穿，比薪金高低，评级评低了痛哭流涕？据说还有几天不吃饭的。为个人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算什么？”
实行工资制，在一级班子鼎力和固执的实施下，成为不可逆转的一个现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越来越认定，这未必是一种进步。他断言，共产党人仅仅是因为要迁就现实，才不得不做这样的让步。但让步的结果，却让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这实在是让他始料不及。他对工资制改革所带来的等级制的后果，他不止一次公开表示：“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是，那次改变有很大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不仅高级干部的薪金太高了，而且因为你高一级，我低一级，那么大的差别，弄成"父子关系，猫鼠关系”，
把党的传统都丢掉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等级制与高工资、高待遇一旦结合起来，不可避免地会使整个社会重新回复到传统的"官本位"的孵化器中, 建立官僚政治体制。.而导致政治渐趋官僚化。对于这种趋势，毛泽东曾反复批评，并多次发起政治运动，开展整风, 甚至发动文化大革命。自改工资制后，他时刻不停地提倡发扬革命精神，他批评“反冒进”， 就是要发扬革命精神，他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头两句“鼓足干劲，力爭上游” 是以革命精神作动力。他一再強调政治掛帅，是为了消除工资制的负面作用。他堤倡“大跃进”， 充分地调动了全国人民建度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毛主席再三提议降低高级干部的待遇，且强调供给制的好处，甚至一度赞同做部分恢复供给制的尝试。由于大跃进的群众运动对工资制的冲击，毛泽东在1958年10月明确肯定了张春桥颂扬供给制、批评等级工资制的文章，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为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多数人认为不该中断供给制的传统，肯定供给制是革命的、先进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一种分配制度。一些地方还部分地开始实行供给制的办法。但是由于一线班子的形左实右，刮起了共产风。在人民公社中推行“供给制”， 取消“工资制” 的呼声鹊起，毛主席冷靜地分析，在11月上旬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道：“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
正是在毛泽东的这种压力之下，1959年2月和次年10月，中共中央又两度下令降低高级干部的工资。1959年明令降低最高的1-3级党员干部的工资标准，将三级工资合并，降到460元。1960年又下令17级以上党员干部降低工资标准，降低后的1-3级工资标准为404.8元，与最低工资标准之比为20.24∶1.
十分明显的是，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和他日渐认定苏联社会主义已经蜕化变质，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担忧逐渐变得愈发强烈起来。他对苏联党之所以走向"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建立在苏联党政工作人员已经蜕变为一个享受高工资、高待遇的官僚特权阶层的认识之上的。他再三提醒说：“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且后者一定占多数。因此，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就突出强调了这一观点。公开信在详尽剖析了苏联特权阶层的种种表现之后，明确写道：“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毛主席对中共党内出现特权阶层高度重视，力图采取措施予以防范。1966年“文革”的发动，在毛泽东看来，他所反对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就是中国这种官僚特权阶层的代表。他一度设想过并且推动过的“干部参加劳动”、“五七干校” 来改决，但毫无作用。毛泽东试图用文化革命来改变这一切。但遭到髙干们的坚决反对，带看无奈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本文资料引自杨奎松著作，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
反右运动
毛主席从苏共“20大”及匈牙利事件中得到教训是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造成工作失误和党的腐败，从而激发了社会矛盾。1956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时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问题》一书，在其中提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六项标准”。195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议进行党内以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为內容的整风运动。刘少奇提议仅在党内开展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与教育运动。而毛主席则主张，发动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在党外发动民主党派，邦共产党整顿作风。
从斯大林逝世，到苏共“20大”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是黒云圧城城欲摧的的严峻形势，1956年接连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波、匈事件极大的鼓动了党外的中国民主主义者即右派们。在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攺造中的企业主们，接受公私合营是迫于形势，无可奈何的决择，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没有任何触动，走资本主义才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奋斗的目标。囯内的阶级斗争有如欲喷发的火山。而在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无视国内外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毛主席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及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精神，从及当时中央发表的“一论”“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问题”等历史文献，而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纲领。
“八大”抛弃共产党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纲领，无疑助长了阶级敌人嚣张的气熖，从而在邦助党整风中，储安平提出了“党天下”，章伯钧提出要建立政治设计院，企图削弱共产党的领导。1957年5月的一天，右派学生林某用广播煽动全校同学到操坪集合，事先她们在操坪划了一条白线，她号召凡拥护校长吴玉章的同学站到白线左边，拥护钱伟长的同学请站到右边去。而右边挤满了人，左边的人廖若晨星。吴玉章慌忙去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吴老慌什么，无非再上一次井岗山。要相信95%的知识份子是拥护共产党的，右派是极少数。
右派煽动向党的进动不可一世。 6月22日 ，毛主席为人民日报写了“必须打退资产阶级的右派猖狂进攻”的社论，发动了反右运动。毛主席估计全国右派不过3000人，由于扩大，于是说有8000人。而执行反右运动的一线刘、邓，采取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谋略，歪曲毛主席的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的阴谋。在发动群众邦肋党整风时，不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六条标淮”，教育群众。而是一味鼓动群众大鸣、大放，还要党员干部,党的积极份子带头，层层发动，唯恐天下不乱。在毛主席发动反击右派的号令之后，就不断扩大化，釆取对各个单位，下抓右派的指标、压任务等荒谬作法，搞的人人自危。传说有个单位领导觉得本单位实在没有右派可抓，就把自已的名字上报了,他就成了右派。根据毛主席说过,95%的人民群众是拥护共产党的话。他们便推算还有5%对共产党有异心，就按当时全国知识份子1100才总数，从而下达55万指标分到各个单位。
就是资攺派常说的前十七年是决策者错误，扏行者是正确。难道毛泽东估计右派不过3000人是决策错误。而执行者抓了55万右派，构成的冕假错案是正确的。
革命队伍中的右派与左派是内部不同意见的差别，应与反革命及地主阶级即与地、富、反、坏与战犯是性质不同的两类矛盾。毛主席在要对右派作处理时，叫邓小平将全囯最大的右派列表送来。毛主席在对章伯钧、罗隆基、史良等极右份子，仅作降职降薪或撤职处理。因为要团结右派中的知名人士，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在解放后一直保留着他们在民国政府时的工资，他们的工资与毛主席周总理要髙出几倍。这时的降薪有利于他们的改造。毛主席想以此为范本，贯彻他一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治病救人”的方针。而执行者在全国对其余右派的处理，如同处理反革命份子一般，采取了关、管、劳教、发配、诛连三代。后来他们又借落实政策来否定反右运动，并以此为去毛化化的口实.这些违背政策的事是谁干的。为什么要把责任推到毛主席一人身上，不是栽赃陷害是什么？
对于反右，走资派有自己的算计。右派是主张走资本主义的党外民主人士，与他们一伙党内的走资派的目的是一致的，为什么走资派对右派痛下杀手呢。因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处境不同，中国的走资派中的刘、邓与党外民主人士中的右派之间没有什么交往和联系。而右派大多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朋友，借毛主席的手除掉了毛主席的朋友，就可使毛主席成为弧家寡人。今后可在民主党內安插亲信，扩充自己的势力。这些右派是向共产党手领导权，这也就是与官僚体系争领导权，他们并不是他们可驯服的同盟军。而右派们的弧傲，根本上瞧不起他们。不借毛泽东的除去之，将来必是大患。此时假若不树它们为敌，转移目标，毛主席发动民众来清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势必会烧到他们头上，使他们下不了台。在基层鸣放中，民众的意见己使领导为难，或下不了台。若不借此除掉那些多嘴多舌不安分的人。势必会是他们的号令不通，后患无穷。把这批人打成右派，可杀鸡镇猴。抓55万人的右派，是形“左”实右的表现，然后把罪责推向毛泽东。岂止“一箭双雕”，这还不能说明他们运动反右,所取得的神奇功效。
反右的后果，不仅使中华55万优秀儿女罹难，而最大的遗害是阉割了勇于直言的中华民族精神，刘少奇不失时期推出了“加強党的领导”作党的“驯服工具论，并“用辩论的手段，实行群众斗群众，缄众人之口，使他们为所欲为。官僚就以党的化身来愚弄全囯民众。致使大跃进中的浮夸风、瞎指挥无人敢言，带来了三年的灾难的后果。
形“左”实右
三面红旗的问世 陈云根据“平衡发展”观念,在57年编制国民经济发展58年计划时，砍掉了一些脱离经济基础目前无法实行的项目。并在中央工作会认上,周恩来批评了“冒进”的思潮，会上通过了一个“反冒进”的决议，并发表“社论”。.因事先没有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反对右倾保守相抵触。毛泽东首先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革任务完成以后，工农业生产有出现大跃进的可能。随即在2月在北京的政治局会议上严历批评周、陈“反冒进”的右倾思想，说离右派百步陈云而已走了五十步了。从而萌发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和实行跃进的思想。在 3月9日 成都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在论述了“大跃进”的观点之后，号召苦战三年，改变中囯穷困靣貌。此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将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扩大社的意见”的决议。在57年5月中共八大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论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并获得大会通过。在通过的会议工作报告中，也充分肯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号召在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
根据成都会议并社的意见，各地出现不同名目的农业合作大社。4月刘少奇在去成都的火车上与邓力群等议论中，就提出了“人民公社”这一名词，并对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说了，从而在河南首先出现了七里营人民公社。7月毛主席在视察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时，指出“人民公社好”。人民日报随即发表社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在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共产风的形成 在并社和合并扩大农社合作社及公社化过程中，不久出现了问题，为指导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正确地发展，8月毛主席决定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在会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说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一曰大二曰公。但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是共产主义的；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为划清界线，会议制定了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五条标准。在决议中指出由集体所由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在条件好的地方也要3～5年，或5～7年。在送审稿中，毛主席还加了“甚至更长一段时期”一句。
.自八届二中全会后，刘少奇在各地不断发表讲话中，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并规定了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等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五个标准。推行一县一社，实行政社合一，并实行半供给制的工资制。 1958年8月6日 刘少奇派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陈正人带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徐水县搞人民公社试点。.按康有为的《大同书》，世界大同，要破除“九界”。其中的家庭界限、私有财产界限与男女界限，消天家庭。为此，首要的是办公共食堂、幼儿国、托儿所、缝纫组。把妇女从灶台上解放出来。将老人送到敬老院，将小孩送到托儿所或幼儿园。将妇女、小孩、老人组织起来，人人参加劳动。从徐水县开始，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是刘少奇制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头条标准。后来将组织起来，人人参加体力劳动列在首位。从而在全囯出现组织军事化、生治集中化与行动战斗化（史称“三化”）的热潮。破私有财产的界限，就是生产、生活资料一切归公社，不允许有自留地、自养鸡、鸭等家禽家畜，不允许家庭生火。为公共食堂敬老院和托儿所及居住集体化拆除了家庭，拆房拆灶砸锅炼钢铁，为居住集中化，拆屋併居，男女夫妻分开，按军事组织編制集中居住。夫妻尚可星期六可同居，只是尚未宣布破男女界而已。
徐水县委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向刘少奇请示报告，刘少奇的有关批示在案。9月1日的人民日报就报导，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就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建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亩产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9月13日李先念到徐水调查时，说该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政社合一，全县财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实行供给制，消灭了资本主义的残余，全县没有发现一个商贩。同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髙举人民公社旗帜前进”的社论。在社论中強调要办公共食堂，建立托儿所，公社就可以实行全民所有制，时间把毛主席特意加的更长一个时期删去了。自留地，自留牲畜，果林归公社。这又是一篇不送毛主席审编的影响极坏的社论。此社论一出，強制办公共食堂，砸锅毁灶，火坑打灰印，生活集中化拆房拆屋之风席卷全国。对有抵触的群众，进行辨论斗争，強迫命令逼干部捆人打人，逼死人命时有发生。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和实行“三化”这就是刘少奇所推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刼难。
由刘、邓控制的宣传口，人民日报社不断发布虚假报导，误导了全党和全国。如大炼钢铁的小髙炉和土法炼钢的错误系列报导，估据小髙沪和土法炼钢的生产能力，冶金部制定了58年年产1800万吨钢的计划。经陈云反复劝说，说服毛主席将其压缩到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作出了“确保年产1070万吨钢的决定”时，毛主席问冶金部，只有4个月了，还有700万吨钢能完成吗？冶金部负责人保证完成。毛主席随即引用李贺的一句诗说的“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心中并不认同。为建土髙炉和土法炼钢，动员了9000万人齐上阵。后来毛主席听吴冷西说：几千万人上山（炼钢）去了。毛主席无不担忧地说，几千万人上了山，粮食丰产会落空，食堂又放开肚皮吃，那怎么得了。
建小髙炉，砸锅卖铁，甚至钢铁门窗回炉，小髙炉生产的几百万吨劣质生铁才湊足1070万吨钢铁数字，国家财政透支了28个亿，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家底子完全吃光了。9000万人齐上阵，地里粮食无人收，公社化消灭了家庭，家无存粮。公社实行一平二调，上级按虚报亩产进行征购，以致出现了瞞产私分的现象。大炼钢铁把风景林，千年古树砍光，可以说给国民经济、地方生态毁灭性的打击，给三面红旗抹黒。而人民日报秉承上司指意，把损失作为成绩，冶合部又提出59年年产3000万吨钢铁的髙指标。从而各行业的髙指标层出不穷。
毛主席在七里营视察时，对虚假汇报的粮食产量，也未给予适当批评。只反问了句粮食增产这么多，那怎么办?刘少奇在不同场合下则鼓动粮食更髙产。如他在常熟视察时，一个乡的公社书记汇报稻谷亩产达万斤时，他说你们这里条件好，如通过深翻土壤，还可以再提髙产量。毛主席不愿给群众积极泼冷水及刘少奇鼓历浮夸的系列讲话，及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不停升温，于是各省市大区书记不甘落后，泡制的粮棉髙产卫星，通过“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套红印刷，不断吹上了天。
第一次郑州会议 毛主席对张国忠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其作法及“人民日报”的一些报道引起了关注。10月就派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到河北瑯岈公社和已宣布实现一县一社的政社合一的修武县及七里营与新乡人民公社去调查。据吴冷西回忆，毛主席把他找出，要他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和斯大林写的《论苏聅社会主义经济》两本书，交代了具体的调查方法。另外提出要敢于说真话，要一不怕打成右派、二不怕打成反革命、三不怕坐牢、四不怕砍头，五不怕老婆离婚，一定要说真话。毛主席在58年10月听取吴冷西、田家英调查情况汇报时，当即扦话说,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主义要不得。还是要搞“按劳分配”。两种所有制的接轨，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要混淆。把男女分开，搞集体居住，这不是在邦国民党的忙吗？几千万人上山(炼钢铁),粮食丰收就不可能，食堂又放开肚子吃,怎么得了。
毛主席决定于12月初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以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按劳分配”问题。为武昌会议，他要外去作些调查。11月1日当行至郑州听了吴芝圃汇报，一些地方的干部和群众瞒产私分粮食，吴芝圃提议要在干部中反对本位主义。毛主席则不认同，认为是人民公社体制问题，一县一社供给制，取消商品生产和商业，乃至有人提出取消货币。突出的有柯庆施鼓吹“全囯一盘棋”反对本位主义，搞一平、二调，是违背了多劳得多和价值规律。当即,决定在郑州分别于11月2～8日召开北方和南方各省和中央分局书记会议。北方书记会先一天开始，毛主席就落实按劳分配，对一平、二调、三收欵及共各行各业的产之风，进行了严励地批评，強调改变公社体制，提出以队为基础，发展商品生产. 在会上毛主席还说,感谢农民瞞产私分，抵制了“共产凡”。北方书记会一时对毛主席的批评和急转弯的提法不服气，发生了争扏。南方书记会气氛虽好一些，但不认同主席的看法，主席心中很急。期间毛主席向刘、邓写信，要在郑州写一个关于人民公社体制的决议，及重新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请他们及相关人员一道来郑州。到2月5日在合在一起开会时，毛主席激动地说，如果你们说社员、干部瞒产私分是造反，我看符合马克思提出的“造反有理”的原理。不是说“逼上梁山”吧，我看是你们逼出来的，是你们搞“一平、二调、三收欵”的共产风逼出来的。
在郑州期间，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决定，和国民经济十年发展纲要。在交政治局讨论通后下发。会后，毛主席总觉得不妥。决定在武昌会议多听听意见。对于髙指标的发展纲建议以否决，就是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八届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于11月27日在武昌开幕。会前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称为“武昌会议”。在“武昌会议”上，毛主席指出不要按労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做法是要抢先进入共产主义，是空想。严励批评了弄虚作段的浮夸风。強调压缩空气，把髙指标压下来。強调按劳分配和商品价值规律，开会时时指着陈伯达说，我们的秀才要造反了，他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按劳分配和反对商品价值规律，主张取消货币，实行供给制的产品交換。当然陈伯达是代人受过。八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再次強调要确定人民公社的性质与体制。要从根本上治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毛主席指出当前人民公社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和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体制，也提出了大集体小私有的口号。毛主席严励地批评了捆人打人借辩论整人的強迫命令风.压缩了钢铁髙指标，否定了郑州会议制定的十年发展纲要，旨在抑制浮夸风。但会议仍然确定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新事物予以肯定。12月10日在全会决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体制的决议”之后，毛主席正式提出请辞国家主席一职，他说你们看谁来当。与会大都感刭惊鹗，一时间无人说话时。邓小平就直接提了刘少奇的名，没有人表示反对，也就通过了事先起草的“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的决定”
第二次郑州会议 在六中全会后，刘少奇拒不贯彻“八届六中全会决议”。一平二调三提款的共产风仍然没有遏制，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三化”愈演愈烈，缺粮闹饥荒的事越来越严重。于是，毛主席决定在59年3月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以解决大跃进，公社化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在此之前，于59年2月又召开了各省委书记参加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就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再次予以严励的批评，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 大批判其他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己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
给六级干部的一封信 毛主席还说，你们不去贯彻我和邓小平去贯彻，叫他掛帅。毛主席估计他们也不会把这次郑州会议当回事，眼看春耕生产在即，为避免苏联在推行集体农庒之后产生的粮食危机在中国重演，心急如焚的毛泽东只得采取能采取的手段。1959年4月29日《党內通讯》，毛泽东发布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从这里我们也感觉到毛主席纠左的迫切心情和无可奈何的举止。此信一直被封锁，没有见报, 从而没有与全党和全国人民见面。只有几段录制在文化大革命的” 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中。如果此时把毛主席的信交到农民手中，落实了“大集体小私有” 发展商品生产的方针，就会很快消除饥荒，也不会出现连续三年的饥荒。是刘邓的官僚体制所操控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髙指标浮夸风，及政社合一的“共产风”， 及干部为求晋升的強迫命令风。从思想上与组织上牢牢地控制了中国。
对照1956年，时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邓拓不刊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问题》和发表毛主席在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只说了句是死人办报，邓拓随即撤掉主编职务，时至今日，毛主席说话无人听，巳毫无办法了。
刘少奇集团从58年2月成都会议之后，极力推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推行一县一社，政社会一，办公共食堂，消灭家庭，消灭自留地，拆屋毀灶砸锅卖铁，实行吃饭不要钱和供给制。动员9000万人上山炼钢铁。控制與论，放卫星搞浮夸，但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提出分田单干，“三自一包” 试图回复到小农经济上去，便于发展资本主义。是典型的“形左实右”
庐山真面目
在“共产风” 造成的灾难即将降临的前夕，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又怕髙层干部不把会议决定不当一回事，于是决定在4月召开中共七中全会。距去年12月召开的六中全会，仅过了4个月，期间还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与会前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海会议”。 如果还包括武昌会议。五个月时间内举行两次中央全会和三次最高层的决策会议，说明毛主席纠正“左“的错误，迫切的心情，行动之急速，措施的紧迫，是前所未有的，也是空前绝后。他言辞之激烈也是从未见过的，可是不见收效。此时的中囯的航船不是由他掌控了。不久，他对来访的外宾介绍刘少奇时,无怪乎说，这是中囯的新皇帝，我不过是他手下的臣民。
9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确定了人民公社的体制，也规定了大集体小私有的办法。此时的毛泽东己经感觉到万事大吉了，因而在会上他正式卸去了国家主席一职，正式通过了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的候选人的决定。此时的毛泽东感到莫名的轻身。会议号召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毛主席借此回到了阔别三十三年的家乡。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写下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诗句。于是决定7月初上庐山开一次“读书会”。在上庐山时也写下了“陶令不知何去处，桃花源里可耕田。”表示了他当时形势乐观的估计。
庐山会议是关系中国历史命运的事。由他引发的反右倾，不仅使彭德怀身遭不测，以至罹难致死。反右倾导致了三年灾难。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庐山会议虽然巳过去半个世纪了。揭示庐山真面目的文章也可以说多如瀚海。有各自的解读。大体分为主流的即按照邓小平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定格而写的。另一些则是非主流的网友搜集的资料而写的。前者是带观点去解读。后者的“资料”的真实性尚存质疑。因而读者仍然是“不识庐山真面貌”，身处在迷雾中。我今天按照结果的受益者来分析其因果，可能拨开迷雾，识得庐山真面目。
庐山会议实际上分为两个会议。从 7月2日 开始，到7月30日为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庐山会议”。从 8月2日 至18日为刘少奇主持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把两个会议混在一起总称为庐山会议,是形成途雾的原因.其中“庐山会议”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7月2～13日为读书会，按主席所议的提纲读书讨论。毛主席也经常在驻地水库游泳，经常组织舞会,会议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会”。7月15～23日为讨论会，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为讨论会。7月23～28日为揭批彭德怀的揭批会
”读书神仙会”。会议从 7月2日 开始，按照毛主席议定的19个问题的提纲或读书，或讨论。作息准时，没有爭辩和斗爭.毛主席称之“为神仙会”。此次庐山神仙会原定于15日结束，并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秀才们起草了个反“左”的文件，名为“会定纪要”下发。会议在不温不火中开了10天，彭德怀心急如焚。有次与毛泽东碰了面说，韶山的粮食产量是虚假的, 毛主席半讥笑地说，武人也在忧天国。13日彭德怀一听到会议就要结束，他风风火火去找毛主席。警卫说主席剛睡觉，他忙回住所，受意他的秘书向毛主席写了长达八千余字的长信，这就是史称“万言书”。毛主席读信后，彻夜未眠。在信上写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决定发给与会同志，会议延期，就彭徳怀的意见进行讨论。这就进入了第二阶段从7月15～23日为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的阶段。 7月15日 毛主席便叫在北京的彭真、黄克诚、安子文及几个部的正付部长上了山.
庐山会议起波阑。彭德怀在信中真实地反映了自去年二月成都会议以来出现的重大问题和当前严重的形势。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并批评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和公共食堂。开始讨论时，沒有压力。黄克诚、周小舟、周惠说彭总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二周还补充了湖南的一些情况予以佐证。还有时任毛主席秘书李锐在其中掺和。几个人之间在会后有些碰头，都被罗瑞卿掌控（不知是谁受意，还是出乎职业病），他们的行动，引起毛主席的注意。特别李锐向他打小报告说，周小舟说毛主席不要象斯大林晚年那样，而澈怒了毛主席。毛主席对“意见书”中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一词，估计彭德怀没有这么髙的理论水平。但他从张闻天于21日长达3个多小时，对共产主义的分析来批判揭发问题中找到了答案。时任驻苏联大使张闻天，是中共历史上28个半布尔什么维克成员之一，井岗山王明左倾领导集团成员。在长征途中被毛泽东说服，在1935年遵义会上被推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直至1945年中共七大其位置被刘少奇所取代。他是党内资深的马列主义与苏联问题的专家，21日上午他从马列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及哲学上对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进行了的批判批评长达3个多小时。张闻天的发言，无疑是火上浇油。
在张闻天发言后，主席联想到在会前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与东欧，张闻天出席华沙的一个外长会议。有人向他报告彭张二人是同机出囯的，又是同车上庐山的。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词，怀疑二人有什么猫腻。于是把他二人在革命斗争中的恩怨联系在一起。彭德怀在回国向毛主席汇报时，见面毛主席就开玩笑，你这次取经回来了呵。到这时真的怀疑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有什么私下协议。恰在此时，赫鲁晓夫在波兰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大跃进。
彭德怀的“意见书“击中“左”派们的要害，使他们坐卧不安。听张闻天发言之后，22日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实在忍耐不住了，接连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说话，捍卫”三面红旗，”开展对批判彭德怀。晚上，毛泽东分别找了刘少奇与周恩来听取他们的意见。当刘少奇一看到“意见书”，就知道冲着他们而来，当时怀疑毛泽东会继续反”左”,但他料定毛泽东此时不会抛弃这位还未到任的囯家主席。当毛主席对他说了准备挨板子的话后,才知道毛主席的本意.他必须借此排除政敌，从而重提了彭在髙饶反党集团一事。周恩来在去年初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及北京会议，因“反冒进”，连续受过毛主席的严励批评，他因此而提出了辞职的请求，今天留在总理位置上，也是诚惶诚恐，只有随声附和。22日晚，毛泽东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思虑很多。他回顾了他的革命生涯，想到了他的家庭不幸，更重要的是在帝、修、反联合反华面前，需要全党的团结。因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刚确定刘少奇为国家主席，而彭德怀等发言，若继续发展下去，会危及刘少奇能否顺利接班，乃至党的分裂。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必须把彭德怀一伙的气焰打下去。在通宵未眠的状态下，才有23日在大会上的讲话。
对彭德怀揭发和批判 23日毛主席在通宵未眠的情况下要求大会发言。在犮言中说彭德怀等是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对待大跃进，大炼钢铁等群众运动。彭德怀是党内的民主主义者，且历数了彭德怀从井岗山与他不合作，长征路上篡动林彪要夺军事领导权，及洛川会议、“百团大战”，以及在朝鲜战场上的种种错误和失误。最后毛主席说，“人民公社我没有发明权，只是推广者。去年,1070万吨钢铁是他始作俑者。因而他的三个儿子，一个死在朝鲜战场，一个是脑痴，另一个不知下落。因而应了那句古话“始作俑者,能有后乎”。
毛主席讲话后，会议风向一转，“左”派们按照毛主席发言的格式,开展清算彭德怀的旧账。会议期同,有人向毛主席打小报告，说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在会后聚会像个俱乐部。会议转向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及写“会定纪要” 的秀才们进行批判。对彭德怀的批评掲发，他根本不买账。直到到28日这天，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徳怀打断了毛主席的发言，冲着会议说，在延安时你们揭了我40多天的短，这回又抄了我十多天的老底，我今天要骂娘了。朱德一见彭德怀那气势，听到他要骂娘，连忙站起来喝道，彭徳怀这里不是牛马场，是党的髙级干部会场，怎么撒野。彭德怀听后不再说什么，便冲出了会场。朱德见彭德怀走了，坐下来悻悻地说：亏你们在同一口锅里吃了三十多年的饭。毛泽东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便宣布散会。
根据毛主席的保卫人员李银桥回忆，这天早晨，他们就接到通知，整理好了行装，准备下山。他也见到了彭德怀出来后与主席碰面的情景。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庐山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值得注意的是由毛主席主持的“庐山会议”，并未对彭德怀及其成员下什么结论，更谈不是政治结论或处分。只不过由读书会转为一次党內生活会而己，由于缺乏自我批评，形“左”实右的左派们为自保，而怂恿毛主席而使矛盾激发。
庐山中共八中全会 八届八中前会也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由“庐山会议”到8月2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阶段为揭批军事俱乐部，第三阶段为“反右倾机会主义”。
第一阶段：当毛主席同其他常委从庐山会议室出来时，不巧与转身拿东西的彭德怀撞了个对面。彭德怀气冲冲地从众人面前冲过。这时毛主席冷静下来，对彭德怀说：老彭有意见还可以提嘛。彭德怀并不搭理还是气冲冲地走了。毛主席尚无所谓。这时有人在挑唆说“他对主席尙是如此，若主席百年后，谁能奈何得了他。”接着有人建议继续开会解决彭德怀的态度问题。当即决定, 今天不下山了.经过一夜思考,第二天毛主席召开常委会, 会上决定召开” 八届八中全会”。议题有两个, 一是修攺经济指标，二是解决路线问题。会议决定于8月2日在庐山继续举行。通知己上山的人都不下山了，留下来开会。
对庐山中共八中全会的了解。后来，李锐写了一部《庐山纪实》。其中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但是所谓《记实》，其中许多內容并非真实，因有个人偏见。但书中披露毛主席于8月1日找彭德怀谈了一次话。因为全会于8月2日正式开始。主席对彭德怀的讲话是应在12中全会预备会议上，主席的讲话是给全会定基调的。与会的人员应是政治局委员，也有可能邀请十大元帅参加。
在预备会议上，毛主席深情地说：“老彭你今年62岁了吧，我已是65，都是要快去见马克思的人了。我们争吵为什么，除非是有人对你不放心。”（一语道破了八中全会的玄机。就是保太子登基。）毛主席又对彭德怀说：“你的态度、思想问题不解决，别人不放心，就是我也不放心。让人家对您放心了，工作仍然要你去作。”（这就是毛主席对彭德怀和对全会定的基调。）
毛主席讲话之后，朱德接着说，老彭呀，我是多次批评你，对主席的态度应该改一改。就拿对主席的称呼而言，虽然你内心,一贯是尊重主席的，我从不怀疑你有什么野心。到延安后，我们对“老毛”的称呼都巳改称为“主席”，这不仅是对人的尊重，而是共认一个核心。而你到如今还是“老毛”长“老毛” 短的叫，人家怎么想。刚来主席说了，只要你改变态度，让人家放心，事情还是让你去做，并不想撤你的职，处分你。承认错误，诚恳检查就行了。
揭批“军事俱乐部” 在7月31日毛主席在回复张闻天的信中，提出了“军事俱乐部”一词。八中全会开幕，会议进入了第二阶段，开头彭德怀为顾全大局作了检查，也说了他认为违心的话。可是大跃进的疯狂者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罗瑞卿、肖华等不恕不饶。威逼追查“军事俱乐部”的阴谋活动。于是会议形成了对彭德怀的声讨的会议。作为彭德怀疾恶如仇，为了大局，他只得采取逆来顺受，但军事俱乐部一事他决不承认。最后，只有主帅出面了。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想压制他，被激怒的彭徳怀跟刘少奇毫不相让，当刘少奇指责他有篡党野心时，彭德怀同样指出刘少奇有篡党的野心。刘少奇槪括“左”派们的讲话，拍着桌子骂彭德怀说，你象三国中的魏延有反骨，有朱可夫的野心，是冯玉祥伪君子的作风。并教训彭德怀说，毛主席怎能反的，反毛泽东还轮不到你呢？刘少奇停了一下接着说，与其由你篡党还不如由我篡党，真是语惊四座。这恐怕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的起因。各位将帅均参与对彭德怀的揭发批判，各不得要领。叶剑英、刘伯承感到心寒，说不定那一天会轮到自己头上，心萌退意，政冶上的不争，也保全他们少受冲击。而贺龙、罗瑞卿、彭真对彭德怀的揭发，引起林彪的注意和提防，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而给彭德怀致命一击的是肖华。肖华、罗瑞卿同彭德怀的过节是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来，看到罗、肖二人关于组建中南海文工团的报告，其目的是陪舞。彭德怀在毛主席面前发了火。罗、肖二人受到严励的批评，从而结下了梁子。在此前，肖华同彭德怀一同出访苏联和东欧。肖华揭发，赫鲁晓夫两次接见了彭德怀，有次，在别开我方翻译的情况下，有几分钟的谈话。因而埋下了里通外囯的疑团，难怪在彭德怀回国后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半开玩笑地问他，你这次取了不少经吧？人说是死无对证，可此事有活人也无法找他对证，刚正不阿的彭德怀，最终遭小人的暗算。
会议上剧烈的吵架声，惊醍了习惯于白天睡觉的毛泽东，他要他身旁的工作人员去看一看。探看的人回来汇报了开会的情况。毛主席又一次陷入了沉思，从而作出了要林彪上山的决定。
8月7日 在揭发“军事俱乐部”中，揭发出周小舟说毛主席不要犯斯大林晚年错误这句话。“左”派们大作文章，激起众怒。说这话的周小舟对周惠，说，你的错误比我轻，我已作好坐牢的准备，万一有什么不测，我家里请特意关照一下。周小舟已交待了后事。
林彪的发言 就在左派们穷追猛打的时刻，在此种情况下，轮到前期沒有发言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付主席林彪发言了，林在8月8日发言中，首先说明在长征途中说彭德怀串通他，逼毛主席交军权一事。是他在四渡赤水时，作为一线指挥员的他，不明主席的谋略，认为这样下去，人会拖死，部队会拖垮，因而向中央军委发了要彭总出来的电报。此事事先并未与彭总通气，有关彭总与我联手逼主席交军权之说，純属有人诬告陷害彭总。此话一出便解开了毛泽东20多年的心结，也影射了时任三兵团（彭兵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的谣言。
李锐隐去了林彪上面的讲话，并别有用心地说，全会由于林彪上山为了篡军夺权，对彭德怀揭发批判，落井下石，使彭德怀等定为反党集团。此事荒诞可笑。
当林彪说出会理交权真象之后，毛主席二十多年的心结才释怀。追查军事俱乐部篡党夺权的路线斗爭因之而结束。会议转入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爭。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爭，毛主席在7月23日的发言中，就提出了反右倾的命题，可是，“左”派们刚刚被反’左” 惊魂落魄, 对”反右倾” 一时不理解, 底气也不足,到从7月23日到8月11日全力揭批彭德怀的路线错误和追查“军事俱乐部” 而把主题忽视了。8月10日，毛主席收到一份材料，其内容是安徽省委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给中央的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的批示里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左”派们如获至宝，底气倍增.从而会议的矛头由个人人身攻击。才转向彭德怀反对三面红旗，大作文章，成为长达两年的捍卫三面红旗为名的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爭。刘邓将这一运动推向全国, 镇压群众, 排除异己, 把自己推到了政治颠峰.
在林彪说请彭德怀在大理篡权之原委之后，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批判之词就缓和了。8月11日毛主席在大会发言中，就提出了“彼此交心”的意见。他也分别找了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及秀才们谈话，对张闻天的检讨, 在信中也给以适当地鼓励。当彭徳怀请辞国防部长时，对继任人选还征求过彭德怀的意见。在刘少奇呈报对彭德怀等作如同髙岗处分意见时，毛主席提出只作撤除公职处分。彭德怀仍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黄克诚保留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周小舟保留了中央委员资格。对全会所作的关于“彭德怀、黄克诚等反党集团的决议”， 毛主席将其扣押了，未予公布和下发。
庐山会议，“左派”们兴风作浪，借毛主席的手除掉了他们的最大的政敌彭德怀、张闻天.借“反右倾”，揪斗和排挤了一大批党的真诚干部。又一次成功的清君侧。借捍卫” 三面红旗”, 肆意批斗群众, 以立威，使毛主席陷于不义的地位。当邓小平执政后，当时的”左”派们伙同帝修反，掀起一股诬蔑毛主席的狂潮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反党集团的第二号头目黄克诚站了出来，维护毛泽东的尊严，维护历史的真象。
直到65年，毛主席才明白“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道理。他说他当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钟馗。不久，他给彭德怀安排了工作，对他说，过去的事不应争了，真理兴许在你那边。这时毛泽东才认清刘少奇。所指的真理是包髙饶事件与庐山会议。此事直至62年七千人大会，对于彭德怀要在” 七千人大会上” 要求申诉的”九万言书”，刘少奇说,里通外国的不能平反，死死抓住彭德怀不放。在八届十一中会会上，才决定立案审查彭德怀及习仲勋问题两个专案组。而文化大革命的新编历史局《海瑞罢官》，无端地又牽扯彭德怀的头上，真是有口莫辨。彭德怀的后半生真是倒霉透了。
批判彭德怀，不仅造成了历史冤案，其恶果更为严重的是“反右倾”，使“左”倾错误更加泛滥。虽然毛主席界定“反右倾”在省、军级以上单位。刘、邓便将“反右倾”运动推广到全国城乡。在“反右倾”运动中，受打击和遭辩论斗爭的干部群众，中南地区就有32万，全国有216万余人，比抓右派打击面扩大三倍多。反右运动时，农村仅批斗了个别富裕中农，而反右倾中一些生产小队队长和许多群众以反对三面红旗而无辜受到辩论斗争和撤职处分。桃江县县长李企孟因阻止砍伐屈原” 天问” 遗址凤凰山几千年的风景林，而被打成右倾，撤职后在不停的批斗，折磨而死。
八届八中全后之后，不久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的提名，刘少奇登上了囯家主席的宝座。当两个主席像掛在正堂之上时, 就有人说, 天无二日, 又有人说, 你们看两个主席背靠背, 一个向左看, 一个向右看. 从而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可能是刘少奇故意而为之。
八届八中全会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席卷全囯城乡。公共食堂、“三化”、高指标、浮夸风、強迫命令风愈演愈烈。使毛主席所作的纠“左” 的努力化为鸟有，“五风” 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导致了中华民族史上的一次人为深沉的灾难。
庐山会议由刘少奇一伙打成的“彭德怀反党集团”， 诬蔑他们反对毛主席。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股反毛和歪曲历史事实，对毛主席造谣攻击，其气熖甚盟尘上的时刻。庐山会议上的干将们没有一个人为毛主席说话，却只有“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中的在世者黄克诚站出来，痛斥群獠，对缄囗不言者说：有些事我们这些当事人不说明事实真象，是对历史不负责任。
庐山会议，具体地指八届八中全会是刘少奇一伙“左派” 为拥立新君登基为立威而开的杀戒。是一次扫障的行动。是清君侧故技的重施。
第二部 毀灭记
七千人大会上发难
浮夸风，瞎指挥由“人民日报”推波助澜造成的虚假大好形势，中央完全失控，连家底也不清了。毛主席耳闻有饿死人的事，他不相信。直到有一天发现，从探亲回来的警卫战士带来的一块糠菜团后，认真听取他们的汇报后，他心动地流泪了。于是把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找来，商议对策。要求刘、邓处理“五风“逼死人命问题。也要求周、陈迅速査清全国粮食库存情况。不查则已，一查纸就捅穿了，天津、上海、许多城市仅有几天存粮，粮荒的紧急报告如雪片飞来。逼死人命，饿死人的情况也就到了毛泽东手里。刘少奇到灾情最严重的河南信阳地区，对干部釆用一齐赶上楼交代问题，并对有多吃多占的干部釆用关、管、斗的办法，经批斗的有24万人。毛主席明令不许釆用对农民剥夺的政策，对合作化、公社化強占的民宅、农具、家禽、家畜强令理赔，国家财政一下透支了50億元。毛主席自己带头减薪一半，困难时机，自已不吃肉。不容许任何人搞特殊。
陈云临危受命，他不是到粮库而是到基层摸底，作到心中有数，然后大刀阔斧地裁减非农业人口，让2000万从农村来的工人回农村，极大地缓解了囯家粮食供应的压力，同时解决了他们家属困难问题，也增加了恢复农业生产活力。更重大的关键措施是解散公共食堂，允许农民开荒种植和自养家禽家畜，增加了自留地。有些地方由此出现了分田到户，进行单干。61年开春，陶铸来到了当时三类县的桃江县，宣布解散食堂。当时我因病休学回家。春发草起，亲友便进山釆些沒有毒性的野草与分下来的一点口粮熬湯煮粥。不久，春季蔬菜出来了，接着瓜果成熟小麦、早稻豋场，饥荒逐渐淡去。到秋收时，饥荒已不复存在。毛主席作出的1961年9月全国困难形势己解除的估评是符合实观实际情况的。
1962年春节前，毛主席不失时机地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和大型厂矿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有七千人参加，史称“七千人大会”。目的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自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按惯例，会前组织21人大会文件起草班子，负责大会文件文字工作。由于毛、刘对形势有不同看法，工作报告三经易稿，毛主席不满意，他决定打破常规，开幕式不作工作报告，由刘少奇作书面发言。工作报吿交大会讨论。在开幕式上刘少奇的书面发言变成为即兴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关于成绩和错误时说，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而是三分与七分的比例，有的地方错误不止七分，而成绩不足三分。谈到困难产生的原因，引用宁乡农民的话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关于“人祸”的原因，主要是问题在上面，责任在中央。呼吁在会上把问题讲透，把困难估计足。在这里，刘少奇直接批判了毛主席对成绩与错误的估计，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提法。在困难的时刻，需要的是鼓气提髙克服困难的勇气，而不是窝内斗。刘少奇说七个指头是错误，七分人祸，是鼓动人把问题讲透，把困难估计足，责任在中央。问题出在上面，责任在中央。这话引用的是毛主席在纠“左”批判髙指标、一平、二调共产风时所说过的一句话，毛主席同时也自我批评，我这个党的主席要负责任的。甚至在批判彭德怀时说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他是始作俑者。而刘少奇七千人大会上引用这句话之后，对自己的错误未作半句检查，居心叵测。对毛主席下死决心纠“左”的系列行动只字不提。这样，就把矛头巧妙地引向了毛主席。他用这句话，赦免了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及“形左实右”的人的错误和罪行。他在会上号召把问题讲透，把困难估计足，就是在刮“黑暗风”，煽动全党清算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所犯的错误。
刘少奇的讲话不亚于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获得了帝、修、反的一片喝釆。刘少奇那个煽动性的讲话，至今为资改派津津乐道。刘少奇在会后的西楼会议上说，大跃进的错误今天检讨一次不行，要年年检讨，直至不再发生同样的错误。有些问题（指总路线与人民公社）要过10年或15年后回头来看。他估计那时毛主席巳谢世，才好批评。
在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随即主持的西楼工作会议。在此会议上，他以“非常时期大总统”自居。说在历史上出人相食时，要下“罪已诏”的。出现这种局势，外国议会会废除宪法，赋予总统所有权力。刘少奇所说的应下“罪己诏”的是谁，是他国家主席自己吗，可自己从未检讨过自己。他在这时提出废除的宪法，当然是指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宪法。要求总统的所有权力，那就是要夺毛主席的一切权力。他如此明白张胆的说法，自然逃不过毛主席的法眼。
在刘少奇的鼓动下，62年上半年就刮起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和右倾翻案风。难怪毛主席后来说，在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修正主义者发动了对我们的进攻。
刘少奇的用心，除毛主席感到憋了一口气外，却被林彪识破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与众不同，他充分肯定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总结地说，凡是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尊重的时候，我们就少犯错误，党的事业就得到了发展；当出现困难或受到挫折的时侯，恰恰是毛主席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受到了排斥和干扰。从而至今为止的资攺派对他的发言恨之入骨。林彪別具一格，在解放军内发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后来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
毛主席后来对阿尔巴尼亚的巴鲁库说，62年刮起一股“黒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要不是我们几个常委顶住了，恐怕中国那时已改变颜色了。
毛主席指的当时几个常委顶住，是指刘、邓、陈吗，显然不是。林彪的发言起到了稳定阵脚的作用。也旁敲侧击地指出，当前的困难，是毛主席的领导受到了干扰和排斥所造成的。当毛主席赞扬林彪的讲话时，可惜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观点，更没有人出来披露形“左” 实右的事实真象。但林彪的讲话阻止了刘少奇的把问题搞透，进行煽动，明目张胆地推行修正主义的企图。
七千人大会至今，资改派还在赞许刘少奇的勇气，说使他获得党心、民心。婉惜由他发动的右派政变，由于毛主席动员全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然后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挫败。刘少奇在“社教”中又使用形“左”实右惯技，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暴露了党內修正主义分子的尾巴。
单干风骤起
七千人大会之后，刘邓把罪责归咎于毛主席。毛泽思想自然没人提了，各种奇谈怪论纷纷出笼。重提刘少奇的“四大自由”；邓小平不失时机，推出了资改派的行动纲领，“猫论”；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及邓子恢的“三自一包同时出炉，且影响深远。而关建仍在人民公社的体制。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主席经过几个月的调研，于同年八月，毛主席决定在北戴河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前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称为“北戴河会议”。在会上毛主席向与会者提出：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供与会者议论。与会者从他们切身体会到阶级的存在，阶级斗争的复杂与当前的严峻形势。从而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槪括性地总结，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还存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同时提醒全党，警惕党內出修正主义。毛主席重新举起阶级斗争的利剑，煞住了当时修正主义者的歪风。
在61年春宣布解散食堂，实行大集体小私有之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就开展分田单干的试点，许多地方实行责任包干，分田土单干受到了刘、邓的黙许。到62年开始出现了贫困户出卖责任田的事，给主席以很大的振撼。历史上兼併土地的一幕，岂能让他在现代中国大地上重演。十多年农业合作社增产的事实，使他坚信合作化的事业。他在五、六月间，途经河北、山东时，在专列上发现田野小麦小油长势良好。他突然命令停車到田间视察和找农民交谈, 一首歌”毛主席来到咱村庒” 反映了这一作出中囯历史决断的时刻。他同社员估计夏收丰收在望,更加坚定了他对人民公社体制的信心。七月份回京后，在听取由他派去到韶山作调查的田家英回来汇报，田家英说群众要求分田到户。毛主席批评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当群众的尾巴。当陈云亲自调查上海青浦县农村后提出包产到户，渡过粮食生产难关的方案，预计由8年可缩短为4年。此报告在交主席之前，先交给了刘、邓看了。二人把田家英为此受批评之事告之陈云，要他不要再去碰壁。陈云坚信自己的信念，还是去约见了主席。主席听后对陈云说，你作为党的一位付主席向我反映情况，呈述自己的看法是对的。但农村的体制是件大事，需要讨论决策。其实主席正在等待安徽、河南、山东省的夏收结果。当夏粮丰收的消息传来，毛主席当即决定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几次点名并狠狠批评了公开场合下宣扬 “三自一包”的邓子恢，不点名地批评了陈云和田家英。说陈云实行单干，渡过困难期，可缩短到四年的估计是错误的。时间说长了，人们会失去信心，会要求改变方针政策了。其实田家英与陈云的调查只是局部而作的结底。毛主席则跑遍了几个省，沿途看到夏收作物喜人的长势，及抓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所作出的正确判断。
昔日极力主张抡先进入共产主义，推行一县一社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人，今天却在幕后，支持“三和一少” 和“三自一包”， 邓小平不失时机地抛出了“猫论”要退回到小农经济上去，是何用心？感谢毛主席最终保持了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条社会主义的底线。维持了共和国60年的稳定发展。
桃园经验
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过了一年多，时至63年5月毫无动静。毛主席决定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并由彭真、陈伯达负责起草“农村社教工作十条意见（史称前十条）”。实行三个月后，彭真就发现了一些“左”的倾向，报请毛主席后，并由再制定了一些细则称“后十条”。毛主席看了“后十条”，认为有右倾倾向。决定由刘少奇重新负责起草“后十条”。从前十条颁发，王光美就帶工作组进驻河北省一个叫桃园村的生产大队。不久搞了个“桃园经验”。核心是是夺印，权力交工作组。具体地是重复延安整风套路，将基础干部统统赶上楼，交代问题，逐个查清后，然后下楼。其二是釆用土改访贫问苦的办法，查三代与亲朋，然后组织贫、下中农团。然后依靠这一组织，对基础干部逐个清账目，凊仓，清财务，清工分。刘少奇在主持制定“后十条”时，对“前10条”规定依靠群众和依靠95%的干部的提法，说“四请”还未开展，阶级阵线不凊楚，依靠群众与依靠95%的干部的提法，提出了尖锐批评。依照桃园经验，工作组的神祕作法，不仅干部而且群众也感到诚惶诚恐，就是工作组人员不知所措。运动冷冷清清。刘少奇把责任推到公社与县，于是决定调数百万干部组成浩大的工作团，打歼灭战，逐个把公社或一个县的权夺了，由工作组替代，这就是毛主席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指的1964年的形“左”实右。
在64年底，趁全囯人大会议召开期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十七条”时，毛主席主席在会上尖刻的批评了夺权与大兵团作战这种的错误，指出一个28万人的小县，派一万八千多干部組成的工作团，工作组的人不明情况，进村后一怕找错人，二怕住错户，三怕蹲错点，搞错了就会遭到与阶级敌人勾结的政治结论。从而把社教运动搞得冷冷淸清。毛主席再三強调，要把那些多吃多占贪污几十元，百几十元的干部首先解放出来。贪污几百元的，只要态度好且退赔较好，又取得群众谅解的仍旧可当干部，团结他们一致整那些搞资本主义投机倒把份子，腐化墮落份子。在毛主席的批评时，刘少奇不断别开毛主席向他提问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他回避而言他，不断地讲，这次运动是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始终迴避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使毛主席彻底看透了他。
12月26日 从不主张做生日的毛主席，破例拿稿费宴请了政治局委员各大区书记及陈永贵和回乡知青邢燕子、董加耕和几位资深的科学家，并邀他们同在一桌。席间，毛主席尖刻的批评多种矛盾交叉的观点，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中央机关闹独立王囯的问题。随即毛主席决定收回下发的“十七条” 并决定会议延期。
1965年元月五日继续开会，毛主席带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的单行本。对与会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党章党纲规定。中国共产党是要领导全国人民在中囯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写了在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爭。
醖釀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明确指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这理论指导下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条例“23条”。在此“条例”中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更明确的指出这些当权派，有在台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在下面的，也有在上面的。包括省、市及中央部门那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毛主席还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社教情况”汇报材料文件上批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即官僚资产阶级中的坏干部，他们巳经变成或者正在变为吸工人阶级血的新资产阶级，也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阶级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样，毛主席说他们是生死对立的敌的阶级敌人。.
面对着如此強大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级报披的是党领导者的外衣，打的是共产党的旗号。毛主席在思索着怎么办。他于1965年5月25日重上了井岗山，他不是去找红军。而是去寻找解决和制约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灵感。他在茅坪招待所突然问随行人员，井岗山的精神是什么？在场的人一致认为是艰苦奋斗，毛主席说，这是一条，还有呢。杨尚昆说，支部建在连队上。毛主席同意说，这也算一条吧，但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众人回答不上。还是由主席自己来解答：建立起“士兵委员会”。尚不知毛主席对此如何想的，作什么解释未见报端。
“一切权力归农会”，1927年声势浩大的湖南农民运动，涤荡尽中囯历史上的污泥浊水，一举摧毀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这一场运动是由农民协会发动和组织起来，由“农会”操作而实现的。
从辛亥革命起到建立井岗山革命根据时代，是军阀橫行的时代。军阀作风渗透着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言行中。军阀是任何势力奈何不了，更无法更治的社会顽症，工农红军其所以不同于其他任何军队，他从创建的那天起就结束军阀统冶，根治了军阀作风。其办法就是组织了士兵委员会，实行了民主治军。毛主席今天在这时重提士兵委员会。又一种起监督作用，抑制官僚主义的群众组织的腹稿巳经形成。要用它来摧毁和终结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那就是造反派群众组织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总称为“四大”的武器。
武(装)化的敌我是有形的,是容易识別，且阵线分明。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敌我如同太极中的阴阳鱼，共为一体，同时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人身上，相依、相生、相克。但是几千年来的人类的道德文明与邪恶的斗争是一贯的，且界线也是分明。文化中的阳界是天下为公，为芲生，唯客观真理性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就是毛泽东文化；其阴界为私、为己、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文化，即资改派文化。建国60年来，两种相对立的文化长期处在中囯共产党內，此消彼长，成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今天已处于拐点，发展的结果有两种可能。一是深化以资为本的改革，建立私有制的宪法，社会主义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实现以美帝为覇主的全球一体化。另一种可能是进行毛泽东文化复兴，放手发动群众，凊算私有化的腐恶，恢复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
建国之后，毛泽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亲自指挥了合作化为内容的对私有制的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四清社教” 击退资产阶级的一次又一次猖狂进攻。通过政治运动，打击了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以进行广泛地社会主义教育。为了清除官僚主义阶级，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实行社会大民主，清除官僚主义和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文化革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因而需每隔七、八年就要来一次。这是因为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是一个少数统治者对广大劳苦大众剥削与压迫的历史。由统治者豢养的文化人打造的是阶级剥削与压迫为天理的文化，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唯书、唯上”的儒家文化，资本主义 “唯利是图”的強盗文化。这些毒菌不断的孽生，这些幽灵不停地借尸还魂。而天下为公的毛泽东文化，长期处于囯内外，党內外，古往今来的各种文化的围剿之中。劳苦大众若不旗帜鲜明地树立起毛泽东文化大旗。就会被各种文化分化瓦解。
古往今来各种文化的传承主要是学术权威。而统治者利用各种权威来忽悠人。资改派的推行的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就是没有改造好的反动学术权威与走资派投靠帝国主义，结成了反毛的神圣同盟。
毛主席在“23条”中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对领导干部而言，感到胆颤心惊，怕引火烧身。对反右、反右倾及反五风中扩大化，干部群众心有余悸。从64年元月下发“23条”，到65年10月，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虽毛主席在不同场合下，启发中央髙干及省、市书记。也不济于事。基层领导干部与群谁敢去碰当权派。四清运动还是按刘邓的組织工作团，实行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布署进行。在加強党的领导的口号，強化官僚体制。并兜售作党的驯服工具论。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热潮，掩盖了社会主义教育的主题。怎样找到突破口，毛主席在靜观事局的发展。
江青点火
毛主席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心，江青是最清楚的。从64年起，她就在戏剧界搞起了京剧改革，创作了十个现代京剧样板戏。从精神上激励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65年她看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演以后，她就对毛主席说过，该剧的核心是“罢官”。她便去上海，组建写作班子，以姚文元名义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下称“姚文”）。阐明了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姚文由江青交仅毛主席一人审阅后，于1965年10月2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刋载。之后其他各报均不转载。毛主席便令江青在上海印成单行本发行。北京市拒绝发行。且中宣部责问上海市宣传部是谁批准刊载和印发“姚文” 的。毛主席听后生气地说，他们天天在刊登黒话、黒文章，是经过了谁的批准。后来主席批评北京市委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闫王殿，提出打倒闫王，解放小鬼。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定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时任北京市付市长，明史权威史学家。他是听到毛主席在59年4月上海会议纠“左时，提倡敢于说真话，要学海瑞那样不怕罢官的精神有感而发，而动笔的。在庐山会议后不久即9月间写成《评海瑞罢官》一文。61年便着手改編为的历史剧时七易其稿。它的上演对后来出现的“单干风”“ 黒暗风”“ 翻案风”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姚文”指出的要害。在“姚文”刊载不久，吴晗发表文章，说该剧写于59年6月，那时根本上没有予计到发生罢彭德的官和分田单干风。说“姚文”是牽強附会，欲加其罪何患无词。他在这里故意隐去了动笔写《评海瑞罢官》一文到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演历时五、六年的历史过程。以后的资改派就吴晗的谎言为依据，来否定“姚文”从而否定无产阶级文大革命。
在“姚文”发表之后，哲学界开展了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的哲学唯心论的批判，接着戚本禹发表文章批判剪伯赞的唯心主义反动历史观。一时间在思想、文化、哲学、历史、教育领域开展对反动学术权威进行点名或不点名的批判热潮。政治斗争气氛突然紧张。象吴唅等人感到莫名的恐慌。
“二月提纲” 与“5·16通知”
针对批判运动的不断升温，由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草起草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提纲（史称“二月提纲”）。以北京市委名义向中央汇报，经刘、邓修改后送交在杭州的毛主席，此提纲的核心是将文化革命作为学术批判活动，而反对作政治运动。毛主席看后，不置可否，只说了若吴晗同志感到紧张的话，他可以仍当他的副市长。刘、邓以为毛主席已同意了，就批转下发了。几乎与“二月提纲”同时，江青通过林彪在军内组织了一次部队文艺工座谈会，该会由张春桥起草了个“座谈纪要”。在“座谈纪要”阐述了建国十七年以来，在文艺界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一条与毛主席及无产阶级相对立的文化黒线，十六年来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必须开展文化大革命来铲除这条黒线。毛主席对“座谈纪要”进行了批注，批示将此件转发给中央并建议认真研究。
两个观点完全对立的批件，下发后，中央的分歧公开化了。自此之后，毛主席对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了几次谈话。就“姚文”的发表，严励的批评了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批评了北京市委的“二月提纲”。康生把毛主席的批评讲话带到北京，中央也召开了几次会议，彭真等人作了几次检讨。毛主席于5月回京，决定于5月10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日批准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的文章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上同时刋登。一场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运动在全国展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上作出了回收“二月提纲”的“5·16通知”。在“通知”中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 ，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赫鲁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就挑明了党内的分歧，通知的下发，必定引起中国内乱和政坛的地震。政冶局会议争论相持不下，最终交常委表决。结果是赞成下发的是毛、林、周，反对者是刘、陈、邓。朱德思虑良久，攷虑到毛主席的重大决策从未失误。且习惯上中国革命朱毛不能分，才投赞成票。“5·16通知”的发放，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会议决定撤销彭真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建立中央文革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伯坚任副組长，康生为顾问。
会后毛主席离开北京到杭州武林的一个山洞里。思考着：光凭报纸上的批判文章，无法掀起群众运动，切入主题。“5·16通知”下发到群众后，接着于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橫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首都髙校的学生掀起了大字报批判运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质问学校党委名为《宋硕、陆平、彭佩云你们在干什么》的大字报，刊豋在《文化革命简报》上，毛主席发现了他所期待的新的突破口。决定通过“新华社”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人民日报”同日发表了对聂元梓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聂元梓大字报把矛头由对反学术权威的批判，转向了校党委。由政治批判转向政治斗爭，切入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题。将北京髙校学生运动推上新的髙度。学校党委一下瘫焕了，“乱批”“乱斗”的现象有所发生，教学秩序被打破，真是出现了“天下大乱”。北京市委经请示中央同意决定派出了张承先工作组进驻“北大”。其后，全囯各髙校都派出了工作组。毛主席对派工作组抱着看一看，持保留态度。此时毛主席的心情极佳，作诗一首以铭心迹，诗曰：
正当神都有事时，却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滿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炮打司令部
不久，毛主席从武林来到西方的一个山洞，也就是韶山的滴水洞，在这里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作了20世纪60年代的钟馗。尚不理解他是作了刘少奇，还是作了林彪打鬼的钟馗；还是寓意为了打鬼，要借助于林彪这个钟馗。他于7月中旬离开湖南到达武汉。于16日参加了武汉市组织的十万人横渡长江的纪念活动后。于18日赶回北京，他便化装于夜晚去北大校园和清华园他寻找满街红绿走旌旗的大字报意境，却见到是满园消煞，被撕掉的大字报碎片满地狼藉的情景。也听到打好行装准备去坐牢的学生的诉说，毛主席的心又一次震撼了，也震怒了。回到住所又看了张春桥给他的一份《文化革命筒报》第九号。本简报记录了刘少奇对张承先的谈话。肯定了工作组“抓右派、批黒邦”的作法，在编者按中批示各髙校可参照张承先工作组的经验执行。毛主席看后并听取了张春桥的汇报后说，为什么各髙校的轰轰文化大革命都被打下去，原来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随即提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工作组及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并作过个决定。毛主席于24日与25日接连约见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各中央分局书记，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后，指出工作组压制革命群众，是在邦黒邦，邦助了反革修正主义。同时指出工作組的进驻，学校师生分成了拥组派与赶组派，两派群众斗群众，工作組坐山观虎斗。工作組一定从髙校撤走。运动只能依靠各单位内的左派。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撤消各髙校的工作组，27日北京市委决定工作组立即从各学校撤离。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首都各髙校及中学的革命师生代表大会，由李雪峰宣读了市委的决定，在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的检查。8月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会议改变了以往由刘少奇主持的传统作法，毛泽东亲自主持。当日下午毛主席写信给凊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赞扬他们抵制工作組的革命造反精神。从而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红卫兵运动，满怀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戴着红卫兵袖章，髙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強信念，红卫兵运动冲破了官僚修正主义的网络机构。横扫全中国。这是毛主席所期望的。髙干子弟及“拥组派” 组成红卫兵，以“四旧”和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各种文化的批判为名，破坏文物乱抓黑五类狗崽子乨斗黒邦黑线的作法，显然是转移斗爭大方向，是走资派暗中挑动。从此社会上出现了持续两年旳“真假猴王大爭斗” 群众斗群众的局面。
8月4日 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印发给与会者。会议由撤销工作组问题转入正题。时间推到了62年的七千人大会。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难。可在会上无人开展对刘少奇的右倾及形“左”实右的错误揭露批判。一则是林彪临时召来北京开会的。他没有思想准备。其他与会者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还有不少人心中有鬼，心存恐惧。怕惹火烧身，更有怕秋后算账。毛主席在会上制定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史称“十六条”。在组织上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四名常委，副主席仅保留了林彪。将刘少奇的排位由第二推后到第八位。邓小平排在第六位，列陈伯达之后。
“十六条”的下达，红卫兵运动的兴起革命串连席卷全国，广大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涌到北京，毛主席破天荒的身着緑色的军装，于8月8日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了百万红卫兵。其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分八次见接了红卫兵，毛主席那宏亮的“人民万岁”的声音永远响彻了人类历史的天空，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红卫兵运动使资产阶级司令部土崩瓦解，随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摧毁了由走资派苦心经营的官僚网络体系。斗、批、改的深入，叛党历史的揭露后，中共九大作出开除刘少奇的党藉，不久，刘少奇病逝于河南军干所。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