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始末——一司与三司的对抗（六）
7．学生冲击党政领导机关
1966年8、9月间，正当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们轰轰烈烈地破四旧、抄家，以及对社会上的各种“牛鬼蛇神”实行“专政”时，另有一批学生从另一方向发起了行动：冲击党政领导机关。中央和国务院所属部委、各大区的中央局、各省的省委、各自治区的自治区党委、各直辖市和其他重要城市的市委，普遍遭到了冲击。
在这一系列冲击党政机关事件中，影响较大的有：
陕西西安交大等部分院校学生在中共西北局机关门口绝食静坐的“八·一六”事件；
湖南长沙湖南大学等部分学生冲击长沙市委的“八·一九”事件；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学生冲击地质部的“八·二三”事件和“九·五”事件；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学生冲击国防科委的“八·二五”事件；
云南昆明的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等部分学生冲击云南省委和中共西南局的“八·二三”风暴；
山东青岛的青岛医学院等三所院校的部分学生冲击青岛市委的“八·二五”事件；
天津劳动局第二技校和北京红旗学校的部分学生冲击天津市委的“八·二六”事件；
安徽合肥的“八·二七”事件，以及来自北京、陕西的串连学生和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工学院等本地院校部分学生冲击安徽省委的“九·一”事件；
福建厦门大学、华侨大学部分学生围攻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八·二九”事件；
广西桂林的“九·八”事件，以及与此相关的南宁的“九·九”事件；
北京到上海串连的部分学生和上海部分学校的学生冲击上海市委的“八·三一”事件和“九·四”事件；
北京到新疆串连的部分学生和本地一些大专院校的部分学生冲击自治区机关的“九·三”事件；
北京到湖北武汉串连的部分学生和本地学校部分学生冲击湖北省委的“九·二——九·四”事件；
此外，浙江杭州、内蒙古包头、黑龙江哈尔滨、四川重庆、贵州贵阳等地在这段时间也发生了学生冲击省委、市委的事件。或地方党政机关与学生严重冲突的事件。
这一时期发生的学生冲击党政领导机关事件，一部分是由本地学生首先发动的，其冲击党政机关的基本动因是部分本地学生为他们在工作组时期受到的迫害“讨说法”。因为全国绝大多数学校的工作组在撤离学校前都没有给前一阶段被他们整成“右派”的师生公开平反，并且，工作组普遍把管理学校的大权交给了在前一阶段“抓右派”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左派”队伍，而这些接掌学校大权的“左派”们,在工作组走后，继续坚持了对“右派”的斗争。他们对被工作组打成“右派”的教师普遍进行了变本加厉的残酷的肉体虐待和人格污辱，对所谓的“右派”学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排挤、打击，其中包括不准这些“右派”学生加入红卫兵。在当时，“不准加入红卫兵”，也就等于剥夺了这部分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权利。
据当年一司红卫兵重要成员在网上发的回忆文章《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1966年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成立大会上，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曾率100多人冲击会埸，强行要求参加红卫兵，被当时担任大会保卫工作的的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几句话镇住，“怏怏带领人马撤走”。从这段记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即使在当时已经受到中央文革明确表态支持并且家庭出身不错的蒯大富也进不了红卫兵组织，其他的“右派”学生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也是这些学生不得不起来为自己讨个说法的重要理由。
这些“右派”学生冲击党政机关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黑材料”问题，这个问题较复杂，说来话长，我们放到下面专节叙述。
西安“八·一六”事件的起因就是为在西安交通大学工作组制造的“六·六反革命事件”中遭受迫害的学生讨说法。据说，这次事件中，聚集在和平路金家巷中共西北局大门口绝食静坐请愿的各校学生多达50000余人，占据了和平路一条街，有一些中青年教师也加入了学生的行列。这次绝食静坐请愿坚持了三天，直到8月18日晚，中共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在北京周恩来总理的命令下出来接见学生并讲话后，大部分学生方才撤走。8月19日，李世英等学生领导小组成员又被兰州军区用飞机送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江青的接见。
在北京，8月23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1000多人一路高呼口号来到地质部，在地质部大门外席地而坐，要求邹家尤（原地质学院工作组组长、地质部副部长）回地质学院向学生作检查，并以宣布绝食作要胁。东方红公社此举惊动了中央上层，中央文革出面支持东方红公社学生的要求，地质局党委不得不同意邹家尤第二天前往地质学院，听取学生意见。但是，邹家尤来到地质学院，并未解决东方红公社学生要求解决的问题——“公开平反”和“交出黑材料”问题，因此，未达到目的的东方红公社于9月5日再次冲击地质部，要求见邹家尤，而这一次，邹家尤却躲到了地质学院（当时的地质学院，仍是“左派”学生占优势）。二次冲击地质部的东方红公社成员，除了在地质部大门口静坐抗议和贴大字报以外，还强行冲进了机关档案室，“翻阅并取走部分档案资料”。这次行动延续到9月7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出动，要求东方红公社撤离，双方由对峙、辩论发展到拳脚相加，酿成了著名的“九·七”武斗事件。以后，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还分别于10月8日、10月27日两次冲击了地质部。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冲击国防科委则发生在8月25日，那天，北航红旗200余人在国防科委门口席地而坐（当时的国防科委大门同时也是国防部的西大门，在此静坐，社会影响很大），要求交出原北京航空学院工作组组长赵如璋（国防科委某局局长）。国防科委负责人和赵如璋本人以怕受到学生们的人身伤害为名，迟迟不肯答应学生们的要求，使这埸请愿活动整整持续了28个昼夜。在此期间，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人员也赶到现埸，与北航红旗的学生进行对峙，后者中的一些人甚至动手打人，扬言要“砸烂北航红旗”，但双方未发生全面武斗。在此期间，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曾多次向林彪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则将此事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北航学生的行动，林彪也表了态：“赵如璋如果不出去，派一排人把他押出去”。直到9月22日夜，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陈伯达亲笔给罗舜初、赵如璋等人写下了保证书，让他们“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打伤，陈伯达情愿抵偿”，问题这才得到解决。9月23日，国防科委交出赵如璋，北航红旗撤离。
在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学院的工作组于8月5日撤离该校时，反对工作组的某些学生在校园内贴了一副对联：“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副对联引起了反对和支持工作组的两派学生的激烈争执，导致了打伤反工作组学生10余人的“八·七”事件；此后，已经掌握了学校权力的“左派”学生还多次追查和批斗这副对联的支持者。9月8日，广西师范学院2000多人在桂林市委门前绝食静坐，并派25人到南宁向自治区党委请愿，要求进一步处理“八·七”事件；9月9日，赴南宁请愿的学生在自治区党委门前遭到持保自治区党委立埸的“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的围攻，南宁各大中学校学生2000多人赶来支援请愿学生。遂成为当时轰动广西的“九·九”事件。
当部分地区的学生为在工作组时期被整成“右派”而向省委（自治区党委、市委）请愿、讨说法时，另一些地区的学生则表现得更激进，走得更远，他们直接把 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省委（自治区党委、市委），他们认为，工作组整“右派”师生的每一重大行动，都是由他们的上级领导机构——省委（市委）部署和批准的，因此，他们喊出了“揪出工作组的黑后台”的口号。当时，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已经流入了社会。一些学生认为，这张大字报中所说的：“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埸，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这段话，与本地区前一阶段的情况完全相符，他们据此认为：本地区的党政领导在前一阶段的文革运动中执行了一条镇压学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怀疑本地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湖南长沙，8月14日，就有长沙十二中的胡宜民等5位学生在市委大楼的院墙上贴出了名为《坚决打倒“三相信”》的大字报，“三相信”是指“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这张大字报在全市和全省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明显具有向地方党政组织的权威公开挑战的性质。这也成为几天后的长沙“八·一九”事件的前奏。
8月26日，安徽工业大学无线电系的学生在合肥市百货大楼的玻璃窗上贴出了《炮轰安徽省委司令部——造李葆华的反》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成为合肥“八·二七”事件的导火索。
其他如云南昆明的“八·二三”风暴、天津的“八·二六”事件等，学生都提出了“炮轰”、“火烧”本地党政组织的口号。
在另一些省、市或自治区，冲击党政机关事件不是由本地学生，而是由来自北京和其他地方的串连学生首先发动的，如上海、湖北武汉、新疆乌鲁木齐、四川重庆、贵州贵阳等。在这些地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一般都比较强，而那些原来反工作组的“右派”学生则力量较弱。因此，尽管当时各学校工作组已经奉命撤回，但地方党政领导仍然依靠各学校、各机关、各厂矿的“左派”队伍，牢牢掌控着各单位的运动局面，掌握着所在地区的运动领导权和主动权。这些地区在起初时，社会还是相对比较平静的，但是，大批北京串连学生一到，一切都乱了套。
1966年的8月下旬起，与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奔向北京“朝圣”的同时，北京的学生也纷纷到全国各地串连。起初时，各地的党政机关对这些“来自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小将”均是礼敬有加，各地大多设立了专门的接待机构，负责串连学生的食宿安排并为他们提供各种方便，例如在贵阳，贵州省委甚至安排北京串连学生住高级宾馆；又如在新疆，自治区党委于9月2日召开大会，对北京等地来疆串连的学生表示热烈欢迎，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在欢迎大会上讲了话。
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就出乎这些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意料了。这批北京来的学生往往一到某地，就指责该地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宣称该地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怀疑该地的党政领导“搞阴谋”、“捂盖子”；他们四处煽风点火，号召群众起来造反，很快就跟本地的在前一阶段反工作组的学生取得了联系，共同把矛头指向了当地党政领导机关。
在上海，8月29日，上海市委门口出现了名为《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的大字报。署名是“清华大学送瘟神战斗队”，这张大字报成为8月31日至9月4日“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委发生严重冲突事件的前奏。在新疆，9月3日，北京串连学生和乌鲁木齐市部分本地学生1000余人冲击自治区党委机关，借口王恩茂在前一日欢迎串连学生大会上所作的讲话原稿中没有“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要派”这句话，要求自治区党委交出王恩茂讲话原稿，供他们批判，并于9月4日宣布绝食静坐，这就是当时轰动新疆的“九·三事件”。在湖北武汉，当2000多名北京串连学生和本地学生要求当时实际主持湖北省委工作的张体学接见时，张体学声言他“只接见左派，不接见右派”，此言一出，学生们群情激愤，遂引发学生们在省委门前静坐绝食抗议的“九二——九四”事件。
对于这些所谓的“首都红卫兵”，各地党政领导人经历了从欢迎，到怀疑，到反对的过程。例如，上海市长曹荻秋就曾交代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去查查这些“首都红卫兵”的底，即使查明这些学生确是红卫兵，也要把他们在上海的所作所为告诉北京市委，言下之意，已经怀疑这批学生有可能是“假红卫兵”。当时社会上也盛传“这批红卫兵是假的”。八月底，当上海市委接到来自镇江车站的报告：“北京市委派来红卫兵”时，非常高兴，认为自己的猜测是对的，因为新来的这批红卫兵被证实属于“正宗”的首都红卫兵，且所持观点和立埸与此前到上海的“首都红卫兵”完全相反。于是上海《解放日报》立刻发出“首都红卫兵来沪受到热烈欢迎”的报道，而上海各院校也纷纷贴出“欢迎首都来的真红卫兵！假红卫兵滚蛋！”的大标语。9月11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到达上海，上海市府派出摩托车队为其开道，一路风光地将这批“真红卫兵”迎到了位于人民广埸一侧的上海市体育馆，将该体育馆作为这批“真红卫兵”安营扎寨之地。
在湖北武汉，当来到武汉的首都“真红卫兵”代表人物宋彬彬等发表了关于武汉目前运动局势的声明，认为湖北省委基本上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以后，湖北省长张体学等即认定此前来到武汉并与本地“右派学生”搞在一起制造“九二——九四”事件的所谓首都红卫兵是“假红卫兵”，于是提出了“大抓南下一小撮”的口号，并表示要代表湖北3200万人民控诉为首的南下学生赵桂林、傅军胜。
此外，云南昆明、贵州贵阳、四川成都等地，都发生了“大抓南下一小撮”或类似的围攻北京南下学生事件，有些地方还发生了先后到达的立埸相反的两派北京学生之间的激烈冲突。
针对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发生学生冲击党政领导机关的情况，8月21日，中央军委发出《绝对不许动用军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指示；8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文件《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因此，面对一波又一波学生的冲击，各地党政领导机关都不敢动用军警来为自己保驾护航，但是，他们的手中仍然有可动用的力量。在许多地方，受到冲击的党政机关领导人往往授意下属工作人员联络本地各工厂，发动各厂干部、党团员、劳动模范和先进工、靠拢党组织的积极分子、老工人等，号召他们在党的领导机关受到坏人攻击的关键时刻，站出来保卫省委（或自治区党委、市委）、保卫党。当时各个学校的红卫兵，基本上都由“左派”学生掌控，所以，当“右派”学生和外地串连学生向党政机关发起冲击的时候，最早闻讯赶来的就是“左派”学生红卫兵，他们举着“誓死保卫省委！”、或“誓死保卫市委”的大标语，与冲击党政机关的学生展开了对峙，有些地方还发生了两派学生的激烈冲突。有不少地方的机关工作人员甚至还发动大批郊区农民进城，来围攻冲击党政机关的学生。例如，长沙的“八·一九”事件，那一天，湖南大学土木系的200多个学生，为工作组时期的遗留问题来到长沙市委大院，要求某位市委领导接见（这位领导与派驻湖南大学的工作组直接有关），结果是被市委工作人员召来的数千名工人用拳打脚踢的方式轰出了市委大院。
正当冲击党政机关的学生遭到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左派”红卫兵、机关工作人员、工人、农民等围攻时，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这篇社论不仅肯定了学生冲击党政机关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社论中还写道：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他们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有的地方，有少数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受了蒙蔽和欺骗，参加了对革命学生的斗争。
用这种口号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
9月7日，毛泽东就“青岛事件”作出批示，再次对某些地方党政机关调动工人、农民斗学生表态：“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您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谭启龙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这里提到的副市长指时任青岛市副市长的王效禹）
上述人民日报社论和毛泽东“九·七批示”一下子扭转了形势。就在人民日报“八·二三”社论发表的当天，长沙市大批学生走上街头欢呼、游行，不久，湖南省委作出决定，撤销原长沙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职务。其他各地情况与长沙相类似，冲击党政机关的学生，本来均处于少数派绝对弱势地位，但由于不断得到来自“中央声音”（如“两报一刊”社论、中央文革成员的讲话等）的支持，而在與论上转化为强势地位。
8．围绕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各方的政治立埸和态度
对于当时在全国各地普遍发生的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坚决支持的，因为这类事件的发生恰好符合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战略构想。毛泽东的态度也就决定了他身边的那些了解并忠实执行其意图的中央领导人的态度，这些中央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陶铸、康生、陈伯达、江青以及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他们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冲击党政机关的学生这一边。
当时刚刚开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这次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十六条》。此时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构想已基本完成：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包括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全面革命，而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在哪里？他们隐藏在各级党政组织中。怎样才能把这些隐藏的走资派清除掉？毛泽东的设想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对各级党政组织来一次全面的冲击和检验，希望通过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来清洗党和政府的肌体，来挖出潜藏在党和政府肌体中的害虫。毛泽东甚至希望通过这次运动建立起这样一种机制：将来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能够起来造反；一旦党和政府组织中出了修正主义，人民群众要能够起来造反。而在这埸文革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首要的工作就是放手发动群众，鼓励群众敢于起来批评各级党政组织及其领导人，其中，重要的是要破除将某一级党政组织等同于党的观念，也就是要破除将反对某一级党政组织视同于“反党”的观念。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意图，当毛泽东看到清华附中红卫兵“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时才会大加赞赏、热情支持。但是，包括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内的“老红卫兵”在不久后却站在了死保各级党政组织的立埸，而作为他们对立面的另一派红卫兵却高举起了向各级党政组织造反的大旗，这就是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逐渐转向支持后一派红卫兵的根本原因。
自然，作为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并不希望自己领导下的党政干部全部或大部分在这次运动中被冲跨，如果这些党政干部大部分跨了台，他领导的这个执政党岂非成了空架子？其实，《十六条》中早已对此定了基调：要“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95%以上的干部，团结95%以上的群众”之目的。《十六条》还将各级党组织分了四种情况，其中，真正“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的只能是少数；《十六条》中将干部也分了四类，其中，只有第四类干部，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才被定性为敌人，而且前面专门加了“少量的”这个定语。但是，在运动初期，毛泽东还是主张放手让各级党政组织都接受群众冲击，因为走资派就隐藏在各级党政组织中，不普遍冲击一下挖不出来。另外，尽管毛泽东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他可能认为，让这些干部经受一下群众的冲击也是有好处的，一方面能端正这些干部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在群众的批评帮助下改正某些错误和缺点。（据毛泽东在该年10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毛说：“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犯了就改嘛。谁想打倒你们？我是不想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想打倒你们。”）
在这段时间内，周恩来、陶铸、康生、陈伯达、江青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频繁地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这些学生代表中有很多是因为工作组时期的遗留问题来赴京告状的，也有不少是因为各地学生冲击党政机关引发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来上访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这些学生无不表示热情鼓励，对学生冲击党政机关的行为一律旗帜鲜明地进行支持。
笔者在这里想提一下陶铸这个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陶铸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他当时有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等一连串显赫的头衔，在1966年8、9月份时频繁接见各地学生代表的中央领导人中，绝对是个重量级人物。又因为陶铸不久后被打倒，成为党内第三号走资派，在文革中被整死，文革后得到平反，所以，很多文革史研究者都把他当成是文革中的“反毛派”来评价，什么“刚正不阿”呀，什么“苦撑危局”呀，什么“极力保护老干部和党外人士”呀，似乎他从一开始就不赞成造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反。但是，笔者在研究1966年8、9月间陶铸接见各地学生代表的一些讲话时却发现，在学生冲击党政机关这个问题上，他比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还要激进。就拿“怀疑一切”这个口号来说，当时即使在参与冲击党政机关的学生中也有很大的意见分歧，大多数造反的学生也不赞成这个口号，要是什么都可以毫无根据地怀疑，那不是乱了套了吗？当两派学生争执不下时，有些赴京学生就趁中央首长接见时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当时的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都没有对此表态，而陶铸却表了态：他认为，除了毛主席不能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能怀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怀疑外，其他的都可以怀疑。陶铸的这个讲话和其他一些激进言论一度在造反派中广泛传播，对后来造反派中出现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接见各地赴京学生代表并讲话的次数也很多，并且他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亲自处理过不少各地党政机关与学生冲突的事件。在所有这些公开埸合，周恩来都对冲击党政机关的学生表现得亲切、热情，也对这些学生的行为作了肯定的评价和鼓励，说明周恩来是完全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的。但是，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也做了一件事，即他支持了“首都红卫兵南下、北上、西进兵团”，从这件事里透露出，周恩来当时对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的态度是矛盾的。
1966年8月时，北京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都具有“半官办”的性质，成立于8月27日的“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司令部”是当时北京唯一“正规”的全市性红卫兵组织，他们并不承认除他们以外的任何其他红卫兵组织的合法存在。在对待部分学生冲击党政机关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各级党政组织的领导人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而那些冲击各级党政机关的学生，都是仇视红色政权的右派“狗崽子”，应予坚决镇压。当他们听说有一些北京学生盗用“首都红卫兵”的名义，在全国许多城市煽动群众、制造冲击党政机关事件时，非常气愤，立即组织了首都红卫兵南下、北上、西征等兵团，赶赴全国各地，其任务是明确的，就是严厉打击那些借“首都红卫兵”之名闹事的学生，稳定各地局势。其中，以南下兵团规模最大，仅赴上海一地的人数，即达2000多人。资料表明，周恩来当时是大力支持首都红卫兵南下、北上、西进兵团的，有些当年的一司红卫兵甚至回忆说，这些兵团直接就是为了完成周恩来交派的任务而成立的。在南下兵团出发前，周恩来曾与他们的代表举行了座谈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首都红卫兵南下、北上、西进串连兵团誓师大会上，周恩来还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可见，当时的周恩来，在肯定和保护冲击党政机关的学生的同时，也希望借首都一司红卫兵的力量来帮助受到学生冲击的各地党政领导人稳定局面。
1966年8、9月间先后到全国各地串连的北京红卫兵是先后两批，两批红卫兵大不相同。前一批都是些散兵游勇，没有统一组织，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来头至今仍然是个谜，因为他们与当时北京唯一的全市性红卫兵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所持的立埸是完全相反的，而当时以清华井岗山、地质东方红、北航红旗等为代表北京学生造反派还没有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但这些学生在各地又借着“首都红卫兵”的名义活动。应该说，这批学生的政治嗅觉是很灵的，在8月份，当大多数人对局势尚看不清楚时，他们可能已经从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各地赴京学生讲话中或者其他小道消息中得出结论：只要是造党政机关的反，一概都会获得“中央”的支持。所以，这些学生到各地以后，都以先知先觉自居，他们往往不对本地运动情况作任何调查研究，直接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当地的党政机关，为了达到煽风点火的目的，他们往往借故生事，小题大做。所以，这些学生的行事作风常常惹起负责接待的政府工作人员和一般市民的很大反感。例如，在浙江杭州，一位来自北京的大学生刚一出火车站，就把挂在车站附近大街上的一幅写着“人民万岁！”的红布横幅大标语扯了下来，当过路的杭州市民把他围起来责问他为何要扯这幅标语时，他的回答是：在“八·一八”大会上，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答以“人民万岁！”，而这幅大标语，闭口不提“毛主席万岁！”而只提“人民万岁！”，这是杭州市委反对毛主席的大阴谋。这批北京学生中的很多人的行事作风大致与此类同。尽管如此，当时不少省市的造党政机关领导人之反的第一把火，确实是由他们首先烧起来的。
后一批到达各地的首都红卫兵是有统一组织的，即前面所说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组织的南下、北上、西进兵团。他们以正宗首都红卫兵的身份，前来打击、驱赶那些借首都红卫兵名义闹事的“假红卫兵”，支持当地党政组织，稳定当地运动局势。他们也通过一些与当地工厂工人举行座谈会之类的活动，来与本地群众联络感情、塑造形象。在协助地方党政组织把闹事学生压下去的同时，他们还介绍了首都红卫兵抄家、破四旧、斗牛鬼蛇神等方面的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各地抄家、破四旧、斗牛鬼蛇神之风。
从各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这方面看，他们中的许多人起初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态度是很积极的，他们认为，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中，作为一个地方的党政主要负责人，站在运动前列，领导本地区广大群众把这埸运动搞好，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文革运动一开始，各地都普遍成立了在省委（或自治区党委、市委）直接领导下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建立了强有力的办事机构，定期编发文革简报，通报本地区及全国文革运动进展的最新情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各地党政组织都及时召开规模浩大的群众大会，由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向群众传达会议精神。各党政主要负责人频繁召开碰头会议，交换意见和信息。他们也经常出席各种“左派”群众的集会和重要活动，听取“左派”群众对各单位运动情况的汇报。这些党政负责人都是资历很深的领导者，有着丰富的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在他们的经验中，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有一个共同规律，即各级党组织在运动中的基本任务都是：发展和依靠左派队伍，争取和团结中间派，孤立和打击一小撮右派，其实，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即《十六条》）里，也是这样提法的。关于“左派”和“右派”的概念产生，由来已久，可能要追溯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里我们不谈，但是，“凡有人群，必要划分左、中、右”这个观念，在当时的各级党政负责人的头脑里却是根深蒂固的。那末，“左派”和“右派”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或划分呢？当时的各级党政负责人普遍存在和采用的一个划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准就是：是否反对党组织。“党组织即等同于党”这个观念在当时的各级党政负责人头脑里同样是根深蒂固的，是由来已久的。这一观念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而且，对革命战争年代来说，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那个年代，各个地区之间常常处于音讯隔绝状态，一个地区的党组织，就是党在这一地区的具体存在，党员们对于党的忠诚就必须体现为对某一党组织的忠诚。所以，在革命战争年代，只要说一声“这是组织的决定”，党员就必须无条件服从，只要说一声“这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党员就是豁出命去也要完成。在文革初起时，绝大多数地方党政领导人就是按照这一标准去划分“左派”和“右派”，他们几乎出于本能地认定那些胆敢反对工作组的人、那些胆敢炮轰省委市委的人都是“右派”，都是坏人，而且他们从内心深处相信：别看这些“右派”现在闹得欢，将来迟早是要“拉清单”的。
对于当时来自北京的“首都红卫兵”，开始时各地方党政组织都是欢迎的，因为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并亲自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令他们想不到也想不通的是，这些“首都红卫兵”竟然一到地方就跟那些反对党组织的“右派”学生搅在了一起，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向党组织的冲击。于是，他们开始怀疑这些“首都红卫兵”是假的。当“正宗”的首都红卫兵南下、北上、西进兵团到来时，这些地方党政领导人喜出望外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这种喜悦其实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中央报刊不断发表的社论、不断传来的中央文革成员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接见学生时的讲话、一份又一份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无不清清楚楚地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支持学生们对各级党组织的冲击（“造反”），“某级党组织即等于党”的观念将遭到一次又一次的致命打击，这些地方党政组织的领导人终于傻眼了。
在当时各地党政组织主要负责人中，也有少数人思想弯子转得比较快，早早地理解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放弃了上述那些对一般党政负责人来说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其中，一位是当时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他在8月16日主持省委书记处会议，发出“八·一六”通知，支持群众就“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这一问题进行大辩论，并在学生红卫兵大会上讲话公开表示支持造反学生。另一位是当时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8月中旬，郑州大学因反校党委被整的三名学生到北京找中央反映情况，受到当时刚参加完八届十一中全会尚留在北京的刘建勋的接见，刘建勋当即表态：“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并与三位学生一起离京返郑。8月19日，又在郑州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由纪登奎宣读了刘建勋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明确支持当时尚处于少数派地位的造反派。刘建勋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后来得到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在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的影响下，河南省、市、地、县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有不少人出来表态支持本地造反派，这些干部在运动中都争取到了主动，后来大多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被选进了革命委员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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