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此，事先声明，笔者开始确实是想直接批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然而，通过搜索毛泽东同志对于“真理问题”的认识，笔者找到了《新民主主义论》。结果发现，所谓“真理问题”，只是《新民主主义论》的一个辩论前提。由“真理问题”推演出的“新民主主义”，才是《新民主主义论》的主体。
因此，本文主要宣传的是“新民主主义”。这“内容”与“题目”的欠和谐，可能会造成读者的一些误解。如果是那样，您可以直接看本文的最后部分：【三、顺便批驳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其实，笔者的做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如果空谈“真理问题”，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这种理论问题，必须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搞懂。您说呢？
一、《新民主主义论》的社会背景
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在1940年2月20日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中。要读懂毛泽东同志这个讲稿，笔者认为有必要了解成稿之前的背景信息。
㈠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之后，共产党提出了“五项要求”及相应的“四项保证”。共产党人的方案是有理、有力、有节的，反映了大众的呼声。但是蒋介石政府并没有立刻接受。
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1937年8月的上海“八一三事变”，日军展开了全面侵华战争。外敌当前，再加上共产党人的合理要求、与适当的让步，令蒋介石政府不得不接受现实。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㈡国民党的大溃退
那些鼓吹“国军”战绩的精英人士，不知是怎样反思1938年10月之前的“大溃退”的。我们小民通过小道消息得知，1937年11月16日晚9时，在南京铁道部大楼里，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正式宣布：“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迁长沙……”
1937年12月5日，在日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下令各部院中央机关，加速撤往重庆。
这就是1928年统一中国的领袖！这就是经历了“黄金十年”的领袖！日军进攻才开始几个月，作为大中国的精神支柱，他就把老巢挪到1868公里之外的天险乌龟壳里了（这个1868是现在的公路里程，我们小民坐不起飞机，也不追求那三叉戟式精英的疯狂）。
部分前线部队、不明真相的官兵，可能还有“背水一战”的勇气。像唐生智那样的大官儿呢，嘴上说的好听，什么“决不后退”，其实在他自己的话里早就留了退路。“不得统帅命令，决不后退”，言下之意就是，“只要统帅下令，咱兄弟立马就跑”。（1937年12月7日晚，蒋介石飞离南京之前，召集少将以上的守城将领会议）
这样的军官去指挥抗战，抗日军民的士气能不低落吗？“大溃退”能不发生吗？
㈢汪伪政府的酝酿
1937年12月，汪精卫，作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
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
1939年8月，汪精卫回国后，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
1939年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
㈣日军侵华策略的改变
1938年11月，日军完成武汉攻略与广东攻略之后，南北联络线基本打通了。日本政府迫切地希望将其占领区变成第二个满洲。此时，日本政府已经没有必要强行剿灭蒋介石政府，那种代价不是日本能够承担的。中日的全面战争的态势，从此开始了长期的战略僵持或者说“缓和”局面。
㈤国民党转移矛盾
曾经统治中国最富庶地区的国民党，并没有汲取抗战溃退的教训，反而重新拾起1932年6月14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推行的国策“攘外必先安内”。试图把抗战失利的责任推给共产党。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以指挥党政军各机关，蒋介石任委员长。会后，国民党根据会议确定的方针，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反共文件。
㈥“精英民主人士”的呼声
1938年12月，“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写道：“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此，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发表于《再生》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
1939年9月，蒋介石自己也发表一篇《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长文，提倡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这些言论表面看起来似乎并不违背人民的意愿。
㈦共产党“叛徒”的反攻倒算。
从金冲及同志的毛泽东传中，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那个章节中，提到了“叶青（任卓宣）”。因此笔者搜索了一下，觉得有必要对此人多说几句。
笔者整理的“叶青（任卓宣）”资料。
“叶青”原名“任卓宣”，笔名叶青。任卓宣自小聪颖，善思辩，有神童之称。1920年6月，在四川省长张澜的资助下，任卓宣与吴季蟠、杨昌祚、雷耀清等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1925年，任卓宣因在巴黎声援“五卅运动”，被捕入狱。不久，逐出法国，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与孙冶方等人同学。
1926（民国十五年）年底，任卓宣返回中国，任职于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1927年为湖南区委员会委员时，在长沙领导地下活动。那年冬天被省政府当局逮捕下狱，旋被判处死刑。但在行刑后死而复生，进长沙湘雅医院调养，作为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仍继续指挥共产党活动，因而产生1928年间在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所发生的小型暴动事件，于是为国民党省府当局所发现并逮捕。这次被捕后，他已经暗中脱离了共产党，并在湖南向时俊办的军官训练班，做了一段时间国民党的政治教官。1930年叶青经过中共四川省委认可，赴上海加入辛垦书店。
此后，叶青的言论逐渐走向“右翼”，蜕变为反革命的“理论家”，于1949年7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旋即代理部长。
任卓宣为什么要叛党？
吴福辉在《沙汀传》的“辛垦书店”一节中，曾对任卓宣有过如下记述：“青锋（即任卓宣）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被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晚年困居台岛的任卓宣曾经著文详细回顾自己的反共经历，在开篇《我为什么反共？》一文中他写道：“……回国之后，我住在广州，一面参加共产党底工作，一面也参加国民党底工作。后来因国民党清党，自然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盲动底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当时深感盲动主义之不当，它以党员为牺牲，以群众为刍狗。……我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实。现在知识广，经验多，了解中国底历史趋势，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自然根据中国需要，从事反共了。”
笔者加重笔墨，来详述任卓宣这个人，是因为任卓宣的经历非常具有代表性。任卓宣本来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曾经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舍生忘死，为什么会逐渐退化变质？值得我们深思。
二、《新民主主义论》背景小结、内容概要、及其社会影响
㈠背景小结
通过了解1940年初的社会背景，我们知道，当时中日战局趋于平缓。蒋介石开始发动以提倡“三民主义”为大旗的反共宣传攻势，“精英民主人士”也有“反马克思主义”呼声，甚至埋藏于党内的“理论家”任卓宣等，也在左翼阵营内部发出了异样的声音。
朴实的人民群众，限于信息的匮乏、经济的压迫，无法辨清真伪。既然提倡“国共合作”，共产党也承诺不再没收地主的土地。共产党是不是变质了，人民群众也难以判断。
这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必要站出来，摆事实，讲道理，说明“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异同，加强来之不易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又必须避免与蒋介石的“商人政府派三民主义”同流合污。
㈡内容概要——关于“真理”的辩论
“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三民主义”，究竟哪个是真理？
对于“三民主义”，国共两党还是有共识的。这就是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宣言。
国民党方面并不承认什么“旧三民主义”，我们也不要勉强他们，不如说“同盟会纲领”好了。1905年8月，孙中山先生作为总理的“同盟会”，在《同盟会宣言》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四大纲领。
我们说，“同盟会纲领”是“三民主义”的雏形，这样没人反对吧。
“同盟会纲领”明显带有大汉族主义色彩，根本没有把满族看作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也没有把满洲看作是中国的一部分。
1905年的孙中山先生已经39岁了，恐怕不能用“幼稚不懂事”来做说辞了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恐怕就是源于这种“满洲属于满族，关内才属于汉族”的狭隘民族观点。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新民主主义”的雏形。
《新民主主义论》无疑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这其中的含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于当时的中国。当然，毛泽东同志不会这样直接地说，那样又会和“共产国际”产生直接的矛盾。毛泽东同志说“共产主义”那是我们的最高理想，而现在只是最低目标。这样大家就都能接受了。
“新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解放“被压迫人民”的主旨上，还是一脉相承的。不会有“同盟会纲领”那样原则性的错误。
我们共产党人根据1924年孙中山先生的发言，总结说“新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异曲同工，“新三民主义”其实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看到这里，国民党人笑了，这里哪有一个“民”字。您也别忙着笑，请仔细看看1924年1月23日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再看看1940年2月20日的《新民主主义论》。
一定要看哦。因为笔者的概要只能是“管中窥豹”，无法登上“大雅之堂”的。
㈢社会影响
看过《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就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理论的反动文人任卓宣，也不得不表示，“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叶青：《毛泽东思想批判》，帕米尔书店1974年9月第3版，第5页。
当然，以蒋介石为首的、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宣言中批判的那种国民党内的“商人政府派”，是不会真正推行“三民主义”的。
1940年3月，原属国民党精英的汪精卫，在南京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
对于坚持真理的左翼力量，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理论上，无法依靠话语霸权，获得实质上的优势，就改在军事上，消灭“持不同政见者”。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应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对于“皖南事变”，蒋介石自然有他的说法，笔者看了看，主旨无非就是“整饬军纪”。在蒋介石看来，“军纪”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的“军纪”要优先于“国共合作”，如果你共产党军队，不听国民党的“军纪”，就灭了你。
这就是强权啊，他说啥就是啥，还仿佛满腔正义似的。
1946年6月，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
人民就算再懵懂，经历的“鲜血”多了，再有了《新民主主义论》这样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渐渐地自然就会擦亮眼睛。虽然这代价有些沉重吧。
我们总是讲“国共合作”，总是谦虚地把自己放在后面，因为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前辈的功绩，是不会忘记的。对于真理，我们并不会在意“真理的提出者”是谁。
我们承认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却不承认蒋介石政府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实际奉行的“商人政府派”的政策。
1924年的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与1940年共产党人提倡的“新民主主义”是基本一致的，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基础。这就是当时的“真理”
读过之后，笔者感觉，这两篇文献，对于今天，仍有强悍的、穿梭时空的意义。
三、顺便批驳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通过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笔者发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论调，简称为“残论”。
关于“实践”与“真理”的关系。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做出了明确的表述：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即便我们记不住这么长的一段话，非要断章取义，也只能截取“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标点符号很清楚吗，这种事情，恐怕让小学生朋友来做，都会有很高的正确率。
可是我们党内那些犯了“左派的右倾错误”的那些同志，在“右派的商人政府派”作风影响下，肆意地、或者是不经意地，曲解了毛泽东同志的意思。
去掉“千百万人民”，就是说，虽然不能否认“千百万人民”的实践，也不能否认“（右倾或右派）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实践，这就为后来的“黑猫白猫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对于“人民”这个概念，笔者理解是“守法的诚实劳动者”，“人民”既能够从事“体力劳动”，也能够从事“脑力劳动”。而“（右倾或右派）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则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对于“体力劳动”的态度，这是“人民”与“（右倾或右派）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本质区别之一。关于“人民”，以笔者的理论水平，就说到这里吧，不献丑了。
毛泽东同志的“真理观点”，笔者总结起来，至少有有4个要点：
①真理的发现者：无论究竟谁。
②真理的发现过程：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
③检验真理的尺度：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
④真理的唯一性：存在。真理只有一个，虽然可能有不同款式的“帽子”。
（本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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