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回顾与反思文化大革命——在吴焱金回忆录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田立为
从政治和历史角度看，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间，文革十年时间里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暴露得十分集中十分彻底，这是一段高度浓缩的历史。因为我对这段浓缩的历史格外感兴趣，所以花了些时间向在坐的各位学习过这一段历史。通常情况下，什么都在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下，很多问题暴露不出来；文革这个时候恰好反过来了，政治让底层人民广泛地参加，也存在着失控，这就为暴露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创造了条件：为什么两千年来的历史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关键在于多数人怎样才能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才能超越少数的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对多数人掌握和控制。因为还没有来得及看老吴的书，所以只能空泛地就这个方面谈一点希望，我在向全国的造反派老同志学习这段历史的时候，有几种说法我很受启发，有相当的反思高度，今天我转述一下。
一个是林师傅林之忠，他今天没来。他有个说法很有意思，他把文革的造反，跟共产党干革命进行对比，说文革搞了十年，造反派还没有完全真正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清理整顿，这方面的成就还是很低的，与革命时代相比，还只相当于红军长征到了湖南，遵义会议还没开，自己的正确路线和组织领袖都还没有产生出来，所以文革失败就有了这个方面的不足，有必然性。然后他再从造反派的经验和立场出去反思革命，他说如果不是江西根据地被国民党打垮了，大家不得不长征去延安的话，共产党革命也可能还是要失败，那个内部思想上的不同意见，很妨碍团结，也妨碍力量的凝聚；而且参加革命的人都是湖南江西两省的人，因为在家乡附近，老婆孩子还经常来拉，有些人心里也想着不行了就回家去。因为走了二万五千里，受了这么多的波折，到延安以后很多人都有反省，这样才有了通过过整风清理了组织清理了思想的可能性，才能形成正确的路线，形成了坚强的领导集体；大家都远离故乡跑到几千里之外的延安山沟里，跟家乡的联系完全切断了，只能一心一意往前走了，上面的组织和路线调整，下面的退路断绝，这两个方面极大地加强了共产党的革命坚定性和团结，革命是这样成功的。通过这个对照，来考察造反派在思想上、组织上，包括斗争策略上的各个方面所达到的水平，都有很大的欠缺，文革的失败不是偶然，造反派作为文革的中坚力量有那么多的缺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比较全国其他地区的造反派，武汉的造反派经历的摔打夹磨还是比较多的，经受锤炼也是比较突出的，上海的造反派就是太顺风顺水，他们在政治的成熟和经验就少很多。造反派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团结才有力量，而团结所必须的组织、思想、路线和领袖等问题都还处于待解决状态。
从团结的反面看，分裂是力量相互抵消的关键，这样看，武汉的造反派的团结，在全国还算是做得比较好的。重庆的8·15后来走到底了，在一月多全之后称为“革联会”，在54军的支持下变成一个武力镇压反到底的组织凭借，近似于变成武汉的百万雄师这么个“拥军派”组织。他们在54军的支持下，始终以打垮“反到底”为目标，这样就由早期的造反派蜕变成一个当权派的工具，这当然在全国也是一个极端，所以，重庆军队镇压造反派就有了现实的组织依托，无需另外再公开组织百万雄师这样的基干民兵组织可。另外一个极端，算是团结得比较好的，可能就是武汉的钢新两派，两派确实是有很多争执，但没有分裂到相互对立的两派，但是在每一次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因为政治上席位反面的竞争，也确实妨碍了双方团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当权派所利用。很多钢派的和新派的同志，都跟我说过这个分裂和对立的是非问题，为什么两派不能团结起来形成自己的组织和力量，这对于多数人掌握自身命运，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人类历史为什么多数被统治阶级难于抗衡少数统治阶级的力量，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多数人如何团结起来？当然，团结不起来也是有客观原因可以讲的，特别在毛时代那个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不突出的时代，被统治阶级多数看不到团结监督统治阶级有什么必要，这是文革期间造反派很容易分裂的原因之一。我们今天在反思文革的时候，如果要给今后的人们留下什么东西的话，被统治阶级参与政治竞争时如何实现团结，如何凝聚自身的力量，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作为过来人，作为参加过斗争并付出重大代价的群体，如果能够把这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好好总结提高一下，将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再一个说法，来自一个保守派人士，他是一冶的一个科长，文革时他在灵山铁矿工作。他针对最近30年中国的演变情况，对文革也有很深刻的反思，他提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经历过文革的中国，资本产主义还是顺利复辟了？他站在保守派的角度，总结出来一个结论是：造反派不仅没有很好地集结自己的力量，而且还很错误地使用了自己的力量。就他自己所亲历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经历看，开始时灵山铁矿有七个处级副处级干部，但是都躲在后头不出面，把他和另外一个科长推在第一线，造反派起来之后，也往往把矛头对准第一线的小官，甚至把大量精力对准保守派工人，而真正有问题的上层和大官，根本就没有触及到。所以，他总结文革时期的根本性问题是：基层搞过了，上层没会到。等到1973年xxx出来之后，那些根本没有触及到的上层，完完整整地保留在哪儿，搞复辟这很容易，这很简单，把那个根本没有触及和改造过的上层原班人马拉出来就是了。搞了十年文革，造反派把大部分集合起的力量对准基层，却让上层没有触及到。虽然也有大字报或报纸上的文章在批判上层，但是在日常管理中间，没有能够形成一种机制，组成一种力量、一种组织来制约上层，上边自己决策不反应老百姓的意见，结果文革前怎么样，文革后还那样。譬如说武汉“7·20”事件之后，武汉有些基层的造反派，把主要精力用于对百万雄师基层群众所干的坏事进行清算，而那么对上层的和幕后的人和事，对思想性的路线的东西，则触及得很少，这个现象是有普遍性的，整个文革期间都这样，就整个社会和全局性的问题来讲，上面的那些人、那些思想、那些路线、那些倾向都没触动，这么一来，xxx复辟的人就很容易啦，这些东西原来就存在那，就像书架一样，上面几层都没动，复辟很简单，就把上面那几层搬出来一切都OK了。实际上从林彪事件以后，那存在书架上层的东西，就开始一样一样往外搬。好不容易集结了一点力量，但是如何用好这些力量去达到改进政治和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提高觉悟反省的一个方面。今天再回顾毛泽东的很多讲话，他反复讲要在学生中间取消保皇派的说法，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在“7·20”之后有明确的讲话说就是要抓保守派内部的坏人也要让他底下的群众起来造反。这其实都是反应了老革命家的造反经验，就是希望造反派不要把矛头对着那些眼面前的底层的人和事，文革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不在这些层次上。
对于上层和官员也不是完全没有触及，但是触及的方式有错误。有一个法国学者叫夏尔·贝特兰，他在研究文革的时候，很多人把精力放在翻历史旧账方面，这个事情也搞偏了。他说社会主义要改进，是要改进社会关系，建立起新型的人与人关系，不是要花力气证明那一部分人不合适当官，更不是要确立只有历史清白的人才能当官这样的逻辑。清理一部分人的历史表现，投放的精力过多，妨碍了主要目标——如何在现实社会中间把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改变过来。要把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改过来，那么对承载社会关系的节点上的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承载，要保留哪些部分，改造哪些部分，要采取什么不同的政策。在贝特兰看来，社会关系改进应该作为第一目标，而更换节点上的个人要服从这个努力方向，这与毛泽东本人的看法一致，林彪曾经说过文革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这次就硬是要把干部拉出来批判一通，还说文革是“革‘革过命’的命”，这个说法毛泽东曾经评论过，说只是部分正确，很多经历过革命的老干部，对革命有功劳，但是现在搞特权、当官做老爷，需要批判，但不是要从根本上打倒或者更换他们，而是要放弃旧思想和错误路线。在夺权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只夺运动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而不是要把以前的干部都扫掉，特别批评那种连科长都不要的人，说这些人一定要搞到自己头上的。这些说法中间，都是否定换人当官的简单思路，而是要在从前铁板一块的官僚机器中间“掺沙子、透空气”，加入新的因素和力量，让群众的声音通过新的代表产生方式进入决策和监督层面。而且，从公有制社会看，私有制下的财产和雇佣关系已经废止，经济关系在社会关系中间的分量下降，政治关系特别是官民关系如何确立，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从这个方面看，硬要把文革搞成一场干部下台的运动，一方面是强加给缺乏管理经验的造反派一个难于完成的秩序维护和管理任务，在另一方面还造成对当权派的反向政治动员，培植他们对于文革和造反的严重不满，为反文革阵线提供足够的政治反抗能量，就跟井冈山时期有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逼着他们上山拿枪跟红军对着干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看，很多造反派的反省和认识是不够的，社会关系改进不是找坏人和清除坏人就能够解决的，把很多时间用于搞专案和外调，这个尤其受到贝特兰的批评，认为这一方面排斥了群众参与，而且还转移了群众关心的方向，没有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如何建设合理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官民关系方面来。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文革一方面搞过了，把过多的人牵扯进来了，另一方面也搞偏了，该搞的地方没有投入最低限度的精力，主要表现就是过分重视干部的历史和任职资格问题，过少关注建立合理的官民关系和上下级互动制度。到后来很多造反派包括鲁礼安，这些人从极左转到极右，这是有逻辑上的合理性的，文革按照这些人的这些个想象，没有集中精力和注意力在合理的社会关系方面确立新的民主因素，过分关注“重建党、重建政府、重建解放军”方面，这三个方面都是为换一批“毫无专业训练的人士”去当官做准备的，这种设想即便是成功了，也未必就能够提高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专业水平，同时提升当权派和保守派的不满程度和反抗能量，不管是在技术上（管理经验多寡）还是在政治上（反对能量大小），都会把文革送入绝路。文革当中的左翼最激进的派别，在逻辑上很容易转变为现在的右翼激进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某些人参与文革者的私心有关，希望通过参加运动来积累政治资本、从而爬上去的人不是没有，这种人对于社会关系改进毫无兴趣，仅仅关心换班子、占位子，没有占到位子就认为上了毛泽东的当，这种逻辑很容易理解，参加文革没有积累到政治资本，不符合投入收益计算，你毛泽东竟然没有预备给我们政治收益，还号召我们参与进来，在文革十年中间投入那么多，跟今天的辽宁“蚁力神”圈钱有得一比。
哈军工有个大学生，在反思文革失败时说过，文革搞了十年，在这么长时间里，确实没有团结到群众的百分之九十五，也没有团结到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你怎么能不失败？他还提到中央文革的执行力太差，譬如主席和中央已经做了决策，群众组织应用搞几派大联合而不是一派掌权，但黑龙江潘复生就是搞一派掌权整另外一派，哈军工是1970年国防科工委派工作组下去之后，才解放我们的，但是主席的设想是1967年秋天就下达的，还有文件，他们没有能力监督官僚机器执行中央政策。很多中央的政策未能很好落实下去，毛主席有了指示和设想，剩下来的关键是要落实，结果很多好政策长期落实不下去，特别是很多人长期遭遇到不合理对待，时间长了，谁都有意见，不满就慢慢积累起来了。我记得武汉有很人就认为，如果毛主席把权交给我们，我们肯定能掌好。如果仅仅从管理技术角度看，这个确实不需要怀疑，上海就是把权交给造反派了，上海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搞成了全国的先进行列。这个案例确实可以证明毛的那句话：没有了张屠夫，我们还会吃活毛猪？这也说明，在毛时代的体制下当干部，好像比今天要容易一点，人本身的专业素质差距和管理经验，看来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上海是中央坚决顶住了，让造反派掌了权，河南是因为他们的省委书记打了招呼，很多主要干部和造反派不是那么样对立，那里的造反派在文革中受压要少一些，生产受影响也少一些，这两个后来被定性为“文革重灾区”的地方，经济发展和生产并不坏。问题的关键在于，造反派掌权在官方在民间都有强大的反对力量，特别一些工厂里面有着强大的保守派群众。在这个意义上看，很多人老是说文革要有一个制度，最基础性的制度要求实际上达不到，核心的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制度运行很难得到多数人认同和接受，再好的制度都无法运行，再能干的领导群体也很难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主张文革要实现换班子确实是极左，检验标准就是保守派群众和干部数量的多寡，很多人至今仍然认为文革没有实现大换班是毛泽东右倾跟老干部妥协的结果，要么是私心想要把参加文革变成一种有政治收益的投入过程，要么是幼稚，看不到政治收益再分配背后的利益调整难度和反抗能量。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毛去世前就有接近八亿人，在这样的国家里面建设一个新制度，确实有着迫切的需要，但是可能性在哪里呢？十六条中间要破除“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这个工作到底做了多少？这是新制度取得多数人的同意的关键领域，我记得毛泽东曾经说过：批倒批臭走资派是从政治上和思想批臭，而不是从生活上批臭，不要把红卫兵小报办成黄色小报。从生活上、道德上批臭一个高官很容易，但是对于建设新制度，让多数人认同新制度则很难，这种批判的效果很容易造成一种换班子的舆论：那些台上掌权的人不是好东西，搞一场政治动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建设新制度则远远不够，就算是把换班子的模式重复一百遍，恐怕还是无法造就一个新制度。造就新制度的基础，和团结多数人，在逻辑上有很大的重合，这个问题在文革中确实没有解决好。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场演习，这是很不自信的说法，显然是考虑了文革中坚力量的认识水平和努力所达到的高度。很多造反派说xxx是翻案搞复辟，但他都是充分利用了你留给他的弱点的，你没有说清楚好的社会关系改进怎么进行、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进，文革十年你没有能够找到团结多数人提升自己力量，并有效地利用这些力量进行合理的社会关系建设，还由此造就了很大的政治反抗能量，他为什么不利用，其实林立果就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他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谁能够代表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不满意，就能够取得政治领导权，这就轻飘飘地完成了历史改写。
文革失败了，很多造反派有怨气，说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可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人来说，参加政治只能考虑全局利益，没有你追求个人利益的空间，你不考虑全局利益和改进方法，凭你自己个人是很难找到出路的。在正常的社会竞争里面，处在社会下层的群体，政治权力也好，经济利益也好，文化资本也好，你都是弱势，怎么通过发起一场政治竞争来赢得优势呢？所以，底层的现实目标，就是通过维护大家来维护自己，通过维护制度了捍卫利益，不存在个人奋斗的实际可能，这就要想办法维持一个扁平的社会，抑制社会分化的恶性膨胀，在抑制社会分化的恶性膨胀中间，防止少数聚敛财富和权力是方法是什么，怎么样贯彻到日常管理和工作生活中间来，这是改进社会关系的关键。显然这样的改进过程，改进需要针对的对象，就不是对人的问题，不能想象把别人弄下来自己爬上去，而是要造就新型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官民关系。很多人包括一些造反派，总认为文革十年自己弄得这么惨，是因为毛泽东没有创造一个制度，如果有了一个好制度，有可能在低成本情况下实现社会关系改进，在不挨整不遭遇当权派保守派报复的情况下参与政治。在这个思路的反面，是这样一种企图：在没有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剥夺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实现一种对多数人有力的新制度建设。造反派怨气的一种表现，就是对制度的呼唤，1974年广州有人写了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就体现了很多造反派的想法，我们参加文革，也没有干什么坏事，为什么要一再遭到秋后算账呢？能不能制定一种制度或者法律，保证我们参与政治并改进政治而不受报复呢？这种制度和政策在文革期间是一再颁布的，但是得不到执行，反过来，那些本来不涉及造反派的种种清算政策，却无一例外地落到造反派头上，譬如清理阶级队伍，譬如一打三反，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既然你反抗精英阶层权力和利益扩张，反对少数人扩张对于多数人的损害，为什么不会遭到少数人的报复呢？这个少数人都是有权有势有知识的少数人，他们拥有比一般人多得多的手段和能力去捍卫自身利益和权力的，文革造反派被妖魔化了三十年，难道是偶然的吗？核心问题，就是是否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用矛盾和阶级来进行分析，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化和冲突程度如何，如果可以的话，这些抱怨和指望都不过是幻想。实际上，不仅仅是秋后算账，秋前算账都有好几轮，文革早期工作组在群众中间排左中右，66年秋天高干子弟搞的“白色恐怖”；1967年“二月逆流”时期军队出面“镇压反革命”和随后对造反派的武斗围剿，1968年的清队，1970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1975年对闹事派绝不手软，1976年抓进班房，这些难道是因为符合政策吗？付廉就曾经说过，中央有了政策，毛主席有了指示，那些总是不执行，要等到造反派知道之后并起来造反了，他们才应付一下。制度、政策的制订，与实际执行完全是两回事，对于经历过“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人，这中间差距本应该易于理解，不应该有这么高的制度迷信的。
对于文革的彻底否定，对于造反派的妖魔化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由于对立面伪造历史方面走得太过，任何一种文革回忆录出版，那怕是极右的回忆录出版，都对反驳伪造历史有好处，过度造假的长期后果现在表现出来了：除非人们不发言，一发言都构成对伪历史的反驳。从造反派角度看，出版回忆录不仅仅是一种反驳伪历史的过程，还不应该忘记作为社会底层人士参与政治的反思。如果仅仅从原有的立场出发，去恢复历史面目，那么这个反思还缺乏高度，还是不能说服多数人。由于对造反派的妖魔化登峰造极，回忆录很容易陷入一种简单的辩解套路：只注重说我没有干坏事，我不是个坏人，那些说法冤枉我了。这种事后的辩解，缺乏历史和政治高度，在几十年后这个反省还是不够的。我希望能够在回忆录中间，增加一部分多数人如何觉悟，怎样把底层的分裂消弭掉，团结起来形成自己的力量，形成对上层的制约，形成对上层的监督。让后来的人知道，努力的方向在哪，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又在哪里，这才是对历史负责，对自己所付出的青春、热血的一个交代。鲁迅先生说过，人类在血战中间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初用了大量的木头结构却只有一小块。在付出了那么多的投入之后，如何留给后人以有教益的启示，哪怕仅仅是“一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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