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总书记”正名与遵义会议决议著作权之争
王文选
前言
中共党史上最重要的遵义会议，至今还有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纠缠不清，而这两个问题又牵扯到毛泽东与张闻天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关系到如何评价毛泽东与张闻天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触动了中共历史最敏感的神经，触及到中国革命史的最深处。这两个历史问题，一个是在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总书记”，还是“负总责”或“总负责”？另一个是，遵义会议决议作为知识产权，属于毛泽东，还是归于张闻天？围绕这两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历史，有人挖空心思，采取移花接木，偷天换日的手段篡改历史，其伎俩之卑劣令人齿冷。每一位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者，都应当对这种公然篡改伪造党史的行为表示鲜明的态度，并与之划清界限。
遵义会议：张闻天“总书记”，还是张闻天“负总责”？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由廖盖隆担任顾问的《新编中共党史简明辞典》在关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介绍中果然有了“新成果”，采信了王明在莫斯科写作并出版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的说法，“新编”出来一个“书记处”。在“附录（一）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和中央领导机构负责人名录”，该辞典把六届五中全会领导机构常委会写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处）”；而在“目录，三、会议”介绍五中全会时则说“改选了政治局，选举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还成立了中央党务委员会。”
陈云参加了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在四中全会（一九三一年一月）递补为中央委员，在五中全会（一九三四年一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一九三一年九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和陈绍禹的意见，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陈云是政治局委员。陈云不仅参加了遵义会议，并且会议后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王明报告了遵义会议和红军从中央苏区转移（后来称长征）的情况，在莫斯科住了两年半，是王明任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
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云对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会议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作了亲笔批复：
“六届四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也没有设常委。会后不久，王明去苏联，恩来同志去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央领导成员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以及卢福坦组成临时中央，博古为负责人。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卢福坦叛变未去）……说遵义会议毛主席增补为书记处书记也好，说他被增选为常委也好，只是表明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而不表明当时中央正式设有书记处和常委。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先后担任过党中央的负责人，但他们都没有总书记的称号。所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的工作，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不是接替他任总书记。我记得，自从向忠发以后，我们党直到八大没有再设过总书记。不过，说博古和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做过书记还是可以的。”
向忠发是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于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次代表大会上，由于斯大林强调工人成分，偶然的机缘当选为总书记的。
博古自己也多次说过，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共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到酒店开会（明、周、卢、博）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总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上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所谓“明、周、卢、博”，即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博古。
陈云的批复弄清了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 自向忠发被捕叛变，直到建国后召开的八大（一九五六年八月），这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没有再设过总书记。中共中央一大至五大，党的领导人都是陈独秀。一大设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二大、三大设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四大仍然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但领导人的职称改委员长为总书记，由陈独秀担任；五大的总书记仍然是陈独秀。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前，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停止陈独秀的工作，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王明依靠米夫沿袭了这一处置紧急情况的特殊作法，打着共产国际的合法旗号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一九三八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不设总书记。一九四三年三月设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七大中央书记处产生中共历史上的五大书记，毛泽东任中央书记处主席。七大设中央政治局，毛泽东为主席，但没有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五大书记实际上就是政治局常委，是党的领导核心。
第二， 在上海的临时中央，陈云说“博古为负责人”，王明、博古“都没有总书记的称号”，因此按陈云的说法，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接替博古“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不是接替他任总书记”。虽然可以说他们做过书记，但“书记”这个称呼毛泽东、周恩来也可以用，实际上张闻天是在职务平行的团体中做召集人，因为没有经过党的代表大会的选举或确认，没有形成正式决议，是随时可以更换的。
毛泽东在一九七一年的视察谈话中实事求是的评说了这桩历史公案。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华国锋、汪东兴等人谈到遵义会议。
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正式管事是遵义会议后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
毛泽东所谓“他们才解除武装”，这个“他们”，明明白白指的是王明为领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小宗派，经过延安整风，从思想上政治上被“解除”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武装。“他们”当然也包括虽然在遵义会议上分化出来，暂时支持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但深陷于王明错误政治路线执迷不悟不能自拔的张闻天等人。这几个人一直在扭秧歌，跳摇摆舞，直到庐山会议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再次向党进攻。
自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毛泽东才有了机会一展雄才大略，把自己的思想路线贯彻到全党，通过对党的思想政治改造达到改造中国之目的。而在此之前，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北伐战争，后来举行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根据地，进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割据实践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实验，由于领导人是陈独秀、李立三（向忠发）、瞿秋白、王明、博古，他的正确主张受到这些人的嘲笑批判压制打击，被封了两个称号：“狭隘经验主义”和“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游击主义”、“上山主义”，更不用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四年险些被杀头。遵义会议后十年，毛泽东“正式管事”，毛泽东思想在革命斗争中形成，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旗帜指引下取得伟大胜利。
毛泽东的说法同陈云一致，张闻天是召集人，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仍然没有书记处和总书记。毛泽东作为党的实际领导人，一九四三年三月由政治局会议决定，担任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同时赋予最后决定权，这个决定在一年后的七大上得到代表大会正式通过承认；同时毛泽东还当选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毛泽东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一个是党的实际领导人，一个是负总责，两个人都有点象名不正言不顺的样子。这种权力结构继承了临时中央的权力框架，符合遵义会议后中共内部的政治现状：毛泽东的崛起与博古、李德退出权力中心。所谓“毛——洛联盟”实际上是貌合神离，这个“神”的含义就是政治路线。张闻天始终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始终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始终没有从王明错误路线的泥淖中爬出来，因此在对待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同毛泽东格格不入，终于发展到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彻底分道扬镳。遵义会议后中共高层的这种权力结构状态，由于党内外政治情况的错综复杂，维持了八年之久，直至经过延安整风，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这个过程才告完结。毛泽东没有“负总责”之名，却有军事指挥权、决定权，在纠正王明路线的同时，制定了指导全党的正确思想政治路线；张闻天“负总责”的工作只是召集常委或者政治局开会，充其量只起了中央秘书长的作用，对于王明与共产国际的错误干扰，有时候起到挡箭牌的积极作用，有时候他自己也成为毛泽东正确政治路线的干扰者，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经不住王明煽风点火，蛊惑人心，张闻天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伙同彭德怀又跟着二次王明路线跑。长征途中便有流言，说毛泽东是曹操，张闻天是汉献帝。笔者认为，这个流言是“二十八个半”小宗派的说法，虽然比喻得有点刻薄，有些欠妥当，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毛泽东“正式管事”的实际情况。凯丰是遵义会议上除了博古，惟一公开表示不赞成毛泽东主张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凯丰说出来的？没有证据。凯丰在党的会议上发表反对意见，他有这个权利，也是光明正大的，是公开的反对派。曹操与汉献帝的比喻，极大可能出自另一个人，即遵义会议上表示拥护毛泽东（实际情况至今仍然不明朗，人们听的是一面之词），新时期仍然自称是毛泽东的“战友”“学生”的×××制造了这个流言，因为此人历来是两面派，他对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关系，便有刘邦与韩信的说法（范硕在他的著作《叶剑英在一九七六》中，提到儒将叶剑英在一九五四年写的一首五言诗，诗云：“忽忆刘亭长，悲凉唱大风”，叶剑英在毛泽东逝世后解释这首五言诗，说“刘亭长”喻指毛泽东。刘亭长就是汉高祖刘邦。老成谋国、一生谨慎的叶剑英，在建国初期就写了“反诗”，说毛泽东象刘邦一样诛杀功臣），会理会议暴露出“二十八个半”夺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强烈倾向，从中做手脚牵线暗中联络的，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显出机灵劲的×××，出头露面的是林彪、彭德怀，主谋和决策者是不甘心做汉献帝的张闻天。他们采取的手段是软硬兼施，硬的是林彪写信推举彭德怀出任前敌总指挥夺毛泽东的军事权；软的则是“作风民主”的张闻天召集大家开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来决定仗该怎么打。靠“民主表决”，在军情紧迫的长征途中决定怎么打仗，现在看来像是开玩笑，但张闻天的如意算盘是要通过“民主形式”独揽大权，制约毛泽东。
陈云说，可以说博古、张闻天当过书记。实际上这个书记仍然是负总责，不是总揽大权的总书记，而是毛泽东所说的召集人。
一九八五年出版《张闻天选集》的时候，萧杨、张培森、程中原、曾彦修、何方、施松寒欣然命笔，联名写了一篇序言，题目是《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写在〈张闻天选集〉出版的时候》，发表于八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序言在“关于遵义会议前后张闻天同志在党内的职务”这一节，六个所谓党史专家认为“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同志被推举为党中央书记在政治局常委分工中负总责。”此六人的结论同毛泽东、特别是陈云的说法一致。至于书记一说究竟有没有可以不论，根本在于“在政治局常委分工中负总责”的结论。张闻天“负总责”的时间，与周恩来、陈云的说法一致，是“遵义会议后”。
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说，遵义会议后，在四川、云南、贵州交界的一个地方，一个村子，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能听到。正是在这个地方，洛甫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邓小平题写书名的《周恩来传》也是这样叙述的）。
为什么在遵义会议召开一个月后才做出这个决定？这是因为当时常委没有分工，权衡了各方面的因素后才决定的。同时仍然是常委的博古思想上也有抵触情绪，遵义会议上和会议后唯一公开支持他的凯丰也吹耳边风，鼓动博古坚决不要把大权交出去，所谓中央大权，就是一些重要文件和印章。与此同时，为了集中指挥军事，防止民主讨论七嘴八舌，多个司令当家贻误战机，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三人团）。三人团实际上是党、政、军的领导核心和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萧杨、张培森等人承认了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是“负总责”，不久，便又因为政治需要开始做翻案文章，说邓小平在为张闻天平反昭雪的追悼大会的悼词中就称张闻天为总书记，只是因为有了一份陈云的手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成为遵义会议最重要的原始文字依据，而传达提纲又写明张闻天在常委分工“负总责”，因此才又造成新的“冤假错案”，使得张闻天的“总书记”职务一直无法落实，他伟大的历史贡献一直得不到承认，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得以正名。邓小平是否在一九七八年张闻天的悼词中称张为总书记，笔者没有查资料，但认为应该是真实的。有“白猫黑帽”这句名言指导，当然什么都可能发生，什么都可能因为现实的政治需要被改变。而给张闻天正名的时机选择得恰倒好处，正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两党恢复友谊，戈尔巴乔夫同志与国家主席杨尚昆、总设计师邓小平（军委主席）握手言欢的美好时刻，双方都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沉浸在共同开辟未来的梦境里，王明、林彪恢复了历史本真，王明的大作《中共五十年》中白纸黑字也有“本真”在，那就是“遵义政治局会议无权撤换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总书记”博古。既然博古是王明认可的总书记，张闻天理所当然接任的也是“总书记”职务。在萧杨、张培森心目中，中央的两次历史决议可以不作数，作为历史见证，珍贵的党史资料，陈云的遵义会议手稿也可以弃之如废纸，唯有王明的《中共五十年》才是拨云见日的圣经。
五中全会，毛泽东说，他是政治局委员，但不准他参加，四年时间毫无发言权。这就是被吹捧为“开明君主”、作风民主的张闻天之流的民主作风！
作为一个靠阴谋活着的政治活动家，王明是知道中共内部自建党以来的历史纠葛与分歧所在的，更清楚由“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全面统治中国党的四年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可能发生的重大争论，并因此可能引发重大历史事件。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发难，一九七一年震惊世界的林彪叛逃，作为癌细胞潜伏在中共体内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两次王明路线的引导，而病根却在莫斯科。王明依靠苏联，依附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驱壳，在莫斯科设计着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政治蓝图，希望里应外合共同行动，在中共三个最著名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特别是毛泽东辞世后，复辟的愿望能够变为复辟的行动，达到“永远掌握中国命运”之目的。王明和林彪一样，自作聪明地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怨声载道”“危机四伏”，成了孤家寡人，而在所有反对毛泽东“那些事件的链条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他在四十年代前半期进行的‘整风运动’，以及六十年代后半期所发动的‘文化革命’。”王明分明知道张闻天是毛泽东政治上的敌人，分明知道延安整风和文化大革命一样，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王明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进行的政治清算，却在《中共五十年》中精心构思，故意臆造出一个“毛——洛联盟”，为将来可能会发生的颠覆中国革命历史的翻案活动埋下随时可以引爆的地雷，为“二十八个半”仍然留在国内和共产党内的精英们留下口实。果然，张培森、萧杨等人就以“本真”王明的设计为蓝本，以“总书记”为轴心，围绕着“毛——洛联盟”，绞尽脑汁杜撰出一个“毛、洛”亲密合作共创辉煌的现代神话故事，取拔苗助长之法，人为地抬高张闻天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采取三部曲的方法，通过篡改遵义会议历史，先毛、张并列，逐渐变为张、毛比肩，最后由张“总书记”来领导并指导毛泽东。
有一个人发表文章《张闻天为何三让总书记》，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公开剽窃为白衣秀士王伦式的人物张闻天所有，欣然命笔，在文章中写道：“张闻天就任总书记后，负责起草并主持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从而及时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为党和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听听这大言不惭声嘶力竭的叫嚣吧，看看“二十八个半”的厚颜无耻吧。×××祭起“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张闻天在“忠义堂”前就任“总书记”，这个和同门师弟博古站在洋教头李德左右的哼哈二将，把根据地的家当败光后，在大败惨败仓皇逃命还来不及，瞎指挥差点将湘江血战后余生的三万红军将士又送进蒋介石张开的口袋阵。如果不是毛泽东力主改变行军路线，如果不是毛泽东出山带领红军突破蒋介石的包围圈，张闻天一干人，或者已是刀下鬼，或者成了俘虏。现在到了“新时代”，为张“总书记”重塑金身，粉墨登场，一下既知兵又知军，比赵括、马谡还聪明，不但具有自知之明，总结了自己同博古搞砸了的军事失败的经验教训，而且“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以前坚持“进攻路线”恨不能杀了“右倾机会主义”头子毛泽东，现在英明了，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真伟大），还站在遵义城头“为党和红军指明了方向”，这到底是抬举张闻天，还是羞煞张闻天，还是羞辱整个中国共产党？！
遵义会议决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由于战争环境，遵义会议保留下来的原始资料极少。遵义会议决议全文在一九四八年收入《毛泽东选集》上册（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辑出版），依据是一份油印本，上面盖着“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的印章。油印本上有一行字：“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以建校日期推断油印本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油印本又根据什么材料？无从查考。一九八二年，离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了四十七年，在中央档案馆存放的一份手稿揭开了历史帷幕的一角。原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批从苏联运回来的档案，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注意到这份手稿，但由于无署名，材料不完整，所以置放着未敢公布。现在因为考察需要，手稿又引起关注，交给参加了遵义会议的邓小平、杨尚昆、伍修权看了，从字迹上辨认不出来是谁的笔迹。陈云看后认定是他所书写。这份手稿共计八页，稿纸下方右侧用阿拉伯数字编写有页码，第一页开头的一行字是：“（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五十年代就是因为有（乙）稿而不见（甲）稿，又无记录人的署名，档案馆出于谨慎一直不敢公布。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陈云的手稿。
陈云手稿从苏联运回国，这说明这份手稿是遵义会议后，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托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请示时携带去的，此后便存放在共产国际的档案中。
一九八八年，有两位党史专家在中央档案馆又发现了遵义会议决议最早的油印本，上面写着：“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二月十六日印”。这就搞清楚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翻印本的来源，由此也知道翻印时的“一月”是“二月”之误。
在一九四八年已经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遵义会议决议，没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而陈云手稿却明确记下了作出的四项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在遵义会议上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不予评说，而抓住军事路线狠狠批判；对于起草决议、常委分工等缓一步再议，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炉火纯青的政治斗争艺术，大智慧，小权谋，把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起来。
为什么起草决议、常委分工等都在遵义会议召开十多天后进行？客观原因在于：军情紧急，刻不容缓，会议上的发言已经把主要的军事问题上的是非分清了，组织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解除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对从王明集团中分化出来，而又自命不凡的理论家张闻天在新的权力结构中摆在什么位置，如何强化他的稳定性，毛泽东、周恩来是费了心思的。毛泽东当选常委改变了中共上层的权力结构，但要取得合法性，两个互相联系的因素必须妥善处理：对外和对上主要是王明和莫斯科（共产国际）能够接受并批准遵义会议决议；对内是内部的团结，具有向心力、凝聚力、号召力。毛泽东当然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触及纠正，他同从王明集团内部因为军事失败暂时分化出来的张闻天等人的团结缺乏坚固的政治基础，因此必须小心翼翼地搞好团结工作。遵义会议一个月后，在常委分工中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职务负总责，其中的一个因素，按李德的说法，就是“博古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
要使一个人具有稳定性，最佳途径是提高他的信奉程度，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对自己观点信奉的程度越高，其转变就越难。如果一种观点是别人灌输的，则容易转变。信奉程度取决于以下几点：
第一， 在某种观点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后就会增加对这种观点的信奉程度；
第二， 如果我们对某种观点有了公开的表示，我们就会更加信奉它；
第三， 自己选择一种立场和观点会产生更大的信奉感。
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张闻天写了《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等文章向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而张国焘另立中央后又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这就为自己树立了一大批敌人，也更坚定了张闻天等人同毛泽东团结起来同张国焘斗争的立场。在长征途中和结束长征以后对张国焘的斗争中，中央政治局先后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等决定和决议，这一系列文件的形成，都离不开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协调一致。不批判清算张国焘的罪行，就没有全党全军的团结。对于任何一个聪明的领导人来说，都会不露声色地强化部属或同伴正确的观点并转化为行动。由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后再经常委审查，可以给张闻天一个权力再分配的念想，把分化王明集团的成果巩固下来，强化张闻天正确的一面，使博古、李德无法反扑，使王明今后无话可说。在行军打仗期间看张闻天的决议怎样写，观察博古、李德的反映，以及部队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情绪，然后再在常委中分工，其步骤策略都是正确的。朱德、周恩来作为最高军事首长掌握了军事指挥权，让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靠边站，实际上这个权力就回到了毛泽东的手中。王明集团最忌惮的是毛泽东，毛泽东退一退，让一让，在朱、周二人的身旁出谋划策，而实际上处于决策者的地位是十分明智的。须知，在这之前的博古、李德对毛泽东是完全排斥，在军事问题上不容置喙。
陈云手稿说“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这既说明遵义会议上常委班子的分工没有定，也说明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政治局常委会，常委的权利平等，没有总书记，只有负总责，即毛泽东所谓召集人。所谓“负总责”，是在常委中“适当的分工”。
如果陈云与毛泽东的说法不能令为张闻天正名者承认，那么张闻天的学生、战友与知己杨尚昆的说明总应该让翻案者服气了吧？杨尚昆参加了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也参加了遵义会议。
对于遵义会议参加者的态度，杨尚昆说：“除凯丰外，没有一个人站在博古这一边。”
还有一个人坚定的站在博古一边，至死不改，这个人就是洋顾问李德，但他不是中国人，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中共领导人。
凯丰两个月后转了弯子，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站到了毛泽东的立场上，在“二十八个半”中是认识改正错误比较好的一个。延安整风时凯丰是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反对党八股》一文，是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的报告，文章开头便是这样一句话“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可见凯丰是报告会的主持人，先作了开场白，然后由毛主席作主题报告。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请了一百多位在陕北的文艺界人士参加，请帖是毛泽东、凯丰一起署名后发出的，座谈会由凯丰主持。这次座谈会成就了毛泽东一篇对社会主义文艺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重要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闻天的遵义会议后的职务究竟是什么？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说在鸡鸣三省这个地方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时间大约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因为当时没有设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这证明陈云手稿记录的“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是准确的，中共中央没有设总书记。
究竟是两个历史决议，陈云手稿，毛泽东说“实际我管事”准确，还是写了什么“三让总书记”的一些人说法正确？有一个中共的历史文件可以成为有力的证据。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时候，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于俄界，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一决定当时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开始便这样写道：“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之后，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同四方面军领导者争论的是红军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的主要制定者是毛泽东，并且在听取毛泽东报告后，“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所谓“已经采取的步骤”，就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组织调整，和九月十一日《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等。这个决定反映出自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实际上是毛泽东为首，大主意，大政方针由毛泽东决定，即毛泽东所谓“实际我管事”，张闻天的角色是“召集人”。
张闻天是“总书记”还是“负总责”？这个争论在延安时期就有反应，内部挑起事端的是王明一伙，外部制造矛盾的是国民党。为澄清真相，张闻天写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刊登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武汉《新华日报》第一版。全文如下：
广州《救亡日报》三月二十七日载有署名洛基者所写的所谓“张闻天论抗战诸问题”。洛基君指此稿为他在二月十二日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先生之谈话”，本人特郑重声明：
一、 该谈话发表未经本人允许，记录内容未经本人看过，因此，本人对该谈话不负任何责任；
二、 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成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新华日报》原来定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是周恩来活动组织后准备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出版发行的，并且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了报头。后来南京被日本人占领，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出任武汉长江局书记，《新华日报》由长江局主管，成为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合法报纸。王明是长江局书记、党报委员会主任，把持了长江局的宣传舆论大权。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派专人送武汉《新华日报》发表，王明认为同自己的观点不一样，粗暴地扣下不准发。但张闻天否认自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声明却在《新华日报》头版上刊载了，这说明曾经统治中共四年之久，操纵了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及机构、职务设置的王明，也知道并且承认了中共中央“无所谓总书记”。
现在有人写这样的文章《张闻天为何三让总书记》，既为张闻天正名，又为张闻天涂抹“高风亮节”、“作风民主”、“相忍为党”的油彩。
既然没有总书记，张闻天让个什么呢？一让二让再让有什么意义？向忠发之后中共中央没有设过书记处，也没有总书记，毛泽东也从来没有当过谁让出来的总书记，而是一九四三年三月选举出来的中央书记处主席。如果张闻天真的有过“三让”，张闻天三让或者三辞的是徒有虚名的“负总责”。
所谓张闻天“总书记”，这出闹剧的总导演是×××、×××出于新时期为王明集团翻案的政治需要制造出来的，根据就是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的说法。×××就长期住在延安，丈夫×××和×××都参加了对中共影响深远的六届四中全会，或五中全会及遵义会议。事实上，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公开讲过张闻天是“总书记”这样的话，而是隐藏在幕后指使同伙制造舆论。×××依靠的是大将××、×××，×××掌握的笔杆子是叶永烈。这一切疯狂的翻案活动都是打着“约法三章”的旗号在批判“叛徒”江青的幌子下进行的。
叶永烈在他大量发行的纪实历史著作中，按照×××、×××定的调子广泛散布这样的说法：“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站出来作反报告，立了头功”，“张闻天具有很好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长达八年之久，与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共事关系”。用“头功”，“很好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良好的共事关系”等美丽的花环把张闻天精心打扮装饰一番，便又回到“杰出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王明的大作《中共五十年》的既定轨道，证实张闻天是实际上的总书记。叶永烈是用绕口令的方式，来表达张闻天根本不存在的重大的历史贡献与崇高的历史地位的，他说：“博古的实际职务也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只称‘中共中央总负责’”，如此这般落实了“张闻天从‘鸡鸣三省’的那个小村子起，实际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而落脚点就在“实际”二字，以张闻天的“实际”来取代、修正以至推翻党中央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八一年分别在建国前与建国后对遵义会议作出的历史决议，取代毛泽东自遵义会议起到党的七大期间，实际上是党的领袖这个“实际”。
奇怪的是，早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红色的起点》一书中，叶永烈就这样写道：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任总书记，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为书记处书记。”但两年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却显得心虚气短，在出版的另一本著作《毛泽东之初》中对张闻天出任“总书记”职务一说吞吞吐吐，拐弯抹角。
对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与作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三十六年后，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并且写了这样的话：“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任弼时主持下，由胡乔木主笔起草的，最后由毛泽东精心修改。全会成立了决议起草委员会，中央委员有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洛甫）、博古等参加，经过反复讨论，前后写了三次草案，大的修改有十四次之多，然后提交全会审查通过。在决议的讨论过程中，王明曾致信给全会主席团成员周恩来，企图转嫁责任，认为定“王明路线”与他在中共党内的实际职务不相符，因为他只是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但当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后，他又给任弼时写信，表示赞成决议。
应该怎样看待王明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四年之久的作用？
王明在党内的地位，与李立三相仿，但因为紧紧地依靠共产国际和对斯大林惟命是从，其地位的巩固程度又远远高于李立三。立三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总书记是六大选举出来的向忠发，但拿主意发号施令的却是李立三，因此定为“立三路线”，王明、博古等当时把斗争矛头对准的也是实权派李立三，而没有讨伐傀儡向忠发。向忠发如果不是被捕叛变，他也只能是从李立三的木偶换成王明的木偶而已。后来的所谓总负责博古，实际上完全执行的是王明的指示，因此毛泽东说，王明是没有总书记头衔的领袖。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恶果该谁负责？决议使用了这样的措辞：“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王明的的罪恶是六届七中全会定下，七大通过的。
前一个决议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后一个决议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所谓“为首”、“领导地位”是一个意思。现在叶永烈委婉地说张闻天“实际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而张培森、肖杨则明确地说张闻天从遵义会议以来就是名正言顺的“总书记”，是在会议上选举出来的总书记，这不明摆着把毛主席为首改变为张“总书记”为首吗？他们这样篡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彻底推翻党中央的两个历史决议，否定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巨大成就，用他们的“总书记”“为首”的“领导地位”取代人民领袖毛泽东，“实际”按照王明一类设计的蓝图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质，不仅否定六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还要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张闻天在一九三八年的公开声明不作数，陈云的手稿不作数，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以亲历者的身份说的话也不管用，那么，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期间的笔记总该算数吧？我们听听“开明君主”张闻天在一九四三年又是怎样说的吧。
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张闻天在整风时写了《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对遵义会议作了四点评价：“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
在同一时间的自述材料中，张闻天说，王明、周恩来决定离开上海，提出新中央的名单时，“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所以我记得当时特别提到不设总书记。”
周恩来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提到：“在分配工作时，曾向卢福坦解释不设总书记。”因此，周恩来在一九七二年回忆说，遵义会议之后“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
不论真心还是假意，张闻天说自己作为总负责“不过是一个配角”，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中心是毛泽东，总算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吧。这是他个人对自己所处位置的正确认识，也是历史的必然安排。张闻天总负责或负总责的角色，既不同于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时期（立三路线）的向忠发，虽然完全听由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的操纵摆布，但职务却是六大正儿八经选举出来的合法的总书记；更不同于一起执行王明路线同属一个小宗派中的总负责博古，因为博古除了听命于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在中央苏区还是一个一人之下威风凛凛的实权人物。对于遵义会议只批判和纠正军事教条主义和组织路线的错误，而没有提出政治路线的根本错误，张闻天也认识到自己当时很少反省，毛泽东当时如果从政治路线切入，而不是暂时作出原则的让步，“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张闻天、王稼祥的分化，对于遵义会议的成功，对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和二次王明路线具有重要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遵义会议必然召开的原因，是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丧失根据地，特别是湘江之战主力红军死亡五万多人，在士兵和领导层都引起强烈不满，失败情绪笼罩了人们阴冷的心灵，王明集团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从而感到再也不能维持对中共的统治了。遵义会议的胜利成果是数万红军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湘江血战的惨败使人们普遍对前途感到渺茫，从而对莫斯科扶持起来的“二十八个半”失去信心，就不会有遵义会议。没有遵义会议，自以为是的博古、李德就会仍然坚持与贺龙、任弼时的二方面军会合，最终把红军引进蒋介石布下的口袋里，遭致全军覆灭的命运。
遵义会议是黑暗中的曙光，毛泽东复出，使党和红军获得了新生。
遵义会议决议：知识产权属于谁？
遵义会议会议决议作为党的重要历史文献，最早收于《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一书。《六大以来》分为上、下两册，是由于延安整风的需要，中共中央书记处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延安编印的，供中央高级研究组学习之用，作为高级干部研究党史的材料。以后，又在一九四二年十月编选成《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两本书。《六大以前》收入一九二一年三月至一九二八年六月期间，中共和共产国际及苏联领导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献一百九十八篇。这三本党书，是毛泽东提议并主持指导，由秘书胡乔木编选的。
遵义会议决议的全称，按《六大以来》是这样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这个决议的知识产权属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体，还是在会议发言中明确阐述了决议的主要思想的毛泽东，抑或归起草者张闻天所有？这个争论，在为张闻天正名为“总书记”后，一些人就迫不及待的据为张闻天所有，并且由此延伸下去。发明了“桌子的哲学”的王若水说毛泽东的“两论”（《实践论》、《矛盾论》）的思想是列宁的（笔者认为，从源头上讲是马列主义的，具体地讲，是对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发展）；为张闻天鸣不平的一些人，则说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剽窃”了张闻天的遵义会议决议，是在遵义会议决议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如此，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遵义会议决议是张闻天起草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根据这个决议写出来的，这个决议以及署名毛泽东的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张闻天思想”。毛泽东岂不成了“文贼”？个别人鼓噪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是胡乔木的作品，这个谣言固然荒唐可笑，但揭掉蒋介石的文人政客和王明一伙强加给毛泽东“帝王思想”的帽子，也算有点“进步”意义吧。
如果张闻天有决议阐述的深刻思想，有这样的军事才能，第五次反“围剿”会失败吗？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场争论究竟是谁挑起来的？遵义会议决议究竟是谁的著作？用今天的话来说，知识产权属于谁所有？
遵义会议决议是这次会议的精髓。在一九四八年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毛泽东著作》时，把遵义会议决议作为毛泽东的文章收入。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人是负总责的张闻天，为什么会名正言顺地成为毛泽东著作？
笔者认为，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归属，编选《毛泽东著作》的编辑们一定有切实的根据，请示过相关的领导人后才定下来的。这个决议也是延安整风必学的文件之一，当时就认定是毛泽东的著作权。虽然会议决定张闻天起草决议，但决议的主题与核心思想是毛泽东的，主要根据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发言写成，并且草稿经过毛泽东的审定修改，然后交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只是因为战争环境，修改稿没有保存下来，因此就使一些人有了可乘之机，有了争议。张闻天充当了大秘书的角色，叫秘书长也可以，连文字匠也不是，因为遵义会议决议的文采和语言风格，都是毛泽东的。张闻天没有这样的正确思想，没有这样的文笔，没有这样的才华，当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写出遵义会议决议。
经过三天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在此基础上作出了遵义会议决议，张闻天的工作就是把已经作出的决议根据发言记录（主要思想观点是毛泽东的），在会后整理成文字，然后交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陈云接见遵义会议纪念馆工作人员讲话时说，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入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陈云说：“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遵义会议”的注释中指出：“张闻天受会议委托，根据多数同志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条注释当然是根据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的意见，并且经过了参加遵义会议的陈云、邓小平、杨尚昆等人的审订同意，才特别说明遵义会议决议的形成“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发言的内容”，起草者张闻天是“受会议委托”。
遵义会议上，总负责博古先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接着张闻天根据提纲发言对博古的报告提出反对意见（杨尚昆称之为“反报告”）。杨尚昆说：“闻天同志的‘反报告’实际上代表了毛主席、王稼祥和他三个人的看法，而以毛主席的观点为主导。”这就是说，主要思想是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是陈云、胡乔木等已经强调过多次的，而胡乔木是中共两次历史决议的起草者。
依照遵义会议参加者，会后又专程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情况的陈云所说；依照《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还有杨尚昆所说“以毛主席的观点为主导”，遵义会议决议作为党的重要历史文献，理所当然，知识产权属于毛泽东所有。
但杨尚昆下面的话似乎又把毛泽东“主导”巧妙地移植张闻天身上。他说：“会议期间由小平同志担任记录，可惜迄今为止，会议记录和张闻天同志的发言提纲没有找到，但发言的基本内容已经包括在闻天同志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和陈云同志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了，这是关于这次会议内容的最重要的文字依据。”
笔者对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并且是秘书长，杨尚昆又说：“会议期间由小平同志担任记录”，一直持怀疑态度。邓小平当时作为毛派头子，是遵义会议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这从他此后仕途一帆风顺便不难看出。遵义会议也使得陆定一、左权等受到王明打击迫害的干部扬眉吐气，受到毛泽东的信用，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如果邓小平在遵义会议时是中央秘书长，又担任了会议记录，在陈云手稿里应该有所反映。会议记录是重要的会议原始文件，既然决定由张闻天起草决议，然后政治局讨论，写决议时会议记录便会成为最重要的参考。其他与会人员是否记录是个人选择，而邓小平是指定的会议记录，是专职，他的记录到什么地方去了？
杨尚昆说：“会议记录和张闻天同志的发言提纲没有找到”，这两件都消失了，实在太巧了。转而又说：“但发言的基本内容已经包括在闻天同志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和陈云同志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了”。陈云的提纲是从决议中提炼出来的。决议更丰富更饱满，它必须对反五次“围剿”失败的前因后果，根据事实进行系统地分析阐述，并且在论述中对正确与错误作出明确的论断性的结论。
按照杨尚昆的说法，“张闻天同志的发言提纲没有找到，但发言的内容已经包括在闻天同志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中了。这里，说陈云的提纲只是为了突出强调张闻天的发言内容就是遵义会议决议。弯弯绕，绕弯弯，就只为了说这样一句话：遵义会议决议是张闻天思想！
一九八一年二月，人民出版社自延安整风以来第三次出版了《六大以来》，并且前面附有中央档案馆的“出版说明”，说《六大以来》“全国解放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在北京再版，并在内容上作了如下变动：一、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他所起草的文件，凡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正文不再编入，只将题名列入目录；二、增加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现在，经中共中央批准，由我馆委托人民出版社用一九五二年再版的纸型重印，内部发行，以适应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这次重印，又增加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档案馆 一九八0年二月”。
中央档案馆的出版说明指出：一九五二年四月再版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比较中共中央书记处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延安编印的版本，内容的变动有两点，一是凡已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起草的文件，只列题目，不编入正文；二是增加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再者，收入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次发行经过了中共中央批准，一九八0年二月已经通过审查，但一年后才出版发行，由此可见各有关方面的郑重谨慎的态度，也表明收入的个别文件或者文章在党内引起争议。
一九五二年再版，杨尚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主要的经办人。一九八一年第三次出版，由中共中央批准。
《六大以来》收入各个时期的毛主席著作计五十五篇，有《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但注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根据毛泽东同志报告通过的决议”。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即遵义会议决议，一九四八年作为毛泽东的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一九八一年，第三版《六大以来》把遵义会议决议作为党的重要历史文献收入，没有著作人。
一九九0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张闻天文集》，把《六大以来》第三版作为历史文献收入的遵义会议决议，不知根据什么，作为张闻天的著作收进《张闻天文集》。
叶永烈注意到了遵义会议决议不同时代的著作权属的微妙变化。对于最终把中共党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的决议，认定知识产权所有人为张闻天，叶永烈的辩解颇为勉强。他说，遵义会议决议“成了张闻天著作，这也还是说得过去的，因为他是由张闻天执笔写成的。”
陈云手稿中的遵义会议四项决定，第二项决定就是“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因此，张闻天是起草决议的执笔人。但执笔人并不能就成为著作人，譬如，秘书受命为（国家）领导人起草的文件、文章，虽然是执笔人，但并不是著作权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思路、思想是领导人的，最后的定稿必须经领导人审读修改并签名。遵义会议决议要经过“常委审查”，毛泽东是核心人物，他的意见起主导作用。文件、文章的核心就是思路、思想。没有清晰的思路，文件、文章头绪混乱；思想是文字的灵魂，没有思想，任何文件、文章都只是辞藻的堆砌，也不会有一点光彩。归根结底，是杰出的思想把文字串联起来成为千古文章。
众所周知，毛泽东历来主张首长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文件要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无论是批阅文件，还是写文章，毛泽东大都是自己执笔。但毛泽东的个别文章并非他亲笔写作的，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讲话的是毛泽东，作笔记的是秘书胡乔木，会议还有速记员。毛泽东的讲话由胡乔木根据速记稿和自己的笔记整理成文稿，毛泽东又仔细修改润色定稿。这是因为毛泽东整风期间事物繁忙，不得不让秘书代劳一次，这也是对胡乔木的栽培，使他在整理讲话文稿的过程中了解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和文风，正因为这种训练形成的默契，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重任才由胡乔木承担。
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因为过度劳累，因为战争的生死较量使神经日夜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病倒了，能思维能思想但不能写作，双手痉挛震颤发抖，根本无法握笔。他有一篇文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躺在床上口述，由夫人江青记录整理成文，最后自己再亲笔修改形成文件发出。
如果叶永烈的“执笔”说可以成立，那么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著作权归秘书胡乔木，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著作权归另一位秘书江青，是不是“这也还是说得过去的”呢？事实上是，胡乔木、江青没有毛主席那样深刻的思想，怎么可能写出那样精彩的文章呢？
遵义会议决议所反映的军事战略思想，就是第二年毛泽东在陕北写成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结晶，而这一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经过了十多年血的教训和浴血奋战，北伐战争、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以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特别是井冈山的武装割据实践，四次反围剿胜利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长征途中的无数次战斗。没有这一切武装斗争实践，没有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断然写不出遵义会议决议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样的作品。张闻天一介书生，仅凭在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的书斋里生吞活剥装了满肚子教条，能够写出遵义会议决议吗？过去和现在党的多次会议早已认定决议主要体现的是毛泽东的思想，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也证明决议的主要思想、主导观点是毛泽东的，主要根据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发言写成，那么这个决议的知识产权属于谁，不是明明白白的吗？把这样一篇从思想到语言风格再到革命实践都明显是毛泽东著作的遵义会议决议，十分勉强地收入《张闻天文集》，鹤立鸡群，岂不贻笑大方，羞煞白衣秀士王伦式的人物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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