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党中央报告新世纪史学研究最重大的发现
——高薪养廉养出的全是汉奸！
山西阳泉 平民作家 阎建生
一、引言
日前在中国各大公共网站的论坛上都可以见到一篇标题醒目的文章《世界工资研究》，刘植荣用翔实的数据和图表比较了全世界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情况。刘植荣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同样为159位，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刘植荣说，他注意到一些官员到国外考察，回来只讲外国公务员工资如何之高、福利如何之好，只字不提当地百姓的工资是中国的40倍，百姓的福利比公务员多得多。他说，中国官员忙着让自己的工资与国际接轨，却把百姓的工资远远甩在了后面。
刘植荣表示，“我们追求的不要求是均贫富，而是要求公正，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是公正的。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呢，中国大陆很多劳动者，辛勤地劳动，特别是一些农民工劳动者，他们付出的劳动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他们所得到的财富是非常微小的，而且这些数据都是官方的，我引用的也都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如果从私下的感觉，恐怕分析结果会更差。中国居民对财富分配的满意度会更差。”
根据刘植荣的研究发现，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是2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世界平均则是70%。他认为，中国工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工资制度，特别是国家公务员工资，每次都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便悄悄涨薪。
对此现象，经济学家茅于轼介绍说，“工资不是自己来定的，《公司法》是有规定的。政府雇员的工资都不应当是自己定的，而是要通过人民代表来定，国外都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很特别，现在对政府官员的工资，还有国有企业高管的工资都有很大的质疑，大家都看到了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政府官员工资和国企高管的工资和国外比起来相当高。”
尽管中国工资水平如此之低，但是税负并不低。中国财政收入在20年里增长了30倍，年均增长率19.5%，远远高于GDP的增速。虽然如此，政府并没有将这些财政收入妥善运用于国民相关的教育以及医疗事务上，据中新网报导，中国教育支出占GDP比例为2.6%，只有国际平均水平的一半；医疗卫生支出只有将近 4%，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全都高于15%。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医疗公平性排名为全球倒数第四。
用刘植荣的话说：“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火车轨道是平行的，工资要与国际接轨必须将两条铁轨平行着一起接，不能把某些人的轨了上去，把百姓的轨留在原地，这样，中国列车就无法前进。”
看完上面这篇文章，作为一名长期领着低薪、勉强生活度日的平民作家，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薪资太低而觉得寒酸，因为薪资再低，还是能勉强度日的，比起那些下岗的职工、失地的农民要强得多，而且，我还要特别感谢党中央、感谢那些让我领低薪而他们领高薪的领导同志，因为正是长期的低薪生活，养成了自己勤奋节俭的生活方式，也养成了自己面对高薪者不卑不亢的精神境界，更养成了自己独立思考和写作的能力，最重要的一点是，养成了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全面学习和掌握，对毛主席个人的无比崇拜和深切怀念，养成了自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创作方法。
二、历史上高薪养廉养出了什么？
下面，我要向党中央报告一件新世纪史学研究中最重大的惊人发现——高薪养廉养出来的全是汉奸！
我们先看一看历史上的高薪养廉，到底是一个什么性状呢？往远里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恒公最爱高薪养人，但他并没有用高薪养管仲，反倒是在管肿的改革中，许多拿高薪的人被削减了薪水，贫富悬殊的问题得到解决，社会矛盾得到化解，整个齐国也因为管理的改革成了一个团结的大国、战斗力极强的大国。因为管仲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根本不需要高薪，只需要一个报效国家的舞台。于是，齐桓公即位后便在管仲辅佐下，对齐国实行全面改革，使得国力迅速强盛。在外交上，齐桓公首先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借以团结中原各诸侯，受到中原各诸侯的信赖。他曾九次召集诸侯会盟，充任盟主达40年之久，成为春秋时期最有实力的第一个盟主。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临终前曾告诫齐桓公耍疏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开）方等小人。但齐桓公没有这样做，仍然重用这些人，而且给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开）方等奸邪小人发着高薪，那么竖刁等四人是干什么的？先说竖刁。竖刁为了接近桓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自个儿把自个儿给阉了，从而进宫做了桓公的生活秘书。整天围着桓公屁股后转，把桓公侍候得服服贴贴、舒舒服服，对他言听计从。易牙呢，只是一名宫廷厨子，有一天齐恒公问他：“听说你善烹调，山珍海味我都吃腻了，就是没尝过人肉啥滋味。”就这么一个玩笑话，易牙就将自已的亲生儿子杀死，做了一盘蒸肉献给齐桓公。常之巫不过是齐桓公的保健医生，开（也作启）方原本是卫国的公子，齐桓公讨伐卫国，卫国战败，便派长子开方带上金银财宝去齐国讲和。这开方见齐国强大就“此间乐不思卫”了，决意留下伺候齐桓公，父亲死了都不回去奔丧，还把卫国的小公主给齐桓公做了妾。这四个受到齐恒公高度重视、又领着超高薪金的奸邪之人，却在齐桓公重病期间犯上作乱，拥兵筑墙堵塞齐宫，齐桓公病在床上，没有一个人过问，最后，称雄一世的霸主竟被活活饿死在宫内。之后，齐恒公的五个儿子为争夺权位互相残杀，谁也不管父亲死活。结果，齐桓公的尸体在寿宫中搁置了67天，尸体生了蛆也无人收葬，其下场实在可怜。
古代的高薪养廉就是养出了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开）方。
其实，高薪养廉，包括高位养廉，都是一厢情愿的事，是那出高薪的人傻得可怜，蠢得可笑，但历史告诉我们，用高薪和高位养出来的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奸邪之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百分之百都是汉奸。”
比如，西汉末年的王莽，薪资有多高自不必说，绝对低不了，位子又高到了“假皇帝”，即使是这都满足不了王先生的贪婪本性，最后“假皇帝”做成了真皇帝。但这刘家的皇帝好像脑袋被蠢驴踢了，被门挤了，就是不长记性，到了东汉末年，又用高薪高位养出了一大批叛逆平庸的大臣，如董卓擅自废立刘家皇帝，袁绍无能蠢笨，袁术刚愎自用还趁刘家倒霉的时候称了帝，即使是坐拥荆楚的刘表、尸位巴蜀的刘璋，国难当头之日，均不思以死报国，却霸着刘家的地盘领高薪、收贿赂，竟然不如一个没有领过什么高薪、也不在高位谋事的外人曹操，当曹操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力量之后，东汉的气数也就快尽了。而这曹家也是，居然不记刘家失天下的教训，仍用高薪高位养着司马懿，最后养出了司马昭之心和司马昭之人，魏家天下终成晋帮，真是匪夷所思的高薪养廉哟。
我们再来看看宋朝，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高薪养廉制度最完善、高薪养廉之说最兴盛的时期，据《宋史·职官志·奉禄制》载，“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三百千”以黃金这参照推算，相当于现在的20万元人民币。但除了这“三百千”的月薪外，还有其它多如牛毛的福利，《禄令》确定以现金为核心，衣物禄粟职田等实物津贴为辅的双轨制禄制。如节度使月俸钱400千，月给禄粟150石，随身侍从衣粮50人，岁给盐7石。宰相、枢密使月俸料钱300千，衣赐春、冬服各20匹、绢各30匹，冬棉100两；月给粟各100石，随身侍从衣粮70人，薪1200束，岁给炭夏季月100秤、冬季月200秤，盐7石，并月给纸、马料钱等。不满三千户县县令月俸料钱10千，禄粟月给3石、职田4顷等。宋神宗禄制改革，史称《元丰寄禄格》。新禄制较《嘉佑禄令》为高，俸禄名目亦多，如职钱、贴职钱、折食钱、茶汤钱、厨食钱、薪、盐、马料、茶酒、厨料、公使钱等不下20种之多，随官品高低而给。在这些各种名目的补贴中，职田是其主要构成成分，具有岗位津贴性质，往往高于正俸几倍，其至几十倍。职田租各地执行标准不一，受田数量和收入悬殊很大。以县令职田租入为例，自熙宁三年始，成都府知县为二百石；皇佑中，昆山县令为446石6斗1升（嘉靖《江阴县志》卷十六）。据《宋大诏令集》卷一七八的数据统计，从全国范围看，除两广、福建少数州县无职田外，“夫天下圭田，多寡不均久矣，县令所得,亦复不齐。多到九百斛，如淄州高苑；八百斛，如常之江阴；六百斛，常之宜兴。自是而降，或四五百，或二三百。凡在河北、京东、京西、荆湖之间，少则有至三二十斛者……”凡有职田处，至少年收二三十斛，多至八九百。职田是外任官最实惠的津贴，而积弊尤深。无怪仁宗欲罢职田而不能。即使是现在，宋代官员的待遇也相当优厚了。难怪北宋時就有人說：高薪养廉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为百姓治天下也。”宋朝官吏薪俸如此之高，一是与宋朝未经家民起义洗礼而建立起來有有，統治者主要着眼于调整統治阶层內部的关系，企图通过发放高薪來缓和矛盾；二是企图以厚禄优酬使官吏清廉自重。
但宋代的高养廉到底养出了什么结果呢？一是养出了官员机构庞大臃肿，办事效率极其低下，北部少数民族政权都一天天坐大了，宋代的军事机构、行政机构和决策人物，仍然沉湎于“天朝盛世”的海市蜃楼之中纸醉金迷。二是高薪养廉使得国家整体实力弱化到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的地步，成为中国历朝历代中版图最小、国力最弱、唯一一个给北部少数民族政权纳贡进捐的衰败王朝。三是宋朝养出了一大批投降派官员，他们领着不菲的皇家薪水，却不善谋国只会吟诗填词废物，他们不谋国是、不理朝政，没有一丝忧患意识，就这样一直眼睁睁地看着北金坐大，如秦桧、张邦昌，不能说这些人位子不高吧？也不能说他们薪资太低吧？但在国难当头之时，他们首先选择的是卖国求荣，而不是共赴国难。结果是在历史上先后被金、夏等邻国逼得划江而治，最后竟被元颠覆了事。
明代也搞过低薪养廉这套东西，其开国太祖朱元璋，甚至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婿法办作结，今天我们使用的大写金额数字，就是为了防止领着高薪的官员们随意改动国家库府从中贪污，朱皇帝从其女婿一案中吸取的教训。但明朝的高薪养廉最终却养出了大汉奸吴三桂、洪承畴，养出了大明王朝的掘暮人。
清朝官俸也是相当高的，尤其外官薪俸，远高於內官，成为一大特点。如一品京官每年官俸合银540两，而作為一品外官的总督，虽然雖然俸银只有180兩，但养廉银則高达1.5万兩，个別甚至高达3万兩，高出京官30倍以上。即使是七品知县的年俸也比七品京官高出8倍。外官薪俸如此之高，目的在于防止亲民之官貪污受贿，鱼肉百姓，更好地效忠于皇上。但“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茛”，地方官吏並未因薪俸优厚而有所收敛，在他們疯狂地对老百姓進行敲骨吸髓式的压榨和盘剥下，不仅败坏了吏治，而且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清朝的高薪养出的竟然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卖国贼李鸿章和无能的亡国文武。
三、毛主席的无薪团队和蒋介石的高薪部队
最有意思的高薪团队和无薪团队的对决，其实就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28年间。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的1921年，到1949年，在短短的28年间，就把曾经获得前苏联、后美国双重支持的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赶到了台湾。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攻守之势的惊天大逆转呢？历史学家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最根本的一条，从长远的历史上看，其实就是信奉“高薪养廉”转学，败的给了充满“理想信仰”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
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引用一段共产党著名领导人方志敏《清贫》中的一个片段：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1]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已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间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方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那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那里，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作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盯住我，威吓地吼道：“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哼！你不要作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 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微笑淡淡地说。“你骗谁!象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拿榴弹的兵士坚不相信。“决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那里，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另一个兵士一面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地捏，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 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我再向他们解释。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呵!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也将拉着的引线，仍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 转过来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笔。后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才算无话。他们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对我自上而下的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地说：“走吧！”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署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署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但我说出那几件“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我们知道，国民党政府对其领导下的军队和政府的官员们，一直都是发着很高薪水的，对普通士兵也是按时发放军饷的，而国民党高层军官指挥军队同共产党打仗时，最惯于使用的激励下层军官和士兵的口号也是包含着“高薪养廉”内容的：“兄弟们，给我上！当官的连升三级，当兵的大烟土二两！”但结果如何呢？从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到1949年，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就把这个高薪养着的团队打到了台湾地区。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全国性的普遍战役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也出现过叛徒，出现过一些不成建设的排、分队级战斗组织战败后投降对手的事件，但绝对没有一支部队成建制、成建制投降国民党的事件，而反观国民党军队呢？则几乎是兵败如山倒，一个兵团一个兵团投降共产党的事件层出不穷，一个集团军一个集团军、一个战区一个战区投降共产党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光中将级别的指挥官就有胡三余（炮兵司令）、史泽波（十九军军长）、马法五（四十军军长）、陈长捷（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周毓英（整编第五十一师师长）、王靖国（第十兵团总司令）、赵承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梁培璜（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孙 楚（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牟中珩（第十战区副司令）、杜聿明（徐州剿匪总部副总司令）、李仙洲（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宋希濂（华中剿匪总部副总司令）、范汉杰（陆军副总司令）、汤 尧（陆军副总司令）、黄 维（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韩 浚（第七十三军军长）、罗历戎（第三军军长）、廖 昂（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陈金城（第九十六军军长）、王耀武（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康 泽（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文 强（徐州剿匪总部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曹天戈（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兼第八军军长）、林伟俦（第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向凤武（第七十一军军长）、邱行湘（整编第二零六师师长）等等（以下还有70名，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了），至于少将以下的校官就更是不计其数了。甚至最后连已经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前代总统李宗仁先生，都选择了绕道回国投降共产党的事件。
至于在同日本侵略者的作战中，同样有成建制、成建制的国民党军队投降日本鬼子，调转枪口对准了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而率先投奔日寇的大人物，百分之百都是民国政府高薪高位养着的大汉奸。如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褚民谊、王朝宗、齐燮元、曹汝霖、章宗祥、张敬尧等。一句话，高薪养廉其实就是在诱发人性中最恶最丑的一面，就是在培养有奶便是娘的汉奸。
由此可见，人民解放战争是何等壮哉、壮观、壮烈的事业哟。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放弃守土之责、弃暗投明呢？从历史的经验看，我不大相信这些饱读兵书、从士兵、校尉下层军官一步步升为中将、上将的国民党将领，是相信了共产党的宣传，赞同共产党的纲领，从人的本性上讲，反倒是国民党奉行的“高薪养廉”政策，把这帮家伙养蠢了、养懒了、养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每人都有自己的家，家中都有好几个老婆，而且历经多年的战争劫掠，每个人都家产巨万，他们的豪宅肯定也不止一处、二处，而且其他们同父异母的孩子也又不止一、两个，所以，对自己的身价性命、对自己的一己之私，倒看得比蒋介石的命令都重要百倍，一旦遇到身份性命受到威胁的事，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家里的财产和老婆孩子，哪有心思同共军作战呢？胜利了倒好说，自然会加官进爵，但战败后怎么办呢？不是一切都完了吗？所以，选择投降是最佳出路。我相信，共产党的谈判专家在这个时候肯定是得心应手的，动之其私情、晓之以私利，而且肯定对这些既蠢又贪的家伙打了保票：只要投降，保证你的财产和家眷安全。而且，再给你多多少少黄金白银，而且，共产党的军队越战越勇，解放的地盘越来越大，不投降岂不是错过了继续享受荣华富贵的机会吗？如此一来，哪有不投降的道理呢？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最高司令就是在美国间谍人员许下的美元梦中下令放弃抵抗的。结果，傻大母不仅成了俘虏，而且还被吊死在巴格达。
高薪养着的人，肯定会在更高薪资的诱惑下成为叛徒，而且，肯定会在高薪养育下丧失判断力、是非观，这是千年不变的真理。而靠理想信仰养育的团队，则有更高的理想、更大的抱负去实现。
我们可以反观一下延安时期的共产党，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各边区政府和人民军队，他们不仅没有高薪，而且连薪水一般也没有什么，共产党的干部长期实行供给制，稳定的边区政府，条件好的时候会给干部发一些米面什么的，让他们养家糊口，但也仅此而已。简单地说，就是光管基本的穿衣吃饭。共产党的军队，我们看那些老照片、老纪录片就知道，士兵们一般就是在肩膀上斜挎着一个圆鼓鼓的粮食带，里面装着当天或隔天吃的小米、干粮什么的，再就是一支缴获来的步枪，许多指挥员甚至连手枪都没有一支，也扛一支大步枪，“小米加步枪”就是这么来的。奇怪的是，共产党就是凭着“小米加步枪”这样的“薪水”，打败了国民党别墅、洋房、坦克加飞机的军队。因为他们是靠理想、信仰武装起来的团队，他们有更高的理想去实现，有更大的抱负去实践，这个更高的理想、更大的抱负就是实现中国的统一强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一句话，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目标。毛主席领导的无薪团队就是奔着这个理想和目标来的，而且他们实现了心中最大的抱负：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四、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和在大陆建立了政权的共产党
被赶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学乖一些了，知道高薪养廉廉没有养成，却养了一大堆叛徒，于是学着共产党的样子，开始一步步实行土改，从地主手时买回土地，分给农民，再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到了蒋经国手里，更把台湾的经济和政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官员在老百姓面前就像个孙子，连马英九这样的大人物，都得带着老婆“扫街拜票”，你想为人民服务，还得得到人民的同意。而陈水扁弄了一些钱，台湾民众不依不饶的硬把一个前“总统”弄进了监狱。
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掌管了政权后，在28年间，同样没有实行什么“高薪养廉”政策，而是把干部交给群众，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把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在发现干部开始出现贪图享受、贪污受贿这一苗头之后，两颗子弹解决问题，随着张子善、刘青山人头落地，共产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同志近三十年，把一个火柴都不能自己制造的国家，发展成了核大国，国民经济各生产部类更是齐全完整，到毛主席去世之前，中国作为一个近百年间倍受欺凌的国家，成为第三世界的领导核心，成为亚非拉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
在毛主席领导的第二个28年间，毛主席曾经三次主动降低自己的薪水，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毛主席甚至戒了吃肉。那个时候，干部的薪水低得可怜，除行政级别较高的老红军、老八路外，绝大多数干部的薪资低于工人，供应的口粮也没有高过工人的，因为工人是按劳动强度供应食粮和发放工资的，干部则是按照行政级别领工资。而工人普遍都有加班费，而干部则加班不发钱。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均纳入干部管理之中，他们的薪金有学历因素，因为，比单纯的行政干部要多，但比工人的要少。
就是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这么一个决不实行高薪养廉的政权，却保持着超级旺盛的战斗力和创造力。拿战斗力来说，一建国就同世界之霸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干了一仗，把不可一世的美国鬼子，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以南，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欺的基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又同印度阿三干了一仗，打得阿三直到现在都不喘不过气。1969年3月，又把共产主义的叛徒——前苏联在珍宝岛狠狠地教训了一番，使珍宝岛永久地成了中国领土。中国在珍宝岛冲突中的表现，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不屈不饶的新中国，面对强权毫不低头，中国军队的英勇善战也让苏联意识到仅靠战争手段很难征服中国，直接遏制了苏联的战争企图。1974年1月，在毛主席去世前两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一部与陆军分队、民兵协同，对入侵西沙群岛的越南共和国(南越)军队进行的反击作战。此战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完胜告终，从此中国牢牢控制西沙群岛。
新中国建国后28年间，毛主席领导的低薪部队（工、农、兵）打上四仗，把“东亚病夫”的帽子仍到了九霄云外，中国人民更是扬眉吐气，国内工农业和科技创造力突飞猛进，到毛主席去世的时候，就靠着干部群众同甘共苦这么一个法宝，就靠着社会主义这么一杆旗帜，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用几年时间就结束了百年战乱的中国；一个消除了军阀割据实现了大陆真正统一的中国；一个没有民族冲突、族群矛盾、省籍矛盾的中国；一个不再挨打的中国；一个没有一兵一卒外国驻军的中国；一个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中国；一个让美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中国；一个让美国总统主动要求访问的中国；一个使人均寿命只有35岁的“东亚病夫”恢复健康到人均寿命65岁以上的中国；一个把“一盘散沙”改变东方巨龙的中国；一个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的中国；一个实现了“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没有下岗、失业的中国；一个在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封锁下，经济不仅没有崩溃，而且比世界所有国情相似，经济起点相近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国民得到的实惠最多的中国；一个被国际组织评为廉洁指数在6以上，只有轻微腐败的中国；一个被国际经济学家计算基尼系数在3以下，分配公平的中国；一个不许一夫多妻、包办婚姻的中国；一个消除了恶霸、地主、买办、资本家的中国；一个没有再发生大规模蝗虫害的中国；一个使三年二决口的世界第一害河——黄河从来没有再决口的中国；一个从小学到大学都实行免费教育，没有因缺钱上不起学、大量拖欠教师工资的中国；一个历朝历代都不能消除的匪患，在短短几年就使匪患绝迹的中国；一个基本消除了黄、赌、毒、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低犯罪率的中国；一个基本消除了性病、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等疾病的中国；一个识字率从20％上升到70％左右的中国；一个人口死亡率从1950年的1.8％降低到0.73％的中国； 一个人口出生率从3.7％降低到2％的中国；一个在城市实行公费医疗，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少有没钱看不起病的中国；一个完全靠自己制造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的中国；一个出租车不装防护栏，住户不装防盗门的中国；一个不担心货币贬值的中国；一个不担心食品安全的中国；一个不担心买到假冒伪劣商品的中国；一个没有多少假文凭、假学历、假干部、假警察、假军人、假外商、假成果、假广告的中国；一个不再是每次参加国际比赛都只能拿回一个大鸭蛋的中国；一个不再是世界记录上没有中国人名字的中国；一个水浇地占耕地面积从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6年的45.3％的中国；一个每亩使用化肥从1952年的0.2公斤增加到1976年的19.4公斤的中国；一个每亩耕地用电量从1957年的0.1千瓦小时提高到1976年的13.7千瓦小时的中国；一个原来不能大批量工业生产铝、磷肥、塑料、合成橡胶、电影胶片、汽车、拖拉机、飞机、机车、大型轮船、电视机、计算机、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洗衣机、电冰箱、手表、化学纤维、合成洗涤剂，大型、精密机床，大型发电机…..以后全部能够自行大批量工业生产的中国；一个1949－1976年产量增长：钢129倍、煤15倍、发电量47倍、石油726倍、化肥874倍、水泥71倍、粮食2.5倍、棉花4.6倍、油料1.5倍、肉类2.3倍（与1952年比较）的中国；一个1949－1976年通车、通航里程增长：铁路2.2倍、公路10.2倍、水运1.9倍、航空8.6倍（与1950年比）的中国；一个1952－1976年消费品购买力增长4倍，居民零售额7.7倍的中国；一个1950－1976年平均每年零售物价增长只有1.1％，因此不担心物价上涨的中国；一个1949－1976年增长：在校学生8.4倍、高等学校5.3倍的中国；一个1949－1976年增长：卫生机构床位21倍、卫生技术人员数4倍（与1950年比）的中国；一个1949－1976年增长：摄制故事片7.7倍，翻译片8.7倍、电影观众492倍的中国。
五、高薪养廉二十年养出了什么？
毛主席去世后，我们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个时代的对官员的标志性管理办法，就是实行高薪养廉。高薪养廉政策是谁提出的呢？提出这个荒谬到极致的命题，到底是什么动机又包藏着什么祸心呢？继续高薪养廉数十年之后会，会导致中国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推行“公务员制度”，之后，高薪养廉便成了中国养官儿的一项基本国策，到新世纪初的时候，更以《公务员法》的形式把“高薪养廉”政策固定下来，无论有识之士如何呼吁，无论国情如何变化，无论人民群众穷困潦倒到什么程度，无论教育、医疗多么窘迫，多么捉襟见肘，无论有多少孩子上不起学、有多少病人因为没钱被医院中断治疗丧命、无论有多少中国女孩儿卖身自养，仍然毫不动摇、坚定不移地把这一亡党丧国的政策推行到事业单位、党群组织，推广到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使得公务员和国有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资成了脱缰野马，完全失去了控制。对于国家公务员，我们的党和国家财政部是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对于企业管理人员，国资委和各大国企是想怎么发就怎么发，直到出现了无以数计的“打工皇帝”——如马明哲许：2007年，平安老总马明哲先生的年薪居然创出了天价：6616.1万元。而马先生的助手们呢，也是紧跟其后，平安总经理张子欣、常务副总经理兼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梁家驹二人的税后收入分别为2664.8万元和2688.2万元，三个人的薪资相加超过了一个亿。银行系统也不甘落后，无论有多么坏帐、有多少死帐，都不会在薪资上亏待自己。以笔者生活的小城市阳泉市，普通一个银行职员的工资就有五六万、七八万，稍稍有个职务的中层经理就上了二三十万，还免费配了车、低价配了二百多平米的大房子。我们知道，说到底，银行都不是创造财富的部门，保险公司完全是以国家的名义组建起来的骗子集团，银行则毫无疑问是储户养活着的食利阶层，他们的薪资最后都要折算成农民种的粮、工人织的布、矿工挖的煤才会有价值的。而阳煤集团高管的薪资更是了得，下坑工人都穷得皮包骨头了，他们像远古社会的“有巢氏”，随便在黄土坡上挖个洞、或在山旮旯中搭个窝棚，几代人就那么过着原始人一样生活，而阳煤集团公司的中高层领导却视而不见，依然领着超高年薪醉生梦死地过着奢华无度的日子。这是笔者看到的现实问题。那么，实行了二十多年的高薪养廉养出了什么呢？
1，养出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极度悬殊，社会分配机制的严重不公平。高薪养廉冲击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原则。“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它并不是“平均主义”的所代表的事物。以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冲击这个社会主义建立的基础条件，结果都是不言而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实质是社会资产和资源全民共有，利益体现就是公平分配“不是平均”，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味强调并且不断增加“公务员（含所有退休等所有享受公务员待遇者，下同）”的高薪，是对其他社会群体利益的侵害。
2，养出了任人唯亲的政坛恶习。由于中国现代社会的行政（含司法等所有公务员，下同）人才选拔任用制度的不完善，水平、能力和品德没有真正成为衡量人才的根据，由于大多数“公务员”在政治和经济等综合利益上的诱惑，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任人唯亲、钱权开路。
3，养出了高耗低能、人心涣散。问题的严重性不在高薪，而在于低能。一方面，由于选拔任命机制的不完善，大量的低素质人员进入公务员队伍，该办的事办不好，甚至干脆不办，不该办的事情可以乱办，上层建筑弱化。长期下去，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由于前面问题的长期存在，大多数公众心里出现不平衡，行政的凝聚力减褪。
4，养出了行政权力至上，部门利益割据。由于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完善，行政的结果缺少评价和奖惩，行政人员因为受到制裁的风险很低，愿意急功近利或者贪污腐败，谋求个人的不当利益。这里说的部门，包括行政的部门和专营（电力、烟草、邮政、电信等）部门。由于部门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紧密相关，于是假借部门的名义，实现个人的不当利益。而专营部门实际上成为行政部门不当利益的延伸。
5，养出了不择手段捞钱的森林法则。在高薪养廉出笼后，中国道德指数边边败退，几千年形成的中华文明不断丧失。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现象。如暴力拆迁、监狱和看守所的各种怪异死法，等等。
6，养出了中外历史上都“出类拔萃”的腐败。如曾窃据国家最高层次权力的成克杰、同时包养情妇两位数的江苏省建设厅前厅长徐其耀，等等。还有陈同海、康日新、李纪周等绝对高薪的高级贪官。同时养出了大量的贪污官员（如浙江杨秀珠）外逃，有些是全家出逃，“公有财富（理论上的）”丧失而无人承担责任。
7，养出了中国工农业和军事工业的全面弱化。比如计算机事业，毛主席时代我们国家在全球的研创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但高薪养廉三十年，到现在都没有造出一块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没有造出一条完全属于自己制造的内存条。还什么一汽二汽雪铁轮、奔驰，上海大众、通用雪拂莱，北京现代，海南马自达，这是多么耻辱的品牌和名字啊，地上跑的没有一台中国车，天上飞的没有一架中国机，海上横的没有一条中国船，就是桌子上摆的（电视、DVD），也没有一台真正的中国品牌！难道是因为管理这些企业的老总们的薪水低吗？是我们用高薪养了一大堆像国民党将领一样的内战不行、外战更不行的洋奴买办汉奸卖国贼群体啊。再比如农村的水利建设，这次西南大旱就充分说明，高薪养着的政府官员，根本没有把精力放到该放的地方，他们每天醉生梦死忙着用暴力蛮力拆迁房屋，征用土地，滥挖矿山，经营城市，受贿发财，积累了
8、养出了十年四个耳光。大使馆被炸、战斗机被撞、俄罗斯击沉中国“新星号”货船，近日，美国警察又闯入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铐走副领带，南海、西沙问题、东海中线问题，这些在毛主席时代不成问题的事情，居然在高薪养廉旗帜下成了近三十年中国的奇耻大辱。我们的军队战力怎么样？因为没有实战检验不能妄加评论，但基本上由独生子女组成的太子军、公主兵，部队高级将领们住着二百、三百平米的大房子，拿着比公务员还要高的薪饷，养着那么多将军级的戏子，一旦发生战争，会不会被更高的薪水收买成为萨达姆“共和国卫队”的总司令，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即使是他们不被收买，但在高薪养育下，有没有水平指挥现代战争？能不能打得赢都是个问题，不要像国民党军队那样成建制、成建制的投降对手，就要算是不幸中的万万幸了。
9、我们高薪养出了“特别是时代”的十大汉奸人物。
一是马立诚，前人民日报社主编，其汉奸言论如“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警惕”、“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对日新思维；日本军队是爱好和平的，全世界人民都相信日本军队，中国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乃最是精辟的。”“台湾只能回归中国而不能独立……这种说法是缺乏法理根据的”“改革开放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要回击“左”的思潮，为推动改革开放贡献绵薄”
二是龙永图，为加入WTO，让外资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此人欺上瞒下，极力主张中国签订极不平等的卖国条约，被人民看做新二十一条。其汉奸言论如“中国越开放、越引进外资越安全。”“中国不必有自己的汽车自主品牌”，“中国汽车做世界的车间才好呢！”“中国不必搞民族产业”。
三是商务部官员王志乐，其汉奸言论如“外资并购不可怕”。尽管外资泛滥，但“中国正处于一个半世纪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不应将外资并购等商业行为意识形态化，进而渲染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非常重要的一分子，看做外国企业是不对的”“达能是中国企业，收购娃哈哈并不构成垄断”。
四是朱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其汉奸言论如“上合组织已名存实亡；联俄抗美是愚蠢的，应该是联美日；美国对中国从来都没遏止过；中国应该无条件支持美国的反恐；美国士兵在伊拉克执行人道主义，我们应该同情。”
五是余桂圆，国家中小学教材组编写组长，其汉奸言论如“为了日中关系，我同意删除狼牙山五壮士；岳飞根本不是民族英雄。”
六是吴寄南，海国际问题所日本研究室主任，其汉奸言论如“我在贵国（小日本）住了很多年，它比我的祖国更美好 ；中日两国是兄弟，弟弟不过是揍了哥哥几拳，哥哥不能记仇；日本必将是世界的巨人，它在国际上发挥了许多重要作用，我们与其揭伤疤，不如站在一起，历史问题早已是尘归尘，现在提这个没用！日本货是日本货，不要把好东西都打上政治标签！”
七是戏子吴敬琏，其汉奸言论如“改革的目标是欧美模式。”“两极分化跟学习美国的私有化市场化没有关系”、“引进外资、市场换技术是完全正确的”。
八是 高尚全，89年动乱后高尚全利用手中的权力全力秘密配合中情局，庇护动乱分子，这段历史成为今天高尚全向中情局投诚的历史资本。几年前，高尚全秘密召开召开新西山会议，在会议中贺卫方、张维迎等提出了他们蓄谋已久的全盘西化的总纲领，意图颜色革命中国、肢解中国。
九是茅于轼，他是中国右派派的精神领袖。他受美国资助，自然替美国“跑嘴”。茅于轼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担任所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为使外资能更方便地兼并中国土地，他抛出“中央关于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决定是愚蠢错误的”报告。类似言论还有“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中印战争为了几万平方公里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口的一片荒地而战，有什么价值？”“毛泽东时代出现了社会的全面大倒退．客观上他当权的三十年是使中国落后的三十年。他是中国历史的罪人。”为了鼓动帝国主义来殖民中国，他说“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么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还有汪精卫救世主论：“从人民的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可能是绝然相反的.卖国求荣的汉奸当然不耻于人类.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
十是吴建民，这厮当法国大使时就力图忽悠中国搞戈尔巴乔夫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以肢解中国，其他的汉奸言论如“中国要韬光养晦，而且还要强调100年不变”、“中国外交不要强硬”、“警惕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六、高薪养廉是反动精英和无良狗官早就设计好的罪恶图谋
高薪养廉一说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站不住脚的。欲壑难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陈同海、康日新等人在极高薪水养育下，仍然明里暗里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中就能说明这一点。一，高薪养廉缺少理论依据。“高薪养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大量的社会财富私人所有，因此保证公务员的社会均衡利益，是可行的。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存在少数私营群体，大多数的群众还是平民层次，在这样的前提下，愈演愈烈地强调“高薪”，回避责任，逃避罪过，是不适合的。二，缺少实践根据，没有成功的结果和先例。毛泽东先生时期，官员大多数清贫，为什么没有现在这么多“空前绝后”的贪污和腐败？三，缺少完善的可行机制。由于理论依据的不存在，前提错误，必然产生结果的错误。加上匆忙实施，只“高”不“低”，长期与大多数群众收入水平严重脱节（我们不支持平均主义），因此缺少长期存在的基础。
事实上，高薪养廉的罪恶不仅于上述三点，它离间了干群关系，把毛泽东时代干部和群众的鱼水关系，变成了特别是朝代的油水关系。高薪养廉激化了社会矛盾，把执政党放到了火炉上，这次的“两会”，即被广大有良智的代表、委员批了个狗血喷头。而在民间，高薪养廉包括退休双规制，早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们注意到，胡锦涛同志在五一前夕提出了“体面劳动”说，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必须揭露和认清高薪养廉政策背后的政治不规。高薪养廉其实是一个包藏着巨大祸心的罪恶图谋，这个图谋的实现之日，就是中国高官的叛国投敌之日，中华民族的分裂之日，中国人民的地狱之日，在这个罪恶图谋实现之时，那些领过高薪的中下层官员同样不能幸免，因为这个罪恶图谋的幕后大师只给他们设计了两条路：要么投敌叛国继续领高薪，要么和其他老百姓一样去过你的穷日子。有些心存侥幸的中下层官僚可能会愚蠢地想：把拿到的高薪存起来以备后用，如果真这样想，那说明你真是被高薪养成猪了：一个通货膨胀或一个兑换货币，就把你弄得倾家荡产了。在这场罪恶的阴谋中，只有两个赢家：一，投敌叛国的高官；二，反动精英。除此之外，均为满盘皆输之人。中下层官员和有远见的中共高官唯一的出路是，认清高薪养的政治危害，从自身做起，放弃让纳税人高薪养活自已的政策，自觉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同舟共济，恢复和发挥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鱼水一体的干群关系，揭露反动精英和无良高官给中国设计的解体、亡国之路，给中国共产党设计的改旗、易帜之路，给中国人民设计的仇恨、不平之路，把中国建设成真正的和谐进取的国家，真正的民主法治的国家，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人民平等、民族平等的富强国家。
山西阳泉 平民作家 阎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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