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刘少奇谁应为三年困难局面承担责任
刘德中
“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毛主席诗词创作的两个高潮及其时代背景
从毛泽东历年诗词创作的数量与质量来看，在他一生中有两次创作高潮（依《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出版为准）：一次是1935年。这年他完成了《十六字令三首》，写下了《娄山关》、《长征》、《昆仑》和《六盘山》，还有《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第二次是在1961年。这年他写下了《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和郭沫若同志》、《咏梅》，还有《七绝•屈原》、《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毛泽东晚期诗词创作确实存在“又一个高峰”，是否认不了的。（参见彭明道，《走向“文革”的心理轨迹》，粤海风2005年第3期）当然，本文的重心并不在于讨论两个高潮本身，而是在于探讨两个高潮后面的时代背景，比较之下可以看出历史深处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本人的命运和中国革命都出现了重大转折。毛泽东从不得志到意气风发大显身手，应该与迎来第一次高潮不无关系。
那么，1961年对他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1961年是国民经济走出困难时期、开始复苏的年份。如果出现困难是由于他的错误、开始好转是因为别人的功劳，他应该不会有什么诗情的。应该是，在他的努力下，情况才有了好转，他才可能因为自己的成绩而心情舒畅，诗兴大发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历史研究的成果可以做出回答。
刘少奇与大跃进
黄岭峻博士专门研究了刘少奇与大跃进的关系（《刘少奇与大跃进》，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得出的结论是：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除了在当时发明“公社”这一用词外，他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随着“大跃进”危害日益明显，从1961年开始，刘才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纠正，其前提仍是承认“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与当时“一线”的大多数领导人一样，刘对“大跃进”的错误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对于大跃进的发动，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的刘少奇，不是真如一些人所说的“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的（李晓红，《大跃进时期刘少奇求实精神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也没有从1958年开始就“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谭炳华，《刘少奇的调查研究与“七千人大会”》，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公社”这个名词，就是刘少奇与另外几个领导人在闲聊中发明的，据刘1958年11月7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回忆，大致是1958年4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与周恩来、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又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731—732页）刘少奇对1958年开始的大办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做法，不仅未加反对，反而颇为欣赏，并且颇为努力地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
1958年8月至9月，刘少奇赴山东和江苏等地视察，沿途他再次对各地已经如火如荼的各种“跃进”行为加温。在山东寿张县，刘表扬当地的干部群众的浮夸行为是“压倒了科学家”，“是一个革命”。（刘少奇同志视察山东工厂农村，光明日报1958.8.4）在江苏常熟县，当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1万斤时，刘的反应是：“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人民日报1958.9.30）
大跃进的负面影响在1958年底已露出苗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开始了纠“左”，但这一进程因庐山会议被打断。在庐山会议之后的近半年时间里，刘在很多场合一方面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另一方面开始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使得对大跃进的纠正愈加困难。就在1959年8月底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刘少奇公开攻击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好意不多”，并且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刘继续认为大跃进是为了彻底解放生产力，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坚持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的，恐怕一万年以后还得有”。认为刘在1959年已经洞察到大跃进的危害，只是迫于压力不便公开的看法难以成立。
刘的思想变化大致在1961年才发生。这时，大跃进的危害已暴露无遗了。1961年5月，刘回到他的家乡湖南宁乡，在与乡亲们的座谈中，刘除了承认中央工作有错误之外，还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对食堂发表微词。刘少奇思想的转变与反省这个时候仍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的，即不能否定“三面红旗”。他坚持以政治标准来规范和要求经济工作，并提出要防止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说过“高级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修正主义）（对组织部负责人的讲话，1962年11月12日）。这实质上与此后的“四清”乃至“文革”都是有着某种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的，他后来在“四清”运动中的表现与这种认识有关。对于刘少奇与“大跃进”的关系，应当作如实客观的评价。邓小平说得好：“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0页）
毛泽东纠风的努力
对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的危害，毛泽东早有认识，并且一直努力加以纠正。在派吴冷西去人民日报社担任社长抵制“浮夸”时，甚至交代要有“五不怕”的思想准备。为什么会这样？阻力来自哪里？
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这里讲到的问题现在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他说他不相信，而中央相信，那么他那个时候与中央还是有区别的，与行政系统的距离应该更远了。无怪乎会出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他想发表篇文章都办不到。而且，他自己对于搞经济与做诗的区别是很清楚的，用的办法也是不同的。不能因为他的浪漫诗篇就想当然认为他指挥打仗、搞建设都是用写诗的路数的。毛泽东写诗写“高峡出平湖”，但是在当时并不主张上马三峡工程。
在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毛直接号召基层干部群众“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关于密植问题，他指出：“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他清醒地认识到“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据毛身边的人回忆，毛对于“亩产万斤”之类是一笑置之，根本不相信的。毛是辩证法大师，对于密植等问题是有正确认识的，但是对于这方面的死硬命令，他只有希望群众不管这些指标。他大张旗鼓唱低调，那么是谁唱高调、瞎指挥呢？
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批示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
1960年11月15日在《彻底纠正“五风”》中又强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年12月30日，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指出：“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对于平调本质的认识，毛泽东上升到了马列主义的高度上去讲，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主张认真退赔，那么这是上面的谁搞出来的呢？真正懂得辩证法，应该不会思想混乱，前后矛盾的。
1961年6月12日，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中，毛泽东进一步总结说：“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 ‘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事实很清楚，毛泽东从1958年底就开始反复强调要纠风、要低调，而处于“一线”的刘少奇1961年才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纠正。谁应该对困难局面承担更多责任、谁对扭转局面更有贡献呢？是不是处于“一线”的人们急于表现才搞得欲速则不达呢？“人祸”之说是批评别人还是自我检讨呢？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要经过反复、具备一定条件才能够接近真理。我们必须不断反思，超越一定历史时期的局限甚至误导，才能不断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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