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
2010．6．1．
“疯疯癫癫僧”在《强国论坛》上说：
“毛时代的遗祸---------------国家钱财官员使用不受监督。”(疯疯癫癫僧2010-05-1919:34:32)0字(0/3/0)（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99791308&bid=2）
这使我想起前国防部长秦基伟回忆录对《坑道里面“打老虎”》的描述（详见附录）：
——一些人指着台上说：“提什么？大老虎都在上面！官僚主义都坐在台上！”然后大家七嘴八舌。因为我是主要领导，所以火力主要冲着我，有说我官僚主义的，有说我多吃多占的，有说我爱跳舞的。
——从前管理处给点烟抽，这时候要算帐。解放战争时期，打过一些大城市，有时开会，有时同地方同志发生工作联系，到饭馆吃一顿，这时候也要算帐。
——我有一件缴获美军的皮夹克，这件衣服熨贴合身，我穿上感觉很舒适，尤其是口袋很多、装烟装火柴装铅笔很方便。军直属队开会的时候，文工团一位女同志递上来一张条子，上面写道：“一切缴获要归公，请军长把皮夹克脱下来给我们演戏用。”
——又有人递上来一张条子：“军长，请尊重群众的意见，把衣服脱下来！”
——还有我的警卫员，也给我提了一条意见。说：“原来我背一个洗脸盆，瓷都快掉光了，军长也不让换，艰苦朴素哇！可现在倒好，说换就换了。”
——不管意见提得对不对准不准，我都是虚心听着。第一，思想上没包袱。第二，绝不打击报复。给我提意见的同志不少是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有些还是在太行山时就在一起打仗的，他们很受我的信任，平时对我也非常尊重。他们提意见，无非一是觉得有意见要提，二是觉得运动中应该提。
——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透明，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有意见提出来，一减一等于零，就没有意见了。有意见不提，积在心里，一加一等于二，积多了，就成了隔阂，上下就不团结了。
——大家给我提意见，我也给大家提意见，互相帮助，互相洗脸，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确有益于政治上健康进步。
——彭老总动员我们对他开展批评，我们也是毫不客气的。平时见他都怕，逮住机会，捋他根把胡须也是件得意的事。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战争年代就像两面干干净净的镜子，把领导与被领导者的心都照得雪亮。
——“三反”过后，一位在我眼中很有才气的干部向我道歉说：“军长，我们年轻，平时老挨你熊，运动中头脑发热，讲了一些偏激的话，请你原谅。”我拍了他一掌，说：“什么偏激不偏激，在家跟父母还磨嘴皮子呐。既是运动，不提意见还叫什么运动？”这位同志笑了，一点也没背包袱，工作中一如既往，进步很快。
从秦基伟的上述回忆可以知道毛泽东时代的几点事实：
1．毛泽东时代对公款公物有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对干部有严格的管理和监督；贯彻规章之彻底、执行纪律之严格真不是闹着玩的：干部拿公家烟要算帐，公款吃喝下饭馆要算帐，缴获不归公也要算帐——秦基伟以军长之尊，又在指挥举世震惊的上甘岭战役的浴血关头尚不能例外，还要在“坑道里面‘打老虎’”，其手下的小不拉子兵就敢当众要求他归还缴获的衣服，其他官员可想而知——当官员连抽烟下馆子拿件衣服都要受监督被算帐时，怎么可能象如今的“公仆”那样司空见惯地花天酒地“三公消费”、贪污盗窃天文数字的国家资产而不受惩罚逍遥法外？毛泽东时代的官员正如陈老总诗所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看看秦基伟的上述回忆，立刻可知“疯疯癫癫僧”所谓“毛时代的遗祸---------------国家钱财官员使用不受监督”之类论调纯粹是无耻透顶的当众造谣诽谤。
2．毛泽东时代可真民主啊——当官的带头动员别人给自己提意见：“我是军长，党内职务又是党委书记，眼看运动冷冷清清，心里难免着急，就一次又一次地动员，发动大家给军党委提意见”——而这种提意见可是真刀真枪动真格的，跟如今装模作样的演戏完全不同，下级批评上级毫不留情：“提什么？大老虎都在上面！官僚主义都坐在台上！”文工团员敢当众要求军长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交公，身边的警卫员敢当面指责军长不艰苦朴素，连总司令都不能例外：“彭老总动员我们对他开展批评，我们也是毫不客气的。平时见他都怕，逮住机会，捋他根把胡须也是件得意的事。”——这一切在“民主和谐”的今天能想象吗？
更令人叫绝的是毛泽东时代的民主真正做到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嘉勉”：
——“不管意见提得对不对准不准，我都是虚心听着。第一，思想上没包袱。第二，绝不打击报复”
——“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透明，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有意见提出来，一减一等于零，就没有意见了。”
——“大家给我提意见，我也给大家提意见，互相帮助，互相洗脸，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确有益于政治上健康进步。”
——“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战争年代就像两面干干净净的镜子，把领导与被领导者的心都照得雪亮。”
——“我拍了他一掌，说：‘什么偏激不偏激，在家跟父母还磨嘴皮子呐。既是运动，不提意见还叫什么运动？’这位同志笑了，一点也没背包袱，工作中一如既往，进步很快。”
秦基伟当时是军长，而且正在指挥上甘岭浴血鏖战，军令如山倒，一声令下能让千军万马赴汤蹈火，不折不扣掌握着部下每个人的生死大权。就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的小兵、普通的文工团女团员能无拘无束地当面批评他，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如果没有真正的不分职务高低人人平等，如果不能真正让人们普遍相信不存在打击报复，谁敢这样做？怎么可能做得到？就凭这点，谁说“毛泽东时代不民主”？
如今这“民主和谐”时代能象毛泽东时代那样，容得小兵跟大官叫板、普通文工团女团员当众要求军长公务还家吗？看看湖北省长李鸿忠容与女记者的问题和录音笔的故事就知道了——秦基伟这个开国元勋的军长之“省军级”的功劳贡献与李鸿忠这个今日太平省长之“省军级”的功劳贡献份量根本不在一个层次。靠战功当上开国元勋的“省军级”（而且是赫赫有名的上甘岭战役的大功臣）能如此民主，靠混官场当上太平时代的“省军级”呢？——究竟是毛泽东时代民主，还是今日之“和谐社会”民主？
从抢劫老百姓的角度看，毛泽东时代简直坏透了：掌权的连弄点烟、公款吃喝、捞件衣服都被群众盯得死死的，贪污上万就算“大老虎”，就要枪毙，更甭说贪污盗窃几亿几千亿了——对于一门心思以权谋私喝民血挖国库的国賊民贼来说，还有比这更坏的吗？所以他们对毛泽东时代咬牙切齿诅咒太自然了，太合情合理了——屁股决定脑袋。
既然在毛泽东时代那种“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的大环境下，想利用权力贪污一件衣服、几顿好饭都难，更甭说几亿几千万地盗窃国库压榨百姓了，那么要贪污腐化就必须打破毛泽东建立的群众监督干部的民主集中制的廉政体制；要打破毛泽东建立的群众监督干部的民主集中制的廉政体制就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一切；要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一切就必须诬蔑诽谤妖魔化毛泽东。不打倒毛泽东就不能盗窃国家抢劫老百姓；要盗窃国家抢劫老百姓就必须打倒毛泽东——为什么诬蔑毛泽东？这就是利害关系，这就是利益需要，这就是真正动机——“能做不能说”、见不得人的真正动机。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诬蔑毛泽东之意不在毛泽东，在乎抢劫老百姓也——毛泽东逝世几十年了，诬蔑诽谤对毛泽东有任何实际作用吗？没有。诬蔑诽谤毛泽东真正的实际作用只能是抢劫老百姓——说是打倒毛泽东，实际是抢劫老百姓；所有射向毛泽东的枪林弹雨拳脚棍棒实际全部落在普通中国老百姓头上：
1．“饿死X千万”的实际效果：“压榨十三亿”。
编造“饿死X千万”的弥天大谎诬蔑毛泽东的本身确立了一个原则：
“精英”编造 + 媒体鼓噪 = “事实真理”。
这个原则能用来诬蔑毛泽东，更能用来抢劫老百姓。“一切不需要事实根据而只需要‘精英’编造加媒体鼓噪”的实际效果：
——把盗窃国库、抢劫百姓宣布为“能者致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老百姓“被自杀”、“被涨薪”、“被幸福”、“被就业”、“被中产”、“被增长”、“被车祸”、“被代表”、“被自愿”、“被和谐”……
——凡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必定不准老百姓做主，甚至不让老百姓知道。比如涨物价、砍福利、加税收费、把巨额老百姓血汗换成外国白条、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等压榨老百姓的油水的勾当必定是几个“精英”说了算，顶多装模作样搞个“‘精英’涨价听证会”，不管老百姓如何反对抗议也无动于衷。
——整个社会道德败坏，学术教育剽窃造假成风，撒谎无孔不入，“人人骗我，我骗人人”。
2．通过否定毛泽东否定“人民高于一切”，确立“精英高于一切”，取消根据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出的一切原则，实际效果：
——没有了昔日的“工人叔叔”、“农民伯伯”，只有打工仔、农民工、“弱势群体”、堂而皇之地再度出现的“资本家养活工人”的无耻说法、监狱式封闭工厂、工伤致残后的无情的扫地出门、天天杀人的矿难以、纯属残酷盘剥、透支民工生命的私人煤窑、矿窑以及奴隶式的黑砖窑……
——没有了“阶级敌人”，只有以老百姓为实际目标的“敌对势力”——武警训练以讨薪工人为假想敌，全总文件以农民工为防范对象：“严防敌对势力对农民工群体渗透破坏”，维稳以下岗工人为头号目标：“无业人员将被管住管死”……
——没有了“为人民服务”，只有“为人民币服务”、“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减员赠效、下岗分流、买断工龄、毕业即失业、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转基因粮、三聚氰胺奶、地沟油菜、毒假疫苗、豆腐渣校舍、“全部按法不如没法”、“屁民”、“房奴”、“车奴”、“婚奴”、“孩奴”、“白奴”、“卡奴”、“证奴”、“礼奴”、“安徽85岁老人饿死村干部称‘谁叫他没儿子’”、“重庆下岗女工在家饿死五年才被发现变成一堆白骨”……
——没有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只有对老百姓敲骨吸髓：中国工人工资占GDP比重连降22年、“呼吸税”、“不能因有人喝不起水就不涨价”、“救美国就是救中国”……
——没有了“说话和气”，只有凶神恶煞、喝斥辱骂：“你们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没有了“买卖公平”，只有敲诈勒索、巧取豪夺……
——没有了“借东西要还”，只有横征暴敛、打白条、“禁止恶意讨薪”……
——没有了“损坏东西要赔”，只有“我们只讲党性不讲人性，拆！”、“危险中国：买菜归来房子消失老人失踪”……
——没有了“不打人骂人”，只有暴力执法、暴力截访、“用枪不当”、“跪倒，否则我毙了你！”“谁敢把他送到医院，我就把谁嘣了！”、“死了有人买单”、“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证人竟在法庭被‘依法’拘捕”……
——没有了“不损坏庄稼”，只有强制拆迁、毁田盖房、肆意污染、强行推广转基因主粮……
——没有了“不调戏妇女”，只有“性工”、“临时性强奸”、“推坐”、“强迫嫖幼”……
——没有了“不虐待俘虏”，只有刑讯逼供、草菅人命、“非正常死亡”、“躲猫猫死”、“俯卧撑死”、“发疯死”、“激动死”、“睡梦死”、“洗澡死”、“鞋带自缢死”、“摔跤死”、“递纸死”、“妊娠死”、“洗脸死”、“喝水死”、“发狂死”、“摔床死”、“睡姿不对死”、“呼吸死”、“骷髅死”、“自行从高处坠下而死”……
3．否定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取消了“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代之以“干部看群众眼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取消“四大”、禁止罢工、禁止集会、取消老百姓的话语权（“不争论”）、禁止一切不同意见——以“民主”的名义搞独裁、取消对权力的一切监督……
实际效果：
——“一把手”变“一霸手”；
——在世界各国，罢工都是工人天然的权利。但是，佛山的罢工工人们，处境却是很难。一方面，他们的罢工实际上是非法的。而在世界其他地方被视为大忌的资方反制手段，比如开除罢工工人，部分收买，分化瓦解，招募劳工顶替等等，却可以畅通无阻，有的地方，罢工还可能招致官方的强力干预。
——佛山的罢工工人，要算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罢工工人。他们的月工资，一级员工，所有的加起来，不过1211元，扣去房租的话，实在是所剩无几。（据5月28日新京报）他们的要求，无非是把月工资提高到2000到2500元。但是，资方并没有答应工人的要求，反而辞退了两名领头工人。
——本田公司要求其在华零部件工厂内的员工签订“不罢工承诺书”（举世罕见的中国特色！）
——富士康公司要求工人签订“不自杀承诺书”（举世罕见的中国特色！）
——富士康“N连跳”，郭台铭一句话：“工人跳楼是社会问题”；满口“以人为本”、“普世价值”、“道德的血液”的“精英”们一堆轻描淡写：“一亿精神病”、“社会关系疏离是自杀主因”、“富士康的问题是企业转型中的心理危机问题，具普遍性，不是简单的心理、病理问题”、“在中国不算离谱，也就没有大惊小怪的必要，媒体不但没有炒作的价值，而且按照职业道德要求，对这类事件，应以“低调处理”为好，以免引起社会负面心理反应”、“不能将自杀全部的责任，都推到资本家的身上。同样道理，要把这些连环跳楼事件，和中国政府及社会制度拉上关系，也显得有点牵强俯会”……
——富士康现象奇怪吗？不奇怪，多年前港台监狱式工厂在“改革开放”前沿的珠三角集体烧死人的报道有人还记得吗？有人读过有的打工妹成为作家后记述的她们的境遇的文字吗？她们被封闭在工厂里一两个星期才能出一次厂门，她们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工厂连女同胞身体不适都不管，总有人晕倒在机器前。知道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在珠三角的工厂里被机器砍断胳膊、腿，然后被工厂连哄骗带威胁扫地出门吗？他们基本得不到赔偿或很少得到赔偿，而有好心律师免费协助他们打官司却往往求告无门，当地政府给出的警告是：不要干扰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不许破坏改革开放的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不再是公平的调解者，而成了财富的帮凶，这是“改开以来”的根本转变。所以，有毒奶粉，有富士康，有无数的矿难冤魂，不奇怪。
——“精英”们对血汗工厂、黑砖窑、黑煤窑的新“理论”：“欢迎资本家的剥削，中国工人需要付出代价”、“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的高福利阶段，同样经历了资本初期积累的阵痛过程。诚所谓：人间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正是数十年亿万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才奠基了今日华尔街‘帝国大厦’，才有了现代自由世界的繁华”、“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必然要付出代价，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
4．把毛泽东时代说成“5000年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个阶段”、“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就为今天颁发了“抢劫百姓许可证”。
既然毛泽东时代“最坏最黑暗”，那如今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再黑也黑不到哪儿去，可以放开手肆无忌惮抢劫老百姓，而且抢劫了你还要说便宜你了，因为这比“饿死几千万”要强得多；榨干了你还要你承认“人民生活得很幸福、很有尊严”、“让所有人能够感到生活在这个社会，生活在这个国家是一件非常舒畅，乃至于非常美丽的事情”——只要搬出捏造的“饿死几千万”当反衬，不管如何伤天害理胡作非为都不在话下，不管对老百姓如何巧取豪夺、敲骨吸髓都理直气壮振振有词。谁敢说三道四哼半个不字，谁就是“不知好歹”、“妄图倒退”、“为毛左辩护”、“反人类反文明”，就罪该万死。就凭这老虎皮尚方剑，就可以放手压榨老百姓，灭绝老百姓——把转基因粮、三聚氰胺奶、地沟油菜、毒假疫苗强加于你，还要说：“别不知足，这比‘饿死几千万’什么都没的吃强多了”。
诬蔑毛泽东时代的真正效果为眼前的抢劫百姓盗窃国库颁发“犯罪执照”、“无恶不作许可证”。
5．否定毛泽东的真正用意在镇压老百姓的一切反抗。
抢劫老百姓、盗窃国库的最大障碍是老百姓的反抗。要顺利地“可持续”地抢劫老百姓、盗窃国库就必须镇压老百姓的反抗。要镇压老百姓的反抗就必须扑灭老百姓心中一切反抗的意识。只要老百姓心中还有毛泽东就必然相信毛泽东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就必然存在反抗意识。所以要镇压老百姓就必须从老百姓心目中抹掉毛泽东的幽灵，就必须无孔不入妖魔化毛泽东。这是窃国大盗独夫民贼最根本的利益所在。
诬蔑毛泽东并不仅仅是为了报复毛泽东本人，而是通过诬蔑毛泽东扫除抢劫老百姓的一切障碍——只有诬蔑毛泽东、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一切，才能实现“干部看群众眼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才能把罢工权和“四大”自由从宪法中取消，才能将农民分而治之（非组织化），才能对工人逼“效率”、夺福利（医疗、教育、劳保、养老）、砸饭碗、拆庙（通过捣毁积累了工人财富、工人赖以存生的集体、公有企业以便釜底抽薪），最终扫地出门断人生路（下岗买断）——这一系列步步为营的“改革”哪一项不是准确无误地对下不对上，剑指广大普通百姓的？这才是“反思”或者说颠覆毛泽东的真正目的。他们真正针对的不仅仅是毛泽东的所谓“错误”，而是妨碍他们特权的所有坚持平等的广大平民百姓——看看今天，不论是肆无忌惮的贪官污吏，不论是发着横财的投机奸商，还是以造谣为职业的流氓文人，哪一个不是所谓的“改革”铁杆支持者，哪一个不是在窃喜地吆喝着“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以便瞒天过海，借鸡下蛋，各取所需？而老百姓在“改革”后有几家没人下岗？有几家敢去医院？有几家供得起孩子上学？有几家不在省吃俭用？有几家孩子能通过正当渠道找到工作？有几个不是靠劳苦奔波、透支生命、造人白眼来维持起码的生计？
诬蔑毛泽东是抢劫老百姓的需要。不管“精英”如何振振有词天花乱坠，实际一切都是为了抢劫老百姓的私利需要所驱使。对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而言，捍卫毛泽东就是保护自己。看不透这点，以为毛泽东是毛泽东，老百姓是老百姓，对诬蔑毛泽东无动于衷听之任之，那到头来除了极少数能拱进吃人行列的“精英”之外，绝大多数人只能任人宰割，任人敲骨吸髓，任人把血肉榨干再牵着鼻子走上屠宰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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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声明：本人放弃对此文的版权。只要不违背本文主旨，任何人均可转贴，可散发，可抄袭，可复制，可被冒名顶替，可被任何媒体拿去用，可被任何人引用到任何文章中且不写出引文出处，本人分文不取。
附录：秦基伟回忆录节选：“坑道里面‘打老虎’”
“三反”运动还有一个名字，叫“打老虎”。贪污上万元的（折合人民币）叫“大老虎”，这是要枪毙的。贪污上千元的（折合人民币）叫“小老虎”，小老虎要坐牢。有的同志对政策界限把握不隐，把“打老虎”运动扩大到基层，因而出现一些“假老虎”。
“三反”运动后期，集中揭发和批判了官僚主义。我们召开党委扩大会，最初大家都觉得没什么意见好提，会开得寡淡无味。我是军长，党内职务又是党委书记，眼看运动冷冷清清，心里难免着急，就一次又一次地动员，发动大家给军党委提意见。
我费了很大劲，讲得口干舌燥，这才把大家积极性调动起来，开始给军党委提意见，我们的部队就这样，如同打仗，要么不打，要打火力就很猛。阵势摆开，首先拿我们当领导的开刀。
一些人指着台上说：“提什么？大老虎都在上面！官僚主义都坐在台上！”然后大家七嘴八舌。因为我是主要领导，所以火力主要冲着我，有说我官僚主义的，有说我多吃多占的，有说我爱跳舞的。什么叫多吃多占呢？那时候是供给制，从前管理处给点烟抽，这时候要算帐。解放战争时期，打过一些大城市，有时开会，有时同地方同志发生工作联系，到饭馆吃一顿，这时候也要算帐。有的部队还有人给他们的首长算出了“三机五皮”。所谓三机，就是收音机、照像机、留声机；五皮，就是皮鞋、皮帽子、皮大衣、皮手套、皮带。在朝鲜这样冬季寒冷的国家作战，首长的“五皮”是普遍的。新帐老帐一起算，该算的不该算的也一齐算，七算八算，“大老虎”就当上了。
我倒是不够“三机五皮”，但我有一件缴获美军的皮夹克，这件衣服熨贴合身，我穿上感觉很舒适，尤其是口袋很多、装烟装火柴装铅笔很方便。
军直属队开会的时候，文工团一位女同志递上来一张条子，上面写道：“一切缴获要归公，请军长把皮夹克脱下来给我们演戏用。”
我看了看，心想，穿件皮夹克，既不算贪污，也不算浪费。我的个性也是很倔的，所以对这张条子未作理睬。
当天会后，文工团员们就议论开了，有的说，军长态度不好，不接受批评。也有的说，不管怎样，军长下回肯定不敢穿这件衣服了。他们哪里想到，第二天开会，我仍然穿着那件皮夹克。
又有人递上来一张条子：“军长，请尊重群众的意见，把衣服脱下来！”我还是没脱。
还有我的警卫员，也给我提了一条意见。说：“原来我背一个洗脸盆，瓷都快掉光了，军长也不让换，艰苦朴素哇！可现在倒好，说换就换了。”
这次运动，历时二十五天，团以上领导都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许多人给我提了意见。多数意见是对的，少数意见是误解，也有个别不实事求是。不管意见提得对不对准不准，我都是虚心听着。第一，思想上没包袱。第二，绝不打击报复。给我提意见的同志不少是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有些还是在太行山时就在一起打仗的，他们很受我的信任，平时对我也非常尊重。他们提意见，无非一是觉得有意见要提，二是觉得运动中应该提。
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透明，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有意见提出来，一减一等于零，就没有意见了。有意见不提，积在心里，一加一等于二，积多了，就成了隔阂，上下就不团结了。
大家给我提意见，我也给大家提意见，互相帮助，互相洗脸，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确有益于政治上健康进步。而且有些同志提意见纯粹是出于完成任务，既然是运动，我们又反复动员，坐在会场上，不提两条，显得不合适。提上两条，有对的，也有不对的，完全可以理解。既然是运动嘛，不提意见还叫什么运动？彭老总动员我们对他开展批评，我们也是毫不客气的。平时见他都怕，逮住机会，捋他根把胡须也是件得意的事。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战争年代就像两面干干净净的镜子，把领导与被领导者的心都照得雪亮。当然，运动中也有一些过火行为。后来兵团副政委杜义德同志还专程赶到十五军，对一些不适当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给运动做了总结。“三反”过后，一位在我眼中很有才气的干部向我道歉说：“军长，我们年轻，平时老挨你熊，运动中头脑发热，讲了一些偏激的话，请你原谅。”我拍了他一掌，说：“什么偏激不偏激，在家跟父母还磨嘴皮子呐。既是运动，不提意见还叫什么运动？”这位同志笑了，一点也没背包袱，工作中一如既往，进步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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